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一官一财”的社会，萨老认为是历史常态，其实说来，“才一官一财”的社会也许更多见。明目张胆地买官卖官，不但老百姓痛彻肺腑，就是统治者也往往看不过眼，所以多半是“潜规则”。在表面的“显规则”上，“官帽市场的准人证”往往不是“财”，而是“才”。自隋朝开始科举取仕，公务员“逢进必考”便成为“制度”，成为“主流”，那种“买官卖官”的现货交易排斥在“制度”之外。但是，进入了“官场”，“才人”们做了官，是什么样的形态，那就难说了。靠读孔孟之“治国平天下”敦敦教诲而登坛拜将人庙出相的士子此时此刻还是想着“治国平天下”吗？恐怕早就把孔孟给卖掉了。“当官不发财，请我都不来”，好像是有人这么公开“宣言”过的。所以，很多人十年寒窗，一朝中举，吃得苦中苦，为得人上人，就大肆收敛钱财。古今贪官，十有八九走的是这条路径。
也许极为鲜见的是另类形态：财一官一才。这种社会想起来好像是没有的，用自己的钱去买官做，目的不是赚钱，而是为了替公家出力，谁那么傻瓜啊？是天方夜谭吧？这种人虽少，但并没绝迹。左宗棠才气飞扬，而性格耿直，视钱途通达前途为莫名之羞，怎么也不愿干此龌龊勾当。有一年，左宗棠从新疆归来见天子，能见天子多么美好啊，是封官授爵的事，好多人求之不得。但他到得金銮殿大门口，太监不让进，像唐僧在西天取经，“阿傩”、“伽叶”要“人事”一样，太监们向左宗棠要3000两银子，方才安排晋见“领导”。左宗棠死活不肯，最后，李鸿章出来圆场，替左氏出了这笔钱，也算是左宗棠花财买官替国家出力吧。而更典型的是徐锡麟。徐锡麟参加同盟会，打算以身殉革命。1906年，自日本回国，他的结拜兄弟陶成章出主意——先捐个出身做上个官，然后再谋图革命之事。也就是按照当时清朝的惯例，捐钱给政府，要求政府派给一个官职。
捐官要花钱。徐锡麟的赞助人叫许仲卿，一出手给了5万银元。靠这5万银元，包括陶成章在内的四个结拜兕弟，分别捐纳了知府、同知等衔，徐锡麟也捐得一个道员的职务。他靠这个职务接近安徽巡抚恩铭，以便刺杀，但是，出师未捷身先死，巡抚没杀成却就了义。自己花钱去当官，目的是为家国捐躯，为自己买死，徐锡麟真是绝无仅有。
如果说，“才一官一才”是清明的社会形态，那么，“财一官一财”是腐朽的社会形态；如果说“才一官一财”是腐烂的形态，那么“财一官一才”则是一个烂透了的社会形态。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才一官一财”的形态里，“才”是“市场准入”凭证。而“财一官一才”呢？
公务员的准人证是“财”了，前者是有才无钱可进来，后者是有才无钱莫进来。想为国家出力都得靠钱去买了，两者相比，谁更烂呢？那真是末世了。你看，左宗棠、徐锡麟不是清末人物吗？自然，财一官一才，社会这个前提已烂，而到底有人在支撑危局，等到了财一官一财，那就谁也拯救不了了。如果把一个由盛而衰的社会划分四个阶段的话，那我认为，依次是：“才一官一才”，“才一官一财”，“财一官一才”，“财一官一财”，许多王朝“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大体上走的是这样的王脉轨迹。
17.魏徵的妩媚
魏徵以敢犯龙颜极言直谏而名于史。武死战，文死谏，魏徵死谏起来对皇帝老子也不留任何情面，唐太宗对其亦是敬畏三分。这在“巍巍朝庙堂，都是阿谀场”的官场里头，算得上是一个异数。在当朝及后世的印象中，魏徵成了一个肝胆铿锵，刚烈竣切，丝毫不见奴颜媚骨的硬汉子角色。
在官场里头生存的大法则是顺龙鳞，而非逆龙鳞，所谓“顺之者昌，逆之者亡”。这个法则放之四海而皆准，验之万官而皆灵，造就了许多驯官循吏。那么，魏徵敢与皇上顶嘴，是不是成了反法则的特例呢？在我们这些局外人看来，委实如此，但在唐太宗眼里，魏徵却始终没有跳出官场的法则。
唐太宗在一次与臣相们聊天之际，谈及魏徵，不经意地脱口道出一句很有意味的话：“人谓魏徵刚直，朕却见其妩媚。”时隔千余年，我们已无法复原斯时谈话之现场，也无法望见唐太宗眼角眉梢之神态，对唐太宗这句话的解读，也就裉费猜度了。话中对魏徵是夸赞，还是不屑？是在向臣相们解释“朕并非怕魏徵”以换回被臣子顶撞所失去的面子，还是确实觉得魏徵娇憨可爱？抑或是为了证明自己臧否人物见识超群？也许这确是唐太宗的失言，它不经意地泄漏了愿打愿挨的个中消息，使一个敢进谏一个善纳谏的千古佳话露出了一点双簧戏的色彩。不管怎么说，唐太宗说这句话是建立在对魏徵有绝对把握的基础上的，也许其神色与心态都与那句“天下英雄人我袖中”毫无二致。在太宗心中，魏徵再怎么顶撞，也不过是在其长袖中舞蹈，哪怕魏徵之舞非常乖戾，在本质上还是为了取悦太宗，取媚太宗的。
