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也许参加这样的“酒宴”比较多，他受“颠罚为奖”的启发，对那些受贿的贪官别开生路，不是“处罚”，而是“奖励”。你贪什么，就奖你什么，你贪多少，就给你奖多少，当场在金銮殿上“兑现奖励”，让你当着文武百官的面把奖品背回去。但这处罚也罢奖励也罢，要搞得你面子非常难堪、心里非常受伤。
有长孙顺德者，人家来求他办事，他收了别人的贿赂绢绸数十匹。这事被太宗知道了，于是叫“办公室”的文秘人员发“通知”，要求五品以上文武官员，某月某日准时到金銮殿里“开大会”，会议重要，不得迟误。
文武官员整整齐齐地坐在台下，专心致志地听太宗作“重要讲话”，太宗没讲别的，只是“通报”长孙顺德的受贿情况，末了，唐太宗问：“长孙顺德受贿数十匹，这说明了什么？……同志们，我问你们呢？这说明了什么？”下面诚惶诚恐，不敢做声，唐太宗便大声说：“这说明了长孙顺德家里缺乏绸缎啊！好，你家缺绸缎，我就奖给你绸缎。”唐太宗叫人搬来许多绸缎，一股脑地压到长孙顺德的背上，叫他亲自背回去。长孙顺德脸上是红一阵白一阵，欲卸不敢，欲背不能，僵在那里，恨不得钻地缝。周围百官看到这模样窃窃私笑，一个个站在那里看把戏，真是羞煞了长孙顺德。后来，还有像长孙一般作奸犯科的，如右卫将军陈万福，大搞索拿卡要，索取了驿站数石麦麸，唐太宗也是以这种方式给予奖励，叫他当着大家的面担几石麦麸，从金銮大道一步一步担回家去。
唐太宗的方法看上去“很温柔”，其实比“挨枪杆子”更让人难受。
唐太宗直白地对人说：“人生性灵，得绢甚于刑戮，如不知愧，一禽兽耳，杀之何益？”唐太宗对人性的洞悉相当深刻。人都是有羞耻心的，没有羞耻心，不就是禽兽了吗？得唐太宗衣钵的，后世大概要算清朝的雍正了，雍正将要“处理”年羹尧之际，有不识相的钱名世还在使劲地为年篓尧“歌功颂德”，“极尽谄媚，应革职，交刑部从重治罪”。刑部果然从快从严搞“严打”，判决立斩，并连族连坐，让雍正来“审批”，雍正却出人意料，给了钱名世一条“活路”：不杀，“革去职务，发回原籍，朕书‘名教罪人’四字，令该地方官制匾额，张挂所居之宅”。让钱氏及其家族一辈子乃至数辈子都抬不起头，做不起人。给人精神行刑，真是厉害啊！
唐太宗用这方法来反贪腐，效果虽好，却是无法效法的。在操作层面上，这事最少要满足三个条件：一者，必须开大会搞斗争，这条件好说，我们动不动就开会，干什么事情都难，开个会不难；二是贪官所贪必须为实物，比如绢缎比如麦麸比如大包小包大礼包什么的，这让他当搬运工才有好看，但现在一张卡一个信封，放在贪官肩头背回去，起不到表演与示众的效果；三是必须为小额数目，若人家一贪就是百万千万，你还贪什么奖什么吗？你还贪多少奖多少吗？那贪官们会笑傻。
对待贪污犯或者其他犯罪，是让大家戳其背心，还是让一颗子弹穿其膛心？这两者到底谁轻谁重？我们姑且撇开这两者谁更符合现代法治精神的话题，单从唐太宗施行这个方法的出发点来“研究一下”。唐太宗这个方法是立足于人是有荣辱感的。是人，都有荣辱感，如唐太宗所说，没有荣辱感了，那不是禽兽了吗？基于这一点，唐太宗与雍正便在人的荣辱感上做文章，利用人的荣辱感来“讲政治，讲正气”，来反腐败来倡廉政。
他们叫贪官背回赃物，或在其门楣上刻门匾，或在其脸蛋上刺黑字，目的是培养其“耻感”，当人的“耻感”树起来了，那么“慎独”意识也许就强了。
9.贪官为清官奋力跑官
江湖险恶，官场也险恶。莫说官官相护是一种常态，官官相残也是一种常态，上级杀下级，下级杀上级，平级杀平级，不也多有耳闻？泼硫酸者有之，动刀子者有之，下毒药者有之。
明朝第一清官海瑞，因为有“笔架山”的美誉，由一个县教育局长直接升为浙江淳安县长。这下可好了，原先当的是条条上的官，要搞肃贪风暴也只能在教育系统内部搞，影响不大，现在当上了县里的一把手，那整个行政系统不都在其肃贪掌中？海瑞上任不久，时任中央都御史的鄢懋卿来浙江枧察，中央要员不请自来，那不喜煞人了吗？千里迢迢都要上京去送礼，现在家门口就可尽“地主之谊”，多好的事。可是这事情被海瑞给搅黄了。海瑞给纪检书记鄢书记写了一封信：您说您“素性简朴，不喜逢迎”，可是我听说了您所到之处，“各处皆有酒席，每席费银三四百两，金花金段，一道汤一进”。如此名实两乖，到底是您做一套说一套，还是地方官员误解了您的意思呢？鄢书记看到这信，气不打一处来，可是又抓不到海瑞的小辫子，一气之下，不从你那里过了。这下让那些准备了大把银子的当地领导个个气愤，都说海瑞把自己的前途给搅了，海瑞的直接上司严州市长把他喊到府里臭骂了一顿：你多大的破官，你不升官不发财也就算了，干吗阻了大家的升官发财路？
