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临走时扔下一句话：“你们看着办吧。”
当时中国的地方官员们一味地追求GDP的增长，官员们都盼望着自己的管辖之地出现全国著名的企业家，可以作为自己升官时的政绩；如果出现了一个全国最大的骗子，就会直接影响当地官员的仕途。于是，市委书记和市长紧急召开会议，经过认真讨论，决定让当地的商业银行给这位捧回“标王”的小财主两亿人民币的贷款。这是中国特色的贷款，那个时候中国的商业银行的地方分支机构常常听命于地方政府。
就这样，这位小财主两次利用了忽悠的杠杆，先是CCTV广告“标王”的杠杆，其后是中国政府官员虚荣之心的杠杆，四两拨千斤地获得了两亿人民币。然后他继续忽悠，把自己忽悠成了全国著名的企业家。
忽悠的故事正在接踵而至，我继续讲述。先讲群众如何忽悠政府的两个故事，再讲政府如何忽悠群众的两个故事。
我已经在前面闽述了忽悠里的杠杆作用，对于中国社会里最为普通的群众来说，他们没有想成为权贵的野心，也不梦想自己会一夜暴富，他们知足常乐。所以当他们忽悠政府的时候，杠杆作用也就是四两拨千斤，小获成功就会满心欢喜。而且他们忽悠时，总是在自己身上寻找忽悠的杠杆。因为他们没有地位显赫的亲友，也没有广泛的社会关系，他们在生活里只有家庭和婚姻，所以就常常拿自己的家庭和婚姻作为忽悠的杠杆。我下面要讲述的群众忽悠政府的两个故事，都是利用自己的婚姻作为忽悠的杠杆。
大约在三年前，某城市教育局为了提高本地的教师质量，从而让本市的髙中毕业生在全国的高考里更具竞争力，推出了一项举措，就是全市的中学教师都要参加教师资质考试。合格的可以继续从事教育工作，不合格的被淘汰出局。与此同时，教育局本着人道主义的立场，考虑到有些教师因为丧偶或者离婚后，单独一人带着孩子，既要忙于教学工作，又要照顾孩子，生活十分艰辛，所以在推出这顶举措时另行规定：丧偶和离婚后带有孩子的教师免考。
自从我的儿子升入中学以后，我才体会到中国教育体制里考试的残酷性。我的儿子几乎每天都在应付考试，什么早读练习、统练、小考、月考，还有期中考试和期末考试。中国中学里的考试名目繁多，中学生从跨进校门的那一刻起，就开始被训练成一台台考试机器。可是这些每天都在训练学生如何考试的教师们，突然间自己也要面对考试了，个个惊慌起来，还没有跨进考场，我想这些教师们的双腿可能已经发软。
然后，这个规模不大的城市里的教师们开始了大规模的忽悠行动。丧偶和离婚后带有孩子的教师可以免除考试的规定，让这 些教师们充分利用起自己婚姻的杠杆，来忽悠教育局的教师资质考试。他们纷纷去办理离婚手续，用假离婚来逃脱教师资质考试。等到考试结束以后，再去办理复婚手续。当地的市民看到这些教师们戏剧性的离婚和复婚，以此来忽悠政府时，发出了由衷的赞扬，他们互相说：
“这就是群众的智慧。”
无论是在街道上，还是在学校里，这些教师们见面后，第一句话就是打听对方离婚了没有？于是，这座小城市流行起了这样的见面问候语：“你离婚了吗？”
最终参加教师资质考试的不足百分之三十，而且这里面大多是未婚的教师，或者是已婚后还没有孩子的教师，当然也有一些自信能够通过考试的教师。考试结束以后，大规模的复婚行动开始了，教师们每天的见面问候语也改成了：“你复婚了吗？”
另外一个群众利用婚姻杠杆来忽悠政府的故事发生在农村，这是中国城市化进程里屡见不鲜的事例。
