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因真记者可以轻松获得封口费，所以催生了许多假记者也去弄封口费，也正因体制内监督不受监督而可以比较安全地获取卖奏费，所以也催生了许多体制外的监督去弄取卖奏费。士大夫最是忧谗畏讥，太监恰恰在领导身边，最善谗讥，所以许多官员还得给编外纪检的太监封口费。这里且说个侧面封口费的逸事吧。
清朝太监有个开骂权，常常骂进殿官员是“混账王八蛋”。当领导的却挨太监骂，耻辱啊！为了不挨骂，那得给太监封口费，价格是一字一百两，清末翰林刘廷荣将挨骂了，赶紧取款，但款不够，只筹集了300两，结果被挨骂了两个字——“混账”，后面“王八蛋”三个字，太监没骂出口，因为被那300两给“封”了。这情形，跟罪级打折、跟弹劾打折是相同的：给足了买罪费，有罪就没罪。买罪费打了折，那么刑罪也打折，实刑给判缓刑。给足了封口费，应该弹劾就不弹劾了。封口费打了折，那么应重弹劾的，轻描淡写、敷衍着弹劾算了。
17.无雅只有贿
晚清的端方根正苗红，是满洲正白旗人，得益于出身好、血统纯，其位爬得高，升得快，由工部主事官至陆军部尚书、直隶总督，再任南北洋大臣。这个人从政简历无甚可奇，官里为官，学里为学，没啥稀奇的。可奇的是他还是个学者型领导，在宫界他是学者，在学界他是官人，人物辞典里称他：“精金石学，收藏甚富，有缃斋金石记》。”端方收藏确实甚富，有佳话流传：他那京城里的侯门深院，墙头四壁都竖满了奇石异碑，有唐石，有汉碑，清朝的文物可能有一小半堆在他家里头了。“人其中者，阴森欲绝”。其中有宋代一块巨石，立于中庭，“黝黑，高与檐齐，颇类屏风”。有位太史曾经造访，献言说，“不揣谫陋，愿留一额”。端方以为这位太史准备来拍马屁了，“甚喜”，马上准备纸笔叫太史题词，太史说了，可以题四字“邱墓之间”。
家里藏着那么多的汉碑唐石，其实是满屋子的检举信。赝品也好，真品也好，这么多的石头都是烧钱的货，靠工资单上那几个钱，哪能把如许金石搬到家来？但端方把这些东西搬到家来了，不但没成为检举信，反而成了他的贴金箔，时人与后人给他送了一顶学者的帽子、儒雅的领带，虽然胸脯以下是满身的铜臭，而其大头像确是蛮像样的了。不仅他自己“好滑稽，自称名士”，他人也称其是什么什么家了。
雅官与俗官，有甚区别？区别是有的。望文生义，一雅一俗嘛，字面区别之下面，其实还有更大的区别，那就是受贿的方式大不同，受贿时刻的脸色大不同。向俗官行贿，干脆得很，一手掏钱，一手交钱，则贸易成功；向雅官行贿，可不能这么实打实、现对现。人家很讲清誉的，他那里是有牌坊的，“你这是干什么？你把我当什么人？”含愠带怒，让你显得无比低下，从而把他衬托得无比高尚。端方对走夜路到他家的人，就特别喜欢来这一句，算是口头禅。端方初任江苏巡抚，来拜码头的，如鱼贯如虾列，如蚂蚁搬家成线，如老鼠出洞成排。这其实没什么稀奇的，领导初到一地，谁不想在领导面前争取到第一排露脸，争取当第一个心腹？可是初到端方家来行贿着，一开始被他那满堂正气镇住了：“你给我行贿来了是不是？那好，全部给我送纪检会去。”端方那时的纪检会是公堂，所以他把所有贿物一并给收了，全部送到公堂里，“凡属吏人谒时，欲市官声，应馈门包，概令和盘托出，改作留用”。
这真把人给镇住了，把礼品礼物都摆放在公堂里，行贿者不尴尬死了？一传十，十传百，清官之声誉日炽。以后的人呢，往他家里“汇报工作”都不带东西了，可是很多人发现，只带一副空脚板与一张空嘴巴到端方家去的情形更难堪，“凡不纳包苴者，对之有怒色”。出门看天色，进门看脸色。往别人家里去，第一桩事情是看主人的脸色，主人看你进门就满脸怒气，好受么？那些带包苴入屋者，虽然挨骂，挨的是“你这个小鬼啊”似的骂，骂里头全是爱怜；包苴被送到公堂（这包苴只是祭神的牺牲，祭了之后全可由祭者受用了的）也很难堪，但通过你的受辱给领导长了脸，也算是物质与精神双行贿了。没带包苴者挨骂，那可不是似嗔模样了，是发真脾气了。从箱里拿贿款难，向领导去行贿更难，向端方这种学者型兼儒雅型的领导行贿难上加难。可是办法总比困难多，官吏都是人精，都非常聪明的，想出个好法子，“于是属吏皆具两分门包”，带两份礼品去，一份扁瘪瘪的，去给领导长脸色，由端方送到公堂里去；一份胀鼓鼓的，去给领导充宦囊。