其实，如唐太宗所言，魏徵也实非“刚直之士”，不过是“妩媚之相”。其一生之行状，有三次变节：魏徵本为隋民却转身反隋，先跟李密起事，后随李降唐，做的是太子李建成的洗马官，是李建成阵营中的干将，可谓是唐太宗的“敌人”。玄武门政变，唐太宗血刃同胞兄弟李建成，按理来讲，作为李建成食养的士子，魏徵当威武不能屈才是，但他一弯腰一屈膝就成了唐太宗的人，这里头，哪有刚直可言呢？唐太宗坐稳了龙廷，无人撼其位，可谓“俊杰”的魏徵当然识得这个时务，因此也就甘心做了“忠臣”。唐太宗当然也有十二分的把握认定魏徵不会再变来变去背叛他，有了这一条底线，唐太宗就不怕魏徵直谏了。作为一位明主，他还知道魏徵直谏是为自己好，为的是李氏江山稳固万万年，魏徵逆龙鳞，诚所谓“小骂大帮忙”。唐太宗雄才大略，思维异乎常人，他多在险处用险招。比如发动玄武门政变，从当时形势来讲，他并不占优，但他出人意料地下了险招，因此在“险峰”上占了“无限风光”。在魏徵的问题上，他需一个魏徵，也能容纳一个魏徵。一夯面，他确实需要一面知得失的镜子，以随时矫正政策；另一方面，他要别开生面，树立虚怀若谷从谏如流的名声。被臣下揭批或者顶嘴，也许会使自己失去一点小面子，但可换得史册之大名声。事实确如太宗所料，其胸襟气度至今为后人所乐道和颔首，这是太宗比历代昏君的高明之处。考其视角，那就是：魏徵只要是自己的家奴，那么其“文死谏”，何尝不是另外一种阿谀奉承？碰到魏徵跟自己急，唐太宗就仿佛看到了一颗翩翩为己起舞的忠心，难怪“人谓刚直，而朕见其妩媚了”。
做官是一种高智力的活动，高人常有高招，做官之法自有不同。李贽在《朗谭集》中曾列举了24种做官法，如圣臣法、贤臣法、侈臣法、奸臣法……清末徐珂对此也多有研究：京都做官，有小官大做，有热官冷做，有俗官雅做，有男官女做……如某某做官欲望强烈，却隐于南山，一旦有了高位或肥缺就不再穷善其身，而要兼济天下了……那么魏徵呢，他也许是24种做官法之外的第25种独门心法，那就是颂官骂作。他摸准了唐太宗的脉搏，还觉得自己确实出自于“忠心’’，充分相信唐太宗不会将他怎么的，所以，他敢逆龙鳞，勇捋龙须，闯出了一条与一般意义上的拍马屁、搔马腋迥乎不同的升官新路。他也因此由洗马而主簿而谏议大夫而秘书监，步步高升了。
官儿人人会做，各有巧妙不同。像魏徵这种骂作法，不太常见，但并非不见。据说蒋介石就爱这法，当然不是人家骂他，而是他骂人家，蒋介石若要提拔人家了，常在任命书下达之前在“小范围内”骂，“某某娘希匹”，被骂为“娘希匹”的某某顿时喜形于色。在官场里头，有时不怕骂，怕的是不骂。对你客气着呢，那真的是见外，把你当外人待。一旦对你开骂了，那意味着你进入其圈子了，把你当自己人了。所以“严是爱，松是害，不理不睬是见外”。
说到这里，也许有人觉得如此走笔是跑了题，魏徵是下骂上而得官，这里却说上骂下而得官，完全是两码事。其实是一码事，是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亦如是。因为，下骂上也好，上骂下也罢，其间的关系都足家主与家奴的关系，只要达到了家主与家奴这一层次，那么在官场里头做官就一顺百顺了。其间之异，如下骂上，上下可能会因此都获得芳名；而若上骂下，上下则可能是臭名了。唐太宗是一代明君，他对此当然能够明察。
18.袁世凯出书
为什么人居下僚时，总是好像什么都不懂？为什么人一旦居于高位，便天文地理、经史子集、政军学商都是先知先觉？在人下人时要装傻，在人上人时要装慧，这是成功人士的成功之道焉。
然而，装傻是容易的，装慧是难的，1+1这道数学题与1+1这道哥德巴赫猜想，不管你是真知还是真不知，你都说不知，这傻就装成了。而装慧就不这么简单，前者你可以报出答案，后者你能演算出来吗？所以说，装慧需要智慧作底，不是什么傻宝都能装的，本身智力不够，如何若愚充大智呢？袁世凯的手法便是窃。
袁世凯不傻吧，但他读书一直“乱弹琴”，成绩老是上不去。他曾两次参加“乡试”，两次都名落孙山。“乡试”这种“中考”复习了一届，都考不上“普通高中”，更遑论“殿试”那个“高考”考“重点大学”了。
看来袁世凯的傻是不用装的。但袁世凯傻吗？他当然不傻，他若没有一手，他怎么当得上“直隶总督”？怎么当得上“洪宪皇帝”？他读不了人写的书，但他能写书给人读。“袁项城读书甚少，在前清时，虽以治兵见称，然其兵学知识亦非自读书所得。名誉既著，乃居然以兵家自命，孙吴不当其一盼也”。袁世凯“名誉既著”，成了“成功人士”了，千载唯有孙吴可堪伯仲间了，人就成了当然的“天才”，无所不知无所不能了。读书既然是其天生短处，袁世凯于是急着把“短腿拉长”。“继古今学者，必有著述以传于后世，兵学何独不然，况申国言新式兵学，尤推己为开山之祖，于是著书之心甚炽”。书都囫囵读不进的，谈何著书？袁氏“窘于材料，且苦笔难达意”。句子都写不通顺、遣词不达意的人要著书传世？这不是天方夜谭吗？但袁氏“著书之心甚炽”，他就“招商引智”，借用“外脑’：，招了一名“枪手”，“枪手”果然是高手，当即就拟定了著书方案：
