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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季羡林 当前章节:15445 字 更新时间:2026-6-29 06:07

不管这里的自然景色多么美好,不管这里的西瓜和葡萄多么甘美,塔什干之所以可爱、可贵,之所以令人一见难忘,却还并不在这自然景色,也不在这些瓜果,而在这里的人民。

对这样的人民,我还有什么话可说呢?他们同苏联其他各地的人民一样,热情、直爽,坦白、好客。他们把亚非作家会议的召开看成是自己的节日,把从亚非各国来的代表看成是自己最尊贵的客人和兄弟姐妹。在这一段时间内,他们每天都穿上美丽多彩的民族服装,兴高采烈,喜气洋洋。我虽然跟他们交谈得不多,但是看来他们每天想到的是亚非作家会议,谈到的也是亚非作家会议。他们是在过他们一生中最好的一个节日,全城大街小巷到处都弥漫着节日的气氛。

为了招待各国的代表,乌兹别克加盟共和国的领导人特别在城中心纳沃伊大剧院的对面建筑了一座规模很大的旅馆。里面是崭新的现代化的设备,外表上却保留了民族的风格。墙壁是淡黄色的,最高的一层看起来像是一座凉亭。给人的印象是朴素、幽雅、美丽。

在塔什干旅馆和纳沃伊大剧院之间是一个极大的广场。这个广场十分整齐美观,是我在许多国家许多城市所看到的最美的广场之一。中间用柏油和大块的石头铺得整整齐齐,四周是四条又宽又长的马路。在这些马路上,日夜不停地行驶着各种各样的汽车。按理说这个广场应该很乱很闹。但是,如果你在广场的中心一站,你却不但不感觉到乱和闹,而且还会感觉到有一点寂静,似乎远远地离开了闹市的中心。难道这里面还有什么奥秘吗?广场大,它自己又仿佛形成了一个独立的世界,这就是奥秘之所在。广场中心有一个大喷水池,它就是这一个独立世界的中心。银白色的不断喷涌的水柱,水柱中红红绿绿变幻不定的彩虹,谁看到它,谁的注意力一下子就会给它吸住,不管有多少人,只要他们一踏上广场,就会不由自主地对喷泉发生了向心力。对他们来说,广场以外的东西似乎根本不存在了。此外,广场的两旁还栽种了雨后像小树丛一样大小的玫瑰花。季候虽然已近深秋,大朵的玫瑰花仍在怒放。它们的色和香也仿佛构成了一座墙壁,把广场和外面的热闹的马路隔开。

在这个全城的节日里,这一个广场也穿上了节日的盛装。那许多临时售卖书报的小亭,都油饰一新。红色的电灯挂满了全场。两头两个大建筑物上的五彩缤纷的标语交相辉映。两面的大街上,横悬着两幅极其巨大的红色布标。一幅上面用汉文写着:“向亚非作家会议参加者致热烈的敬意。”一幅写着:“所有国家的文学都应该为人民,为和平,为先进事业,为各民族之间的友谊而服务。”布标的红色仿佛把广场都映红了。我们走在这一片红光里,看到我们熟悉的汉字,似乎已经回到了祖国。

在那一些日子里,这一个广场就成了全城聚会的中心。

天还没有亮,塔什干人民就成群结队地来到广场上。父母抱着孩子,孙子扶着祖母,男女老幼,拥拥挤挤,都来了。里面各族人民都有,有俄罗斯人,有乌兹别克人,有朝鲜族人,还有其他各族的人民。他们都穿得整整齐齐,脸上带着愉快的笑容。闹闹嚷嚷,喜喜欢欢,在这里一直待到深夜。

每天,从早到晚,广场上人群队形是随着时间的不同而随时在变化着。一看队形,就几乎可以猜出时间来。早晨初到广场上的时候,人群是零零乱乱地到处散布着的。在这一大片场子上,各处都有人。只在中央喷水池的周围,在玫瑰花畦的旁边,聚集得比较密一点。大家的态度都从从容容,一点也不紧张。在这时候,广场上是一片闲闲散散的气象。

一到大会开始前半小时,代表们从塔什干旅馆走向纳沃伊大剧院的时候,广场上的队形就陡然变化。人群从块块变成了条条,很自然地形成了两路纵队。一头是塔什干旅馆,另一头是纳沃伊大剧院,仿佛是两条巨龙。中间人稍稍稀疏一点,这就是巨龙的细腰;一头一尾则又粗又大。这时候,广场上的气象由从容闲散一变而为热烈紧张。不管是大人小孩,很多人手里都拿了一个小本子或者几张白纸,争先恐后地拥上前去,请代表们在上面签字。有些人就在旁边的书摊上买了亚非各国文学作品的俄文或者乌兹别克文的译本,请代表们把名字写在上面。有的父母抱着三四岁的小孩子,小孩子手里拿了小本子或者书籍,高高地举在代表们眼前,小眼睛一闪忽一闪忽地,等着签字。还有一些人,手里什么都没有拿,看样子是并不想得到什么签字。但是他们也是满腔热情十分勇敢地挤在人群里,拼命伸长了脖子,想多看代表们两眼。在这时候,广场上是一片热闹景象。

