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李泌强睡唐肃宗
唐朝的李泌是个很好玩的人。说他是隐士吧，他出入魏阙皇宫；说他是官僚吧，他又常常居于山林泉下。隐时学道练功，成就了一副仙风道骨；仕时经时济世，甘当了一个马奔牛走；傲时敢与皇帝叫板，弱即听由君主揉拿。（钛平广记》说他出生不凡，在娘肚子里足足待了三年，天生是个“异人”。人是特别聪明的，经史子集无所不阅，天文地理无所不晓，“少聪敏，博涉经史，善属文，尤工于诗，以王佐自负”。十来岁时，有神童之誉，受到唐玄宗的召见，宰相张九龄对他格外器重，寄予厚望。像他这样“起笔不凡”的人，混个公侯是唾手可得的吧。
可是，仳偏不上这个道，要他科举他不科举，“操尚不羁，耻随常格仕进”。他是不是想走另外一条“终南捷径”？可能是吧，他十五六岁即云游天下，遍走名山，访仙问道，求佛拜禅，仿佛飘飘在三界之外，悠悠不在五行之中。羲皇上人做得名气大了，他却忽然挂念人间俗事了，写了一篇策论，从嵩山山上直飞天子案头，力陈时局，被唐玄宗召进宫来，授予翰林院待诏，供职太子东宫。到了这“体制里头”，他却不懂得如何游戏，第辑跟慈禧玩业务麻将继续保持在野作风，常常“讽刺时政”，所以就被皇上捉弄了一把，把他贬到遥远的湖北去了。李泌此时无牵无挂，一气之下，一跺脚就走人，“乃潜隐名山，以习隐自适”去了。
“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安史之乱发生后，唐玄宗“引咎辞职”，把位置让给了其子肃宗。几十上百年的天下太平与歌舞升平造就了千万“太平臣子”，这些太平臣子很会享受“太平”，却不会如何应对“不平”。肃宗上台伊始，除了头上那顶皇冠很有力量之外，其余可以借助的力量寥寥无几，有人给其数了数，其身边的文武大臣，总共才30人，多半不可用。于是李泌“乘虚而人”，奔走到肃宗名下。李泌智高心慧，胸中有韬略千般，雄兵百万，成为肃宗唯一可以依赖的“智囊”。肃宗靖宇天下、扫除胡尘，其计其策，几乎都从李出。由此，肃宗对李泌高看一眼，厚爱一层，恩宠无复加焉，“卧则同榻，行则同车”，一时间，“四方文状，将相迁除，皆与泌参议，权逾宰相”。
李泌“权逾宰相”，但他不是宰相，不是不让他当宰相，而是他不愿意当宰相。他只当“山人”，肃宗对其物质奖赏与精神鼓励，他都谢绝。
安史之乱平息之后，朝廷论功行赏，以李泌为第一，肃宗对李泌说：“只要先生开口，朕将倾其所有相与。“李泌听到这话，心中有个“恶作剧”的念头浮了上来，他什么都不要，只要把皇帝的尊严耍一耍，于是他就说：“臣但求枕陛下胫腿酣眠一睡。”他是想把皇帝当枕头给他“垫脑壳”睡一觉，这个要求高吗？有什么高的呢？供人“睡一下”，不花什么成本；这要求不高吗？把皇帝当睡觉的枕头，九五之尊严何在？肃宗倒是伸出了一条腿来，将李泌的头轻轻托起，放在自己的腿上。旁边的人看见了，觉得这不得了，马上就赶来，想把李泌抬起，丢到“阴间里去”，却被肃宗制止，李泌于是在皇帝的腿上安然睡了千百年来绝无仅有的一个“美觉”。
李泌待安史之乱平定之后不久就辞职不干了。肃宗“假装无知”，问他这是为什么，李泌说：“臣有五不可留。臣遇陛下太早，陛下任臣太重，宠臣太深，臣功太高，迹太奇。”所谓“功太高”，就是说革命胜利了，走狗该走了；所谓“迹太奇”，就是把皇帝当枕头睡这事啊，肃宗能把这事情忘记么？赶快走人确实是高招。李泌于是就这么走了，到南岳衡山去修道去了。
肃宗后来把自己给李泌当枕头的事情彻底忘了，但是他的儿子没有忘。肃宗之后是代宗，代宗对自己老爸被李泌“乘人之危”强行地“睡了一回”一直耿耿于怀，他的意思是：你李泌强奸了我老爸的尊严，那么我就要强奸你李泌的操守。所以他就把李泌从南岳请进朝庙来，天天当“中兴功臣”以待，好酒好菜伺候着。
唐大历三年端午，朝廷文武百官个个都给代宗献礼物，独李泌一无所有，一个人上穿汗衫，下着短裤，衣衫不整，一副“名士加痞子相”地上朝来。代宗就问：“先生何独一无所献？”李泌答道：“臣居禁中，自巾至履，皆陛下所赐，所余唯一身耳。”我李泌所穿的东西从上到下都是您给我的，我哪里有东西献给您哪，如果硬要我送礼物，我只有这“人一个，身一条”。
