我赶上了这个文学版面和文学作品供求关系倒置的美好时代。我这个小镇的牙医，不认识任何文学杂志的编辑，只知道杂志的地址，就将自己写下的短篇小说，寄到了一家又一家文学杂志。当时寄稿件不用花钱，只要在信封上剪去一个一角，表示邮资总付，让杂志社承担邮资。而且文学杂志如果不采用我的短篇小说，还会将稿件退回。我拿到自己的退稿后，第一个动作就是将信封拆开，翻过来，用胶水重新沾上，制作出另一个新的信封，在上面写下另一个文学杂志的地址，再扔进邮筒，当然我不会忘记剪掉一个角。
那时期我的几部短篇小说手稿，免费地在中国各个城市之间旅游，它们不断地回到我的身旁，又不断地被我送走。我手稿去过的城市，比我后来二十多年里去过的城市还要多。退稿都是一些又厚又沉的信封，当时我们家有一个小院子，邮局的投递员每次都是将我的退稿从围墙外面扔进来。厚厚的退稿掉在地上时发出很大的响声，坐在屋子里的父亲，不用起身到院子里去看看，就知道是什么东西扔进来了，他喊叫我的名字，大声说：“退稿啦！”
不久以后，文学版面和文学作品的供求关系，就朝着另一个方向变化了。随着有名的作家和尚未有名的作家如春暖花开般的愈来愈多，文学杂志的版面不再是嗷嗷待哺的婴儿，一眨眼工夫 就长成了美丽的姑娘，成为了疯狂追求和激烈竞争的目标。而文学也从辉煌的顶峰开始滑落，美好的光阴转瞬即逝了。杂志社对 “邮资总付”不堪重负，纷纷发布公告，一是作者寄稿件要自己贴邮票，二是杂志社不再退稿。
《北京文学》是我去过的第一家文学杂志的编辑部，一间大屋子里面沿墙摆满了办公桌，编辑们坐在那里安静地阅读来稿，他们的桌子上堆满了不知名作者的稿件，我看着他们用剪刀剪开信封，抽出里面的稿件仔细阅读。那时候我还没有发表过作品，当我的短篇小说陆续发表后的第二年，我再去几家文学杂志的编辑部时，完全是另外一番景象了。桌子上的来稿信封上都是写着编辑名字的，都是编辑们认识的作者寄来的稿件。而大量不知名作者的稿件被扔在废纸篓里，连信封都没有拆开，就让收集废品的人将它们搬走，当成废纸去出售，在造纸厂里变成了纸浆，再制造出新的稿纸。我当时意识到，已经没有编辑在认真阅让自由来稿了。
从那以后，一个热爱写作的年轻人，即使才华横溢，即使写下了优秀的作品，如果不认识某位文学编辑，就很难获得出版的机会。如此残酷的现实持续了很多年，直到网络文学在中国兴起，新兴的发表形式终于让有才华的年轻人可以破土而出了。
现在回想起当初的情景，我庆幸自己赶上了一个美好时代的尾声。如果我迟两年写小说的话，我想不会有编辑在堆积如山的自由来稿中发现我。那么此刻的我，仍然是在中国南方的小镇医院里，手握钢钳，每天拔牙长达八个小时。
我命运的改变，来自一九八三年十一月时候的一个电话。我所在的小镇刚刚进入冬天，这天下午快要下班的时候，一个遥远 的电话寻找到了我。
当时我们医院只有一部电话，放在楼下的挂号室里，是那种手摇的电话，透过总机转号，而我们全县也只有一个总机，在县邮电局里。我们医院负责挂号的同事，接到这个电话后，她跑到大街上，对着楼上我所在科室的窗户，喊叫我的名字，说有一个电话找我。
我下楼的时候以为是小镇上的某一位朋友打来的，约我晚上玩扑克牌什么的，可是当我拿起电话，听到了县邮电局总机小姐的声音，她告诉我说是一个来自北京的长途电话。我当时心脏一阵狂跳，感到伟大的事情马上就要发生了。那时候长途电话接通了还需要等待一些时候，当我们县里的总机小姐告诉我
有一个北京长途时，我估计这个电话刚刚接到上海，正沿着冬天里的电话线前往我所在的小镇，期间还要堵塞几次，我拿着电话等了差不多有半个小时。就在我充满希望又焦躁不安地等待之时，有几个从我们小缜上打进来的电话，要找医院里的其他几个同事接听电话，为此我火冒三丈，在电话里严肃地告诉对方： “不准你打这个电话。”电话那头传来诧异的声音：“为什么？” 我告诉他：“我正在等待一个中共中央的电话。”
北京来的长途电话终于接通了。我听到了周雁如的声音，她是一九八〇年代初期《北京文学》的实际主编。周雁如在电话里第一句话就是告诉我，她早晨上班时就挂出了这个长途电话，一直到下午快下班时才接通。她说：“我都失望了，准备明天再继续给你挂长途电话，没想到接通了。”我一生都不会忘记她当时的声音，说话并不快，可是让我感到她说得很急，她的声音清晰准确。她告诉我，我寄给《北京文学》的三个短篇小说都要发表， 其中有一篇需要修改一下，她希望我立刻去北京。她在电话里说，路费和住宿费由《北京文学》承担，这是我最关心的事，当时我每月的工资只有三十六元人民币。她又说我在改稿期间每天还有出差补助，最后她告诉我《北京文学》的地址——西长安街七号，告诉我出了北京站后应该坐十路公交车。她其实并不知道我是第一次出门远行，可是她那天说得十分耐心和仔细，就像是在嘱咐一个小孩，将所有的细节告诉了我。