浙江的官员都恨死海瑞了，可是找不出海瑞有什么错啊，把他干掉不可能，把他搞下去却一点把柄都没有，左思右想，思路跳出来了：我们罢不了你的官，我们还升不了你的官么？于是大家都给海瑞唱赞歌，都说海瑞能力超群、清廉无比，政绩突出，这样的人不用那是国家的损失。海瑞的政声马上上达朝廷，朝廷觉得人才难得，于是先把海瑞调出浙江，“另有重用”。海瑞从浙江官员名单中清除之后，暂时挂在“拟用”名单里，这下人了鄢书记的笼子了，鄢书记说这样的人还得先在地方历练历练，所以，一下把海瑞调到了江西兴县，不升也不降。
这下害苦了江西官员。海瑞那臭脾气依然没改，到任没几天，就向豪强举刀，针对地主隐瞒土地的现象，开始重新丈量土地，核实赋税，大力打击“偷税漏税”，这不要了豪强的命吗？豪强与当地领导开了许多“联谊会”，觉得以浙江那办法来对付海瑞最好，于是豪强出金钱，官员出赞歌，大家团结起来，为海瑞去跑官，先跪省里，再跑京里。这一招还真有效，海瑞到兴县任职不到两年就因“工作出色，政绩突出”，升任户部主事，从正处跃升为正司。而这户部主事干什么事呢？每天看看书，签签公文，可以八点上班九点到，喝喝茶水看看报。反腐败，那已经不是海瑞的事了，海瑞若再来搞反腐败，那不但是狗咬耗子多管闲事的事情，那是严重违反“职责法”。越职言事，那是得打板子的。
晚清差点也出了个海瑞。晚清据说有“三屠”，张之洞谓屠财，曾国藩谓屠人，岑春煊谓屠官。“晚清海瑞”就是这个被称为屠官的岑春煊。
庚子事变，八国联军席卷北京，西太后像一只丧家狗般狼狈逃亡西安，惶惶如丧家之犬，这时，在甘肃任藩司的岑春煊抓住机遇，带了1000名兵勇誓死保卫老佛爷，岑春煊带的1000名兵勇本来啥事都干不了，但让慈禧太后感激涕零：忠臣啊忠臣。岑春煊就这样成为慈禧的心腹。慈禧知恩图报，岑春煊先后任陕西巡抚、两广总督。
这个岑春煊新官上任三把火，第一把火就是搞“廉政风暴”，他耗子也抓，老虎也打，铁心反腐。他在日记中说：“粤省本多宝之乡，官吏有求，俯拾即是，以故贿赂公行，毫不为异。”政以贿而成，官以买而得，他们花一笔大钱来买个官做，就是为了过把官瘾吗？没有哪项投资不求回报的，投资官场，那是利润十倍百倍，是个大暴利产业。可是岑春煊一来，就要斩断他们的财路，谁甘心就戮？岑春煊到广东，打了两只小老虎，一是南海县知县裴景福，一是海关书办周荣曜。别说这两人官不大，能量大得很，他们与当朝“宰相级人物”奕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他们头上动土就等于是在太岁头上动土。但岑春煊不管前面是刀山还是火海，赴汤蹈火在所不辞，硬是将这两人搞垮了。
兔死狐悲，唇亡齿寒，其他官员吓得要死。当然，强龙难压地头蛇，对付岑春煊可以弹劾啊，可以买凶暗杀啊，可以泼硫酸啊，也可以制造车祸现场啊，但是岑春煊颇受慈禧之宠，说坏话，没用；说好话，有用。其位至总督，运用“做掉手法”绝对是下下策的。他们于是凑钱在香港开研讨会，主题是“有能使岑屠离开两广者，赏潜币百万”。以钱买官的人，以钱去搞活动，真是他们的习惯思维了。这习惯思维还真管用，重赏之下，大家都活动开了，都往京城去“上天言好事”，说岑领导这好那好，万般都好，这样的官不升真没天理。恰在这时，云贵出现了匪患，大家觉得这是个极好的进言机会，于是都说岑领导是将军出身，云贵匪患非得以干练知兵的岑春煊者不能胜任。时被岑春煊掐了一把脖子的军机大臣奕助“外举不避仇”，向慈禧推荐岑春煊去建功立业，树不世功勋。国防安全当然比反腐倡廉更重要，所以慈禧就把岑春煊调离两广了。两广官员大大嘘了一口气，该怎么干继续怎么干，你升你的官，我发我的财。
从富庶的两广去瘴疠的云贵，老岑有点闹情绪，在上海装病不上任，拖了几月，慈禧就收回成命，让老岑上京，当了邮传部部长，也像海瑞一样，由地方官升为京官，这还真是贪官为他努力跑官的结果。贪官为他的前途出钱出力跑，老岑对他们是愤恨得咬牙切齿，还是高兴得打拱手？岑春煊好像没说过他的心情，我们也就不得而知了。
10.漫说驿路
驿路的设置不知始于何时，总归是历史悠久。“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杨贵妃嗜食新鲜荔枝，便是依恃官驿千里迢迢送至的。
以前读李白这句诗，只是遥想驿路传书递物的便利与浪漫，不曾想到其中蕴含着的腐败气息。
