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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辑 贪官为清官奋力跑官
1.和珅是一头圈养的兽
开国之君打仗，守成之君打猎，恐怕是皇帝们最爱玩的两种游戏。打仗不是人人都玩得起的，而打猎却人人都可玩，所以几乎皇上都喜欢打猎。兵荒马乱时节人食人，顾不上吃野兽，所以野兽放肆生息繁衍，极好打猎却没人去打，人都打不过来，哪有机会去打猎？到了盛世呢，不好意思人食人了，因此爱上了山珍海味那一口，把天上飞的、海里游的、地上爬的都吃光了，哪来的野兽？没有野兽，可是皇上又要享受捕猎的快感，怎么办呢？那就养些家兽吧，养得肥肥胖胖的，然后放出来，直待皇帝纵马弯弓。
譬如乾隆皇帝就养了和珅这头家兽，供其儿子嘉庆玩上一把。
大家都知道，乾隆皇帝是历史上“少见的明君”，据说是非常“英明干练”的。大家也都知道，和珅是历史上最大的贪官，据说贪起来是非常“明目张胆”的。“和珅为乾隆朝第一权臣，骄横跋扈，天下皆知，岂以高宗之英明老练，而反不觉其奸，直至嘉庆四年，高宗既殁，始由仁宗正其罪哉？”检举揭发和珅者络绎于朝，如陕西监察御史曹锡宝、被誉为“烧车御史”的谢振定以及大文人纪晓岚，还有当过宰相的刘墉。这些“轻量级”、“重量级”的人物，暗地里打“小报告”或公开上“万言书”，三人成虎，乾隆对和珅就从不怀疑吗？和珅建的是高堂大厦，穿的是绫罗绸缎，养的是大奶小奶，家里堆的是金，砌的是银，“衣服、车马，皆有逾制之处”。乾隆那双“龙眼”看不到吗？和珅的大老婆死了，大官小吏个个去朝阳门外送葬，汲修主人昭裢（嘉庆朝袭礼亲王位）“亦从众而行”。送葬路上，到某村妇家里吃饭，老妇人说：“观君容止，必非不智者，今和相骄溢已极，祸不旋踵，奈何趋此势力，自伤其品？”果然，“不逾年，和相果败”。一个山间村媪，都知道和珅之贪，都知道其下场，地球人都知道了，谁说乾隆不知道？乾隆什么都知道，只是没谁知道乾隆“吾与汝有宿缘，故能如是，后之人将不容汝也”。这话是相当诡异的：一是说，放心吧，有我在，我会养肥你的；二是说，我死后，你恐怕得为我家做点贡献、做点牺牲。什么“牺牲”？猪牛马的“牺牲”嘛。
这样看来，乾隆是特地安排和珅作自己儿子嘉庆正式“登基”的“祭礼”的。和珅听了乾隆那话，没有生命的危机感吗？不会末雨绸缪吗？没用的！这是乾隆的安排，是乾隆特地给儿子留下做打猎用的“猎物”的。
乾隆心里是这么计算的：你贪吧，贪吧，反正你也吃不完，得留在那里。
国门朕都是锁着的，围猎场的篱笆朕扎得紧，你不可能把金子银子放到瑞士去存银行嘛，你插翅也不能把老婆、孩子、情妇、私生子先行送往国外，然后外逃嘛。和珅这么贪，确实是在挖乾隆家的家产与墙脚，乾隆知道。这家产给和珅，还是给儿子？英明的乾隆皇帝对这事情绝对是不糊涂的。但是，先放在和珅家里与放在国库里几乎没什么两样，随时可以把它弄到国库里来嘛，还可省些管理成本嘛。乾隆养和珅，就是替儿养肥猪。
果然，“和珅跌倒，嘉庆吃饱”。把和珅贪污受贿的财产从和珅家里再搬到国库里，好家伙，可用二十年啦。乾隆给嘉庆的物质遗产真是够丰厚的！
和珅仅是乾隆留给嘉庆的物质遗产吗？非也，更是政治遗产。据说，如果没有天敌，老虎也会退化成猫。也真是，看历代开国之君，都猛如恶虎，而到了末代之帝，几乎都如病猫。所以他们都要搞些“军事演习”，搞些“野外实战”，以便保持“昂扬斗志”。聪明的老皇上培养接班人就是这样，要培养一些家兽放到围猎场去，供儿试刀、试胆量、试身手。嘉庆没有经历过战争的历练，也没有经历官场的“残酷斗争”，能不能看守住江山？人家乾隆是“打猎世家”出身，深深懂得打猎能够培养“战斗力”。
他更深深地懂得，放纵真正的野兽，体制外的野兽，那是相当难对付的，也是相当危险的，但培养几只家兽，用体制内的家兽供接班人“练练手脚”，以防真正的“野兽”来袭，是安全的，也是十分必要的。这样，乾隆就养了和珅这头家兽。这样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乾隆刚死，尸骨未寒，嘉庆马上就下手了。乾隆于乾隆六十年九月初三一命呜呼，嘉庆第二天就把和珅给办了。乾隆死了，这是“举国悲痛”的“国葬”哪！放下老爸的丧事不办，先拿办老爸最爱的宠臣，这岂不是打老爸的耳光么？岂不是大不孝么？合理的解释是，乾隆在要死的时节，给儿做了一个“政治交代”：儿啊，我送个政治礼物给你吧，爹给你养了一头大肥猪，一只大老虎，趁这机会给猎杀了吧。这样，你就不愧是咱们猎手的后代。所以嘉庆把“国葬”放在一边，先办“国事”，他也就成为了吃肥肉的“美食家”，成为了打老虎的“大英雄”。