到了代表们不开会而出去参观的时候,队形又大大地改变。这时候的广场上,不是一块块,也不是一条条,而是一团团。每一团的中心,不是一辆汽车,就是几个代表。他们给塔什干的人民包围起来了。这里的人民愿意同代表们谈一谈,交换一些徽章或者其他的纪念品。从塔什干旅馆的五层楼上看下来,广场上仿佛开出了一朵朵的大黑花,周围黑色的人群形成了花瓣,穿着花花绿绿的服装的非洲代表和披着黄色袈裟的锡兰代表,就形成了红红绿绿或黄色的花心。

有一次,我看到一个老祖母抱了小孙女,坐在大剧院门外台阶上,喘着气休息。她见了我,就对着我笑,我也笑着向她问安,并且逗引小女孩。这就引得这一位白发老人开了话匣子。她告诉我,她的家离这里很远,她坐了很久的电车和公共汽车才来到这里。“年纪究竟大了,坐了这样久电车和汽车,就觉得有点受不了,非坐下来喘一口气休息休息不行了。”说着擦了擦头上的汗,又说下去:“各国的代表都来了,塔什干还是头一次开这个眼界呢。你们是我们最欢迎的客人,我在家里怎么能待得下去呢?小孙女还小,不懂事;但是我也把她带来,她将来大了,好记住这一回事。”这样的感情难道只是这一位白发老人的感情吗?

又有一次,我碰到了一群朝鲜族的男女学生。他们一看到我,就像看到了久别的亲人,一拥而上,争着来跟我握手。十几只手同时向我伸过来,我恨不能像庙里塑的千手千眼佛一样,多长出一些手来,让这些可爱的孩子们每个人都满足愿望,现有的这两只手实在太不够分配了。握完了手,又争着给我照相,左一张,右一张,照个不停。照完了相,又再握手。他们对于我依依难舍,我也真舍不得离开这一群可爱的孩子们。

还有一次,是在晚上,我们到什么地方去参加宴会。一上汽车,司机同志为了“保险”起见,就把车门关上了。但是外面的人还是照样像波涛似的涌上来,把汽车团团围住,后面的人不甘心落后,拼命往前挤;前面的人下定决心,要坚守阵地。因而形成了相持不下的局面,后面来的人却愈来愈多了。很多人手里高高地举着签名的小本子,向着我们直摇摆。但是司机却无论如何也不开门。我们只有隔着一层玻璃相对微笑。我们的处境是颇有点尴尬的。一方面,我们不愿意伤了司机同志的“好意”;另一方面,我们又觉得有点对不起车窗外这些热情的人们。正在左右为难的时候,我们忽然看到人群里挤出来了一个中年男子,怀里抱着一个三四岁的小孩,手里还领着两个六七岁七八岁的孩子。看样子不知道费了多大劲才挤到车跟前来,他含着微笑,把小孩子高高举起来,小孩子也在对着我们笑。看了这样天真的微笑,我们还有什么办法呢?眼前的这一层薄薄的玻璃,蓦地成了我们的眼中钉。我们请求司机同志把汽车的大门打开,我们争着去抱这一个可爱的小孩子,吻他那苹果般的小脸蛋,把一个有毛主席像的纪念章别在他的衣襟上。

这样的情景几乎每天都有,它使我们十分感动,我们陶醉于塔什干人民这种热情洋溢的友谊中。

但是我们也有受窘的时候,也有不得不使他们失望的时候。最初,因为我们经验不丰富,一走出塔什干旅馆,看到这些可爱的人民,我们的热情也燃烧起来了。我们握手,我们签名,我们交换纪念品,我们做一切他们要我们做的事情。根本没有注意到,也没有觉到时间的逝去。等我们冲出重围到了会场的时候,会议已经开始很久了。据我的观察,其他国家的代表也有类似的情况。我常常在楼上看到代表们被包围的情况。有一次,一个印度代表被群众包围了大概有四个小时。另外一次,我看到一个穿黄色袈裟的锡兰代表给人包围起来。我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开始的,我看到的时候,他周围已经围了六七百人。等了很久,我在屋子里工作疲倦了,又走上凉台换一换空气的时候,我看到黄色的袈裟还在人丛里闪闪发光。又等了很久,他大概非走不行了;他走在前面,后面的人群仍然尾追不散,一直跟出去很远很远,仿佛是一只驶往远洋的轮船,后面拖了一串连绵不断的浪花。

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要出门的时候,就先在旅馆里草拟一个“联防计划”。如果有什么人偶入重围,我们一定要派人去接应,去解围。我们有时候也使用金蝉脱壳的计策,把群众的注意力转移到别的地方去,我们自己好顺利地通过重重的包围,不致耽误了开会或者宴会的时间。

这样一来,自然会给这一些可爱的塔什干人民带来一些失望,我们又有什么办法呢?在我们内心的深处,我们实在为他们这种好客的热情所感动,我们陶醉于塔什干人民的热情洋溢的友谊中。

等我们在哈萨克加盟共和国的首都阿拉木图访问了五天又回到塔什干来的时候,会议已经结束了好多天,代表们差不多都走光了。我们也只能再在这一个可爱的城市里住上一夜,明天一大早就要离开这里,离开这一些热情的人民,到莫斯科去了。

