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乾隆毕竟是一个伟大而英明的领导，他可不干那些暴君们干的事，他杀人总要杀得让人心服口服。你说天下“糟得很”，那就去调查，让事实说话。乾隆于是派了以侍郎庆成为钦差大臣的调查小组。乾隆选这个人当组长，当然经过了精心挑逸。庆成是满族大员，又是盛世的歌者，而且是爱好“旅游”的大玩家，到得山西第一站，先是饱览祖国大好河山，这可不是钦差大臣吊儿郎当，他闲着，为的是让干部们不闲着，好做迎接检查的准备嘛；之后与官同乐，投入“宴收工作”之中，听了有准备的汇报，看了有布置的现场，哪里是“糟得很”？革命形势“好得很”！尹氏除了认罪，无话可说，他便向乾隆上疏，说过去的话“朽言乱政”，向乾隆请求“可否恳恩即令回京待罪。”但乾隆是乾隆，不是隋殇帝。“不不不，你还可看看嘛。”要他继续同庆成一起往直隶往江南往山东各省盘查，把调查搞得“真得很”。但怎么保证不露马脚？乾隆下了一个“专项通知”，通知上明确了此次调查的宗旨与目的：“若所盘查仓库毫无亏欠，则是尹壮图以捕风捉影之谈为沽名钓誉之举，不但诬地方官以贪污之罪，并将天下亿万兆民感戴真诚全为泯没。”这个通知，让官场老油子一看，一眼就能领会其中“深刻的指示精神”：这次调查，不是为了查知盛世真相，是为了证明尹某有罪。你不能拿出证据来证明其有罪，那么就证明你是贪污犯，那就是你在帮尹某说我皇上不圣明。简单点说，这次调查指示精神有三点，证明尹某有罪，证明官僚不贪，证明皇帝盛世不假。怎么迎接调查，你看着办！乾隆还知道，他的话虽然说得这么明白，但肯定会有一些庸吏傻得很，不会办事，甚至连文件都不会看，于是在尹壮图每到一地之前，安排专人提前500里的路程通知官僚，务必不能出漏洞。
考虑如此周详，布置如此周密，自然一点漏洞也没有，神州处处莺歌燕舞，一片升平景象。尹壮图能说什么？回京以后，乾隆问他是否看到“商民半皆蹙额兴叹”，他便说：“所过淮扬以及苏州省会，正当新年庆贺之时，溢巷摩肩，携豚沽酒，童叟怡然自乐。”乾隆终于完成了对尹壮图的洗脑，完成了其思想改造，也完成了帝国在“嘴巴上”或者历史书等“纸质媒体”上的“盛世绘”。
剩下来就是对尹壮图如何处理了，刑部想当然地自以为领会了乾隆的意图，拟定按挟诈欺公、妄生异议之律，当斩立决，但没有想到乾隆见识又是高人一招“谓壮图逞意妄言，办不妨以谤为靓。”竟然不加治罪，命左授内阁侍读。好个以谤为靓！给了天下人“天下多么盛”的“明白”；给了乾隆“创造盛世不是假的”的“清白”，这个调查，乾隆真是自鸣得意，办得“好靓”啊。有人讲，乾隆既然事先已经给调查定了调子，又有刑具在手，直接定案得了，何必多此一举？花费人力物力去搞什么调查。
也许在以前，比如商纣王或者秦始皇是可能不走这个程序了，但乾隆是明君啊。这么去调查，成本高了点，皇帝的新衣价格却要高才行啊，贵衣服“有品牌效应”。把天下人的嘴巴全封上，再高的价格也是值得的。调查本来是明了真相的方法，但是也可以是掩盖真相的手法啊。
你看，这么一来，乾隆就轻松穿上了两件“皇帝的新衣”：一件是皇上圣明的新衣，一件是乾隆盛世的新衣。乾隆穿着，那感觉比安徒生笔下第三辑耆领导最过瘾的皇帝好多了。乾隆的自我感觉一直良好。中国历史上许多皇帝，体制内的“小孩”把他穿帮，他是根本不放在眼里的，要等到农民用锄头梭镖来给他穿帮，那时他才会急。
第四辑 最牛政治暴发户最可怕
1．老小白鼠严首辅
福如东海与寿比南山都是我们的共同愿望，但其实这两个玩意儿是一对冤家，并不相生，而是相克。世俗的福太多，纵情声色犬马里了，所谓欲是伐命斧，哪能长寿？但到了皇帝这级领导，鱼与熊掌都想兼得。明世宗福确如东海了，实在也想寿比南山，于是天天炼仙丹日日求佛佑。阴阳一理，阳世的人听好话舒服，阴间神仙自然也是。把奉承话写得中听悦耳，向神仙们向罗汉们长腔短调地念，这就是青词。严嵩本来是个很有名气的诗人，写这些青词是把好手。大家都这么认为，严嵩是靠一支笔当秘书上去的。这给天下文人与秘书们莫大鼓舞，觉得只要学习严嵩好榜样，似乎三五几年就可“一支墨水笔，身到凤凰栖”。其实哪能那么容易呢？
要说弄笔杆子，谁比得上李白？人家李太白机会也是大大的好，最少不比严嵩差，也曾身到凤凰池，但李太白却为什么老是上不去呢？其实呢，从来笔杆子都只是“敲门砖”，敲门进去了，能否成为“座上客”，那还得功夫在诗外。
世宗也是晓得的，完全把“福如东海寿比南山”寄托在神仙那里，实在有点悬，于是他一面祈祷，一面炼丹。无锡有个顾可学，曾经做过浙江参议，但这人开始运气不好，人家都是“要伸手，伸手不会捉”，他从国库里拿东西往自家宅里搬运三五回，就应验了“莫伸手，伸手必被捉”。