这话在李泌那里是开玩笑的，可是代宗就拍掌连连叫好：“先帝欲以宰相委屈先生而不可得（听听，他记得那老爸当枕头的事了吧），自今既献其身，当听朕安排，由不得先生矣。”怎么安排呢？“朕欲先生食酒肉，娶妻成家，受禄位，为俗人！”果然，代宗把酒杯端到李泌的嘴边．天子给李泌倒酒来了，不喝也得喝；天子把一位漂亮的卢氏女子送来了，来破李泌这“佛身”了；天子把“红头文件”的“任命书”下发了，把官帽给李泌戴上了，世上什么都可忘，唯有妻子忘不了；世上什么都可忘，唯有二辑帽子忘不了……这样，就把五行与三界外的李泌彻底地关在了“体制内”。跟你李泌不在体制内，你可以拿捏皇帝，那么现在你李泌在体制内了，蓉我皇帝就可以任意地拿捏你了：李泌的宰相帽子戴上去不久，就被代宗贬受为江南西道判官；不久，又被贬为楚州刺史。李泌不再是过去的李泌，他磊已有家室之累，帽子之箍，还能有过去当“山人”的精神自由么？还敢讽将刺时政么？还敢叫皇帝给他当枕头睡觉么？他只有老老实实服从安排，恭恭敬敬地听从调遣，规规矩矩地任从摆布了。
诸位明白了吧：在体制外，你可以戏弄皇帝；到了体制内，那就得由皇帝戏弄你了。
11.养猪养士养瘦马
世上利润最大的生意是什么呢？想来想去，我觉得应该是恩情生意。
滴水之恩，涌泉以报，利润多么高啊！施与一滴水，获得一汪泉，而且得的是涌泉，绵绵不断的酬报，回报率估计是百分之一亿了吧，世上哪有这么高利润的生意呢？施与一碗饭，叫人家还一生情；施与一副马肝，叫人家肝脑涂地偿还，这里的投资与产出比，可谓暴利。
“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黄鹤楼地处九省通衢的武汉三镇，景色已经是非常美了，干吗还要去扬州那小城市耍呢？是因为扬州服务业非常发达，那里“三月烟花”撩人得紧啊。扬州山川秀美，水质养人，盛产美人，美人都很温柔婉转，仪态万方，所以第三产业格外兴旺。
三月了啊，扬州水边多丽人，那些烟花女子啊，“态浓意远淑且真，肌理细腻骨肉匀”。谁不想去耍他一耍？所以啊，在扬州催生了一种别的地方很少有的行业：养瘦马。
扬州的瘦马是这么养的：兜里兜几个钱，到乡下或者一些棚户区去，寻访十三四五岁的美人胚子，三吊五贯银子将她买下来，然后放在家里养着。请来一些健美教练、瑜伽教练、礼仪教综，给她练体形，给她练台步，给她练露八个牙齿的微笑……苹果啊，豆腐啊，隔三差五打回牙祭啊，天天关在屋子里防晒啊，一年半载，就可以把一个脸黑面枯形容饥瘦的“村里的小芳”培养成为“走台的模特”，然后卖到烟花巷子里，或者卖与他人做小妾。这就叫做扬州养瘦马。这么养出来的“瘦马”，多么讨人爱啊，这不让那些登徒子喜煞？所以，那些包工头、房地产商、企业老板、上市老总以及领导同志们，常常都是“腰缠十万贯，骑鹤下扬州”，十万百万带着，到那里去消费。
做这养瘦马生意的人真不少啊，“扬州人日饮食于瘦马之身者，数十百人”。这生意做得啊，养她一年半载，就有了养育之恩，她就得绵绵不断地给回报了。“娉娉袅袅十三余，豆蔻梢头二月初；春风十里扬州路，卷上珠帘总不如。”一个十二三岁的扬州瘦马女子，卖到了青楼里，即或是青春饭，怕也要挣到三十七八。即便之后“老大嫁做商人妇”，养瘦马的还是她的娘家，她还得知恩图报，她得用整个青春整个一生来偿还养瘦马者一时半刻的“养育之恩”。一年付出，赚人家一生，利润还不高吗？
这养瘦马想来比有些养士要费时费力，这要一定的时间嘛，成本是不是比养士高一些？这倒不一定，但产出肯定没有养士的高。养瘦马到底没要人家的命啊，养士那是得以英雄一命相答谢的。比如燕太子丹养荆轲，好像就只付出一副马肝。燕国的太子丹原先是留在秦国当人质，他看到秦王赢政决心兼并列国，又夺去了燕国的土地，他恨啊，就偷偷地逃回燕国，一心要替燕国报仇。他的经济头脑特别发达，他不想打仗，打仗成本太高啊，若是发动战争，他肯定“敢于胜利”，却未必能够“善于胜利”，所以他想出了一个最径济的办法：养一个士，造个“人体炸弹”，去搞“斩首行动”。这一思路出来后，他就到处采购“人体”，终于采购到了荆轲。把荆轲买了来之后，好生养着，“于是尊荆轲为上卿，舍上舍，太子造门下，供太牢具，异物间进，车骑美女恣荆轲所欲”。这里看来，太子丹很是舍得花成本的，给荆轲豪华套间住着，给荆轲奇珍异宝玩着，给荆轲香车美女耍着。可是这些东西是荆轲的吗？不是。这些东西，太子丹以后都是要收回去的，只是临时给荆轲耍一下几下。
真正给了荆轲的，可能就是一副马肝，其他都是“身外之物”，只有那副马肝才到了他肚子里。
