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事是不能够提前盼望的，急巴巴地享用它其实称得上是坏习惯。在那度日如年的难换的日月中，回沪探亲成为万灵的慰藉。然而，一登上南去列车，那份冲动就熄灭了，仿佛它已被过早的憧憬掏净了，入不敷出。
火车呼啸向前，一路风尘。我本无家乡概念，因为每次填表，只在籍贯一栏内不着边际地填个黄土小村，我对在那儿的年迈祖父以及众多的祖坟，缺少应有的崇敬。远离上海，东北人统称我们为上海知青，于是乎，上海便成了本乡本土；有乡可怀使我感到比过去深厚无数。
父亲离人远远地站在出口处接我，他总是那样难以与任何人相溶，独来独往。跟人说话，他从不看人脸，他的目光偏离在一边。我看见他依旧穿着宽松的中山装，系紧风纪扣，袖笼晃荡晃荡的。他接过我的旅行袋，肩努力保持平行，说：“你妈妈她请不出假。”
我不知他廖廖数语中带有多少含义：父亲行伍出身，参加过战争，也许见过无数动人心魄的场面；所以自我懂事以来，他的脸上就是一种表情：拘谨而又不动声色。
我有些忐忑不安，那出自一种心病，临到幸福时便突然惧怕冒出不幸：“她到底在哪里？没生病吧？”
父亲换了个手拎包，他有些喘，像头疲乏的老牛。他只顾走，两眼注视前方，一言不发。遇上难题，他在煞费苦心时一向摆出不闻不问的架式，等他打周全腹稿，才会突然吓人一跳地答一句精彩的话。
我等了许久，仍不见他的思想结晶脱颖而出。我心里扑扑乱跳，看见边上有个公用电话，就急急地奔过去，拨通了母亲单位。
母亲在那儿。听着她的在电话中显得年轻的声音，我的手无力地垂下了；听筒里传来母亲的呼叫，我却觉得无话可说，要说也是不咸不淡的敷衍。一年半内积蓄起对她的深情厚意，仿佛遗留在当地了。
父亲在一丈多远的地方等我，他微微张着嘴，有些惊诧；但他绝不会开口询问，他像是喜欢在不明不白中保持自身的镇定。
“她没病，好好的。”我说，“你为什么要让人虚惊一场？”
他继续一阵疾走之后，说：“你先头是给你妈妈打电话！”
他的口吻不温不怒，就像拱手让出当主角的资格。在情感方面，他不争不抢；我从十三岁起便开始疏远父亲，说不清是为什么。有人说，挑剔父亲的女孩将来会挑剔丈夫，我大惊失色，决定收敛。但见到父亲新剃了头，发上油性十足，我又会冒出种不满，重新在心里排斥他。父亲洞察一切，他主动退得远远的，一副甘于寂寞的样子。
我看着父亲，他的鬓角那儿汗津津的，一个肩已低下去。我说：“我来吧！”
父亲无动于衷。于是我又大声重复了一遍，他呵了口气，说：“不费力的。”
我庆幸是由父亲独自来接我，让我把全部注意力给予他，而没有掠过他重重地落到母亲身上。人的思路是多么不可思议，我从此改变了对父亲的冷淡与轻慢，那个起因在于偶然的注意：父亲并非心不在焉，而是他的听力出了毛病，他提前退化了，耳背了，世界变得清淡寡味。我想到，骄傲的他是回避这些的，但是当这衰老的迹象突然降临在一个清晨，他当初的震惊和受伤是那样深刻；那些余惊至今仍能让我体察出，像胶皮车轮一般在心上轧出印辙。
我从父亲手中抢夺旅行袋，但他极其固执，他喘吁吁地充当一下爱护女儿的强壮父亲。挨着他走，我能噢到他领口散发出烟草与油腻混和的气味，这让我感到踏实，感到平安和亲近。这种感觉不难追溯——一年半中，绝大部分家信都由父亲代笔，尽管其中添着些不伦不类的话，代表着母亲的授意与他的措词相结合是如此别扭，不合时宜。然而出自他手，必定沾染他特有的气息。封封信上都淡淡地带着与他领口的混杂味相吻合的气息。两者相连，我对他的情感骤增，变得历史悠长。父亲的字很苗条很随意，因此耐看；每读一遍都能重新识出些被误解的新字，从而，整个信也变成值得咀嚼的精品。
走进熟悉的弄堂，我忽然万分惶恐，它竟那么狭小，又如此灰暗，偏偏一点不陌生，就如刚摘下望远镜，发觉了那种反差。我觉得我人大心大了，走到这儿就气闷异常，到了家又会如何——一年半前，我曾把到弄堂走走当成是放风，因为弄堂直直的，空空荡荡。
我大声问父亲：“家里还是老样子吗？”