一、搜罗外国兵书学译本，采辑其精华，供我使用；二、编辑练兵时所有公牍、函件及营规示谕等类，充我材料。盖前者为理论，后者为事实，只须略事点窜，便可成书。而“他人鉴之，洋洋大文章也，何患不驾孙吴而轶司马乎？”这法子好啊，那搔首断须的苦功夫化做剪刀加糨糊，著书何其易也？
某君点了袁氏这个榆木脑壳，袁氏就鸿蒙洞开，豁然通了。但是，就这样让枪手作著述操盘手？这是“枪手”之慧，非袁氏之慧也，人家说出去，它不长了他人之智而灭自家之智？袁氏“闻之”，心里已“然其说”，但脸上叱之：“吾所谓著述者，名山千秋之业，岂比生员应试，以抄袭挟带为能事乎？”这话说得义正词严字调铿锵，相形之下，枪手之品质何其低，袁氏之风格何其高尚！果然，“枪手”闻言，自愧而退。袁世凯呀，他聪明哪，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闭口不言，“项城自此不复言著书事。久之，以他故辞某君去”。当即辞了“枪手”，显得多不地道，设若以“此故”辞了“枪手”，又易“露馅”，久之而以他故辞去，这就好办了。枪手既去，袁氏就“别召一客，使之代笔著书，且授以方法”。什么方法呢？
“一一如某君所言”。这样，最佳效果出来了，“此君见项城言有条理，知其于著述之事阅历甚深，不敢轻视。未几书成，名之日《冶兵管见》，一时王公大臣阅之，颇加称许”。袁氏不但在后面那位“枪手”面前露了一把脸，而且在官界军界社会各界中显露了一手。这智慧装得多像、多逼真啊！
以马上得天下，以马上治天下，又以“羊毫管”传天下，这几成中华“官族”的优良传统。吕不韦一介商人，以“政治献金”和“政治投机”而谋取秦国相位后，也想出出书著著掌耍一耍玩一玩。于是招了一班秘书，专门成立了“创作委员会”，连“编”带“著”弄了一本《吕氏春秋》，悬赏千金征求一字之改，因此而“赢得生前身后名”，在天下人面前展示了其能文能武能商能政的“高大全”的形象，凭空把自己的智商提高到了“十分”。吕氏如此，流风所及，几成通则。大凡当官的、唱歌的、跳舞的、演戏的、经商的、耍刀的乃至行乞的、卖身的，一旦成名，便个个著书立说，在文化里玩一把几把。官者以学者为荣，学者以官者为耀，有文有武，既文既武，乃文乃武，能文能武，歪才成专才，专才成通才，通才成全才，全才成奇才，奇才成天才。一通百通，一知百知，凭小成功赢大成功，凭大成功赢极成功。在当总督时，他当然不能满足于当“土八路”，当只识弯弓的“兵痞子”，他要装聪明，要装通才装天才，才能赢得更多声誉更大资本，才能晋升做大官。所以，袁世凯当了直隶总督，乘胜就成总统，当了总统，乘胜就当皇帝。
值得补议的是，吕不韦弄《吕氏春秋》，他手段还不高，吕氏只当召集人，并不懂得把自己当著述者。在吕氏那里，人家的智是人家的，自己的智是自己的，一是一，二是二。哪比袁世凯，自己的智是自己的，人家的智也经巧取豪夺成了自己的，这才是“真聪明”，这聪明不但给自己长脸，而且给自己省钱！
据说，袁氏之书成后，袁氏赠代笔者数十金。其人嫌其轻，袁氏便怒日：“此书全系发挥我之意见，间有参考之书，亦我所指点采择，君不过一抄书之吏耳！我赠君数十金，已待君厚矣，何不自量也！”某君闻言，不敢与论而罢。谁敢与论？袁世凯能文能武的！来文的，可讲这番道理；来武的，那你可要小心脑袋！某君当然只能“罢了”！著述权自然也不敢要了。
19.只能和曹操赛呆
曹操煮酒论英雄与杨修之死，是《三国演义》中两个经典的故事。这两个正反对照的故事谆谆教育我们：只能和曹操赛呆。
当然不能和曹操赛聪明，杨修不懂这个道道。曹操造了一座花园，在门内写了一个“活”字，众人不解，独杨修晓得“门”内有“活”是为“阔”；曹操在酥盒上写了“一合酥”，杨修招呼众人吃了。曹搡问为何要吃领导的东西，杨修一脸坏笑地说：“盒上明写一人一口酥，岂敢违丞相之命乎？”前者是杨修猜字谜，后者是杨修搞点恶作剧，其表现出来的是杨修的高智商焉，曹操自然也就心甚恶之。但曹操要面露喜色，为有这样聪明的下属而高兴而自豪。曹操梦中杀人，杨修一眼窥破其中的玄机，曹操教子答策，杨修对植暗授机宜。杨修之智在“全国人民”面前表现得比第辑跟慈禧玩业务麻将曹操还智慧了，比领导还高明，比上司还聪明，那还了得？此时曹操欲杀杨修已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矣，主意早已打定，只待一时机。时机终于到了，“操屯兵日久，欲要进兵，又被马超拒守；欲收兵回，又恐蜀兵耻笑，心中犹豫不决”。恰好这时候厨师上鸡汤，碗中有鸡肋，曹操随口以“鸡肋”两字作夜间口号，杨修从极其有限的“鸡肋”信息中破译了曹操心中的全部密码，自作主张教士兵收拾行装班师回朝。曹操逮住杀人机会啦，便以扰乱军心之名，以军法正法杨修了。名正言顺，冠冕堂皇，谁敢谁能说一个“非”字？官僚们钩心斗角，你倾我轧，恨不得早点置对手于死地，但聪明的官僚总要先装装傻，早想动手却是不乱动手的，出师当有名，出手当有柄，这样才能一刀见血，一剑封喉，干净利索，不给人留口实。
