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寨手机风行中国之后，山寨数码相机、山寨MP、山寨游戏机等盗版和仿制产品蜂拥而至，随即山寨品牌迅速扩大到方便面、饮料、牛奶、药品、洗衣粉和运动鞋……然后山寨一词立刻深入到中国人生活的各个方面。山寨明星、山寨电视节目、山寨广告、山寨流行歌曲、山寨春节联欢晚会、山寨神舟七号飞船、山寨鸟巢国家体育场等纷纷透过网络登台亮相，各显神通，红极一时。
山寨明星就是模仿秀，有点像山寨版毛泽东的闹剧。有所不 同的是，山寨毛泽东要求形似，而山寨明星只是强调神似。虽然长相不同，只要模仿出某一位明星的神态和声音，也能达到引人注目的效果。有的山寨版的明星，随着自己的声名鹊起，不再仅仅满足于神似正版的明星，还要形似正版明星，不惜花费金钱和忍受手术的痛苦，去进行整容，期望自己和被模仿的正版明星如同双胞胎一样。野心勃勃地要将自己从山寨版升级为正版，再将原来的正版PK成山寨版。
山寨流行歌曲和山寨电视节目更是五花八门，既是模仿也是恶搞。随意篡改流行歌曲的歌词，将庄严的改成滑稽的，将优美的改成粗俗的等等，演唱时也是诚故意走调。而以网络视频方式出现的山寨电视节目，时常是对官方电视节目的嘲浏讽。
CCTV每晚七点的《新闻联播》因为其僵化和教条，成为了网上山寨电视节目恶搞的热门目标。有一个山寨版《新闻联播》在网络播出时，网民们看到了两个完全陌生的主播，这两个山寨主播利用毒奶粉事件，首先用《新闻联播》一贯的庄重语调声称，原来的主播因为喝了三鹿奶粉中毒了，正在医院里抢救，所以临时换成他们两个来主持今天的《新闻联播》。
除了恶搞官方的电视新闻节目，网络上出现了几个版本的《山寨新闻》，尖锐地触及到了敏感的社会问题，在一些官方媒体支支吾吾之时，《山寨新闻》直言不讳，在真实的报导之后，更多的是嬉笑怒骂和冷嘲热讽的评论。
嬉笑怒骂和冷嘲热讽是《山寨新闻》的鲜明风格。毒奶粉事件揭发出来后，不仅石家庄三鹿集团生产的婴幼儿奶粉里的三聚氰胺含量严重超标，很多其他的乳制品企业生产的婴幼儿奶粉也或多或少地超出标准，中国整个乳制品行业因为三鹿奶粉而遭受 重创。国产奶粉无人问津，很多人不再喝牛奶。《山寨新闻》在评论这起事件时，假冒其他受到牵涉而出现巨大亏损的乳制品企业，来调侃三鹿集团：
“我们是在奶粉里放入一些三聚氰胺，你们是在三聚氰胺里放入一些奶粉。他妈的，你们比我们还要缺德。”
去年八月，北京奥运会开幕式成功之后，中国的官方媒体一片歌颂之词，骄傲地声称如此辉煌的奥运会开幕式，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山寨新闻》也这么说，只是将语调变成了嘲讽，《山寨新闻》评论道：
“这样辉煌的奥运会开幕式，过去没有，今后也不会再有。为什么？因为有这么多人的国家，没有这么多的钱；有这么多钱的国家，没有这么多的人；既有这么多钱又有这么多人的国家，没有这么多的权。”
CCTV每年的春节联欢晚会是艺人们一夜出名的最佳时机。一个不错的女歌手平时演唱一个晚上只能挣到一千元人民币，如果她上了春节联欢晚会，立刻身价倍增，从此以后唱一首歌就是几万元人民币的收入。于是能不能登上春节联欢晚会的舞台，成为很多艺人你死我活的战场。这些艺人各显神通，请商人为自一己出钱，请领导为自己写纸条，钱色交易和权色交易因此络绎不绝。春节联欢晚会愈来愈臃肿，导演们头疼不已，为了平衡各种利益，节目愈来愈多，歌手的独唱少了，合唱的组合一年比一年多。
前几年流传过一个笑话，CCTV的某位领导决定给春节联欢晚会减肥，心想为了保证晚会的艺术质量，必须得罪一些人了。这位领导将一抽屉的纸条倒在桌子上，一张一张拿起来仔细察 看，看看纸条上的重要人物签名，这个不敢得罪，那个也不敢得罪。最后敢于得罪的纸条只有三张，都是他自己写给导演的。他将自己亲手写的三张纸条拿了出去，继而一想：“凭什么得罪我自己？”又将自己的三张纸条放了回去。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山寨版春节联欢晚会与CCTV的正版晚会同时在大年三十的晚上播出。二〇〇九年，就有十多台山寨版春节联欢晚会在网络视频播出。山寨版春晚的组织者在春节临近之时，纷纷推出他们的山寨广告。山寨春晚指挥车行驶到街道上；在城市的广场上举行山寨春晚的新闻发布会；手举写满山寨春晚广告词的废纸箱子行走在闹市区。有关山寨春晚的广告词也是五花八门，有一幅广告上用毛泽东的笔迹写着：
“人民春晚人民办，办好春晚为人民。”