“哦，你妈妈她卖了缝纫机。”他说。
我问为何要卖它。在我的观念中卖东西是家道衰弱的表现，尽管我对那台机器深恶痛绝，但想到它已摆在别人家中，心里仍有些落泊。
然而父亲没答话，有点幸灾乐祸地咳嗽一声。他对母亲埋头此道的怨恨我在这时察觉到了。但他从来不说，从来不表示；怨恨跟喜欢他都包涵于内心。
母亲曾多次提及与父亲的恋爱，说那时他们一同转业到地方，住同一家饭店。父亲那时清秀、潇洒，一表人才。他们是最炎热的夏季结的婚，没举行仪式。母亲说她当时住的是朝北间，父亲那间朝南，所以她就迁徙到那里去了。不知怎的，父亲当初的按兵不动，总让我觉得预示着什么。后来我问过父亲关于他与母亲的婚姻。他只笼统地说，当时就觉得母亲的字好——一手好字促成了一桩婚姻？母亲对此的滔滔不绝，让我觉得她是爱情上的幸运儿；父亲则不同，他甚至忘掉了那些细节和主干，于是他的爱情是零零星星的。我觉得，也许他这一辈子没有特别想要的东西。
关于我父亲，我还想提及一点：
在我探亲期间，父亲患了一次病，我记不起息的什么病，仿佛当初就未过问。父亲在家虚弱地躺了几天，时有人来探病，但我对他们过目就忘。
有一天中午，来了一位父亲的女同事，她远比母亲漂亮。我想我该试着去喜欢她的；然而，她用轻柔密切的口吻与父亲讲话，并且，从她谈话中透露出对我们家以及父亲的了解，这使我愤怒得决计与她为敌。
父亲以少有的热情接待她，他婉言留她与我们共进午餐，并吩咐我再添些菜。我冷眼瞧着他，头一回让他在外人面前威信扫地。
我骄横地搅乱了父亲难得的愿望。事后，父亲却没大发雷霆，只是轻轻地用干燥的手掌拍了拍我后脑，那种随意又和善的责怪我已多年未享用了，重温它，禁不住热泪盈眶。
我不知父亲是否爱那美妇人，那是存在他内心永久的谜。我却可以断定，即便他爱得她发疯，那种爱也深不过他的爱女之心；这是我的优越之处：我是父亲独一无二的女儿。
父亲很聪明，很有远见，他不动声色地耐心地让我明白了他的爱。
回沪第二日，我便去老城区探望外婆，因为像她，心里总是怀有对祖先一般的虔诚，不及早赶去，于心不安。
外婆一下老去无数，坚强的女人有朝一日也会消蚀，精力体力弃她而去。她半截入土，靠那绵长的生命线维持那微光般虚弱的生命。
她垂着眼皮，仿佛把自己罩在阴影里，她用嘴吸气，齐崭崭的假牙以及凸出的牙床骨变得显眼。她端坐着，双踝上盖一块厚棉巾。
我俯下身去，挨近她，就有一种进入她境界的神秘感。我怵怵地叫道：“外婆！”
她缓缓睁开双目，眼上有一层裔。薄如蝉翼，她用手背擦着眼角，动作宛如一个稚嫩的幼童。我感觉，她在梦中刚刚回过那儿。
“你舅公殁了。”她说。
我点点头，舅公是外婆的亲弟弟，他死在她之前，她的心便死了一半。我想到舅公的牛皮箱已烧成灰烬，然而那个铜制的鬼符般的硬锁却仍在，也许它已被人捡去收藏起来；也许冷清地埋在世界的某一个角落里。总之它还存在着。比它老主人瘦削的脸颊和相对饱满突出的头盖骨活得更久长。
外婆一阵急喘，喘过后，她亲切地微笑了，这是她对我的最高待遇。我按她的示意把椅子移近，我的膝盖磕碰着她的膝盖，很辛酸地想到那松弛的皮肤下酥疏的骨质。
她问了我在那里的饮食起居，目光安详，像跟一个同辈人在聊天。我-一作答，尽可能详细周到。我忽然很留恋这种不慌不忙的交谈，让多余的时光像酒精那样一点点挥发掉，我体会出老的那种滋味。
“你有出息了。”她说，“我看得出。过去你可不是这样的，你那时没头没脑，疯疯癫癫，跟别的外孙女没一点区别。”
“可我还是我。”
她感慨又固执地重复一遍：“是不一样。你有心事了，而她们没有。”
一缕冬日的阳光斜斜地照进来，落在外婆的肩上，她的脸也因此变得光亮。我发现她高高的颧骨之上也爬满碎密的细纹，像一种图案，勾划出她所有的阅历。我喜欢她，崇敬她，觉得她与我心心相印。
“外婆，我是有心事。”我小声说。
然而外婆没听见，她只顾絮絮地说；“从前你老是连说带笑，拖泥带水；现在，说是说，笑是笑，心中有数，见多识广……我看见你出息了，出息了……”
