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第八章在“文革”中母亲被误认为叛徒

在那个特殊的年代下，杨伟远在云南部队工作，而南京我们家又出现这种状况，作为家中长女的我，一时之间也是有点不知所措。我的父亲是位一九三九年参加革命的老同志，也是一位从福建前线部队转业的老干部。

解放前，家里生活太艰难了，经常是吃了上顿接不上下顿，讨饭也一年比一年困难。就这样，不知道折腾了多少个年月，为了寻找生计和改变这艰苦的生活环境，我的父亲和村上的几位热血青年含痛离乡，毅然绝然地决定走上革命的道路，去寻找共产党，寻找人民的军队。

在文化大革命中期，机关内某些人怀着私心杂念，抱着个人不可告人的目的，在没有确切证据的情况下，肆意怀疑我父亲参加了全国性的“5&#8226；16”反革命集团。在“文化大革命”开展了一年之后，1968年下半年，我父亲随省级机关组织的干部支援队，到苏北农场支援工作，自从他被怀疑是“5&#8226；16”分子后，组织上就派他在当地农场一边劳动一边接受审查，很长一段时间不允许他回南京探亲，基本上与家庭失去联系。在此同时，也免去了他的领导职务。

在南京，也不知道从哪里“飞”来的材料？母亲又被街道办事处居委会误认为“叛徒”，一段时间以来，“揪出叛徒”、“有问题必须老实交待”、“不彻底交待死路一条”等标语突然贴在我们居住的一楼楼梯口处。每天我上下班经过楼梯口处，都会看到用红色、绿色、黄色等不同颜色的广告纸写的长幅小标语时，我内心感到祸到临头，有不祥之兆。

我从小听母亲说，她在年轻时代就参加革命，其间吃过很多苦，特别在我父亲离家参加新四军时，家中一切生产和生活重担都由我母亲一人承受。

记得自从我父亲离家参加革命以后，家里严重缺乏劳动力，没有帮手，一切农活和重活都是我母亲一个人扛着。再加之，老家地处山东、安徽、江苏三省交界，是远近闻名的灾害区，遇到灾年，老百姓在家都蹲不住，都会想尽办法外出，寻找出路，维持基本生计。很多年来，遇到特大的自然灾害――绝收的时候，农民们都会纷纷携老牵幼出去，到远处讨荒要饭。

解放后，据我母亲告诉我，父亲没有参加革命前，她也和我父亲一起到外乡要过饭，当时我年幼，把我安排在奶奶家，托人照顾。当时，讨饭也只能解决暂时的困难，要想较长时间地解决生计问题，光靠要饭也不是个办法。还得另外想点子找出路。我父亲参加革命后，仅靠我母亲一人支撑这个家很困难，听说村里农户家的男子汉们都跃跃欲试，准备离家到一百多里外的山东境内去推盐，贩回本地集市来卖，我母亲也加入了。

第二年开春后，春寒袭人。母亲得知村上有几户人家的男人商量准备近期，到山东境内去推盐一事。回家后，她左思右想，觉得不出去找其他出路，光靠农田收成，生活维持太艰难了，决定随从他们一同前往山东。要去推盐，必须首先要准备一笔不小的货款，目前家中仅有几块大洋，缺口很大，不把本钱凑足，去了也是白去。

问题是在当前，各家各户的生活都很拮据，向哪家借都不好意思开口。怎么办呢？经过她反复思考，决定回娘家向我姥爷和姥姥开口。我姥姥家除种田外，舅舅们还利用空余时间织白布卖。经营数年，多年来生意还不错，全家人不愁吃、穿，日子过得还较宽裕。

我母亲决定回娘家去借钱试试，姥爷和姥姥出于对自己女儿的疼爱和关心，再说，从家中拿出一笔钱款来，资助女儿投资做生意，对于他们来说也是有这个能力的。所以，我母亲很顺利地借到了这笔货款，有了一笔款之后，就能够和大家一起去推盐，母亲的心情别提有多高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