一些早已厌倦了CCTV春节联欢晚会的观众，尤其是年轻的观众，到了大年三十的晚上，他们就会关掉电视，打开计算机，边吃边喝地在网络上欣赏起了由草根们制作的山寨春节联欢晚会。
我们由此可以看到山寨现象在今日中国具有的某些积极的意义，从这个角度来看，山寨现象是草根文化向精英文化发出的挑战，也是民间对官方发出的挑战，弱势人群对强势人群发出的挑战。
一九八九年的天安门事件已经过去二十年了，从今天的角度来看，天安门事件对中国社会最大的影响就是政治体制改革的停滞不前。公正地说，从一九八〇年到一九八九年期间，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的步伐虽然落后于经济体制的改革，可是毕竟是在改革之中。一九八九年天安门事件以后，政治体制改革的停滞，经 济却开始了飞速的发展。这是令人匪夷所思的，我们因此置身于一个充满了矛盾的现实里：一边是保守，另一边是激进；一边是政治权力的集中，另一边是经济铺利益的开放；一边是教条主义，另一边是无政府主义；一边是循规蹈矩，另一边是放荡不羁…… 过去的二十年，我们的发展是片面的，不是全面的发展。这样的片面发展，已经伤害到了社会应有的健康。
我想，山寨现象之所以风起云涌地出现，从社会学的意义上来说，这是中国社会片面发展的必然结果。社会矛盾的普遍和尖锐，引发了世界观和价值观的混乱，然后催生了山寨现象。山寨现象可以说是多种多样的社会情绪日积月累以后，突然间释放了出来，然后不断演绎成了反权威、反主流和反垄断的闹剧似的社会革命。如果用行为艺术作为比喻，山寨现象来势之迅猛，规模之巨大，彷佛整个国家都沦陷到了山寨的行为艺术之中。
北京奥运会前夕的奥运圣火传递来到中国境内后，圣火传递的城市都是官方认真选择的，每一个火炬传递者也是政府官员精心挑选出来的。虽然粍资巨大，可是被选中的城市都深感荣耀，每一个被选中的火炬手也是十分自豪。河南辉县的一个小山村显然无此荣耀，可是他们举办了一场山寨版奥运圣火传递。村民手拿自制的简易火炬互相传递，每一个村民都有资格参加，无须经过政府有关部门的批准。他们神情自豪，他们对祖国的热爱丝毫不亚于正版的火炬传递者。河南县的山寨奥运圣火传递的视频上传到网上，网民们的喝彩声不绝于耳。
由于西方不断批评中国的环境污染问题，中国政府特意将北京奥运会定义为绿色奥运。可是，中国境内正版的圣火传递没有让我感受到奥运是绿色的。正版火炬手在警车开道和人群夹道里慢跑传递，正版的奥运圣火传递结束后，这个城市的街道上就会 留下许多的垃圾。
河南辉县那个小山村里的山寨版圣火传递，反而让我真正感受到了绿色奥运。没有汽车尾气，没有拥挤人群呼出的二氧化碳，村民们手持简易火炬，在风和日丽之时，奔走在山花烂漫的春天景色里。
山寨现象在今日中国已经是无孔不入。长期以来一直是禁区的政治领域也遭受了山寨的入侵。在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的两会期间，一位四川宜宾人自称是“山寨全国人大代表”，并且在网上提出他的议案，涉及到保险、农民养老、个人所得税等方面。这位“山寨全国人大代表”希望自己的建议能通过网络让大家看到。他的当选充满了黑色幽默，他声称为了更好地参政议政，他们家召开了家庭选举大会，他是家里选出来的“山寨全国人大代表”，而且是全票通过。这是对政府精心考察以后挑选出来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的小小讽剌。虽然只是一个家庭会议的选举结果，然而这位山寨版的人大代表比那些正版的人大代表更能显示选举的民主性，家庭成员们投出的是发自内心的赞成票，而不是被官方指定的赞成票。
还有更加胆大妄为的事例，竟然有人利用山寨的方式，将中国最为严肃的政治体制拉入到放荡的色情行业里。
去年我在网上看到一则令人目瞪口呆的消息，在中国南方某个城市里，有一处色情场所，生意极为兴旺。里面卖淫的小姐们个个漂亮，而且每位小姐都向嫖客提供细致入微的周到服务。嫖客们纷纷赞扬那里的服务是“国内顶尖，世界一流”。什么原因？据说就是管理好。那里的老板建立了一套将色情和政治熔于一炉的管理体制，他将中国共产党的党支部和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 团支部的管理体制挪作他用，别出心裁地在小姐们中间建立了共产党支部和共青团支部，他的理论是要在宝淫活动里充分发挥党员和团员的先锋模范作用。