所以，只能和曹操赛呆，刘备最懂这个秘诀。刘备寄居在曹操篱下，不问家事国事天下事，终日在后院里挖土锄草，种菜为乐，甘做一名田舍翁。嘴里头一直叨念着天下社稷的刘备，怎么一到曹操的眼皮底下就换了个人？刘备的铁哥们儿加贴心兄弟关羽张飞甚是不解：“兄不留心天下大事，而学小人之事，何也？”刘备并不言语，只是挥汗挥锄侍弄“小白菜”。一日，曹操邀刘备煮黄梅酒，问天下准是英雄。刘备先后列举了袁术、袁绍、刘表、孙策、刘璋等等，尽是些无能之辈。刘备对所举人物都是知根知底，都知道他们称不上英雄的，但他说得煞有介事、一本正经，好像小学生猜ABCD选择题。曹操咄咄逼人杀气腾腾，刘备步步为营招凌虚，最后一声炸雷，刘备所执筷子应声落地。应对之及时，落地之快捷，无人出其右，可见刘备装傻的技巧何其游刃，装傻之素养何其深厚。刘备之志大矣，立志恢复汉室独尊天下，但他装傻，甘做田舍翁；刘备之识高矣，他时时放眼世界纵览天下，但他装傻，甘当小学生；刘备之胆壮矣，他准备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但一个炸雷却把他吓得尿湿裤子，他装傻甘当胆小鬼。
杨修与曹操赛聪明，结果呢？把脑壳都赛落了地；刘备和曹操赛愚蠢，结果，三分天下有其一；司马懿更厉害，刘备和曹操赛呆，只赢到三分之一的天地，司马懿和曹家赛呆，把整个天下都赛到手上了。
聪明的人不能和曹操赛聪明，只有愚蠢的人才去和曹操赛聪明；和曹操赛聪明，再聪明也是愚蠢；和曹操赛愚蠢，再愚蠢也是聪明。这是曹操那丞相府里的一种“辩证法”与“形式逻辑”。比如，杨修是再聪明不过的人，但连自己的脑壳都保不住，能算聪明吗？而刘备算不上聪明人，碰到难题，除了垂袖抹眼泪之外，什么都是一筹莫展的，但人家不但“无灾无难到公卿”，而且“有福有禄到皇帝”哩。考杨修，文化之小脑发达，政治之大脑幼稚；考刘备，文化之小脑有点呆，政治之大脑特别智。在官场里头，谁跟你玩文化呢？人家都是玩政治的！会玩政治，哪怕你文化低到幼儿园肆业，也能把地球玩得团团转；而只会玩文化不会玩政治，哪怕你文化高达博士及博士后水平，也只能把自己的脑壳当足球让人家踢。
现在讲杨修之死的故事，实在有点老掉牙，现在讲只能和曹操赛呆的道理，也实在有点老掉牙，但世人尽管“常被聪明误一生”，也个个想“比人家显聪明”，结果，历史上有很多人在老掉牙的故事与老掉牙的道理面前总是掉脑壳。当然，现在掉脑壳的事不那么容易发生了，因力没有哪个领导有一言定人生死的权力了，但领导一言不能定你生死，而一言定你升降的权力还是有的。
20.向皇上的“性福”生活喊停
在我们的眼里，皇帝老子是天下第一霸，三官六院，美女万千，可以随心所欲，为所欲为，谁敢管他？其实不然，比如，皇上兴趣来了，想跟妃子们繁育皇子皇孙，那情形，并不是我们想象得那么爽歪歪，是可尽兴不可完全尽兴的。因为门外站着一个“敬事房太监”，给他“卡表计时”。
也许皇上正在兴头上，太监就在门外高声唱喏了“是时候了”。皇上不听，他就叫个不停，叫得你心慌意乱，兴味索然。太监活生生地打断皇上的春梦，皇上还得没脾气。因为，随时叫停皇上的“性福”生活，是“王法国法”赋予太监的神圣权力与职责。
太监是专司其职的，他不这样干，那是“严重”的“渎职”，那么其他人呢？谁还敢狗胆包天，管皇上这种事？其实还是有的。“狸猫换太子”这个故事中的主角宋仁宗就被“下面的干部”一而再、再而三地叫停过“性福”生活。
宋仁宗刚刚上台，体味到了皇帝的妙处，新婚燕尔，沉湎女色不能拔，不但采皇妃贵妃这类“家花”，而且采臣子们的“野花”。一日，京都开封某一富豪之儿媳妇不见了，听说被召进了皇宫。开封府的“市长”范讽得知此事，二话不说，直闯皇宫，含讽带刺地说：“陛下不贪女色，朝野共知，若将民女强纳入宫，将何以示天下？”搞得宋仁宗脸红一阵白一阵，讪讪地说：“朕听皇后说，是有这么一个女子，但朕还没有看见的。”范讽依然不放过：“若果如此，请容臣将其带出。”宋仁宗只得老老实实把这女子当场交给“范市长”，眼睁睁地看着美女被带走。