外婆没提她众多的外孙。她一向器重他们，把他们当成她的荣耀，无时无刻不会放弃谈他们。她说到他们时，口气总像在贬低其他任何人。然而，她后来沉默了，闭口不提他们当中的任何一个，直到她生命的最后一刻。或许她老人家对一手栽培的他们灰心丧气了；或许对他们的那份热情已燃烧贻尽，无力维持。抑或，在她内心深处潜藏着对女孩们深不可测的爱与怜悯，只是在她暮年时才意识到，她幡然领悟，返朴归真。
外婆不久就去世了，她的死安详透彻，飘飘欲仙。她没留下一句临终遗言，我知道那是她无意再环视八十年来的人生。弥留之际，她迫不及待地挣脱人生的羁绊，去追随她亲爱的父母和兄弟……
回沪才一周，亲友们就探访完毕。同学中留工矿的遍布整个区，只是他们都活得辛辛苦苦，被拴在单位。绰绰有余的时光逼迫我过慵懒的生活：每天睡到人酥软了才起床，家里照例人去楼空，空碗筷们一片狼藉。从独自生活又回归家庭生活仿佛也有新意，然而我很快就厌烦它的繁琐，家务活我算是干不好了，无缘无故会掉破碗，摔得支离破碎。几次下来，每早起来都会在桌上发觉母亲的仓促留言：多休息，勿干事。
除我之外，人人都在忙，我的感觉像是被人剥夺了什么，周围没有我的生活。我提笔给钱小曼写信，她陪恋人留守连队，准备下一批杀回上海探亲。在信封上填写那个地址，这令我怀念那积雪的地方。我知道我从此要受苦了，因为眷恋被分割两处，怀乡病无法根治：在那里怀念此地，在此地又忆起哪里，分不清哪头是根哪头是枝叶。
我得两头飘泊，心在此而身在彼，无法合为一体。
我相信女伴美妹永远比我棋高一筹。她没从泰兴回沪，而是把卷毛接到她那儿去。她常给我寄简短的、口语化的信。告诉我她很快乐；在信的末尾。她会开一溜清单，让我代购了物品打邮包寄去。
她要的都是与甜蜜小日子有关的东西，什么固体酱油啦，腊肠啦，虾皮什么的，微小而又切切实实。我庆幸她没回来陷入失落，在那里她将栩栩如生，完全占有自己的生活。
然而，我仍有大量的时间需要耗费，逛街的习惯就在这时应运而生。走在路上，看各种各样的人，不知怎么，他们的脸色和神态都有几分相似。我想那一定是吃同样的细粮，喝水厂难喝的水造成的。我感到与他们的格格不入，因为我对这里自来水的漂白粉味排斥起来，几乎不能呷一口白开水；我改喝茶，留着厚厚的茶根。不适应本地的水，就缺少了根本的爱，那种裂痕时时作祟，我想改变也不成，它由不得我说话，直接指使生理来反抗，反抗我生活十六年的地方。
我逛商店，一家不漏，看橱窗，也看货架，价目表在心里背得滚瓜烂熟，像圆周率。一年半前，我只进书店和吃食店，进布店是一种忌讳，总觉得钻在布店的全是注定要庸碌一辈子的市民，路过它，清高的女中学生就加快脚步，脸上含而不露地带着轻蔑。但是如今我给自己破了戒，一个风尘仆仆的人她已无所谓任何戒律，她亲自打破它，像在搞一个恶作剧。
“有那种紫红底小白点的花布吗？”我问道，一开口，那种生疏和拘谨就消退了。我的经历比脖子上挂皮尺的店员要丰富无数，我懂的，他们将来也未必能懂。于是我敢于主动打扰她。
“没有。”她说：“那种花布前年时兴过，现在只有郊县人才穿。你是外地回来的？”
我一阵躁热。对这个敏感起来，我排斥本地，却不愿本地人来排斥我。不喜欢店员口中带着体恤意味的问话，那构成了一种缺憾。离沪时，那种花布方兴未艾。穿上它就是本地时髦人的标记；然而，在遥远闭塞的小土沟里，我想往它时，其实它已过时，时过境迁。
出了布店往前走不几步，有个迎面而来的人挡住我的去路。那人高大，必须仰视，他睁大眼睛，打了个手势，等着我辨认他。
“老枪！”我激动得大叫，升起种他乡遇知己的亲切感。
老枪精神焕发，头发吹了风，规则地带着波折，裤线笔挺，皮鞋头亮亮的，若不是那黑红的脸色以及让野风吹粗粝的毛孔，完完全全像个本地工作的人。
他摊开两手：“这套行头穿着有点怪吧？”
“不，很好。”
他快乐地大笑，肩都抖着。我注意到他体魄魁梧，身体匀称，很有男性风度。我想自己是复杂多了，以前注重男生的五官，如今却整体化了，一眼就包罗万象，样样不漏。
老枪说这套行头昨天才置起，穿着旧棉衣逛街，人家像对小偷亡命徒一样防你，叫你“插兄”，他气极，想好今天来风光风光。