在中国，一个人想要加入共产党和共青团，是要经过认真的考察和严格的程序。这位老板既不是共产党员，也不是共青团员，却自封为山寨的党委书记，再在其麾下建立山寨党支部和山寨团支部。将有性服务经验的小姐们发展成了山寨共产党员，将缺少经验的新来的小姐们发展成山寨共青团员。等到山寨共青团员经验丰富了，获得嫖客们的好评之后，再升级为山寨共产党员。这位老阅就是这样利用党组织和团组织政治体制，充分调动小姐们的工作积极性，同时让小姐管理小姐，也让小姐监督小姐。而且定期召开山寨党员和山寨团员的组织生活会议，让小姐们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学先进找差距，发扬优点克服缺点，使自己的服务质量更上一层楼。
这位正版的色情业老阅和山寨版的共产党书记，还将共产党体制里的“先进工作者”纳入到他的管理之中。每个月都要评选一次“先进工作者”，以小姐们接客数量多少作为评选标准。还以山寨光荣榜的形式，把当月接客多的小姐们的照片张贴在山寨版的先进工作者光荣榜上。中国社会里正版的先进工作者光荣榜上的照片，都是健康向上的微笑模样，都是标准的头像。而这个色情场所里出现的山寨版先进工作者光荣榜，完全是另外一番风格，光荣榜上面的小姐照片，很像时尚类杂志里的性感女明星那样，个个都在搔首弄姿卖弄风情。
今曰中国的社会生态可以说是光怪陆离，美好的和丑陋的、先进的和落后的、严肃的和放荡的，常常存在于同一个事物之中。山寨现象就是如此，既显示了社会的进步，也显示了社会的倒退。 就像人体的健康受到损伤时会出现炎症一样，山寨现象就是今日中国社会生态的炎症。炎症一方面是在抗击病菌，另一方面也会带来红肿、脓包、溃烂和坏死。
作为中国社会片面发展的必然结果，山寨现象是一把双刃剑，在其积极意义的反面，是中国社会里消极意义的充分表达。可以说，今曰中国的道德沦丧和是非混淆，在山寨现象里被淋漓尽致地表达了出来。正是基于这样的社会生态，山寨一词在中国深入人心之后，也让抄袭、盗版、模仿、恶搞、诽谤等原本被视为违法的和低级的行为获得了存在的借口，在社会舆论和社会心理上逐渐趋向了合理。与此同时，山寨也成为了今日中国使用频率最高的词汇之一。所有这些，都在印证中国的一句老话：什么样的土壤长什么样的庄稼，什么藤结什么瓜。
四年前，我在住所楼下的过街天挢上看到了盗版的《兄弟》，我的书和其他盗版书籍一起堆放在地上。卖书的摊贩看见我站在他面前，就拿起一本《兄弟》递给我，热情地向我推荐此书。我拿着《兄弟》翻阅了一下，就轻易地判断出这是盗版书，我告诉摊贩：“这是盗版。”
“不是盗版，”摊贩认真地纠正我的话，“是山寨版。”类似的情况我还遇到过一次。今天的中国，有些领域仍然缺乏自由，另外一些领域又自由得令人难以置信。记得二十年前，我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可以胡说八道，采访在报纸上发表时会经过严格的审查，会经过大量的删节；到了十年前，我接受采访时说话开始小心了，因为我发现自己说了什么，报纸上就刊登什么，连“他妈的”这样的脏话也会出现在报纸上；而现在，我经常瞠目结舌地在媒体上让到自己从来没有做过的采访，是记者编造了我的谈话。有一次我见到了一个编造过我谈话的记者，我十分严肃地对 他说：
“我从来没有接受过你的采访。”这位记者以同样的严肃回答我：“这是山寨版的采访。”我哑口无言了。这就是我们今天的现实，面对任何不合法或者不合理的事情，只要用上“山寨”一词，立刻在社会舆论和社会心理上合法合理了。
去年十月，我在欧洲四个国家奔波，差不多每天晚上换一张床睡觉，月底回到北京时疲惫不堪，加上时差的影响，连续两天精神恍惚，时常觉得自己仍然身处欧洲。我打开计算机，上网去浏览一下，看到了一条山寨版新闻：杨振宁教授的妻子翁帆怀孕了。
二〇〇四年，八十二岁的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杨振宁教授和二十八岁的翁帆结婚以后，一直是山寨版新闻追逐的目标。现在山寨版的新闻编造出了翁帆怀孕的消息，而且是杨振宁接受采访时透露，杨振宁在山寨版的采访里说了不少蠢话，比如他微笑地说，翁帆怀上的孩子已经被证实是他的。这是我十分熟悉的山寨方式。
这条山寨版的新闻对我倒是起到了作用，让精神恍惚的我一下子清醒了。我确定自己已经回到了中国。
如果将山寨现象假设是社会弱势群体面对强势群体的革命行为，那么这样的革命在四十四年前的中国曾经大规模地发生过，我说的是文化大革命。