历史上的大腐败分子，在位时大腐大败，但是活得异常快活潇洒，过第得异常招摇无忌，而最后被“反腐败”给反了。其中有一个“规律性”的辑东西在起作用，那就是家天下“交班之际”，就着力解决前朝遗留下来的鲁腐败问题。比如宋之蔡京，在宋徽宗那里养肥，被宋钦宗宰杀；比如清之碧鳌拜，在顺治那里圈养，被康熙围猎。这些大“腐败家”，在前任领导的喜荫庇下，从“偷针”开始，到“偷金”结束，在这长长的过程中，难道从盔来没有露出“蛛丝马迹”？老皇帝那眼睛毒着呢，神目如电呢。有人说，官皇帝儿杀皇帝爸的功臣大臣，这是一朝天子一朝人使然。可上一朝天子与下一朝天子不是外人，都是一家人，干吗这么过不去？当然，在权力面前，有可能爹不认儿，儿也不认爹，但是更多的是爹为儿着想，家天下要一世二世乃至万世而为君啊。这哪里是什么斗争？要往斗争上说，那岂不是儿反爹？儿是不怎么反爹的，儿要继承祖业，将革命进行到底的。皇爹把贪官养大，是给皇儿留下一份政治遗产，由皇儿来处置，实际就是开国之君打仗，守成之君打猎。新天子登基，往往要杀前朝大臣，这里头也是政治，他要借人头立威啊；那么如何来借人头呢？最好的办法是借腐败者的人头，不仅没人反对，相反啊，大家都会口颂万岁，纷纷上表，大表特表皇上圣明。封建王朝，反腐败在相当程度上不是“法制建设”的武器，而是“政治文明”的利器。
这种方法，在非家天下的体制里不能用，在家天下的体制里常常用。
可惜农民出身的朱元璋不太懂。最聪明的朱元璋犯了一个愚蠢的错误，就是他在位时节把贪官都杀尽了。他想，杀尽了贪官，子子孙孙可以高枕无忧睡大觉了，结果呢，其子孙没什么可试刀，就真的一个个睡大觉去了。
2.越腐有人越欢呼
王亶望是江苏巡抚王师的儿子，王师是清朝树立的清官模范，但再怎么清廉，家里银两还是有的，牵系到子女锦绣前程了，后门也是要走的。
比如这个王亶望吧，数理化没学好，但有个好爸爸，给他捐了个官，连科举考试都不用，直接当县长了。
凡事都有个前因后果，王亶望后来有杀头的后果，委实有这个前因。
乾隆把他从浙江调至甘肃任藩司，就是基于以下两点考虑：一是老子英雄儿好汉，他爹是清官，以血统推断，他也该是清官；二呢，王亶望捐资当了官，参加了革命，就是朝廷的精英。当了官都是得提拔的，乾隆把他从浙江调任甘肃，也是正常调动，正常给干部升级嘛。
王亶望是在甘肃藩司任上出的事。因考虑到干部队伍以及先富起来的社会精英那里有个悖论：他们种子好，条件优，但儿女读书总是不行，若完全实行高考分数线一刀切，他们的子弟有被挤出“精英阶层”的危险。
所以，清政府从顺治六年开始制定了捐监政策，即：“令民输豆麦，予国子监生，得应试入官，谓之监粮。”这是说，向地方、向国家贡献若干石粮食，就可以发个秀才文凭，从而可去参加科考。当然，还可再捐粮食，直接授官，王亶望不就是这样当的官么？问题是这个政策实行之后，弊病丛生，一是官家与商家嫌买粮食麻烦，直接折算成银两了，使捐监粮以做国家储备粮的初衷落了空；二是，大家都不愿做亏本生意，买官花了小钱，那就得卖官大赚钱。乾隆隐隐然有个感觉：赚了这些人一些碎银子，可能会因此坍塌自己的好江山，他觉得划不来，所以，在乾隆三十一年，这个捐监政策被取消了。
捐监叫停，对其他地方没有多大影响，但对甘肃这个贫困地区影响颇大。甘肃十年九旱，一旦灾荒了，如果没有国家储备粮，那可不得了，所以乾隆三十九年，时任陕甘总督的勒尔谨向乾隆打了个报告，要求重新实施捐监政策。乾隆组织开了一次理论务虚会，讨论捐监问题，最后决定，给甘肃一省开个政策口子，重薪实施捐监政策。乾隆一再强调：“积贮监粮，为备荒赈恤之用。”核心政策是，只准捐纳粮食，不准折成银两。
将在外，君令有所不受也。王亶望来到了甘肃这个“政策特区”，解放思想，开拓创新。怎么解放思想呢？就是大胆地闯禁区，大胆地搞特第区。怎么大胆呢？就是不唯上，不唯规，只唯钱；上面规定不准将粮食折辑算成银两，我就将粮食折算成银两；上面只准将监粮人国库，我偏偏将银窨两人私囊。王亶望在甘肃搞了不少新政策、新措施，比如，按照上面的规落定，捐监起步价是50石粮食，他把这折算成银两47两。给你捐监得填表喜啊，得盖章啊，得发个本本啊，服务费加工本费是8两，共55两；55两还不行啊，王亶望还“上有老”——上有老领导嘛，“下有小”——下有小官的们嘛，他把这些成本都计入里面，其中，赡养上与抚育下都是2两；还有不可预计的事情要应付，打了预算l两，加起来是60两，整数，给百姓少了找零的麻烦了嘛。
