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塌下来，关我何事？
有人说，这主要是因为慈禧挪用海军军费搞六十大寿庆典去了，这当然也是事实。领导要钱，首先保证领导，这是搞财政工作的干部常常遵守的“第一原则”，但国家可以花千万给领导办喜酒，却无一万十万买一炮吗？“翁文恭以帝师而兼枢密，预闻军国，实隐操大权……光初朝局，系翁一言。”既然翁同稣一言九鼎，一言可以兴邦，一言可以丧邦，那么，即使慈禧太后要用军费做“喜酒”，翁氏为什么不进一言？不进言也罢，不可从其他渠道解决一点？政府财政常常是孕妇之奶，挤一挤，多少是有一点的。翁氏可以给其他人奶，但就是不给李鸿章。山河破，社稷碎，黎民悲，源自翁、李两家族的个怨私恨。
一方面，翁同稣不给钱，另一方面，他又死力主张开战。李鸿章是主和派，他知道其水军有几斤几两，所以坚决主张求和，而翁同稣则以保家卫国的爱国主义大旗为号，非要主战，“甲午之战，由翁同稣一人主之”。
在翁氏心里，水军一败，就是李鸿章之败，就是彻底把李鸿章搞垮的天赐良机。他的理由又是多么堂皇，我爱国，你呢？你不打，就是卖国。翁氏的这一招比曹操还狠，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人多有不服者，而翁氏挟国家以令诸侯，理由更正当，谁敢调皮？莫说李鸿章，就是慈禧太后也忌惮得很。这里，翁氏的爱国不是愤青式爱国。愤青爱国，心地单纯，“无私”愤怒；而翁氏这种爱国，是政客式爱国，他心里的小九九是借此机会把其政敌摘垮，而且还要搞臭。
翁氏与李氏都有着超能量，因为他们不是挟持的一根棍子、一块泥巴去打，而是用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去打人的。用棍子去打人、用泥巴去打素人，不过是棍子折断，不过是泥巴碰碎，而用国家、用民族呢，常常是国罂家衰败了、民族遭殃了。压垮清朝，不单是某一根稻草。翁李之斗，却是最其中一根稻草。把李鸿章搞得狼狈不堪，国家也更难收场了。但百足之壹虫，死而不僵，清朝还没完，翁、李之间的折腾依然没完。吴永的绞子冀西狩》记载着这样一件事：甲午海战后，李鸿章四面楚歌，成为众矢之各的，但因为有慈禧保着，倒也虎半死而威未全去。虽然被摘掉了直隶总督寻一职，但仍然占据着大学士的头衔，也就是军职没了，行政职别还在。翁怕氏想一并给夺去。翁氏一直有块心病，他虽然为帝王师，但没有当过“首{相”。如果使李鸿章把位置腾了出来，那么，他就可以过足官瘾，所以，他多方使劲，想叫李鸿章引咎辞职。李鸿章呢，偏要素餐尸位：“要我乞休开缺，为翁叔平作成一个协办大学士，我偏不告退，教他想死！我老师的（艇经>，正用得着。”这里的“我老师”，就是曾国藩。李鸿章不辞职，目的是什么？是为大清？是为慈禧？是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都不是，一半是因为权力还在手，可把令来行；另一半呢，就是为了与翁同稣“继续战斗”到底。
李鸿章一直“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专司对外交涉。甲午战败，还是得通过外交来收拾残局。弱国哪里有外交？既已是斗败了的公鸡，那清朝就只有任人宰割的份儿了。日本漫天要价，要清政府割地，李鸿章知道日本那狼子之心，除了割地，几无他法，所以主张“割地求和”。既然这是李鸿章的意见，那我翁同稣就不能同意。割地求和，或者是再次开战，如果都站在真正爱国的起点上，那只是“主义之争”，谈不上谁对谁错。求和虽非长久之计，倒也可以“以空间换得时间”；求战打赢了，自然是好事，但若是再输，那地要丢许多了，民也要亡许多。谁好谁孬，谁可行谁不可行，都可以“争议”，都可以“权衡”，而翁李之争，是什么呢？你说要上山，他偏说要下水；你说要下水，他偏说要上山。李鸿章说，既然如此，那么请您翁老人家去日本谈判吧。翁氏就以“未曾办过洋务”，得请“洋务专家”亲自出马，把李鸿章置于火山口，他站在干地，享受清凉。
李鸿章当然也不是吃素的，他也常常到慈禧太后那里去告翁同稣的阴状，翁同稣说要改革，李鸿章说老祖宗的法度改不得。于是也就形成了清朝的“两党制”，一个后党，当主席的是慈禧，副手是李鸿章；一个是帝党，当主席的是光绪，副主席是翁同稣。两人斗了军事，再斗内政，然后斗到外交：你翁同稣站在于地看把戏，那我也让你来火海里玩一玩。李鸿章经过运作，果然把翁同稣弄到“总理各国事物衙门”任上来了，什么感觉呢？
“日伍犬羊，殆非人境”。天天跟不讲理的畜生打交道，实在不是人待的地方！