官驿自然为的是官，其设置由财政拨付专款，举凡政务往来，军务传递，官员升迁，都走官驿，其衣食住行都由驿传系统包开包支，一路上可以白吃白喝，白宿白行。当然这需要一种身份证明的凭证，这凭证就是关牒，类似于单位介绍信，有了这份关牒，便可以“手把文书口称敕”，千里之行，几乎不用自个儿掏腰包。这等好事当然谁都梦想的，官员不必说，他们是法定特权化的人，公事私事，都使用着公家的驿站。而其他人呢，也想分一杯羹，每位官员都有三朋四友，都有七大姑八大姨，他们也要走亲串戚，也想考东西之自然风光，察南北之人文胜地，自然就想沾驿路通关之光。明朝初年，对驿递管制甚严，只有很少的军务政务与钦差人员可以免费享受驿传，但至后来，由于驿侍存在着天然的“制度性漏洞”，这一制度几乎失控，不仅官员人人可用关牒，而且其他各色人等，只要与官员沾亲带故“关系好”的，都可以借关，若借不到关，还可以买关。借关，当然不能白借，最起码你得肩扛些特产或手拿个红包感谢一下，比方当下你与某官关系再好，人家给你做了件事，你怎么也得表示意思；买关更是有好处，盖个章，收若干服务费，以之办个“小金库”，年头福利或平时用钱都方便一些。所以，在明朝中后期，持关通驿者渐至泛滥。
明之小吏陈全之记载说：江苏淮扬驿递，在嘉靖初年，每年接牒大约三千，十几二十年后，数量突破万件，其中有多少是“公事公办”的呢？
“法当人驿者，十无一二，法不当人驿者，十每八九。”大名鼎鼎的徐霞客曾在广西游历。他之寻芳览胜，属“个人行为”，本来无权使用公家驿站，但是，他凭着地方官员赠送的“介绍信”，一路上招摇复逍遥，不仅动辄要使用夫役，还要求“百姓送鱼送肉，煮蛋献浆”。其在《粤西游日洒中曾不无得意地“夫子自道”：某日，其使用的夫役不胜其吆喝与鞭子抽逼，到得一村，乘机逃散，徐氏便挥舞关牒大呼小叫。村人早已遁走，只有一位负责驿传的老汉赶来，徐霞客自豪地说：
老人怕我拿鞭子抽其子孙，不得不来。但村里男人都逃了，徐便抓了两个妇女让“二妇人代舆”。徐霞客自述得挺自豪，很自炫。一个文人尚且如此，前呼后拥的官吏就更不用说了。
清官海瑞曾对驿路上的腐败深恶痛绝，他曾痛陈：“驿传之害，流弊至今，县官真做了一个驿丞。”每年上万过官，每天近乎三百余人次，其中很多自然需要一把手亲迎亲送，那么县官还有多少时间来审案断狱、关心民生呢？海瑞做过县官府官，他有亲身体验，因此，他曾愤激地说：
“这等世界，做得成甚事业！”官僚当丁招待所长，百姓更当了冤大头，沉重的招待费都取之于“百姓”，压得百姓喘不过气来。驿传之害，既损官员精力，使之难问大政；又损民众利益，使之负担加重，因此历代都不乏清醒人。海瑞曾对此搞过“专项整顿”，甚至动用刑具，亲自执惊堂木，审讯过借用工部勘合（建设部驿传使用介绍信）的人，逼其交代介绍信的来历。海瑞此举，大快民心，却招致了官僚集团的群起反对，最后以海瑞辞职收场。其原因如海瑞所说：“百姓口小，有公议不能达于上，过客（持关之官）口大，稍不如意则颠倒是非，谤言兴焉。”海瑞这话道出了实质，历来是百姓晓晓之口比不过官员对上级官员的悄悄耳语。对那些下来嘬餐的人，稍有不周，则会“颠倒是非，谤言兴焉”。所以为官者，莫不将接待工作当做头等大事，常常是“一把手”亲自过问，亲自相陪，亲自鞍前马后的。县官们呢，也乐于做“驿丞”，厚待过客，可使之向上美言，赢得上级的欢心，“不过一开口而已，不过一发牌而已”，同时也“不过一签单而已”。
明末驿路腐败已触目惊心，崇祯皇帝曾痛下决心，下令砍掉三分之一的驿站。他的想法是：没有了驿站，看你到哪里去敲骨吸髓。他的这次“机构改革”促使大批驿卒下岗，这下岗的“干部”中有一个叫李自成，把人家的既得利益给剥夺了，他不造反吗？后来，李自成举旗反明。听说，崇祯皇帝还算得上个好皇帝，他既不好色，也不贪财，为政也不懈怠，但最后自缢于景山，失了江山。这恐怕怪不得他。因为一个制度如果造成了一个庞大的既得利益集团，就好比尾大不掉，养虎成患，不付出大代价恐怕扳不过来，而即使付出大代价，到最后也可能扳不过来了。
11.生命不息贪心不止
如果你不觉得烦琐枯燥，那么翻读和珅的家产清单是一件很有意味的事。关于和珅被抄的家产，正史、野史均有记载，如《和珅犯罪全档案》中附有《御览抄产与勘，移莆庵等记》也有《查抄和珅住宅花园清乌勘，侧重点各有不同，但都分门别类，数字巨大，真是惊人。
和珅家产清单都是一册长卷，没有超长篇幅难以容纳，此处不列殄贵大件，单表其衣食类器具等琐碎，《御览抄产单》中记其碗碟有：金碗碟4288件、银碗碟4288件，记其烟壶有：白玉鼻壶374个、汉玉鼻烟壶276个；而（馇抄和珅家产清单》中记有：绸缎绫罗14300匹，各种粗细皮56000张，皮衣服1300件，棉夹单衣服5624件……