这个特区的特别政策，各位仔细一看就知道有一妙处：王亶望把上面的领导与下面的干部全部纳进了他的笼子里，要腐败大家一起腐败，谁也不能站到岸上。大家都拿好处，你不拿吗？为了拿着方便，王亶望有个制度创新，他首创了个“驻省办”，要求各县各府都在省城建立办事处，“令设各州县坐省长随，遇有需索，即令人向坐省长随通知，以便送信给各州县”。有什么需索呢？就是王省长家里准备建房了，老婆准备过生日了，小妾准备旅游了，孩子准备留学了，就通知办事处，办事处再通知州县送钱来。当时甘肃有句顺口溜：“一千见面，两千便饭，三千射箭。”意思是，给1000两银子，可以跟你见个面，给2000两，蟹你吃个便饭，给3000两，可以给你办事了。
王亶望这样干着，干得有声有色。到任半年，他向乾隆汇报工作，说已有19017人捐监，捐纳粮食80万石，三年后，共有捐监生15万，收到监粮600万石。这么多的粮食得有储备库，得国家拨款啊。于是，大笔大笔的银子转移支付来了。王亶望既然政绩如此突出，那么不提拔就对不起干部了，就体现不出用人的政策导向了，所以，乾降就把他调任浙江去当巡抚了。
这家伙调到浙江后，有桩案子牵系到他。他感到山雨欲来，有可能将被双规了，他急了，他这么盘算着：我给国家做点儿贡献吧，乾隆应该保护对国家有贡献的人嘛。于是他向乾隆表态，我捐款给国家搞建设，不是要治理海河吗？我捐50万！结果聪明反被聪明误，这么露富哪行？他被双规了。
甘肃的案子因此浮出水面。案子一查，叫乾隆吓了一大跳，朝廷的干部不是坏了一个啊，整个甘肃的干部无一人没卷入其中。
现在轮到乾隆伤脑筋了。按照乾隆自制的法律，“数在一千两以上者拟斩监候”。如果有法必依，那么甘肃全省县处级干部都得掉脑壳，甘肃干部不全部空了吗？反腐败也得实事求是嘛，乾隆专就此案修改法律：两万两以上者判处死刑，立即执行；一万两以上，二万两以下，判处死刑，缓期执行；一万两以下者，再议15000两的，那算了吧，反腐也得与时俱进呀。为了适应反腐新形势，乾隆对腐败的立案标准一下子从贪腐一千两银子提高到一万两！
照这司法解释，相关部门把名单报上来，乾隆还是吓了一跳，得判死刑的还是多啊。乾隆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再次出台了司法解释，贪污二万两以上者，如果以前有年终考核得了嘉奖、立了三等功什么的，可以免死。呵呵，这个司法解释出台后，挽救了一大批干部，最后只有52名被处死刑，被发配、被抄家者194人。
一个省，县处级干部可以数千计，乾隆时没那么多，千儿八百大概是有的，科局级更多。但这个案子按照乾隆的说法是全省都烂了，而被处理者却不上200，其他干部呢，得益于你腐败我腐败大家都腐败，得益于乾隆把腐败的纸面立案标准由一千两提高到一万两。反腐败被抓大放小，他们没啥事了，该当干部的继续当干部。
腐败的人越多，腐败的面越广，腐败者就越“安全”。王亶望拉大家来共腐，也许并没有形成这种理论性的韬略，但从造成的客观事实看，许多贪腐者因此尝到了甜头．这让那个位居九五之尊的乾隆也有了忌惮。乾隆一再提高杀头门槛，本意哪里是什么宽仁？如果把一省的官员都杀光了，形成权力真空，西北就会出乱子。
3.道光的特供早餐
道光皇帝所居的时代与其他各位皇帝一样，是实行两套经济体制的。
这两套体制的施行地域，以皇宫墙脚为红线，皇宫内实行的是计划经济，衣食住行都给保障；皇宫外弄的是市场经济，生死穷富自个儿弄去。比如明朝，皇宫里的平时用度每年财政得安排120万两银子，不消费完是不行的，皇宫外就恐怕没有这个预算吧。比如慈禧太后那里，就有个不成文的规定，每天要宰杀两三百头猪，一二百头牛，脂粉费啊车辆购置费啊防寒防暑费啊也都有常度。皇宫外的人吃了上顿没下顿，有几人每天必须杀猪？皇家的闺女有花戴，其他人的闺女怕也很少能够扯上二尺红头绳扎起来。皇宫里的计划经济，都是财政打足预算，太监搞政府采购，采购什么、到哪里采购都是有规矩的。坦白地说吧，这种经济是以特供为主要形式的计划经济。