他站在路边，嗓门大得招摇，东谈西谈，谈到小多，说他疯病好转，可能已在浙江上班了。临近中午了，老枪的话突然刹车了，屡屡抬起手腕看表。
“你有事？”我说，“那就再见了。”
他用脚尖轻轻地碰碰我，肩膀一下子靠拢来；“难得见面，肯陪我上饭店吗？”
我慌乱地摇了头，出自一种本能。这个人并不让我讨厌，甚至值得我信赖。但我怕，怕被碰疼，我已对自己发誓，今生今世再也不碰那感情深处。
老枪没再勉强，像了却一桩心事似的吁了口气，然后就彬彬有礼地告辞了。望着他宽厚的背影，我知道他将一去不回头。我忽然感到一阵空虚，忍不住低声呻吟了一声。
那时仿佛有种约定俗成的惯例，跟分在工矿的同学外出，有什么花销总是由他们会钞。张之道却属例外。
这个长得像羊的男生在一年半中突然拔高了一头，成了细高挑身材。我初见他那个像植物一般细巧的身架以及一点一点的头颅，就感觉到他变得柔顺体贴，不像过去那么刁钻得吓人。
张之道曾与我通过信，他的信漂亮、浪漫，很有气氛。为此，再见他本人时，我总存着点幻想，想寻找出同那些信相符合的气质。这个愿望注定我不再会将他拒之门外。
他总在天徐徐黑下来时到我家，哪天他不露面，我会产生一种天还未黑的错觉。他的衣裤都是老料子做的，他祖父原是个大呢绒商，家里囤积的料子自然上乘；他那一身因此显得十分洋气。
母亲心里是器重他的，她对他的好感来得突然，却一成未变。她像是鼓励他按时来，他稍晚一点，她就说，你今天来迟了。她与他亲如一家，我觉得对这场交往有害无益。我常想，是否已丧失了自己的目光，在母亲影响下，不知不觉让期望的东西走了样，退了色？
张之道他对我无话不谈，守在我边上，追问过我为何后来断掉与他通信。我让他别问，说每个人都有不愿让人知道的想法。
他说：“每个人？我就没有！”
“以后会有的。”
“那要看对谁了！”他嘟哝着。以后，再遇上我避而不答的问题，他的小记性就发挥作用了，“呵，又是有什么不愿让人知道的想法了！”
他从不请我外出，当然那样就无须任何花销。他总说，青工穷，每月十八只老洋，养不起老娘，讨不起婆娘。说着说着，他的目光就恍惚起来。然后，又追问我为何不再与他通信，仿佛那是个保留节目，他对此百演不厌。他乐此不疲，引得我发怵，像受到了攻击。
终于有一日，我被摧毁了，谈到了郑闯，那个与他同龄的已经长眠的男孩。他听着，头一点一点，还疼惜地倒抽着冷气。
“怎么样？”我有些愤怒，“现在你全明白了，今后可以别再打听了。”
“不，我还要问，”他固执地拧过脖子，像一根韧性十足的枝蔓，“我还有疑问！”
“什么？”我说，“你到底想问什么？”
“有关于我！”他飞快地扫了我一眼，头深深地低下去，“你断掉通信时一定还有其他的原因。”
“怎么会呢！”
“为什么不会！”他强调说，“回想一下，你那时是否想过要考验我一下？好好想想，你就不会否认！”
他说罢，抽身就走，逃一般。不容我作任何否认。以后我也一直找不到否认的机会，因为再见我时，他眼中满是瞧自己人的的热忱。
又隔了些日子，张之道抱来个硕大的收音机，说这礼物送我；照例是带着那种柔软的韧性，不容人推辞。事后听说为了装成这台高级的收音机，他用去了一年半来所有的积蓄。
我总在思索如何让他收回那昂贵的礼物，他的慷慨是小开式的，让我觉得有味；但他单纯得如一本新书的扉页，油墨飘香，而我，我的那本书已翻出了多少页；这样的交往似乎荒唐可笑。
我为此彻夜难眠，感到自己又辜负了一个男孩。我甚至在内心隐隐责怪起母亲，是她牵着我手，引入此种尴尬的境地。
这个家不可避免地变成个暂住处。我的小床早已拆除，母亲说，不用搭铺了，反正住不长。母亲那种淡如水的口吻让我吃惊，尽管她没说错，假期有限；但感情难以用错或对来划分，感觉更是如此。我跟母亲合睡一床，各占一头，心里总是凄凉。
母亲日日早起，制成了成肉、鱼松什么的，一袋一袋封存着。“还要些什么？”她问。
“无所谓。”我懒懒地说。
“不是都说那儿荤菜少吗？”
“嗯！”我说，“还可以。”
她没作声，手头索索地动作着。过了一会儿，她突然叹了口气：“我不知你究竟想些什么！”