顾可学知道“学而优则仕”那路子走不通了，于是走炼丹这条康庄大道。
他的丹是这么炼的：清早起来，捉一位童男子，还捉来一位处女子，按在凳子上，脱掉裤子，叫他们撒尿，下面用只钵子接着，头节尿不接，后节尿也不要，要的是中间那一节“抛物线”。然后加石膏加汞银，然后大火煮文火烤，炼成白花花或者红艳艳的盐晶体，美其名日“秋石仙丹”。仙丹炼成了，他的职位也炼成了，这个当年的“贪污犯”摇身一变，成了工部尚书、礼部尚书加太子太保，时谚唱道：“一泡几泡尿，换得两尚书。”虽被人骂为“鸟官”，但顾可学的爬升术真还值得人“可学”也。
皇上吃东西是有规矩的，再好的东西也不能抓到手上就往口里塞，万一有特务投放毒药呢？所以要请人先吃。世宗皇帝觉得严嵩青词写得好，就是不知道官品怎么样。世宗皇帝所谓的官品，指的是“忠诚度”，翻译成白话是“奴才指数”。顾可学的仙丹炼成了，谁先来兴？这个首尝“秋石仙丹”的光荣任务，世宗就交给了严嵩同志。嘉靖三十二年十月初三，世宗密谕严嵩，说他得到了一个仙方，制成了丹粒，赐与他来服用。严嵩同志接到圣旨拜跪不已，他多么激动啊！皇上把这么光荣的任务交给他，说明皇上把他当心腹待了。严嵩赶紧沐浴更衣，洗手擦嘴，还向神仙打卦问了良辰，然后像我们的三岁宝宝一样，把丹粒含在口里，仔细体味。有没有尿骚味？严嵩可不敢说。次日，严嵩向皇上报告：“臣昨日饮服后，最初觉得腹内略有响动，以后就没有什么反应了。凡药服后，不一定马上见效，让它在体内慢慢起作用，其作用将更大些。请陛下容臣再服，以验其效。”这时节的严嵩啊，以为皇上把最好的东西分他一杯羹，感激涕零之余，还以“再验证”的名义向皇上索要。吃了第二粒，又“不过夜”地向皇上汇报：“臣在今日再服仙丹，觉得腹部如有热物在动。”热物在动？
听到严嵩同志这个报告，咱们世宗也就放心了，放心之后自然就动心，于是叫太监们呈上龙壶金盏，慢慢品用。可是呢，皇上身子早被掏虚了的，哪里受得起猛药猛补？吃不上两三回，就咳嗽不已。严嵩同志见此，赶紧撰写“关于请求皇上停服仙丹的请示”：臣这几天来，觉得从头顶到肚脐，常有热气不散，可见此药生猛。凡药物服过一两次，有了效果就应停止，请陛下为革命保重身体，暂时停服吧。
可是，世宗总是觉得，我要世界怎样世界就得怎样，我要自己的身体怎样，那号令怎么就不畅通了呢？世宗又弄到了一盒仙药，还是那个顾可学不知是尿还是屎炼就的仙丹，他要找只“小白鼠”来做试验，首先想到的当然还是严嵩同志，严嵩同志此时已经是只老白鼠了，快80岁了。多年来，他服过多少回“仙丹”啊！去年严嵩同志服过一次，差点要了老命：
“臣服后，遍身燥痒异常，不可一忍，每日滚烫开水浇洗两次，三月方止。”奇痒三个多月啊，那个难受劲，不亲身经历，谁能体会？他知道这哪是什么仙丹，纯粹的大毒药嘛：“臣查验了这些丹粒，乃汞铅化合，属金石类，特性多热，不宜服用。”咱们世宗对自己的身体有着异乎寻常的热爱。是啊，这个身体不仅是革命的本钱，而且是权力的本钱，而且是享受声色大马的本钱，不热爱怎么行呢？因此世宗老是寻丹药，寻到丹药老是找严嵩同志。严嵩同志忠心耿耿，为了咱们领导身体万岁万万岁，他发扬了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奉承精神”与“献媚精神”，当小白鼠而“鞠躬尽瘁”。这回世宗又让严嵩当“活体实验”，“这是新药，你不服怎么知道不宜？”听到这话，严嵩吓了个半死，当下拿起药，一把一把地往嘴巴里塞，情况如何呢？“至冬发为痔疾，痛下淤血二碗，方解。”一个老头子，一回屙下黑糊糊的淤血二碗，其痛何堪？当然，严嵩同志得到的回报也是可观的，他不但因此爬上了内阁首辅的位置，而且历经二十来年，想推倒他的人成千上万，直到87岁，他才被人掼翻。
同样是诗人，同样被领导拉到身边，为什么李白被放逐，而严嵩被恩宠？李白呢，人家要他提一回鞋子他都不干，正如领导叫你代喝几壶酒你都不愿意，哪个领导喜欢呢？而咱们严嵩同志只要是领导的事，什么都愿意干，哪怕“以身饲皇”。一个人受宠也许容易，但固宠那是万万难的。
你看，易牙要得宠，要把自己的儿子烹了当食物；邓通要固宠，要睁开眼睛笑眯眯地去舔皇上屁股痔疮后的脓疮；我们的严嵩同志青词写得好，但他不骄傲，他知道除了兢兢业业地当笔奴之外，也必须老老实实地当小白鼠，而且要从小白鼠当到老白鼠。
我们看奸臣们，常常只看到他们的无限风光，谁知道他们也有一把辛酸泪？当回奸臣也许不难，但要当稳奸臣也真不“容易”。
2．慈禧的惊诧