这种计划经济肯定是难以看懂的，何况这种经济本来就不上墙，即使上了墙壁，也没几人能够看得懂。但是，道光皇帝的特供早餐，我们可以看得懂。据说，道光皇帝是个好皇帝，别的不说，他很富有中华民族的节俭美德，“观国史所载，帝节俭之德，亦不可及，至暮年尤甚”。这话说的是道光皇帝之节俭美德是没人可比得上的。“然帝或思食一物，而知其价甚昂，则止而不索”。他想吃东西了，都要先问个价，如果价格很高，他就不吃了。比如他想吃鸡蛋，内务府给的价格是每枚七八两银子，道光皇帝就常常省着不吃。但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皇帝也是人，不是不食人间烟火的，哪能不吃昵？
有天早晨，道光皇帝想吃粉条汤，他对内务府的负责同志说：这粉条汤得这样这样，得如此如此……道光说的其实并不复杂，无非就是放些辣椒、加些鸡汤、撒些胡椒粉之类，“帝偶思食粉汤，命依所言之制法制之”。领导有所好焉，下面岂有不满足的？内务府的负责同志马上就报了一个坚决落实这一指示的特供方案，呈来道光皇帝审批。道光看了报告，傻了眼，他看不懂啊（对财政预算之类的报告，我们凡夫俗子常常看不懂，实在用不着自卑，皇帝都是特别英明的，都看不懂呢！），报告上写的是：为了坚决落实领导打算早餐吃粉条汤的指示，特请安排财政预算7.5万两。
道光皇帝弄不明白，不就是一碗粉条么？哪需要烧那么多钱呢？内务府的同志于是把实施细则抛了出来：您想吃粉条，应该专门建设一套楼堂馆所吧；您想吃粉条，应该专门安排厨房里的一班事业编制吧；您想吃粉条，应该专门安排采购员、服务小姐等一千人马吧；您想吃粉条，必须安排这么多人，还应该专门成立粉条特供局吧。“内务府上言，若依此制，须另盖一厨房专人司之，需经费6万两；常年费需1.5万两。”内务府负责同志的思维肯定是对的，我们常常是这么办的：领导不想走路，那么我们得给其买辆专车，得修条专路，得建个专门车库，还得建个轿车专门制造厂。
问题是，道光皇帝是个节俭的好皇帝。道光皇帝他突然想吃粉条汤，是因为他到红墙外吃过一次，那里价格低啊：“朕知前门外有一饭馆，能做此汤，每碗只售四十文耳，每日可令太监往购之。”看来，道光皇帝是个明白人，不是个冤大头，那谁将是个冤大头了呢？在内务府，必须得有冤大头，没冤大头肯定是不行的。既然领导当不了冤大头，那么只有让百姓当冤大头了。
道光的办法简单易行，可操作性很强，对饭馆老板而言，尤其是利好消息。老板虽然未必可以皇家特供粉条挂牌匾，但打个皇帝指定产品的广告应该没问题，结果呢，他的饭馆被封了、被取缔了，他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过了几天，道光想吃精条了，内务府的这个负责同志说：粉条买不到了，前门外之饭馆已关闭。
这家饭馆的主意打得不错，把饭馆设在首脑机关旁边，定价肯定是高的，四十文一碗汤，不低，一般百姓怕也消费不起，但与内务府的政府采购相比，再高也高不到哪里去。内务府的经济必须保持高位运行，不如此，那内务府的一干人马去哪里喝西北风？现在，私营经济居然冲击了官营经济，居然冲击了大清王朝的经济秩序，把政府的价格体系搞了个稀巴烂，那不该死么？内务府自然是马上就给打击了，马上就给取缔了。
道光皇帝听了内务府的汇报，据说他长叹了一声：“朕向不为口腹之欲，滥费国帑，但朕贵为天子，而思一汤不可得，可叹也！”呵呵，当了皇帝，也不是所有的事情都扳得弯的。比如内务府这个官家经济，这个既得利益集团，道光就扳不弯，所以想吃一碗汤都吃不到，所以道光叹了一声，所以当时也有许多人帮着道光皇帝发感慨。
道光皇帝为自己吃不上一碗汤而叹息，可是，谁为那开饭馆的老板失去了谋生的一栋楼，失去了求生的一条路而叹息呢？道光为自己的生活受到影响、内务府为荷包里的财政负增长而叹息不已，谁为百姓失去了生活来源而哀民生之多艰呢？
4.和珅制定的反贪条例
本来是个贪官，干的却是反贪工作；本来是该受法律惩罚的人，却在制定惩罚人的法律，本来当是最清瘦的部门，却是最可分肥的地方。这情形，按照易中天先生的说法是：中国的事情，最不好讲。
譬如这个和珅吧，从目前为止的记录来看，大家都知道，和大人是中国巨贪，但大家可能有所不知的是，和大人曾经主持制定过一则反贪“和一条”，这“和一条”叫做议罪银，也叫罚银，又称自行议罪银。这“和一条”的适用范围是多为一品以上督抚大员（当官当大了，实在是特殊的，当然得制定一部特殊法），其主要内容是：凡大员触犯了法律法规，犯了渎职、违例、包庇、侵贪等不法情事，那么，你自己看着办。你的事情有多大，你就出多大价，是上缴1万两银子，还是1方5千两，这就看你的革命态度，看你的思想觉悟。态度好，觉悟高，响鼓不要重锤，好，那就没事了；态度不好，觉悟不高，好吧，那你等着敬酒不吃吃罚酒吧。自己犯了错误，先是自己认识到位，自己处理到位，这议罪银又叫做自行议罪银，就是这么来的。