吃过晚饭,我怀了惜别的心情,站在五层楼的凉台上,向下看。我还想把这里的东西再多看上一眼,把这些印象牢牢地带回国去。广场上冷冷清清,只有稀稀落落的人影,在空荡荡的场子里来回地晃动。成千盏成万盏的红色电灯仍然在寂寞中发出强烈的光辉。

但是仍然有一群小孩子挤在旅馆门口,向里面探头探脑。代表们都走了,旅馆也空了。看来这些小朋友并不甘心,他们大概希望像前几天开的那样的会能够永远开下去,让塔什干天天过节。现在看到场子上没了人,旅馆里也没了人,他们幼稚的心灵大概很感到寂寞吧。

我对这一些天真可爱的小朋友有无限的同情。我也希望,能够永远住在塔什干,天天同这一些可爱的人民欢度佳节。但是,在实际生活中,这只是幻想,是完全不可能的,是永远也不会实现的。会议完了,我们的任务已经完成;现在我们的任务是,把在塔什干会议上形成的所谓塔什干精神带到世界各地去,让它在世界上每一个角落里开出肥美的花,结出丰硕的果。

我来到了塔什干,现在又要离开了。当我才到的时候,我对这一个城市又感到熟悉,又感到陌生。当我离开它的时候,我对它感到十分熟悉,我爱上了这一个城市。现在先唱出我的赞歌,希望以后再同它会面。

朵朵葵花向太阳

更新时间:2009-7-13 13:57:00

字数:2860

1959年3月23日

我们生活在有几百万人口的大城市里,天天在这里活动。只要一出门,就会遇到成百上千的人。在公共汽车上,在电车上,在大街上,在商店里,在公园里,在卖菜的市场里,你都会遇到提着篮子买菜的阿姨,都会遇到领着孙子孙女出来游玩的老奶奶,都会遇到梳着两条大辫子的卖票姑娘,都会遇到忙忙碌碌的街道干部。这些人,你随时见到,随地见到。有的面孔你看过不止一次,你觉得十分熟悉了。她们都是平平常常的人,面带笑容,心平气和;她们似乎再也不会引起你的任何幻想:你看她们已经看得习惯到不能再习惯了。

但是,如果有人问:你真熟悉这些人了吗?你知道,她们想的是什么,爱的是什么,恨的又是什么吗?你知道她们的憧憬和愿望是什么吗?

这样一问,恐怕就将了你的军,你恐怕就要交白卷。

我自己正是一个要交白卷的人。

对我来说,这确是一件新鲜事儿,自己过去从没有想到这个问题。我天天遇到这些人,看惯了这些人。我只觉得她们平平常常,和和气气,我对她们什么都没有想过。

但是我最近参加了一些对城市居民进行宣传的工作。我天天见到的正是这些人。这一次不是在公共汽车上、电车上、大街上,不是在商店里、公园里、卖菜的市场里,而是在她们家里。我不仅仅见到她们,而且向她们说明一些事情,同她们谈话。天天在一起,她们也就不再把我当作外人;她们对我谈她们想的是什么,爱的是什么,恨的又是什么。她们对我谈她们的憧憬和愿望。这使我大吃一惊,原来这一些平平常常和和气气的人们,心里面竟有这样多的事情,竟有这样复杂艰苦的经历,竟有这样多的爱和恨。我蓦地发现:原来我认为十分熟悉的人,竟是十分陌生,我仿佛走到一个新天地里去了。

在小组会上,她们争先恐后地告诉我她们自己过去的经历和今天的感受。有的人说:她七岁给地主当丫头,三年只挣了一件短褂子。临走的时候,地主连这一件短褂子也不给她,把她扒得浑身精光,赶出了门。有的人说:她丈夫参加了抗日游击队,给鬼子逮住,十冬腊月,脱得一丝不挂,用鞭子抽;浑身流血,他们就铺上麻,等干了的时候,再往下揭,连皮都揭掉一层。有的人说:小时候穷,住的是地主的房子。人家是下雨往屋里跑,我们是下雨往屋外跑,怕房子塌了砸死。后来给地主家去当丫头,地主婆每天夜里来打她。她每次上床的时候,心里就想:不知道明天还能不能活着看到太阳出来。她亲眼看到,地主婆活活地打死一个十六七岁的丫头,用席子一包就拖了出去,脸上的汗毛也不动一动。有的人说:她从小被父母卖给地主家当丫头。夜里地主和地主婆吸大烟,要她在旁边侍候。她一打盹,地主婆就用大烟扦子扎她的嘴,扎她的手,把一只手扎成了残废。有一天,她的父母来看她,地主不让见。据说父母留下了两方小手巾,上面写着她的姓名和生辰八字,她才知道自己姓什么。她父母以后就没有再见面,至今死活不知。就连她这姓,她也有些怀疑;地主那样说,她也就只好那样信了。她就像是孙悟空一样,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