一日，荆轲与太子丹一同骑马兜风耍子。荆轲不知道从哪里得到的美食知识，他随口说“千里马肝美”，这个太子丹倒也爽快，叫人把那马给杀了，专取这马肝炒着，给荆轲做下酒菜。其实想来，这也不算什么太大方，死刑犯要上路了，也得给他一顿佳肴嘛，让他到那边不做饿死鬼。而这副马肝养了一下荆轲的胃口，就对荆轲有了养育之恩了，那么荆轲就应该“肝脑涂地，在所不辞”，就应该“下辈子也要给你当牛做马”，所以，荆轲就“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用自己一个人头还人家一副马肝，用一条命去报一餐饭。
这生意谁赚大了？谁亏大了？一副马肝赚人家一条命，有比这生意“性价比”更高的吗？
这生意很多人都是喜欢做的，特别是那些帝王将相或者那些亚帝王将相，一般生意不做，做的生意就不一般。他们可不会在山河里养几条鱼赚个小钱，他们想的是养几条小鱼赚大片山河。吕不韦同志本来是个小商人，做的是小生意，后来觉得利润都不高，高的是养士生意。他问他老爸：“耕田之利几倍？”父日：“十倍。”又问：“贩卖珠玉之利几倍？”父日：“百倍。”又问：“若扶立一人为王，掌握山河，其利几倍？”父笑日：“安得王而立之？气力千万倍，不可计矣！”所以他就养了“异人”。
太子丹是这样拨拉算盘的：花一副马肝，养个荆轲，杀掉秦王，保住燕国，因此灭掉秦国，再因此灭掉六国，自己不就是天下老大了吗？养荆轲这士，利润无算矣。“太宗皇帝真长策，赚取英雄到白头”，这长策是什么呢？就是做养士生意啊，直言之吧，就是做英雄的人头生意。
12.补缺一千年
清朝的官帽有点定制的意思，更有点像愿买愿卖的市场经济。比方说吧，你愿买知县这顶帽子，那你就先报名，说我买知县；你愿买京官，那你就填个报京官的表格；当然，这都得先预交一笔钱。像我们老家买猪崽，猪婆怀孕或没怀孕，放个定金先。猪婆是肯定要怀孕的，好比官职肯定是需要的（人都会自然亡，领导也是人啊！还有，反一次腐败总要倒个把人几个人，位置也能够空出来）。但是呢，猪婆怀了几只猪崽？却是个未知数（官员都会自然亡，而什么时候亡，谁也说不准；官员什么时候被反腐搞倒，谁也说不准），这就产生了清朝干部使用制度的一个特有现象：
补缺。
浙江绍兴的李慈铭先生，也是进士出身。本来呢，毕业应该分配工作的，可是，就业形势特别紧张，有当官的资格，却没当官的位置，奈何？
他为了早日当上公务员，听了他妹夫周先生的话，走上了补缺这条路，“乃售出田产，决意捐纳”（土地是命根，他都舍得了，可见当官的诱惑力有多大）。他与妹夫同时拿出了一笔款子，他妹夫报知县，他报的是京官。也许那时候对身份证的查验不是特别严格吧，钱去了，人没去，也是可以的，所以李慈铭先生人没去，叫他妹夫把钱带去。这一疏忽，也就出了问题。他俩都是精准计算了的，并没多带预算外的备用金（也难怪，连田土都卖的人，有多少家产？），而清朝出台了一个优惠政策，多交钱的可以优先，大体上是可以享受VIP待遇的意思。吏部的干部科有人透露了一个消息给周妹夫，“查福建省同知，如捐小花样，即可补缺”。意思是，你多给点帽子费，马上就可以去当官．于是周妹夫就挪用了他舅爷的买官款，将其原捐“不论单双月”者，只为他舅爷捐了“双月”。不论单双月，补缺快；只捐双月，补缺慢。
这下，周妹夫一手交钱，一头戴帽（这实在是个特例，恰好福建空了个位置，更有信息对了称——书吏给了内部信息），往福建当县领导去了，而李慈铭先生因为多与老婆缠绵了几夜，待他赶上京城，却再无位置。他也许理论过，但肯定没理论赢，清政府不是不给他翎带，而是暂时没有。
这个理由把李慈铭先生给噎住了，做声不得，有什么办法？等吧，死等吧。等待的日子难啊，度日如年，何况李慈铭先生寄居别人家，“李到京，不能到部，乃住昀叔家”。篱下的日子不好过，他天天眼巴巴地望着紫禁城发帽子。等了一年两年，等到了一个春节，家家户户，高高兴兴贴春联，李慈铭先生却是辛酸得紧，于是，他在居处贴了一副对联：保安寺街，藏书十万卷；户部主事，补缺一千年。“藏书十万卷”，那是真的，李慈铭先生是清朝大儒，“未及冠，文名震越中”，“及官京师，益延接群士，俨文社主盟”。而“补缺一千年”呢？不知是怎么计算的。清朝另一位著名的书法家赵之谦也曾经捐了江西知县，等了N年，都没等上，等得心躁，雅不起来了，风度不起来了，于是以文人艺术家特有方式发牢骚了，他把书房里的匾额取了下来，换了一块新的：仰视千七百二十九雀斋。崔是县长的意思，1729是当年清朝的县域数。可能是赵书法家一个县一个县地扫视过去，觉得每个县长的身体都健康得很，补缺要到猴年马月呢！