可能出乎你的意料，大清王朝的领导干部自觉性确实很高。议罪银这“和一条”出来后，掀起了一个自觉“革命”的大高潮，据中国第一档案馆保存的《密记档》记载，乾隆五十一年和五十二年，官员交纳的议罪银特别多：
巴延三因辖区内民谭老贵自缢身亡一案奏缴自行议罪银八万两；
巴延三因盐务事，福康安代奏巴延三自行议罪银十万两；
西宁因“办理不善，商人拖欠甚多，请限八年缴纳”自行议罪银八万；
和珅代李天培因“遣犯逃脱，重囚监毙”奏缴议罪银四万两；
三宝奏缴自行议罪银共十一万两：
李质颖奏缴自行议罪银十四万两。
政策就是经济啊！这“和一条”开始实行，为大清王朝开辟了一个经济增长大点，财源滚滚，简直成了另类国家税务局，公务员几乎个个成了光荣的纳税人，个个争相缴纳“个人所得税”，这样，使皇上也特别高兴，巴不得他手下的官员犯点事情。比如，曾经惊动大清王朝的浙江巡抚王亶望案，王氏大贪特贪，贪得惊动了中央。中央派了钦差大臣阿桂到浙江查办，王氏二话不说，低头认罪——不，是认罚：“自知罪重，自认罚银五十万两。”乾隆挺高兴的，这么一诈，就赚得了这么多银子，谁不高兴？
乾隆于是交代办案人员，这事就算办完了，“只可如此”，还让老王继续工作吧，说不定下次还会缴五十万呀。若不是王亶望牵系到甘肃大案，他一定会为大清王朝鞠躬尽瘁地缴纳议罪银的，死而后已。
大清王朝从这里尝到丁甜味，举凡刑事案、民事案、渎职案、贪污案，都套这一条来处理。以往，官员犯事，常常用小命来抵罪，常常用职务来顶罪。现在不行了，你的狗命不值钱，不要你的命；你想把帽子当票子抵押犯罪？也不要，大清王朝的帽子三五几文就可以制定一顶，而你犯事，可以从你那里榨取好几万来！这算盘大清王朝比你会算，想用几文钱的帽子来逃避缴纳几万两罚银？休想。甘肃知府闵鹗元在其任内贪污公款1.98万两。案子暴露出来后，这闵知府说，我的事情交“吏部”处理吧。
闵知府大概是这么谋算的：到吏部去，处分结果是摘掉帽子，或者还坐几年班房，但那银子可以归自己，从班房出来后，可以安享晚年。所以，他不想接受那个“国家税务局”的议罪银处理。掌管这个“国家税务局”的和珅眼光很毒，一眼就看出了闵知府心里的小九九：“试想交吏部乎？仰革职？”你想到吏部革职了事？没门！老老实实交议罪银吧。于是令闵知府“以十倍罚出”，共计缴纳19万两议罪银。一个赚了笔大财，可以想怎么花就怎么花，一个仍然官复原职，仍然可以用帽子去大肆搞钱。腐败与反腐败，实现了“双赢”。
当然，这不是腐败一方愿意这样“双赢”，应该说是反腐败那方愿意这样“双赢”。反腐败的往往这么干：你出了问题？没事！让我提了你的款走，你还是继续当你的官吧。
那些被议罪银处罚了的官员，于是也就成了鸬鹚。贪啊贪，吐出来，再贪啊贪，再吐出来。贪了吐，吐了贪，兢兢业业地贪，老老实实地吐，贪污工作干得那么勤勤恳恳、那么任劳任怨。据说鸬鹚很贪食，一昼夜它要吃掉3斤重的鱼。一条35厘米长、半斤重的鱼它能一口吞下。吞下后是在自己肚里消化么？当然，它也吃了不少的，但多数被泡翁挤出来了，渔翁就这么养鸬鹚，就如和珅养贪官。但和珅这个渔翁，其实也是一条大鸬鹚，正所谓“和珅跌倒，嘉庆吃饱”。
中国的事情真的不好说。
5.抗拒从严即回家过年
如果可以由我选去哪个朝代当官，我想来想去，还是选魏晋南北朝。
按理说，宋朝是最好的，宋朝最优待文官，但是，在宋朝不能犯事。状元郎陈世美当上了皇帝的乘龙快婿，包公说铡了也就铡了；一代文才苏轼，投放到牢房里弄得死去活来；还有如“夕贬潮阳路八千”的事情，简直像炒一碟小菜。其他朝代看来也不错，但是，屁股常常挨板子，皮开肉绽，血肉模糊，可不是好玩的。魏晋南北朝当然也不是很完美，比如战乱时期多于安稳日子，但是当官还是蛮好的，再战乱，当官的首先还是有保障的。单就官员犯事后得到的处分，你就会真切地感觉到：这时期皇恩浩荡啊。
按照经济学家厉以宁先生的幸福感定义：没有广大群众的穷苦就不能体现少数精英的幸福。在魏晋南北朝，恰如斯言啊。在这时节，王法对下里巴人犯罪是实行“零容忍”的，其立案标准可不是2000元，而是两把稻草的。南朝齐孔秀之当吴县县长，县里有个10岁顽童偷割了邻居田里的一把稻谷，吴县长特别“震怒”，是可忍孰不可忍！立刻签单拿人，有人劝日：懵懂小儿，当以宽大为怀啊！王县长就训了此人一顿：“十岁使能为盗，长大何所不为？”“咔嚓”，把这“小蟊贼”给杀了；北魏李洪之当秦、益两州刺史，到任即宣布一条“禁令”：凡带刀行者与抢劫同罪。行人带刀就是起了杀心，起了杀心就该杀头，“咔嚓”，“咔嚓”，“咔嚓”，一杀就是三四百，据说这里“治安状况”特别好了，从此“路不拾遗，郡无劫盗”。“零容忍”还真是“成敷显著”。
