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桑拿天”中蒸了两月有余的北京，终于迎来了初秋的九月，虽然每当晌午“秋老虎”仍在发威，但毕竟在一早一晚的时候可以喘上几口略带凉意的空气了。
九月是开学的日子，新老学生们各归各自的课堂，展开新一轮的修炼。这天，成远迈进大学校门时，肩头挎着一只鼓鼓囊囊的摄影包。若是从那次去大兴安岭出差开始算起，成远的“摄龄”已三年有余。考入大学图片摄影专业，他揣着一份自信：在这样一个新组成的四十人的班级中，无论怎样，自己也算是个“带艺修行的和尚”，正因为如此，他才应承了老师提出的要求。但是，当成远走到教室前面在黑板上写下自己的名字时，已经全然没了底气。他后悔，此前老师找自己谈话让自己出任班长，自己怎么就答应了呢！
刚才，班主任老师宣布完分组并给大家介绍班组长时，成远方才知道这个班级里带艺修行者大有人在，真可谓山外有山，和尚堆儿里有高僧。仅这四个组长就十分了得。一组长：在航空公司宣传部负责摄像；二组长：电视台副编导；三组长：他这是第二次上大学，在先前就读的那所工科大学里曾经担任过校摄影协会主席之职；四组长：……啊，就是许漠龙——两年前相识的时候，成远曾经对他羡慕得发晕，一口一个许老师。今天他竟成了自己的同窗。刚才乍一见面，几乎没认出来，他蓄起了胡子，很有股西部牛仔的劲儿。
老师怎么会知道自己的情况呢？不用说，肯定是他告的密。许漠龙一年前来北京，上过一个短训班，跟老师熟。
通过老师的介绍，成远对许漠龙有了更多的了解。原来他曾因拍摄野生动物为环境保护作出特殊贡献而上过报纸！好多年前就已经加入摄影家协会，换句话说，他是组织承认的摄影家。
“下面，”班主任在例行事项讲完之后提议道，“我们欢迎班组长们依次上来，给同学们做自我介绍！啊，我们也来个老鼠拖扫帚——大头在后，哈哈，一组组长，上！”
组长们依次上台，当许漠龙做过自我介绍后，有人提问。
“刚才听老师说，你是摄影家协会会员。我想问的是，既然你已经是摄影家了，干吗还要来学摄影呢？”
问话的是一位女同学，她提出了许多同学心里的疑问。她那略带南方味儿的普通话引起成远的注意。成远坐在后排，当他抬头再看那女生的背影时，不禁心里一惊：“难道是她？”成远赶紧翻看同学名单。刚才班主任老师点名的时候，成远走了思。啊，真的是她！成远在名单里看到了一个熟悉的名字：武姗姗——正是在南方认识的那位热情开朗的姑娘。
许漠龙回答：“是这样，年轻时由于时代的原因，错过了上大学的机会，这一直是我的一块心病。现在我有了可以自己掌握的时间，所以首先想到的就是圆梦——上大学！”
走上讲台的成远看见下面坐着的武姗姗正仰着头，冲自己作鬼脸儿。为稳定情绪，他稍稍顿了一会，等大家安静下来后方才张口说话。
“同学们好！首先我要感谢老师对我的信任，我很荣幸有这样一个为大家服务的机会。不过我要申明，我这个班长是临时的，其实本人能力很有限，赶鸭子上架，哈！若是同学们不满意，下学期咱们在相互熟悉的基础上再进行民主选举。”
“成，就这么着吧！” 武姗姗大大咧咧地喊了一句。
没有人反对。明摆着，世上没人不想争官捞权，只有这学校里的班组长最无功利可言，只是为同学们多操一份心、尽一份力。
成远点点头继续说：“哦，简单做个自我介绍，我的名字叫成远……”
自我介绍的确简单，几分钟便结束了。成远看着下面：“好，关于本人，诸位同学还有什么想要了解的？”