我放下电话，决定第二天就坐上长途汽车去上海，再从上海坐火车去北京。可是我马上面临一个难题，就是如何去向我们的院长请假，我觉得他不会同意我去北京，因为他不知道我正在写小说。一个拔牙的突然说要去北京修改他的小说，这简直是天方夜谭。我没有当面去向他请假，而是写了一张请假条。
到了晚上，我敲开一位拔牙同事的家门，把请假条交给他，请他明天上班后再将请假条交给我们的院长。那时候我已经坐在去上海的长途汽车里了，他就是不同意也来不及了，生米已经煮成了熟饭。
可是我的这位拔牙同事有些胆小，他不敢将我的请假条交给院长，怕院长怪罪于他。他反复说，我应该自己去交请假条。我告诉他，我从北京改稿回来的时候，会给他带来著名的北京果脯，还有慈禧太后最爱吃的茯苓夹饼。我的拔牙同事一听说北京果脯和茯苓夹饼，就忍不住吞起了口水，这在当时是令人垂涎三尺的美食。他抵挡不住腐败的诱惑，同意在第二天我坐上了长途汽车以后，再将我的请假条交给我们院长。我的计策成功了，用今天的话来说，这叫行贿；用文革时期的话来说，这叫打出了一颗糖衣炮弹。
二十六年前我第一次到北京，住了差不多有一个月。周雁如要求我将小说的结尾修改一下，原来的结尾有些灰暗，她要我改成一个光明的结尾。我记得从未见过资本主义的她，对当时也未见过资本主义的我说：
“社会主义是光明的，只有资本主义才会有这样的灰暗。” 我两天就将稿子改完了，完全按照周雁如的要求去修改。对于当时的我来说，发表小说比什么都重要。别说是改出一个光明的结尾，就是从头到尾改得像太阳一样灿烂也没有问题。周雁如对我的修改十分满意，连声夸奖我聪明。然后告诉我，不要急着回去，趁这个机会在北京好好玩一玩。当时我不知道自己后来会定居北京，我觉得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就独自一人在北京冬天的寒风里到处游走。那时候中国还没有开发旅游业，我在故宫转悠了一天，只见到十多个游玩的人。到长城是坐长途客车去的，爬上八达岭长城，塞外的寒风吹在我脸上，就像是有几只手掌不停地掮我耳光一样。我在长城上只遇到一个游客，我爬向烽火台时，他正从上面下来，我向他打了一个招呼，建议他再和我一起爬上去，他连连摇头哆嗦地说：“太冷了。”
等我从寒风凛冽的长城下来，走进破旧的小车站，刚才见到的那个游客正缩在角落里，还在继续着他从长城带下来的哆嗦。回城里的长途汽车还没有到，我坐到他身旁，和他一起哆嗦起来。
今天的中国，到了旅游旺季，故宫里和长城上人山人海，看上去不像是在旅游，更像是在集会游行。
我玩遍了北京，然后向我的编辑王洁打听还有什么地方值得一玩？王洁每次说出一个地方，我都说已经去过了。王洁笑了，她说：“你应该回家了。”
王洁为我去买了火车票，然后坐在桌子前，拿着一枝笔为我算账，算完张，又到会计那里替我领了钱。我发现不仅改稿的两天有补助，连游玩的那些天也都有补助。当我坐上南下的火车时，我口袋里有七十多元人民币，这对当时的我是一笔巨款，让我厚颜无耻地觉得自己是天底下最富有的人。
王洁还给我开了一张证明，证明我在《北京文学》的改稿确有其事。当我回到海盐后，才知道这张证明是多么重要，当时我们小镇医院的院长见到我的第一句话就是：
“有没有证明？”
我从北京回家后，我们小小的海盐轰动了。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第一个去北京改稿的海盐人。我们县里的领导认为我是一个人才，他们觉得我不应该再拔牙了，应该去文化馆工作。就这样，经过了一番复杂的调动手续，我的调动函上盖了七、八个公章以后，我终于进入了梦寐以求的文化馆。我记得第一天到文化馆上班时，心想文化馆的人整天在大街上游玩，所以故意迟到了两个小时，结果发现自己竟然是第一个来上班的。我欣喜地告诉自己：“这地方来对了。”
这是社会主义留给我的最为美好的记忆。
几年前曾经有一位西方记者问我：“你当初为何要放弃富有的牙医生活，去从事贫穷的写作？”
这位西方记者不知道，当时的中国刚刚开始改革开放，仍然是社会主义大锅饭时期，只要是城镇的职工，不管从事什么样的工作，每个月的薪水都是一样的。我在文化馆工作是一个穷光蛋，做牙医也是一个穷光蛋。不同的是，牙医是一个辛苦的穷光蛋， 在文化馆工作是一个幸福自由的穷光蛋。