中国长期以来有着严格的户籍制度，城镇户口和农业户口。一九八〇年代起，中国的城市迅速扩张以后，城市周边大量的农村土地被政府征用，农民的户口从农业转成非农业，中国简称为 “农转非”。农民们在失去土地的同时，也失去了他们几代居住的房屋。作为赔偿农民的原有住房被拆除的损失，政府将农民们迁往城里新建的楼房里居住。
每一位迁往城市居住的农民应该获得多少面积的赔偿，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计算过程。与农民原来的住房面积有关，也与家庭人口的多少有关，最重要的是和婚姻有关。于是，结婚和离婚， 再结婚再离婚成为了很多农民忽悠政府的杠杆。
几年前，中国西南地区某镇农民们的土地被征用以后，为了农转非的分房，为了获得更多的利益和更多的赔偿，几乎百分之九十五的家庭故意假离婚，然后再找其他人假结婚。这样短时间里的大规模假离婚和假结婚，让盖章的部门应接不暇。办事处的工作人员几个月里受理的离婚和结婚案子，比几年里受理的还要多。
在这次群众运动似的婚姻忽悠里，奇闻怪事层出不穷。一位老太太已经老得不能走路了，突然交上了忽悠桃花运，在几个月内，被三个不同的年轻男子背到了办事处，领了三次结婚证。老太太还没有完全明白过来是怎么回事？就已经拥有了三次不同的婚姻，而且三个年轻的丈夫看上去都不错。
有一个男人假离婚后，不愿再和前妻复婚。先是寻找理由搪塞，不肯去办理复婚手续；然后用上了拖延战术，可是前妻意志坚定，一定要和他复婚。他只好吐露真话：
“我早就想和你离婚了，这次终于有个好机会忽悠你离婚了。”
一位老爷爷也在忽悠里交上了挑花运，他和一位年轻姑娘假结婚。然后，他死活不肯离婚了。不管年轻姑娘如何哭泣哀求，甚至愿意给予经济上的补偿，老爷爷都是无动于衷。亲友们纷纷前去充当说客，对他说：“这本来是假的，你怎么可以当真的呢？” 这位老爷爷十分真诚地说：“我对她是一见钟情啊！”群众忽悠政府的时候，政府也在忽悠群众。过去的三十多年，中国从计划经济里蜕变出了市场经济，出现了一个显著的标志，就是一些地方政府热衷起了一系列的拍卖活动。比如将道路、桥梁、广场，以 及住宅区和高层建筑有偿命名，进行公开拍卖，出钱最多的企业可以冠名。二〇〇六年，某城市决定拍卖市区地名，市政府正式发出公文，没想到立刻招来群众的一片骂声，有群众说：“如果把地名卖了.以后大家还记得路吗？”还有的群众讽刺道：“我们家会不会变成『妇炎洁』小区？今后给朋友的信上是不是要写上『脑白金』路？”妇炎洁是消毒杀菌药水，专用于清洗女性阴道；脑白金是口服药，据说是可以治疗失眠。最具有荒诞色彩的是有群众建议，干脆把城市的名字也卖了，最好卖给美国可口可乐公司，以后就叫“可口可乐市”。
政府官员出来解释：“地名有偿使用只是政府的一个想法和提议，目前，并没有真的开始实施。至于目前市民们存在的种种担心，是完全没有必要的。即便将来正式实施有偿命名，也会遵循相关的法律规定，不可能随随便便就让企业命名。”
这起地名拍卖事件迫于社会舆论的压力，后来没有了结果。不过地方官员们谈及此事时，都是振振有词，声称现在是市场经济时代了，应该按市场规律办事，应该进行市场化运作。这些年来，“市场化运作”已经成为了地方政府官员们的口头禅，有时候也成为了地方政府忽悠群众的杠杆。
