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子好不容易才倒出这条叫延寿里的小胡同，上了大街。
在踩油门前的一刹那，方文海情不自禁朝延寿里深深的巷子又瞥了一眼，这才缓缓开走。他对这条古老的巷子太有感情了，提起北河城来，首先进入心眼的就是它。所以当年同表舅和表兄们商量给产品起名字注册商标时，表舅那一方提出了用“祖泉”
命名矿泉水，他则毫不迟疑地提出用“延寿”二字命名公司的果露。那几个台湾小业主儿哪里懂他的良苦用心？只觉得“祖泉”
与“延寿”两个词搭配报和谐而已，就同意
其实，文海只在1975年来这条胡同断断续续地住了半年，但那是他在这城里住得最久的一次，也是最刻骨铭心的半年。儿时随母亲一个月来父亲的学校住上几天，但从来没敢一个人跑进城里来过。前年回乡当了这个总经理，在“绿川”酒店包租了办公室，时常来住住，但那不是家，酒店里没有人的气息。时而与高高低低档次的女人混几次，但仍然没有人的气息。总在来去匆匆忙着，偶尔把车开到大路边上，信步走进这曲曲弯弯的小街巷中在摊上吃几口小吃，看看街景，却又像个游客，浑身的不自在。这座古城在临近的北京那巨大阴影下，早已失去它的任何旅游魅力，因为它的一切都不过是北京的微缩模型而已。当现代化阵阵逼近时，它也在盖高楼，拆胡同，新旧混杂，面目全非，似乎它的新它的旧都不值得局外人不远千里一看。
只有在这儿留下点滴足迹的人才会这样闲逛，那模样和架势一看便知是外人，与周围提篮骑车奔生活的本地人格格不入。这样走木到百十米自己便觉得无聊，于是落荒而逃，钻进汽车中，望着那一圈旧城。
如今的延寿里怎么变得如此破旧肮脏不堪入目？ 才十六七年的工夫
它是古城里最古老的胡同之一，清代的山东会馆、巡抚公馆、报社和调堂排列左右，那大大小小门楼怕都有二百年历史了吧？剥落朽败的漆门，杂草摇曳门楼瓦顶，十六七年前还没有这样惨不忍睹。那时的街上也没有这些一个接一个的小山包似的炉灰堆和垃圾堆。可能是面临着拆迁的缘故，人们不在乎这些了，可以毫无尊严地活几回了，倒省却了不少麻烦去打扫。
可它当年不是这样。北河当年不是这样的。那时的北河，就像穷人家的！日衣服，虽然洗得褪了色又补上了颜色木一的补丁，可它干净，还算体面，透着一股子贫贱不能海的穷志气。回想起来那会子的小街小巷，仍然让心里充满一缕缕清懒的阳光，很朴实很温存。而眼下的小城，散落的几座现代式大楼似在吐着艳丽而寒冷的光芒，陋街革户则一片凋零黯淡。据说这是经济起飞时的必然景观。北京那些给外国人看的地方自然收拾得外表光鲜，穷街僻巷虽也有蚊蝇出没，但总能遇上个迎国庆、庆“五一”、贺“七一”的卫生大检查，总能有人去喷一阵子药水强行突击一遍，还算过得去。而北河的小城背巷则似乎连北京那些外人罕至的小胡同的福气都没有，只能等着自生自灭。
好像还是1975年，方文海进城来父亲班上旁听的时候。他那副憨头木脑的样子很不招后母待见，还有那三个弟弟，没人给他好脸色。
一到吃饭，后母就会叨叨：“每月三两油，半斤肉，仨儿子还不够，再来个壮汉子，真要活活儿吃死我。明儿个干脆把我杀了，耗油，拆巴了我炖骨头汤喝算四个半大小子，一个大老爷们儿，一天这三顿饭可真让我犯怵。”
文海知趣儿，便不敢吃菜，也不敢吃馒头，只死啃窝头和咸菜。父亲塞给他半个馒头：“吃呀，怎么老怵窝子呀？这也是你的家！”
后母又会尖声叫起来： “文海呀，你再这么客气，不是跟骂我一
我不也算是你妈？我没什么文化，大道理不懂，可我懂一条，那就是亏了自己也不能亏待客人。”
父亲听了会一扔筷子：“行了，说多少次了，文海他不是客人，是自己家的人，谁再说这不中听的话，我跟他急。”
后母阴沉着脸悻悻地说：“对，不是客，是主子，你还让我怎么着？是他不吃，难道要让我跪下求他吃不成？”说完便委屈地进屋去哭诉，“这叫什么事儿呀，当后妈就该死不成？！”
三个弟弟趁爸爸不在，就会欺负他，学他的乡下口音，“列列个（昨天）俺娘捎山药豆儿（土豆）来啦！”令文海无地自容。
班上的学生也这样取笑他。
文海一气之下几次想像小时候那样睹气一走了之。可他又舍不下在城里念书的好机会，虽说城里的学校也不好好上课，可在这样的学校里开眼多了，心里觉着亮堂。他咬着牙，坚持着。城里的孩子不肯学，他学。坚决不能走，再走，就别想再回家来