现在我已经拥有二十七年的写作历史，我可以说这样的话了：我热爱写作。每个人在其一生里都有无数的欲望和情感不能表达出来，现实环境和个人理智压制了它们。可是在写作的世界里，这些受到压制的欲望和情感可以充分表达出来。我觉得，写作有助于一个人的身心健康，可以让一个人的人生变得完整起来。或者说，写作会让一个人拥有两条人生道路，一条是现实的，另一条是虚构的。它们之间的关系就像是健康和疾病一样，一个强大起来的时候，另一个必然衰落下去。当我现实的人生道路愈来愈平淡之时，也就意味着我虚构的人生道路愈来愈丰富了。
潘卡吉•米什拉离开北京之后，在他伦敦的家中，也可能在他新德里的家中，或者在世界上某个我不知道的角落里，发来了 E-mail。他问我：“你早期的短篇小说充满了血腥和暴力，后来这个趋势减少了，为什么？”
回答这样的问题并不容易，不是因为没有答案，而是因为答案太多。我相信作为一位小说家的潘卡吉•米什拉，他知道我有很多的回答可以选择，我可以滔滔不绝地说上几天，把自己说得口干舌燥，然后发现自己仍然没有说完，仍然有不少答案在向我暗送秋波，期待着被我说出来。
经验告诉我，过多的答案等于没有答案，真正的答案可能只有一个。所以我决定只是说出其中的一个，我想可能是最重要的一个。至于是不是那个真正的答案？我不得而知。现在我又要说故事了，这是我的强项。很久以来，我始终有一个十分固执的想法，我觉得一个人成长的经历会决定其一生的方向。世界最基本 的图像就是这时候来到一个人的内心深处，如同复印机似的，一幅又一幅地复印在一个人的成长里。在其长大成人以后，不管是成功，还是失败；不管是伟大，还是平庸；其所作所为都只是对这个最基本图像的局部修改，图像的整体是不会被更改的。当然，有些人修改的多一些，有些人修改的少一些。我相信毛泽东的修改，肯定比我的多。
我觉得是自己成长的经历，决定了我在一九八〇年代写下那么多的血腥和暴力。文化大革命开始时，我念小学一年级；文化大革命结束时，我高中毕业。我的成长目睹了一次次的游行、一次次的批斗大会、一次次的造反派之间的武斗，还有层出不穷的街头群架。在贴满了大字报的街道上见到几个鲜血淋淋的人迎面走来，是我成长里习以为常的事情。这是我小时候的大环境，小环境也同样是血淋淋的。我的父母都是医生，我和哥哥是在医院里长大的，我们在医院的走廊和病房里到处乱窜，习惯了来苏儿的气味，习惯了嚎叫的声音和呻吟的声音，习惯了苍白的脸色和奄奄一息的表情，习惯了沾满血迹的纱布扔在病房里和走廊上。我们的父亲时常是刚刚给患者做完手术，手术服上和口罩上血迹斑斑，就在医院里到处走动，喊叫我们的名字，要我们立刻到食堂去吃饭。
当时医院的手术室是一间简陋的平房，有时候我和哥哥会趁着护士不在手术室门外的时候，迅速地长驱直入，去看看正在给病人进行手术的父亲，看到父亲戴着透明手套的手在病人肚子上划开的口子伸进去，扒拉着里面的肠子和器官。父亲发现我们兄弟两个站在一旁偷看手术过程时，就会吼叫一声：“滚出去！”我们立刻逃之夭夭。
然后在一九八六年至一九八九年，我突然写下了大面积的血 腥和暴力。中国的文学批评家洪治纲教授在二〇〇五年出版的《余华评传》里，列举了我这期间创作的八部短篇小说，里面非自然死亡的人物竟然多达二十九个。
这都是我从二十六岁到二十九岁的三年里所干的事，我的写作在血腥和暴力里难以自拔。白天只要写作，就会有人物在杀人，就会有人物血淋淋地死去。到了晚上我睡着以后，常常梦见自己正在被别人追杀。梦里的我孤立无援，不是东躲西藏，就是一路逃跑，往往是我快要完蛋的时候，比如一把斧子向我砍下来的时候，我从梦中惊醒了，大汗淋漓，心臓狂跳，半晌才回过神来，随后发出由衷的庆幸：
“谢天谢地！原来只是一个梦。”
可是天亮以后，当我坐在书桌前继续写作时，立刻好了伤疤忘了疼，在我笔下涌现出来的仍然是血腥和暴力。好像凡事都有报应，晚上我睡着后，继续在梦中被人追杀。这三年的生活就是这么的疯狂和可怕，白天我在写作的世界里杀人，晚上我在梦的世界里被人追杀。如此周而复始，我的精神已经来到崩溃的边缘，自己却全然不觉，仍然沉浸在写作的亢奋里，一种生命正在被透支的亢奋。直到有一天，我做了一个漫长的梦，以前的梦都是在自己快要完蛋的时候惊醒，这个梦竟然亲身经历了自己的完蛋。也许是那天我太累了，所以梦见自己完蛋的时候仍然没有被吓醒。就是这个漫长的梦，让一个真实的记忆回来了。