从我们常人的眼光来看，日食三餐，夜眠八尺，贪占这么多的东西有啥用处呢？吃饭之碗够用就行，哪里需要万来只？这些东西不易朽，好收藏，或者收藏之后还可增值，倒也罢了，可是那些衣饰之物，久藏易失光华而腐烂，实非可藏品，和珅却动辄占上万匹，粗细皮竟然近6万张，用又用不着，穿又穿不了，弄那么多干啥呢？
我们这般升斗小民去度贪官之腹，总是以实用够用作推论之基点，以为赚钱赚物能保证衣食住行养家糊口便心满意足，若还略有节余便是富翁，欣欣然可当太爷。但人之贪心永无止境。晋武帝后官有妃2万余人，唐明皇后官兴盛时达4万人，储女如此之多，隔三差五还赴民间采选，龙体仅此一具，哪里一一幸得过来？皇帝老爷之贪不是实用够用能够圆说的，其更在乎皇权皇威等抽象意义上的感受。富翁赚钱，越赚越多，多不可数，赚到后来，钱不过是个概念了。比尔·盖茨富甲天下，此生怎么也花不完，但一点也不能遏止其更富之欲念。人同此心，贪官贪兴一发，贪到后来，可能其贪不在于贪物，而在于贪趣，从物质的满足升华到精神享受之层面上去了。
前不久，媒体曝光了某地某贪官，此公金也要银也要铜也要铁也要，在其被查抄的清单里，赫然有一辆推土机。一个当官的，天天坐办公室，推土机摆在那里纯粹是个废物，然这废物别人得不到，只有有权者才有人送，所以，推土机就成为了拥有权力的象征，此公之贪，就绝对不在乎物质层面上的实用，而上升到难以遏制的精神陶醉之中了。
不同层次昀人有不同的贪欲，得陇望蜀，水涨船高，水越涨船越高。
明宗室之朱载育撰有十不足歌，道着了难足之人心：
逐日奔忙只为饥，置下绫罗身上穿，盖下高楼并大厦，娇妻美妾都娶下，将钱买下高头马，家人招下十数个，一铨铨到知县位，才得有食又思衣。
抬头又嫌房屋低。
床前缺少美貌妻。
又虑出门没马骑。
马前马后少跟随。
有钱没势被人欺。
又说官小势位卑。
一攀攀到阁老位，
一朝南面坐天下，
洞宾与他把棋下，
若非此人大限到，
每日思想要登基。
又想神仙下象棋。
又问哪是上天梯。
上到天上还嫌低。
朱氏以为，人不到大限死时，人心永远膨胀；贪官也是如此，若不将其贪手切断，他哪里有个止时？和珅若不被“双规”、“正法”，那些碗碟、衣饰还将绵绵不断地被收入箧中。
和珅所处的时代物质匮乏，娱乐尤少，烧钱之事无非穿衣吃饭，娶亲养妓，其贪钱贪物易于从物质层面上升到精神层面。而当今，烧钱之处多矣，烧钱之火大矣，物质尚不足以填欲壑，遑论精神享受？今之贪官，一贪动辄上千万，在我们看来，难以想象其钱怎么花，其实在那些高层次的贪官里头，这百万千万还经不起几番折腾的，若以为他们贪了这许多就会罢手，那肯定大错特错了。
12.谁可笑话金花银
明朝的“财政预算法”内有一种名目为金花银的专项预算，是专供皇帝散漫使钱的，名目的立项因由类似于当今的财政备用金。当然两者是大不同的，备用金名义依然姓公，而金花银则名实皆私。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普天之税，也莫非王财，干吗要单设这金花银呢？虽说所有的财政税收都是皇家的私囊，但毕竟不能单由皇帝独占独享。他要猛士守四方，得安排军事预算；他要干部佐天下，也得支忖行政成本。皇家事业，细分之，不止千万种，到处都是“要钱才能做事”的，“各部门的干部”也都是。多给钱多办事，少给钱少办事，给多少钱办多少事。从这个意义上讲，即使是皇家税收，也是一种“公共财政”。从理论上讲，皇帝要用钱是可以“自己用钱自己划”的，但每次用钱都要走“立项、考察、批字”的程序，麻烦得很，不如在预算中设立“皇帝基金”来得爽。所以，明朝立了一条祖制，国库每年须安排专项资金供皇帝私用，号称金花银，基数是100万两，每年按比例递增。100万两银看起来并不多，却是400万石米，而且其他各类皇帝私用的东西，如车子房子之类支出，阉竖丫鬟之类开支，皇后妃子之类开销等等，另有预算，不在金花银使用之列。这笔钱专供皇帝吃喝玩乐，数目也是吓人的。
这个金花银，在天下承平国库充盈之际，也许算不上什么事，皇上大手大脚带头消费，也能以消费促进生产，带动很多事业发展的嘛！但在天下饥饿、社稷动摇之时，应当压缩这笔非生产性开支。因为家国是皮，金花银是毛，先要有皮存，才能有毛附，如果皮都没有了，那只能是“一地鸡毛”了。要使金花银久有，先要使家天下久安。家天下是本上之本，金花银是末上之末，要爱金花银先得爱家天下，要保金花银也先得保家天下。这道理实在太浅了，但怪哉的是，明朝有几个“一把手”一点也不明白。史上不爱江山爱美人者多矣，但皇帝当守财奴，不保江山却要死保几个小钱的则很罕见，明神宗父子就是这类“稀货”。