大家边说边哭,有时候引得全场流泪,会都不得不暂时中止。正在大家谈得十分热烈的时候,一个六十多岁的老大娘霍地站了起来,啜泣了一阵,就开了言。她说,她不善于说话,一说心里就哆嗦;她不愿意提过去的事,一提就哭。但是,今天非提一提不行了。小时候到地主家去要饭,地主放出狗来,咬烂了她的腿。地主拿出来几张煎饼,她以为是给自己的呢。可是地主用煎饼擦了擦她腿上的血就丢给狗吃了。十来岁就帮母亲给挑水的工人洗补衣服,仍挣不上吃,母亲又叫她要饭。父亲受了人的骗,把她许给一个比她大二十多岁的男人当老婆。这个人不务正,只知道赌钱。头一胎生了一个女孩,饿死了。第二胎生了一个男孩,第三胎又是一个女孩。家里穷得揭不开锅,她还没有出月子,就锯木头卖钱。坐在洋灰地上,整宿拉锯,又硬又凉。好容易挣了几个钱,丈夫偷去押宝输了。男孩子三岁的时候,有一天晚上,她已经睡下,丈夫回家,掐着她的脑袋说:“我给你商议一件事。我们把男孩子卖了吧,一百块大洋。”她一听就生了气,说道:“你爱咋办就咋办吧。反正我从娘家什么也没有带来,孩子都是你的。”她出去赊了半斤烧酒、五盒洋火,泡了泡就喝了下去。孩子不懂事,看到花花绿绿的洋火盒,喜欢得了不得,伸手抓过来玩,她自己想:“再过半小时,我就看不到我的孩子了!”心里简直像尖刀割滚油浇。别人用胰子水灌她,幸而没死,丈夫拿起两床被子,卷了卷,走了,从此再没有回来。她千辛万苦,拉巴两个孩子。受中国有钱人的气,还要受日本人的气。她公公和舅舅都给日本人打死了。好容易熬到解放,她算是从地狱里一步登上了天堂。现在儿女和儿媳都是国家干部,楼上楼下,电灯电话,吃穿不愁。没有共产党,没有毛主席,她的骨头早就烂在土里了。她经常把过去的苦处讲给儿孙听,告诉他们不能忘本。如果她年轻二十岁,她还想学一学产科,当一名助产士哩。

她一提到“解放”这个词儿,大伙儿立刻振奋起来。仿佛这个词儿有大神通力,它仿佛是暗夜的灯光、严冬的太阳、绝望中的希望。大家脸上的愁苦为之一扫,立刻拨云雾见青天,转寒秋为阳春。原来“单轨制”进行的谈话,一下子变成多轨制了。大家异口同声地说:“没有共产党,没有毛主席,也就没有我们的今天。”有一个老太太说:“从现在到共产主义,路还远着哩。没有指南针,一定会迷路。共产党就是我们的指南针。”另一个老太太说:“从前我自杀过,现在我倒不想死哩。”又有一个老太太说:“解放前的日子过一天就够了,现在却是越过越想过。”一位四川口音的老太太站起来,兴奋地说:“我们今天的日子来得不容易,谁要想捣乱,我们一定阶级斗争他!”她把“阶级斗争他”说了三遍。

在一刹那间,我有点呆了。难道这些人就是我平常看惯了的那些提着篮子买菜的阿姨、领着孙子孙女出来游玩的老奶奶吗?我原来认为十分熟悉的人一下子变得陌生起来。然而我是多么喜欢这些暂时间似乎是陌生的人啊!她们心里埋藏着对于旧社会的无比强烈的恨,宛如汪洋大海,深不可测。她们恨民族敌人和阶级敌人,决不允许他们复辟。同时,她们心里也埋藏着对于新社会的无比强烈的爱,也宛如汪洋大海,深不可测。她们用火热的心爱着我们伟大的党和伟大的领袖。这是她们的命根子,决不允许人碰一碰。正因为她们恨旧社会,所以才更爱新社会。也可以说,正因为她们爱新社会,所以才更恨旧社会。这爱与恨都是达到顶点的、不可调和的。这样的人民是伟大的,有着这样人民的国家是伟大的。我感到振奋与骄傲。

通过她们嘴里说出来的话,我蓦地仿佛看到了她们的心。在我眼中,她们的心都变成了向日葵;每一颗心是一朵,我眼前就有上百朵向日葵,而且还不是一般的向日葵,花朵特别大,颜色特别美,开得光彩焕发,兴会淋漓,在骀荡的东风中,怡然自得。我的眼睛透过了墙壁,看到了全国,我眼前就有六亿五千万朵向日葵。所有这一些向日葵都向着一轮巨大无比的太阳开放。这一轮太阳赤红如炽炭,威猛如火龙,辉辉煌煌,高悬在宇宙之中,吸引住了朵朵的葵花,照亮了人类前进的道路,光芒直上三千大千世界。