他有一身的力气，
手也巧，就把家里的活儿包下来了，挑水、拉煤、盖小厨房、搪炉子，一天不抬闲儿。即便这样，后妈还是不满意，仍在冷言冷语。文海只能向父亲哭诉：“我怎么不好了，让人这么看不起？”父亲无可奈何地说：“你没毛病，他们娘儿仁也没毛病，怨我，都怨我，是我做下的孽。我，我也是没办法。
你娘那个人，过不到一块儿！”父亲总算想了个两全其美的办法，让文海轮流住到李大明和吕峰家去，这两个人功课好，能帮帮他。
文海在这条小胡同里一住就是半年，大明的母亲像待亲儿子一样待他，甚至用大明的衣服把他打扮成个城里学生模样。每天和大明一起上学放学，有时恍馆觉得自己就是这个城里的人一样。每天与城里的学生一起上学，像看陌生人一样看自己的父亲上课，听父亲毫无感情色彩地问他：“方文海，peach
的复数是什么？”他发现自己一点不比这些学生差。只是命不如人家。如果当初父亲没有甩了母亲，这里的一切就都是属于自己的了，就会跟城里的孩子一样，甚至会成为学校里的拔尖学生，当上学生干部，像大明和吕峰他们那样开会，过团组织生活，搞文艺演出。
城里的孩子，如果把他们全像自己一样扔到农村去，让农村的孩子都从小生长在城里，他们不会有什么不一样的，木一样的是命。中国有太多太多的农民，太苦太苦的农村孩子，他们注定无法与城里的孩子有一个共同的起点，即使有少数孩子千辛万苦地奋斗出来，也注定像第一代移民美国的华人一样，绝大部分仅仅成了阶梯，为自己的第二代搭个台阶，留待子女们过上名副其实的好日子。这是多么不公平。一张出生证、一个户口，让你从一生下来就原地自生自灭，农村人进不了城，小城市的进木了大城市。
可文海本该是北河城里的一员，仅仅因为父母的一场婚变，沦落到了那个小山村里。他无法忍受那里的一切，那里的人们也无法容忍他，因为他总像一个天外来客一样与他们格格不入。
那个同母异父的哥哥，从小就欺负他，总找茬儿打他。他推不动那种独轮车，起不动猪圈里的泥，不愿下地去浇粪。母亲可怜他，全由着他，把他当少爷养着。
可哥看不下眼去，揍他，逼他干。最终连母亲也劝他：“儿呀，你命苦，是跟娘受苦的命，就认了吧，你爹他喜新厌旧，把娘甩了，他不要你。”文海便认了，心头恨恨地跟着哥哥学于农活儿，
任他打骂着，一招一式地全学会
大概哥哥觉出了这个弟弟的聪明与倔强，心中有愧，渐渐对他友好起来，可他们兄弟仍像陌生人。哥哥有他的世界，他混进了大队部，当个支部委员兼副大队长，整天忙忙碌碌，闲下来就和队干部们喝酒猜拳，几乎天天半夜醉醺醺让人扶回家，那八个干部，人称八大醉汉。白天里醒了酒，又去“割资本主义尾巴”，满处转着抓小商小贩。有时半夜让邻村的寡妇扶回来，两人就在他屋里睡下，三更天里那边会隔着窗户纸响亮地传出浪笑来，那种欢笑与粗重的喘息伴着寡妇的尖叫，吵得文海半宿无迭平静。这个哥哥，是个彻头彻尾的地头蛇，叫他亲近不得。那个荒唐的太行山沟子，养活了方文海，但留不住他的心。他要回父亲身边来是假，要逃出那个村子是真。他不相信，自己一辈子就彻底交待给了那一道道青石山。他不甘心。
娘为了拴住他，十五六上就张罗着给他“说下”个媳妇。她相中的女孩子欢天喜地绣了花鞋垫托媒人送了过来。平心而论，那做工精巧的绣花鞋垫真叫爱人儿，完全可以当工艺品出售的，一对戏水鸳鸯或一对登枝喜鹊，水灵得叫人不忍塞进鞋中踩在脚下。可文海庆恶这种年轻轻做娃娃亲的老风俗，坚决不见那据说是心灵手巧的俏女子。听说她也才是个初中学生，便气得把鞋垫扔出窗外，把那个抹了一头油的妖媒婆表了出去。随后愤愤然来。
城里找父亲。 算起来，这个后娘家他是几进几出 那一次他决定死活泡下去不走
那天父亲说出了让他去大明家的主意，文海几乎急红了眼。
他无法相信这话是出自父亲之口，他哭叫着：“我就是不走，就不走。我看这个女人敢拿我怎么样。我在这儿当牛做马，怎么就不久她的眼？她算什么东西，比我姐强在哪儿？”父亲终于甩开巴掌打了文海，文海毫不示弱地还手，边打边说：
“让你打，我就打你这个投降派！让你害我们娘儿俩！”十五六的文海在农村练了一身好力气，早就长得比父亲还高大健壮，方新哪是他的对手？大明和吕峰冲上去总算把文海和方新拉开
方新蓬乱着头发，