我受伤般地感到心里绞痛。母亲变生疏了，她仿佛已习惯于远远思念女儿了；我的出现，犹如家中添了个垂头丧气的闲散人员，让她难以真正接纳。
然而，真的同母亲动刀动枪地顶嘴，是发生在那之后的一个夜晚。母亲问起我在连队的情况，她的提问使我觉得她完全像个陌路人，那种深刻的距离感让我灰心绝望。
“你怎么没打入党报告呢？”她问。
“我不够格。”
“我同事的女儿去了半年就入党了；她们领导答应首批抽调她到工矿。她工作积极，待人从不疙疙瘩瘩的。”她慢慢悠悠地说，“她在那里争气，父母也有个盼头。”
“可是，我在那里也没有做过不争气的事。”我想到那次破灭的上调机会。陡地感到前途渺茫无望，永远兑现不了母亲的期望。
“你脾气变古怪了。”她不满地说着，翻转身子，想结束这场谈话。
我一骨碌坐起，狠狠地说了一通绝情话，我说在外面苦了一年半，回来还受冤气；我说知道家里人嫌弃我，巴不得我早走。我说起这些蠢话居然得心应手，很有这方面的天赋。我越说越激烈，忽然没法收场了；我又怕起来，怕这么无休无止下去，怕自己从此擦不净那个蛮不讲理的形象。
我恸哭起来，为过去也为未来无穷无尽的压力；为母亲彻底失去她的爱女也为自己失去了母爱，一无所有。后来母亲也绝望地啜泣起来。在这片哭声中，母女从遥远得够不着的地方渐渐接近，但是仍站高一尺之遥，相互辨认着，戒备着，不得松弛。
翌日清早，我醒得绝早。母亲已忙碌完毕，正在门口同邻居搭话：
“那里苦，吃杂粮。”母亲说，“想让她多带点去。”
“就是呀，哪家有知青，哪家大人就倒霉。”
母亲淡漠地说：“那有什么办法！”
“听说东北六谷粉营养料是不坏的。”
“哦！”母亲说，“下趟让她带点回来，上海吃不到，也稀奇。听说蒸糕吃还可以。”
我觉得自己在沦落。我一向以母亲的骄傲自居，然而当我苦苦在外挣扎了一年半之后，却失去了这种资格。那太不公平了。我没大发雷霆，我感觉已无此必要——生活缺少了那根支柱，我就变得平平淡淡，活着等于没活。
晌午时，我收到钱小曼姗姗来迟的信。她给我带来个震撼人的坏消息：连里的拖拉机房失火，朱庆涛冲入火场，被火烧成重伤，右耳失聪，左眼失明。她在信中表示对爱情的矢志不渝。在末尾处，她提及，区知青办动员她的恋人办病退返城手续，但他拒绝了，既为爱情也为他自己。他说，回沪后就不再会有人懂得你了。
泪水渗出眼角，那种悲壮的流泪我还是初次。对那个黑苍苍的残废的男人的话已铭刻心间，我生命的疆域也在那寒冷的地方，离开那儿，我一事无成！
我心平气和地在外面跑了一下午，先是买好了回程的车票；随即又去商店买了墨镜、助听器、拐杖，我想或许他用得着。不知是因为他的不幸还是因为那句由衷的充满隐痛的话，反正我被感动了，那种情感一发即不可收。从此我便在心里视他为兄弟。
走到家门外，远远瞥见那人情味极浓的深黄色灯光。我忽而感到步履沉重。我走过的是一条何等消磨人的路！推开门，灯光洒了我一头一脸。屋内传来一片欢乐声：
“总算回来了！”
“大家等你过生日呢！”
“寿星，快举杯！”
原来我才十八岁！人生才刚刚拉开序幕，还会有惊心动魄的未来，还会有无数新的盼头。我忽然强烈地感恩起来，感激这个数字吉利的年纪。
我抬起手，把眼泪擦得干干净净。
我属马（代后记）
我属马，出生在三月，命中注定是匹忙忙碌碌的马。初中毕业即去大兴安岭林区“上山下乡”，一住就是八年，做过近二十种工作，是一位熟练的油锯手、烧炉工、厨师。一九七九年返回上海时，带回的除了厚厚的散发着油烟味的日记之外，还带回了胃病和关节炎。
回沪后写作勤奋，初见成效，著有长篇小说《十六岁少女》、《孤女俱乐部》、短篇集《少女罗薇》、中篇集《秦文君中篇儿童小说集》等。一日得闲，细细计算，居然也有二百余万字，先后二十次获奖。有时也想一鼓作气写出成大器的作品，然后辍笔过另一种人生。可惜，得意之作虽有，但都能找出迹斑，因而至今仍在奔波努力。
在单位是个心地善良的编辑，在家中是个优秀的主妇。喜欢出门旅行，乐于收集各种布制的丑娃娃；不善言谈，讨厌虚伪和装模作样；难得交朋友，但被视为知己的均是品德高尚者。