一九六六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毛泽东喊出的“造反有理” 的口号，激发出社会弱势群体的革命本性，他们狂热地造反了。 他们将当时的强势群体，也就是当权者纷纷打倒。当时中国共产党传统的党委和政府领导机构也在瞬间土崩瓦解，山寨版的领导机构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出来，一个人只要拉上一群人，一夜之间就可以成立一个造反司令部，可以自封为总司令。山寨领导机构过多以后，出现了权力上僧多粥少的局面，于是各个造反司令部之间开始了暴力斗争。上海的各个造反派之间的斗争动用了枪枝弹药，武汉的造反派更胜一筹，竟然动用了大炮，互相炮击对方的阵地。山寨领导们为了权力互相进攻，他们之间的武装冲突，很像是土匪之间的混战。然后，胜利者收编失败者的残部，壮大自己的势
各地党委和政府的传统权力体制被文化大革命取消以后，代表着新权力体制的革命委员会纷纷成立，那些在造反派之间的混战中胜出的山寨版司令们，纷纷摇身一变，成为了正版的革命委员会主任。
为什么我在讨论今曰中国的时候总是会回到文化大革命时期？这是因为这两个时代紧密相连，尽管社会形态已经绝然不同，可是某些精神内容依然惊人地相似。比如我们以全民运动的方式进行了文化大革命之后，又以全民运动的方式进行了经济发展。
我在这里要强调的是民营经济的迅速兴起，就像是文革初期一下子出现了无数造反司令部一样，一九八〇年代中国人以挣钱的狂热取代了革命的狂热，一下子出现了无数的民营公司。民营经济如同是山寨版挑战正版一样，大规模地挑战和冲击了国有经济的垄断地位。这些多如牛毛的民营公司一方面迅速消亡，另一方面又迅速出现，就像革命一样前仆后继和虫淼烈烈，也像唐朝白居易诗句里所描述的那样：“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中国 的经济奇迹就是这样被激发了出来，民营经济在自生自灭和死而复生的命运里显示了它们强大的生存能力，同时也让僵化和保守的国有经济被迫去适应市场的残酷竞争。
草根阶层在这三十年的辉煌历史里演绎了我们闻所未闻的事迹，他们在各种渠道里各自为政，用西方的话来说：条条大路通罗马；用中国的话来说：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于是，他们的成功之路稀奇古怪，他们的失败之路也是稀奇古怪。然后，他们创造了稀奇古怪的社会生态。所以，当“山寨”一词脱胎换骨，旧词新义以后，如同军营里的集结号把沉睡中的士兵叫醒一样，立刻唤醒了中国社会二十年发展以来存在已久的各类事物。其壮观的景象彷佛是有人在广场上大声喊叫某个名叫“山寨”的人，结果广场上所有的人都奔跑了过来，因为他们都改名叫“山寨”了。
奇迹的不断产生出来，必然带来欲望的不断膨胀。作为中国权力象征的天安门城楼和作为美国权力象征的白宫，自然成为了山寨建筑热烈追捧的对象。
山寨天安门城楼和山寨白宫在中国各地不断出现。有所区别的是，山寨天安门城楼大多是村官们的所作所为，一些富裕起来的村庄，将自己的村委会建造成缩小版的天安门城楼，让中国官衔体制里最小的村官们置身其中时，产生自己是
国家领导人的美好错觉。而山寨白宫则是富人们的办公住宿之处，富人白天坐在山寨版的美国总统椭圆形办公室里，手握电话指挥自己的企业员工，晚上拉上漂亮的女秘书，睡进山寨版的林肯卧室。
很多草根阶层的穷人在中国三十年的经济奇迹里成为了富豪，他们开始向往西方的贵族生活，住进了宽敞的别墅，乘坐豪 华轿车，喝名酒穿名牌，说几句发音难听的英文。山寨贵族应运而生比比皆是之后，贵族学校和贵族幼儿园，贵族商店和贵族餐厅，贵族住宅和贵族家具，贵族娱乐和贵族杂志……各种各样冠名以贵族的事物在中国社会里层出不穷。
我这里有一个真实的山寨贵族的生活故事。一个富裕起来的草根，给自己盖了一座豪华别墅，虽然不会游泳，仍然建造了游泳池，他的理论是富人的别墅里不能没有游泳池。可是又不能白白浪费游泳池，他就在游泳池里养起了自己平日里食用的鱼。更为可笑的是，他想到所有五星级酒店最为豪华奢侈的房间是总统套房，就在别墅里自己卧室的门上贴了一个铜牌，铜牌上刻着“总统套房”。这个土财主就是这样得意洋洋地享受着山寨贵族的生活。
最后，我要说说自己的山寨故事。
我的第一份职业是牙医，我是在一九七八年三月获得了这份工作。在我们中国的过去，牙医是属于跑江湖一类，通常和理发的或者修鞋的为伍，在繁华的街区撑开一把油布雨伞，将钳子、锤子等器械在桌上一字排开，同时也将以往拔下的牙齿一字排开，以此招徕顾客。这样的牙医都是独自一人，不需要助手，和修鞋匠一样挑着一付担子游走四方。