却哈哈笑了：“好你个方文海，长本事打得好，替你娘出了气。不过你别忘了，这个家是你后妈当着，你打我行，你惹得起她？走吧，跟大明他们走，我管你吃喝，谁他妈让我是你爹，我活该欠你的！”
住进大明家，文海真爱上了这条胡同。站在小院子里，抬头就能看到那座古老的大慈阁，还有钟楼，听说那是几百年前一个月黑风高夜，神仙下凡一夜间建成的，一直香客不断。“文化大革命”中给封了门，经书被烧了个精光，从此绝了人迹。
可那飞檐上的风铃却时常在发出清脆的回响，夜半三更时半城都听得见。一群又一群的鸽子仍旧是拦不住的客，往来进出于宝塔，一早一晚扑拉拉地遮天蔽日。
街上的老人们热衷于茶余饭后在路灯下斗牌杀棋，闲了会悠悠地讲起这塔这城的历史，还绘声绘色地聊起当年大慈阁的传奇。照他们的话说，这座塔是神仙下凡体察人间民情的落脚行宫，有了它保佑，这城市就能免除大灾大难。想当年发大水，七天七夜的大雨把整个平原地区狠狠涤荡一气，周遭淹了多少个县，可那大水却进不了城。老人们说那汹涌的大水铺天盖地而来，涌到城根下就停滞不前了，人们眼看着一道明晃晃的水墙如一道透明的水坝坚挺，
“坝”
前一条条巨蟒横亘，人称“大水挡”。半城人面“壁”仁立，直到那大水渐渐退下。六几年闹地震，周围的城乡陷的陷塌的塌，地裂数尺，黑水喷礴，独独北河城安然无恙。莫非这城是洪水中的方舟不成？最让文海着迷的是胡同口的破五道庙里住着一个捡破烂的老太太，一脸的皱褶，像一团续乱的麻绳缠绕在脸上，一头白发披肩。她干瘪的嘴巴总在向路人叨念着“九十九”。据老人们说二十年前她流浪到这破庙来时就这模样，总号称“九十九”，一直没见她在哪儿吃饭，可她却一直硬朗朗地活着。文海前年重返故地时，人们说那个永远的“九十九”年前刚刚突然消失，庙里又住进一个与她模样相仿的，也在叨念着“九十九”的女人。这个女人住在胡同口，从不与人来往，与这里人相安无事地和平共处。只是那个庙，从没人敢进去。
这个靠近北京的小小城池，有着太多的传说。大明他们对此司空见惯了，从不去听。可文海喜欢，喜欢这个城市历史的厚重和神秘。他本来是这里的一员，却轻而易举地失去了它，因此他更迷恋于此。每次从四十里开外的山村步行来城里，总是在刚刚走近北河城边，看见城里的轮廓时就心潮激动。小小的年纪，没有太多的梦，只想正正经经地回这城里当个城里人。
以后到了北京上学，又进了电视台当记者，却全然对北京无甚特殊的感觉。电视台记者这个行当，风风火火，来去匆匆，似乎风光无限，对于毫无情绪的人来说实为欢度浮生的忘川小舟。
那些家庭背景良好的年轻男女在这种大喉舌中可谓如鱼得水，或干政治记者或作经济文艺编导，这种喉舌工作是他们生命的一部分，也是他们生活乐趣的所在。
而文海这样苦出身的孩子，全靠了自己的才华吃饭的人，却往往异己地混迹其中。
一方面机械地完成着自己的采访报道任务，变成一种新闻话筒为报道而报道实则对所报道之物毫无感觉；另一些人则是混混饨饨地沾沾自喜，面对苦苦众生有了上国衣冠无冕之王的错觉，为自己那个混迹其中的肥缺生出自豪，更为自己十天半月在电视上露一小脸煞有介事地宣布着什么而自命不凡，仅凭这一点他们就可以成为一个县半个城的名人，回家一次便成了荣归故里，县太爷之类的人说不定就会出面来场接风宴。岁月悠悠，就这样从身上欢快地流逝，最终会发现自己没了那个招牌就一无所有，不过是混在北京“上层建筑”中地下室里的虫子，狐假虎威地做着凤尾。
文海很庆幸自己及早地感觉到了这一点，也因此而痛苦万分。看着自己那些大大小小的同事那副自鸣得意的大腕记者派头，也时时生出替他们幸福的感觉，但愿他们就永远这样快活，死而后已。每天从雪片般的会议、开幕式、座谈会、庆典、开张、竣工、会见的邀请函中抓出一把，挑几张重点，带上机器开上采访车赶场一番，轰轰烈烈满载而归；或飞来飞去出出差，偶尔排队排上随团出出国，提点完全可以不提，提也是为了给观众做问答状的问题，乘兴而去乘兴而归。这种生活令他活得快活也麻木不仁。那些豪华排场如吞金喝银的大实小宴工作餐小至盒饭，只觉味同嚼蜡。肉山酒海之中，泡醉了多少文海这样的蓬门青年？他们很满足，渐渐的也目空一切，也气壮山河，也狗眼看人低。上流社会的高雅或黑暗他们永远也学不到，只添了些世俗，失去的却是底层青年的那点宝贵的纯良。在北京这样的大都市里，知识青年。心灵的萎缩和精神的堕落与妓女交际花们肉体上的防线瓦解是同样迅速而不可救药的。看着那些当初也是过关斩将从穷乡僻壤里脱颖而出的童贞青年上了重点大学如愿以偿地进了首善之区后如此势如破竹地滑向精神的虚谷，且是那样心甘情愿，文海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太古板太难脱土气。但他环顾四周，似乎也觉得没有比这更好的混法