先来说一说这个真实的记忆。文革时期的小镇生活虽然不乏暴力，可是十分的枯燥和压抑。在我的记忆里，一旦有犯人被枪毙，整个小镇就会像过节一样热闹。我在本文的前面已经叙述过，当时所有的审判都是透过公判大会来完成的。等待判刑的犯人站 在中间，犯人胸前都挂着大牌子，牌子上写着他们所犯下的罪行，反革命杀人犯、强奸杀人犯和盗窃杀人犯等等。在犯人的两旁一字排开陪斗的地主和右派，还有历史反革命和现行反革命。犯人低头弯腰站在那里，听着一个个慷慨激昂的声音对自己长篇大论的批判，批判稿的最后就是判决词。
我生活的小镇在杭州湾畔，每一次的公判大会都是在县中学的操场上进行。中学的操场挤满了小镇的居民，挂着大牌子的犯人站在操场的主席台前沿，后面坐着县革命委员会的成员，通常是由县革命委员会指定的人站在麦克风前，大声念着批判稿和最后的判决词。如果有犯人被五花大绑，身后又有两个持枪的军人威风凛凛，那么这个犯人一定会被判处死刑。
我从童年开始就站在中学的操场上了，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公判大会，听着高音喇叭里出来的激昂的声音，判决书其实是很长的批判稿，前面的部分都是毛泽东说过的话和鲁迅说过的话，其后的段落大多是从《人民日报》上抄下来的，冗长乏味，我每次都是两条腿站立的酸痛了，才会听到那个犯人是什么罪行。最后的判决词倒是简明扼要，只有八个字：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文革时期的中国，没有法院，判刑后也没有上诉，而且我们也没有听说过世界上还有一种职业叫律师。一个犯人被公判大会判处死刑以后，根本没有上诉的时间，直接押赴刑场执行枪决。
当“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声音响过之后，台上五花大绑的犯人立刻被两个持枪的军人拖了下来，拖到一辆卡车上，卡车上站立着两排荷枪实弹的军人，其气势既庄严又吓人。卡车向着海边行驶，后面是上千的小镇居民蜂拥跟上，或骑车或奔跑，黑 压压地涌向海边。我从童年到少年，不知道目睹了多少个判处死刑的犯人，他们听到对自己的判决那一刻，身体立刻瘫软下来，都是被两个军人拖上卡车的。
我曾经近在咫尺地看到一个死刑犯人被拖上卡车的情景，我看到犯人被捆绑在身后的双手，可怕的双手，由于绳子绑得太紧，而且绑的时间也太久，犯人两只手里面的血流早已中断，犯人的双手不再是我们想象中的苍白，而是发紫发黑了。后来的牙医生涯让我具有了一些医学知识，我才知道这样发紫发黑的手已经坏死。那个犯人在被枪毙之前，他的双手已经提前死亡。
枪毙犯人是在海边的两个地方，我们称之为北沙滩和南沙滩。我们这些小镇上的孩子跟不上卡车，所以我们常常事先押宝，上次枪毙犯人是在北沙滩，这次就有可能在南沙滩了。当公判大会刚刚开始，我们这些孩子就向着海边奔跑了，准备抢先占据有利位置，当我们跑到南沙滩，看到空无一人，就知道跑错地方了，再往北沙滩跑已经来不及了。
有几次我们几个孩子跑对了沙滩，近距离观看了枪毙犯人。这是我童年时最为震颤的情景，荷枪实弹的军人站成一个圆形，阻挡围观的人群挤过去，一个执行枪决的军人往犯人的腿弯处踢上一脚，犯人立刻跪在了地上，然后这个军人后退几步，站在鲜血溅出的距离之外，端起了步枪，对准犯人的后脑，“砰”地开出一枪。我感到，一颗小小子弹的威力超过一把大铁锤，一下子就将犯人砸倒在地。执行枪决的军人在开出一枪后，还要走上前去，检査一下犯人是否已经死亡？如果没有死亡，还要补上一枪。当军人将犯人的身体翻转过来时，我就会看到令我全身发抖的情景，子弹从后脑进去时只是一个小小的洞眼，从前面出来后，犯人的前额和脸上破碎不堪，前面的洞竟然像我们吃钣用的 碗那么大。
接下来让我的讲述回到那个漫长和可怕的梦，也就是我亲身经历自己如何完蛋的梦。这个梦发生在一九八九年底的某个深夜，睡梦中的我被绳子五花大绑，胸前挂着大牌子，站在我们县中学操场的主席台前沿，我的身后站着两个持枪的军人，我的两旁站着陪斗的地主、右派和反革命分子，那个我前面说到的小镇名流黑笔杆子倒是没有出现在我的梦里。我梦中的台下挤满了乌云般的人群，他们的声音彷佛雨点般地响着。我听着高音喇叭里响着一个庄严的批判声，那个声音在控诉我的种种罪行，我好像犯下了很多不同种类的杀人罪，最后是判决的八个字：