本人内心平静，偶尔有睡懒觉的毛病。很遗憾早早成为近视眼，因此眼镜总被藏在包内，万不得已，才暴露自己轻度残废的真相。
还有一个重要特点：一向很为自己的性别自豪。
我很羡慕那些早早进入文学殿堂的作家，他们无疑少走了许多弯路；而对于我来说，从练习写作到发表作品，中间经过了许多年的努力。
我的父母都是文学爱好者，我从小就目睹父母读书的乐趣，一直跃跃欲试。可惜我家藏书甚少，零星的几本书像《列宁主义万岁》、《论共产党员的修养》都同一些杂物放在一块。好看的热门书都是借来的，那一阵母亲在机关是兼职图书馆管理员，她借新书总是近水楼台先得月。
母亲珍惜一切物品，对公家的书也同样爱护备至，包上厚厚的书皮，舍不得在书上弄一点折皱，看到哪儿，总用一张纸夹在书内。我最早看的一本小说《红岩》就是在母亲枕头下发现的，那时大概才十来岁，识字虽不多，可也结结巴巴地尚能读懂里面的故事。当晚，母亲就发觉有人移动了纸条，她很生气，第二天就把书锁起来。
母亲那时并不相信我是读书的料，因为从一年级起，我的成绩就很勉强，有时还逃学。但《红岩》我读到一半，十分牵肠挂肚，于是就四处向同学借。同学都没有这本书，有个同学借出一本《红珊瑚》，另一本《欧阳海之歌》是邻居慷慨借出的。三年级下，老师发给我一本薄薄的读物《芬芬为什么愿意剃光头》。这三本书成了我最早的启蒙读物，我读得如饥似渴，当然当时读书只是凭兴趣，没什么功利心。大段的叙述我不喜欢，读书总是挑选喜欢的片断，比如《欧阳海之歌》专挑小海的童年生活读，《红珊瑚》则反复咀嚼对敌人的描写。
四年级，老师布置了一篇题为《雪》的作文，我当场写完交给老师后，她竟大声叫好，井推荐给少年宫去展出。一个默默无闻的女孩就因为从书中得到养料，一下子成为全年级瞩目的作文尖子。老师姓祝，很仁慈，特意找了我父母，郑重地谈了她的发现，在那时，父母们并不考虑培养孩子，成名成家，祝老师的谈话使我父母隐约感觉到将来家里可能要出个文科大学生。
母亲开了书禁，只是每早她都叮嘱我看书前要洗净双手，不可在书上按出黑手印，弄得我看书时格外提心吊胆，担心会出手汗。母亲借回的书没有明确方向，古今中外的小说都有，所以我也读得很广，遇到生字就用力猜，或干脆跳过去。像一些当代小说《风雪》、《山乡巨变》、《青春战火》我都读得滚瓜烂熟；外国小说像《青年近卫军》、《简爱》、《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不仅生词骤增，生活场景生疏，就连人名记起来也有障碍，只能发明土办法：罗彻斯特就叫成罗。有时母亲考我，发觉我连人物名称都说不全，不禁大笑起来。
我真正接触儿童文学作品却是稍后的事，那时我已是公认的作文尖子，校方奖给我一张少儿图书馆的书卡。我借的书很杂，民间传说、歌曲本、教心算迅速的书都借，但借得最多的是童话和小说。那时我特别喜欢《苦儿流浪记》，很想自己也成为苦儿：历尽不凡的坎坷，颠簸着寻到美满和幸福。中国小说中，我当时狂热地迷过胡万春的《过年》和《骨肉》，这些小说我精读到了能背诵的地步，有些细节事过二十年我仍能点点滴滴复述。后来，我还喜欢过任大霖的《童年时代的伙伴》，很留意其中的情致和氛围。
紧接着，"文革"开始，图书馆也封掉了，几乎所有的好书都列为禁书。闹书荒的日子，日子真不易打发。一次弟弟从垃圾箱里找到一本民间故事集，很破，但我们用厚纸板把它弄成"精装"，以它为资本和同学交换书看，像《傲慢与偏见》、《红与黑》、《高老头》这些名著都是这时候读的，书少时间多，因此读得一字不漏。
进中学后，议论文很走红，我又专攻议论文，范本就是那本家中的《列宁主义万岁》，那本书激情昂扬，措词辛辣；因此我当时的文风也颇为锐利，被老师和同学誉为“秦克思”。毕业前夕填表，我毫不犹豫地在“有无特长”这一栏，填上“擅长写作”，那时的自我感觉真是好极了。
初中毕业后，我被分配到大兴安岭林区当代木工，这对一个从未坐过火车的上海女孩来说简直太严峻，十六岁多点的我有些胆怯，有点恋家，幸亏那本装订一新的“拳头产品”：我收集了小学中学最满意的作文，它让我为自己壮胆——有本事的人走遍天下都不怕。