“请你讲讲，你最早是怎样接触拍摄的，好吗？”问话的是三组长，那位曾经的大学生摄影协会主席。
成远点头，微笑变得深沉，“说起来，我最早接触照相机还是在五七干校的牛棚里呢。那时我才十二岁。”成远捋了把头发，欲言又止，“嗯，关于这个，如果大家想听，我也很愿意跟同学们聊聊。不过说起来话长，待会儿还要上课，不好占用过多的时间。好在咱们接触的时间还很长，以后肯定有机会，好吧！”
新任班长成远本是个很有灵性的人，然而他的少年时代却完全被那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的烟尘所蒙蔽。
“文化大革命”爆发不久，成远的父亲就被扣上了“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高帽子。一九六九年，父亲流放到江西“五七干校”，父母带着十二岁的成远，一家三口同去接受劳动改造。不谙世事的少年并没有感到那是一次人生劫难，他平生第一次坐火车、乘渡轮，一切都是那样的新鲜。
也记不清走了多少日子，反正最后的交通工具是渡船。
一天下午，妈妈一手搂着小成远一手指向岸边，说：“咱们到了，看，叔叔阿姨在迎接我们呢！”
小男孩新奇地睁大双眼，果然，堤岸上有许多拿着劳动工具的人在向自己招手。可是他感到奇怪，“妈，他们都是非洲黑人吧？”
母亲没有回答，露出苦涩的笑。
接近了，下船了，走近那些“黑人”了。爸爸妈妈亲热地和他们握手打招呼。男孩儿定睛看去，啊，净是些熟悉的面孔，原来都是和父母同一个单位的叔叔阿姨呀！他们仅仅早来半年。“五七干校”无异于强制劳动改造的劳改营。半年时间，这些“黑心的坏分子”已经让南方的骄阳彻底改造成了表里如一的“黑人”。
“干校”有八个农场大队。正值建场初期，人们都住在临时搭的茅草房里。
大队部的房子和农场其他的房子一样，四根木桩撑起一个茅草顶，四面透风。最大的区别是，这屋里摆着一个三屉办公桌，桌上摆着一台手摇军用电话机。
“大队长，上级又有什么指示？”刚刚走进门的书记见队长撂下电话，直着眼睛问道。外面下着不大不小的雨，书记一身精湿。
大队长眉头拧成一个疙瘩，看着从屋顶串串下落的水滴，硬声硬气地说：“这哪儿是房子，根本就是个窝棚！雨季马上就要到啦，这泥巴草棚不经水泡，到时候是要出人命的。咱们建房的进度一定要抓紧！”
书记擦一把脸上的雨水，“我刚从营建连回来，现在最大的困难是材料供应不上，尤其是砖瓦。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呀！”
“是啊，蚂蚁搬山，谈何容易！”大队长表情凝重，他知道困难的所在。思考片刻，然后抓起一件雨衣，招呼书记道，“光在屋里干着急，没用。走，咱们上现场去看看。”
提起大队长所说的“蚂蚁搬山”，这阶段，整个农场没有一个人不为此犯愁的。农场是围湖造田产生的，临水便是大堤。盖房所需的砖瓦要从很远的地方用船运来，卸船后，再由“劳改犯”们像蚂蚁搬家一样用双肩挑过高高的堤坝，然后装车运往建房工地。大堤又高又陡，这些握笔杆子搞科研、搞教学的知识分子居然要肩挑重担往返于堤坝两侧。上坡全力上拱，气喘吁吁；下坡重心向后，两腿打颤。然而谁也不敢懈怠，大家你争我抢比着干。一天下来累得没了魂儿，饭都懒得吃。
现场上空气沉闷，雨水和着汗水，沉重的脚步和着沉重的喘息。还有吭哧吭哧的声音，说不上是劳动号子还是呻吟。