以国家作棍子，以社稷作棍子，以民众“生命财产安全”作为政敌间的倾轧工具，并非翁、李二人始，也绝非翁、李两人终。翁同稣占据了财政位置，那么李鸿章的军事部门就莫想出气。以人而废一项事业，何止相闻于翁与李？我的政敌搞教育，那么教育休想发展；我的政敌主管科技，那么科技就别想进步……这事情多普遍啊，只是如翁李之斗，国防事业、国家安危，也能够如此么？
不该如此，而竞如此，可知这官场里的官人是什么东西了！这里也可以套得上“好制度可以把人变好，坏制度可以把人变坏”这一句话：官场是有个“官对子”铁则的，只要是个官，那么他就对应着占有公共资源。
财政部门管钱，人事部门管人，两部门之一把手相好，则我帮你弄钱，你帮我进入。如果交恶呢？则你卡我部门的人，我卡你部门的钱。这就是说，如果两人是“对联”，人好事业也会好，你帮衬我，我帮衬你，你帮我部门，我帮你部门；如果两人是“对头”，那就我孬你也得孬，你坏我的事业，我也坏你的事业。政敌间的私恩私怨常常演绎为公共事件，原由就在这里。
前面已经说过，官场有个“搞路子”铁则，单有这个铁则还是解读不了官场文化的，得与“官对子”铁则对照着读，才能略入堂奥，才是完整的官场文化。“搞路予”铁则与“官对子”铁则互为因果，互为巴掌。
翁、李互相搞对方的路子，都是运用“官对子”规则的，也就是说，都是运用公共利益作棍子的。于是，一个人的私仇被无限放大为公恨，官小一点的放大为部门与地方之恨，官大如翁李则成为民族与国家之恨。他们是没有什么怕的，倒是越斗越起劲。遭罪的、用鲜血用脑壳来替其埋单的呢？则全是百姓了。
7．接跪才接轨
细节决定成败，这可能是真的，至少外交问题就没小事。一个马掌钉坏了一个国家的事情，实在是挺多的。比方说，百多年前，美国要与咱们太平天国来搞民主对接，兹体何其事大？却因为在一只膝盖上没有达成协议，这次国际接轨硬是没接成。
不知道是属于爱国还是属于卖国，洪秀全闹革命的时候，与外国是挺友好的。有一回，有只大船在长江上使劲向南京划来，太平军举炮将轰，忽然看到船头升起一面白旗，那头传了话来：我们是美国船只呢，不是清兵。太平军以此告洪秀全，洪秀全指示说：不要打，咱们不但容许他们过境，而且更要与他们通商：“彼此通商，理所当然，今我驱苛暴异族之满虏，救人民于苦难之中，将来事定，只有洋烟，再勿来中国，其余自由贸易，无所禁止。”将来革命胜利了，除了鸦片烟不准卖到中国，其他什么都可以搞自由贸易。洪秀全不但把外国船只一律放行，而且派遣懂洋务的洪仁歼去上海，去与英、法、美等国领事交通友好。
其时，美国也正在闹革命，林肯为了解放黑奴，他们也在打南北战争，惺惺相惜，思想就容易沟通。天国既与美国引为同志，美国也愿与天国结为同调。美国领事对洪仁歼说：“敝国正以解放黑奴，有南北州之战。天王为人民争自由，实东方太革命也。天王曷遣使敝国，一通交好？”这话，有点给洪秀全戴高帽，“天王为人民争自由”，这是谈不上的，他在南京当皇帝，给人民争了什么自由？只是给自己争了想干啥就干啥的绝对自由。所以，对美国领事这话是不必当真的，他只是懂得顺应中国国情，给领导戴顶高帽罢了。重要的是，美国领事这里明确透露了政治信息，他们愿与天国建立外交关系。
洪仁歼把这个绝佳消息带回到南京政府。很幸运，洪秀全脑子还没进水，或者说进水还不太多，他特别高兴，立刻草拟国书：“太平天国告美国大总统，前上海贵国领事，以贵民主意上书，书达金陵，经东王阅过并呈朕览，以贵民主，远居海外，音问不通，翻然肯来，实洽朕意。特遣朕弟仁歼，远使贵国。朕闻贵国人民，事皆平等，以自由为主，男女交际，无所轩轾，甚与我朝立国相合，朕甚嘉许。一切交涉事宜，可以朕弟仁开往返。凡贵国人民，来我国者，皆上帝子孙，必以兄弟间相待。以后两国，永久和好，朕有厚望焉。”我们先且别说事实如何。在太平天国政府里，事皆平等吗？在太平天国政府里，男女皆自由吗？在太平天国政府里，国家以民主立国吗？也别说洪秀全能够闹得那么大，从这里看出了，他是蛮有政治智慧的，是懂得见人讲人话，见鬼讲鬼话的。见子民，他讲集中，见美国，他讲民主。但是，如果我们不就事论事，而是就话论话，洪秀全这段话，除了一口一个“朕”读着别扭之外，其他的话倒也顺眼，称得上是讲人话，其中关键词有“平等”，有“自由”，有“民主”，理念先进得很。对平等、自由、民主，洪秀全“虽不能至，而心向往之”，有这份心，且鼓励一下先。