补缺1000年，也是文人爱夸张，真要那么长吗？如果官员交流与换岗比较快的话，比如，县长去年你来做，今年到我家，那么不要1000年，420年就够了。李日先生给算了一账：咸丰同治年间，因为捐纳和军功记名为提督者近8000人，候补总兵者20000人。当时全国共有提督位置19名，总兵位置可能多一些，如果一年一换的话，只要420年，估计每人都可过个官瘾。
苦啊，这日子真难过。但李慈铭与赵之谦怎么说也是名人，有名人的光辉照耀茌那里，情况不会那么悲凉。一是帮忙的人多，二是名人不用，造成的负面影响那可大了去了，政府也不能不优先考虑。所以，没等几年，李慈铭先生补上了户部主事，而且不久也升了上去，当了御史，弄了个省部级。只是那些倾囊买官却又名气不彰者，那日子才真正难熬啊。李慈铭先生为了革命工作，把田产给卖了，其实还不算豪气，有位老兄把裤带都给卖了，他买的是个候补巡检。苦等多年，依然没能补上，平时还好过，寒冬腊月了，还常常是雪天戴破帽，雪地打赤脚。那间破屋，门窗都没，“其妻与子女五六人，卧在一床，俱穿破单衣，饿已多日，大者不能言，小者不能啼”。
身苦不为苦，心苦才真苦。湖北有个候补道员名叫恭钊者，他的家庭还算可以吧，反正是经常搬家的，每搬一次家，他都叫仆人把墙壁给砸破。他可不是弄时尚，把刚买来的新裤子铰烂当沧桑，他的意思是，炒股炒得心理亏了，承受能力差了，回家不喊爸爸叫爹（跌），而叫兄长（疯涨）了。墙壁砸破了之后就问仆人：“此缺何不补？”仆人在那里高声应：
“老爷，快补了！快补了！”这真让人纳闷。这些候补干部与后备领导不搞集体上访，我是不纳闷的，你是干部，你也上访？看我开除你！交了钱，却买不到帽子，我也不纳闷。向领导私人买帽子，那是一手交钱，一手交货，你不交货，那我告你。但清朝的情况不同，这是国家政策，什么事情只要干部把国家政策一拿出来，谁敢放个屁？我所纳闷的是，清朝政府对这些人怎么如此刻薄呢？解决这些人的工作问题、职务问题，也许确实困难，可是办法总比困难多啊！是不去想他们的死活，还是思路没打开？办法好多啊，而且很现成：设一正N副，还设N个县长助理、N个市长助理，不就解决一大批？如果还不行，可以设立调研员之类的嘛，多弄些助调、局调、巡视员、主任科员，所有候补都消化了！反正这些非领导职务，是个大框，没编制限制，有多少可以装多少。而且不要他们工作，也就是说不让他们来争实缺，只要级别升那么一缀，工资加那么一级，他们大都愿意。这样问题就轻松解决了，普天同庆，皆颂皇恩也。
13.正确领导是怎么来的
文人爱搞寓教育于娱乐，我们爱搞寓考察于旅游，领导也爱搞寓政治于玩耍的。乾隆南巡，听说为的是考察江南美眉，但也不妨碍他为大清王朝考察干部。那回走到南京地界，他听说有个好官叫张伯行，就在南巡的轿车上完成了对张氏的考察。乾隆问省里的领导：“张伯行居官如何？”省领导答：“好！”乾隆问：“张伯行真不要钱？”省里领导答：“真不要钱！”乾隆转身又问随行的大学士张玉书：“江南还有如此好官否？”张玉书答：“再没有这样的好官了！”乾隆听到这里，突然批评起省里领导与大学士张玉书来了：“然则汝等何以不保举之？”既然张伯行是天下无双的好官，你们为甚不向我推荐？
怎么硬叫我来签字画押做推荐人？
乾隆这一问，我们听起来总感觉不对劲。推举提拔干部，是一把手最不愿意与人分权的事，这个乾隆莫非是只怪鸟，不要这个权？谁推荐谁签字，出了问题，谁就与问题官员一同兜起来。乾隆那会儿，好像还没搞这样的推荐连带责任制，乾隆用不着担担子。
原来是：“今朕自保举之，将来居官好，天下以朕为明君；若贪赃枉法，天下笑朕不识人！”原来乾隆不是怕什么推荐连带责任制，不是要调动下面积极用人的积极性，也不是搞什么分级负责的民主，而是要保证他永远正确。如果张伯行到死都是革命的一生，那好说，可以证明领导一贯正确永远正确。而若张伯行是贪腐的一生或者说是由清廉转贪腐的一生呢，那么将给乾隆抹黑了，不能证明他永远正确了。乾隆的一世英名寄托在一名官员的贪廉之上，这太赌博了吧！这一赌，乾隆还真拿不准。但他不怕，他有办法。
西谚云：国王是永远不会犯错误的。东方西方都一样啊。然则，人非墨贤，孰能无错？大概领导是比圣贤更圣贤的，所以他才从不犯错误，压根从来就没错误。
他们有什么好法子，能够保证百分百没问题没错误呢？我们一般认为，他们一般使用的是慈禧太后的无错术：
1900年春夏之交的一天，慈禧太后主持召开了主席团会议，中心议题是向西方列强和还是战。主和的有许景澄、袁昶、徐用仪等，主战的有刚毅、载漪、徐桐等。慈禧心中已是下定决心，不怕牺牲，送死万民，保她一人，却在会上广泛发动民主，问战与和。许景澄等说万万战不得：