有对比度才有幸福感。在魏晋南北朝，当上了官，那么就从此进入了“自由王国”，只要你守住了“不反皇帝”的底线，那么，你爱干什么你就可以干什么。“违纪”的事情干了，一点事也没有，“犯法”的事情干了呢，也没什么事情。即使犯了前朝与后代规定的“死罪”，只要你能够坚持“绝食三天”，那就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不了了之。“举贤不出世族，用法不及权贵”。有好处全得，有坏事全无，这样当官的“好”时代，哪里有？
譬如吧，暴政的秦始皇发明了“连坐”法，一人犯事，不但全家遭殃，而且全村也得遭殃的。这个连坐法的条文里，没有规定村里的世族该连坐，也没有规定不该连坐。在往朝，那都是“有福不同享，有罪即同当”的，到了这时期，世族长期都是超然于法律之外，不在其律之中。据说这个问题曾引起广大人民群众的“强烈不满”，刘宋朝“高层”因此对这个问题进行了广泛“调研与研究”，最后的结论是：世族犯事，庶民必须连坐，而庶民犯法，世族可以不连坐。如犯罪非常严重，那么士大夫可以让奴婢去顶。奴婢大都是士大夫的通房丫头，应该说是他们的“副职夫人”。犯了事情，一把手超然，让二把手三把手把责任担当起来，以示负责，表明了“以法治国”的姿态。
在南北朝当官的妙处还不在这里，妙的是其立案标准不是2000元为底线，恐怕是5万、50万两银子吧。更妙的是，他们对官员搞的“刑侦手段”特别好玩。秦汉以来，官员如果当上了“犯罪嫌疑人”，那么往往都会“大刑伺候”，朱元璋更是剥皮揎草，逼着他“老实认罪”。而南北朝呢，他们用的是“测立”法，官员若是犯了贪污、渎职等等犯罪情事，就把他推到一个高一尺的圆顶土垛上，每天“罚站”两次，每次“罚站”7刻。
古代每一昼夜划为100刻，7刻大概是一两个小时吧，“罚站这么久”，得让他恢复体能啊，所以，完成了一天内两次“罚站任务”后，可休息3到5天，然后再审。当然旁边会有审讯官时不时审问一句：“你贪污了吗?”或是“你渎职了吗？”或是“你强奸良家妇女了吗？”只要你闭口不答，连续“罚站”几次，每次都不认罪，就可以免除“刑罚”。
上面说的是一般干部，到了更高级别的干部，那就不用“罚站”了。
在外面让干部“罚站”丢人现眼，多不雅观，有损形象不是？所以，大概到了刺史府官那一级，不用“罚站”审问法，用的是“断食”方式来“逼供”，也就是犯罪嫌疑人被“双规”以后，关在“屋子”里，不给他饭吃。
当然，每天都是可以喝粥的，那粥有无营养就得看这官平时与司法人员的关系如何了。关系好的，可能喝得上八宝粥；关系不好的，那就对不起，是稀粥了。这边喝粥，旁边依然还是有法官在审。如果你连续被关了1000刻，依然行使着你的“沉默权”，那么，恭喜你，没事啦，可以无罪释放了。
不论是“罚站”，还是“断食”，这里的关键是你是抗拒还是不抗拒、是坦白还是不坦白。如果坦白，既然你自己都承认了，那还有什么话可说？关黑屋子里去吧；如果你抗拒了，你坚决不认罪，那么，好，你是个意志坚定的好干部，国家需要这样的好干部，继续当官去吧。坦白从宽，如果你还年轻，那么有牢给你坐的，直把牢底坐穿；抗拒从严，如果恰好是过年时节，那么，坚决抗拒吧，你马上就可以回家过年了，“巨额财产来源不明”？哦，那是疑罪，疑罪从无，没罪。
6.你不知我也不知
东汉的杨震先生不大敢做贪污之事。杨市长去东莱任太守，巨野县县长王密赶忙越过县界来迎迓，把杨市长安排到自己的地盘上视察工作。夜半时分，王县长“走夜路”，敲门来汇报工作，顺便把密码箱呈上来。杨市长不肯收，王县长于是就“劝说”：“一点小意思，不成敬意，况且三更半夜的，没谁知晓。”杨市长正色道：“天知，地知，你知，我知，何谓不知？”据说，王县长只好悻悻地把金子重放到密码箱里去了。
天知，地知，你知，我知，这四知里头，大家都应该明白，前“两知”，是杨市长打的官腔，等于是说：行贿是党纪不容许的啊，是法律不第容许的啊！有资格纳贿的，谁没在台上这么说过？后“两知”才是真语，辑许多的贪墨案子被拱出来，就是因为你知我也知。其中的“你”若是被双喜规了，一五一十把行贿的情况交代出来，“我”能不承认？是直接送的，落“我”在场，“你”在场，哪里耍赖去？杨震怕就是怕这一点。有怕就好，暮力一怕，就怕出来一个“四知”佳话流传的清廉好领导来。