先有船上贸易通话，次有上海平等对话，再有美国领事向太平天国传话，然后有太平天国向美圉喊话，如此良性互动，让数千年的老大帝国跟人家民主大国搞国际性接轨，看来是没问题的了。哎，如果这次接轨成功，中国历史将如何写呢？估计既有深切的现实意义，更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吧。现实意义是：太平天国从失败走向胜利，再从胜利走向胜利，也是未可知的；历史意义呢，真的深远着呢，不用在下在此饶舌。
可惜，一只膝盖把这天大的事弄坏了，不但太平天国亡于这只膝盖，后来的历史也差不多亡在这只膝盖上了。
事情是这么发展的。美国接到洪秀全的那份国书之后，高度重视，果然派遣特使来了南京，他也手持国书，“使至金陵”，等待着搞一个隆重的签字仪式，互换国书。但是，这个历史性的时刻最后并没有来到，一只膝盖使两国（太平天国虽然僻居江南，也是自称了国的）曾经所有的努力全部放空，前功尽弃。美特使来到南京敲定仪式细节的时候，与洪秀全搞僵了：“洪氏必欲屈以臣礼，使之跪拜。”呈国书时，洪秀全要美特使跪着，美特使不跪。一个一定要求跪着，一个一定不跪着，谈来谈去，怎么也谈不拢，结果呢？“美特使竟不投国书，悻悻返”。一个“竟”字，何其坚决，一个“悻悻”，又何其遗憾。美国特使也就带着这种复杂的心情回国了。花老大力气来搞中国接轨，最后是接了个鬼，什么鬼都没接。
以膝盖来接轨，实在是中国的老特色了。到俺们中国来，谁不跪着，谁就别想办成事。唯一的例外好像是在南宋，那次是倒了一头，堂堂大宋向蛮夷小国跪了一回。大宋打金国打不赢了，要讲和，金国说，讲和可以，但你得跪着给我讲（都是中国人，学习天朝礼仪学得很快的啊，谁强谁是爷）。这场面弄不下来，眼看战争在即，最后双方妥协了一下：咱们领袖宋徽宗有毛病，不能跪，且由咱秦桧代叩如仪吧。金国顺水推舟，答应了，这才勉强互相递交国书。舍此之外，咱们中国与其他邦交交往而不让人家亲自跪着，几千年好像找不出几回。
从盛清到晚清，李鸿章说是中国数千年未有之变局时代，这话可能有点夸大其词。但能说没变吗？不能，还真变了。一直以天朝自居的天下第一老子，被入家打得趴伏地上了；若说变了呢，可还真没变，革命传统精神代代传呢，本来是孙子了，硬是还要充爷，身子虚空而架子不输人。乾隆末年，英国马嘎尔尼使团来华，人家时机是精选了的。趁着乾隆皇帝祝贺80岁生日，人家的礼物也没少送，从钟表、光学仪器到新式火炮，一大堆，这么讨好着，是想与大清建立外交关系，以便自由贸易。而最后无功而返，也是缘于膝盖：马嘎尔尼怎么着也不肯弯曲自家的膝盖，向大清皇帝跪拜！这时节还好理解，这时节清朝虽然已经渐渐内干，但其看上去还是外强的。到了第二次鸦片战争，大清国这头骆驼近乎瘦死了，却还在喊着叫人家把膝盖弯在皇帝面前：英法与大清打起来了，而美国却还没与大清闹翻，他们派出使节来斡旋，却进不了紫禁城。为什么？因为大清叫美特使跪着向大清汇报，哪怕跪一小会儿，意思意思也行。美特使申明，他的膝盖只跪上帝和女人。这时候了，人家还会向你跪？
是国体改变一下事大，还是一只膝盖不跪事大？是让战争继续使民众生灵涂炭事大，还是膝盖跪下去让一人的面子好看事大？这得看站的位置，这是屁股决定脑袋的事情。对老百姓而言，自然是前者事大；对皇帝而言，自然是后者事大。
一只膝盖，实在不是小事。两千年来，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儒家主义。儒家的理论核心是什么？一是仁，一是礼。这个仁字十分可疑，对民众实践了什么仁？实践了多少仁？难说。多半是以会议落实会议，多半是以文件落实文件。但礼字却是几千年如一日，落到实处，落实得特别到位。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几乎从来没有乱过套。咱们文化的精髓都在礼字上了，礼的载体是什么？是膝盖。辜鸿明先生就说，膝盖之所以能够打弯，是因为它天生是用来跪的，膝盖不要跪了，还要它干吗？膝盖之跪与不跪，问题大矣哉，其中存在着不可调和的文明冲突呢。
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
按这个道理来说，洪秀全不应该让人家用膝盖来接民主之轨的。大清是一直拥护“膝盖接轨”的，洪秀全是大清的敌人，他应该反对这个才对。可在这个问题上，洪秀全与他的敌人站在了一边了。费解吗？不费饵的。洪秀全这类家伙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他反皇帝，但不反皇帝那把椅子。他如果把某个皇帝拉下了马，跪，那还有什么味？
那他自己就上那位置去了，若没谁莫说洪氏政权如此，黑氏政权，白氏政权也都会这样：要我接受你的轨，你得接受我叫你跪。这话翻译成政治用语就是：你要保持我的永久性权力，我才接受你的所谓民主。以膝盖接钢轨，以大火接洪水。呵呵，这就是洪秀全式接轨。所以，洪秀全那回搞的太平天国接美国大民主的轨，最后全泡了汤！
