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对湾源村的分红水平还是满意的，甚至有些意外，因为知道在上海自己的父母亲作为正式职工每个月的工资水平在四五十元左右，之间的差距远没有想像的那样大。不过，对于妇女只能拿六折的工分，而且只有很少的出工机会，他们十分不理解，认为这明显有悖于国家提倡的同工同酬，妇女半边天的政策。只是，无论他们怎样解释，王队长都难以理解，更无法认可他们的观点，最后双方的歧义不了了之。
后来，他们又谈到胡小敏受伤的事，问有没有病假，病假如何计算工分以及治疗费报销等制度。王队长对他们这些古怪的问题很是不解，只简单地告诉他们说，生产队里从来都只计算每个人的实际出工，有一天算一天，缺一天无一天，别说是病假，即使劳动过程中出现意外情况而导致的缺工也是不算任何工分的。他们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刚才还觉得彼此之间差距并不太大的想法立刻消失得无影无踪，难以想像今后自己能够在这样一种环境下生活一辈子。他们知道自己的父母亲看病从来不需要自己掏腰包，生病了也会有一定的病假工资，退休之后也是有退休工资的，而这里什么保障都没有，好像他们的生活是建立在一辈子都不出意外，永远都能劳动基础之上，或者那些脆弱的人们是沉没的船只，永远不为人知地消失。他们忽然回想起昨晚在卫生所的情景，一种恐惧感向他们袭来，仿佛自己就是那些风雨飘摇之中的船只，随时随地沉没，哪怕仅仅是一些小小的意外。
良久，他们依旧沉默不语。
王队长告诉他们一会儿就出工了，如果上工的话得赶紧准备，说完之后走开了。
胡小敏肯定是出不了，劝说道：“你们去吧，我一个人在这里没事，而且还可以为你们做饭呢，但做不好的话别怪我。”
程大跃看了看李卫红，觉得胡小敏的话有道理，至少三个人像个家庭似的合起来总比一个人单打独斗的要强，而且，这插队的生活迟早是要真刀真枪地开始的，任何躲避都是暂时的，不说今后一切出路都与自己在农村的表现有关，单说每个人的粮食和插队补助金也不知道是不是能够长久，而父母亲和亲友的资金支持也有限度。
她们很赞成他的提议，这样一来就避免了搭伙在农家的种种不适应，不希望那么近地融入这陌生的世界、未知的地方。一种安全感油然而生，心情也随之开朗了许多。
这时候传来敲击铁片的声音。
程大跃和李卫红来到村广场，此时已经站了许多人，都把他们当成外星人似的充满好奇而又保持距离，一脸的疑惑，不知道他们究竟来干什么。以前曾经有过短暂的跟下放劳动的干部们的有限接触，相信这一次会是同样的结果，只不过，这些半大孩子的到来实在让村民们摸不着头脑。
站在一旁看热闹的还有几个小孩。
他们被人看得浑身不自在，站在远处。这时候队伍出发了，懒懒散散地跟着对干部朝村西走去。他们面对走过来的队伍，下意识地让了让，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这时，王队长领着李福海的儿子做翻译，一起扛着三把新锄头，交给他们，告诉说今天的活是给麦子锄草，并且特别强调这几把锄头是发给他们的，一定要保管好，遗失或者损坏都要自己掏钱买新的。
近距离跟队长交谈，他们才意识到自己身上的衣服太与众不同：不但干净，而且没有任何补丁，只是有些旧。这些都是村民们只有出门作客时才会有的装束。
他们笨拙地跟着李福海的儿子，扛起锄头，压在肩上有点硌，而李卫红就觉得有些痛了，好在衣服穿得多，缓解了许多，但晃动的锋利锄头让他们心生恐惧，仿佛一不小心就会闯祸。小孩自告奋勇地帮他们扛留给胡小敏的那把，告诉他们，村民们的锄头都是自己准备的，生产队从来没有给过，非常羡慕他们能够有这样的特殊待遇。