现如今又有多少人不是在自欺欺人地混着？ 在一个增多粥少的社会里，每长半级工资，分上一间房子，混上一官半职都要耗去十年二十年的努力，
人不向命运俯首称臣还能怎 难道不该仅仅为从布衣荆钦一步登天入了上国衣冠之列而欢庆？
方文海不知道自己是怎样在京城一混八年，竟能不辨东西，那里的一切对他来说毫无亲切感可言。终日几进几出电视台大门，每月几进几出北京，让人当成“北京的大记者”供着，却对北京知之甚少。直到几年后的一天，加班到半夜时分，一口一个地往嘴里塞着馄钝时，一个刚来三天的实习生惊叫着：“方老师你看，北京的夜景挺像外国的！
”哪个外国？越南还是老挝？中国人一说外国肯定是欧美
他这才想起自己从来没有扒着窗户俯瞰一下北京的夜景。果然从十几层楼上往下看，大街上车水马龙，灯火通明，光灿如星河。自己都混到“方老师”的份儿上了，这日子多快
可他仍然觉得自己没找到自己的坐标。很明显，不是在这个地方。
以这种状态，他是无心像那些同事们一样，每到春节兴冲冲回故乡去“光宗耀祖”的。他怕见那一村子一镇子的人，怕成为他们心目中的明星。最怕的还是那一乡一县的父母官。他们会派了车来接他回家过春节，会把他一家和妻子一家全接上请去县城盛宴款待一番。要求很简单：“你得给咱家乡扬扬名！”条件也很随便，不管在什么时候，哪怕半夜里也行，只要让咱家乡有个影儿。面对那种热情、乡情、人情，他无法拒绝，只能跟他们一对一地干杯，满口应承。这种事一次就是百次，让你应接不暇。母亲和那个哥哥还在做着人情，在县太爷面前容光焕发地替儿子打着保票许愿，一招一势都透着母以子贵的自豪：“有什么事就找咱海子和英子，一个管电视，
一个管报纸，咱家乡这就名扬天下
别客气，一家子，他喝咱这大山里的泉水长大的，办这点事还不应该？！”文海和英子心里明镜似的，他们两家人在这儿成了有身份的人，没少得到照顾。这种可怕的关系网简直要叫人窒息。文海那阵子一连一年多没回去，县里的宣传部长竟开着车“陪”母亲来北京“看望”，那一幕真叫恶心。母亲声泪俱下地数落文海“没良心”，“不认父老乡亲，连亲娘也不认
”
部长在一旁敲着锣边：“海子，你是有身份的人，这么做在乡里影响不好哩。按说你该把你妈接北京来享天伦之乐才是。你们两口子在咱县可是数一数二的大名人，一举一动乡亲们都看着哩。”
那一次文海动了真格的，把他们带到自己住的那栋筒子楼宿舍，深一脚浅一脚进了他和另外二人合住的那间用床单隔开的窝：“娘，您愿意住这儿 ”
又领他们去英子报社的集体宿舍，那里味道更为美妙。文海总算让他们明白了“北京凤尾”的日子。部长哑口无言。娘抹着泪说：“咱不在北京受挤兑了，咱回家，住大瓦房去！我也该抱孙子了！这算咋回事，三十大几的人白念了大学了，图什么？”
临走，部长还不辱使命，留下两盘录像带，“别太为难，能播就播，半夜也行，见个影儿，就是胜利！”
呸，我他妈图什么！文海心里骂着，他们人一走，就把带子扔了出去。还是英子心好，又捡了回来，取出解说辞，拿去塞进报纸的“简讯”栏目中，混在密密实实的新闻中发
这个英子，
正是当年送鞋垫的那个巧姑娘。连考三年，终于考上文海所在的广播学院，揣了那两双绣花鞋垫来找文海。此时的文海早已穿四十三号的鞋了，那双鞋垫还是小巧玲珑的三十八号，颜色依旧鲜艳夺目。文海眼一热，就垂下头默认了这一段姻缘，整整是五年后。
这一对苦孩子无比风光又无比痛苦地混在北京，相互依傍着。同在一市却难得夫妻团聚，一个在西，一个在东。一旦同宿舍的出差，便不失时机地打电话召唤，过上几天团圆日子，哪怕用架在走廊中的炉子烧一顿简单的饭，都觉得特别珍贵，味道好过国宴。