“如与各国开战，恐将来洋兵杀进京来，必至鸡犬不留！”慈禧勃然大怒，发签拿人：来啊，给我把这些投降派推出去斩了。只听见一片“咔嚓”声，许景澄、袁昶、徐用仪、立山、联元等五人的脑壳都掉了地，被狗吃了！
主和的都是卖国贼，慈禧当然要杀，她是正确的嘛；主战的都是爱国者？一与列强开战，北京城三五两下即被攻破，慈禧屁滚尿流向祖国的纵深地带西安跑。若追到了西安来，怎么办？到底还是投降好！谁叫开战的？谁害得国破家亡的？谁害得老佛爷惶惶如丧家狗的？是那些主战的嘛：“追思肇祸之始，实由诸王大臣等昏谬无知，嚣张跋扈，挟制朝廷，妄行攻战……”于是，也咔嚓咔嚓咔嚓，刚毅、载漪、徐桐等人头落地，为其错误埋单。
开战，慈禧说她是正确的，错误的是臣子；投降，慈禧说她是正确的，错误的是臣子。她呢，一贯正确，永远正确，从来就不犯错误！
她说红就是红，她说黑就是黑，显然，慈禧的正确来自于权力。她这种混账正确，大家都是不认可的，即使认可也是口服而心不服的，这种正确术，完全是领导霸术啊。这霸术，在慈禧那会儿，可以明目张胆肆无忌惮地使用，搁到现在呢？这招数恐怕没那么好使了。
那么是不是不能保证领导永远正确了？
办法是有的，不能用领导霸术，那就可以用领导艺术啊。这领导艺术就是乾隆所运用的那方法：有风险的辜，有危险的事，有问题有麻烦的事，拿不准的事，搞不定的事，改革创新的事，直接面对群众的事……首先呢，都是由副职去干。副职都冲到试错的第一线去。他呢，站在正确的二线三线，保持着永远正确的广阔空间！“将来居官好，天下以朕为明君”；而“若贪赃枉法，天下不会笑朕不识人！”不识人的，是下面那干吃粪的！副职用身家性命挡住错误，保证领导永远正确！
领导的正确率为什么这么高呢？首先他运用领导艺术，万一不行呢？
他就运用领导霸术，一术不行，两术结合用，就万无一失了。比如乾隆提拔了张氏不久，就有人罗列七宗罪而弹劾张氏，乾隆说了：“张伯行居官清廉，天下所共知……汝等体朕保全清官至公之意，使正人无所畏忌，则海内享升平之福矣。”乾隆这一板拍了下去，谁还敢说半个非？有人说，张伯行遭遇弹劾，非关贪腐与清廉，是因为他弹劾了当时的权臣噶礼，遭到噶礼报复性的弹劾。到底如何？是像我们搞爱国卫生一样，一纸薄膜遮了垃圾，还是本来就很干净？是政治斗争还是政治安排？真相难考，但可肯定的是，张伯行的贪腐与否，事关乾隆是否永远正确，他这个典型是不能出问题的，所以，大家都来“体朕保全清官”之“至私”之意了。乾隆自己是两术并用，以切实保证他永远正确。
14.雍正的誓言
咱们国人有一种圣旨崇拜，认为皇上开了金口，就是玉律。有故事传说唐朝时节，湖南有个在长安做官的人想为家乡做件好事，便在皇帝每日出行的路上用蜂蜜写了一行字“澧州粮米可免”。皇上那天出来看到密密麻麻的蚂蚁在那行字上爬，信口念道“澧州粮米可免”，那湘籍官员“扑通”一声跪了下去，立刻“谢主隆恩”。据说皇上非但没有办他捉弄之罪，而且兑现承诺，不再收澧州粮米税收了。此种佳话多矣，可信度有多高呢？
雍正的金口就信不得。雍正不但空口无凭，他信誓旦旦写的保证书，甚至他指天画地发的毒誓，也多半不可信。
雍正初年，湖甫有个小秀才曾静，不知道哪根神经短了路，突然想起造反来了。他听说岳飞有个后代名岳钟琪者，在川陕当总督，权力很大，而且拥兵十万，他就臆想开了：岳钟琪是民族英雄之后，而所谓民族英雄者，实是汉民族之英雄，只会忠汉统，不可能忠满统的。在这臆想推理中，他写了一封造反信，效仿骆宾王骂武则天，骂雍正弑父杀兄，夺母占媳……总结了八罪十罪的，总之是把雍正骂得一团糟，简直不齿人类，狗屎不如。
曾静这案子几乎众所周知，不说也罢。有意思的是，雍正对这案子的处理出人意料。也许严重的问题确实是教育群众，雍正把曾氏进行一番思想改造，硬把他给“教育过来”了，不杀他了，而且派遣曾氏到全国各地去宣讲政策，现身说法。犯了如此造反大罪与骂君大罪，每一罪都够曾氏死一千次，难道真不杀了吗？不但曾氏惶惶不可终日，而时人也是多有疑心的。这时候，雍正放下身段，向曾氏、向群众写起保证书来了：我发誓，我绝不杀曾静，而且“朕之子孙将来亦不得以其诋毁朕躬而追求杀戮”。
这话放在雍正时是天宪，放在其子乾隆时是祖宪，都是铁书写死了。
看来曾氏应该是“改了就是好同志”的了，睡到自然醒、活到自然死没什么问题的了。然而，言犹在耳，乾隆一上台，就完成他老爹没完成的“恨事”，把曾静拉到菜市口，“咔嚓”一声割了头：“曾静大逆不道，虽处之极典不足蔽其辜！”切齿之状，宛然在目前。
