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七年,全国“文化大革命”运动,进入深入发展阶段,在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号前,中央军委就有明确规定,部队不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在当时,部队虽然不开展“文化大革命”,但个别部队受到地方的影响,也出现了一些不良状况,也要进行必要的修正。
有一次,我在杨伟的信件中,发现他的心情比较痛苦,情绪低落,在信中说:我在“文化大革命”初期站错了队,和科里其他几个人给领导提意见,根据上级有关的精神,各部门都要对站错队的同志进行帮助。
后来,领导叫我们写检查,在小组会上“斗私批修”,找思想根源,若检查不深入者,其他同志帮助你找思想根源,一次检查不深刻,还要进行两次,甚至三次,直到领导认为你“斗私批修”深刻为止,不然不能过关。现在我们部队正在开展这个活动,我经过“斗私批修”后,在领导和同志们的帮助下,我已经基本上过关了……
当我阅读过他的来信后,心情起伏不安,在科里小组会议上“斗私批修”检查自己,到底是什么问题,是政治上原则问题,还是仅仅给领导提提意见属于一般性的问题?尽管我们相隔甚远,我们只能从信件上交流、沟通,了解一般的情况,别无选择。在那个年代,对一件事情的真相,地方上这帮“造反派”头头上来,一个问题这样说;过段时间,那帮“造反派”头头上来那样说,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群众不知道真相,有时确实难以判定、把握事物的真实性。当时,我认识杨伟时间不长,看到这封信后,我的心情七上八下,很不是个滋味,不知道如何是好,经过反复考虑,在回信中我这样写道。
“杨伟,你好!知道你们部队在开展‘斗私批修’活动,对站错队的同志进行帮助,你讲你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和科里其他几个人给领导提意见,结果科里出现了观点不同,意见分歧的两种倾向。我认为既然站错了队,言语不妥。领导和同志们给予帮助是应该的、必要的。自己认识不到的地方,领导和同志们热情地帮助是件好事,能从根本上帮你找出思想根源,认识会更清楚,有利于以后成长和发展。我真诚地希望你,放下思想包袱,轻装上阵,积极参加‘斗私批修’活动,早日得到领导和同志们的谅解。”
一九六八年十一月份,南京已经进入了深秋,秋叶飘零,这时我突然接到杨伟沉甸甸的来信。
“秀兰,你好!我近来工作和学习都很正常,身体前段时间因感冒发烧住了几天卫生所,现在也治愈了,身体康复,已投入正常工作,请你放心……我母亲一九五六年在苏州一家纺织厂工作,由于当时我小弟弟生了一场重病,情况比较危急,其他人害怕担风险,一时找不到合适的人帮助照顾,她只好辞职……现在她是一名家庭妇女,没有工作,就等于没有生活来源,等我父亲百年之后,我母亲的生活要由我们兄弟三人共同负担……”
阅读完这封与众不同的来信,我经过思考给杨伟回了信,信里我这样写道。
“杨伟,你好。你在信中所谈及到的顾虑就不必太多,你应该把主要的精力放在工作和学习上,你把你母亲的情况事先告诉我是应该的,至于你母亲的生活问题,到了将来你母亲年纪大了,没有生活来源,我们大家应该关心她老人家的生活,安排好她的一切,让她安度晚年。”
不知道是不是我的这封回信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我发现杨伟在之后的通信之中,没有了悲观的情绪,取而代之的是积极进取的精神风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