给这些雅官行贿，比给俗官行贿得多转一道弯，也就是说不但要有票子，而且得有脑子，这是就行贿的方式而言的。其实，在行贿的内容上，也与俗官不同，给俗官行贿非常简单溶事，一个红包搞定。给雅官呢？不同了，要送书法，要送陶罐，要送唐砖汉瓦，要送《清明上河图》……端方是金石学家，所以要多送金石之类的古董。《清朝野史大观·清人逸事（卷七）》云：“晚清各疆场贪墨之法，有直接与间接两种，直接纯以白银交易差缺，间接则以书画古玩珠宝交易，端方在两江即纯用间接手段，攫取赃物也。”端方看到下属家有存物，就要“借去一览”，那借是什么借呢？老虎借猪。端方接见下面来汇报工作的官吏，末了，，总要问一句，你那有甚好文物否?带我去欣赏欣赏？下属欣然会意；碰到那些来批办项目的老板，他总要带老板来参观他的博物馆，让这些人精们心领神会……
你以为端方真的懂什么金石么？“其实，端于此道盲人瞎马，唯二三幕宾之言而听”，这些幕宾懂么？“而幕友中如沈幼彦、王孝禹辈亦非于此中三昧”。所以端方家里所垂挂的书画、所堆放的金石，“砂石并下，赝鼎鱼目”，书画品虽多，“端知慕名而已，而某家如何落笔，成何派头……均属茫然”。
官家啥都不懂，却要装出一副行家的模样，而且要著书立说，所为者何？机关在这里，“又于藩署旁开一古玩店，中所列皆端家私物。某价若干，标明物上”。这样呢，买者豪气冲天，一分价也不还，买下，送往端家。然后，端家又把这文物放到古玩店里去再由人买。再放再买，再买再放，循环往复，无限循环。这种买卖，要甚文物？石头就可以了。
端方常对人说其谋贿避罪之道，“差可卖，缺不可卖，则朝廷不能察其罪而加罪于我”。夫子自道，一语破了机关。时人做了一副嵌名联，戳穿了这位学者型领导行为既不端人品更不方的真面目，上联是：卖差卖缺卖厘金，端人不若是也；下联是：买书买画买古董，方子何其多乎。
18.吕主事的贪道
贪官的钱好比牌桌的数，财产总是不明焉。牌桌上，输的说输了蛮多，赢的说赢得很少，都是对不起数的；行贿的说行了很多，受贿的说没得那么多，也是对不起数的。赌与贪都是一个样么？也不一定。赌输的，把数字夸大，博得可怜；赌赢的，将数目缩小，轻招妒恨；行贿的，确实是那么多，受贿的也常常只是实得那个数，那么其他钱哪儿去了？打点去了也。
明朝小说僻醒石》里有个人物叫吕主事，本是个乡绅。他当乡绅那地痞地霸时节用的是恶贪法，“拿着强盗，是他生意到了，遇到土豪，是他诈钱桩儿，替他追债负，不顾百姓遭殃”。总之是贪得很，贪得不吐骨头。这等贪法实不得法，招致人人恨，个个骂。后来“用了千金，讨得个仪真知县”，在官场里一经历练，解放了贪思，更新了贪念，运用的是善第贪之法，变得会贪，能贪。虽然还是不顾百娃遭殃，但在百姓之外的人群辑层面，已是博得好人缘，上级对他频颔首，同僚对他笑嘻嘻，下属对他敬喜如爹。其实，他也没什么高招，说白了也无甚可奇，无非是：个人吃了烂落肚肠，大家吃了喷喷香。他的特别之处就在于，贪有个定例，那就是七三喜开，自己得七，其他三份，与人分成。“三分结识人，七分收入己。上台盔礼仪不缺，京中书帕不少”。贪来的钱，很多是天知地知你知我知。行贿官与受贿，只是送者与受者之间点对点，这样的钱本来可以一兜兜了，用不着分成的，但吕主事却不全得，都与人分一杯羹。那些房地产开发、楼堂馆所建设、高速公路项目等等重点工程，一个人贪污不了，得团结合作，更要注意见者有份。
这个七三开，吕主事也是有比较科学的分配方案的，这方案的主要原则是：大官大得，同级小得，小吏也有得。大体上是，上面占1.5个点，同僚占1个点，下面书吏、会计、出纳、在办公室专门守电话的，也占0.5。
“捞得两只肥鸡，母的宰了，公的送爷报晓”。既打点直接领导，管他的那一级，又打点京中大官，管他上级的上级。在处理这三分上，吕主事用的方式是不同的，上级与同僚用的是现金，用书帕包了直接送去。对那些书吏之类不是官的官，他不用票子，而是时不时请一回客，不去馆子请，不公款签单，而是把大家喊到家里来吃一顿，联络联络感情，加深加深友谊，还时不时每人给包烟给瓶酒给袋土特产什么的带回去。这么一操作，自己得了最大一头，虽然上上下下合起来还没他一半的一半，但是，赢得了满堂喝彩。上级赞他会办事，主政有方；同僚称他工作有魄力，没有比与吕县长合作共事更愉快的了；下面的人尤其感恩戴德，歌颂他是天下第一好领导。
出干部，有三种出法，一是领导出干部，上面领导喜欢你，你自然就可以出干都了；二是团结出干部，同僚间不扯皮、不拆台，你自然也就可以出干部了；三是群众基础出干部，群众（这里的所谓群众是狭义上的群众，从目前来讲，专指有投票权的、上面来考察时要找他谈话的那群人）