成远的父亲终于又一次登上了坝顶，放下担子直直腰，积蓄下坡的力量。忽然，他看见了儿子。儿子和几个小伙伴也在挑砖！老成不禁一阵心痛。
“成远！”
“哎！”小男孩跑过来，“爸，有事吗？”
“回去吧，你们小孩子没有劳动任务。天下着雨，别淋病了！”
“没事，大队长叔叔不是说添只蛤蟆多四两力吗，赶紧把房子盖好，我们就有新家和新教室了。”
“成远，成远……”那边传来小伙伴的喊声。
“爸，我们正比赛呢，我去啦！”
大队长和书记站在大坝顶上，看着那些“搬山的蚂蚁”，不禁忧心忡忡，“这么一担子一担子的挑，啥时才能运完哪？”
“能不能请求上级增援？”
“哎，农场刚刚建立，每个大队都在抢建营房，都卡在这道坎儿上，谁增援谁呀？”说着，大队长脱下雨衣，拾起一根扁担，“来，身先士卒，咱俩也挑上几趟！”
高高的堤坝，空手登上去都要气喘，何况身负重担。大队长行伍出身，吃过苦，可几趟下来，也累得腰酸腿软。突然，他被一阵孩子的欢呼声所吸引。
“啊，成功啦！”“咳，真好玩！”……
书记摇头，“这帮孩子，成天就知道疯玩。”
大队长摇头，“唉，也怪不得他们。咱这里连个学校都没有。这坝上有危险，让他们回去……”
这时，兴冲冲地跑过来一个“劳改犯”。
“报告大队长，有办法啦！”
“什么，什么‘有办法’？”
“砖，运砖有办法啦，速度可以加快一倍呀！”
“啊？！”
大队长简直不能相信自己的耳朵。然而，更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这办法出自于那些小孩子。
小成远和伙伴们比赛，是想帮帮大人的忙，同时也是在草棚里没事，憋得慌。可两趟下来，就不觉得好玩了，他岁数小，根本比不过别的孩子，于是撇下扁担，开始到处寻摸。突然，他冒出一个主意。
“哎，不比了，不比了，我想出一个好玩的。”
“什么好玩的？”小伙伴们听说有好玩的，纷纷围拢过来。都知道成远经常冒出些好玩儿的鬼点子。
“咱们让砖头坐滑梯！”小家伙语出惊人。
“滑梯？”
“你们看，这大坝上不是有很多工字钢吗?咱们把它对起来，铺在坡上，把砖头放上去，让它们自己滑下去。”
这个主意果然有效。看着砖头一溜烟儿地从坝顶滑到坝底，孩子们一阵雀跃。
“这是谁家的孩子？”队长问。
“成校长，噢，老成的，他叫成远。”书记答。
“嗯，这小子，人小鬼大，真是个‘小点子’！”队长笑着点点头，他意识到这项发明的重要性。随即手一挥，命令道，“快，叫几个人来，多搭几条滑道！”
很快，“干校”所有的八个连队在三天之内全线推广了小成远的“偷懒发明”。人们把砖头挑上坝顶之后，只需将它们放入滑道即可，省时省力，大大提高了劳动效率。成远因此得了个外号——“小点子”
生活是艰苦的，蔬菜奇缺，经常是糙米饭拌酱油果腹；茅草房里潮湿闷热蚊子成群，地上铺了稻草便是床铺。没有学校，小成远和伙伴们一起白手起家，打地基扎稻草和泥巴建校舍。
有道是：“少不言愁”，成远从未苦闷消沉过，一有时间就坚持画画。正是在那个风雨如磐时期，成远接触到了摄影。
发配到这里来的大多具有很好的文化艺术素养。政治的压迫、生活的苦难和劳作的疲累，并没有泯灭他们对生活的追求。水田边的一支横笛，吹出一曲革命歌曲，茅屋里的一把二胡，拉出一段“样板戏”。小强的家长居然带了台照相机！这个集光学、传动、阻尼等诸多系统于一身的小机器，勾起成远极大的兴趣。
“这怎么玩儿呀？”他赖在小强家问这问那。特想把这台机器挂在脖子上，到外面转一圈，拍出照片来。可人家舍不得。