初到林区，恶劣的气候，力不从心的重体力劳动，加上周围的朋友有的出工伤、有的患重病，我的脚趾和脸颊也被严酷的冰雪冻伤；那本作文集则在一场大火中化为灰烬。那里交通落后，深山老林书报都难寻，业余时间唯一能做的快乐事就是写家信和记日记。我的家信写得很动情，父母每每回信称赞我写得绘声绘色，这使我信心倍增。
不久，我把连队的一则见闻写成小故事，寄给当地的一家报纸，寄出后，我就眼巴巴地盼着见报，暗想，报社是不会拒绝一个作文尖子的，结果，稿件被退回，还附有编辑的信，他建议我看一些哲学书。
我大受启发，将过去冷落的一些知识性的书找出来，像《社会发展简史》、《反杜林论》、《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还读了许多鲁迅的杂文和比较浅显的古文，如《古文观止》等，读这些书感到有些深奥，一遍不懂就读几遍，还把心得和疑点笔录下来。这一习惯有助于我知识的积累和写作能力的提高，它让我对有兴趣的书进行深深浅浅的研究，同时，遇上好的论点和精彩的描绘我也就迫不及待地吸收。这种做笔录的读书习惯延续至今，因为它已使我得到最大的实惠。
我现在读书仍有热情，但紧迫感不如当年，很可能是因为现在的生活内容复杂繁琐，读书只占其中的一份，而在我的青少年时代，读书是我全部的生活乐趣。
常常收到少年读者的来信询问我的成长道路，有的让我开列书单。其实我的读书之路过于泥泞，现在完全可以走捷径。名著是一种财富，读通了它们，世界的真谛、生活的原则便掌握在手，而且文学的素养对人生有着不可估量的力量，连名著都没接触多少的人绝不会是个精神丰富的有涵养的人。但有时，书可以读得广一些，文理百科，天上地下，开卷有益。我总想，一本书能得以出版，总有道理，总有长处，即便立论荒谬，也能看看其如何自圆其说。一方面，要有读万卷书的气魄，另一方面读书要分粗读和精读两种，粗读只是一般地翻阅，开拓思路，增加见识；精读则一丝不苟，作笔记，深思磨，做有心人。
至于有人问我为何要写儿童文学，我觉得这个问题还是有些难度的，因为我在开始儿童文学创作时，没有很好地想过这个问题，而是自然而然地选择了这条路。当时，有许多条路可选择，但我没有犹豫。从开始儿童文学创作到现在，已经十年了，我只能回顾当时的情景，来推想当年为何要开始写儿童文学。
首先，我觉得之所以写儿童文学，是因为我很喜欢孩子。小时候，我就喜欢比我更小的孩子。这也是一种缘分，一种天性。后来，生活经历又决定、加强了我与儿童的关系。我上小学时，发生了“文化大革命”，我十六岁就去黑龙江“上山下乡”，那是个寒冷而又偏僻的地方。二十岁时，到当地一个小学去教书。我带一个一年级的新生班，有五十个学生。因为文化落后，那儿的孩子基础很差，比如说，让他们把书翻到第一页，但没人知道什么叫“第一页”，没有这个概念，我只能轮番走到每一个座位上，告诉他们什么叫“第一页”。那几天冷，孩子冷得常跑厕所，有时就要提醒他们，否则就会尿湿裤子，有的孩子甚至还不会系裤带，需要我的照顾。总之，这使我能跟这些孩子朝夕相处。同时也发现了许多成人与孩子的差异。有一次，我给一个学生补课，他有些字不识，碰到了障碍。我问他：“为什么书上的字你都认识，而黑板上的字你却不认识？”他说：“你的字写在黑板上就大了，不像字了。”后来，我留心了，有些孩子识字，是把字当成一种图画来识的，于是，我就尽力把字写得小一些，不想，这却成为了习惯了。我教了他们五年，从一年级教到六年级，天天在一起，我变得很熟悉人的童年了。本来，我童年体质弱，很敏感，那时积累的东西到了成年却逐渐疏远了，而那些孩子，又唤回了我当年的感受，当时的那种恐惧，那种幻觉重新袭上心头。我感受到，儿童期的感情其实是非常丰富的，但能力却达不到，力不从心，因此就总有种不安全的感觉。我甚至想起小时候，跟大人说话时，我总是站得很远，靠在墙边，因为仰脸看大人的脸总是很累。后来，我回上海了，临走时，我的学生都跟着火车跑，追着我。这一幕我回城后总也忘不了。有一次，我试着写了一篇小散文，抒发自己的感情、思念，后来，稿子去给一个朋友看，他说：“这是儿童文学么！”后来我把那篇散文写成一部中篇小说，它便是我第一本小说，写的就是那些令我念念不忘的东北的孩子。