誓言大概也是分档次的，根据兑现的自觉程度，也许可分为诺言、誓言、毒誓吧。骗你是狗狗，骗你天打雷劈……这样的誓言才有点发誓的样子。雍正给曾静吃的那颗定心丸，介于诺言与誓言之间，采信度不高，也是自然。可是，雍正发了毒誓，就一定可信吗？未必！
雍正接康熙之班．有所谓“传位于十四子”的野史传说，这个事情真确与否，实难断言，但是，雍正上台，靠的是年羹尧与隆科多等几个心腹大臣，那是连雍正也承认的。年羹尧对雍正恩莫大焉，要是市民之间的话，雍正早该垂泪下跪，对着年氏谢“再造之恩”了。确实，年氏对雍正不但有扶植之恩，而且有保其江山之勋。雍正初登大位，青海发生叛乱，年氏奉命出征，一举平息。年氏南征北战，为雍正尽犬马之劳，雍正对他感恩戴德，非比寻常。
年氏有次又要出征，不知从哪里听到了一些什么风声，有点踌躇。雍正见之，不是臣子向皇上表忠心，而是倒了一头，皇上向臣子发誓了：
“尔此番出征，朕实不知如何疼你，方有颜对天地神明也。”看看，拿天拿地拿神明说话了，“不但朕心倚眷嘉奖，朕世世子孙及天下臣民当倾心感悦，若稍有负心，便非朕之子孙也，稍有异心，便非我朝人民也。”读到这段话，老实说，如果不是那一口一个朕字，那么，没几人相信这是皇帝在说话，倒像山野草民市井小民在那里赌咒：我肯定不会对不起你，如果对不起你，我当你的儿子；如果我的儿子对不起你，那不是我养的儿子，是狗娘养的儿子！他不但将自己拉在誓言里，而且将全国人民都拉在誓言里，而且将子孙万代都拉在这誓言里。这都是当着天发的，当着地发的，当着三尺头上有神明发的，实在不是一般的誓言了，是很毒很毒的毒誓了。
其实，雍正在发这番毒誓之时，他已经准备对年氏下毒手了。年氏自恃劳苦功高，越来越不像话了，不可一世，唯我独尊，将权柄操持己手，大有逾制之处。年氏吃饭叫做“用膳”，请客叫做“排宴”，接见部下叫做“引见”，送人东西叫做“恩赐”，有皇帝那般排场了。不但臣子向雍正告阴状，雍正自己也是看在眼里，记在心里。万事俱备，只欠时辰，时辰一到，就举屠刀，杀无赦！雍正上回处理曾静，交给子孙去办，为什么？因为上回他没发毒誓；这回就不给后代幽难题了，让子孙担起毒誓，总是不好的，他就负起全责了。
朱元璋也曾给帮他打天下者发过许多免死铁券，但他想杀谁不是照样杀了？皇上的金口可信么？皇上的圣旨可信么？皇上的毒誓可信么？皇上的铁券可信么？
再举个小例：几乎所有皇上，其在台上台下都喊过“帝王之政，莫要于爱民”的口号，都刷过“从来为治之道，莫先于爱民”的标语，都做过“导民务为第一要政”的文章，一副群众利益至上、以民为本的模样，到头来看，践诺者有几？
15.乾隆翻案风
钱谦益与袁崇焕都是晚明末世人物，生前也许在一起喝过酒，都是明朝的革命干部嘛！死后却难以尿到一壶去。倒不是钱谦益是一文，袁崇焕是一武，文与武隔行如隔山，而是因了气节问题，一个高人云霄，一个踩人土底，委实是上穷碧落下黄泉，哪能相提并论？
袁崇焕或许是晚明唯一的救星。他半路起家，弃文从武，以一腔肝胆与热血苦撑晚明危局。如果得到明朝皇帝的信任，或许能够挽狂澜于既倒，也只有他才有可能让明朝起死回生。可是，他碰到了昏天黑地，天，硬是错勘贤愚枉为天；地，也硬是不分好歹不为地。袁崇焕忠心鉴日月，热血洒疆场，结果是，忠已做奸来奸已做忠，忠不得好死奸得好活。袁崇焕被皇太极略施反间计，自诩清明实为昏聩的明朝末世皇帝崇祯就将袁崇焕以叛逆之罪逮捕入狱，“遂于镇抚司绑发西市，寸寸脔割之”。千刀万剐，一块肉一块肉地用钝刀子割死，而每割一块肉，“京师百姓，从刽子手争取生瞰之……得其一节者，和烧酒生啮之，血流齿颊间，犹唾地骂不已”。
如果说袁崇焕是大清的死硬对头，那么钱谦益就是大清的现世活宝。
钱氏食明禄食了60多年，大清剑指南明首府南京城那会儿，钱谦益还当着南明政府的礼部尚书加官保，按他自己的说法是，明朝时他是“皇恩似海”。可是清军兵尚未临城，钱氏却被大清统战了，一统就休战，不统也休战了。他以明清一代文坛领袖相号召，率领一班文臣投靠清政府，并到处写信，到各地劝降，再以投降劝降有功，求乞新主子，跑官要官去了。
本来想弄个宰相当一当的，未能如愿，级别不比在明朝高，他当得没多少味道，当了三五年就不当了，反过来再去当晚明遗民，老死蒿莱。
袁崇焕与钱谦益并列，让义士十分羞耻，岂可并论？这是因为双脚站在晚明遗民立场上。而站在大清来看，袁钱并列，让大清同样不自在，也不可并举。谁是大清的敌人？谁是大清的朋友？这个问题真的是大清的首要问题。袁崇焕是大清的敌人，钱谦益是大清的朋友，最少在乾隆以前，大清是这么看的。
