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第十五章妹妹在农村接受锻炼

当年四月份，杨伟回宁准备婚事，由于当时铁路交通不畅，部队对我的政审还没有来得及进行，部队首长就把调查函，让杨伟自己带到南京来，由当地人武部负责政审。

当时我父亲的问题已见底了，怀疑他是“5&#8226；16”分子，纯粹是造谣，是强加在他头上的莫须有的罪名。但怀疑我母亲是“叛徒”一事，一直拖着，久久没有结论。杨伟得知后，心里有了一定的思想准备。人武部负责人说：“杨伟同志，你在部队从事什么工作啊？”杨伟说：“我是搞后勤工作的。”那位负责人爽快地说：“你从事后勤工作，你对象的政审那就没有问题了；要是搞其他工作，这事就有点麻烦了。”

事隔半年，后来我才知道，杨伟当时如果不称自己是干后勤工作的，那我们的事就泡汤了。过了一段时间，我母亲所谓的“叛徒”问题实属虚构，是人为想像出来的，根本不存在，事后单位书记找我谈话，告诉我母亲的“叛徒”问题不存在，从我的档案中抽出了所谓“叛徒”问题的材料，当着我的面销毁。我母亲的问题终于澄清了。多年来，压在我们全家人心里面的石头也终于落地了。

在一九六八年年底，我两个妹妹响应伟大领袖毛主席“到农村去，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号召。同时为了减轻家庭负担，背着父母到学校――二女中学（现改名为梅园中学）报名下农村。我记得那天是星期天，天公作美。她们离宁时，母亲特意让我帮她们两个拿着行李和旅行包，送她们到离家不远的二女中校门口集合。那天学校的大门口，横挂着“到农村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的大型横幅，周围还插着五颜六色的彩旗，随风飘动。

远远看去，校门口聚集的人群熙熙嚷嚷。两辆崭新的大客车早已停放在校门口等候，来得早的人，有人已经坐进去了，还有不少的学生在家长地陪同下，拎着大包小包，正陆陆续续地从大街小巷急忙赶来，有的一家来了四、五个人，除父母以外，还有上了年纪的奶奶和爷爷及年幼的兄妹。我把她们送到车上安置好后，我和其他人一样都舍不得离开，站在大客车的旁边，静静地等待她们出发，时间一秒一秒地过去，此时我感到心情很沉重。两部车子的学生都坐得满满的，学校领导徐主任发令――出发。

车子就慢慢地启动起来，当车子开动行驶时，我和两个妹妹互相挥手道别，并一再嘱咐她们到目的地后，一定要来信。当时，车上车下都是一片呼喊声，车上的同学有的情绪振奋，向窗外亲朋好友频频挥手示意；还有的同学情绪低落暗自落泪，哭出声来……这时的我，呆呆地站在一旁，内心一阵酸楚，两行泪水忍不住的像潮水一般涌出，车子启动的那一刻，我实在忍不住内心的酸疼，在一起生活多年，有手足之情，惜别时难免有痛苦和挂念。在大客车途径梅园新村时，很快拐弯驶向宽敞的长江路大道，在人们的目光中逐渐消失。

时隔半个月之久，接到妹妹的来信，才得知她们俩分配到不同的地区，大妹妹分配到丹阳陴城公社第三大队第一生产队，小妹妹分配到丹阳公社第五大队第二生产队，原以为街道上会照顾，把她们分在一起，能够相互照应，结果是各居一方，无形中又给父母增添了一份牵挂。

从那时候起，她们就过上了知青的生活。她们虽然在不同的地区，但她们到了那里和其他知青都组成了“家”，住在农民腾空的家中和公社仓库里，基本生活都能得到保障。每天清晨，吃过早饭，大家一起扛着锄头，下田劳动挣工分。每个“小家庭”，每天都有人轮流在家中烧饭，每顿饭菜都非常简单。中午的一顿饭菜油水很少，都是以蔬菜为主，基本上见不到一点肉腥，一个星期只吃一顿豆腐干（萝卜块）烧肉，而且肉很少。晚饭基本上都是以稀饭为主，就萝卜干等小菜。当时，我的两个妹妹都是十五、六岁正是长身体的时候，需要营养补充。

她们每次回家，母亲都给她们特别的关爱。做好吃的饭菜，为她们解搀，补充营养。当她们离开家又返回农村的时候，又给她们每人带，里面装着用油和辣椒炒的切得很小的一大玻璃瓶萝卜干，从各方面关心她们。记得有一次，大妹妹从丹阳农村回南京看病，我发现她走路时腿一拐一拐的，甚至连上楼都很吃力，还要用手扶着楼梯把手，吃力地拽着，艰难地上楼，事后我不解地问：“妈，大妹妹怎么好像走路不太方便吗？是不是腿部有什么问题？”母亲叹了一口气，低沉地说：“你大妹在农村插队，在水田里插秧，腿泡在水中，皮肤感染，颜色已发黑，我得马上带她上医院去看病。”我又继续地问：“怎么会发展到这种程度呢？”我母亲补充地说：“长期下水田，不服水土，皮肤发炎了。”从她谈话的语气中，我看得出，母亲心情很沉重，我得知这种状况后，心里也不是个滋味。母亲带大妹去医院看病，回来天天煮中药，敷伤口，忙得不可开交。经过一个月的治疗和调养，炎症治愈，腿部黑红色的皮肤也逐渐转变过来，在家休息一段时间，待身体康复后，大妹妹又返回了农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