除了爱孩子这个因素外，我还时时感觉到儿童迫切需要儿童文学，这也是鼓舞我不断写下去的动力。如今的孩子是每家只有一个，父母都把全部的希望寄托在孩子身上，孩子压力很大。比如，我刚新搬了家，刚去时，我感到奇怪，因为哪一家的门都关得紧紧的，门外装着铁门，无声无息的，好像都没有孩子。时间久了，才发现，其实哪一家都有孩子，只是父母不允许他们出来。有时，一个孩子在走廊上大声叫一声，就会有别家的孩子不顾一切地跑出来看，这时，双方的家长都把自己的孩子叫回去，一边训斥几句。有个朋友，她的孩子五岁了，过生日时，她很想请些小朋友来参加，可她的女儿没有朋友，而且，周围的成人们都不愿让孩子到别人家去参加活动，都那么谨慎。最后，她只能打起“生日快乐”的横幅，买了玩具，但是，孩子仍很孤独。在这种境遇中，孩子在家里可以看电视、做智力游戏，还有就是玩具和故事书，我们无法改变这种总的局面，但我们可以写出各种故事来，给我们寂寞的童年一点消遣，一点温暖，一点快乐，一点他们所需要的东西。
除了上述两点，还有另外一个重要因素，那就是，儿童们的反响鼓舞我一直写下去。我写了八年，大约写了一百万字。最近几年，几乎天天会收到孩子们的信，大量的是中学生来信，这个年龄喜欢结交人，有了交际能力。他们谈各种事，也谈对我作品的看法。有个女孩，十六岁，看了我的小说后，坐了两夜的火车，瞒着家里，跑来投奔我。其实，她是很幸运的，她的村子里就她一人考取了县护士学校，大家都很器重她，但她进了学校后，遇到点小挫折，感到谁都不能理解她，以为惟有我能，所以就千里迢迢赶来了。她在上海住了一周，我们长谈了数次，后来她回广东了，临走，她说她一点也不后悔跑了这么一趟，并且答应说，一定好好生活。我对此很有感受，那个年龄有自己特有的敏感，脆弱，特别需要光明和希望。看不到希望，便什么傻事都会干的。我想起自己的十六岁，已去黑龙江谋生了，去的时候，正是冬天，气候达到零下四十度，我们住的是帐篷，四面透风，有时半夜断了柴，帐篷中的空气冷得快凝固了，连热水瓶里的水也冻住了，我们往往要整夜地在帐篷内跑动，才会不至于出意外。刚去时，我们都在山上伐木、抬木头，干着力不能及的重体力活。我们同去的伙伴就有被木头压死的，葬礼上，我们都没有流泪，而是猛吹口琴，唱热情的歌，鼓舞自己和同伴勇敢奋斗下去，后来果然没有人因此当逃兵。当然现在看来，那时的行动有些幼稚，但我至今仍觉得人需要一种精神，一种对磨难、不幸的坚韧的抵抗力。记得我们那时，收不到电台，没有电视，报纸要一周后才能送到，但是，我们同样能寻找到希望。每天清晨，有一列火车从我们这个地区开过，这是列南行列车，不刮风也没有狗叫的时候，能听见火车隐隐约约的嘶鸣，于是，我们早早坐起，听着那火车呼啸而去，相信一切都会好起来。而今天的少年们，就缺少这种东西。后来，我把自己十六岁的经历写成了长篇小说，叫《十六岁少女》。
我觉得，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位置，都有自己的喜欢与不喜欢，有自己的不同才能。许多人写了几年儿童文学，后来他们不写了，那一定是找到了更合适自己的事情去做了。但是总有一种人，他们适合于搞儿童文学创作，有充分的诚意。就我个人而言，觉得从事儿童文学创作得心应手，是件又有趣又有益的事，同时，又能显示自己特有的才能，这样的好事何乐而不为？所以我不愿歇笔，准备一直写下去。因为世上已没有比从事儿童文学创作更适合我的事情了。
秦文君
一九九六年十一月十九日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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