到了乾隆，袁崇焕与钱谦益之事已经过去了一百多年，忠骨奸骨，都已化成灰。敌人已不为敌，当年死也不与清政府合作的人，都死了；死不合作，活却要合作，他们活着的子孙都拼命在考大清的公务员了，去与满清政府肝胆相照，荣辱与共了；朋友也无甚可朋，革命已经胜利那么久了，哪需要什么统战呢？按理来说，乾隆那会儿，统与战都不再是话题，打牌的打牌好了，卡拉OK的OK罢了，歌舞升平，熙熙然享受盛世得了。
可是这个乾隆，不知道哪根神经受了刺激，他翻起陈年旧账来了。
有天，他坐在金銮殿里没事干，突然要给袁崇焕平反。那时好像没有档案保持50年之说，许多档案500年都不公开。乾隆却在150年后将袁崇焕的档案公开了，所谓袁崇焕“通敌资敌”，其实没那回事。真相是，袁崇焕是明朝第一忠臣！当时所谓通敌，是咱们大清祖宗搞的反间计。袁崇焕是忠臣啊！明朝不给他平反，我乾隆来给他拨乱反正。乾隆不但给袁崇焕正名，而且准备给他大奖励：”袁崇焕系广东东莞人，现在有无子孙？曾否出仕？著传谕尚安，详悉查明，遇便覆奏。”尚安同志奉命去查了，袁崇焕已斩草除根，没有后人了，有的只是远房玄孙辈，没做官；乾隆立即派人把袁崇焕这门亲属接上京城，给他安排了一个职位。
乾隆对满清夙敌袁崇焕恩遇有加，他对曾经被统战成功而成其满清功臣的钱谦益，是怎么对待的呢？敌不是敌来，友不再是友，乾隆把袁崇焕请入神榜，却把钱谦益打人另册。他首先是把钱谦益的著作全部查封，并亲自起草了查封文件：“钱谦益本一有才无行之人，在前明时身跻瞧仕，及本朝定鼎之初，率先投顺，涛陟列卿。大节有亏，实不足齿人类。”当年满清政府敲锣打鼓拍掌欢迎的识时务之俊杰，到了乾隆这里却是个禽兽不如的人了。及将“盛世修史”，乾隆始终不忘这个钱谦益，特地破了史记体例，增立腻臣传》，将钱谦益与洪承畴同列贰臣，列为最末等，“钱谦益应列入乙编，俾斧钺凛然，合于《春秋》之义焉”。又特地作诗，把钱谦益斗垮批臭，“平生谈节义，两姓事君王，进退都无据，文章哪有光；真堪覆酒瓮，屡见咏香囊，末路逃禅去，原为孟八郎。”嬉笑怒骂，极尽嘲讽，置钱谦益大不堪。
对满清而言，钱谦益怎么着也比袁崇焕要好、要有功劳，再怎么着，他也是起义人员嘛。袁崇焕不但让清兵死伤无数，使满清建国推迟了N年，而且把乾隆的老祖宗努尔哈赤一炮轰了个病残，因之而亡，可谓是国有恨家有仇。而钱谦益呢，他率南明文武百官投顺，别的不说，单是子弹就给满清节约了不少，让战争早一日平息，这份功劳不轻！可是乾隆把曾经的敌人抬上神龛，把曾经的朋友抛入十八层地狱，这种认敌为友、认友为敌之举，是乾隆脑子进水了？是另外一种意义上的兔死狗烹？或谓，这是乾隆的英雄史观？只要是英雄，哪怕是敌人，他们就充满敬意。而如果是狗熊，哪怕是朋友，他们也视为臭粪，恨不得打翻在地，再踏一只脚。
其实都不是，乾隆把袁崇焕倒过来，将钱谦益颠过去，不是他昏了脑壳，不是他乱了手脚，不是他政策变化无穷难以揣摩，不是他闲着无事，为翻案而翻案，他心里明镜做的，比谁都清白。他翻袁覆钱，有一套坚定不移的价值准则，用一个字来概括就是：忠。袁崇焕忠，是好样的——“袁崇焕督师蓟、辽，虽与我朝为敌，但尚能忠于所事。深可悯恻。”钱谦益不忠，那是坏蛋——“夫钱谦益果终为明朝，宁死不变，即以笔墨腾谤，．第尚在情理之中。”于统治者言，没有比忠更高的价值观的了，忠超越在亲二辑之上，超越在祖之上，甚至超越在国家之上。他们需要的是奴才似的忠跟诚，走狗似的忠诚。慈禧乾隆喜欢搞翻案，有段时期真个是翻案成风。清兵入关之处，抗清志壹士史可法孤身守扬州，被俘拒降，高呼口号道：“城存与存，城亡与亡，磊我头可断，而志不可屈。”乾隆某年秋天，翻阅宗室王公功绩表，看到了将史可法写给多尔衮劝降书的回信，读后神经触动，马上就给史可法平反，追谥号为“忠正”，且写诗大力歌颂：“像斯睹矣牍斯抚，月与霁而风与光。并名复书书卷内，千秋忠迹表维杨。”把曾经的清朝反革命史可法颂为光风霁月，千秋不朽！明末另有抗清志士黄道周与刘宗周，乾隆表彰道：“史可法之独撑危局，力矢孤忠，终蹈一死以殉。又如刘宗周、黄道周等之立朝蹇谔，抵触佥壬；及遭际时，临危授命，均足称一代完人，为褒扬所当及。”乾隆翻案，并不只是为个别人翻，他提出要给四种人翻：守城战死与被俘处死者；不甘国亡而在家自杀者；抛妻弃子为复明而四处流亡者；至死不入新朝做官者。“凡明朝尽节诸臣，即同为国抒忠，优将实同一视。”同时给他们出台了褒奖条例，主要有：根据抗清者原来官职大小与抗清事迹影响大小，给予专谥或通谥；可以列入忠良祀，并由翰林院撰写谥文，容许立碑写传……据说，乾隆给这些人平反的，多达三千余人。