反映好，不切齿骂，你自然也就可以出干部了。这三种出干部法里，其法力是依次递减的，递减幅度是直线下降的。领导出干部，这法子法力无边，到群众出于部，已是法力若有若无。吕主事的三分分配法是三种方法都运用，三管齐下，一路高飙。三管虽然齐下，他当然得讲究轻重主次，谁多送谁少送，他是完全依照这种法力递减规律来安排的，所以是最科学、最经济，也是最有效果的。所以这个吕主事从一个连公务员资格都没有的乡绅一跃为县长，再一跃当上了京官，解决职级待遇后，到了最有油水的税务局当大官去了。
盗有道，贪亦有道。做贼，是下三烂的勾当，但什么可盗，什么不可盗；盗到了手，踩点侦探的，通风报信的，站岗放哨的，指挥挂帅的，执行操作的，如何分配？这都是有规矩、有规则的。而做贪，是上层建筑的高智力活动，当然更有理论，更得有道与术。
贪腐是一个长链条，贪前、贪中、贪后，哪一环节都不能出问题。许多贪官给自己约法三章：事情办不成的不要，嘴风不紧的不要；现金的不要，要古董；在职时不要，退休后要当顾问。他们给自己定下规矩，或者是三要三不要，或者是四收四不收，或者是五贪五不贪，有章法有原则，很讲道义的。这些原则与道义在贪前与贪中这两个链条里遵守着。吕主事贪前贪中怎么搞的，不清楚，他给我们提供的道术，是贪腐后的善后工作原则。有些初事贪腐者，往往懂得贪前贪中之规则，贪后呢，穷吃恶吃，悉数通吃，吃到自己肚子里，一分钱也不再吐出。所以上面要抓，同僚要拱，下面要举报，自己还没怎么贪出味道来就已被揪了出来。那叫傻贪、蠢贪，这样的贪法，贪了一回，难得二回。吕主事的贪道，贪口大的，吐口小的，与人方便，才是自己方便。如此贪法，才有可能一贪二贪，三贪四贪，才可以贪到“以公家的钱买公家的权，再以公家的权弄公家的钱”之高境畀里去。
为什么会边腐边升？为什么能够小贪会变大贪？因为他懂贪术，有贪道也，所以才如此贪滚贪、利滚利、官滚官、权滚权，一路圆圆地快滚。
这么一路滚，为什么又不滚蛋呢？很简单，他已经滚成了钢球铁蛋，滚成了官场琉璃蛋也。
19.一个鸡蛋叹三叹
政府采购价也许都是贵的，从古到今好像莫不如此。譬如一个鸡蛋，光绪年间的市场价格是，一文钱可买三四个鸡蛋；而政府采购呢，却是价达30两一个。有好事者按照购买力计算了，光绪年间一两银子相当于现在170元人民币，也就是6000元才能买个鸡蛋，这不吓死人吗？但是，东西再贵皇帝也要吃啊，也吃得起，这好比说，五六十元一包的烟，某些领导一天也要抽两三包的，五六百元一瓶的酒，某些领导一餐也要喝半瓶一瓶的。只要是政府埋单，没有什么吃不起的。
光绪皇帝消费观念也许挺先进，他是只买贵的，不买对的，这才有派嘛。鸡蛋当然也有营养，但胆固醇挺高，多吃有害健康，但因为鸡蛋贵，所以再有害也要吃。光绪皇帝“日必食鸡子四枚”。四枚鸡蛋的政府采购价是多少呢？“御膳房开价至三十四两”。这价格当然是单价。每天单是吃鸡蛋，光绪皇帝耗费纳税人的税收就是20000来元。这么贵，光绪皇帝心里就喜滋滋的，这样高消费的，天下有几？就他一个嘛。所以，他有一次当着文武百官的面，手里高举一只鸡蛋问他的老师翁同稣：“此种贵物，师傅亦尝食否？”让领导永远保持一种自以为是的优越感是臣子的天职，所以这个翁同稣就回答说：“臣家中或遇祭祀大典，偶一用之，否则不敢也。”(《南亭笔记》卷11)鸡蛋一入政府采购，何其贵也；天下都知道谷贱麦贱鸡蛋贱，凡是农产品都贱，何以领导不知也？战圄时期的邹忌就已经懂得了“王之蔽甚矣”，历经数千年依然如此，政治之疾何其久也。
一个鸡蛋可以引发无数叹惋，鄙人不才，只有三叹。
一叹者，欺君之罪，素为死罪，然而欺君者何多也，他们活得多么欢蹦乱跳！把欺君定罪，一定则定为死罪，想起来也不单是维护皇帝的“僧面佛面”吧。
街头牛二都不容许有人骗他，何况皇帝？你骗起皇帝来了？杀！皇帝的面子自然也是要紧，但，这里还有国策大问题的。皇帝是常常要出国策来治国的，所有的国策出台，都必须源自真实，下面若是把情况乱报一气，那不害死人吗？亩产百来斤，放出卫星是百万斤，天下就会遭殃啊。
所以，把欺君定为死罪，既关皇帝那块脸皮，更关百姓生死大事，自有其合理之处的。然而，历朝都把欺君定为不可赦免的死罪，可是文武百官常常犯此大罪，却是一点事情也没有。一个鸡蛋，不足一文，却大家都齐心协力欺骗皇帝老子，不是什么罪也没有么？村骗乡，乡骗县……这骗不是没有法律管，统计都是立了法的，可是，谁以骗而定过罪，入过狱，吃过子弹？