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话音刚落，一个持枪的军人从后面走到我的身旁，慢慢举起了他手中的步枪，对准了我的脑袋，我感觉枪口都顶到了我的太阳穴。接着我听到了“砰”的一声枪响，我知道这个军人开枪了。梦中的我被击倒在台上，奇怪的是我竟然站了起来，而且还听到台下嗡嗡的人声。我觉得自己的脑袋被子弹搫空了，像是砸了一个洞的鸡蛋，里面的蛋青和蛋黄都流光了。梦中的我顶着一个空蛋壳似的脑袋，转过身去，对着开枪的军人大发雷霆，我冲着他喊叫：“他妈的，还没到沙滩呢！”
然后我从梦中惊醒过来，自然是大汗淋漓和心脏狂跳。可是与以前从驱梦中惊醒的情景不一样，我不再庆幸自己只是做了一个梦，我开始被一个回来的记忆所纠缠。中学的操场，公判大会，死刑犯人提前死亡的双手，卡车上两排荷枪实弹的军人，沙滩上的枪决，一颗子弹比一个大铁锤还要威力无穷，死刑犯人后脑精致的小洞和前额破烂的大洞，沙滩上血迹斑斑……可怕的 情景一幕幕在我眼前重复展现。
我扪心自问，为何自己总是在夜晚的梦中被人追杀？我开始意识到是白天写下太多的血腥和暴力。我相信这是因果报应。于是在那个深夜，也可能是凌晨了，我在充满冷汗的被窝里严肃地警告自己：“以后不能再写血腥和暴力的故事了。”
就这样，我后来的写作像潘卡吉•米什拉在E-mail中所说的那样：血腥和暴力的趋势减少了。
现在，差不多二十年过去了。回首往事，我仍然心有余悸。我觉得二十年前的自己其实走到了精神崩溃的边缘，如果没有那个经历了自己完蛋的梦，没有那个回来的记忆，我会一直沉浸在血腥和暴力的写作里，直到精神失常。那么此刻的我，就不会坐在北京的家中，理性地写下这些文字；此刻的我，很有可能坐在某个条件简陋的精神病医院的床上，面对巨大的黑暗发呆。
有时候，人生和写作其实很简单，一个梦，让一个记忆回来了，然后一切都改变了。
鲁迅
二〇〇六年五月的一天，我坐在井然有序的哥本哈根机场的候机厅里，准备转机前往奥斯陆。身旁不同国家的人在用不同的语言小声说话，我的目光穿越明亮的落地玻璃窗，停留在窗外一架挪威航空公司飞机的尾翼上。我被尾翼上一个巨大的头像所吸引，我知道自己过会儿就要乘坐这架飞机前往奥斯陆。为了消磨时光，我心里反复思忖：飞机尾翼上的头像是谁？
我的思维进入了死胡同，身体一动不动。我有似曾相识之感，他的头发有点蓬松有点长，他的鼻子上架着一付老式的圆型眼镜。
开始登机了，我起身走向登机口。然后我坐到挪威航空公司航班临窗的座位上，继续想着尾翼上巨大的头像。我总觉得曾经见过他，可他究竟是谁？
就在飞机从跑道上腾空而起的剎那间，我的思维豁然开朗，我想起来他是谁了。同样的头像就在一本中文版的《培尔•金特》（PeerGynt），他是易卜生。看着窗外下面的哥本哈根逐渐远去，我不由笑了起来，心想这个世界上有过很多伟大的作家，可是能在天上飞来飞去的作家恐怕只有易卜生了。
我降落在易卜生逝世一百周年之际的奥斯陆，绵绵细雨笼罩着奥斯陆的大街，印有易卜生头像的彩旗飘扬在大街两旁，彷佛两行头像的列队，很多个易卜生从远到近，在雨中注视着我，让我感到他圆型镜片后面的目光似乎意味深长。我在奥斯陆的第一 次用餐，就在易卜生生前经常光顾的一家餐馆里。餐馆散发着我在欧洲已经熟悉的古老格调，高高的屋顶上有着精美的绘画，中间有着圆型柱子。作为纪念活动的一部分，餐馆进门处摆放着一只小圆桌，桌上放着一顶黑色礼帽，旁边是一杯刚刚喝光的啤酒，玻璃杯上残留着啤酒的泡沫。一把拉开的椅子旁放着一支拐杖。这一切象征着易卜生正在用餐。
此后的三天里，我没有再次走入这家餐馆。可是我早出晚归之时，就会经过这家餐馆。每次我都会驻足端详一下里面属于易卜生的小圆桌，黑色礼帽和拐杖总是在那里，椅子总是被拉开。我发现了有关易卜生纪念活动里的一个小小细节，早晨我经过时，小圆桌上的玻璃杯里斟满啤酒；晚上我回来时，酒杯空了，玻璃杯上沾着一点啤酒泡沫。于是，我拥有了美好的错觉，一百年前逝世的易卜生，每天都在象征性地看着一位中国作家的早出晚归，象征性地思忖：“这个中国人写过什么作品？”
我想起了我们的鲁迅。易卜生的名字最早以中文的形式出现，是在鲁迅的《文化偏至论》和《摩罗诗力说》里。这是两篇用文言文叙述的文章，发表在一九〇八年的《河南》月刊上，易卜生去世将近两年了。一九二三年，鲁迅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发表了著名的演讲《娜拉走后怎样》。鲁迅在演讲里说：“走了以后怎样？易卜生并无解答；而且他已经死了。即使不死，他也不负责解答的责任。”然后鲁迅以一个读者的身分给予解答：娜拉走后“不是堕落，就是回来……还有一条，就是饿死了。”鲁迅认为，妇女要摆脱任人摆布的地位必须获得与男人平等的经济权。鲁迅在此用他冷嘲热讽的语调说道：“钱这个字很难听，或者要被高尚的君子们所非笑，但我总觉得人们的议论是不但昨天和今天，即使饭前和饭后，也往往有些差别。凡承认饭需要钱买， 而以说钱为卑鄙者，倘能按一按他的胃，那里面怕总还有鱼肉没有消化完，须得饿他一天之后，再来听他发议论。”