处处花开夹竹桃

更新时间:2009-7-13 13:58:00

字数:1171

1964年2月12日

我是喜欢夹竹桃的:它带给我关于童年的回忆和对于缅甸友人的怀念。

不久以前,我又到了缅甸首都仰光,看到了那里的夹竹桃,翠叶红花,含笑怒放,我仿佛见到了久别重逢的老朋友,心里得到了很大的安慰。

我虽然没有明确地说出来,然而却隐隐约约地觉得:夹竹桃大约就到此为止,再远的地方不会有了。

然而,仅仅几天以后,我就在伊拉克首都巴格达看到了夹竹桃。

巴格达是一个别具风格的城市。在这里,你可以看到说不出有多么古老的底格里斯河,同时也可以看到最现代化的摩天大楼;你可以看到最新式的美国的豪华汽车,同时也可以看到《一千零一夜》里描绘的那种驴子。驴子没有鞍子,没有缰绳,身上光溜溜什么都没有,一个八九岁的小孩骑在上面,手里只拿着一根小棍,他就用了这仅有的武器,在汽车的洪流中,指挥以执拗闻名全世界的驴子,得心应手,左右逢源,像指挥自己的两条腿一样。

巴格达也是一个友好的城市。我们在街头、巷尾、旅馆里、会场上,感到的都是温暖和热情。跟我们接触最多的餐厅里的服务员和汽车司机,在短短几天之内,就相处得像老朋友一般。

就在这个城市里的一个军事学院里,我又看到了夹竹桃。主人们殷勤招待,把各兵种的各种操作都表演给我们看。正当我从内心里感激主人们的热情的时候,蓦抬头看到一团绿蜡似的竹子、红霞似的花朵,我的眼前一亮,仿佛闪起了一片光:这不是老朋友夹竹桃吗?

夹竹桃同友谊是没有什么联系的,我还没有听说有哪一个国家把夹竹桃看作友谊的象征。然而,在这样的时候,这样的地方,再加上自己过去的那一段经历,我又把两者联系了起来,不是很自然的吗?

我虽然没有明确地说出来,然而我又隐隐约约地觉得:夹竹桃就到此为止,更远的地方不会再有,这里离开我们祖国远远超过一万里了。

然而,几天以后,我又在非洲的土地上,在离开开罗不远的苏伊士运河边上看到了夹竹桃。

开罗也是一个别具风格的城市。尼罗河横贯全城,波光帆影与摩天高楼,相映成趣。夜里,霓虹灯把尼罗河照成一条火龙。博物馆里充满了巨大的石棺和古代帝王的木乃伊,一下子就把我们的回忆带回到四五千年以前去。

我们在这里,正如在其他阿拉伯国家的首都一样,也找到了不少的朋友。许多阿联的朋友喜欢引用穆罕默德的一句话:“学问,即使远在中国,也要去寻求。”我们的友谊确实是很古老了,这友谊深入人心,今天我们到处都可以找到,在博物馆讲解员的身上,在大街上男女小学生的微笑中。

就在这里,我又看到了夹竹桃。它长在苏伊士运河边上,叶子特别大,枝干特别粗,绿油油地长成堆,长成团。花朵虽然不多,但却红艳逾常,朝霞似的在最高枝头闪闪发光。

我现在再没有那一些隐隐约约的到此为止的感觉了。我的想法是:夹竹桃遍天下,我们的朋友也遍天下。

五 色 梅

更新时间:2009-7-13 13:58:00

字数:711

1962年12月20日

莫斯科到北京车中

科纳克里是海之城、树之城,它也是花之城。

我们住的院子里就开满了花。高大的树上挂着大朵的红花。篱笆上爬满了喇叭筒似的黄花。地上铺着小朵的粉红色的花。烂漫纷披,五色杂陈。

这些花我都是第一次看到,名字当然不知道。我吟咏着什么人的一句诗“看花苦为译秦名”,心里颇有所感了。

但是,有一天,正当我在花园里散步的时候,我的眼前忽然一亮:我看到了什么十分眼熟的东西。仔细一看,是几株五色梅,被挤在众花丛中,有点喘不过气来;但仍然昂首怒放,开得兴会淋漓。

我从小就亲手种过五色梅。现在在离开祖国几万里的地方见到它,觉得十分顺眼,感到十分愉快。我连想都没有想,直觉地认为它就是从中国来的。现在我是他乡遇故知,大有恋恋难舍之感了。

可我立刻就问自己:为什么它一定是从中国来的呢?为什么它不能是原生在非洲后来流传到中国去的呢?为什么它就不能是在几内亚土生土长的呢?

这些问题我都回答不上来,我有点窘。

花木自古以来就是四海为家的。天涯处处皆芳草,没有什么地方没有美丽的花朵。原生在中国的花木传到了外国,外国的花木也传到了中国。它们由洋名而变为土名,由不习惯于那个最初很陌生的地方而变得习惯。在它们心中也许还怀念着自己的故乡吧;但是不论到了什么地方,只要一安顿下来,就毫不吝惜地散发出芳香,呈现出美丽,使大地更加可爱,使人们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我现在却要同几内亚的五色梅攀亲论故,它们也许觉得可笑吧!