你知、我知这两知，其实是压在贪官头上的一个挥之不去的梦魇。若官是你不知我也不知，咱们不直接交易，成立一个中介公司，成立一个行贿受贿的办事处，那多好！历史上还真有这么做的。这创举是一个没读多少书的太监李莲英弄的点子。
李莲英是个通天人物，能够通达最高领导榻榻米边的，都是通天的，所以，他是地方官员公关的第一人选。但是这家伙不太好接触，省长来京办事，他都可能睬都不睬，何况市长县长那六品七品芝麻官。他也不爱下基层去刮地皮，平时不太往地方去搞视察、搞检查。“凡外省大官来京陛见者，均谢绝不与通往来，即有造谒者，亦不答拜也”。实在是一副油盐不进的凛然模样。但是，若想升官，却“非夤缘李莲英不可”。这给当时的大官、小官出了一个大难题，其难度真不亚于没火箭却想上月亮会嫦娥啊！
“有关道某者，得赀甚丰，人都谋干，欲升擢疆吏重任。”这个关道，在地方上贪污了一笔钱，他觉得自己有钱了，应该升官了（有意思吧，贪了大钱就觉得有资格当大官），想升一级，去当封疆大吏，给国家“担更重的担子”。有告之者日：这事情没有李莲英绝对办不成。可是，这个关道在京城钻营了近乎半年，怎么也无法接近李莲英。侯门深深深似海，皇门呢？
这个关道几乎死心了，一天，“忽有旧友某京曹者”来拜访关道先生，听说他这么不开心，就邀请他去白云观一游，散散心，没想到竟碰到了李莲英陪“太盾驾临也”。其实，这关道看到的只是一个“信息”，他要直接见李莲英，还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看到个背影就了不起了。尽管如此，这个关道的眼睛瞬间发亮（在官场里混惯了，捕捉攀缘领导机会的水平真的很高强啊），“乃牵京曹衣出，至院中，乘树阴小坐探以己意”。这关道的意思是：李莲英经常来这里，一定与道士的关系特铁，把道士摆平了，就等于把李莲英搞定了。这京曹说有点为难：“吾与道士虽甚稔，然李轻易不肯为人绍介，虽言之恐无效。”而关道自然觉得这个“京曹老友”说这番话，其实是在抬高“要价”，马上就说：“吾此行已拼二十万，苟得当，尚当别为足下寿也。”这京曹自然假意推脱一番，暗地里早已心许，答应替他“摆平”道士。
其实他们两人都不知道，白云观早就是李莲英的受贿“办事处”了的，而道长是这里的“驻京办主任”。李莲英把这办事处选在这里，不显山不露水。佛道之地，是神圣之所在，谁会疑心？谁疑心就是对佛的大不敬。道长是“四大皆空”的人，谁会怀疑到他头上去？在这里，没有不能谈的，只有谈不拢价的。20万？少了。关道只能管付款，不能与道士见面，他想直接跟道士去谈，道士一口回绝。道士只与京曹谈，京曹转述道士的话说：“彼已索三十二万，道士须五万，然则，殆非四十万不能办也。”这里，到底是锣打鬼，还是鬼打锣？关道哪能知道？既然那么想当官，那么就得任由他们宰割了。关道也就咬了咬牙，40万就40万，“苟达目的，必竭力为之”。
40万送了出去，这关道心里七上八下的，中介公司靠得住么？会不会是“无业游民”打着领导亲戚、朋友的旗号？谢天谢地，这是真的公司，非皮包公司，是真能够办事的，不是搞诈骗的。钱送上去了，事马上就办了，立竿见影啊。“不旬日，谕旨下，关道竞得放某省巡抚，始终未与李一见也”。同志们哪，这官可是省部级要员喔，没有什么烦琐的“研究研究”，也根本就不用等到“换届”才换任，这办事效率特高啊！关道觉得爽呵，几乎像到超市里购物一样，钱一数，马上就可以提货；而人家李莲英更爽——“始终没与李一见也”。你以后想拱李莲英都没法拱，人家见都没见过你，谁相信他收了你的钱？告你“诽谤”罪去！
李莲英据说是不受慈禧太后之赏赐的，每有封赏，他都拒绝，也从不向慈禧太后提解决“职级待遇”的要求。“莲英终身不过四品，恪守祖训，虽太后赏之，勿受也”。所以“太后以为知礼，而不知其在外间招权纳贿，早有九千岁之称也”。李莲英一个太监，他要当什么官呢？他很会想啊，他不在官场里，自然，反贪官反不到他这里来，他官都不是，你反什么贪官？李莲英“庚子以前，前后共计所得，已数百万”，而“庚子以后，八年之中复事搜刮，所得不下二百万”。既然“你知”、“我知”的问题解决了，自然也就“无知者无畏”，放肆地去贪了。贪污受贿这么多，一点事情也没有，反贪污从没反到他头上来，得益于他那“中介公司”的好点子啊，他开创了买官卖官的一个“新时代”。所以，即使他的靠山倒了，西太后见阎王去了，他也一点事情都没有，没谁来揪他，他的日子也过得特别逍遥，“及太后崩，得以富翁之资格归老纳福矣”。他以贪贿之所得，当他的寓公去了，安享晚年去了。
