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3』第五十三章婚姻亮起了红灯

进入九十年代初期，外贸的形势已经崭露头角、蠢蠢欲动。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已经开始运行，单位、个人都在追逐经济效益，我突然感到头脑一闪，预感到每个人即将投入到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大潮中，应该保持清醒的头脑，同时每个人要注意不要被市场经济的浪潮卷入旋涡之中。通俗地说，就是个人在工作中，不要被金钱击中。

那时，外贸公司有个别领导和业务员，利用手中的权利，不择手段，损公利已，贪污挪用公款，为自已非法牟利。然而，正所谓“天网恢恢，疏而不漏”，违法乱纪的经济犯罪分子，终究受到了法律的制裁。

虽然我和杨伟的关系已经开始有了裂痕，但我仍然以诚恳的态度对待他，以人为善。在这关键的时刻，以我敏锐的政治嗅觉，主动关心他、提醒他。有一天晚上杨伟在看报纸，我突然对他说：“在这关键时刻，你要特别注意啊，经济浪潮凶猛而来，改革开放的形势已经拉开序幕，要注意不要被金钱迷住自己的双眼。我们只要过正常的生活就行了，不是正规渠道的钱不能拿。”我发现杨伟在注意听我的讲话，他自己从部队下来，也从事了十年的政工工作，曾积极配合过政法部门调查处理过经济案件，也有一定的觉悟，在今后的经济工作中，杨伟各方面工作处置的很好。他从事经济工作二十年来，没有发生过不良状况。

一个家庭经济上有了保证，日子就会过得好点，但是我们之间这种感情的伤害，达到了刻骨铭心的悲痛。有一次，我妹妹到我们家来玩，正巧杨伟不在家，我妹妹就随意地问我：姐夫到什么地方去了？我情不自禁地很生气地说：“不知道，我才不会管他的事呢，他到哪里去与我无关。”我妹妹态度很生硬，随即脱口而出：“现在人家挣钱少了（内退），你就说人家不好了。”我听她这话后，气不打一处出，身感自己受了很大的委屈，内心深处悄然产生一种说不出来的伤心，人们常说：家丑不可外扬。这种事又不能讲述给别人听，我把这事长期藏在心底，自己硬扛着，那种精神上受的压抑，难以想像，别人不知情，还在责怪我说三道四，不要说我是多么的痛苦了。

据回忆，一九九八年左右，杨伟的弟媳妇从苏州来宁陪她儿子在大学读书。记不清当时，我们不知是谈到什么事情，我自然地流露出对杨伟的不满情绪，他弟媳妇马上板着脸，一屁股坐在杨伟那边，讲他怎么好怎么好，结果我和他弟媳妇争锋相对的理论起来。自己受了欺负，杨伟做的事情能蒙蔽别人的眼睛，却蒙蔽不了我。我气得浑身发抖，一时说不出话来，可以说简直到了发狂的地步。我们站在汽车站等车，最后搞得不欢而散。

平时，在长期生活中，不管遇到什么事，我和杨伟只要发生争执，他们单位的同事都很自然的对我进行说服、批评，甚至责怪，而杨伟坐在一边总是若无其事，不动声色。往常，杨伟的同事和战友对杨伟的评价都很高，都称赞他人品好、素质高，对于这些说法，我一概都装聋子，一律东耳进西耳出，任凭别人怎么称赞他。时间长了，我也不和他争执，因为人们都处在不知情中，都不会把他往坏处想，都认为杨伟他很正规，人很老实，不会做不道德的事情。尽管杨伟披着红色的外衣，装扮成“伪君子”，但我对他的言行却了如指掌，而这一切，只能蒙蔽他的同事和亲戚。

有一回，我高中老同学熊桂芳告诉我，他的表妹的爱人在安徽省某县任公安局长，在外面也搞婚外恋，由于经常不回家，被她表妹发现了。她就去单位领导那里反映情况，结果局里其他领导和同事们讲，我们的局长很正派，不会做这种出格的事情，你放心好了，你的猜疑和担心是多余的。一句话把她表妹拦回去，使得她哑口无言。老同学无奈地对我说，这个年代真有意思，做坏事的人，别人说不可能，说真话的人，别人不相信。

当时，我从内心来讲，也是很矛盾的，遇到这样的事，哪个女人都会很气愤，无法再生活下云，肯定要提出离婚。看起来，杨伟天天正常到单位上班，竟然意想不到他还在外面搞婚外恋，从而导致家庭不和谐，甚至发展到分解、破裂的边缘。若我到杨伟单位向领导反映此事，当时两个孩子都才十岁左右，正在上学，需要培养。

杨伟的两个弟弟，一个在苏北农场工作，一个在苏州的当地小厂工作，他们工资待遇都很低，只能维持他们各自的正常生活。另外，杨伟在苏州的老家，还有一个没有经济来源，生活上主要靠他供养的老母亲，如果我把这件事捅出去，杨伟肯定没有好果子吃，单位会对他进行处理，这样一来，家庭也遭殃了。

小的小，老的老，今后漫长的生活道路该怎么度过啊？若我为了一时气愤，出一口气，心里是舒服了，但后果很惨。后来经过我相当长一段时间的反复思想斗争，决心把这件带给我耻辱的事，深深地埋在自己的心底。我宁愿自己承受着巨大的悲伤，为了孩子的明天，为了老人的晚年，我的心在暗暗地流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