这一对欢天喜地的乡下孩子在楼里别人眼里形同怪物。那些城里娇小姐，嫩少爷，都在端着大“喉舌”架子待价而沽。男的在觊觎着招为驸马的良机，女的或待字闺中或傍了大款或仍然望穿秋水企盼，总之不见兔子不撒鹰。很少文海和英子这样朴朴实实帮衬着过日子的。这样的乡下青年总之是不会有好名声的：不娶不嫁，人家说你是土包子没人要或心比天高命比纸薄；找个同乡，又被耻笑为“合并同类项”瞎配；有幸被收编为上门女婿或嫁了个上档次的男人又会被说成傻人傻福闹着大多数的春节他们都是在北京过的，只是等那探亲大军东西南北征战结束后，他们才悄悄回趟家，又悄悄回北京，倒有点像做贼。最平淡安详的莫过于春节那几天
他们一下子有了那么些空房子可以住，
宿舍楼上单身们几乎走空了，他们可以大张旗鼓地夫妻团圆，一层楼都成了他们的，只有他们两人进进出出，平日喧哗的楼道里此时轻轻走路都会发出悠长的脚步声回响，到晚上还有点吓人。他们可以大鸣大放地做些自己爱吃但在旁人眼里又颇为不雅的家乡饭如肉炖大粉条和大肉片熬大白菜汤。一股脑儿地把剩菜残场扔进锅里丢进些面片或拌人些面疙瘩，或剩鱼汤肉场烩一锅饭。这些吃食平日里是不敢公开在走廊上鼓倒的，怕招来讪笑与不屑，尽管冬天里最想热热乎乎喝一碗这类下里巴人的东西。他们还可以旁若无人地过夫妻生活，可以由衷地发自内心地发出平日里要咬紧牙关忍住的自然欢叫，因为这破筒子楼几乎是不隔音的。那种咬牙切齿的性生活回回是弄得堵心堵肺虎头蛇尾。可这种心无旁骛的放松口子一年能有几天？总在披着合法外衣份情似地夫妻欢娱，不敢哭不敢笑不敢呻吟不敢激进不敢冲刺更不敢大刀阔斧，因为似乎有一百只耳朵在隔墙旁听，有一百张嘴在嘲笑在传播。
他们沉浸在自己封闭的生活里，与五光十色的京城生活注定是无缘的。满城的爆竹丝毫不能撼动他们的心，他们干脆扎在楼里不出去。似乎异己地忙碌了一年，只有这几天筒子楼里安宁的生活是属于自己的是真实的。不出几日，那些光宗耀祖的同事们，就又重返筒子楼，楼里又泛起了往日的喧闹声，宣布着又一年千篇一律日子的新开端。
他们想到过改变一下自己，便在1985年的一个春日按报上的地址找到二环路上的一个院子，那儿是深圳招聘团的驻地。随着人流排着队蠕动前进，到中午轮到他们进屋去面试，却发现面试他们的人完全一副广东农民模样，趿拉着塑料拖鞋，操着谁也听不大懂的广东土话，叼着烟吞云吐雾，一副救世主派头。问话如同审问犯人，倒像是偷渡犯遇上了移民局的人。人家不相信这两个北京大喉舌里的记者为什么要南下，南下去干什么。他们说还想当记者，对方大笑，深圳的南下记者早臭了街了，现在的深圳要的是人才，不是记者。除了会“记”，还有什么特长？没有？
还是在北京吃大锅饭吧。这种面试早已让人先自心凉了一半，对这样的人事干部似没有二话可讲，讲了也是对牛弹琴。便落荒而逃，从此打消了南下的念头。
英子一直在唠叨：“如果上头定了政策让咱们县当特区，咱们南下去招聘，样子是不是会比这些人好些？”
“算了，就这样混吧。做记者就是这样，挂着这牌子是无冕之王，摘了，就一钱不值，还不如一个小摊主，”文海叹息着，“真要扔了这块狐假虎威的牌子，没有点实实在在的诱惑，还舍不得。”
文海做梦也没想到自己竟会心甘情愿地离开那个大喉舌回到太行山脚下的那个从不当成故乡的故乡，在那儿成就一番事业并圆了他儿时的梦，堂堂正正来到这座城市，且成了它的座上宾。
那次县里又开了车来电视台找他。一见到那个县委宣传部长，文海的头就胀了起来。部长把他拉进车里，语无论次地告诉他：“你表舅从台湾来了！快回去看看！”
一个表舅、一个台湾，令文海如坠五里云雾。部长也不解释，只推他上车去接英子一起回去，详情路上说。
文海只能以母亲病了为由向上司请了假。
这一切简直像一场通俗闹剧一般。
母亲的六叔也就是文海的六姥爷那个让国民党当年抓了壮丁全家人怕受连累就说死了的那个老光棍儿却原来是让长官用枪逼着伺候着大官的姨太太坐船去了台湾后来混成个管家熬了个团长旅长的衔儿小五十上娶了个老实巴交的高山族姑娘又生了一堆儿子也就成了母亲的表哥文海的表舅。这三个表舅一个比一个黑比一个矮胖，蒜头鼻子，大嘴巴子，高高的颧骨，轮廓不清的面孔，一看便知是发扬光大了父母双方缺点的那种相貌。当然人不可貌相的，三个人都是念了大学的，在台湾有自己的买卖，此番回来目的很明确，就是看看情况打算投资的。文海的那个哥哥是招架不住的，那些土干部又难以同这三个小矮人对上话，大家便一致想起了文海和英子，是来接他们回来壮门面的。