挪威航空公司飞机尾翼上巨大的易卜生头像，以及这样的头像缩小后又飘扬在奥斯陆的大街上，让我感受到了易卜生在挪威的特殊地位。当然这位伟大的作家在世界的很多地方都有着崇高的地位，可是我隐约有这样的感觉，“易卜生”在挪威不只是一个代表了几部不朽之作的作家的名字，“易卜生”在挪威可能是一个词汇了，一个已经超出文学和人物范畴的重要词汇。
就像我小时候的“鲁迅”，我所说的是文化大革命时期的“鲁迅”。那时的“鲁迅”不再是一个作家的名字，而是一个在中国家喻户晓的词汇，一个包含了政治和革命内容的重要词汇。于是，我在奥斯陆大学演讲时，讲起了我和鲁迅的故事。
文革是一个没有文学的时代，只是在语文课本里尚存一丝文学的气息。可是我们从小学到中学的课本里，只有两个人的文学作品。鲁迅的小说、散文和杂文，还有毛泽东的诗词。我在小学一年级的时候，十分天真地认为：全世界只有一个作家名叫鲁迅，只有一个诗人名叫毛泽东。
我想，鲁迅应该是过去那个时代里最具批判精神的作家。一九四九年共产党获得政权以后，新社会开始了，同时需要对此前的旧社会进行无情的鞭挞，于是鲁迅那些极具社会批判意义的作品成为了共产党手中挥舞的鞭子。我们从小就被告知，万恶的旧社会是一个“吃人”的社会，其证据就是来自于鲁迅的第一部短篇小说《狂人日记》，虚构作品中一个疯子“吃人”的呓语被当时的政治需求演绎成了真实的社会现状。语文课本里鲁迅的其他 作品《孔乙己》、《祝福》和《药》等等，无一例外地被解读成了揭露旧社会罪恶的范本。一当然，毛泽东对鲁迅的欣赏至关重要，让其名声在后来的新社会里飞黄腾达，享受到了三个伟大一伟大的文学家、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这位一九三六年去世的作家，其影响力在一九六六年开始的文革时代达到了顶峰，仅次于毛泽东。可以说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那时候几乎每篇文章，无论是出现在报纸上广播里，还是出现在街头的大字报上，都会在毛泽东的语录之后，引用鲁迅的话。人民群众的批判文章里要用鲁迅的话，地富反坏右交代自己罪行的材料里也要用鲁迅的话。“毛主席教导我们”和“鲁迅先生说”已经成为当时人们的政治口头禅。
有趣的是，文革时期“先生”这个词汇也被打倒了，是属于封建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坏东西。鲁迅破例享受了这个封建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待遇，当时全中国只有鲁迅一个人是先生，其他人都是同志，要不就是阶级敌人。
这时候的“鲁迅”，已经不再是那位生前饱受争议的作家，他曾经遭受到的疾风暴雨般的攻击早已烟消云散，彷佛雨过天晴一样，这时候的“鲁迅”光辉灿烂了。“鲁迅”已经从一个作家变成了一个词汇，一个代表着永远正确和永远革命的词汇。
我有口无心地读着语文课本里鲁迅的作品，从小学让到高中，读了整整十七年，可是仍然不知道鲁迅写下了什么？我觉得鲁迅的作品沉闷、灰暗和无聊透顶。除了我在写批判文章时需要引用鲁迅的话，其他时候鲁迅的作品对我来说基本上是不知所云。也就是说，鲁迅作为一个词汇时，对我是有用的；可是作为一个作家的时候，让我深感无聊。因此，我小学和中学的往事里没有鲁迅的作品，只有“鲁迅”这个词汇。
在我的文革岁月里，我曾经充分利用过“鲁迅”这个强大的词汇。我成长的经历里除了革命和贫穷，就是无休无止的争论。争论是我童年和少年时期的奢侈品，是贫困生活里的精神食粮。
我小学时和一位同学有过一个争论：太阳什么时候离地球最近？这位同学认为是早晨和傍晚，因为那时候的太阳看上去最大。我认为是中午，因为中午的时候最热。我们两个人不知疲惫地开始了马拉松式的争论，每天见面时，都是陈述自己的理由，然后驳斥对方的观点。这样的废话说了不知道有多少遍以后，我们触开始寻求其他人的支持。他拉着我去找他的姊姊，他姊姊听完了我们两方的理由后，马上站到了他的立场上。这个当时还没有发育的女孩一边踢着毽子一边说：“太阳当然是早晨和傍晚离地球最近。”