万历四十四年，建立了盾金政权的努尔哈赤已觊觎明朝江山很久了，举兵攻打辽东，那边渔阳鼙鼓动地来，这边却缺粮缺饷，无力作战。兵马未动，粮草先行，一个没有粮草的军队能有什么战斗力？但前方吃紧，后方紧吃，明神宗每日依然饮酒，“每酒必醉，每醉必怒”。前方将官三番五次向其告急，请求增拨军饷，而明神宗自始至终不给回音。军情紧迫，国库空空，主管财政的户部官员只好先斩后奏，也算是违反“预算法”吧，挪用了5万两金花银替辽东战事救火。不料，人家要他江山他不理，人家要他的金花银就好像要了他的命根子。这个十数年深居深官不问朝政不批公文的明神宗对此反应甚快，立刻下诏痛责户部和兵部：“今将金花银两，未经提请明白，擅自借用，是何体制？”上纲上线，要“有法必依，违法必究”。“尔来各官不遵国宪，肆意要挟，好生欺玩，堂上官姑且不究，该司官且罚俸一年，以后如再仍前逭者，查治不宥。”不惜江山这个真正命根子，而死也不准谁动他“游玩娱乐资金”的一根毛。
如果说努尔哈赤初扰辽东是秋风起于草木，让鼠目寸光的明神宗看不到掘墓人掘墓来了，但其子朱常洛上任后，形势十分危急，是完全看得到末日临头的。朱常洛即位不久，天下大饥，民不聊生，民怨蜂起，李自成的反旗猎猎作响，辽东战事频频告急。斯时国库告空，无银可支，各“部门”都压缩银根，唯有这个金花银增势强劲。见此，有大臣名周瑞者建议：停拨金花银，以赈灾济边。此本是耿耿忠心为明图，朱常洛一听这话却火冒三丈，对周氏打领导主意的提法大动肝火：“此银两原系祖制进内，周瑞擅请停用，为大不敬。本当廷杖，念即位之初，姑从轻，降一级调用。”宁失江山不失财，朱常洛更有乃父之风！惜乎23年后，清军打进了北京城，朱氏皇朝保不住了，不知他们到哪里去弄“金花银”的财政预算了。明之掘墓人在明宫中见到了大量白花花、金灿灿的银锭，每锭重达三四百两。站在这堆神宗父子舍不得作军饷的金花银面前，掘墓者清人以胜利者的姿态嘲之日：“明官蓄如许物，奈何数称饷绌耶？”历史往往是重复的。猴子笑话兔子没尾巴，不知猴子尾巴比兔子也长不了乡少。不愿将金花银作军饷的明朝被当做了笑话，不料，清朝也被后人笑话了。清末的慈禧太后不但不肯捐出金花银作军饷，反而将大笔建设海军的军饷挪用，做她盛况空前的六十大寿，结果也把皇朝玩完了，金花银自然更没得玩了。在金花银这事上，慈禧太后的老祖宗曾笑话过明神宗父子，不知道其老祖宗看到慈禧太后之后，还能笑话否？
13.向北宋人民学习
“八十一年往事，三千里外无家，孤身骨肉各天涯，遥望神州泪下。
金殿五曾拜相，玉堂十度宣麻，追思往日谩繁华，到此翻成梦话。”这是北宋奸臣兼贪官蔡京“伸手被捉”后写的“我的沉痛反思”的“检讨书”，“检讨书”虽然“很不深刻”，还在那里念念不忘荣华富贵，但是在皇帝那一把手那里，已是过了“思想关”。皇恩浩荡，没判蔡京死刑，只是判了一个类似“死缓”的流刑，发配到岭南韶关去“劳动改造”。
但是蔡京刚走一半的路程，就在长沙被百姓判了“死刑”。王明清《挥尘后录》中记载了蔡京之死：“初，元长之窜也，道中市食饮之物，皆不肯售，至于辱骂，无所不至。遂穷饿而死。”蔡京穷饿而死？不，不是穷死的，是饿死的。
蔡京被流放，开始时还是很讲“高级干部”派头的，身边还带着三个女人。他把平日从百姓那里搜刮来的金银财宝装了满满一大船，在蔡京看来，钱能通神，没有了权，只要有钱，什么事摆不平？贪官们的思想都是“相通的”，在有权之时肆无忌惮地弄钱，为的就是退下来后依然可以过着幸福的日子，有阿堵物做底，判刑也算不上什么！大概在这种思维的“指导下”，蔡京被流放了，还想过着妻妾成群的生活。但是他想错了，他低估了北宋人民的“反腐觉悟”。北宋人民个个都需要钱，与蔡京相比，北宋人民更需要钱，但是个个都不要那腐败的“臭钱”。都说商人唯利是图，都说商人见利忘义，但是北宋的裔人取义弃利，以其在金钱面前毫不动心的态度树立了可堪一记的形象。听说是蔡京来了，开旅社的不给他“开房”，开饭店的不给他“开餐”，开小商品百货店的也不卖他一块饼干、一听罐头，开再高的价也不卖。从开封到长沙，“三千里外无家”。三千里的路上，蔡京很难买到一口饭、一盘菜、一杯茶。到长沙，无处安歇，只能住到城南的一座破庙里，病困交加，饥寒交迫，饿死了。