我是他们的继承者。虽然我在属于国家的医院里工作，但是我的前辈们都是从油布雨伞下走进医院的楼房，没有一个是来自医学院的毕业生。我所在的医院以拔牙为主，只有二十多人。病人大多是来自乡下的农民。农民不叫我们“医院”，而是叫“牙齿店”。其实他们的叫法很准确，我们的小镇医院确实像是一家 店，我进去时是学徒，拔牙治牙做牙镶牙是一条龙学习，比我年长的牙医我都叫他们师傅，根本没有正规医院里那些教授、主任之类的称呼。与牙科医生这个现在已经知识分子化的职业相比，我觉得当初的自己确实是一名店员。
我的师傅姓沈，沈师傅是上海退休的老牙医，来我们小镇医院工作，可以挣些生活补贴，这在当时叫“发挥余热”。沈师傅六十多岁，个子不高，身体发胖，戴着金丝框的眼镜，头发不多可是梳理得十分整齐。
我第一次见到沈师傅的时候，他正在给人拔牙，可能是年纪大了，所以他的手腕在使劲时，脸上出现了痛苦的表情，像是在拔自己的牙齿。那一天是我们的院长带我过去的，告诉他，我是新来的，要跟着他学习拔牙。沈师傅冷淡地向我点点头，然后就让我站在他的身旁，看着他如何用棉球将碘酒涂到病人的上颚或者下颚，接着注射普鲁卡因。注射完麻醉剂后，他就会坐到椅子上抽上一根烟，等烟抽完了，他漫不经心地问一声病人：“舌头大了没有？”
当病人说舌头大了，就意味着麻醉作用已经显现。他就缓慢地起身，伸手在一个盘子里选出一把钳子，开始拔牙了。沈师傅让我看着他拔了两个病人的牙齿后，就坐在椅子里不起来了，他对我说：“下面的病人你去处理。”
我当时胆战心惊，自己还没怎么弄明白拔牙的全过程，就匆忙上阵了。好在我记住了前面涂碘酒和注射普鲁卡因这两个动作，我笨拙地让病人张大嘴巴，然后笨拙地完成了那两个动作。那个病人像是看着鳄鱼似的害怕地看着我，让我紧张的双手发抖。
在等待麻醉作用显现的时候，我手足无措，不知道应该做什么。这时候沈师傅递给我一枝烟，和颜悦色地和我聊天了，他问我父母是做什么工作的，家里有几个兄弟姊妹。抽完了烟，聊天也就结束了。谢天谢地我还记住了那句话，我学着沈师傅的腔调问病人舌头大了没有？当病人说大了。我的头皮是一阵阵地发麻，心想这叫什么事，可是我又必须去拔那颗倒霉的牙齿，而且还必须装着胸有成竹的样子，不能让病人起疑心。
第一次拔牙的经历让我终身难忘。我记得当时让病人张大了嘴巴，我也瞄准了那颗准备要拔下的牙齿，可是我回头看到盘子里的一排钳子，大小和形状都不相同，我傻了，不知道应该用那一把？犹豫了一会儿，我只好灰溜溜地撤下来，小声问沈师傅应该用哪把钳子？沈师傅起身上前两步，往病人张大的嘴巴里看，问我是哪颗牙齿？那时候我叫不上那些牙齿的名字，我就用手指给沈师傅看，沈师傅看完后指了指盘子里的一把钳子后，又一屁股坐到椅子里去读报纸了。
当时我有一种强烈的孤军奋战的感觉，我不敢去看病人瞪大的眼睛，我比他还要害怕。我拿起钳子，伸进病人的嘴巴，瞄准后钳住了那颗牙齿。我很幸运自己遇上的第一颗牙齿是那种已经松动的牙齿，我握紧钳子只是摇晃了两下，那颗牙齿就下来了。
真正的困难是在第三个病人的口腔里遇上的，我把牙根弄断在里面。坐在椅子里的沈师傅只好放下他悠闲的二郎腿和手中的报纸，亲自来处理那根断在下骸骨里的牙根。挖牙根比拔牙麻烦多了，那一次沈师傅挖得满头大汗。后来我自己会处理断掉的牙根后，沈师傅的好日子才算正式开始。
当时我们的科室里有两把牙科椅子，我通常都是一次叫进来 两个病人，让他们在椅子上坐下后，然后像是托拉斯〔Trust，直译为“商业信托”，在此有合并的意思）似的，同时给他们涂碘酒和注射麻醉剂，接下去的空闲里我就会抽上一根烟，等烟抽完了，就会问一声：
“舌头大了没有？”
通常是两个病人同时回答：舌头大了。我又托拉斯似的给他们挨个拔牙，接着再同时叫进来两个病人。
那些日子我和沈师傅配合的天衣无缝，我负责叫进来病人和处理他们的病牙，而沈师傅则是坐在椅子里负责写病历开处方，只有遇上麻烦时，沈师傅才会亲自出马。随着我拔牙手艺的日渐精湛，沈师傅出马的机会也是愈来愈少。
多年以后，我成为了一名作家。西方的记者总是好奇我此前的牙医经历，他们十分惊讶，我只是中学毕业，没有接受过任何医学方面的教育，直接就去给病人拔牙。我思忖很久，告诉他们： “我曾经是一个赤脚医生。”
赤脚医生是毛泽东时代的发明，就是在农民中间选择有些文化的人，经过简单的医学指导，就让他们背上药箱成为了医生。为什么叫赤脚医生？因为对于这些农民医生，从医只是兼职工作，他们的本职工作还是赤裸双脚下到田里干活。当他们身边的农民们出现小的伤病时，他们可以立刻给予简单的治疗。如果是较为严重的伤病，赤脚医生就会将病人送往医院。