二叹者，万千愚氓群众，千万社会精英，却无一个说真话的么？皇帝赤身裸体，穿行于街市，无数人都捧，可是终究有一个小孩说皇帝没有穿衣服。光绪吃的明明是“臭鸡蛋”，却人人都说他是吃“高丽参”，没一人给个真话。光绪问翁同稣吃不吃鸡蛋的时候，旁边还有许多人的，那些人都捏着一把汗，生怕翁同稣说出了鸡蛋的真实价格。而翁同稣对着皇帝说假话后，这些以国家栋梁社会精英自命者个个都竖起大拇指，向老翁同志夸奖：“闻者咸服其善于辞令。”翁同稣是个“软骨头”，《凌霄一士随笔·卷六》中说他是天天在家里练三跪六拜九叩头的功夫的。他把跪拜之礼当体操锻炼身体，但他是帝王师，职业使他很有“傲骨”的，一般人不跪，跪的不是一般人，男儿膝下有黄金，要跪只跪一把手。“光初朝局，系翁一言，同僚议事，偶有不合，翁则拂然，常人报帝。”（《四朝佚闻》）
你跟我闹别扭，敢与我持“不同意觅”，我到皇帝那里告状去，看你吃不了兜着走。从这里看这个翁同稣是不怕得罪同志们的，可是一个鸡蛋干吗让他如此显示出一副“奴才相”呢？摆在翁同稣面前的不是一个鸡蛋，而是一块泰山磐石，那就是官场生态。一个“鸡蛋”怎么能够去碰“石头”呢？如果把“政府采购”中的腐败捅了出来，你就是潜规则的死敌，你就是众矢之的，你就没法在官场里混下去了。
三叹者，这改革、那改革，“虽千万人，吾往矣”，然而牵系到官场利益格局，有谁来改革修理？翁同稣比起那个“老不死”的慈禧太后来，算得上是个改革派。他当的是光绪“中心组”讲师团首席讲师，天天在旁边向光绪搞“一家讲坛”，向他灌输改革理论。他引荐了激进改革派的康有为给光绪，配合老康拿出了一系列改革方案，起意再弄个大盛世，总之是信心满满，特想依靠改革来“中兴”一番的。然则，这个翁同稣对官场痼疾却根本就没想到也来改革一下。御膳房采购鸡蛋，把价格弄得惊人的高，翁同稣不知道这里的猫腻么？不知道这里的腐败么？可是这事情事关领导的“切身利益”。“领导利益无小事”，谁敢触犯？掀开这块遮羞布说难也难，说容易也容易。容易是因为只要翁同稣说一句话，光绪成立专案组什么的，这腐败也许一查就查出来；说难当然也难，因为这里牵涉到既得利益集团。历来的改革都是：造别人的反容易，造自己的反挺难；推进民间利益的改革容易，推进官间利益的改革特难。翁同稣看到了鸡蛋里的大腐败，但他想都没想从这里给清朝末世动手术刀，他之所谓“善于辞令”者，就是善于维护既得利益集团，善于在官场里混身自保，善于替腐败、替官场游戏规则打掩护也。
一个鸡蛋里的腐败都铲除不了，没谁想去铲除，清朝岂能不灭亡？
除腐之难，难于上青天吗？唉！唉！唉！读书人唯有废书，三声长叹。
20.依腐治臣多砸脚
袁世凯称孤道寡，其实，他既不孤也不寡。我们骂袁世凯为独夫民贼，民贼是真的，独夫却未必。他从“落第秀才”高攀到“登天天子”，他也有他的死党，一个篱笆三个桩，他也是有很多“桩”的。老袁的“桩”足怎么打的呢？我们且从一个小故事来看老袁“励志成功”的“心灵鸡汤”吧。
甲午之战，给中国带来了耻辱，却给袁世凯奠定了飞黄腾达的基石。
清朝政府决定组建一支现代化的陆军，李鸿章选中了袁世凯。老袁在曾国藩的湘军与李鸿章的淮军那里获悉了一个不二秘诀：要想自己的地位永固，就要有自己的“私家军”。军队说是国家军队，那只是要国家财政供养，其实是要建成自家的家丁军。这亦公亦私的标准是怎样的呢？就是花国家钱，听自己话。换句话说，’这支军队除了老袁，谁也无法指挥，这里的关键是必须培养死心塌地跟定他的部下。有人讲，清末张之洞本来不在袁世凯之下，但后来的风头远逊，原因就是张氏高傲，从不培养“自己人”，而袁世凯却借“国家财政”与“组织授权”提携“忠诚者”。钱又不要你发，人又归你用，花国家的钱养自己的狗，这等好事不做，真是傻瓜！老袁在这方面是十分精明的。如何培养？老袁自然手段多多，这里且说一件小事：
阮忠枢是李鸿章推荐给袁世凯来训练陆军的，当然是李鸿章的人。此人文章了得，但爱点女色，整日间寻花问柳，在天津勾上了一位名小玉的妓女。老袁听到这事，怒形于色，把阮某喊到办公室来进行“诫勉谈话”：
过去军队只知吃喝玩乐，所以毫无战斗力。我们新军就是要一扫过去士风，振我精神。你倒好，到处嫖，这样的军队还能打什么仗？说的句句是真理，让阮某好不自在，觉得在老袁这里是混不好了，对老袁敬而畏之，畏且远之。但出乎意料的是，诫勉谈话后仅两天，袁世凯叫阮忠枢跟他一起去天津，东走西绕，来到了一所大院中，只见院中彩灯高挂，喜气冲人，到处贴着红双喜。阮某十分奇怪．问是谁家办喜事，老袁把他推进去，说进去就知道了。进去真的知道了，原来是袁世凯给他办喜事，里头罩红绸子的正是阮某的“二奶”小玉。此时的阮某感动得五体投地，跪地便拜，向袁世凯发誓言说生是袁的人死是袁的鬼了。老袁就彻底收买了一第个奴才。原来袁世凯前使大棒后用胡萝卜的诫勉谈话并非出尔反尔、举止辑失措，而是敲敲打打的权术。贪官也许这不算什么。在以往，把女子随便送人，不算了不得的事，甚至落还是一件可供人津津乐道的风流韵事。但是袁世凯既然想组建一支与过去喜截然不同的新军，他口口声声要以“新作风、新道德、新纪律”建设军盔队，那么阮某嫖妓的行为是有伤风化的，也是一种腐败。袁世凯把反腐败官的调子唱得老高，最后却是亲自操办腐败之事，这其中颇值得玩味。袁世凯把这方式作为笼络与控制人心的手段，不止这一桩事，更典型的是他对付梁士诒。