此事了却不久，皇上又犯老毛病了，仁宗纳了新美人，谏官王素闻知，又上金銮殿来了。这个王素是前朝宰相王旦之子，按仁宗的说法，王家与赵家是“世交“，关系铁。大概仁宗觉得中国是个关系的社会，法律拐不了弯的事情，关系也许就能让他转弯，所以，仁宗就向王素拉起关系来了：“朕乃真宗之子，卿乃王旦之后，世有相交。后宫实有新人，已随朕左右，可否让朕留下？”但王素毫不徇私，坚决“不准”，没有通融余地，仁宗无奈，只能泪眼花花地把美人送出宫殿。
看到这样的故事，不能不让人感到惊讶：一个至高无上的皇帝，一个“天子之怒伏尸百万”的皇帝，居然连享受一个女子的“自由”都没有，而剥夺他“性爱”权力的竟然是他的奴才，是他一手可以提拔一脚可以踩死的臣子。这是不是有点匪夷所思？千年前的故事现在看来有点类似神话，是因为我觉得有以下几点让人不解：一是仁宗是一把手啊，真正的一把手，天下第一把手啊！一把手居然也有人敢管他？二是太监也好，范讽也好，王素也好，他们都是普天之下的王臣，敢向皇帝叫板？以下可以凌上？下属居然监督上级，而且“成效显著”，皇帝也要向臣子臣服？不，不是“臣服”，是“皇服”。“臣服”是天天发生的事情，“皇服”有点天方夜谭。三是管就管了，监督也就监督了，怎么管到皇帝“八小时之外”去了？管到“床上”去了？而且皇帝非但没嫉恨，没给王素们穿小鞋，反而像犯了错的孩子，老实服罪。真不敢相信历史上有这样的事。
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皇帝真是老子天下第一？皇权高高在上，全无羁绊？封建专制是妖魔，但是我们对皇权是否有点不太“客观”呢？平心而论，皇权不是或者不全是“独裁”的，在皇权之间，还有一个“监督权”。那种独有监督权而无皇权的情况固然从没有过，但那种独有皇权而无监督权的情形也很少，大多数时候处于“中庸”状态，处于相反相成此消彼长的拉锯之中，有时甚至监督权还被置于皇权之上。不说唐太宗等所谓开明君主，就是心狠手辣如武则天，杀人如麻如朱元璋，对来自臣子的监督，有时也得服输。在史上，确实有“死谏”因而“谏死”者，但也有纳谏且乐于受监者。正因为有了这个监督，多多少少能便皇权纳入某种“善政”、“仁政”之中。我们一直骂封建“腐朽”，也许他们自觉还是“不朽”呢。无疑，监督在皇朝的存在，不说挽救，最少是延缓了封建专制的“死命”。
第三辑 亲自领导最过瘾
1.乾隆也搞民意测干部
乾隆喜欢到江南去画圈。领导出行，可不比咱市民出回差，老婆有时都懒得理睬。到了乾隆这一级领导，离家一晌，那得犁者得忘其犁，锄者得忘其锄，全国人民都得放下活计来关注。如此盛典，重大新闻肯定是天天满版满版的，花边新闻呢，花絮新闻呢，那也肯定是很多的。花边新闻比花絮新闻自然多得多，但那有损领导清德，估计当时的新闻记者也不太敢写，写了，在新闻官那里也早枪毙了。为了不损领导形象，这里不说乾隆的艳事花边，而说其善政花絮吧。
有次乾隆“循卫河南巡”，河水清清，龙船悠悠，两岸景色移步换形，江山如此多娇，自然也引乾隆折腰。乾隆倚在船轩边，忽然看到了诗意盎然的入画佳境：天色澄明，有个短衣帮的汉子，头戴斗笠，手执竹枝，口里吆喝着“哦……起……哗”。看到这里，我们都知道，这农夫是赶着水牛在那里耕土耘田。这活计农夫是非常厌烦的，但诗人特别喜欢把它写入诗歌，画家也特别喜欢把它描入画幅，为什么？慈禧太后没吃过窝窝头，吃一回觉得鲜美无比嘛。乾隆也正是这样，他在紫禁城里，哪里见过这好玩好耍的驱牛干活之事？所以高兴得不得了，“见道旁农夫耕作，为向所未见，辄顾而乐之”。乾隆可能也是个个性领导吧，看到这景，性情不板滞，在船上拍双手，跳双脚，对着群臣喊：好看好看，这景致真好看。
兴之所至，乾隆打破南巡的规定线路，临时动议，加了一个访贫问苦节目，“至山左某邑，欲悉民间疾苦，因召一农夫至御前”，乾隆问了什么，农夫答了什么，这些都不必饶舌，大领导来到人民群众中间，能够问什么？都是些今年丰收了吗、吃饭吃得饱吗、干部对你好吗，等等，不过是些老三篇，没啥可转述的。大多数群众的政治觉悟都很高的，实际上，这次群众回答得也真的挺好，领导很满意：“农夫奏对，颇惬圣意。”而这次乾隆大概是太兴奋了，问了些常规问题之后，突然之间搞了个新意特出的政治花絮：他叫这个农夫来给随行的领导现场打分。天地做证，这个题目绝对不在领导日程安排里的，乾隆突然要下轿来访问人民，本来就没做安排，这个民意测干部，更在安排之外。乾隆是这么干的：他叫他那些随扈一排排地站在那里，立正，稍息，向右看齐！如此整顿干部队伍后，他就叫农民上场，让这个农民一个一个地看，看其菩恶忠奸；一个一个地问，问其姓甚名谁，“寻又令遍视随扈诸臣，兼询姓氏”。