下面我要说的两个匪夷所思的故事，都是地方政府以“市场化运作”作为杠杆来忽悠群众的。
第一个故事发生在西南某城市，该市城管局可能是为了更好的管理流动摊贩，从而让政府收取更多的管理费用。城管局发布公告，向摊贩们拍卖人行道的经营权。人行道是专供人们行走的道路，如果拍卖给了摊贩，摊贩们的货物占据了人行道以后，难道要让行人走入车道？让行人在快速行驶的车辆之间快速奔 跑？我让到这条新闻的时候目瞪口呆，我向一位政府官员讲述此事，可是这位官员不以为然，他认为我是过度反应，他丝毫不觉得这事的荒唐，他说：“很多地方的城管局都在拍卖人行道。”
第二个故事发生在华中某城市，市政府有关部门规定，吉祥号门牌号码可以花钱买。中国人十分迷信数字中的“”和“”，认为“”代表着一切顺利，“”代表着发财致富。于是有人花钱卖下了“”、“”、“”、“”和“”、“”、“”、 “”这样的门牌号码，然后部分城区街道的门牌编号一片混乱，不再是正常顺序的编号。可以设想一下，当我们步入一条门牌号码混乱的街道时，如果左边是单号，右边是双号的话，那么在左边的号和号之间不是号了，而是一个的巨大号码；同样的道理，当右边的门牌来到号和号之间时，出现的也不会是号，很可能是一个的小数字号码。如果行走在这样的一条街道里，我将会啼笑皆非。
人行道的拍卖和吉祥号的门牌号码可以花钱买，让这两个城市的群众议论纷纷骂声一片，可是地方官员却是大言不惭地忽悠道：
“这是市场化运作。”
我们彷佛是在阅读一篇荒诞小说，在一个名叫“可口可乐” 的城市里，没有人行道，因为人行道被摊贩的小铺子占领了，人们身手敏捷地穿梭在急驶的车辆缝隙里，个个都像中国功夫电影里的人物。街道、桥梁、广场和住宅区的名字稀奇古怪，比如“黑妹牙膏街”、“第六感避孕套桥”、“三鹿奶粉广场”、“AB内衣小区”等等。这座城市的地名云集了中国各行各业的众多品牌，吃的、穿的、用的、住的、出行的、做爱的和生育的……应有尽有。 街道的门牌号码是混乱的，没有顺序，进入某个街道就像是进入了某个迷宫，你可能永远都无法找到你想找的人。这时候，荒诞小说散发出了神秘主义的气息。我想，卡夫卡和博尔赫斯（阿根廷作家〕也许十分乐意生活在这样的城市里。我又想，也许以后我会写出一篇这样的小说。书名可能是：忽悠之城。
有关忽悠的故事可以在此连篇累牍。因为忽悠已经渗透到了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如果有外国元首来中国访问，人们会说“到中国来忽悠了”；如果中国领导人出访外国，人们会说“到外国去忽悠了”。一位商人去洽谈生意，他会说“去忽悠”；一位学者去演讲，他也会说“去忽悠”。人际交往可以叫忽悠，“我把他忽悠成朋友了”；谈情说爱也可以叫忽悠，“我把她忽悠得爱上我了”……就是“忽悠”之父的赵本山，也被忽悠了一把。两年前，一条短信在中国上亿的手机里出现：“你那边有没有电视啊？现在快点看CCTV-台，赵本山被炸死了，警察封锁了东北，十九人死亡，十一人失踪，一人被忽悠！”所谓的“一人被忽悠”，就是正在收看短信的这个人。有一次，我和一位朋友出差在外。晚上入睡之前，这位朋友向我要了两片安眠药，他说自己不会吃下这两片安眠药，而是将它们放在床头柜上，可以起到精神上的安定作用。说完，他笑着补充道：“可以把自己忽悠睡着了。”
忽悠还可以重新定义文学作品，唐朝诗人李白形容瀑布的著名诗句“白发三千丈”，曾经是中国文学史上表达想象力的典范，如今人们的评价是：“李白真能忽悠。”