可是非常怪异的是，在大规模表彰明末抗清者同时进行的，是他大规模地打压与镇压当时怀明者。明朝已亡百多年，这些人仍然怀念，不是更体现忠心么？为什么用两重标准呢？纵观历史，罗织文字狱最多者，可能非乾隆莫属。他所办的文字狱的划线标准，一言之就是：不忠。不论是真的不忠于清，而是假的或者说他疑心不忠于浦，他都是杀无赦！比如，他翻湖南山野秀才曾静策动岳钟琪一案。他爹雍正把曾静的思想改造过来后，被判不死的，乾隆一上台，却是格杀勿论。这里头乾隆有甚指导思想呢？其实翻曾静案与翻袁崇焕案、翻钱谦益案、翻史可法案都是一脉相承的，都是以忠字为翻案标准。他对袁崇焕等以不忠为忠，对钱谦益者以不忠为不忠，都是以忠字划线。乾隆如此强调这个忠字，是很有深意的，既欲以之服务为当朝盛世，更有为末世早做打算：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清朝灭亡也是有时的，到那时候，谁将反清呢？清朝末世是需要钱谦益还是需要袁崇焕？乾隆当然得为子孙谋，为筵席散时预留空间焉，可以多一晌苟延残喘嘛。现在把这种忠奴观念树立起来，深入人心，成为大清子民的思想基因，那当然好。
与钱谦益的“进退无据”相比，乾隆是特别进退有据。当时招降纳叛，他意志坚定；现在尊敌杀盟，他目的如一。钱谦益反反复复，说明他有心理斗争，可恨之处有可怜。一切都在乾隆的掌控中，猫戏猴，虎逗羊。满清把钱谦益、曾静戏来逗去，如此之进退有据，比钱谦益们之进退无据，更是可怕十二分，这叫：平生谈节义，百死事君王，进退都有据，政治哪有光？
16.四态“才”、“官”、“财”
萨孟武老先生认为中国历来的官本位社会主要是两种形态，一是读书、做官、治国，萨老把其列为公式是：才一官一才，即学而优则仕，读书增长自己的才干，有了才干便可做官，然后运用自己的才干来治国齐家平天下；另一种是读书、做官、发财，萨老给其列出的公式是：财一官一财，即用自己的钱去买公家的官来做，做公家的官是为了发自己的财。萨老是大家，对于历史深有研究，尤在社会学上算得上是执牛耳的人物。他早年留学日本，回国后历任上海各大学校长，后来去了台湾，所长政治学与社会学。所以，他对中国社会看得是很通透的。比如他列出的这两个公式，言简意赅，一语中的，很有化钢铁为绕指柔的功夫。
萨老概括的两种形态，也许是最基本的，但是，我们历史上还有不太基本却也存在的官本位形态，成者说是变体吧。在下以为，最少另外还有两种形态，一是读书、做官、发财，可以列为公式是：才一官一财；一是花钱、做官、治国，可以列为公式是：财一官一才。
才一官一才，这是一种最为理想的状态。其实，做官并不是什么大坏事，实现儒家“治国平天下”，必须依靠“官”这个平台。如果谁也不出来维持社会秩序，那么，社会要么是到了天堂，要么是堕入了地狱，而且堕入地狱的可能性更大。治国是必须有才干的，才干是必须通过学习的，有学于胸是应该展现出来的。对于天下读书人而言，做官是实现自己抱负的最佳载体，为官一任造福一方，是读书人最大的成就感。“才一官一才”这种形态如果成为社会的绝对形态，或者退一步说，成为主流形态，如是，则“官”这个字将是天底下最美好的一个词，社会自然也就会政通人和，那是朗朗乾坤，清清世界了。
但是，这种“才一官一才”的社会更多的是一种梦想。很多时候我们倒是“财一官一财”的时候多。萨老说，中国的卖官制度开始于所谓的“文景之治”的盛世，“民有罪，得买爵三十级以免死罪”。这是汉文帝确定的“法律”，到景帝“复修卖爵令，而裁其贾以招民”。只要有“贾”，什么“民”都可招为“公务员”。买官卖官这桩买卖是利润最大的交易，卖者特别划得来，因为他几乎无须成本。商家买货，总得要自己先垫资本“进货”，而官家卖官，一个官帽子，不过是一张红头文件纸而已，而且这张纸绝对不要自己出钱，是公家的“办公经费”里报销的。“纸钱”都不要，那“卖帽子”的票子就到了自己手上。于买家而言，也可以说是一本万利。这里需要细辨一下的是，在初始时，买官的钱，极有可能是私人的钱，而一旦买上了，那就根本不需要自己掏钱了。所谓以公家的钱买公家的权，抱公家的权变为私人的权，再以化公为私的权去套取公家的钱，然后，把公家的钱变为私人的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