梁氏自袁世凯当上民国大总统之后，一直担任他的秘书长。但梁不是一个弱角色，他也是什么权力都想抓到手的人，在“总统府”被人呼为“二总统”。两人因为权力而交恶，后来梁被袁赶走。等到老袁要当皇帝了，感到人手不够，再次想到了梁，然而梁却开始拿大了，不肯与他合作。老袁于是用上他的御人手腕，指使人揭发交通系统的腐败问题，让人把材料送达他那里，于是他“批示严查”。交通系统是梁氏的老窝，他经营多年，老袁一直对梁氏放任自流。他之所以对梁士诒放任自流，有其老谋深算的考虑。这不，现在就派上用场了，他选派了精干人员，深挖梁之老底，交通系统的许多头面人物都牵连到腐败案子里去了，查办的查办，撤职的撤职。一时间交通系统黑云压城、风雨如晦，案子已经查到梁氏头上了，再进一步，梁某就岌岌乎殆哉。到得此时，老袁见好就收手，把梁氏请来，说：这个案子牵连到了你，我已作批示，不再查了。听到这话，梁氏自然是个明白人，从此，他除了老老实实当袁世凯的走狗之外，别无他途。
腐败于野，是臭粪蛋，但于朝，却往往是香饽饽。这里有一个臭味相投的问题，我腐败你不腐败，众人皆注而你独清，你就是异类，你就难容于官场。你不想靠当官发财，你就会坏了人家的好事，人家当然忌恨你，这是腐败潜规则之一；而腐败之所以大流行，其实还有另一个很好玩的潜规则，那就是依靠腐败来治理人。在很多官僚那里，不怕你腐败，就怕你不腐败。腐败是小辫子，是大把柄，是一条用彩虹织就的长绞索。小辫子不抓时，挂在后脑上摇啊摇、甩啊甩，很潇洒的；把柄不用时，握在手里，想舞就舞，想弄就弄，很惬意的；当彩虹似的长绞索高挂长空，既很美丽又有威力，给人的感觉也实在美好。如果你不腐败，你无把柄与辫子握在人家手里，你就会天不怕地不怕，夜半敲门鬼也不怕。你什么都不怕了，自然也不怕领导，领导的话你敢顶，领导的事你敢说，而且你可能仗着民意，对领导的所作所为胡作非为，你敢揭发乃至斗争，哪个领导会用你？廉洁的人，对于长官有时真是一粒“蒸不烂煮不熟的铜豌豆”。海瑞敢于抬一口棺材上金銮殿，连皇帝都怕。皇帝不敢把他放在京城就职，而是把他外放，但放到哪里，哪里的上司都不想接。一者怕他坏了当官发财的好事；二者呢，海瑞只服法管，不服官管，这官还当得有什么味？
曾经当过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蒋介石私人秘书的吴国桢说：“我们都认为，蒋介石本人从不腐败，但他对下属的腐败是乐意的。”吴先生的这话与我们过去的历史书是大有出入的。在我们过去的历史书里，国民党“蒋宋孔陈”四大腐败家族，蒋家是居首位的，怎么不腐败了呢？也许到蒋介石这么一级领导了，腐败不叫做腐败，而叫做腐朽了，谁说过皇帝老子是腐败分子？不过，仔细一想，吴先生说的也许有一定的根据，比如从蒋介石不包“二奶”，只与宋美龄相厮守的“道德操守”来看，蒋介石也许是个过得硬的人。但既然蒋介石本人不腐败，为什么他容忍腐败并且还喜欢下属腐败呢？吴先生说：“蒋的唯一嗜好就是嗜权，为权，他不择手段。他乐意下属腐败，是因为一个人如果变得腐败了，那么他就会对蒋唯命是从了。为权不择手段，用腐败来控制人也是手段乏一，也许还是最有效的手段之一。”蒋介石从国父孙中山那里窃取权力，根基很不稳，在军阀割据、群雄并起的时代，有多少人真心服从蒋介石呢？他只好“以事业留人，以感情留人，以待遇留人”了。所谓“事业”，就是给人升官提爵；所谓“感情”，就是义结金兰，蒋介石是最喜欢拜把子的；所谓“待遇”，就是让他腐败，当官发财去。腐败对腐败者不用说有大大的好处，而对想控制人却无能力控制者来说，让腐败者腐败去，好处也是很大的。他一腐败，听话时，不去管他；不听话了，乖乖，看我来查你办你！有这一个杀手锏，蒋介石“执政能力”确实得到了大力强化，他可以玩弄下属于股掌了。