忽悠似乎成为了某种时尚元素。这两年，中国一些城市的中小学生之间竟然流行起了购买忽悠证，尺寸大小和驾驶证一样。在城市的街边和人行天桥上，摊贩们嗓音响亮地叫卖道：
“忽悠证！一元一本忽悠证！一本忽悠证在手，忽悠天下无敌手。”打开忽悠证，上面印着：“兹证明某某同志具有独特的忽悠手法、丰富的忽悠经验、高明的忽悠手段，让人防不胜防，特发此证。”发证机构为：“全国忽悠委员会办公室”。与中国其他类型的证件一样，忽悠证上面也是像模象样地盖着一枚圆形公章。中小学生购买忽悠证以后，互相见面时，从口袋里掏出忽悠证亮一下，像是好莱坞电影里FBI亮出特工证一样，中小学生们觉得很帅，很刺激。
忽悠一词的迅速风靡起来，与山寨类似，同样显示了当代中国社会伦理道德的缺失和价值观的混乱，也是中国社会最近三十年片面发展之后引发的后遗症之一，而且忽悠现象在其社会生活方面的广泛性更甚于山寨现象。当忽悠大行其道之时，我们也就生活在一个不认真的社会里，或者说生活在一个不讲原则的社会里。
我的担心是，当忽悠堂而皇之地成为人们的生活方式之时，无论是一个人，还是一个国家，都有可能成为忽悠的受害者。我的意思是说，忽悠者最终很可能忽悠了自己。用中国的俗话说，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我相信每个人都可能有过这样的经历：想去忽悠别人，到头来却是忽悠了自己。我当然也不会例外，回首自己的忽悠往事，我发现这样的经历为数不少。在此举出一例。
我记忆里最初的忽悠对象是我的父亲。当父亲要我去做什么事，我又不愿意去做的时候，或者我做错了什么，父亲准备惩罚我的时候，我常常利用假装生病的杠杆。这在过去叫欺骗，现在应该叫忽悠了。
我想，欺骗或者说是忽悠父母，可能是每一个孩子的天性。那时候我已经上小学了，我意识到父亲和我之间的美妙关系，也就是说父亲是我的亲人，即便我伤天害理，他也不会置我于死地。我最早的装病是从一个愚蠢的想法开始的，现在我已经忘记了究竟是什么原因促使我装病，我只记得是为了逃脱父亲对我的惩罚。我假装发烧了，摇摇晃晃地走向发怒的父亲，去忽悠父亲。
父亲听完我对自己疾病的陈述后，第一个反应一几乎是不假思索的反应就是将他的手伸过来，贴在了我的额头上。那时我才想起来自己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我竟然忘记了父亲是医生。我心想完蛋了，我不仅逃脱不了前面的惩罚，还将面对新的惩罚。
幸运的是我的忽悠竟然蒙混过关。当我父亲洞察秋毫的手意识到我根本没有发烧时，他没有想到我是在忽悠他，而是对我整天不活动表示了极大的不满。他怒气冲冲地训斥我，警告我不能整天在家里坐着或者躺着，应该到外面去跑一跑，哪怕是晒晒太阳也好。接下去他明确告诉我，我什么病都没有，我的病是我不爱活动。然后他让我出门去，爱干什么就干什么，两个小时以后再回来。
我父亲的怒气因为对我身体的关心一下子转移了方向，使他忘记了我刚才的过错和他正在进行中的惩罚，突然给予了我一个无罪释放的最终裁决。我立刻逃出家门，然后在一个很远的安全之处站住脚，满头大汗地思索着刚才的阴差阳错，思索的结果是以后不管出现什么危急的情况，我也不能假装发烧了。