对慈禧太后的做派，我想仿照鲁迅先生《友邦惊诧论》中的话来评说一番：好个慈禧太后！帝国主义的兵队强占了中华大地，她不惊诧；掠我山河，屠我人民，刮我民财，她不惊诧；中国清政府治下的连年民变，空前大难，卖儿卖女，民不聊生，前腐后继，腐败透顶，她不惊诧；而外国鬼子要动她的位置了，她就惊诧了。
自1840年英帝国主义的炮舰打开中国的大门之后，我们对帝国主义的民族仇恨一直在长，而与帝国主义的战争实际上是渐渐在消，腐朽的清政府被打怕了，哪里敢轻易言战？到了慈禧太后这个”老不死”的家伙手里，怕洋鬼子尤其像老鼠怕猫，总是一味退让。但慈禧最后与帝国主义干了一仗，这就是八国联军入侵北京。这一仗，把千年故都搞得稀巴烂，至今残缺不全的圆明园还在见证这段耻辱。
这一仗是怎么打起来的呢？
光绪二十六年也就是1900年，在南方的张之洞、刘坤一、盛宣怀等一干诸侯人马，像小孙子似的低声下气地与外国鬼子进行“外交斡旋”，打算签订和约，签订姬南互保条约》，互不开战。谈判正在“卓有成效”地进行，不料，却传来了朝廷宣战的圣旨。原来，在义和团进入京津地区后，帝国列强以保护使馆与侨民为名，向北京进发，慈禧连续召开了四次御前会议，讨论和与战。主和的有，主战的自然更多，但慈禧却“悬而未决”，不做决定。她怕啊，“如与各国宣战，必至鸡犬不留”。但最后，她“下定决心，不怕牺牲”，誓死捍卫，哪怕玉焚。是什么促使这个怕洋人如老鼠怕猫的“国家老耗子”痛下决心的呢？据亲身参加了是年五月二十一日御前会议的伴读学士恽毓记述，决策过程是这样的：“二十一日下午，传急诏入见，召对仪鸾殿……太后随即宣谕：‘顷得洋人照会四条：一、指明一地，令中国皇帝居住；二、代收各省钱粮；三、代掌天下兵权。”’慈禧明明说有四条，怎么又只宣读三条？群臣莫解，退朝后纷纷向总理衙门官员询问。原来是前一天深夜，江苏粮道罗嘉杰派他的儿子把四条“照会”交给荣禄，荣禄立即呈送太后。四条照会，太后只读三条，没有读的是最让太后见不得的：“四、令皇太后归政。”皇太后看到前三条，虽然眉头紧锁，但还没有惊诧，待到看到这第四条，勃然大怒，如五雷轰头，那股子气一冲就冲上了脑门顶，一改过丢“清朝政府软弱无能”的形象，准备大扬“大国神威”，当即大摔玉玺，大掀桌子：“今日衅开自彼，国亡在前，若竞拱手让之，我死无面目见列圣。同样是亡，一战而亡，岂不更好？”列强在我中华大地横行，是可忍孰不可忍？主战当然对；以鸡蛋碰石头，莫若先求生存，主和也是现实的无奈选择。但不管是主战还是主和，都必须从国家的根本利益出发，不能有任何私心杂念掺杂其中。掺了私心的，主战也是卖国；没掺的，主和也是爱国。慈禧太后话说得多么“光明正大”，说得多么“气壮山河”，一口一个“国家”，然则，真是她那“赤子情怀”的“爱国心”吗？非也，她对列强虽然恨意难消，但这么多年以来，她认了，她“宽容”了，到现在那爱国之心怎么突然冷水里冒了热气？非为其他，乃是列强不准她再坐金銮宝殿了。列强动她的山河她不管，屠她的人民她可容忍，但是要夺她的权，哪怕是叫她“退居二线”，她就急着要鱼死网破，要把国家与人民绑在她的腰带上，同归于尽了。恽毓以亲身所历所见给我们提供了这则历史材料，他是站在决策这个圈子说的，其实还有另外一则资料也可堪佐证。
中国和平出版社出版的由杨光先生编著的《袁世觊》对这段史实是这么说的：义和团打出“灭洋扶清”的旗号，让帝国主义很不爽，多次要求清政府镇压。但是对清政府镇压无能很不满了，等到义和团由发源地山东发展到京津地区，帝国主义已经无法再容忍了，于是从天津抽调2000人前往北京准备亲自镇压。慈禧听到这个消息，弄错意思了，以为是洋人来帮着光绪逼宫，所以匆忙宣战。要是晓得洋人只是去镇压义和团的，那她才不会管呢，说不定到时她还要杀猪宰羊，猪啊羊啊送到洋人那里去慰问，感谢洋人给她“安内”除了“内患”呢。
是因为要动老佛爷的官位子，促使慈禧“冲冠一怒为红翎”而决定决一死战？历史会这样轻飘？这在我们看来显得有点不可理喻，但历史在专制统治中常常是这样轻飘的。对慈禧太后而言，确实没有比自己的“帽子”更重要的了。在位子和帽子面前，民轻社稷轻，她可以割地求和，她可以出卖主权，她可以枯民万骨，但谁耍她的帽子，就是要了她的命根子，她就要宣布“国家进入战争状态”。一顶红翎高于万里江山，事实就是有这样轻飘。慈禧太后狗急跳墙地宣战，八国联军却几乎没遇到什么抵抗，如入无人之境，轻松地攻入北京，慈禧像一条丧家犬一样逃往西安，结果不到四天，她就宣布停战。慈禧太后好像把一场战争当成了儿戏，是因为她根本就不想打的，只是因为列强叫她下台，她一时火起，她的心火烧起来罢了。