我自己也觉得可笑。低头看那几株五色梅,它好像根本不理会我想到的那些事情,正衬着大西洋的波光涛影,昂首怒放,开得兴会淋漓。

野火

更新时间:2009-7-13 13:59:00

字数:1726

1964年7月28日

天寒风急,风沙击面,镐下如雨,地坚如石。北梁子上正展开一场挖坑田的大战。这地方是一个山岗,四面都没有屏障。从八达岭上扫下来的狂风以惊人的力量和速度扑向这里,把人们吹得像水上的浮萍。而挖坑的活也十分艰苦。地面上松松的一层浮土,几镐刨下去,就露出了胶泥。这玩意儿是软硬不吃,一镐刨上仿佛是块硬橡皮,只显出一点浅浅的镐痕,却掉不下多少来。刨不了几下,人们的手就给震出了血,有的人连虎口都给震裂了。

往年在这数九寒天,人们早已停了地里的活,待在家里的热炕头上,搓搓棒子,干些轻活,等着过春节吃饺子了。最多也不过是到山上去打上几次柴,准备过春节的时候烧。这当然也不是什么重活。真没有想到,今年在这样的时候,在这样的天气中,来到这样一个地方,干这样扎手的活。

可是,那过去的老皇历一点也没有影响他们的情绪,他们个个精神抖擞,干劲冲天。在飞沙走石中,他们沉着,勇猛,身上的热气顶住了寒气,手下的镐声压住了风声。一团热烈紧张的气氛直冲九霄。

蓦地,不知是谁喊了一声:

“野火!”

是的,是野火。在远处的山麓上腾起一股浓烟,被大风吹得摇摇晃晃。最初并不大,但很快就扩散开来,有的地方还隐隐约约地露出了火苗。在烟火特别浓厚的地方,影影绰绰地看到有人在努力扑打。但是风助火势,火仗风威,被烧的地面越来越大。没有着火的地方是一片枯黄色,着过了火则是一片黑色。仿佛有人在那里铺开一张黑色的地毯,地毯边上镶着金边。只见金边迅速地扩大,转眼半个山麓就给这地毯铺满了。

这当然引起人们的注意。人们边刨地,边瞭望,指指点点,交换着意见。一个人说:

“这火下了山岗了。”

过了一会,又有人说:

“这火爬上另一个山岗了。”

再隔一会,又有人说:

“这火快到山沟了。”

他们以为沟会把火挡住,所以谁也没有动,仍然是边刨地,边瞭望,指指点点,交换着意见。

忽然,不知谁喊了一声:“火已经过了山沟!”大家立刻一愣。原来过了沟就是一片苹果园。野火烧山草,这是比较常见的事。但是,让野火烧掉人民的财富,却是不允许的。大家几乎是在同一秒钟内,丢下手中的铁镐,扛起铁锹,向着野火,飞奔而去。

地势是忽高忽低崎岖不平的,还不知道有多少山沟,多少沙滩。地边上沟边上又长满了葛针,浑身是刺,在那里等候着人们。衣服碰上,会被撕破;手碰上,会被扎伤。可是这一群扛铁锹的人,却不管这一切,他们像是空中的飞将,跨涧越沟,来到了着火的地方。

这时候的风至少有七八级,这个山麓又正在风口上。狂风以雷霆万钧之力从山口里蹿出来,从山岗上呼啸而过。疾风卷烈火,烈火焚枯草,一片黄色的草地转眼就变成了一片黑。你看到草尖上一点火、草茎上一点火、草根上一点火,一刹那就聚拢起来,形成一团火。你看到脚下一点火、身边一点火,一刹那就跑出去老远,像海滩上退潮那样,刚才在脚底下,冷不防就退了回去,要追也追不上。看样子,野火一定想把山岗烧遍,把苹果树烧光。可是人们并没有被它吓住,一定不让它过沟。有人用铁锹扑打,有人用衣服扑打,有人甚至用自己的手脚扑打,衣服烧着了,鞋了烧破了,手烧伤了,脸烧黑了。但是,野火再快,也不如人的腿快;风再硬,也不如人的心硬。大片的野火终于被扑灭了,只是无可奈何地冒着轻烟。

大家擦了擦脸上的黑灰,披上了烧破的衣服,扛起铁锹,谈笑风生地走回北梁子。没有一个人想到自己所受的损失:工分减少了,衣服撕破了,身体受伤了。他们也没有感到,这是什么了不起的事情。他们似乎认为,这是很自然的,很平常的,像每天吃饭睡觉那样平常。

这时候,风更大了,天更冷了,飞沙更多了。但是,在雨点般的铁锹的飞落下,胶泥却似乎变得软了起来,几锹就刨出一个坑来。成排成排的坑迅速地出现在田地上,好像有意要显示农民的英雄气概。同我共同劳动的这些农民,我应该说是非常熟悉的。我知道他们的姓名、爱好,也曾在他们家里吃过饭。平常日子我并没有感觉到他们身上有什么特异之处。可是今天,他们的形象在我眼内高大了起来。我想到毛主席的一句诗:“遍地英雄下夕烟”。我眼前站着这样一群老实朴素的农民,不正是“遍地英雄”吗?

爽朗的笑声

更新时间:2009-7-13 13:59:00

字数:3369

1966年2月17日

据说,只有人是会笑的。我活在这个大地上几十年中,曾经笑过无数次,也曾看到别人笑过无数次。我从来没有琢磨过人会不会笑的问题,就好像太阳从东方出来,人们天天必须吃饭这样一些极其自然的、明明白白的、尽人皆知的、用不着去探讨的现象一样,无须再动脑筋去关心了。

然而,人是能够失掉笑的。

就连人能够失掉笑这个事实我以前也没有探讨过,不是用不着去探讨,而是没有想到去探讨,没有发现有探讨的必要;因为我从来还没有遇到过失掉了笑的人,没有想到过会有失掉了笑的人,好像没有遇到过鬼或者阴司地狱,没有想到过有鬼或者有阴司地狱那样。

人又怎能失掉笑呢?