“我们家可没有胶卷，”小强摇着头说，“好多人都想借呢，我爸说了，谁有胶卷就借给谁。”
是呀，在那样一个偏远孤立的劳改农场，怎么会有胶卷这样的奢侈品供应！有枪没子弹，这可怎么玩！
小强还冲着成远犯坏，“你不是‘小点子’吗？想个点子呀！”
没想到这事儿还真没难住小点子。半个月后的一天中午，小强正在家里打瞌睡，被一个人给摇醒。睁眼一看，是成远。
“小点子，干啥么，人家正睡着呢……”
“哎，”来者一脸神秘，压低声音说，“给你看样好东西。”
“啥好东西？”小强一骨碌爬起来，不知小点子又出了什么鬼花样。
只见成远变戏法儿似地从口袋里捏出一个拇指粗的黑纸筒。
“胶卷!”小强傻了眼儿，“哪儿弄来的？”
其实很简单。就连很多伟大的发明也是如此，当发明者道破玄机之后，很多人会一拍脑袋说，咳，原来如此，我怎么就没想到呢！
小点子只不过是利用了一下邮政系统而已。他托父亲写信向北京的朋友求助。于是，一只小小的邮包便送到了成远的家里。包里盛着两卷120胶卷，甚至还有洗照片的药粉！
“咳，这样啊，我怎么就没想到呢！”小强恍然大悟，继而履行诺言，取出那台宝贝机器。
“照相去喽！”两个小男孩飞也似地跑出家门。
小点子这回可是开了荤，一下午，十二张底片，他用掉了十一张。把个小强馋得直冒火。最后，小点子法外开恩。
“这是你家的照相机，得，让你照一张吧！”
然而，他平生所拍的第一卷“作品”却令他大失所望。当然，没有全部报废，一卷十二张底片，报废了十一张。受刺激的是，这十一张都是小点子照的，只有小强那张成功。原来拍照并不只是简简单单地按快门，还得有一套操作呢呀！
首战失利，反倒激发起小成远强烈的求知欲。看着那十一张影像模糊的黑白底片，他暗下决心：一定要把这事儿搞明白！
他向会照相的大人们请教，到处寻找有关摄影的书籍。“文革”时期摄影图书非常稀少，书店里堆满了毛选四卷红宝书，至于艺术书籍，大概也就只有八个样板戏的剧本，根本就没有讲摄影的书。幸运的是，他从小强的父亲手里借到一本摄影教材。
其实，关于摄影技术，一本书足矣！主要靠实践，还有本人对摄影这门艺术的感悟。
那是一本一九五六年北京电影学院正式成立后特为图片摄影课程所编写的教材，书页已经翻旧，但十分完整。成远如获至宝，日夜研读。后来干脆一字不落地将其抄了下来。
就这样，在一所偏远的劳改农场内，凭借着一本老教材和一架简陋的照相机，一个十几岁的男孩开始了他最初的摄影实践。他不像许多人那样，在玩了很长时间后才从“纪念照”的混沌中脱出走向艺术，而是一开始即把镜头对向了身边的生活和周围的风光。
五七干校位于鄱阳湖畔的鲤鱼州，滔滔赣江从北面流入大湖。人们围湖造田建成农场，大堤外烟波浩渺，舟楫点点；大堤内稻田如镜，阡陌纵横。置身洲头，仰望明月，想到自己多舛的命运和遥远的故乡，“劳改犯”自然要发古人之慨叹：
江水流春去欲尽，
江谭落月复西斜；
斜月沉沉藏海雾，
碣石潇湘无限路！
……
江湖的广阔、田野的生机，还有劳作的沉重，哺育了成远最初的艺术感觉。
成远全家在江西“五七干校”的劳动改造持续了三年。当成远回到北京再次进入曾经就读的母校时，初中已近尾声。同学们都在积极准备考高中，而三年来在“劳改营学校”基本没有正经学习甚至连一堂外语课都没上过的“小点子”，只得无奈地放弃中考，加入到上山下乡到广阔天地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插队知识青年行列。