文海和英子陪他们看山看水，陪县里的干部们一起左一个宴会又一个宴会地吃，时不时替他们双方当着“翻译”。同样的中国话，说出来双方时常瞠目结舌，表舅们还会时不时甩几句英文出来，再加上双方浓厚的地方口音，使得对话十分困难。
除了饭桌上吃喝干杯之类的“人之初”语言双方理解十分到位以外，稍稍谈点政治经济就会卡壳，情不自禁把期盼的目光转向文海和英子。到晚上还要替表舅翻译县里提供的那一大堆宣传资料，因为表舅说看大陆的简体字很费力气。有个表舅甚至要文海把那些简体字改写成繁体字好拿回去给“老人”看。文海便断然说：“我干脆给你译成英文更快点。你们的繁体字我会认不会写。你还是听我念，你注繁体字吧。”
“老人”看了文海的录像带，据说激动得涕泅谤论，发话坚请这个后生做合资企业的总经理。表舅带回六姥爷的录像，那个干瘪的老人在浓妆艳抹的“六姥姥”
搀扶下稀松着瘫坐在沙发中，老泪横流着用浓重的土音断断续续对家乡亲人说着思念的话，最后一句是给文海的：“海子，听话，给咱家争口气，你准行！”
文海那一刻泪水夺眶而出。他还是第一次发觉这个地方那口叫他痛恨的土畜颇为顺耳亲切。从那个木乃伊似的老人嘴里说出，听上去竟像是在看一个刚出土的百十年前的电影拷贝。几十年前这里的人就是这么说话的，那是历史在讲话。文海无法相信，六姥爷以一个苦壮丁之身，如何能够几十年下来乡音未改土味十足，仅凭这口家乡话就可以想象出他活得一定很孤独！他一定像个在原始森林中迷路几十年的人，他能说话，那是因为他一直在与自己对话，用他的家乡话。六姥爷真像一个活的出土文物！他这辈子永远回不来
那几个比文海大不了几岁的表舅表情木然地问文海：“怎么 老人说的是什么？”
“你们听不懂？”文海问。
他们摇摇头。
“你们听不懂六姥爷的话 ”
“只能听懂一点点。”
“那你们怎么交流？”
“他不爱讲话的，”表舅说：“他的话很难懂的。我们在家讲闽南话，他不会讲的。”
“太残酷了！”文海哺言。
“你是说我们？”
“不，谁也不是，是命运，”文海说，“你们回家乡来多听听咱的家乡话吧，住上一阵子，再回去就能听懂姥爷的话 ”
那几个宝贝，哪个是真来投资兴业的？他们哪儿来的乡情？
如果不是六姥爷逼着他们回来看看，他们这辈子也不会光临这个太行山里的小村子。他们先到了广州、三峡、九寨沟、黄山玩够了，又去了长白山天池，然后又到北戴河住了些日子，这才到了他们仍然称作北平的北京。望眼欲穿的母亲手里提着他们从北京发来的电报急急火火地去找县政府，县里派了车到北京的大饭店来接他们回故乡。
他们面对故土的山水，并没有电影上那些“海外赤子”们扑到地上流泪磕头的感人场面。他们很淡漠，只顾问县里的科技人员这里的水质如何，含有哪些微量元素，特别问含不含硒。县里的人翻着资料报告着数据，说是这里的地下有距今六亿年的震旦纪石灰岩可从中抽取纯正的水源含钠镁铝锌等数十种微量元素矿化度是360，
这里的土壤条件很好，是富硒土壤生产出的水果，又是富硒水果加工成罐头和果酱风味独特营养成分大大高于一般水果益寿延年，根据最新资料国际上流行富硒土壤中培育的食品。表舅们便取了水样、土样和几种水果，并非是小说电影中说的那样捧一把故乡泥土在手上带给远方的亲人，也不像歌里唱的那样舀一壶故乡水情深谊长去浇远方家中的向日葵。他们选了几颗大红枣和山植包了起来，母亲说：
“多带些给六叔尝尝家乡的山货。”他们说带几颗就够了，回去化验用，看看含矿物质情况如何，再决定是不是来这里办厂。
当化验的数据出来后他们兴高采烈地飞了回来， 眉飞色舞的大叫着： “Thisisthe bes t choice！A big
windfall（这下找对路子了，能发一笔横财）！”
他们毫不掩饰地告诉文海：“我们看好大陆，就是图它物产丰富，劳动力便宜。
台湾这鬼地方，物价全世界最贵！再不向外发展非倒闭不可了！这下好了！别人做梦也想不到上这个地方来找到这么好的原料。”
这个六姥爷的故乡，不过是他们偶然发现的一个物美价廉的原料生产基地罢他们根本对它没有感情，它只有使用价值。
六姥爷任命文海当总经理正好让舅舅们如释重负。他们在这个小山村一天也住不下去，县城和市里的“绿川”对他们也毫无吸引力。他们便住在北京的饭店里遥控指挥，这边的建厂生产一切全由文海操办。偶尔他们来一次，随身还带着在北京傍在一起的妓女，号称“女朋友”，大摇大摆驱车而来招摇过市。对这一切文海心中愤然但也视而不见，随他们去。舅舅们趁英子不在时悄悄对文海说：“要不要帮你找几个，你一个人到北京来时早点通知我们。他妈的北京妞儿比南方的有味道多了！”