我知道“赤脚医生”的回答不够准确，虽然我在医学知识方面和这些赤脚的农民医生不相上下，可是我毕竟是在专职从事牙医工作。问题是我在很长时间里都找不到准确描述自己第一份职 业的词汇，直到近年来“山寨”这个词汇在中国风行起来以后，我终于可以准确地回答西方记者了，我说：“我曾经是一个山寨牙医。”
忽悠
什么叫忽悠？最初的意思是飘忽不定，比如渔船在海浪上起伏和树叶在风中摇晃。然后成为了俗语，在中国的东北地区流行。作为俗语的“忽悠”，来自于同样发音的“胡诱”，就是胡乱诱导的意思。就像流行病不断出现病毒变异，“忽悠”在此后的词汇生涯里变异出了令人眼花撩乱的含义。夸夸其谈和哗众取宠叫忽悠，巧设陷阱和引人上当也叫忽悠。前者拥有了吹牛、鼓动和怂恿的意思，后者表达了胡说、谣传和欺骗的意思。还有戏谑和戏弄的意思，无中生有和投机取巧等等意思。
在今日中国，忽悠已是汉语中的词汇新贵，其江湖地位可与山寨相媲美。这两个都是词汇中的暴发户，不过它们的发迹史有所不同。山寨现象是以集体主义的方式，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忽悠的风行源自于个人英雄主义，这个英雄就是中国最具影响的笑星，来自东北的赵本山。赵本山在其著名的喜剧小品《卖拐》中隆重推出了“忽悠”一词，他声称：“我能把正的忽悠斜了，能把蔫的忽悠谑了，能把尖人忽悠嗫了，能把小两口过的挺好，我给他忽悠分别了。今天卖拐，一双好腿我能给他忽悠瘸了！” 《卖拐》的故事就是透过层层的忽悠，也就是设下一个接着一个的心理陷阱，将欺骗、鼓动、怂恿和胡说等等发挥的淋漓尽致，让一个双腿健康的人真的觉得自己是个瘸子了，从而花钱买下了一付价高质次的拐杖。
这出令人捧腹大笑的精彩喜剧小品，几年前在CCTV收视率最高的春节联欢晚会播出后，“忽悠”一词立刻风靡中国。一石激起千层浪，让中国社会中存在已久的吹牛、鼓动、怂恿、胡说、谣传、欺骗、戏谑、戏弄等等现象在忽悠的词义海洋里波澜壮阔 起来；同时，社会中的不正经、恶作剧和开玩笑的情绪也在忽悠里大张旗鼓了。原来的贬义词投奔到忽悠门下后，纷纷获得了中性词的身份。
赵本山让中国的男女老少们张口闭口都是“忽悠”了。“忽悠”好似口水一样存在于人们的嘴里，又像唾沫一样从嘴里喷射出去。政治、历史、经济、社会、文化、记忆、情感、欲望等等都可以在忽悠里翮翩起舞。忽悠成为了一把词弃的万能钥匙，在进入词库之时，可以将与此相关的词义之门一扇一扇地打开。当然，忽悠并不总是消极的，也有积极的时候。当有人回首往事之时，忽悠一词可以用来修正此前眨义的欺骗。我的母亲就是如此。
一九五〇年代后期，毛泽东为了彻底消灭血吸虫病，将城市里的医生护士们组织起来，组成了一支支医疗队，当时叫防疫大队，奔赴缺医少药和贫困的农村，免费为农民们治疗血吸虫病。
我父亲当时居住在美丽的杭州，他在浙江省防疫站工作。我父亲一辈子只念了六年书，三年是私塾教育，另外三年是正规的大学教育，中间的课程是他在共产党的部队里当卫生员时自学的。他在战争中缴获了一本字典，就在行军的途中，一边走路，一边记着生词。他所在的部队一路打到了中国南方的福建省，然后又返回浙江杭州，转业到地方的医院工作，成为了一名男护士。他在那里认识了一名女护士，就是我的母亲。我母亲教他学习数学、物理和化学，然后他凭借自己不懈的努力考上了浙江医科大学，是三年的大专学业。他在浙江医科大学毕业后，不想继续在省防疫站工作，他最大的愿望是当上一名外科医生。可是他没有权利选择自己的工作，领导要他去防疫站，他只能去那里工作。
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我父亲加入了防疫大队，迈出了成为 外科医生的第一步。这个强烈的愿望使他不惜放弃在杭州的生活，他作为防疫大队的队长来到了嘉兴地区后，打算离开防疫大队，进入嘉兴的医院。可是嘉兴的领导却希望他去担任嘉兴地区卫生学校的教务长，我父亲拒绝了，来到更小的地方海盐县。海盐刚刚创办了县医院，没有一个外科医生，我的父亲终于如愿以偿。
我父亲在海盐的医院里尽显才华，他给很多血吸虫病的患者进行脾臓切除手术。这可是大手术，在大城市的大医院里，都是腹部外科里的主任医生主刀，而
且干得满头大汗，一次手术需要七、八个小时。我父亲在海盐的医院里每天切除四、五个患者的脾脏，熟能生巧之后，一次脾臓切除手术也就是三、四个小时左
右。
那时候母亲带着我和哥哥仍然生活在杭州，我母亲在环境优美的浙江医院工作，而且她喜爱杭州，喜爱美丽的西湖，她不愿意离开杭州。