8．官场处处皆潜伏
朱元璋是特爱使用潜伏的。老朱在打江山不要说了，那时节派遣潜伏打入敌人内部，谁也无话可说。即或现在，牵系到敌我双方，也就不管人权隐私权什么的，该派人潜伏依然派人潜伏。但让人难解的是，革命胜利了，都是一边的了，军民一家亲了，老朱延续战争思维，运用潜伏比战争时节更厉害。
历来皇帝都喜欢上早班，半夜三更喊天光，做臣子也苦。有个臣子叫钱宰，与老婆温存一番尚不满足，一看表，到点了，得上班了，若迟到被人挂了出勤可不好玩。可是大冬天的，有老婆的被窝多暖和啊。他就嘟嚷着，咿咿呀呀吟了首诗：四鼓冬冬起着衣，午门朝见尚嫌迟。何时得遂田园乐，睡到人间饭熟时。见到领导朱元璋，老朱说：“小钱啊，你做了一首好诗啊，但有个字用得不妥帖，朕可没嫌过你迟啊，尚嫌迟改成尚忧迟就好啦，就境界全出了，忧国忧民，有忧患意识……”这边厢朱领导在点评诗歌，那边厢小钱已是吓得冷汗浃了一背。这诗是半夜做的，只有被窝里的老婆才听得到，老婆现在还在床铺里，怎么比发手机短信更快？老朱这潜伏厉害！问题是，若小钱与老朱是敌我，他倒可以排查潜伏了，但小钱与老朱是一边的，他明知有潜伏还不能查！
清朝更爱用潜伏。大家都知道一个典故。有介读书的，关着门在那里一心读着圣贤书，忽然，一阵风不期而至，把他那书页吹得哗哗响，这读书人灵感突来，吐了半边诗：清风不识字，何故乱翻书？五绝也有四句啊，这人刚做了两句，就被潜伏的人给抓了！
清朝有个最厉害的“毛局长”，叫雍正，跟朱元璋朱局长一样，他把潜伏发挥到了极致。那年春节放假，状元郎王云锦闲着没事，家人说是三缺一，喊他上桌打桥牌，打着打着，少了一张牌，怎么也找不着了。假过完，去上班，雍正局长就问他：小王啊，放假在家里搞什么活动啊？小王答：没干什么，就与老婆孩子玩牌。雍正说，好像没玩到尽兴吧？小王答：是啊是啊，玩到半途，少了一张牌，玩不下去了。雍正从袋里掏了一张出来：是不是这张牌啊？小王一见，正是那张牌，顿时尿了裤子。雍正却表扬道：小王诚实啊，德才兼备，不欺君！
山西军阀阎锡山对潜伏工作特别重视，他有新办法，他寓潜伏于服务之中。他招募了一批十三四岁的童子军，封闭式学习三五个月，分配到军首长师首长那里，每人两名。这些侍应生到军长师长家，啥活都干，扫地、倒茶、磨砚……领导家的活计都是他们的工作，概括起来，就是一个任务：什么时候都不能离开首长一步。领导要与老婆关起门来娱乐，怎么办？好办，侍应生有随时进入领导卧室的权力，领导的一切都在这些侍应生的眼耳掌控之中。侍应生的另一工作是，每天将领导的一言一行写成起居注，直接寄给阎司令阎锡山：军长今天上茅厕三趟；师长中午骂某团长王八蛋…．．袁世凯搞潜伏也是高手，最主要的方式当然是安插亲信，把自己的人安排到下属那里当副职。那些一方诸侯若存异心，反叛方案还在酝酿之中，这边老袁已是了如指掌。对一些重要人物，他的潜伏花样更多。比如耄袁当总统，黎元洪当副总统，老袁将黎氏安排居住在中南海，所有的警卫都是老袁的人。这招学的是朱元璋、雍正用太监掌控官员的方法；其二，隔两三天，再派一些高级领导去与黎副总统那儿聊天套近乎，及时掌握黎副总统的思想动态。老袁对冯国璋呢，那潜伏是古典与现代相结合，中国国情与外国手段相结合。简单一点说就是把中国纳小妾制度与外国007之类使用女间谍结合起来，若编成电视剧，是很有看头的。老袁先是请了个家庭教师，叫周砥，当然首先给她洗脑，叫她永远忠于革命忠于袁，然后教给她一些潜伏业务知识，比如如何套话，如何送信什么的。这些都达到了毕业水平，他就对冯氏说：老冯，我这里有个漂亮而贤惠的好姑娘，给你做小吧。冯氏一听，当然高兴，吹吹打打就娶了去，没想到娶了特务到身边。这女特务特忠诚，老袁曾有感叹：“予豢养左右数十年，高官厚禄，事到如今，无一人不负予，不意一妇人，对我始终报恩，北方文武旧人，当愧死矣。”从朱元璋到雍正到袁世凯再到阎锡山，他们搞潜伏虽各有高招，但有一样是相同的，都是上对下搞。所以，大家都知道身边都是潜伏，也不敢清查出来，唯一活命的方法是，做领导心目中的老实人，说领导爱听的老实话，做领导喜欢的老实事。