慈禧是很有脾气的，“天子一怒，伏尸百万，流血千里”，谁敢惹她发毛？当了皇上，莫说是奴才，天也要听他的，地也要听他，石头也要听他的。元仁宗南巡，到河南某地安歇，到处青蛙乱叫，吵得睡不着，他就向青蛙们下了一道圣旨：“蛙忍恼人耶？自后毋再鸣。”据说，蛙果然不再鸣了。雍正皇帝要用一块百吨重的石头来镇门，那石头怎么也进不了金銮殿，雍正勃然大怒，下令打石头60大棍。慈禧脾气更盛，咸丰那老头子死了那么多年，李莲英太监一个，慈禧虚火比谁都旺。慈禧是经常摔桌子扫杯子的，在做妃子时，脾气还好，后来垂帘摄政了，一是官大脾气大，二是到了更年期了。据太监们说，慈禧那火气大得不得了，动不动火起来，把人也像一只碗一样往地上掼，有多少人都是这样被她掼死了。洋毛子我怕是怕你，但让我急，狗急了也咬人的。然而慈禧弄错了，洋毛子不是她的奴才，也不是她“皇土”内的青蛙与石头，你发火，洋毛子更发火，慈禧摔家伙，洋毛子摔你江山，八国联军把大清江山摔烂了。自此，清政府彻底向洋人屈服了，公开宣称要“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心甘情愿地成为“洋人的朝廷”，几万几十万义和团同胞被宣布为乱党，全遭屠杀，全国人民当上了“殖民地半殖民地奴民”，换句话说就是“半亡国奴”。一个人被人惯坏了，想摔碗想摔电视想摔祖传宝贝，你摔就摔吧，只要你不伤害别人。慈禧太后这一次发脾气，不摔桌子、椅子，摔坏的是大好河山，把四万万人民当一只碗一只杯子摔坏了，而起因却仅仅是因为屁股下面的那张破椅子。
3．民主选举凿总统
民主与皇帝是死对头，在我们的意识里，他们水火难容，要让他们搞在一块儿和平共处，那好比是要让唐僧与妖魔成亲。然而，什么事都是“事在人为”，只要“运作”得好，没有什么事办不成。
袁世凯当了83天的短命皇帝，我们曾经认为他在历史上毫无建树，其实想来，他具有很强的“破冰意义”，具有十分独特的“标本价值”。坦白地说，他是独一无二的“稀货”。历代皇帝有靠“遗传”坐上的，有靠“造反”起家的，有靠“政变”上台的，有靠“稀里糊涂”被人披件黄袍当皇帝的，但是袁世凯是靠“民主选举”坐上龙椅宝座的。
在“千年未有的变局”期间的袁世凯，整个是一只蝙蝠，在禽类中他是畜生，在畜生中他是禽类。在革命者眼中他是革命者，其实是“反革命”；在反革命中他是反革命，但看起来他是“革命者”。正因为他具备这样的双重品格，所以他两边都香都红都吃得开。在辛亥革命中他是被清政府起用镇压革命的；在辛亥革命之后，他又被革命者推举来当“大总统”。
这样多爽啊！但人心不足蛇吞象，老袁觉得还是不爽，总统要受“三权分立”的制约，哪有皇帝“天皇老子第一”来得爽？当上了“一把手”的袁世凯不但想给自己的至尊地位加箍如泰山之磐的“螺栓”，还想让至尊地位千秋万代地传给袁氏一家。袁世凯想当皇帝啊。本来呢，有这么大的权力在手，直接披件龙袍也不是不可以，但时代不同了，时代要“民主”了啊，当不当得皇帝，还要看“人民”同不同意。我老袁是一切“以人民的意志为转移的”，人民要我当皇帝我才当，人民不要我当皇帝我不能当呢。
袁世凯被推上大总统宝座又把革命镇压下去，位置基本坐稳之后，他的皇帝梦被激活了，组织了以清朝遗老、自家儿孙、奴仆下属、乃至妓女嫖客等形形色色的“请愿团”，强烈要求恢复中华“千年古制“。在报刊连篇累牍一边倒地“讨论”国体问题，论来论去，最后“统一了”思想。主流“理论界”一致认为，根据中国的“特有国情”，应当而且必须搞“皇帝制”。舆论做足了，关键的一环要看全国人民的“态度”。袁氏“请愿团”将全国各团体的请愿书送达了当时的“参议院”，代表“人民要求”改变“总统制”的国体。但是根据参议院的职能，它无权决定这么大的事情，参议院就向袁世凯建议，召开国民大会。这个国民大会，不是全民选举吗？袁世凯掌控三五千三五万张口，他是“很有信心”的，但是要让三五千万三五亿人“异口同声”，他自然打怵，况且，他等不及了，于是便改国民大会为国民代表大会。
第一个问题是，举凡天下，挥袖成云，挥汗如雨，摩肩接踵，熙熙攘攘，“人民”到处都是，但袁世凯的“人民”在哪里？袁世凯此时此刻的暗蔽力“人民”在“代表”这里。什么样的“代表”来“代表”人民，是“革命”的“首要问题”。袁世凯对这个问题有着高度的认识，他让爪牙分派到各省“指导”选举工作，但人心隔肚皮，他还是不太信任，他怕各省自定的代表不可靠，他因此“高度重视，亲自抓这项工作”，一抓到底，一个一个名字由他来圈定。在这个问题上，袁世凯是有过“教训”的。在选举“大总统”中，曾反反复复返了三次工，麻烦且不说，脸上挂不住啊。当时按照“临时宪法”，必须获得四分之三的票数才能当选。第一次票数没达到，没通过。第二次票数也没达到，没通过。直到第三次才勉强符合“法定票数”。吃一堑，长一智，袁世凯“深刻认识”到什么样的“代表”才能“代表”人民，所以尽管“日理万机”，但无论如何首先要理“此机”。