到了被“双规”之后，甚至到了被判刑之后，蔡京依然还可船装金银，巨额财产来源不明，数额是如此巨大，可是居然没有被判死刑。也许北宋的理论家是如此“理论”的：蔡京所贪数额虽然巨大，但他没有造成直接损失，所以情节不算严重。是的是的，腐败亡国，也肯定不是腐败分子直接亡的国。在这些理论家看来，也许蔡京之死，老百姓罪不可赦。他是老百姓害死的，北宋的老百姓不讲“人道”哪！怎么能让人活活饿死？
然而，你也不能把老百姓怎么样，没谁直接把蔡京杀头啊！
人民，只有人民，才是推动历史前进的真正力量；人民，也只有人民，才是反腐倡廉的真正力量。北宋人民在反腐败里的表现，或许让我们看到了体制外的反腐败力量，只有全民形成反腐意识，全民形成反腐氛围，才能让腐败分子胆寒，让腐败分子真正忏悔。事实上，蔡京以前对此一直没有“深刻认识”，到了长沙，即将饿死，他才真正自省：“京失人心，何至于此。”如果我们对腐败分子，像北宋人民一样，同仇敌忾，像打过街老鼠一样，那么腐败分子便无法生存，或许当有所收敛。
有人说，人人恨腐败，但能够腐败个个都腐败，腐败有利益啊，所以才有所谓利益共同体。这么说来，是不是只有永恒的利益，没有永恒的反腐败？北宋人民给我们做了响亮的回答：不！腐败给你分一杯粥，你要不要？我们北宋人民不要。如是，我们应当向北宋人民学习，腐败得来的钱，出价再高给钱再多，我们都不要。
14.非银信时代的贪官会计问题
非银信时代，有钱真的什么都成问题。比如说严嵩吧，一坨一坨的黄金、一堆一堆的白银堆积如山，总不能摆在大街上啊，严嵩在京都、在老家挖的“地下佥库”都有好几处，这无疑增加了“理财成本”。要是现在多好，“数字化处理”一下，化做几张卡，随便往旮旯里一塞，神鬼莫测，谁都寻不到。历史书上，贪官与清官是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的关系，贪官是九个指头，清官是一个指头，可谓是贪官如云。从技术层面来讲，黄金白银无法“数字化处理”肯定是一大原因。那么多的黄金白银摆在那里，总容易被暴露、被发现。现在能够“数字化”了，所以贪官暴露的几率就少多了。
非银信时代的会计本来不太重要，特别是对于老百姓来说根本就不需要。今天挖了一担红薯，明后天就吃完了，不需要记账的。借地主三斗米，借邻居半升粮，陈芝麻烂谷子就那么几个数字，用脑瓜子记一下就足够了，况且地主家自有记账，邻居家比你记得更牢。但会计问题对于有钱人家特别是贪官们来说，关系到贪污的“安全系数”问题。危险首先来自于“会计问题”。此话怎讲？比如甲送了你黄金百两，你必须记得给予回报，或者给他顶官帽，或者给他办个执照，或者要把他那只踏进牢房的前脚救出来。如果人家给了你黄金，而你不记得，那不干起仗来？这等于到超市，顾客已经付了款，店家却不给货物，要么会发生“治安纠纷”，要么会发生“刑事案件”，总之，人家不会善罢甘休。一拨一拨的人排着队伍送的黄金、白银，送的古董、字画……谁是天才，能够不差分毫都记在脑瓜里？那么多人“送礼”，得一一记着，好给人家“还礼”。好记性不如烂笔头，所以必须记好账。
会计是门学问。比如怎么记账就需要动脑筋了，从财政里提了一大笔钱去澳门赌一把，剩下个人空手回来，如何人账？得靠会计“转圜”。甲送来金樽一座，乙送来轿车一辆，丙送来钞票一麻袋，不能就这么记账啊，万一抄了家，这么明叨白白哪行？最少要给办案增加点难度嘛。和珅是这么记的：甲，笔一枝；乙，墨一盒；丙，宣纸一扎。墨是什么，笔是什么，宣纸是什么？只有和大人知道。这墨啊笔啊宣纸啊，只是违点纪，够不上违法吧，况且这是“雅好”，当发扬才是。所以和大人在犯事之后敢一股脑把自家账簿呈“纪检检察”审核，并自供云：“奴才家资金银财产，现奉查抄，可以查得来。至银子约有数十万，一时记不清数目。”把原始账目一看，确实是这样的啊。只是这时的和大人聪明一世，糊涂一时，犯了“此地无银三百两”的大傻，他在自己的“自供状”后面画蛇添足写了一笔：“实无干两一锭的元宝，亦无笔一枝、墨一盒的暗号。”再查，到处是笔一枝、墨一盒啊。皇上就问：不就练个书法吗，哪里要那么多可以供写千年的笔墨纸砚？
跟嘉庆一样傻问的还有明朝孝宗皇帝。给孝宗皇帝当“生活秘书”的太监李广，此公利用在领导身边的“职务之便”，在“专盐利巨万”的“官倒”之余，还大肆受贿，“四方争纳贿赂”。一个“四方”，一个“争纳”，就迫使李太监不能不建立“会计制度”，那么多人送钱，送那么多的钱，当然不可以是一笔“糊涂账”。李太监是这么记的：A尚书，黄米百石；B御史，白米千石；C巡抚，黄精一千；D断事司，白蜡一方。孝宗皇帝看不懂，扳着指头加减乘除，日进黄米白米千百石，月进黄米白米千万石。于是他就惊呼道：“广食几何，乃受米如许？”在孝宗皇帝看来，黄金万两，日食三餐，广厦千间，夜眠八尺，天天进那么多的“黄米白米”，肚子哪里装得下？看到孝宗皇帝真是不懂，下边的人就给皇上上了一堂“会计课”：“隐语耳，黄者金，白者银，黄精即黄金，白蜡即白银。”“凡有干谒者，云馈一千，即一千之谓；云一方，即一万之谓。”