程大跃尴尬一笑，看了看李卫红，这时已经来到村西口，一棵比村东口更粗大的老樟树威严地站着，高高隆起的根系和粗枝上寄生的短笕都是他们从来没有看见过的景观。他被深深地吸引了，催促了好几次才迈开脚步。之后他们又经过青石板桥，他又几乎走不动了，以前只见过小的拱形桥，如此光秃秃没有任何栏杆的平直的石桥还是第一次看见。低下头看着很深的水时心生些许恐惧，特别是李卫红，闭上眼睛，几乎都要“哇哇”大叫，站在原地不动。小孩看稀有动物似的看着他们，不时地“哧哧”而笑，最后还是颇费功夫地搀扶着她才走出了桥面。那边就有小伙子们在相互打趣，说，以后过桥时一定要走在他们身边，也好有机会摸城里姑娘的嫰手了，而平常就连同村姑娘的手也是没有机会摸到的，妻子几乎是男人们唯一有肌肤接触的女人。
走过桥，他们看见前面的队伍已经到了远处山脚下的那片旱地，今年的雨水不很充足，那些地势高的地只好改种荞麦和小麦等耐旱农作物，聊以弥补损失。
他们敢到现场，今天的任务是给小麦锄草。只见男人们一锄下去，往回使劲一拉，小麦垄子间的土就给松了，草也随之铲断，再往前一推，多数块形土就碎开了，最后用锄头逐个敲碎那些没有碎裂的土块。妇女和老年人在给垄子内的小麦拔草。
王队长安排张春林给程大跃做锄草示范，领着李卫红去拔草。
尽管依旧有语言交流问题，但好在都是直观的内容，没有什么障碍。程大跃依样一锄下去，手上立刻传来激烈的振动，手腕都有些酸痛，但锄头却没有挖到什么土壤。张春林让他停下，比划了半天，他终于明白是因为锄头入地的角度不够，也就是腰太直，手抬得太高。他换了换姿势，锄头理想地插入土中，但一拉，锄柄从手中脱落，人失去平衡，一屁股坐到地上，引来一片笑声。张春林继续示范：将锄头靠在身上，往手掌吐了口吐沫，两手对搓，再紧抓锄柄。他傻了眼，费了好大的劲才吐了点吐沫在手心上，依样做着，感觉很别扭，不过，抓住锄柄时磨擦力明显增加，只是往回拉的时候却怎么也拉不动，臂力显然不够。好不容易拉出来之后，锄头浅浅地拖过土层，直奔他的脚而去，差点铲到自己的脚，再看前面，一小片麦苗倒在地上。张春林直摇头，只好又教他另一种省力，安全但效率很差的方法：免去拖的步骤，每次只锄一点点，代价是腰必须弯得更低。李福海的儿子跑过来，很为他不平，因为那是小孩子才用的方法，等同于还没长大。程大跃并没有觉得被小瞧，因为发现，即使这样干活也还是很吃力，不几下腰就酸了，虎口刺痛，只好休息，引来很多人的目光。他觉得这技术很容易掌握，但体力似乎不是那么容易上来的。
李卫红似乎是技术和腰力活：如何认识麦苗里的杂草并将其拔出来。超过九十度的弯腰，没坚持几分钟就让她忍受不住，而同样翠绿的杂草和麦苗很难分清彼此，特别是在她眼里那些窄叶的杂草和麦苗根本就没有什么区别，恨不得全给拔了，但发现手掌和小手臂上已经在不经意间被划出很多条浅浅的伤痕，辣辣的，有些疼痛。最后她被指派去收集拔出杂草，堆放在田埂上，而实际上这样的流程是可有可无的，因为在这初冬季拔出的杂草很难再扎根生长了。
妇女们先收工回家了。
漫长的上午终于结束，王队长宣布收工回家吃午饭。程大跃有种刑满释放的解脱感，可腰还是站不直，像老头似的前倾着，引来人们嘻笑。他知道，对方把自己看成了累赘，尽管没有明说，而让他更担心的是胡小敏会怎么样，要在田里哭起来的话，这笑话可就闹大了。他口干舌燥，这才发现跟那些人一样整个上午都没有喝过水。
回到胡小敏的房间，他立刻有种回家的感觉：她和早回的李卫红已经烧好了香喷喷的菜在等着他，搭伙蒸的饭也已经端了过来，有房东送的青菜，而且还有鸡肉香，一问才知道是胡小敏从房东那里花了三块钱买了一只阉鸡，漂亮的羽毛还特意留着呢，晒干后一定是做毽子好材料。
程大跃到处找水喝，李卫红说看见他们都直接喝缸里的生水，胡小敏点头同意。但他嘟囔着说自己不会喝生水，她们便又拿他说笑，认为既然要扎根，就应该什么都要学习，身上不能残留上海气息。
不知是因为这种散养的鸡特别，还是由于饥饿，他们觉得这是有生以来最好吃的菜了，风卷残云般全部吃完。
休息的时候他们慢慢恢复理智，觉得照这样吃下去，别说下乡补助和家里支援无法支撑多久，就湾源村恐怕也没那么多的鸡给他们吃，合计着如何节俭地过以后的日子，从来没有过的当家体验。他们又说到农活的劳累，底气明显不足了。不过，他们还是支持三个人一起吃的最初方案，彼此之间有个照应，也能有家庭般温暖。
看着胡小敏忧郁的眼神，他猜想李卫红已经跟她说过农田里的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