指定代表来搞选举，这本来是大可放心的，但袁世凯仍然怕出“漏洞”。因为进京的代表虽然由他定了，但这些代表还有一个“名义上”的手续，“表面上”的程序，那就是这些“内定”的代表也需要“代表选代表”。这个环节也不可疏漏，要是袁世凯“内定”的代表没选上，那非但会出丑，而且会出乱子。在这一点上，袁世凯是有“成功经验”的。也是在选举“大总统”的时候吧，袁世凯生怕出意钋，在选举现场，派出了总统府的护卫军，身着便衣，暗藏手枪，混在代表当中，取了一个非常好听的名字，叫做“公民团”，将会场围得水泄不通。第一次没通过，“公民团”团员们全部堵住“代表”不准出来，第二次没通过，依然堵住不准出来，他们大呼口号：“不选出我们满意的总统，我们坚决不答应。”用枪杆子搞民主，就这样成了袁世凯的“双赢圭臬。民主法宝”，所以他在皇帝的“初选”工作中把这些“经验”全部继承下来，并“进一步”完善。
他将代表们的选举地点统一设置在“将军署”，也就是“军事重地”，用枪杆子来“保护”代表们的“安全”，用枪杆子来“保护”选举的“顺利进行”。投票那天，将军署内外站满了荷枪实弹的士兵，士兵们在首长的指挥下，时不时把枪杆拉得哗哗响，会场内还布满了“虎视眈眈”的眼睛。
在选举中，袁世凯还搞“阳光操作”，实行“公开选举”，规定每张选票都要签上代表的“尊姓大名”，以示“光明磊落”，以示“勇于负责”，以示“敢于担当”。
民主监督权力是鸡蛋碰石头，权力监督民主是老鹰抓小鸡。这自然是一场没有任何悬念的“等额选举”。等到全国代表投票之后，参议院公布了选情，那数字特别好看，“数字真出官”：袁世凯“满票”当选。全国共有代表1993人，赞成帝制的是1993票。无一票反对，无一票弃权。这1993张“有效票”意味着四万万五千万人民都是赞成帝制的，百分之百的得票率。这创造了自从有了民主投票制度设置以来的第一个奇迹，这奇迹是民主首创者“西夷”诸国所不能比的。这奇迹不但表面数字好看，而且“实际内涵”也十分可观。你想啊，民主可以选举县长市长以及总统，谁见过民主选举出一个皇帝来？这是“创举”啊。专制与选举，独裁与民主，是一对仇敌，谁见谁都是“刺刀相见”的，可是在袁世凯这里，两者成了“骨肉情深”的亲兄弟。让冤家聚头在一起而且称兄道弟，这实在不简单。这对冤家一个鼻孔出气了，民主由权力的对头成了权力的帮凶，为虎作伥。那么，普天之下，无所可不为，为所¨J‘全为，人民都“答应”的啊。皇帝当樗十分自在了。
现在看来，袁世凯那种以“枪杆子”的权力压迫“笔杆子”的民主，他也许自鸣得意，实际上太过“现眼”。这也怪不得他，刚刚从皇权里出来的人，他除了想到使用“皇帝的专制手腕”，还能想到什么呢？
在袁世凯的这次“民主秀”，或者“民主闹剧”中，让人思考的是，怎样来厘清权力与民主的关系。是权力最大，还是民主最大？是权力领导民主，还是民主领导权力？是民主授予权力，还是权力授予民主？从选举这事来看，应该是民主在上，权力在下，权力是民主产生的呢，民主生权力嘛。民主是爹，权力是崽；民主是爷，权力是孙，可是在权力者那里，这完全颠倒了，民主沦为了权力的奴仆。
4．乾隆的臣奴观
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其间关系如何，这不但是一个伦理命题，也是一个实践课题。儒家对君臣的关系是这样界定的：君予臣以礼，臣事君以忠。正是所谓皇恩似海，臣节如山，皇上要对臣下施行礼数，臣子要对皇上贡献忠心，双方都是有责任与义务的。唐太宗一代明君，明就明在他有正确的“君臣观”。他认为秦二世而斩，原因就在于秦始皇“事皆自决，不任群臣”。霸王皇帝武则天杀起人来不眨眼，心思是很毒的，但对臣僚还算看得起，她著了一本“理论著作”《臣轨》，不但把臣僚当人看，而且把臣僚当人才看：“君臣之道，上下相安，喻涉水之舟航，比翔空之羽翼。”把臣僚与君主相提并论，这还是略略有点平等意识的。千年以降，朝臣在朝庙面对万岁爷，一声声都是“臣以为如何如何”。但到了大清皇朝，臣却不敢自称臣啦，一口口都是“奴才该死奴才该死”，“辫子”电视剧里充斥的不全是这种声音吗？为什么这些“国家公务员”如此“变声”了呢？这缘于大清皇朝出台了新的“理论”、新的“指导思想”。