15.口碑是个风碑
都说众口铄金，口水能够淹死人，但好像再多的口水也淹死不了官场上的伪君子。
老百姓的期望其实不高，对于那些大肆贪污而且人人皆知却没有被查出来的贪官，只是要求他别那样虚伪透顶，别那么让人反胃作呕。下午还在会上通过麦克风大喊特嘁“坚决反对跑官要官”，晚上就收了跑官要官者上百万的钱财。
“金奖银奖不如老百姓的夸奖，金碑银碑不如老百姓的口碑”，人活着总要留个好“口风”嘛，但这些贪官污吏横竖不顾，台上反腐报告照念，报上反腐文章照写，而床上腐臭的事情照干，手上铜臭的东西照拿。对此，我原先一直不太理解，名利双收，名在利前，哪里如此不要脸呢？我读了清朝官场大官兼学术大家王鸣盛的高论后才知道，其实这些家伙是利也要，名也要，而且要的是切近的利与千古的名，能够要到这样的名利，其途径就是“台上拍着桌面骂腐败，台下钻人桌底搞腐败”。
王鸣盛，字凤喈，号西庄，江苏嘉定人（今上海），乾隆时期的进士，曾授翰林院编修，官至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后以光禄寺卿“光荣退休”，没出事，爽。其生而敏慧，四岁的时候，就能够“日识数百字，年十二，为四书文，才气浩瀚，已有名家风度”。天纵了其才，自然就是一方面给了他能够大贪特贪的搞贪污资格，一方面也给了大唱特唱的唱高调资质。
这人贪名与文名齐飞，他在进入“公务员队伍”之前，曾经当过好几年的“民办教师”——个大富之家的家庭塾师。这个大富之家，朱漆红门，富丽无比；楼堂馆所，富贵逼人，让这个王鸣盛羡慕流涎。据说，他每天早晨从自家来到这“豪门”，“必双手作搂物状”，天天如此，几年一贯如此，有人不解，这是为何？王鸣盛也不瞒人，心直口快地说：“欲将其财旺气搂人己怀也。”这个对金钱财气爱得如此肆无忌惮的人，到了官场，会是个什么好货色吗？真个是大钱大贪，小钱小贪，有贪尽贪，无所不贪。但是这个彻头彻尾的贪官，做起“纪检工作”的报告来，做起“廉政方面”的文章来却是义愤填膺、唾沫四飞，比谁都正直．比谁都慷慨，比谁都大义凛然……
对此，有人当面质问他：“先生学问富有，而乃贪吝不已，不畏后世之名节乎？”这个王鸣盛如何回答呢？想起来这个王某也算是个“真流氓”的，他坦荡荡、笑哈哈地说：“贪鄙不过一时之嘲，学问乃千古之业，余自信文章可以传世，至百年后，口碑已没而著作常存，吾之道德文章犹自在也。”所以王某“著书多慷慨激昂语，盖自掩贪陋也”。
孔子是“述而不作”，好像是只讲“口碑”的，但是，如果没人将孔子之“口述”形诸文字，他会成为中国的一座“丰碑”吗？所谓“立德、立功、立言”三立，都得通过立言才能立得起来，其他的“立”可在当时“立”一下，要永“立”不朽，恐怕难。在王鸣盛看来，口碑是个什么碑？
不是丰碑，只是风碑。口碑者，口风而已，将碑勒刻在“风”上，一瞬间也就随风而逝了，到哪儿去“捕风捉影”？没谁能够捕到风，没谁能捉到影！“贪鄙不过一时之嘲”，我口碑很差，无所谓的啦，一者，咱这官五年一届，三年一换，你爱吐口水你就吐吧，袋子装满了我就走人；二者，好话三天，丑话三天，三天过了，则进入历史，历史不能“空口无凭”的啦，历史只看“文物文献”的啦。我把我的“反腐败报告”做得铿锵有力，我把我的“反腐败文章”做得气贯长虹，后来人谁去听“口风”，到哪里去听“口风”？只是翻文字档案嘛，只是读纸上文章嘛。看我的报告，读我的文章：呀，这里有个好官呀。自然是“吾之道德文章犹自在也”。
正因为贪官有这种“不顾一时之物议，要立千秋之伟名”的“理想”，所以，他们搞腐败还是照样搞，反腐败还是照样反，唱高调还是照样要唱。你觉得这样的“分裂人格”太无耻、这样的“两重人格”太恶心，那你耻笑吧，那你就恶心吧，他那头是：揪出来固然成为笑柄，没揪出来则永远成为丰碑。而且他觉得他成为丰碑的几率肯定是大大大于成为笑柄的几率的，所以他就厚一时脸皮，谋千秋“英名”。
16.纪检封口费