这群无耻之徒，方文海真想冲他们大叫：“滚吧，拿着你的臭台币，滚回你们那个小岛上去爱怎么作践你们岛上的女人就怎么作贱去！”可他说不出口来，他还得同他们嘻嘻哈哈说自己肝不好，经不住折腾，就不奉陪“好好享受吧，老板们，我替我们赚钱去！”
每想到自己辛辛苦苦在穷山沟子里奋斗是在养着那几个混蛋表舅在北京吃喝嫖赌，文海心中就有说不出的苦涩。那大山的厂子里招来的打工仔打工妹，每月工资500块已经是十分心满意足
他们住在集体宿舍中，吃着简单的饭菜，一刻不停地加班加点，为的是多挣几块加班费。即使这样，他们大好的青春年华都搭在这儿，这辈子也难过上他们渴望的好日子，他们注定是一代牺牲品了，就像西方机器文明开始时的那一代人一样。即使这样，他们同自己的父辈比也是幸运的。这些憨厚的山里人，他们的幸福感染了方文海。有时文海就站在办公楼的窗前望着他们欢欢实实忙碌的身影一望便是好久，
直望得眼睛模糊
这些山的儿女，文海太了解他们了，他与他们有过共同的命运，共同的生活，共同的渴望。他们就像儿时的文海一样，渴望着冲出那一道道锁着他们的山门，堂堂正正地过城里人的日子。文海望着那些在烈日下赤着上身搬运的小伙子们，他们身上有使不完的劲儿，艰苦的日子，让他们十几岁的肉体过早地发育起来，矮矮的个子，宽宽的身子，一个个虎背熊腰。当城里的孩子在焦急地减肥或矫正豆牙菜的体型时，当城里的孩子正在运动场上游泳池里欢畅地练着健美的体型时，这些山娃子却过早地横向发育着，一个个矮敦敦、厚厚实实的，
背都过早地驻
文海想到了自己，他当年也是这样过早地下地干沉重的农活，一直不长个子。还是后来上了大学，身体才疯长起来的。如果自己当初没有脱离这大山沟子，
可能今天就是他们当中的～员
他没有权利给他们加工资，他不是在办慈善事业，这个厂也不属于他。可他还是说服表舅，每天晚上每桌加一个肉菜，又修了篮球场和游泳池，晚上食堂开放两个小时的卡拉OK.
说服表舅的理由是“文明经商，体现爱心，弘扬基督教精神”。他把这些拍了电视片拿到电视台播放，引来了成群的记者和领导参观，为厂子也算做了一个大广告。
有时他很为自己所做的这一切所感动，真像是自己在镜子前作态给自己看一般。
当他和打工仔们一起打篮球，一起游泳，一起放声歌唱时，他绝没有那种与他们融为一体的感觉，因为他看到了他们眼中的感激之情，看到了他们对他的尊敬或敬畏。
打球时他们都在让着他，让他顺利地三步跨上去投篮，竟无一人拦阻。他是他们眼中的救世主 他真不知该如何对他们说。 说： “我爱你们，
我们是一家？”说：
“其实咱们是在给别人创造财富？”说：“你们应该挣得比这多得多？”说：“谁让咱们命不好，活该给人家打工？”不知道，他无法说。说了他们也不懂。他们很幸福，表舅们在北京花天酒地也很幸福，自己木再当那个华而不实的大记者而有了自己的工厂，当着这么一大群人的救世主，也很幸福，这就够了！什么也不要说。
那种错位的感觉十分荒谬而又难以言表。
表舅们看着泳池中那些傻呆呆而又兴高采烈的青年们，脸上露出的是轻蔑与不屑，那些农村孩子穿着各种各样肥大的花短裤在水里扑腾着，池中像煮饺子一样开了锅。
“IQ很低的呀！”二表舅眯着眼说。
那几个妓女也在开心地笑，指指点点。
文海有些温怒，他想一把扯掉那个妓女的衣服把她推下池中。可他又的确为他中这一锅“饺子”感到难堪。就叫他们统统上来，冲领班训了几句，要他们分批下水，请游泳教练来教正规的泳姿，以后按泳道游。
回到办公室，表舅摊开报表，说修娱乐设施花去的二十万块要尽快赚回来。
文海看出他脸色很难看，便拿出新的订单，说没问题。“表舅，这其实也是广告，也是为了让工人更好地劳动嘛！”
“不让他们娱乐他们也会照样卖力气！你们反正有的是人，谁不愿干，马上炒了他。”
文海无语。他想说什么，可忽然感到这一切很荒谬。一个人绝对不能属于任何一个阶级， 不能，那太可怕
他凭什么要替这些愚昧无知的打工仔辩护？他不是他们的代言人，替他们辩护是一种费力不讨好的事。他干嘛跟表舅这么认真？他靠的是他们，拿的是他们的钱！为什么不能超然一些？只当自己是个管班机器。他恨这种暴发户式的颐指气使，从感情上他是站在那些打工仔一边的。可那些人又的确很不争气。