我不甘失败，拉着他去找我的哥哥。我哥哥自然要维护自己的弟弟，他向我的同学挥了两下拳头，威胁他：
“你再敢说早晨和傍晚最近，小心老子揍你。”
我对哥哥的回答方式深感失望，我需要的是真理，不是武力。我们两个又去找了其他年龄大一些的孩子，有支持他的，也有赞成我的，始终难分胜负。我们之间的争论长达一年时间，小镇上年龄大一些的孩子都被我们拉出来当过几次裁判，连他们都开始厌烦了，只要看到我们两个争吵地走向他们，他们就会吼叫：“滚开！”
我们只好将唾沫横飞的争论局限在两个人的范围里。后来他有了新的发现，开始攻击我的“热”理论，他说如果用热作为标准的话，那么太阳是不是夏天离地球近，冬天离地球远？我反驳他的“视觉”理论，如果用看上去大小作为标准，那么太阳在雨 天是不是就小的没有了？
我们继续争论不休，直到有一天我搬出了鲁迅，一下子就把他打垮了。我在情急之中突然编造了鲁迅的话，我冲着他喊叫： “鲁迅先生说过，太阳中午的时候离地球最近！”
他哑口无言地看了我一会儿，小心翼翼地问：“鲁迅先生真的说过这话？”“当然说过，”我虽然心里发虚，嘴上仍然强硬， “难道你不相信鲁迅先生的话？”
“不是的，”他慌张地摆了摆手，“你以前为什么不说呢？” 我一不作二不休，继续胡编乱造：“以前我不知道，是今天早晨在广播里听到的。”
他悲伤地低下了头，嘴里喃喃地说道：“鲁迅先生也这么说，肯定是你对了，我错了。”
就这么简单，他不遗余力地捍卫了一年的太阳距离观点，在我虚构的鲁迅面前立刻土崩瓦解了。此后的几天里，他沉默寡言，独自一人品尝失败的滋味。这是文革时代的特征，不管是造反派之间或者红卫兵之间的争论，还是家庭
妇女之间的吵架，最终的胜利者都是拿出某一句毛泽东说过的话，然后一锤定音，结束争论和吵架。当时我本来是想编造一句毛泽东的话，可是话到嘴边还是胆怯了，不由自主地把“毛主席教导我们”改成了“鲁迅先生说”。日后即便被人揭露出来，被打倒了，成为小反革命分子，也会罪轻一等。
进入初中以后，我和这位同学开始了另一场旷日持久的争论。我们讨论起了原子弹的威力，他说如果把世界上所有的原子弹捆绑到一起爆炸的话，地球肯定会粉身碎骨似的毁灭；我不同 意，我说地球的表面会被摧毁，但是地球不会因此破碎，地球仍然会正常地自转和公转。
我们从讨论的层面进入到了争论的层面，而且争论不断升级和扩大，两个人在学校里整天声嘶力竭地辩论，然后像竞选似的，各自去拉拢其他男同学。有支持他的，也有支持我的，当时初一年级里的男生们分成了地球毁灭和不毁灭两大阵营。时间一久，我们的男同学们厌倦了这样的争论，只有我们两个人继续在争论里乐此不疲。男同学们为此给予我们一个共同的绰号：“这两个地球。”
有一天我们打篮球的时候也争论起来，我们已经争论了几个月了，我们都觉得应该结束这场争论了。我们就在篮球场上做出决定，去找化学老师，让她给出一个权威的答案。我们一边争论一边走去，他忘记了手里抱着篮球，后面打球的几个同学急了，冲着我们喊叫：
“喂，喂，两个地球，把篮球还给我们。”
我们要去请教的化学老师是新来的，来自北方的一个城市，是一位三十多岁的女性，我们觉得她很洋气，因为她说着一口标准的普通话。不像其他老师，课上课下都只会说本地土话。我们在年级的教研室里找到了她，她耐心地听完我们各自的观点后，十分严肃地说：
“全世界人民都是爱好和平的，怎么可能把原子弹捆绑在一起爆炸？”没想到这位洋气的化学老师给我们耗时几个月的争论来了一个釜底抽薪，让我们措手不及。我们两个人傻乎乎地走出了初中年级教研室，又傻乎乎地互相看了一会儿，然后同时骂了一声：“他妈的！”
接下去我们继续争论，都是一副誓不罢休的模样。我终于再次被逼急了，故伎重演地喊叫起来：
“鲁迅先生说过，即使将全世界的原子弹绑在一起爆炸，也毁灭不了我们的地球。”
“又是鲁迅先生说？”他满腹狐疑地看着我。
“你不相信？”我那时候是死猪不怕开水烫了，“难道我是在编造鲁迅先生护话？”
我坚定的神态让他退却了，他摇摇头说：“你不敢，谁也不敢编造鲁迅先生的话。”
“我当然不敢。”我心虚地说道。
他点点头说：“这『即使』确实很像是鲁迅先生的语气。”“什么叫很像？”我乘胜追击，“这就是鲁迅先生的语气。”然后，我的这位同学垂头丧气地走去了。他可能百思不得其解：鲁迅先生为何总是和他作对？不过几个月以后，我把自己吓出了一身冷汗。我突然发现了一个巨大的破绽，鲁迅是一九三六年去世的，第一颗原子弹在日本广岛爆炸的时间却是一九四五年。我胆战心惊了好几天以后，主动去向这位同学认错，我对他说：