我父亲在每天切除了几个脾臓之后，就会坐在手术室外面的小办公室里，用处方纸给我母亲写信，他在信中把海盐描述的像是天堂一样。我没有读到过这些信，不过在我离开海盐到北京生活后，从父亲给我的来信里，我发现父亲的文笔不错。可能就是这不错的文笔，用描述杭州的笔调，描述了当时又破又小的海盐。父亲接连不断的花言巧语，让我母亲信以为真，以为海盐是一个缩小版的杭州，她决定放弃在杭州的生活，带着哥哥和我来到了海盐。这对我母亲来说，是一个勇敢的选择。中国社会里严酷的户籍制度，在过去那个时代里，让一个人只能在一个地方生活工 作，只有死亡可以让这个人离开，就像是一枚铁钉被永久地钉在那里，直到生锈断裂后才会获准离开。我母亲放弃了她在杭州的户口，也将我和哥哥在杭州的户口放弃了，这在当时意味着我们永远失去了杭州。我母亲带着她的两个儿子坐上前往海盐的长途汽车时，踏上的是一条有去无回的路。
那年我三岁，我相信母亲拉着我和哥哥的手，走出海盐的长途汽车站时，她内心的失落难以言传。她见到的真实的海盐，与我父亲信里描述的海盐毫不相干。后来，她经常用一句话来概括她初到海盐时的感受，她说：“连一辆自行车都看不到。”
我母亲有时候会说起我们在杭州时的生活片断，她都是带着怀念的情绪去说，说到我们住过的房子和周围的景色时，她的脸上就会出现幸福的神色。这时候，我就会沉浸到无限遐想之中，我们在杭州曾经有过的短暂的美好生活，早已被我的记忆抹去，却在母亲的讲述里被重新描绘出来，成为我童年和少年时期想像中最为美好的部分。
我母亲每次讲述结束后，就会忍不住抬起手，指着我父亲说： “是你把我们骗到海盐的。”
现在，我母亲重提旧事之后，不再说“骗”这个字了，她找到了一个更加准确的词汇。她说：
“是你把我们忽悠到海盐的。”
忽悠一词就是这样，在中国迅速深入人心。如同山寨让模仿和盗版有了全新的含义，忽悠也给欺骗和谣传披上了合理的外衣。
去年，在北京奥运会开幕前十多天，一家地方报纸捅出了一条惊人的新闻，报导开篇说：“北京的八月将是全世界最热闹的地方.不但全世界最顶尖的运动员聚集北京，全世界众多富豪也把来北京看奥运视为一种时尚，并早已订下了套票，这其中就有美国的世界首富比尔点盖茨。不过，这位已将数百亿美元家产投入到慈善事业的软件巨人，这次不会在北京住酒店了，他为自己选择了一个离水立方不到一百八十米的空中四合院，推开四合院窗户向外眺望，晶蓝的水立方（国家游泳中心）与雄浑的鸟巢（国家体育场〕一览无遗……”
世界首富比尔“盖茨为了观看奥运会，花一亿元人民币租下了一套空中四合院。报导忽悠道：“四合院分两层，面积大约七百多平方米。不过，就算你跟比挪尔.盖茨一样有钱，你也买不到，那里的四合院只租不卖，比尔，盖茨也只能年租而已，不过一年的租金，高达一亿元。『我们不租短期，租期至少是一年，而租费是一亿元。』销售部的易小姐向记者解释道。”
报导的方式是采访这家新开楼盘（房地产）的售楼小姐。售楼小姐喜气洋洋地介绍了比尔•盖茨出手如何阔绰以后，更多的篇幅是介绍了这家新开楼盘如何气派和高贵。报导称“整个建筑象征昂首飞翔的『白色巨龙』，气势恢弘，气韵生动，与龙脉相呼应。”报导还添加上神秘主义的一笔，据说是在“高人指点下”，这座建筑才“从平淡无奇的楼盘晋升为极有象征意义的顶级楼盘”。
报导继纩忽悠：“据悉，目前已有不少豪富下了订单，『比尔•盖茨已经付了租金，但其他的人，我不方便透露姓名，现在已经有客户入住了。』异常谨慎的易小姐还无意中透露，四合院并没有全部租出。『四合院还有空位，如果想要租用，现在仍然 还有机会。』当记者问她能否租到盖茨旁边的四合院时，易小姐回答：『有这个可能。不过如果想要租四合院，必须先将公司的情况传真过来，并得到有关部门的审核之后，才能到四合院进行参观，至于能否住到盖茨先生四合院的旁边，只有履行了第一步才能往下谈。』”
新闻一出，中国的一些主流媒体和非主流媒体立刻纷纷转载，我想起码超过一亿人知道了北京这家新开楼盘。然后消息传到了美国，比尔和默林达点盖茨基金会正式给中国的媒体写信，声明这个消息是假的。几天以后，微软中国公司的董事长张亚勤先生在一个新闻发布会上暗示，这条假新闻是房地产开发商利用奥运会和比尔一盖茨的炒作行为。