乾隆三十五年，大清出现了蝗虫大灾，汉族官僚周元理与满族官僚西宁、达翎阿等一同上奏折。周某自称臣，而满族官员都称奴才，一个蠡“臣”字在黑压压一片“奴才”之中，煞足刺眼。是鹤立鸡群，还是鸡立罂鹤群？乾隆看后很不舒服：“臣仆本是一体，均系奉上之称，字意虽殊，最其理则一……此次三人会奏之折，西宁名列在前既称奴才，则周元理自当轰连名直写，又何事妄生区别于其间？若谓周元理不随西宁同称，谅彼不敢冀萌此念。但此等拘泥若此，又何谓大达事理？可笑之至！”奴才一词，在各大清皇帝看来，实在是一个好称呼。八旗官员碰到皇帝，一口一声奴才，等他们的感觉好得很，这意味着关系亲近啊，其他人想做奴才还做不成呢！怕不是他们当奴才当惯了，而是他们的主子喊奴才喊惯了。大清入主中原之{一，前，没有受多少儒家文化的熏陶，他们最好的上下关系是主奴关系，把你称做奴才，是看得起你。所以他对周元理自称为臣，虽没以心蓄异志论罪，但觉得他是“可笑之至”。在乾隆看来，臣奴一体，毫无二致，臣即是奴，奴即是臣，无尊无卑。乾隆的逻辑是，在皇上面前，再怎么样的高级干部还不是奴才一个？你跟我来争什么名分？
但是在儒家文化熏陶之中成长起来的文臣武将，对这个是看得相当重的，士可杀而不可辱，活可受罪，死却要面子。乱兵人得紫禁城，就要当“亡国奴”了，明朝官员范景文一声喊：“同志们，我们不当亡国奴。”这声喊很是煽动人心，据历史记载，高呼着“明朝万岁”的口号跳人护城河的包括宫女有四五百人。这个奴字真可折杀人。即使是以失名节而钉在耻辱碑上的“两朝领袖”钱谦益，也有着自己的最低底线，可做臣，不做奴。这个钱某啊，食明禄得明恩，明亡了，按说是应该为明而殉死节的。
妓女出身的钱氏小妾柳如是看到清兵临前，拉着钱某跳江，钱某先是答应了，但跳江之前，他蹲下身子去试水温，说“水好凉啊”，不跳了。其实在钱某那里，不管在明朝还是清朝，做臣子也是可以的，臣子是公务员嘛。公务员是不随领导“换届”而换的，带着这个“理念”，钱某就归降清期了。但是他到了满清朝廷，大失所望，大官小吏一口一声奴才，钱某受不了，又加上他本来指望当“宰相”的，但新王朝只是给了他一个侍郎之职，“凤凰地上无人问，仍旧当年老侍郎”。于是罢归了。
臣子是臣子，奴才是奴才，在皇帝看来，臣子与奴才没有差别。但在臣子看来，还是各有归旨的，臣子是“公务员”，为的是公务，奴才是“丫鬟”，是“私仆”，只是“私务”。换句话说，臣子对公众负责，奴才只对个人负责。皇帝拥有江山全产权，理论上怎么处置都由他，实际上不全是如此，这里有好皇帝与坏皇帝之分。好皇帝把江山当成自己的，也当成是大家的，他是大股东而已，最后虽然归自己拍板，但之前却还要听听“小股东”的意见。比如唐太宗，他想玩个鸟，魏徵不同意，他也没办法。
坏皇帝却把江山百分之百地划归到自己手里，为他干活的全是仆人，全是奴才，莫说玩鸟，就是破坏祖宗“宪法”去花街柳巷玩妓女，奴才早到前面掀帘子去了。因为臣子是“公务员”，所以脖子常常梗直，我是为公事不是为私事，你不对公事打路我就敢顶。皇上要花大力气来扳，还不一定扳得弯，多有让皇帝发火的。相对而言，大多数皇帝喜欢奴才。奴才也号称才，但其要义不在才，其最本质的特征是奴不是才，奴性十足，说什么是什么，指什么打什么，使用起来十分顺手，谁不喜欢？
中国历史上常有宦官乱政，实际上就是因为皇上喜欢奴才而不喜欢臣子的缘故。“喜欢”二字在官场最是要紧，这意味“升迁”这第一要务不用烦恼了，有一把手宠爱，什么事情摆不平？所以，许多人不愿意下放外地当臣子，而特别削尖脑袋要到领导身边当“使唤丫头”。魏忠贤宁可自割，不享受欢爱，也要跻身皇宫，就是这个意思。乾隆皇帝说臣并不比奴高，也是这个意思。把你当奴才，是相信你呢，是对你“高看一眼，厚爱一层”呢！乾隆对周元理称臣不称奴连连猜测其心思，不是装傻，而是真的不理解。
乾隆臣奴不分，把臣子与奴才划全等号，甚至认为奴才还高比臣子，这让汉族官僚痛苦不堪，南明文人对此多有“不共戴天”者。据说，有一文人不管白天黑夜，不管刮风下雨，总是头戴斗笠，脚穿术屐，问之，则日“不与敌清共戴一天，共履一地也。”满汉文化在清初激烈冲突，强势权力与强势文化之间的冲突，当然是强势权力赢得胜利，所以清朝时期的汉族士子是十分痛苦的。思想家龚自珍对此曾痛陈不已，说清帝“积百年之力，以震荡摧锄天下廉耻”。是对士子的一种“精神凌迟”。“戮其能忧心，能愤心，能思虑心，能作为心，能有廉耻心，能无渣滓心。又非一日而戮之，乃以渐。”所谓“渐”者，钝刀子割肉也，其苦何如？