于是，我有关疾病的表演深入到了身体内部，在那么一、两年的时间里，我经常假装肚子疼，确实起到了作用。由于我小时候对食物过于挑剔，所以我经常便秘，这在很大程度上为我的肚 子疼找到了借口。每当我做错了什么事，我意识到父亲的脸正在沉下来的时候，我的肚子就会疼起来。
刚开始的时候我还能体会到自己是在装疼，后来竟然变成了条件反射，只要父亲一生气，我的肚子立刻会疼，连我自己都分不清疼痛是真是假。不过这对我来说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我父亲的反应，那时候我父亲的生气总会一下子转移到我对食物的选择上来，警告我如果继续这样什么都不爱吃的话，我面临的不仅仅是便秘了，就是身体和大脑的成长都会深受其害。又是对我身体的关心使他忘记了应该对我做出的惩罚，尽管他显得更加气愤，可是这类气愤由于性质的改变，我能够十分轻松地去承受。
我装病的伎俩逐渐变本加厉，到后来不再是为了逃脱父亲的惩罚，开始为摆脱扫地或者拖地板这样的家务活而装病了。有一次我弄巧成拙，当我声称自己肚子疼的时候，我父亲的手摸到了我的右下腹，他问我是不是这个地方，我连连点头，然后父亲又问我是不是胸口先疼，我仍然点头，接下去父亲完全是按照阑尾炎的病状询问我，而我一律点头。其实那时候我根本弄不清是真疼还是假疼了，只是觉得父亲有力的手压到那里，那里就会发出疼痛，好像是父亲喊叫我的名字，我就会答应一样。
然后，在这一天的晚上，父亲把我背在身上，走出了家门。我懵懵懂懂地趴在父亲的背上，不知道接下去会发生什么？直到父亲背着我走进医院的手术室，我才预感到大事不妙了。当时我心里充满了迷惘，父亲坚定的神态使我觉得自己可能是阑尾炎发作了，可是我又想到自己最开始只是假装疼痛而已，尽管后来父亲的手压上来的时候真的有点疼痛。我的脑子转来转去，不知道如何太应付接下去将要发生的事。父亲把我放在了手术台上，我记得自己十分软弱地说了一声：“我现在不疼了。”
父亲把我摁在了手术台上，两个护士用手术台上的皮带将我的手脚绑住。我这时候拚命挣扎起来，大声喊叫：
“我现在不疼啦！”
我希望他们会放弃已经准备就绪的手术，可是他们谁都没有理睬我。我继续喊叫：
“我要回家！让我回家！”
那时候我母亲是手术室的护士长，我记得她将一块布盖在了我的脸上，在我嘴的地方有一个口子，我就在这个口子里发出声嘶力竭的叫声，表明我拒绝手术的决心。我的手脚被绑住了，只好扭动身体来加强自己的反抗。我听到母亲的声音，她让我不要喊叫；她警告我，如果我继续喊叫，我可能会噎死的。我吓了一跳，不明白为什么喊叫会噎死？就在我停止喊叫，思考这个复杂的问题时，发苦的麻醉粉末倒进了我的嘴里，没过多久我就什么都不知道了。
等到我醒来的时候，我已经睡在家里的床上了，我感到哥哥的头钻进了我的被窝，又立刻缩了出去，连声喊叫着：
“他放屁啦，臭死啦。”然后我看到父母站在床前，他们因为我哥哥刚才的喊叫而笑了起来。就这样，我的阑尾被割掉了，而且当我还没有从麻醉里醒来时，我就已经放屁了，这意味着手术很成功，我很快就会康复。
多年以后，我曾经询问过父亲，他当时打开我的肚子后看到的阑尾是不是应该切掉？我父亲斩钉截铁地告诉我：“应该切掉。”
我关心自己的阑尾当时是不是真的发炎了？父亲用模棱两可的语气回答：“好像有一点红肿。”
