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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公园里也可以遇到一些小咖啡馆，范妮每次都想走进去喝点东西，有时因为觉得在湖边，情调好，有时因为在外面的时间太长，感觉太冷，头发碰到脸上，象冰一样凉。有时就是为了想到自己到了美国，还从来没有走到咖啡馆里去坐一坐，范妮喜欢咖啡馆里的样子，从外面的窗子望进去，总觉得那是个安适的地方，就象自己理想中的美国。可范妮还是心虚，她鼓足了勇气闯进去过，屋子里充满了新鲜的咖啡香，阳光照了满地，她站在门厅里，先看到衣架上挂着些外套，有一件衣服，露出里子，内袋上封着一个巴掌大的商标，是范妮从来没有见到过的外国牌子，一小块绣满了外国字的暗绿的缎子，被烫得服服帖帖的。店堂里面坐着的，没有一个黑头发的东方人，吧台里面忙着的，也不是东方人。范妮突然觉得不自在，好象闯进了别人家一样，店堂里的人都多看她一眼，也好象奇怪她怎么会进来。范妮硬撑着没有转身跑掉，她对迎上来的酒保说，自己在等朋友，约在这里，可那人好象没来。说着范妮还再次向店堂里的人望了望，他们在桌前轻松地坐着，象另一个世界的人，的确有桌子空着，桌上的细蜡也没有被点燃，但范妮觉得那是别人的地方，然后范妮退了出去，装成急匆匆地，要去找人。
这可真是失败的感觉。而且是每天每时，小小的，无所不在失败的感觉。
到了下午，范妮终于找到了一个热闹的地方，小孩子在树林里的岩石上爬上爬下，不少人在长椅上晒太阳，看书，范妮也找了张长椅坐下来，拿出婶婆的书，有什么东西握在手里，看上去好象不那么无聊了。倦意又上来了。这也是失败感觉中的一种，对范妮来说，她简直要哭了。
“你是日本人吗？”突然身边有人问她。范妮转身看，她身边的椅子上坐着一个小个子的中年男人，长着一个大鼻子。是他在跟她说话，特地说得又慢又清晰，象《美国之音》里的SpecialEnglish。
“不是。”范妮说。
“那你是香港人吗？”那人接着问。
“是的。”范妮说，“我的家里人在香港。”
“当然了，你在纽约。”那人笑着说，“来纽约旅游的？东方人喜欢冬天的时候来纽约买东西。日本人，香港人，台湾人。”
“是的。”范妮说，“但是我也不光是来旅游，我也在考虑在纽约上学，我爷爷是NYU毕业的，他的哥哥是MIT毕业的，我奶奶是WC毕业的，我们家有到美国上学的传统，现在轮到我了。”
那人挑起眉毛，做出惊叹的样子：“那你家一定很有钱，那些都是最贵的学校。许多美国人都不敢上那么贵的学校。但是那些的确都是好学校，会有大好前程。”
范妮笑笑。
“你的英文不错，是在香港学的？”那人说。
“是的，但我在学校的成绩不怎么好，你知道，听英文歌有意思，看电影也有意思，可是背生词真的困难。”范妮说。
“有钱人家的学生就是这样的，因为他们有太多新鲜事可以做，对不对。但你不象那些香港人一样有口音，说明你的学校还真的不错。”那人说。范妮看看他，他就一点也没怀疑这里面有那么多的谎话。
“你会在哪里上学？”他问。
“NYU。所以我住在格林威治村，那里离学校近。”范妮说。
“那也是个可爱的地方，更多自由自在的空气，更年轻。我也喜欢去那地方的咖啡馆和酒馆。”
“我最喜欢那里的首饰店，那里的戒指真好看，比香港的好看，我们那里老是用金子做，趣味不够好。”范妮说。
“当然，当然，格林威治村卖的戒指都是艺术品，都是艺术家用手工做的，当然漂亮。”
范妮微笑着与邻座的人搭讪，心里觉得自己象是坐在过山车上一样，不晓得下一分钟要发生什么。这是她第一次在纽约，在公园里，和人用英文说话。她一边看着过往的人，有人骑着自行车过去了，有人牵着一条大白狗过去了，有人夹着一堆报纸过去了，有人端着一架照相机过去了，他是个从东方来的旅游者，有一张寂寞的脸。他多看了范妮一眼，范妮想，也许他会把自己也当成个地道纽约人吧，正安然地坐在中央公园的太阳里聊天。刚刚越来越浓的倦意，现在被这心里十分紧张的聊天击退了。
1990年新年除夕的晚上，范妮按照中央公园里陌生人的指点，在电视里看到了时代广场新年仪式的转播。时代广场上人山人海，大家都等着那只被灯光照得光怪陆离的大苹果碎下来。范妮象那里所有的人一样，在最后一分钟时，对那大苹果许了一个新年愿望：“我要当一个真正的纽约人。”
等范妮再醒来的时候，意外地看到窗外的蓝天，然后，她意识到自己夜里没有在中国时间醒来，这标志着，时差终于结束了，她的身体，终于像一个纽约人一样的正常了。对范妮来说，这真的是个豁然开朗的早上。她躺在床上，心情振奋地告诫自己说，anyway,anyhow,不管有一千种的不适应，意外，麻烦，我都要振奋精神，开始自己的新生活，我要当一个从里到外，彻头彻尾的纽约人。像婶婆说的那样，把在上海的从前全都忘记掉。像婶婆一样，等好多年过去以后，自己也担保上海的亲戚的孩子到纽约来读书，自己也不想上海，也不爱说上海话，只说英文，让那孩子也吓一大跳。Anyway，范妮学着婶婆的声音，一定要做一个纽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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