在几家媒体的追问下，房地产开发商声称这条新闻不是他们发布的，是媒体自己虚构出来的，而最初发表这条新闻的媒体则坚持说是采访了售楼小姐，才得到了这条新闻。房地产开发商和那家地方媒体还在互相推诿之时，已经没人关注谣传究竟出自哪方？尽管媒体还在继续报导这起名扬全国的忽悠事件，不过接下来却迷上了计算：比尔•盖茨如果花一亿元人民币租下这个顶层四合院的话，每平方米的租金高达五十万元人民币。这是一个荒唐的数字，就是买下这个房子，每平方米五万元人民币也应该够了。计算的结果出来后，媒体纷纷感叹，将其推举为“二〇〇八年最为顶级的忽悠”。今天中国的媒体上到处充斥着类似的假新闻，因为很少有人会去追究假新闻的法律责任。发布这样的假新闻属于欺骗行为，但是在中国，人们认为这只是忽悠而已。忽悠在这起事件上既有欺骗的含义，也有炒作的含义，并且还有一些娱乐性的意思，总之是不要去认真对待。
我倒是从这个事件中发现了忽悠里的杠杆作用，将北京奥运 会和比尔•盖茨作为杠杆，将一个不为人知的楼盘一夜之间就忽悠成了全国家喻户晓的楼盘。
杠杆在经济学家这里，只是货币政策，只是收益和损失的风险控制。杠杆在资本市场上，只是支付少量的金额就可能完成大笔金额的交易。用中国人的话说叫“四两拨千斤”，用古希腊阿基米得的话说：“假如给我一个支点，我就能把地球挪动！”
了不起的中国人将杠杆用到了曰常生活的忽悠里，忽悠在今天的中国无处不在，这样的杠杆作用自然也是无处不在。
比如中国的出版商和作者，喜欢拿美国好莱坞作为杠杆来忽悠媒体和读者。几年前一部刚刚出版的中文小说，还没有翻译成英文出版，就在中国的媒体上广为忽悠：美国好莱坞要投资三亿美元将其拍摄成电影。就在我心里纳闷，没有听说好莱坞哪部电影的投资达到三亿美元时，忽悠的杠杆已经到达八亿美元了。几年前有两部小说在杠杆作用的忽悠下确实成为了畅销书，这两部小说都是声称好莱坞要投资八亿美元拍摄电影，另外声称三亿美元投资的小说没有畅销，我想可能是没有用好忽悠的杠杆，没有做到四两拨千斤，四两只是拨了四百斤。既然是忽悠了，就应该愈大愈好。中国人说，吹牛不用交税。反正不用交税，为何不将牛皮吹到最大？
一九五八年大跃进时流行过的一句话，可以说是揭示出了忽悠的本质，这句话是：
“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
什么是忽悠的杠杆？我想，在中国人这里就是一句俗语：
“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
我再说一个将CCTV作为杠杆把自己忽悠成富豪的故事，这是一个民间企一业家的发迹史。应该是近二十年前的事了，当时的中国还没有进入网络时代，不浏过已经是一个充满了广告的国度。电视上和报纸里的广告已经是五花八门，广告可以说是多方面、多层次、多功能和多极化，进口广告、国产广告、高雅广告、低俗广告、暴力广告、情色广告等等应有尽有。城市夜晚的霓虹灯和高速公路两侧的广告牌发布的是正规企业的广告，同时不合法的地下企业则将小纸片的广告贴满了电线杆和人行天桥的台阶。我的感觉是广告铺天盖地，其壮观程度已是文革时期的大字报望尘莫及。
那时候最为昂贵的广告时段，来自CCTV每晚七点《新闻联播》前的五秒钟。CCTV刚刚开始用竞价拍卖的方式出售这五秒钟，属于最初的尝试和摸索阶段，对前来参加竞价的企业不做任何资质调査，即便是一个乞丐，换上一身西装后，也可以走进去以亿万富翁的笑容举手报价。某个企业一旦以最高的价格中标，立刻被全国大大小小的媒体称之为“标王”，其“标王”的广告效应远远超过那个《新闻联播》前的五秒钟。
我说的这位民间企业家当时大概只有几十万人民币的资产，他觉得再这么小打小闹地做生意，就是把自己累死了，也最多只是一个百万富翁。他灵机一动，发现CCTV的五秒钟“标王”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商机，他像其他中国草根企业家那样胆大妄为，只是在脑子里设想了某个产品，就独自一人来到北京。
他低调地走进了CCTV广告“标王”的竞拍会场，置身于身价亿万的民间企业家和财大气粗的国有企业家之间，十分谦虚地坐在最后一排。竞拍开始后，他低垂着头瞇缝着眼睛像是在打瞌睡，只要听到还有企业在竞价，他就举一下右手，报出更髙的价 格。竞价愈来愈高，其他企业逐渐退出，他还在那里不断举起右手，一副无所谓的模样。最后他以八千万人民币的天价拿下了 CCTV的广告“标王”。
这个只有几十万资产的小财主，带着八千万人民币的“标王”，回到了他所在的小城市。他不慌不忙地找到了市委书记和市长，面带谦恭的微笑，对市委书记和市长说：
“我把中央电视台八千万元的『标王』给全市人民捧回来了，可是我只有几十万资产，怎么办？你们要是支持我，我们这个小城市就出了一个全国著名的企业家；你们要是不支持我，我们这个小城市就出了一个全国最大的骗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