依靠腐败来控制人，这办法很有效，当然也很有限。这就好比吸毒，吸毒之初，有病的没感觉到病了，没精神的感到有精神了。然则，一般人靠吸毒来提神减疼倒也罢了，这些一般官僚反正不拥有“江山之产权”，毒杀了江山也不是自己的。但袁世凯、蒋介石之流，情况不同啊，居然也靠“吸毒”！难怪袁世凯只当了83天的短命皇帝，而蒋介石最后却落得一败涂地，惶惶如丧家犬，逃之天天了。除了逃，他还有什么选择？靠放纵腐败来“加强执政能力建设”，那只能是自毁长城。
21.贪官回头金不换
当秘书那会儿，领导曾经要作反腐工作报告，交给我一个任务，叫我从史书里找个贪官变廉官、污吏变清吏的典型，以便给官员们树立一个榜样。我书上网上查找了个遍，还广泛发动群众，叫朋友给我找，结果叫人绝望。要找清廉变贪污的，随手可开出要多长有多长的名单。要找贪污变清廉的呢，难度可比大海淘金。当时我是交了白卷，以为奇迹难寻。没承想，在床上乱翻书，终于发现清朝康熙时节的郭瑗即是这个奇迹的创造者。
郭瑗人生轨迹有个三部曲，先是饱读圣贤书。书都是好的，书本上的政治都很正确，所有的圣贤书都是叫人治国安邦，都是叫人立德立功立言的。换句话说，都是教育士子学而优则仕后，要做清官廉官好官的。郭瑷是靠读书而人仕，读书那会儿也是有“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抱负的。他在康熙那会儿考上进士，然后分配到汪苏吴江当县长，上任之始，还算清廉自守，没过一两年，官场里面的一切潜规则都学了个精熟。要想富，动干部，要想富，搞项目等等，都玩得溜熟。读书时节想做清官，此为其一部曲；当了官后成了贪官污吏，此又是一部曲。然则，他贪着贪着，没贪到至死，碰到了新任浙江巡抚汤斌，他又脱胎换骨，重新做人，做了一个难得的好官。
郭瑗后来以直声震中外，他与福建人彭鹏，都以敢摸老虎屁股而闻名，时人将他俩并称“彭郭”。康熙二十六年，郭瑗升任监察御史，在其任上仅半年，就“参罢三宰相、两尚书，一阁学”，所谓“直声震天下”。
当时有四大名人，一是河督靳辅，一是少詹高士奇，一是都御史王鸿绪，一是编修陈元龙，都是省部级以上的高官，郭瑗一一参劾，一一把他们给扳倒，胆量与能量都十分了得。
更精彩而富有戏剧性的是其扳倒康熙重臣明珠。这个明珠炙手可热，权倾朝野，“掌仪天下之政”，是个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厉害角色。郭瑗刚由县长升为御史就拿明珠开刀来做祭礼，真是大无畏。
据说，郭瑗写好弹劾奏章那天，恰好是明珠大寿，家里宾客满堂，高朋满座，郭璜带着检举揭发的材料也去了。“太傅闻其来，则大喜”。搞纪检工作的，都来跟你套关系来了，都来给你送礼来了，专事“捣乱”的如果都变成了“抬轿”的，那当然高兴啊。郭瑗对着明太傅只是作揖，并不下拜，几次往袖子里面去摸东西，明珠更是高兴，问道：“侍御亦有诗章相藻饰乎？”意思是说：你给我做了什么祝寿好诗呢？郭臻答道：“非也，弹章耳。”宰相做寿，郭瑗却来搅局，搅得周天寒彻。将人家的大好日子变成大悲日子，让贪官污吏日子不好过，郭瑗够狠的了。
谁会想到，郭瑗曾经与这些贪官墨吏是一丘之骆呢？
郭瑗由贪腐脱胎变成清正，全赖汤斌。汤斌以清正廉洁而著名，他自身过硬，对下属亦是严格要求，刚柔并济，颇得上下好评。有人曾问他：
“得百姓心易，得僚属心难，公何兼而致之易如也？”汤斌答日：“吾于属吏不惟不取其财，且彼有善，吾力成之以遂其愿，故人不以为苦。”汤斌初到浙江，风闻吴江县长郭瑗苗子是好的，只是到了官场，被染了个乌黑，他就借调研之名来吴县，找郭县长诫勉谈话，又拉又打，汤斌对郭瑗说：你改了就是好同志，你若不改，那我就给你整材料了。据说郭瑗听了这话，翻然悔悟，待汤斌一走，他就叫来工作人员，大家一起到河里担水，把县衙冲洗一遍又一遍。担水洗衙，意为洗心革面，“前令郭瑗已死，今来者又一郭瑷也”。
一番话就可以让一个贪官不再贪，不但不再贪，而且做了一个刚正不阿之官？当然不是如此简单，对郭瑗而言，这种转变的关键是：其顶头上司汤斌是刚正之官。其实，不是所有的人一进官场就是贪官的，如果上梁正，下梁就不容易歪。郭瑗初人官场，像所有的读书人一样，也是很有理想的，但是，他碰上了前任巡抚余国柱。余氏是大贪官，不但经常向百姓向老板敲骨吸髓，而且常常向郭瑗这等县长市长敲诈勒索。郭璜等人不可能把自己工资送给领导吧，何况那点工资也没几个钱，那么唯一的路径是上面敲下面的棒棒，下面就去敲下面棒棒，一路敲，最后只能敲到终端客户老百姓了。郭瑗对汤斌说：“向来上官要钱，卑职无措，只得取之为民。”郭瑗这话，不是贪官大贪特贪的借口，而确实是贪官之所以大贪特贪的大实话。上官大贪而特贪，却叫下官不贪，肯定不行；而上官如果不贪，下官肯定难贪。郭瑗在听汤斌训诫时说：“今大人如能一清如水，卑职何敢贪耶？”正如贪官之贪，其根子在主席台，清官如果要清，其根子也在主席台。源头是浊水，浊者自然更浊，清者也无不染浊；源头是清水，清者自然更清，浊者也可洗清。郭瑗浪子回头，由贪变廉，由歪变正，由邪变刚，也是源自他的直接领导汤斌。这里头遒理很简单：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清水来。