“我上次说错了，鲁迅先生的原话里不是说原子弹，是说炸弹。他说，即使全世界的炸弹绑在一起爆炸……”
我同学的眼睛立刻明亮了，他扬眉吐气地说：“炸弹怎么可以和原子弹比呢！”
“当然不能比，”为了蒙混过关，我只好承认他的观点是对的，“你说得对，如果世界上的原子弹捆绑在一起爆炸的话，地 球肯定被炸得粉身碎骨。”
我和这位同学从小学到初中的两次马拉松式的争论，最终结果是一比一。这个结果没有意义，争论也没有意义，有意义的是由此引出了一个事实，就是作为一个词汇的“鲁迅”，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实在是威力无穷。
我和鲁迅的故事还在演绎，接下去是我一个人的鲁迅了。我过去生活中有过一些疯狂的经历，其中之一就是我曾经将鲁迅的短篇小说《狂人日记》谱写成歌曲。
那时候我是一名初二的学生，应该是一九七四年，文革进入了后期，生活在愈来愈深的压抑里一成不变地继续着。我在上数学课的时候去打篮球，上化学课或者物理课时在操场上游荡，无拘无束。然而课堂让我感到厌倦之后，我又开始厌倦操场了，我愁眉苦脸不知道如何打发日子，无所事事的自由让我感到了无聊。这时候我发现了音乐，准确的说法是我发现了简谱，于是在像数学课一样无聊的音乐课里，我获得了生活的乐趣，激情回来了，我开始作曲了。
我并不是被音乐迷住了，而是被简谱迷住了。我不知道是出于什么原因，可能是我对它们一无所知。不像我翻开那些语文和数学的课本时，我有能力去读懂里面正在说些什么。可是那些简谱，我根本不知道它们在干什么，我只知道那些革命歌曲一旦印刷下来就是这副模样，稀奇古怪地躺在纸上，暗暗讲述着声音的故事。无知构成了神秘，神秘变成了召唤，召唤勾引出了我创作的欲望。
我丝毫没有去学习这些简谱的想法，直接就是利用它们的形状开始了我的音乐写作，这肯定是我一生里唯一的一次音乐写作。我第一次音乐写作的题材就是鲁迅的短篇小说《狂人日记》，我先将鲁迅的小说抄写在一本新的作业簿上，然后将简谱里的各种音符胡乱写在文字的下面，我差不多写下了这个世界上最长的一首歌，而且是一首无人能够演奏，也无人有幸聆听的歌。
这项工程消耗了我很多天的热情，我把作业簿写满了，也把自己写累了。这时候我对音乐的简谱仍然是一无所知，虽然我已经拥有了整整一本作业簿的音乐作品，可是我朝着音乐的方向没有跨出半步，我不知道自己胡乱写上去的乐谱会出现什么样的声音，只是觉得看上去很像是一首歌，我就心满意足了。
我十分怀念那本早已遗失了的作业簿，怀念《狂人日记》这首世界上最长的歌曲，里面混乱的简谱记载了胡乱的节拍和随心所欲的音符。也记载了我在文革后期的生活状态，那是一种窒息的压抑、无聊的自由和空洞的话语相互交往的生活。为什么我会选择《狂人曰记》？我也不知道。我所知道的是，《狂人曰记》之后，我再也找不到更适合我作曲的文学题材了。于是，我只好去对付那些数学一方程式和化学反应式。接下去的日子里，我又将数学方程式和化学反应式也谱写成了歌曲，写满了另外一本作业簿。同样是胡乱的节拍和随心所欲的音符，如果演奏出来，我相信这将是这个世界上从未有过的声音。地狱里可能有过，我曾经设想过那是什么样的声音？我当时的想象里立刻出现了鬼哭狼嚎的声音。我也有过侥幸的想法，我也许偶尔瞎猫逮住了死耗子，阴差阳错地写下了几个来自天堂的美妙乐句。
现在回首往事，似乎有了我为何选择《狂人日记》的答案：我当初谱曲的方法，可以说是另外一个狂人的日记。
文革结束以后，我曾经十分好奇毛泽东对鲁迅的欣赏。我想，这两个人在心灵上可能有一条秘密通道，虽然有着生死之隔，他们仍然能够迅速地互相抵达。毛泽东和鲁迅似乎都有着坚强的心灵和永不安分的性格。毛泽东赞扬鲁迅的“硬骨头精神”，其实毛泽东也是硬骨头，他和当时比中国强大的美国和苏联抗衡时毫不示弱。而且这两个人在思想深处都是彻底的和极端的，他们对儒家的中庸之道都表现出了深恶痛绝。
任何伟大的作家都需要伟大的读者，鲁迅拥有一个强大的让者毛泽东，这可能是鲁迅的幸运，也可能是鲁迅的不幸。文革时期的“鲁迅”，从一个作家的名字变成了一个时髦的政治词汇之后，他深刻和妙趣横生的作品也被教条主义的阅读所淹没。在那个时代里，人人张口闭口都是“鲁迅先生说”，其亲热的语气好像当时所有的中国人都和鲁迅沾亲带故似的，可是很少有人像毛泽东这样理解鲁迅。因此，文革时期的鲁迅虽然名声达到顶峰，可是真正的读者却寥寥无几，“鲁迅先生说”只是一个时代在起閧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