但是痛苦过后，就不会有痛苦了。乾隆皇帝这个“紫禁城讲话”发表以后，大清皇朝的相关部门迅速向下面进行了“全面贯彻”，组织“全体干部认真学习”。皇帝办公室办文人员严格把关“往来文件”，经过一段时期的“宣传教育”与“督促检查”，最后不称奴才都不行了，几乎所有文件公文都署着“奴才”二字。后来的皇上大概在此时受了一些儒家文化影响，对此有点不好意思，认为这样有乖政体，私下场合称呼于爹干儿，那是亲密，公开场合特别是“正式文件”上“爷爷孙子”的，实在是不太像样。所以继任的领导为彰显新思维，对称呼问题下了一个专门的文件纠正此事，令今后除请安谢恩折外，“俱照例一体称臣，不得仍称奴才”。可是贾桂站惯了，叫他不站怎么行呢？奴才意识已人基因里了，不让他们做奴才好比要了他们的命，所以做奴才的怎么也不见绝种。
5.严嵩父子的次道德
景升父子皆豚犬，严嵩父子皆狗彘：“大学士嵩，贪婪之性疾人膏肓，愚鄙之心顽如铁石，忠谋则多方沮之，谀谗则曲意引之。”他那独眼一龙儿子严世藩呢，尤其卑恶，其“熟谙中外官吏饶瘠险要，责贿多寡，毫发不能匿”。过的是奢侈无比的混账生活，比如每要吐痰，必叫丫鬟张口接之，谓为“肉唾盂”，便器马桶都制作为女性形态，解大便以女口承之，解小便以女阴接之；对待忠良，则“妒贤嫉能，一忤其意，必致之死”。
如时人所言：“嵩位极人臣，贪渎无厌，世藩狡鸷，擅执父政。天下之人，视严嵩父子如鬼如蜮。”可谓是恶贯满盈，坏事做尽。然而，这样的坏蛋把持朝政三四十年，即使从严嵩当上首藕算，也有二十来年，过得那么逍遥自在，没有被人搞倒，所凭者何？单单只有皇帝老儿给他撑腰吗？
所谓天怨人怒，人神共愤者，天怨或有之，神愤或有之，而人怒人愤则要区分来看了。百姓可能怒，一二忠臣可能愤，其他非良臣者呢，则可能是拥之护之，爱之戴之，希望他俩“九千岁”呢。
这是为何？很简单，严嵩父子为人无道德，但为官是有些“道德”的，是比较遵守权力场上的“游戏规则”的。
权力场的第一大事是升官，官场人莫不视其为身家性命。但官场是一个金字塔结构，越往上职位越少，这永远都是卖方市场。走捷径一下子升上去，是谁都做着的美梦。最好是一锤子买卖，用一笔钱砸去，帽子就买上，好像到超市买东西，钱迄货交割，多简单啊！但官场毕竟不是超市，钱花去了，帽子能否买上，没谁说得准，而且超市里都是明码标价。官场里头是什么价位，往往是高深莫测。拿少了；鸡飞蛋打，血本无归，拿多了，觉得物无所值，深感冤枉。而掌握官帽者往往贪得无厌，比无良商家还无良，送少了不退不办事的不少，送多了给个小职位塞你嘴巴让哑巴吃黄连的也有很多。这是真正的官场无道德。严嵩父子则不同，他俩给每个官帽都是定价的，都是摆上柜台的。明代于慎行的《臣品》中言：“官无大小，皆有定价：州判三百两，通判五百两；指挥三百两，都指挥七百两；御史五百两，给事中八百两，吏部掌握人事任免生黜大权，价格最高，吏部郎中、主事三千两。”其中有些位置竞争者太多，严嵩父子也趁机哄抬物价，但不像我们现在的房地产商搞“惜售”，他们还是依靠“市场”来调节“供需关系”。比如吏部很“俏”，就抬高到一万二三千两。在钱面前，公平竞争，有钱你就来买，没钱你先筹集好再说，可谓童叟无欺，亲疏无别。
作为生意人，货真价实是一种称碍上优良的好品质。严嵩父子买卖官帽，货是真的，不是那种虚无爵位，而是可以增值的实位。这个官帽戴下去，是可以翻N倍钱的，不说万利，一本十利百利绝对是可打包票的。货是这么真，价也是这么实，你不赶快来买？特别让买家放心的是，你一提钱，他马上发货，“择官选地，取如探囊，朝求暮获，捷若应响”。早上把钱送去，晚上帽子就到手，好快捷好利落，多省心多放心。要是钱送了去，三五个月还没消息，一年两载还叫等待，不把人急死了？夜长担心梦多，那辗转反侧的滋味是要短寿的。严嵩父子做生意是那么痛快，痛快？
对，痛快。钱送去那一下，很痛，但帽子马上就到手，那不快活死了？一痛就快，虽痛尤快，试问官场中人谁不喜欢？谁不道“严哥”讲义气讲感情？能够如此店大不欺客，诚信经营，这就是“声誉”啊！在当时，不要以为反对严嵩的声浪有多大，反对的有，但其实没几个，大多数官吏是天天出入严家门槛的。据说拜严嵩父子为“义父”的不下数百，其他虽然没喊严嵩父子做爹，但也绝对是他俩的拥趸与粉丝。
实际上，在当时，弹劾严嵩父子的少而又少，为其说好话的多而又多。想想也是，哪里来找这样的好“店家”啊。而且通过他俩买上官的很多，这些人会来挖他俩的墙脚吗？那岂不是把自己的财路堵死了？把自己的仕途也堵死了？严嵩贪钱是真的，但他贪我也贪，有什么稀奇的，有必要与他俩过不去？如果严嵩父子倒了，一、自己投进的成本怎么收回？二、今后怎么往上爬？弄出政绩是一条路，但这条路既累人又耗时，没有三年五载甚至十年八载，谁出得了政绩？年龄是官场一大宝啊，送钱还可以说是额外买了年龄！还是钱来得快，“朝求暮获，捷若应响”，真爽啊。