第二辑 跟慈禧玩业务麻将
1．宋真宗梦神
公元1008年5月18日，宋真宗早早地来到办公室，举行例行早会。他清了清嗓子，大家一听见那种吸溜吸溜、有水在鼻子里响的声音，就如听军令，安静下来，等着老板发表讲话。但这回，赵老板没直接开官腔，而是拉起家常小事了：“昨夜，我又梦见神了。梦里，神人对我说，‘下月中旬，将在泰山赐给你天书’。”赵老板的梦呓刚落音，宋朝首席解梦大师王钦若立刻就解起梦来：老板，这个梦不用解，我马上派人去泰山取天书来。
这梦之所以解都不用解了，是因之前宋真宗做的类似的梦。在公元1008年，赵老板已做了好几次了。第一次是在2月12日，农历正月初三，大家第一次上班，赵老板把各衙门喊来搞新年团拜会。打恭作揖过后，赵老板开始新年致辞。这次致辞与往年不同，他第一句说的是：“昨夜我梦见神了。我刚入睡，就看到一位戴星冠、穿绛衣的神人对我说，下个月，老赵你如在正殿做七七四十九天的道场，老天就会降下天书（伏中祥符》。
朕不知是何兆头。”王钦若立刻站了出来说：“老板，这是说，大宋在您英明的、正确的领导下，已成超迈千古的大盛世，应该到泰山封禅了。”果然，道场将做完，就有太监来报告，说左承天门南面挂着一条黄帛，用青丝挂起，里头好像卷了一样东西，像书卷，隐约还可以看到里头有字。
有这等奇事啊？各办公室都不上班了，全体干部一同随着赵老板往承天门走，瞻仰天书，大家抬头看，一卷金丝黄卷垂挂在那里。赵老板发了令，叫太监去取下给赵老板，他一人捧着那宝贝，大臣们在屁股后面跟着往道场赶。道士做了一番法事，启了封，上面写的是：“赵受命，兴于宋，付于恒，居其器，守于正，世七百，九九定！”与其说王钦若是解梦大师，还不如说是圆梦大师。赵老板正月初三做了这个梦之后，王钦若发通知，召集地方大员开了一个通气会，说赵老板泰山封禅，天意已经有了，目前主要问题是还缺少一点民意，希望大家回去收集一下。大家领会了会议精神，马上回家布置、部署、贯彻不过夜。
没几天，就有部队将士、地方领导、番邦首领、和尚道士、社会贤达、各地长老负责人等共24300人，或联名请愿，或独立上书，强烈要求赵老板上顺天意下顺民心，前往泰山封禅。
在这桩事情里，有三个关键词：～是天书，二是民意，三是梦神。天书，我们都容易理解，神神鬼鬼，从来都是帝王术，用得很烂了，不足为道；民意，其收集方法，可能真是赵老板首创，但这个现在也滥了，袁世凯等经常运用的，也不必说；这个梦神，有些怪，我们都觉得，皇上嘛，天皇老子第一，想做啥子事情，直接开口就是了，哪用得着转弯抹角说梦话呢？
领导也是有很多事情得拐着弯说的。比如这个泰山封禅，没几个皇帝好意思说。泰山封禅是何等大事？与其说这事是一个仪式，不如说是一种资格，必须要有功盖三皇勋比五帝的帝王才可说这事。这事，史上没几人搞过，秦皇汉武搞过一二回；唐太宗何等英明何等伟大，有臣子对他说您可以泰山封禅啊，唐太宗说，我不够格！如果赵老板直说：同志们，我居功至伟，我应该到泰山封禅。反对也许没谁反对，暗地里那不笑话死了，哪有这么自卖自夸的？
也许有人会说，赵老板下面的人素质也差劲，这事情怎么不想到领导前头去呢？拍功太差。这话，可把下僚当神待了，以为拍马屁者真的是领导肚子里的蛔虫。领导没任何暗示，下面就已经心领神会？没那回事。
领导撅什么屁股，就知道领导要拉什么屎，这前提是，领导撅了屁股。屁股都没撅，谁知道他要拉屎？有很多事会场上不便明说，下面一时不能领会，得搞点暗示，才能让人知道他肚里有个小九九。领导今天有新想法，明天有新意图，后天有新心思，再天有新欲念，谁有那么大的神通一一晓得？
也就是说，上下啥都能够同心是不可能的。如何上下心心相印？如文件上的事、如报纸上的事、如材料上的事，当然可以三令五申，讲得明白透彻。但要提拔个大舅子、收个大红包、爱上个大姑娘等一干难言之事，领导再傻也不会有话就说、有屁就放。既如此，那么上下如何交流呢？赵老板的方式是说自己梦见了神，讲梦话说呓语，让下僚去深刻领会精神实质，这样下僚就不傻了。臣予的聪明之处不是先天知之，而是领导打了手势、眨了眼睛、踢了一脚、撅了一臀、做了一梦之后，属下马上说明白。
