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车在辽阔的大地上，向中国的大西北奔驰着。成远坐在车窗边，视线空茫；心绪如同窗外的景物一样不停地旋转。他想到金一臣、余醉纯、女会计，还有廉萍……
当他想到魏明时，不由得一声轻叹：“唉，真是日久见人心，患难见真情哪！”
一周前，魏明听成远说要到西藏去，十分高兴。他以为这是老朋友走出自闭心理的开端。他帮他准备行装，给他买了一张到西宁的卧铺票；临行前还硬塞给他三千元钱。
“算我借你的，成不成？”魏明对成远说，“这大半年你光出不入，手里花得已经没几个了。拿着吧，俗话说：穷家富路嘛。”
“哎，”魏明又从包里取出一只厚厚的，封好口的牛皮纸袋，“我有个朋友在拉萨，你帮我把这个捎给他。地址和联系电话都在信封上写着哪。哎，一定要带到哟，很重要的！”
成远看一眼信封，惊讶地问：“野马？”
“是，我们是上美术学院时的同学，关系特好。我这哥们儿其实叫叶旭华，这是同学们给他起的外号，他还挺喜欢，后来他参加工作，给人家的名片上都印这名。”
离京的前一天，成远也交给了魏明一只封好口的牛皮纸袋。
“如果我有什么意外，就请把这个交给我父母。”
虽然成远是摆着笑脸以十分轻松的口吻说出的这句话，魏明依然瞪大了眼睛。为了打消老朋友的疑虑，成远解释道：“我看过几本西藏游记，都说那里很危险：高原缺氧、高原反应，得感冒都会要人的命。很多人去西藏前都是这样做的。”
魏明皱着眉头接过信袋，异常严肃地注视着成远说：“注意安全，一定要回来！”
成远垂下眼皮，他根本就没打算回来，再也不想回到这伤心之地。他以朋友可以接受的理由留下了遗书。想到这儿，成远的嘴角泛起一丝不易察觉的苦笑，心头却平添几分莫名的悲壮。
“我跟你说，他是这么回事儿……”
说话声音挺高，打断了成远的思想，他并没有动，一听就知道是对面铺位上的那位先生。他有个同伴，在上铺。刚一上车，成远便注意到这两位旅伴了。他们都身穿摄影背心；背着摄影箱；带着三脚架——当然，它们都套在黑色的帆布套里，但是成远一眼便能认出来。
“真专业，肯定是两位摄影家。”成远想。
他此时对“摄影家”的概念是含糊不清的——似乎只要是这样一身装备就是摄影家。他还不知道，在中国，“摄影家”名号是要通过有关部门评审并认定的——这个“有关部门”就是“摄影家协会”。穿摄影背心、背摄影包、扛三脚架的人，有的可能是摄影家，有的可能仅是摄影爱好者。凑巧的是，成远对面的这两位都是摄影家协会的会员——他们是名副其实的摄影家。
若是从前，成远非得找机会搭话不可——他爱好摄影，却苦于摸不着门道。他会不失时机地向他们请教。无奈现在心灰意冷，对任何事物都失去了兴趣。然而，他还是渐渐地被他们感染了。
显然，这是两个乐天派。他们总是在热烈地聊着。不时发出爽朗的笑声。从谈话中得知，他们和成远一样，也是头一回去西藏。年轻的称年长的“老杨”——想必他姓杨；年长的叫对方“大包”——没准儿姓包。
此刻，那两位搞摄影的在争论着什么：
“这张片儿肯定是叠印的。”听得出，这稍缓的音调是那位下铺老杨的声音。
“不对，不对！我跟你说，他是这么回事儿，”这大嗓门儿的是三十多岁的年轻人，上铺，“叠印的照片发灰，你看这片子多透亮哪！肯定是二次曝光完成的。”
“哎，看看这是谁拍的。”
“钱——蜀——生，噢，他呀！这老家伙特会玩儿这一套。”
“嗯，他拍风光有点儿邪的。”
成远转头看到他俩正在捧着一本摄影杂志，逐一议论刊登的照片以及发表作品的作者。
西藏，遥远的西藏。从北京出发的列车最远开到西宁，再从西宁到格尔木；再往上就没有铁路了，必须乘汽车，哩哩啰啰要走一个星期。据说坐飞机很快，从北京起飞到成都停一下，然后飞越天险，直抵拉萨，最多两天。但是坐飞机费用高，而且看不到沿途的风光。还有更重要的，说是直接飞上去高原反应比较剧烈，走陆路上去，海拔逐渐升高，身体容易适应。