权力，只要是权力，不管是什么权力，只要敢于运用、善于运用，就都可成为权利，也就是说，权力都可以变现为权利。过去诶书的时候，该用权利的时候我写成了权力，该用权力的时候，我弄成了权利，老师给我打了一把红叉，那红叉很大。那时，我是很服老师的，但现在，如果老师还这样给我打叉的话，我就会给他打一个反叉。权力与权利可以通假嘛。
有正作用力，就有反作用力；有正大红叉，就有反大红叉；有正权力，就有反权力。世界总是这样，阴阳从不两隔，阴阳总是两通。比如说吧，用人权、人事权、财政权、行政权等等，这些都是正权力，但必须设计一种反权力，这就是纪律检查权、作风监察权、民主监督权等等，这些都是反权力。专与权力作对，想来死路一条，确实也多是死路，死在这条路上的人，也是漂起了历史之橹的。青史册上，隔一页两页，就有反权力者的骸骨触目惊心地、横七竖八地躺在那里。
世界是辩证的，正权力是权力，反权力也是权力，只要是权力，都可以在脖子上绾结一条“金利来”，正反权力都是一条“金项链”或者“银项链”。
1909年的《神州日报》上有一幅漫画，画的是一员御史大人，只见他老人家左手一只笔，右手一只笔，左手写的是价格：“收到规元5000两”，右手写的是弹章：“弹劾某某书”。这漫画的意思是，这份弹劾书价值五千两银子，如果被弹劾者对这位御史大人的钱给足了，那么这份奏章就不是上了，要上也是上天言好事去；如果不给，或者不给足，那么，你就骑驴看唱本，走着瞧吧。
据说，这幅漫画跟袁世凯同志有点瓜葛。袁氏那时候还没当皇帝，不但没当皇帝，相反，还受皇帝的管制。那年他50大寿，风头正旺，大大地操办了一场大宴席，没想到御史赵春霖给他参了一本。慈禧太后把他喊到金銮殿里臭骂了一顿，老袁吓了一大跳，他谢罪出官时还摔了一跤，老袁于是觉得反权力也不可小觑。如何把反权力再策反过来呢？老袁想我们煤矿老板百把年想出封口费这一招。御吏不就是言官么，言官不就是嘴巴官么？把这些官的嘴巴封上，一般有三种办法：一种是如皇帝，一把刀架脖子上，连脑袋带嘴巴一并割下，“找狗吃了”，这办法解决得最为彻底，但这时候的袁世凯还不是皇帝，他还没资格运用这法子；二是如风辣子，往焦大嘴巴里塞一团马粪，但袁世凯这招也用不上，凤辣子这招是对付自家奴才的，御史显然不是老袁的家仆；三是如煤矿老板，给一笔银子，则万事大吉。袁世凯运用的是第三种办法，效果还真不错。
其实，封口费的首创权，既不是煤矿老板，也不是袁世凯，到底是谁？估计难考，但至少在道光年间，就已经风行天下了。当时不叫封口费，而是叫做卖奏费，大凡官员犯了渎职罪、贪腐案以及作风问题，侦知御史言官等纪检委员监察委员准备给他整理材料了，就赶紧到银行里取出一笔或者匿名或者化名或者以亲属名义而存下的存款，送到御史与言官家里去，买下他们的沉默权。沉默真的是金啊！沉默值多少金？这不能一概而论，一看言官的嘴巴与胃口，嘴巴一直大的，胃口渐渐大的，那就多值几金；二看犯案轻重，轻者自然低一些，重者肯定高许多，但大体上还是有个范围的。法律处以罚金，都有1万到10万不等的空间，卖奏费自然也有个自由裁量，大致区域是数十金到数千金。几十金看来比较低，但再低，新闻封口费与比新闻发表而得到的稿费绝对要高许多倍的。
言官与御史耍的是嘴皮子与笔杆子，历来都是比较尴尬的，称得上是个危险工种（这还得区分体制外与体制内，体制外耍嘴皮子与笔杆子，危险系数几近九成九，体制内的，危险程度要低）。朱元璋是特别重视体制内这一工种的，虽然给这一工作的级别安排远不如当下，在中央那一级，老朱一般都是给做七品官安排，多么打击他们的积极性啊！但老朱很聪明，聪明就聪明在，一者给其低级别，使他们有很大的上升空间。干得好，干三五几年，老朱大都是给他们升一级，空降地方去做要员，所以他们的劲头就十足。要是级别本来很高，他们哪有干劲？二是给丁他们特殊的权力，言官不加诛，言官直接对皇上负责，不受其他人监督，有这两条，那权力也相当了得了。
看来，监察与监督历来都是有些法外特权的。体制内的监督虽然有时有虚设之讥，但如果他要做棍子来使的时候，打起人来也是伤筋动骨的。
特别是这种权力设置，几乎都是只有他监督别人，而没人可以监督他。在清代，被查出的贪污、渎职、行贿受贿等案子也常有所闻，但几乎都是正权力惹的祸，而那些封口费与卖奏费等纪检监察等反权力的腐败案，虽然已经成为一种现象，但被处理的几无所闻。所以，卖奏费就大行其道，这样，正权力与反权力狼狈成奸，形成了腐败与反腐败的“双赢”局面。腐败与反腐败都“奋斗”在同一条腐败的战壕里，成为生死相依、利益均沾的战友，结伙奋挖大清王朝的墙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