许多事情看起来君臣间并没通气，其实早已交心，认识高度一致，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许多人以为这是下属通神，对领导心思琢磨得透，臣子钻了君腹做了蛔虫，这种情况有吗？有，是异态，非常态。像赵老板一样，领导始终把握主动权，通过这种梦见神或变种梦见神来与臣属交心通气，才是常态。
2．文盲当官后
除了草莽英雄开国之外，其实文盲是难得当上官的。开国靠草莽之武功，治国靠精英之文治。刘邦在战争年代，以尿来尿文人一壶；到了和平年代，那就得以酒来敬文人一壶了，不给点好酒好菜待文人，那是不行的。科举千年，即是明证。学而优则仕，一般优秀都当不了官，要优而优才可踏上官府门槛，哪里轮得上文盲上台阶？这当然不是说史上没有文盲高居庙堂，不辨菽麦而要指导种菽麦的。此间情形，主要有二：一是官僚在帽子与票子间交换，二是官僚在老子与儿子间循环。
晚清的刚毅是靠后一种制度安排上的台。满清政府是靠满族起的家，坚持满族的坚强领导，是满清政府一条核心原则。满族取得了领导权，不管是好是孬，不管学与不学，不管优与不优，都有位置等在那里。刚毅出身镶蓝旗，如果靠学而优则仕，他当官连门都没。他早年干的是在办公室搞搞收发，整整档案，端端茶水，跑跑小腿，大体上是内勤人员的角色。
但他因为血统正，背靠着满族为统治者这个大背景，官运亨通，青云直上，从云南布政使一路飙升，历任山西、江苏、广东巡抚，军机大臣，工部、刑部尚书，在慈禧太后那里红得不得了。
刚毅官当得那么大，却实在是文盲一个。有“别字先生”与“错字大王”之称。估计3000介常用字，他怕有1500字不认得，更写不来。比如说，喝字与歇字，充其量是小学二年级的东西吧，刚毅先生就分不清。他在地方任上，判了个案子，农民状子说：我挑担大粪，在村口歇一歇。刚毅磊篱遴：．，霸澍＆担岁鬟粪，i霉村口喝一喝。那次上面领导催要报告，刚毅亲自携离玉亵喜出-a-t_篇登报告，错别字满篇，却是自命不凡，挥就之后拿缝玉文韶去学葶攀鹭茜王文韶一见，没读几行，就读到了一句读不懂的话“势跌故习”，想了很久董估计那“跌”字当是“蹈”字，所以，“乃取朱笔密点跌字四周，另书一蹈字于旁”。
当领导，其中要务是要到主席台上去念报告。官场里著作权与众不同：写文章的没著作权，念文章的才有著作权。所以当官的不一定自己写，但一定是自己念。读了书的去做官，念报告没太大的问题，但没读什么书的呢？自然是常常出丑。这个刚毅就常常念白字：“民不聊生”，他读成“民不耶生”；“瘐死狱中”，他读成“瘦死狱中”；一个“陶”字，很简单吧，他不会读，莫名其妙地读成了“如”字……报告念着念着，他脱稿自卖自夸了：“人皆谓我刚复自用，我知刚直而已。”他不知道刚愎自用是贬义词，只知道“愎”字读“复”字！时人作诗曰：“一字谁能争瘦死，万民可惜不耶生，功名鼎盛黄巾起，师兄师弟保大清。”“嗟乎，李林甫读弄璋为弄章，几误唐家中叶。”李林甫把弄璋写成弄章，就误了国？这未免夸大了吧。这诗把刚毅的读音对错与大清政权兴亡对应起来了，是不是也夸大了呢？
那年刚毅任军机大臣，四川奏报围剿了一次叛乱，先向刚司令报捷，捷报书里有一句是“追奔逐北”，北者败也，是宜将剩勇追穷寇的意思。
刚司令读到这句，拍起桌子大骂：这群混账东西，只往北边去追，贼寇难道不会往东边跑？不会往南边跑？不会往西边跑？“若作逐北，安细奔者不向东西南，而独向北乎？”还好，清朝毕竟还有读书人，刚司令大发雷霆之时，旁边有个翁同铄，翁是读书人，当过帝王师的，连忙向刚司令解释。刚司令怒火熄下来了，没酿成什么事故，但他怎么也不理解“逐北”就是“逐败”，“常熟（翁同稣是江苏常熟人）在旁，忍笑为解其义，刚终摇首不谓然”。
不识字也就罢了，如果读不懂报告也罢了，问题是，“刚于文字茫然不解，而于事理亦绝无见解”。晚清外部世界纷繁变幻，内部局面变幻纷繁，一点文化底子也没有的人，哪能有科学判断形势的能力，哪能有应对复杂局面的能力？西国呈上文书来，刚司令看到文字像螃蟹爪子，他说这文字我懂，“这倒和咱们考翻译的文章差不多”。义和团刀枪不入，自诩能以拳头对付洋枪洋炮，读书人谁信？不读书的人才信。刚司令恰恰是没读书的。刚司令是坚定的主战派，他极力主张依恃义和团反洋，他又处在领导全国的武装力量位上，说话算话。“庚子之祸，固以端王、李莲英为中坚，而助成之者，实刚毅为之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