可是，下面的人就这么老实下去么？官场里的上对下，不是潜伏，是明伏，最少也是半潜伏半明伏，官场里的下对上，才是真正的潜伏。下对上的潜伏，那可不能像上对下那样明目张胆，得开动脑筋想办法。想什么办法呢？现在是相当有难度了，不可能像老朱一样安排锦衣卫，不可能像袁世凯一样安排警卫员，甚至不可能像阎锡山一样安排童子军。虽然可以给领导安排个二奶，但不能安排小老婆，安排二奶三奶，那作用的确有，但有时也有限得很：领导与二奶在一起的时间毕竟有限啊！电子眼？窃听器？都不可能，怎么办呢？王跃文先生的《国画》里，地方领导对上面的领导搞潜伏，就想了个好办法：从县里挑选一批姑娘，先是进行月嫂培训、家政培训与思想培训等等，打造一支政治可靠、相貌可餐、业务可入的潜伏队伍，送给上面各级各部门领导家里去当保姆。编制在县里挂，工资由县里发，福利到县里领，甚至伙食都以请领导品尝绿色食品的方式由县里送……这样，这些保姆也就稳稳地潜伏在领导家了，举凡研究人事、开发项目、安排资金、领导好恶、夫人爱恨、小蜜喜怒以及领导贪腐、领导赌博诸般不法情事等等信息，也就源源不断地输送回来了。
这一招，一般人怕是想不到吧？在官场，上级给下级，下级给上级，同级给同级，安排潜伏的方式是多而又多的，到底有哪些方式？到底是怎么安排的？估计一般人不知道，我们知道的是：官场极有可能处处有潜伏。
9．半粪主义
闹不明白这事应归入美文精选，还是该纳进谋略精粹。说是谋略么？
编辑先生把它发在美文版，美文都是鸡汤，人吃的，不是吃人的；谋略呢，大都是粪汤，不是人吃的，恰是吃人的。说是美文么？这事像吃人，应该归入谋略类。是人吃的还是吃人的？老板之鸡汤即人民之粪汤？真把人弄糊涂了。
这事是这样的，一个大老板，招了上千工人。年终快到，大家眼巴巴地等着领个红包过太平盛世年，可副董事长副经理们轮番放出话来，说经济大危机的，这个年过不下去了，明年要大裁员，年终奖是一分也发不出了。一时间，闹得鸡飞狗跳，人心惶惶。一天一天捱到年关，董事长出来了，带来了福音书：人不裁了，年终奖要发，按去年额度的一半发放。顿时掌声雷动，大家感动得热泪盈眶，现场会上职工们高喊口号：董事长万岁！董事长激情回应：同志们万岁！
美文作者卒章显志：本来呢，老板是要将奖金全额发放的，但老板这样一操作，只发一半，赢得了比全额发放更好的效果，这是什么呢？这就是半糖主义。
半糖主义还不算什么大本领，毕竟给人糖吃嘛，糖不但吃得而且是好吃的嘛。真正有本事的，割你的头如割韭菜，你还磕头如捣蒜，拜谢皇恩浩荡。
乾隆同志那次视察祖国大江南北，车如流水马如龙，莅月正春风，好不威风，好不快活。皇帝出行大场面，人间能有几回闻？可能是那时节对领导出行虽有制度保证，但措施不很有力，只会开道，不会戒严吧，这就出问题了。有个老农民大概正是锄麦子回来，看到这盛景，站在大路上，想看个明明白白真真切切，“乾隆南幸，乘舆出国门，才里许，乡人某荷锸以迎”。回避肃静，前头开路的警察同志拔出刀来，大声叱喝，“某”氏大概是皇上的铁杆级粉丝，硬是喊不动，骂不开。警察同志就使用警棍，敲打他的脖子，打得他狗跳狼嚎，做鬼叫，“乡人负痛而号奔”，这惊动国家领导了，乾隆忙问：“怎么回事啊？”警察答，碰到了刺客。
“乾隆惊询何事，以刺客对”。
哪是刺客？是个神经病。“乡人某素患疯疾，有邻右切结可证”，地方官把情况给乾隆同志汇报，以冒犯圣上之罪问斩。乾隆说算了吧，别斩脑壳，给他判个无期徒刑算了，“著永远监禁，遇赦不赦”。虽然说大路向天，各走一边，是咱们历来的不成文法，但领导走路了，有个特殊法：
大路向天，领导全占四边。你一个老百姓敢占半边？找死吧你。以往这样的案例，犯罪嫌疑人都是判死刑的，但乾隆同志爱民若子，从轻发落了。
这么一从轻啊，收到了从来未曾收到过的社会效益与政治效益，大大地赢得了政府声誉，高高地树立了领袖形象：“纯皇天资纯厚，遇事优容，每以宽大为政，不事溪刻。”政府因此被誉为亲民政府，领导因此被誉为亲民领导。
乾隆四十六年，有个叫尹嘉铨的高干子弟，他爹当过河南巡抚，省部级干部，死了。为革命辛苦几十年，到头来没给谥号，那叫盖棺未论定。
若是给个烈士召号，政治、经济待遇是很不一样的。这个尹嘉铨打听到乾隆到保定那里来视察工作，大概他觉得领导到下面来走村人户，一般是会做回亲民秀的，他决定抓住机遇，请求乾隆给他爹定个烈士什么的。他赶到那里细说缘由，却把乾隆同志惹火了。领导不高兴，后果很严重，乾隆下令将这家伙逮捕人京，又叫人去他家查抄家产。不查不打紧，一查不得了，查出“诸多狂悖不法字迹”，立刻付诸法院严审。这是个大案要案哪。
法院的同志快审快结，“凌迟处死，家属缘坐”。审判结果报到乾隆这里，慈祥乾隆仁心大发，给予改判：“免其凌迟之罪，改为绞立决，其家属一并加恩免其缘坐。”于是尹嘉铨死了，估计是磕头给磕死的，不用刀割死他，只用绳子吊死，圣上着意加恩，仁慈啊，他不死命地磕头谢恩吗？不但这个尹嘉铨这么磕头，连整个朝廷都是一片颂圣声。