从北京到西宁，列车要跑两天一夜。抵挡不住对面投过来的热情，成远和两位摄影家成了熟脸儿。即便如此，成远的话也还是很少，往往是对方问到，他才应一句。
“喂，这位朋友，你也到西藏去？”
“嗯。”
“看你行李这么少，不是去旅游吧？”
“呃——去看朋友。”成远只能这样支应。
“有朋友在西藏？太好啦！你朋友是在拉萨吗？他在那里干啥？……”
他们总是有好多的问题，问得不会编瞎话的成远脸直发热。为岔开话头，他跟他们要过那本杂志，将头埋在书页里。成远注意到对方曾经争论过“是不是叠拍”的那张照片。很美，是一幅长城夜景：突兀的山峰上耸立着敌楼，左上方墨蓝色的天空中有一轮皎洁的满月。照片下的作者署名：钱蜀生。成远爱好摄影，但对摄影界的事儿知之甚少。也许正因为如此，才让他联想起一个人：“是不是他？去年，大兴安岭——教育旅社，那位摄影家也姓钱。当时没问到他的名字。”接着又连连摇头，“天下之大，摄影人之多，哪儿会这么巧！”
从西宁到格尔木，火车又得一天一夜。转车的时候，成远和两个摄影家搭上了伴儿。摄影家们很热情：“来，跟我们一起走吧。路上也好有个照应，艰苦的道儿还在后面哪！”成远不怕艰苦，根本就没打算回去。可是他愿意跟摄影家们在一起，他感受到了这些年来从未有过的顺畅。于是一同出站，一同买票，又一同进站；卧铺还是在一起。
这一夜，睡眠状态有所改善。虽然合眼后，大脑还是翻江倒海地混乱，但凌晨时，竟沉沉地睡了过去。
醒来的时候天已大亮。车厢里很静，偶尔有人走动，大多数旅客还都躺在铺位上。曙光照进车窗，形成一排有规则的红色。成远发现，那位姓杨的摄影家正站在窗前，注视着外面。他手捧照相机，脑袋随着景物的移动而有规律地来回偏转，照相机的背带套在脖子上，时而将照相机端起来按动一下快门。爱好摄影多年的成远还是第一次如此接近地观看摄影家工作。
“不知什么时候他就站在那里了，”成远思忖，“难道摄影家就是这样搞创作的？”
到达格尔木的第二天，三人便搭上了去拉萨的卧铺大巴车。
车挤得很满。其他乘客中除去一个裹着藏袍的中年妇女、两位穿军装的和三个带了大背包的旅游者之外，都是些农民。旅游者两男一女，十分年轻，看上去像是大学生。躺在成远旁边铺位的就是他们之中的一个小伙子。农民们衣服破旧，灰头土脸；每人一个用编织袋包裹的行李卷。一看便知，他们是去拉萨找工作的。一路上听说，在拉萨城里打工的四川人特别多，听他们说话还真的都是四川味儿。成远注意到，他们的衣服都很单薄。青藏高原的夏季可不比你们四川老家啊，有时大白天就可能飘下雪花；到了夜间，更是寒气逼人。出发时，魏明硬往成远的大背包里塞了一件羽绒服。看来魏明是正确的。现在，那件红色的羽绒服已经套在成远身上。可那些农民中竟然还有穿短袖衫的，莫非他们身体真的很棒，抗冻？魏明还给准备了很多药品，不止一遍地嘱咐：“千万不要得感冒，若是有感觉，就马上吃药。在那边感冒是要命的病！”那两个摄影家的朋友也是这么嘱咐他们的——真就那么玄吗？
大巴车里的卧铺有上下两层。成远在上铺；那两个摄影家都在下铺。成远侧转身，将脑袋向下，看了一眼他们。发现他们也都套上了厚衣服：巧得很，都是羽绒服，都是红色。他们都在那里闭目养神，像是宇航员在飞船舱里准备上天。上车之前，他们做过一番准备工作：每人买了一罐氧气——细长的铁罐好像灭蚊用的喷雾器——在格尔木随处都可买到；另外还不由分说地往成远的上衣口袋里塞了一个拇指大的药瓶，认真地说：这段路程比较艰苦，我们要翻过海拔五千八百米的唐古拉山口。要知道，海拔四千五百米人类就不能永久居住了，海拔五千米以上就是“生命禁区”啦！现在我们每个人的上衣口袋里都有一瓶速效救心丸，如果谁意外晕倒，其他人可以立即施救。成远感到了温暖；同时他又在想：他们的准备实在充分，不知查过多少资料。