他们又能怎么 长这样大最多在小河沟里洗过澡，哪见过如此标准漂亮的游泳池？ 不挤又能怎
文海同情他们，可又羞于替他们辩解。他咬着牙，向舅舅发誓要尽快把这笔钱赚回来。同时他心里咬着牙发誓，早晚要摆脱舅舅的阴影，将来当自己的老板，建起自己的企业，不再有这样难堪的场面。
方文海很透了那两个随舅舅而来的妓女，向舅舅提出来留下一个陪他几天。舅舅爽快地答应 他点名要刚才笑得最厉害的那个。
在“绿川”，文海反锁上了门，外面挂上了“请勿打扰”的牌子。那女人风情万种地讨好着文海。“方大经理，真想不到你会留我。”那女人依文海的要求裸着身子在地毯上展示着自己的每一个侧面。
文海头上的青筋鼓胀着，眼睛早已血红。他缓缓解下腰上的皮带，一步步逼近她。
她开始明白他要干什么，慌忙爬着去抓衣服，文海早已抡圆了皮带。那女人皮开肉绽。
“滚，这是你的报酬。打个车回北京吧，告诉我舅，就说我有病，专爱打女人。”
那妓女永远不明白她为什么挨了这顿鞭子。
妓女走后，文海感到一股莫名其妙的痛不欲生，心里堵得厉害。他无法平息这种情绪，真想把这屋里的东西全砸个稀烂。最终抡起皮带，狠狠抽在自己腿上。
他很快就冷静了下来，洗了操，换了衣服，去出席他赞助的一台电视文艺晚会。
他已经习惯当这种晚会的嘉宾
坐在那里，他没心思看那些平庸的节目，倒是在看会场一角的母亲和同父异母同母异父的哥哥和弟弟们。 他们现在似乎是很亲密的一家人
他担负起了这个大家庭的责任。哥哥和弟弟们都在厂里安排了工作，自然是以半个主子的身份趾高气扬着。母亲更是像个皇太后一样养尊处优起来。连那个父亲和后母他都要去照看。不知什么时候，他跟这么一大家子毫不相干的人相亲相爱起来了，他感到很奇怪，似乎这不是真的。这些人，除了母亲之外，哪个对他曾经有过笑脸的？如今，如果不是有那个后母陪着父亲，文海也会把他接来。天晓得当初对这种小人之情浓于血的衣锦还乡恨之入骨，真正回来了，却身不由己地成了这一家人的主心骨。这个衰败的家一时间成了这一方水土上的望族。六姥爷这个六十岁的老光棍儿当年在山上放着羊被国民党抓了壮丁时绝也想不到几十年后的这副情景。母亲这辈子也不曾做过这样的梦。她当年连妇联主任都不当了，一心爱上了一个落难书生，这个泼泼辣辣大字不识一碗的女干部从一开始就注定扮演一个让人啼笑皆非的拉郎配女主角。方文海除了继承了她粗大的骨骼以外，全然是方新的翻版，他与父亲的心是相通的，虽然跟这个农村女人长大，可他从小就无法认同她的一切，一直对她感到陌生，似乎那是从路边捡到他的养母一般。文海一直恨父亲，可以说是恨之入骨，但那种恨分明是一种血液上强烈认同感遭到挫折后产生的。在他小小的心目中父亲代表着文明，代表着高贵。母亲则是一个粗俗的农妇。他无法相信这样的两个人会相爱会行男女之道会生出他这样心灵高洁的人来。可最终他还是回到了这个小山村，以这个粗俗的村妇儿子的名义为她的家族光宗耀祖，自己也似乎寻到了大记者所没有的人的尊严，甚至连那可怜的父亲也因为文海送去了万把块手术费才起死回生。钱，真是，它能化解一切的恩恩怨怨，能使一切的信念成为讽刺。招人恨又招人爱的东西。
当年电视台的同事们被文海的红包请到了山沟子里来。他们惊呆了，方文海声然是这个小城里的山寨王。做了十来年记者的方文海坐在同事们的摄像机前侃侃而谈，每一句话都吐着金钱。
方文海太了解自己懒惰的前同事了，他干脆为他们写好了拍摄脚本，连镜头和后期制作的特技都设计好了，他甚至提出自己亲自去电视台机房制作。方文海的一切都让当年的同伴们瞠目结舌。
当初他们嘲笑他离开北京回乡是农民意识是暴发户，现在他们不得不认可文海的再选择。这些号称中国最悠闲自由的无冕之王们终于明白了什么是自由。最让他们吃惊的是方文海居然有那么一大家子人。在他家聚会时，竟然发现那个当年洁身自好独往独来的方文海有几个同父异母同母异父的兄弟，那几个兄弟个个那么狼琐，粗鄙，文海像是天外来客一般。方文海知道同伴们在想什么，告诉他们：“我的家就是这个样子，所以当年我在台里时从来不提起这个劣根，我甚至过年都不回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