有资格当乾隆随扈，都是些大干部，少说也是副部级吧，他们什么场面没见过？可是，这场面还真没见过，由一个刚刚从田里洗泥脚上埂岸的一介农夫来检阅国家高级官员，谁碰到过这场面？顿时，姿态百端，形色千样，心里有如走千兵，奔万马：这农夫懂不懂相面呢，若懂，我那欺男霸女之事，会不会被这农夫从我横肉瞳仁看出端倪来？我那卖官贪腐之事，会不会被这农夫从我衣饰马脚里看出消息来？这农夫不知道有没有什么冤情，如果有，那岂不对咱们乱说一气？这些高级干部全没了坐主席台的端严威仪，个个紧张得要死：“群臣以农夫奉旨询问，于上前不敢不以名对，中多有恐农夫采舆论上闻致触圣怒者，皆股栗失常。”真是两股战栗，汗出如浆。
让群众来直接给干部打分，常常会把干部吓个半死，但若言之有预，那还是不怕的。我们若要改变干部考核方式，最起码在年前就应下发文件，以一年时间来干这事情，让有资格来评议干部的部分群众满意，干部心中当然有底气得多。问题是，乾隆这次搞的是突然袭击，又没给这个群众拨过款，又没给他子女安排过就业，突然叫这样的人来评议，哪个不吓得尿裤子？谢天谢地，这农夫不会相面，也好像没什么冤情，政治觉悟或者说政治敏感性（他可能真知道这个政治是闹着玩一把的吧）还挺高的，当他一个一个检阅完毕，乾隆就问：我们这干部队伍里，谁是忠臣？谁是奸臣？谁是清官？谁是贪官？这农夫笑嘻嘻地答道：满朝皆忠臣！
这个回答让乾隆很满意，自己亲自提拔的干部，得到了群众的认可，搁谁谁不高兴？乾隆兴致又来了，他追问了一句：你怎么知道这里的领导都是忠臣呢？
这农民答日：“吾见演剧时，净脚所扮之奸臣，如曹操、秦桧，皆面涂白粉如雪，今诸大臣无做此状者，故知其皆忠臣也！”呵呵，这农民啊，原来不是个相面的，不是个有冤的，不是个心刁的，只是个爱搞笑的，只是个爱读清报清刊的，只是个爱看主旋律电影电视剧的。
话说回来。乾隆突然间把他那些高级领导推向群众眼前，哪个群余长了一双看穿五脏六腑的透视眼呢？一个干部，经过乾隆研究拍板，安排到这山左某邑来当县长市长，即使让其提前三五个月到任，叫人民群众先看看面，然后叫人民代表投投票，肯定也都是满票通过的。他们又没有像戏中的曹操、秦桧一样擦上如雪白粉，路遥才知马力，日久才见人心，三两个月，谁知其忠其奸？这农夫看忠奸，看看脸色算了，我们看忠奸呢，也是看看简历算了。
数百年前，乾隆以群众来测验干部，虽然只是一桩小事，但其中透露出来的政治意义上的信息、历史意义上的信息有多大啊，为什么没谁来总结新理论、新思想呢？
听到这农夫的回答，乾隆最后是“大噱”，爆笑了一回。这事，于是就以戏作而始，以戏问而发展，以戏答而高潮，最后以戏笑而终。这桩透露重大政统民主改革内涵的事情被淹没在乾隆下江南的会议、聚餐等等头版头条之下，甚至淹没在其花边新闻之下，只是存在于嫡稗类抄·诙谐猢等野史笑话当中。
2．皇上今天不死啦
“鸟之将死，其鸣也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你可能知道其然，未必知道其所以然吧。这么跟你解释吧：你要去约会了，你再邋遢，也一定会装扮一新吧；上级要来考察你了，你再浑蛋，也一定会整顿衣裳起敛容是吧。人之将死，地狱或者天堂将派人来考察你了，你不把握好这个机会？无论如何也得善良一回嘛。
万历皇帝善没善良过？不知道。他自我感觉到他要死的那一刻，可是下了狠心准备善良一回的。万历三十年二月，按公历来算，是1602年2月，万历皇帝病倒了，对佳肴与佳丽，他都处于“上面有想法，下面没办法”的状态了。他也许听到天堂或地狱要来考察他的什么风声吧，赶紧把首席行政长官（当时叫做首辅）沈一贯先生喊来：老沈啊，我是当了多年皇帝了的，死是没啥遗憾了（是句大实话）；我那儿子可要托付你照看喔（这．声音还算比较哀吧）；那派出去收取矿税的太监就石回来吧，那矿税也取笙消算了（人之将死，其言多么善啊）。辑这里得插个话。万历皇帝几十年不上朝，天天搞娱乐活动去了。谁都知道，娱乐场所的消费是最贵的。万历的开支很是吃紧，一方面他那几年孽打了三次仗，打仗都是烧钱的事情啊，花了他1200万两；另一方面，他自曩己得吃啊得穿啊得用啊，再亏也不能亏自己嘛，而且他的婆娘多，脂粉钱瘾花费多，大约一年得40万两，总计起来，原先打了预算100万两，后来加到120万，恰好是打三次仗的十分之一（信了吧，娱乐消费是特贵的）。但是少了啊，怎么办？广开财源，开创财政新局面，那就加税吧。这就加了一个“矿产税”，把太监们派到各地去当执法人员。这些太监，有权是很会用足的，刨地三尺，到处收税。结果呢，煤矿工人起义了，金矿工人起义了，凡是有工人的地方都起义了。万历将死，就“哀民生之多艰”，万历不死，他就不“哀民生之多艰”。
这回万历将死了，要钱干什么？钱嘛，生不带来，死不带去。这只鸟就“哀”了，这个人就“善”了。看到万历准备“善”了，首席行政长官沈一贯好高兴啊，赶忙退了下去，立刻把秘书们喊来，连夜起草“免税诏书”，行政效率算是挺高的。可是，又不是互联网时代，再快也快不到哪里去，传达最高指示还是过了夜。