我认识一位参加革命几十年的老干部。虽然他资格老,然而从来不摆老资格,不摆架子。我一向对老干部怀着说不出的、极其深厚的、出自内心的感情与敬佩。他们好像是我的一面镜子,可以照见自己的不足,激励自己前进。因此,我就很愿意接近他,愿意对他谈谈自己的思想。当然并不限于这些。我们有时简直是海阔天空,上下古今,文学艺术,哲学宗教,无所不谈。他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特别是在闲谈时他的笑声更使我永生难忘。这不是会心的微笑,而是出自肺腑的爽朗的笑声。这笑声悠扬而清脆,温和而热情;它好像有极大的感染力,一听到它,顿觉满室生春,连一桌一椅都仿佛充满了生气,一花一草都仿佛洋溢出活力。有时候我甚至觉得这笑声冲破了高楼大厦,冲出了窗户和门,到处飘流回荡,响彻了整个燕园。

想当初当我听到这笑声的时候,我并没有觉得它怎样难能可贵,怎样不可缺少,就同日光空气一样,抬眼就可以看到,张嘴就可以吸入。又像春天的和风,秋日的细雨,只要有春天,有秋天,自然而然地就可以得到。中国古诗说“司空见惯浑闲事”,我一下子变成了古时候的司空了。

然而好景不长,天空里突然堆起了乌云,跟着来的是一场暴风骤雨。这一场暴风骤雨真是来得迅猛异常。不但我们自己没有经受过,而且也没有听说别人曾经经受过。我们都仿佛当头挨了一棒,直打得天旋地转,昏头昏脑。有一个时期,我们都失去了行动的自由,在一个阴森可怕的恐怕要超过“白公馆”和“渣滓洞”的地方住了一些时候。以后虽然恢复了自由,然而每个人的脑袋上还都戴着一大堆莫须有的帽子,天天过着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日子,谨小慎微,瞻前顾后,唯恐言行有什么“越轨”之处,随时提防意外飞来的横祸。我们的处境真比旧社会的童养媳还要困难。我们每个人脑海里都有成百个问号,成千个疑团;然而问天天不语,问地地不应。我们只有沉默寡言,成为不折不扣的行尸走肉了。

在这期间,我也曾几次遇到过他,都是在路上。我看到他从远处走了过来,垂目低头,步履蹒跚。以前我看惯了的他那种矫健的步伐,轻捷的行姿,已经消逝得无影无踪了。我有时候下意识地迎上前去,好像是要做点什么;但是快到跟前的时候,最多也不过彼此相顾一下,立刻又低下了头,别转开脸,我们已经到了彼此不敢讲话,不能讲话的地步了。至于在这样的时刻他是怎样想的,我说不清楚。我心里只觉得一阵凄凉,眼泪立刻夺眶而出了。

有一次,我在校医院门前遇到了他。这一回不是孤身一人,而是有一个年老的妇女扶着他。他的身体似乎更不行了,路好像都走不稳,腿好像都迈不开,脚好像都抬不起,颤巍巍地好不容易地向前挪动,费了好大劲才挪进了医院的大门,看样子是患了病。我一时冲动,很想鼓足了勇气走上前去探问一声。然而我不敢。那暴风骤雨的情景猛不丁地展现在我眼前,我那一点剩勇好像是微弱的爝火,经雨一打,立刻就熄灭了。我不敢保证,如果再有一次那样的暴风骤雨,是否我还能经受得住。我硬是压下了那向前去探问的冲动,只是站在远处注视着他。我是多么关心他的身体啊!然而我无能为力,我只能站在一旁看。幸好他并没有注意到我,否则也会引起他内心的激动,这样的激动对他的身体肯定是没有好处的。我全神贯注地注视着他,看他走进了校医院的玻璃门,他的身影在里面直晃动,在挂号处停留了一会儿,又被搀扶到走廊里去,身影于是完全消逝,大概是到哪一个屋子门口去等候大夫呼唤了。

当时我虽然注视了他很久很久,但是在开头时并没有发现有什么特异的情况,对他的身体的关心占住了我整个的注意力。等到他的身影消逝以后,我猛然发现,他脸上一点笑容都没有,他成了一个不会笑的人,他已经把笑失掉,当然更不用说那爽朗的笑声了。我心里猛烈地一震,我自己的这一个平凡又伟大的发现使我吃惊。我从前只知道笑是人的本能;现在我又知道,人是连本能也会失掉的。我活了六十多年才发现了这样一个真理;然而这是一个多么残酷多么令人不寒而栗的真理啊!