乾隆同志特别喜欢这个最后决定权。在乾隆一朝，最多的大案要案是文字狱案，几乎所有文字狱他都要最后把关，而且几乎所有案子他都要最后改判。你判为“凌迟处死”，他就改为“绞立决”；你判为“绞立决”的，他就改为“赐其自尽”；你判为“赐其自尽”的，他就改为“徙5000里”；你判为“徙5000里”的，他就改为“徙4999里”……那年湖南有个教育厅厅长，叫胡中藻，弄了部《坚磨生诗钞》，据说里面“语多谤讪”，比如“一把心肠论浊清”等等，被人揭发，提交九卿科道会审。一审判决是“违天叛道，合依大逆凌迟处死”，报到乾隆那里，乾隆纠正为“免其凌迟，着即行处斩”。谢济世案，尹壮图案，洪亮吉案，都是法院做最初方案，乾隆减罪一等判案。有人硬是想不通，法院那些家伙在乾隆手下干了这么多年，怎么老是判不准案呢？领导的心思揣摩那么久了，怎么老是猜不准？法院不是判不准案，摸不准领导的心思，而是判得太准了，摸得太透了。他们爱小案大办，叫乾隆来纠正，使乾隆拥有更大的自由裁量权。法院要做恶，才能突显乾隆同志的仁政啊。
善恶双簧，当然是主子执善簧，奴才执恶簧。做恶人成为拍马术，古已有之的，武则天最爱使用酷吏，上台之初，她估衡天下形势，满朝都是“将相阴谋”，“士多逆节”，她首次的施政纲领许诺：“以道德化天下。”这形势怎么化得了？皇上要做好人做不下去，酷吏自告奋勇来做坏人了。
索元礼、周兴、万国俊、来俊臣等应声而出，屡屡制造恐怖气氛，酷吏们将政敌杀得差不多了，武则天就出来收拾酷吏了，自诩道：“朕情在爱育，志切哀矜。疏网恢恢，实素怀之所尚；苛政察察，良夙心之所鄙。”我素来是搞仁政的，平生最恨苛政的了，谁搞苛政，我就对谁不客气。
乾隆曾经放下身段，与沈德潜称兄道弟，常常叫沈氏给他捉刀写诗。
本来这事是国家绝密。沈氏开始严守秘密，后来禁不住“我为帝王写诗歌”的出名冲动，把这段君臣秘闻写在了日记里。沈氏死了，乾隆略施小计，叫沈氏后人交出了日记然后乾隆安排了专案组，全面会审沈氏文集，《必从中找出了诸如“夺朱非正色，异种也称王”等句，“语多不检，既含讽刺，且近诽谤”。乾隆“览之大怒”。皇帝都发火，这个案子要当重案要案来办了，但乾隆格外开恩：“宣布沈德潜诽谤之罪，发墓仆碑戮其尸；子孙本应置重典，姑念呈进原稿，不失为直道，从宽遣戍黑龙江。”乾隆如此宽宏大量，他于是就敢大白天里说黑话：“朕观文士之言，不异俳优之口，可笑则笑，可斥则斥，亦不必正其罪，且无事诘其情，盖彼所言者皆迂腐之故事耳，殊无加罪之价值。”也因此，这位制造了历史上最多文字狱的皇帝一点儿也不脸红，敢于放出话来：“朕从不以语言文字罪人。”语言文字罪人都是酷吏在罪人，我乾隆是语言文字的保护神！
做好人与做坏人是有技巧的。很多人做了一世好人，得不到好人封号；有些坏人做了一世坏人，最后却可获得好人的最高职称：圣人。
好人是难做的：一个人做点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而不做坏事。恶人是容易做的，容易的是做一辈子坏事而不做好事，但只要后来做一回好事，那就是个好同志了。或者说平素都是做十成坏，以后每次做九成坏，那就叫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从来没用过屠刀的我与你，成不了佛。天天拿屠刀的某一天不拿了，嘿，成佛了。或者说，某个职位叱如说皇上这位置，天然可以随意杀人，天然可以无限杀人，而你却将“凌迟处死”改为“绞立决”，你却将杀人控制在最低限度（什么叫将损失降低到最低程度？他拥有完全解释权），那么恭喜你，你已成为仁爱之君主，圣明之皇帝，千人歌万人颂，千秋万代垂丹青。
本来满满一大碗大粪给你喝的，他却只拿一平碗或者一半碗叫你喝，他当然是宽大为政、仁政爱民之千古一帝了。半粪主义好啊！历史上没有一人敢称自己十全十美，秦始皇不敢，汉武帝不敢，唐太宗不敢，只有乾隆敢自称“十全老人”，为什么？因为他高举半粪主义的伟大旗帜啊。暴君与仁君，怎么区分呢？可靠粪标准，测粪含量，搞全粪主义的都是暴君，搞半粪主义的都是仁君。
10.王闿运的官运
官做到一定程度，常常说起话来是很温吞的。曾国藩官做得大，说起话来那是滴水不会漏的。但他有句话我觉得比较猛：“不信书，信运气。”这话看起来稀松平常，但应该是他这个级别者最生猛的话语了。老曾是依靠皇家科举而举的仕，是依靠“四书”、“五经”而当的官，说的却是“指定教材信不得，公务员考试不可信，官场当官是靠运气的”的杂文腔，单凭这一句，我们杂文界可把老曾拉进队伍来当会员。