最高指示真的是不能过夜的，一过夜，坏了。万历缓过气来了，这事情，坏了。次日，他呼了一口气，觉得自己蛮好啊蛮健康啊，一时半刻死不了。他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想起了那份“免税诏书”，税都免了，哪里有钱花？他就大喊太监：“着，赶快给朕把那文件抢回来。”一个太监马上就去了。这边太监口含天宪，猛抢文件；那边官员手持圣旨，死保诏书。文官们虽然出身文人，但到底是男人，比被阉剖了的太监力气胜一分，太监再抢也抢不过，金銮殿里就演了一出又一出“全武行”。一个太监被打得血淋淋地回去，另一个又来，又被打得脑袋开花回去；一拨一拨又一拨，万历派了20多号人来抢，都没抢去，万历就发威了，大骂这些“没用的东西，看我杀了你”。他操起家伙就准备抡板斧（看吧，他不死了，他就不善了）。这不闹出人命案了？首席长官沈一贯先生心就善了，把那份诏书交给太监，一把火给烧了。
烧什么烧啊？有个来“抢”这文件的太监，叫田义（估计回去将打成“反革命”），看到那把烧文件的火，这时候就起身来，吐了首席长官沈一贯一口唾沫：“相公稍持之，矿税撤矣，何怯也！”坚持就是胜利，不坚持就是不胜利。
沈一贯听到这话，哗啦一声，哭了。哭啊，哭啊，哭了半天，又呆怔怔地坐予●l天。可怜的是一直在外面等这福音书的人，在外面等啊等啊，上演着一出万历版“等待戈多”的荒诞剧：福音书说今天一定来的啊，怎么不来了呢？
原来是万历皇帝今天不死了！
“我今天要死了”，万历是这么想的：钱呢，“生不带来（反正不是我的，要什么要？），死不带去（带也带不走，要什么要？），那就免税吧。”我今天不死了，万历是这么想的：钱呢，“生不带来(Ij，一生下来使劲捞吧)，死不带去（那，一死之前使劲花吧），那就加税吧。”万历今天不死了，他就使劲去捞钱，使劲去花钱，以江山做抵押，使劲捞，使劲花，江山抵押完了算。
3．唐德宗的德政
“一车炭，千余斤，官使驱将惜不得，半匹红绡一丈绫，系向牛头充炭值。”时评作家白居易反映的这个问题实在不是“个别问题”。唐朝太监们“创造性”地开设的“宫市”由来已久。这市场经济好啊，对店家，一车炭，只要一块几块布就搞定，这是“政府收购”嘛，可谓低价购进；往皇宫里去报账呢？可能是一车炭一车黄金，这是对百姓的“保护价”嘛，可谓高价脱手。一买一卖之间，太监们这部分人一定是“先富起来”了的，官倒生意从来都是好做的，是做碍的。
千余斤的炭，人家烧了好几个月，全家人的衣食住行全指望它，说没了也就没了，一家人的“春节”怎么过？饿死人只要十来天就够了，青黄不接的几个月怎么熬？卖炭翁是个顺民，他知道胳膊扭不过大腿，七老八老的人如何耗得过“组织”？所以呢，只是无限伤心地回家去，能吃一顿算一顿，能过一天算一天吧。但是社会总是有矛盾存在的，有顺民也就有刁民。穷啊，穷就容易出刁民，体制内的理论工作者已经总结概括了：穷山恶水出刁民。除了山穷水恶之外，其实出刁民还有一条路径g逸些理论工作者心里是特别清楚的，但他们都不说，也不可能说，那就是：干部们如果“穷凶极恶”，也肯定出“刁民”。
比方说这个宫市吧，就出过一个刁民。这刁民没姓名，历史上有几个百姓有姓名？更何况刁民？为叙述方便，姑且名之为D民吧。有天，这D民牵着毛驴，驮着几捆柴火到官市里来做买卖，占了个好位置，等待着卖个好价钱。忽然，市场骚动起来了，来人不是“城管队员”，而是“政府采购人员”。为什么要搞政府采购？要降低成本嘛，直言之，就是要压低价格嘛。他们手把文书口称敕，依文件执法，口号堂皇得有点吓人：这是给国君也就是给国家采购呢。他们来到D民面前，不由分说地丢下一块绢（绢，大概是官府专用人民币，所以给卖炭老头的也是绢，其他人肯定是不能通用的，否则，那就将以扰乱“金融秩序”罪论处），连柴火连毛驴拉起来就走，D民苦苦哀求，说一家的性命都在这儿啊。这肯定不是虚言，一个连毛驴这种生产资料都准备卖的人，那日子之惨淡也就可想而知了。但那些政府采购人员在“百姓的个人利益服从国家利益的”崇高价值观的支醌下，把个人丢在一边，扬长而去。这时节，D民想，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顿时，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从地上操起个家伙，就往太监们身上挥去，把太监给暴打了一顿。