“有一种诚信叫做奸诈”，在我们局外人看来，严嵩父子的做派无疑是一种奸诈。他俩明码标价，并不是多么诚信，而只是为了自己能够长期做这笔买卖。严嵩父子知道，尽管自己居于高位，但如果人家给了钱却不给办事，那是会坏事的，谁都会狗急跳墙，而严嵩父子“恪守职业道德”，为的是不激发买家的“激动情绪”，不激起“官变”。保持稳定是多么重耍的事情！千万官人要是造反起来，那严嵩那位置肯定是坐不稳的，这点道理严嵩这个官场老油条是懂的，不但懂，而且运用得得心应手。所以局外人看来是奸诈，但在官场中人看来，严嵩父子的所作所为是很讲官场道德的。不用花一分钱能升官，那是道德高尚。但花钱准能买到官，这算是道德人。这道德叫官场次道德，这是很受官场中人欢迎拥护的。为什么这个大贪官能够长期霸占高位？你看，有那么多人支持，严嵩当然难得倒下去。
6．家仇变国恨
晚清两位重量级人物李鸿章与翁同稣结下梁子，始于李鸿章曾以文字“杀”过翁氏家人。上溯三代是农民，但到翁同稣走上政治舞台，从他爹翁心存开始，翁家就开始当宰相，当帝王师，子孙个个了得。翁同稣不用说了，其长兄翁同书，也官高至巡抚。所谓是“两朝宰相，再世帝师，三子公卿，四世翰院”。翁氏与李鸿章结怨，正是因为其兄翁同书。
翁同书在安徽巡抚任上奉命剿杀捻军，因为不能妥善处置境内叛将苗沛霖，搞得整个形势十分难堪。在另一条战线上英勇杀敌的曾国藩说“攘外必先安内”，他也想“搞倒一个算一个”。于是他打算打小报告了，可是投鼠忌器，翁氏偌大一个权力家族，若扳不倒，岂不自伤其身？曾国藩磨砚搦笔，搔首弄姿，良久都不能下语。在曾府当秘书的李鸿章见状，连忙接过笔头：“臣职分所在，例应纠参，不敢因翁同书之门第鼎盛，瞻顾迁就。”别小看这几个字，可以说是暗含机锋，绵里藏针。所谓“例应纠参”，是说搞倒翁同书是你皇上分派给我的工作，不搞，那是我的失职；所谓“不敢因翁同书门第鼎盛，瞻顾迁就”，那就是说，皇上，你会不会因其门第鼎盛而瞻顾迁就呢？如此下笔，曾国藩特别激赏，也因此报到皇上那里。皇上觉得不办不行，于是立刻立案．经众大臣组成的“合议庭”审判，一审被判处“死刑”，后来因翁上诉到“最高院”皇上那里，皇上“念旧”，讲点“老感情”，改判为流放新疆。
官场里，有一个“搞路子”之说，就是说，如果你在官场，他也在官场，那么，不管你是什么原因，你出于什么动机，只要你去参劾他、检举他，那一定是你带着政治斗争的丑陋心思去搞人家的路子。比如，某官告倒了某贪官，大家首先问的不是贪官之贪了多少银子，而是他与人结下了什么梁子。翁家看到曾李“例应纠参”，首先想到的不是翁家有对不起人民对不起国家的事，而是觉得曾、李二人在搞他的路子。因此，翁、李从此开始了到死也没罢休的互相倾轧。或许有人会问，虽然翁家倒了一个翁同书，但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家族权力仍可盖帽，为什么又让李鸿章爬上来呢？当时李鸿章不过是个“小秘书”啊。这里也是十分复杂的，李鸿章有曾国藩这棵大树遮凉，茁壮成长了，后来组织淮军，也功劳甚大，难以压制；更重要的是皇上也不压，皇上素来的御臣术是斗鸡术，他让两只鸡相斗，既便于观瞻，又便于掌控。
翁、李二人几乎是无时无刻不在你咬我一口，我捅你一把，上面手握手，下面脚踢脚。一般的小事且不提，单说一件大事。李鸿章组建北洋水军，这是大清命运之所系，军强则国安，军弱则国危，这是一条验了数千年至今依然无比正确的铁律。但养军可不是闹着玩的事，是特别烧钱的。
李鸿章时为水军司令，翁同稣则主管户部。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军马需要钱做马，可是，翁同稣则一味卡李鸿章的脖子，李鸿章多次打报告向“财政部”要钱，而翁同稣则每次都说没钱，致使北洋水军从光绪十四年以后，没再买过一艘军舰。“丁汝昌及其将领屡求添购新式快船”，而“近年部议停购船械”。光绪十七年，离甲午海战只有三年了，“海军战斗力远逊日本，瀑船换炮不容稍缓”，海军再次打要钱的报告，但翁同稣批示：“饷力极绌，仍遵旨照议暂停。”次年，李鸿章亲自“打报告”，提出向德国购买克虏伯厂生产的大开花弹，翁同稣则称这是无用浪费，一把把报告退了回去。等到正式开战，被誉为北洋铁堡的定远与镇远两船，前者只有炮弹一枚，后者只有两发。自然，水军里的腐败也是罪不可赦，水军经费再紧张，也不至于只有三颗炮弹，很多钱被他们拿去买烟土买小妾去了。他们是这么想的，再给我批点钱，我就再给办点事，从中割一块蛋糕自己玩；不批钱，我就什么事情都不办，也要从原来的那块割点自己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