天黑时上的路。大巴车在黑暗中呼呼地奔跑。根本无法入睡。从颠簸程度上判断，公路还算平坦。车头那边有一只小灯泡发出微弱的光线。除了司机座上的那位黑脸大汉在全神贯注地工作外，其他人都睡着。另外还有一个司机和一个负责票务的女乘务员。两个司机轮换着开，歇人不歇车。听他们说，就这样昼夜不停地开，也要跑三十多个小时才能到达拉萨。也就是说需要两个黑夜加一个白天。成远听出，在马达声和鼾声中有轻微的叹息；到后半夜，黑暗里又不时传来咳嗽声。大巴车的铺位又短又窄，成远只能蜷腿躺着。浑身发紧，脑袋也开始一跳一跳地痛起来。
终于熬过了头一夜。大巴车停在路边稍事休息，给乘客一些时间去方便。窝了一宿的成远巴不得到外面伸伸腿脚。不料刚走几步就感到气儿不够用，大口喘息，心狂跳起来。头一直就是昏昏沉沉的。有几个四川农民正蹲在路边，他们发出的呕吐声引得原本就感觉不适的成远干呕起来，呛出满脸的泪水。
成远定定神，四下里寻找。看见那两位摄影家在六七十米开外的地方，正端着照相机四下里拍照。
高原的早晨清冽无比，墨蓝色的天空掩映着雪山的白冠，絮状的白云静静地缠绕在近处的土丘上。远远近近分布着几个水泡子——有的也许是筑路取土留下的积水坑——它们都是那样的蓝，那样的静。极目之处，除了脚下黑色的公路和路边的电杆，再没有任何人类生存的痕迹。成远油然感发悲怆：啊，天是这样的近，那儿就是我此行的目的地。将此身融入这样深邃的、没有一丝纤尘的蓝天里，足矣！
“嘀”，汽车喇叭响了一声。旅客们开始慢慢地向大巴车聚拢。成远走在后面。不想过早地上车，给清凉的空气一吹，感觉似乎好了许多。
两个摄影家赶上来。
“喂，伙计！”大包叫住成远。
成远转过身，没有吱声，只用眼睛提出疑问:有事吗？
“给，把这吃了。”大包的手里捏着两粒药片，“感冒药。”
“我没病啊。”成远疑惑不解。
“知道你没病，吃两片，预防一下。”
“预防？”
“呵，预防。你没看见，车里的那个四川人病得挺重。”
成远心头一热，顺从地接过药片。
“唉！”大包重叹一声道，“这些农民真够可怜，他们这是在玩命哪！”
三人上了大巴车。由于有了提示，成远立刻就看到了那个患感冒的四川农民。他的铺位在最后一排。正裹着一床棉被坐在那里，旁边有几个老乡，有的搀扶，有的捶打后背。病人流着清鼻涕；咳嗽声很深，似乎是从胸部深处吃力地顶出来的；脸通红，不知是喘不上气儿憋的，还是发烧烧的。
一位解放军正大声跟他们说着什么，成远上车后听到末尾几句：
“……这样太危险，再往上走是要出人命的！再开两个小时左右就到沱沱河了，那里有个小镇，你们最好在那里下车，赶紧给他治疗。”
沉默。没有人回应解放军的建议。农民们的沉默，实际上是一种无声的抵制。他们不愿意中途下车，车票钱是不退的；不能把病人独自扔在半道上，但是又没有人愿意去陪同，再扛上二十四小时就到啦！
成远爬上自己的铺位。躺在边上的小伙子用下巴冲着下面指了指：“在格尔木等车时我跟那个解放军聊过几句，他是驻藏部队的军医，这是刚探亲归队……”
“我吃过药喽，莫的事。”听那艰难的发音，就知道是病人说的。
另一个军人侧着身，顺着狭窄的通道挤过来，帮助做工作，他说：
“这是我们连队的军医。进藏快十年了，对高原病很有研究，别不信他的话。”
沉默——依然是无声的抵制。片刻，又是那个声音；还是那句话：
“我吃过药喽，莫的事。咳，咳……”
“唉，没法子沟通。”边上的小伙子低声感慨，“没准儿那农民还以为当兵的怕传染呐！”
解放军摇着头，回到前面自己的铺位。
大巴车开动了。向前，海拔高度越来越高；向前，距离那个可怕的制高点越来越近。沱沱河过去了。成远看见，经过沱沱河时，军医坐起身，回过头来长长地看了病人一眼；他在用目光问讯。然而，没有回应。他轻轻地摇头，躺下——再也没说什么。
雁石砰过去了。海拔高度已经升到四千八百公尺左右！病人的咳嗽少了，急促的喘息夹杂着痛苦的呻吟。成远觉得那声音特别揪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