我自己怎样呢?他在这里又在另外一种意义上成了我的一面镜子。拿这面镜子一照:我同他原来是一模一样,我脸上也是一点笑容都没有,我也成了一个不会笑的人,我也把笑失掉了。如果自己不拿这面镜子来照一照,这情况我是不会知道的。因为没有一个人会告诉我,没有一个人敢告诉我。像我这样的人,当时是没有几个人肯同我说话的。如果有大胆的人敢同我说上几句话,我反而感到不自然,感到受宠若惊。不时飞来的轻蔑的一瞥,意外遇到的大声的申斥,我倒安之若素,倒觉得很自然。我当时就像白天的猫头鹰,只要能避开人,我一定避开;只要有小路,我决不走大路;只要有房后的野径,我连小路也不走。只要有熟人迎面走来,我远远地就垂下了头。我只恨地上没有洞;如果有的话,我一定会钻了进去,最好一辈子也不出来。在这样的情况下,一个人能笑得起来吗?让他把笑保留住不失掉能办得到吗?我也只能同那一位老干部一样变成了一个不会笑的人了。

通过那几年的切身经历,我深深地感觉到,一个人如果失掉了笑,那就意味着,他同时也已经失掉了希望,失掉了生趣,失掉了一切。他活在世界上,在别人眼中,在他自己眼中,实际上成了一个多余的人,他只不过是行尸走肉,苟延残喘而已。什么清风,什么明月,什么春华,什么秋实,在别人眼中,当然都是非常可爱的;然而在他眼中,却什么快感也引不起来。他在这世界上如浮云,如幻影;世界对他也如浮云,如幻影。他自己就像一个幽灵,踽踽独行于遮天盖地的辽阔的寂寞中。他成了一个路人,一个“过客”,在默默地等候大限的来临。

真理毕竟要胜利,乌云决不会永在。经过了一番风雨,燕园里又出现了阳光,全中国也出现了阳光。记得是在一个座谈会上,我同这一位革命老前辈又见面了。他头发又白了很多,脸上皱纹也增添了不少,走路显得异常困难,说话声音很低。才几年的工夫,他好像老了二十年。我的心情很沉重,但是同时又很愉快。我发现他脸上又有了笑容,他又把笑找回来了。在谈到兴会淋漓的时候,他大笑起来,虽然声音较低,但毕竟是爽朗的笑声。这样的笑声我已经很久很久没有听到了。乍听之下,有如钧天妙乐,滋润着我的心灵,温暖着我的耳朵,怡悦着我的眼睛,激动着我的四肢。我觉得,这爽朗的笑声,就像骀荡的春风一样,又仿佛吹遍了整个燕园,响彻了整个燕园。我仿佛还听到它响彻了高山、密林、通都、大邑、工厂、农村、机关、学校,响彻了整个祖国大地,而且看样子还要永远响下去。

我现在不但在这位革命老前辈的脸上看到了已经失掉而又找回来的笑,而且在很多人的脸上都看到了笑容;老年人、中年人、青年人、妇女、儿童,无一例外。把笑失掉,是不容易的;把笑重新找回来,就更困难。我相信,一个在沧海中失掉了笑的人,决不能做任何的事情。我也相信,一个曾经沧海又把笑找回来的人,却能胜任任何的艰巨。一个很多人失掉了笑而只有一小撮人能笑的民族,决不能长久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只有能笑、会笑、敢笑、重新找回了笑的民族,才能创建宏伟的事业,才能在短期内实现四个现代化,才能阔步前进,建成社会主义,最终达到人类大同之域。

发现只有人是会笑的,是科学家。发现人也是能失掉笑的,是曾经沧海的人。两者都是伟大的发现。曾经沧海的人发现了这个真理,决不会垂头丧气,而是加倍地精神抖擞。我认识的那一位革命老前辈,在这里又成了我的一面镜子。我们都要感激那个沧海,它在另一方面教育了我们。我从小就喜欢读苏东坡的词句:“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我想改一下最后两句:“但愿人长笑,千里共婵娟。”我愿意永远永远听到那爽朗的笑声。

西谛(郑振铎)先生

更新时间:2009-7-13 14:00:00

字数:5096

1979年1月31日

西谛先生不幸逝世,到现在已经有二十多年了。听到飞机失事的消息时,我正在莫斯科。我仿佛当头挨了一棒,惊愕得说不出话来。我是震惊多于哀悼,惋惜胜过忆念,而且还有点惴惴不安。当我登上飞机回国时,同一架飞机中就放着西谛先生等六人的骨灰盒。我百感交集,当时我的心情之错综复杂可想而知。从那以后,在这样漫长的时间内,我不时想到西谛先生。每一想到,都不禁悲从中来。到了今天,震惊、惋惜之情已逝,而哀悼之意弥增。这哀悼,像烈酒,像火焰,燃烧着我的灵魂。

倘若论资排辈的话,西谛先生是我的老师。三十年代初期,我在清华大学读西洋文学系。但是从小学起,我对中国文学就有浓厚的兴趣。西谛先生是燕京大学中国文学系的教授,在清华兼课。我曾旁听过他的课。在课堂上,西谛先生是一个渊博的学者,掌握大量的资料,讲起课来,口若悬河泻水,滔滔不绝。他那透过高度的近视眼镜从讲台上向下看挤满了教室的学生的神态,至今仍宛然如在目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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