我心想“好像有一点红肿”是什么意思？尽管父亲承认这“好像有一点红肿”就是不吃药也没有关系，可是他坚持认为手术是最为正确的方案。因为对那个时代的外科医生来说，不仅是“好像有一点红肿”的阑尾应该切掉，就是完全健康的阑尾也不应该保留。
我曾经相信父亲的话，不过现在我的看法和父亲不一样了，我认为这是自食其果。我本来是想忽悠父亲，结果却是忽悠自己去挨了一刀。
后记
一九七八年的时候，我获得了第一份工作，在中国南方的一个小缜上成为了一名牙医。由于我是医院里最年轻的，除了拔牙，还需要承担额外的工作，就是每年的夏天戴着草帽背着药箱，游走在小镇的工厂和幼儿园之间，给工人和孩子打防疫针。
我需要解释一下，毛泽东时代的中国虽然贫穷，可是仍然建立起了一个强大一的公共卫生防疫体系，免费给人民接种疫苗和打防疫针。我做的就是这样的工作，当时还没有一次性的针头和针筒，由于物质上的贫乏，针头和针筒只能反复使用，消毒也是极其简陋，将用过的针头和针筒清洗干净后，分别用纱布包好，放进几个铝制饭盒，再放进一口大锅，里面灌上水，放在煤球炉的炉火上面，像是蒸馒头似的蒸上两个小时。
因为针头反复使用，差不多每个针头上都有倒勾，打防疫针时扎进胳膊，拔出来时就会勾出一小粒肉来。我第一天做这样的工作，先去了工厂，工人们卷起袖管排好队，挨个上来伸出胳膊让我扎针，又挨个被针头勾出一小一血的肉。工人们可以忍受疼痛，他们咬紧牙关，最多也就是呻吟两声。我没有在意他们的疼痛，心想所有的针头都是有倒勾的，而且这些倒勾以前就有了，工人们每年都要接受有倒勾的防疫针，应该习惯了。可是第二天到了幼儿园，给三岁到六岁的孩子们打防疫针时，情景完全不一样，孩子们哭成一片，由于皮肉的娇嫩，勾出来的肉粒也比工人的肉粒大，出血也多。我清晰地记得当时的情景，所有的孩子都是放声大哭，而且还没有打防疫针孩子的哭声，比打了防疫针孩子的哭声还要响亮。我当时的感受是：孩子们眼睛见到的疼痛更甚于自身经历的疼痛，这是因为对疼痛的恐惧比疼痛还要可怕。
我震惊了，而且手足无措。那天回到医院以后，我没有马上清洗和消毒，找来一块磨刀石，将所有针头上的倒勾都磨平又磨尖后，再清洗和消毒。这些旧针头使用了多年，已经金属疲劳，磨平后用上两三次又出现倒勾了，于是磨平针头上的倒勾成为了我经常性的工作，我在此后的日子里看着这些针头的长度逐渐变短。那个夏天我都是在天黑后才下班回家，因为长时间水的浸泡和在磨刀石上面的磨擦，我的手指泛白起泡。
后来的岁月里，每当我回首此事，心里就会十分内疚，孩子们哭成一片的疼痛，才让我意识到工人们的疼痛。为什么我不能在孩子们的哭声之前就感受到工人们的疼痛呢？如果我在给工人和孩子打防疫针之前，先将有倒勾的针头扎进自己的胳膊，再勾出自己带血的肉粒，那么我就会在孩子们疼痛的哭声之前，在工人们疼痛的呻吟之前，就感受到了什么是疼痛。
这样的感受刻骨铭心，而且在我多年来的写作中如影随行。当他人的疼痛成一为我自己的疼痛，我就会真正领悟到什么是人生，什么是写作。我心想，这个世们界上可能再也没有比疼痛感更容易使人们互相沟通了，因为疼痛感的沟通之路是从人们内心深处延伸出来的。所以，我在本书写下中国的疼痛之时，也写下了自己的疼痛。因为中国的疼痛，也是我个人的疼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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