7.带秤与带权
要员们走州过府，应该带什么去呢？今儿个带的是西装袋子，能够装红包与购物卡、银行卡就行了；过去几年，带的是车屁股，大包小包往车屁股后一塞，啥都搞定；上溯十几年，得带上尼龙袋子或者麻布袋子，那些土特产都是散装没包裹的啊；再上溯，一直上溯到元代，诸位猜一猜，应该带什么下去呢？哈哈，应该带一杆秤，干什么用？称银子呗。
元代后期的腐败搞得实在不像样子，“上下贿赂，公行如市，荡然无复纪纲矣”。下至讨米的老朱朱元璋同志晓得了：“臣操威柄，官以贿求。”上至“躲进小楼成一统”的读书人叶子奇也知道了：“及元之将乱，上下诸司，其滥愈甚。”闹得天天待在九重宫里依红偎翠的皇上也听说了：
“声教未洽，风俗未淳，吏弊未祛。”腐败会亡国的啊！元顺帝就怕起来丁，准备“整顿衣裳起敛容”，不再搞“垂拱而治”，打算祭起“乱世重典”手段，重振纲纪。可是谁是贪官、谁是清官、谁是能官、谁是庸官？
这个问题是革官僚命的首要问题，不把底子摸清，重拳打谁、重典击谁？
元顺帝在这个问题上倒是清白得很，他决定派“钦差大臣”到全国各地“微服私访”：“若稽先朝成宪，遣官分道奉使宣抚，布朕德意，询民疾苦，疏涤冤滞。”这个命令一宣布，一时间长城内外、黄河上下，钦差大臣满天飞。
这些人是干什么来的？是反腐败来的。老百姓当然挺兴奋的，想来黄河将清，光明在前，多年冤狱将见皇天，谁不欢欣鼓舞？可是呢，不是高兴得太早了，而是白白高兴了，原想的是来了一群“啄木鸟”，哪知道来的是一群“大蝗虫”！原先将那些“土青蛙”喂得比较饱了，现在又来了一帮“财中饿鬼”。“官吏黑漆皮灯笼，奉使来时添一重”。原先官吏够黑的了，像一重厚皮把灯笼罩住，现在不是把那层“黑皮”扒掉，反而加了一重“黑皮”，更加暗无天日了啊！那些官吏听说皇上派了“风宪官”来，先是吓得尿了裤子，后来高兴得大呼小叫：“来嘛，来嘛，不就是添双筷子？”听说“风宪官”来，警车开道，歌舞夹道，一边到边界相迎，一边到宾馆接风。
腐败是一桩喷喷香的大餐，腐败者单独吃了“烂肚肠”，“腐败者”与“反腐败者”一起吃了则“喷喷香”。这些“钦差大臣”到腐败者的餐桌上是“添一双筷子”的事，丝毫也不影响他的食量，因为他们还会叫：
“小姐，加几个菜。”而且因为不再担心有谁来“影响食欲”，所以大胆地大快剁朵。原先10个碗由百姓埋单，现在加到18个碗，依然是百姓埋单，所以百姓凭空就多了8个碗的负担。
这些奉使，名义上是来捣“腐败桌”的，实际上成为了来吃“腐贱餐”的，所以这些“肃政廉访司”，“所至州县，各带库子检钞称银，殆同市道矣”。他们一个个带着一杆秤，根据腐败者的“腐败程度”来“论价”称银子。你腐败得该判一缓一，你得交×两银子；你腐败得够判死缓了，你得交×两银子；你腐败得够判死刑，得判“株连九族”，那你看着办，你该拿出多少两银子？童叟无欺，按“腐”论价，一杆秤给你称，够公平，够公正，够公开吧。这情形，元代百姓用了四大“天地”来形容，“奉使来时惊天动地；奉使去时乌天黑地；官吏个个欢天喜地，百姓家家啼天哭地”。
为什么这些“奉使”能够这么明目张胆地带秤来搞“检查”？为什么那些“土皇帝”这么老老实实把银子送到他们的秤钩上？无他，权力故尔。成立新的机构，不管是临时机构还是固定机构，他们想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要权力”。元代的这些“奉使”实际上只是“临时动议”，没有入编的，但是他们把“反腐败”抬得天高，也确实有天高，但他们不是真的把反腐败看得天高，他们为的是趁机要挟索取“天大的权力”罢了。在出发之前，他们在皇帝那里弄到了“先斩后奏”的“上方宝剑”。元顺帝授予的权力大得吓人：“体察官吏贤否，明加黜陟，有罪者，四品以上停职申请，五品以下就便处决。民间一切兴利除害之事，悉听举行。”这权力够大了吧，市长县长想杀就杀，民间一切事情悉听尊便。所以这些反腐败的官员就敢于带上一杆大秤横行天下了。以权力制约权力，权力在权力的内部循环，只会让权力在权力间转移或分享。
8.唐太宗给贪官发奖
在酒桌上迟到了、说错了话、敬酒敬错了顺序，大家都是要吆五喝六地大喊“罚一杯”的。可是“罚”字多不好听啊，于是便有人喊：“不是罚呢，是奖一杯。”奖字多好听啊，结果往往都是“罚酒”不吃吃“敬酒”，咕噜咕噜把那酒喝下去了。罚酒敬酒其意一也，反正要把你灌得够戗才罢、醉得半死方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