书本不可靠，运气才可靠，这本是常识，人人都知道的。王闿运他爹僻居湖南湘潭，这是南蛮之地，也很懂这个道理。他爹生出小宝宝，给他取名为开运，显然，不取名为开书，而取名为开运，也是不信书而信运气的。开运姓王，开王运嘛，其意不言自明。后来王闿运多读了点书，觉得这个“开”字太土气，一看就是老农民给取的，一点文化也没有，他就改“开”为“闿”。“ 闿”有什么新意吗？一点也没有，《新华字典》释“闿”：开。一个多余的字也没有。这肯定不是名字受诸父母不敢毁伤的意思，而是王闿运本人也是相当相信要升官发财，机会靠遇，运气靠碰。
王闿运的机会蛮好，但运气不好。咸丰癸未那年秋天，王闿运参加高考，遇到了张金镛督学湖南，得其卷，大吃一惊：“此裔才也！”那年，王秀才一举夺魁，经张氏渲染之后，名满天下，因之被肃顺延请至家中做了西席。这时候的肃顺可了不得，在咸丰皇帝那里是数一数二的宠臣，也算不是宰相的宰相。在这样的人家当家庭教师兼文字秘书，可谓是当官的终南捷径，当官，翻手间事罢了。比如有天，王闿运“为草封事”，替肃顺起草了一个材料。肃顺带到皇宫，给咸丰阅读，“文宗阅之叹赏，问属稿者何人”，肃顺对日：“湖南举人王闿运。”咸丰纳闷，这人为甚不当官，只当秘书？“上问何不仕”，肃顺答道：“此人非衣貂不肯仕。”此人还很讲价钱哪！搁别人，皇上也许发火了，但对肃顺推荐的人，皇上想都没想，现场解决问题：“赏貂！”所谓衣貂者，非衣饰，是翰林也。
王闿运想要什么，皇上二话不说就给他什么。只是不久，咸丰多吃了三五斗，一命归西，靠山崩了。其实，咸丰之死，对王闿运当官来说，不是坏事，反而更是机遇。咸丰死时，将江山交给肃顺帮着打理，咸丰的接班人同治接革命的班，只有5岁，还穿着开裆裤。小娃娃办事，老爹爹自然不放心，所以咸丰就叫肃顺来帮忙，名义是帮忙的，实际上是代理，还不是肃顺说了算？原先要用个把人，还要经过皇帝同意这个法定程序，现在，都是他拍板算。王闿运跟对了人，迎来了千载难逢的好机遇，可惜的是，这机遇只到手边边上，手指尖好像触摸了，却突然掉了。肃顺办事，慈禧不放心。肃顺当政没几天，被实力派慈禧搞了个宫廷政变，把肃顺给办了。莫说官帽没了，连身家性命都掉了，脑壳从脖子处斩去，滚落在菜市口。“文宗崩，西后用事，时湘绮（王将其室题名湘绮，故称之）方客游山东，先是得肃顺书招，入京将大用。”这个大用将如何大用法？估计位置比省部级不会小，只会大，但是“稍迟行，而肃顺伏诛矣”。政治斗争向来是激烈的，胜王败寇往往只在一瞬间。王闿运昀主子垮台，他当然是“遂临河而止，狼狈而归”。王闿运是国士，有经天纬地之才，按理说是金子在哪里都会闪光的，在肃顺那里可以闪光，到慈禧那里难道闪不了光？金子有金子的理，官场有官场的理。官场的理是：跟对了人，点铁成金；跟错了人，点金成铁；有了靠山，是废物，也可废物利用而成宝；没了靠山，是金子，也自是黄金如粪土。
如果说王闿运在肃顺那里没当上官，是命犯官场第一忌：跟错了领导，那么他在曾国藩那里也没当上官，那是他命犯了官场第二忌：拍错了马屁。“王与桂阳陈俊丞同为人幕宾，其后陈受提携，位列专阃，王独抱向隅”。何止桂阳陈氏受提携？跟着曾国藩闹革命的，哪个没升官发财？
单是省部级以上领导都有十几二十个，省以及省以下更无论焉，都数不过来。陈某名不见经传，才与能与王闿运相比，根本不在一个档次。他俩同时给曾国藩当秘书，最后陈当了大官，王却回家去当教书先生去了，到角落里哭去了，是曾国藩不识人、不容人吗？
不是的，是王闿运拍马屁拍错了。王闿运到曾国藩那里当秘书没几天，老成的世故，正确的做法，应该是逢人且说三分话，不可全抛一片心的，王氏却是交浅而言深：“清祚既衰，宜自为之计。帝王本无种，依人胡为？”这马屁拍得够大：曾兄啊，你可以取清而代之，可以当皇上啊！
要是赵匡胤，可能马上顺竿子爬，来个黄袍加身了，但曾国藩呢，人家可是忠臣，听得这话，一言不发。其时，’他俩正在家里喝茶，就他二人，没第三者。老曾没应腔，坐在老板椅上，把那杯喝剩了的茶倒在桌上，手指头蘸茶水，在桌上练书法。写什么字呢？据说，练字满桌，都是一个“妄”字。老曾为什么是这样一副不吃牛肉的样子呢？老曾有“疥癣之疾”，满身长鳞片，他自己弄了个神话传说，说是蟒蛇精转身，其实就是俗话说的牛皮癣。这种皮肤病是吃不得牛肉的。小赌怡情，大赌丧身，造反当皇帝是赌命的事。老曾做事一向沉稳，从不豪赌，老曾要“彼可取而代之”，能不能成功很难说。满清虽衰，未必马上亡，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即使老曾做如是想，恐怕也不容易，估计左宗棠就不答应。曾国藩没想过当帝王?梦肯定是做过的，只是早晨一醒，出了一身汗，就不想了。
这也就是说，领导那个心思、那个意图，王闿运没领会。当秘书的，领导的意图领会不了，这秘书怎么当得成？王闿运拍马屁拍到了马腿上，被马一脚给踢了。