太监们打架肯定打不赢，养尊处优惯了，缚鸡之力都没有，哪有还手之力？但他自以为这官司会打赢，所以马上把这事以“妨害公务”、“殴打朝廷命官”、“刁民造反”等等罪名告到皇上那里。这皇上叫做唐德宗，顾名思义，是个有“德”的“宗主”。他撇开太监，认真听取了D民的申诉，出乎意料的是，他以民本思想为指导思想，把这个案子给判了：对太监们粗暴的工作作风高声训了一顿，同时把毛驴与柴火完璧归赵，而且赏给了D民10匹绢，奖励他检举干部的不良作风。一时间，“皇上圣明”的呼声特别高亢，报纸上有名，电视里有影，广播里有声，史书上也浓墨重彩彩绘了一笔，死后不是叫做德宗么？就是因为他行德政嘛。
D民的问题得到了妥善解决，那么卖炭翁的问题得到解决了么？嘿，卖炭翁的事情啊，民不举官不究嘛。挨训之后，唐德宗对消极怠工的太监们又训了一顿，该干吗还是干吗去。D民的问题给具体解决了，宫市却依然开放，不能因此影响机关运转啊。天下顺民还是多的，这是主流，要相信群众嘛；刁民是少的，只是个别，把个别事情处理到位了，就没事了嘛。
一般问题，具体解决，是唐德宗处理“国事”的基本方法。
唐德宗想去打猎耍耍，便以“下乡搞调研”给下面下了通知。行到路上，忽然觉得打猎要打，调研也应该调研一下，所以也就亲自“走村人户”，到了农民赵光奇的家里（真得感谢咱们的随行记者，终于让一个普通百姓留下了名字），就拉着老赵的手，嘘起寒来问起暖来。因为这是德宗临时动议访贫问苦的，下面的干部事先没有给老赵打招呼，没给打印好让背诵的稿子，所以老赵也就有问必答，问什么则答什么，不敢犯欺君之罪，实话实说了。德宗问：“今年粮食丰收了，日子应该好过吧？”老赵直通通地答皇上问：“不好过！”德宗就问这又为什么？老赵说：官府说话不算数，原先说交完正税就不交其他的了，现在附加税比正税还多，派来的僵役没完没了；原先诏令说，就在家门口纳粮，现在却规定到京西行营去，几百公里啊，弄得车也坏了，人马也累死了，这样的日子怎么算是好过呢？德宗听了，侧悯之心生出来了，他转身对当地领导说：老赵家的一切赋税与徭役都给免了吧。第三这事的新闻效应是相当强的，山呼万岁的歌颂不绝于耳。可是赵光奇辑的问题给解决了，钱光奇呢？孙光奇呢？李光奇呢？皇上只去了赵家，又没去钱家没去孙家没去李家，怎么来解决？皇上们下乡送温暖，肯定是都彗带着好多红包，好多红利，一袋子“关怀”、几袋子“温暖”的，碰上谁，蠡就给谁，没碰上谁，当然也就不好给了。见者有份，见者才有份，没见者瘾自然就没份了。为什么中国人总是那么信“运气”？因为诸如碰到皇上亲自来送温暖这等好事，那几乎全是靠运气。
与那些见了“刁民”就绳之以法、听到给“朝政抹黑”就格杀勿论的夏桀、纣王不同，唐德宗这种工作方法与行政理念是特别会为其赢得“形象”与“声誉”的。聪明的领导往往都喜欢学习唐德宗的工作方法。比如朱元璋吧，常常喜欢与农民同吃同劳动，当上干部之后，曾经有八次亲自参加农业生产。有年三月，“道见耕者，下马问农事，取耒三推，顾日臣：‘朕三推已不胜劳，况吾民终岁勤动乎！’命赐所过农民钞”。老朱扔了锄头把扔了几天，就不知道农活之苦了？这个农民好运气，皇上亲自给他犁田，而且与他结成了一帮一的帮扶对象，给了这个老农一笔“扶贫款”，他一家子先富起来是没问题的了。
4.愚蠢是怎么炼成的
如果要评选史上最愚蠢的皇帝，那么西晋的司马衷应该勇夺魁首，谁也别想来与他争这个名额。但，他真的是脑瓜进水么？其他经邦济国的大事不去比了，若以安邦定国来论皇帝的智商，司马衷先生谈不上智商最低。人家司马领袖是西晋的第二代领导，怎么说也没有把国家搞垮，比那些把江山搞了个稀巴烂的人要好。
司马衷被推选为愚蠢皇帝的领军人物也不是没来由的。历史上主要是凭两项检测来评定他的。一项是，有次司马衷带了一群太监在御花园旦玩。那是初夏季节，粮食大概也快丰收了，他与大家在那里“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池塘边的草丛间，响起了一片蛤蟆的叫声，司马衷呆头呆脑问：“这些小东西是为官家鸣，还是为私人鸣呢？”太监们面面相觑，不知道问这话是什么意思。有个太监头脑反应快，一本正经地说：“在官家地里叫的为官家，在私人地里叫的为私人。”司马衷觉得这个回答很到位，很有辩证法，所以也就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另外一件事情是，有一年，天不佑西晋了，西晋各地闹起了饥荒，地方官员把灾情上报给朝廷，说灾区的百姓饿死了好多人。司马衷问大臣：“好端端的人怎么会饿死？”大臣回奏：“天下闹饥荒啊，老百姓连糠都没得吃了，当然就饿了死啊。”司马衷还是不懂，他偏着脑壳问：“无糠可吃，何不食肉糜？”没糠吃，没树皮吃，没观音土吃，可以吃肉，可以吃鱼，可以吃八宝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