对酒当歌，人生几何？官场里年龄是个宝，王闿运靠了肃顺，靠山没靠多久，靠山倒了；王闿运去靠曾国藩，想靠牢，却没靠上。青春只一晌，哪里经得起如此折腾？万事成蹉跎，王闿运习得帝王术，用不上；他的纵横术，大多数时间都是纵横谈，够不着纵横捭阖。
然而人老了，官运终于来了。皇帝轮流做，今年到我家，袁世凯都当总统了。老袁当总统那会儿，王闿运带着他的生活秘书兼编外夫人周妈到得老袁那里，他指着老袁对周妈说：这家伙，我晓得他是有出息的，现在不都做总统了吗？“此今之大总统也，吾早年尝为汝言，此公子神健，必贵，今果验矣！”据说，这话说得袁世凯很不好意思，“世凯局促无以应”。袁世凯是王闿运的侄子辈，袁世凯呼他为壬老，王闿运很不高兴，他对人也对袁世凯说，“不称太世祖而日老，非礼也”。你应该喊我老爷爷！
袁世凯当了总统，把这位老爷爷请来，给了他一个官做，官位是国史馆馆长。这实在是王闿运生逢其时，才当得这官。这话怎么说呢？袁世凯要用人才来做个摆设。王闿运学问做大了，国人都喊国宝了，这国宝级大师不用上，那岂不是袁世凯轻慢知识分子？老袁将他喊来装潢门面，王闿运也来了。七老八老，行将就木了，一直没尝过官味，见过猪跑，没尝过猪肉，能尝不尝也不对，所以他来了。过把官瘾就死。
可是，这图书馆馆长跟那帝王术与纵横术有甚相干？王闿运一生的抱负是要做宰相级人物的，这馆长自然做得乏味。
据说，这馆长他没做多久，他就“拟返湘”，与一个叫做宋育仁的人谈及告老还乡之事。王闿运不在乎这位置，宋氏在乎，宋氏就说：老师您离任，馆长职务应有人代理。王老师，您就给我压个担子吧，“如师意尚无所属，弟子亦可勉任此劳”。很好很好，主动向组织靠拢，大胆想进步，积极主动来挑起革命量担，精神可嘉！“汝能代理，甚善，一言为定。俟吾行，吾即下令矣”。王闿运离任那天，没食言，他叫宋某去看他签发的文件，“顷已亲书令文一纸，交秘书处，汝可往视”，宋某觉得有戏，兴冲冲地去了，一看，傻了眼：“本馆长因事返湘，所有馆长职务，拟请谭老前辈代理；如谭老前辈无暇，则请唐老前辈代理；如唐老前辈无暇，则请宋老前辈代理；如宋老前辈无暇，则请馆中无论何人代理。好在无事可办，人人均可代理也。此令。”这一令，纸上面的意思是给这位宋某开一个玩笑，内里是说这工作闲差一个，没什么意思。这是吊儿郎当地面对这馆长位置也。
王闿运的官运，有运而无官，这时节却当了个官，是什么官？事业单位的官！很冒牌，级别倒有，却只能在名片上印制“相当省部级”，这职位相当不正宗！同时，这袁世凯手下的官，说起来，很不好听，相当于是“伪政府”的“伪官”。如果说王闿运在肃顺那里寻找官运是跟错了领导，如果说王闿运在曾国藩那里寻找官运是拍错了马屁，那么，王闿运在袁世凯这里寻找官运，那是什么呢？是上错了花轿！错！错！错！东求西求，求官求位，到头来，官位就这样多与王闿运错身而过了。
王闿运也知道自己上错了花轿。那次他坐公车从新华门走过，那是袁世凯的“白宫”。王闿运叫人停一下车，看了一会儿，问部下，这是什么门？部下答：新华门。王闿运说：错，是新莽门！这是新时代的王莽家门哪。据说他曾经给袁世凯撰写了一副对联，联日：民犹是也，国犹是也，何分南北？总而言之，统而言之，不是东西。
王闿运给袁世凯撰了一联，嘲讽了一回，他死后呢？他的周妈，也就是前面说的他的生活秘书兼编外夫人，也给他撰了一联：“忽然归，忽然出，忽然向清，忽然向袁，恨你一世无成，空有文章惊四海；是君妻，是君妾，是君执役，是君良友，叹我孤棺未盖，凭谁纸笔定千秋？”这个周妈是个村姑，土老帽，人也长得很丑，“貌奇陋”，本来是王闿运的保姆，亦妻亦妾亦秘书那舍儿，虽比王闿运年少20多岁，但到底也是50来岁的人了。才子佳人，像王闿运这样的国家级才子，何愁年轻貌美的二八佳丽？
王闿运身边实在不乏美女，“有金妪、湛妪、狐妪、房妪”，而独有这个周妈，王闿运哪里都带她去，“不可须臾离也”，一般人不可解，其实，从她这副写王闿运的对联来看，答案出来了。周妈虽丑，却如朝云知东坡，除了周妈，谁是王闿运的知心与良友呢？
“空有文章惊四海”，王闿运虽然着意于政治，到底是书生，想弄政治而不愿做政客，可乎？弄政治，王氏所欲也；做书生，王氏所欲也，二者不可兼得，一般人是舍书生而就政客的，王氏却不，他自始至终不丢弃其书生气，到哪儿都是名士做派，这政治怎么弄得成？心愿落空了，“忽然归，忽然出，忽然向清，忽然向袁”，此话看似批判老公王闿运首鼠两端，其实呢，描述了这个既想弄政治又不愿做政客的书生之进退困局。周妈这副挽联，下联自叹，上联叹他，摹尽了名士奔趋官场的仓皇之态，也道尽了书生寻觅封侯的沧桑之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