刚刚从南方农场锻炼归来数月的成远又在时代大潮的裹挟下，奔赴北方农村京郊苏家坨公社继续务农。这年，他才满十五岁。
贫下中农对这些城里娃十分不屑，肩不能挑手不能提，能干个啥？城里找不到工作，到俺们这儿来吃工分！那年月，人民公社生产队全部都是集体劳动，按工分分配。一个最好的劳动力，一天可挣十个工分。插队知青是最受欺负的外来群体，往往干的同样活，工分却少得可怜。“反正他们也不靠工分儿吃饭。”有的贫下中农这样讲。
北京西郊的农村世代种植品质优良的京西稻，帝制年代，那是往紫禁城里送的皇家贡品。
正值春暖插秧季节，老队长带领新知青们来到水田边，认真地讲授插秧技术。他边讲边做示范，末了，他把成远拉到身边。也许是老队长见这孩子岁数小，怕他一时半会儿学不会，要单独教练。
老队长派下任务：每人插一块地，插完就可以回村儿休息吃饭。
初来乍到人生地不熟，年仅十五岁的男孩儿不敢多说一句话，顺从地开始干活。先把一捆捆稻秧准确地抛出，均匀分布在正方形的地块里，然后高卷裤腿打赤脚下到水田中，打开一捆秧苗在水中淘涮几下，令其根部整齐利落，然后左手捻，右手插，唰唰唰，蜻蜓点水般轻盈快捷。一捆秧苗插完，正好移动到下一捆所在的位置，衔接的时候连腰都不用直。
咦？老队长看得直纳闷儿：这哪儿是城里的学生娃，明显是个插秧好手嘛！他哪里知道，眼前这个不大的小男孩儿已经足足在南方插过三年的水稻，而且是三季稻——每年要插三次，其插秧工作量相当于北方农村的九年！
说话间，成远的一块地已经疏密划一地布满了嫩绿色的秧苗，横看成行、纵看成列、斜看成排。
“好漂亮的活计！”老队长赞不绝口，笑眯了眼。
成远已经习惯了自己特有的插秧节奏，慢下来就会感觉特累。当他完成一块地直起腰时，才发现同学和老乡们都在愣嗑嗑地看着他，就像在看一场杂技表演。很多人连一半还没插完，那些新手更是插得七扭八歪。
“娃儿，你这本事可不是一两年的功夫！你咋……”
“啊，”不爱张扬的“娃儿”谦虚地回答，“只是插过几次，还要向贫下中农再学习。”
从此以后，老队长便喜欢上了这个灵气十足的娃儿，对他格外照顾。
这年秋后，成远迎来平生第一次收获，生产队分给他一百斤小麦、五十斤大米、二十斤棉花以及少量大豆高粱等杂粮；还有五十六块七毛八分钱！他骑上自行车，把粮食和棉花运回家，交给父母；又用那笔钱为自己买了一台国产120照相机。无比欣喜的他，轻快地蹬着自行车，一路哼着改了词儿的样板戏：
“早也盼，晚也盼，盼穿俺双眼。谁知道，今日里，自己的相机来到——面——前——！”
从那以后，成远不断有新闻被村里人爆料。
“成远那孩子会照相！”“人家家里底子厚，专照那些没用的沟沟坎坎，还有农民干活啥的！”“哎，那孩子订了照相画报，好看着呐！”“哎，知道吗，大队部要用成远照的相片儿！”……
冬去春来，年复一年，在艰苦条件下仍对摄影锲而不舍的成远和全国人民一道迎来了“高天滚滚寒流急，大地微微暖气吹”的一九七六年。
这一年是真正的多事之年：周恩来、朱德、毛泽东三位伟人相继去世，唐山大地震，粉碎“四人帮”，桩桩件件都震惊世界，桩桩件件都给历史留下深深的刻痕。
成远永远不会忘记那年春天的惊心动魄。
一月八日，公社的大喇叭刚一开始广播，低沉凝重的气氛便像冰凉的空气一样，笼罩了整个村庄。
周恩来总理逝世！
悲哀还在人们心头回荡的时候，村里发生了一件怪事儿：老队长和书记在场院上吵起来啦！
不知老队长哪儿来的那么大火气，脑门儿上青筋突突地跳，怒吼道：“为啥不让贴挽联，为啥不让送花圈，为啥不准开追悼会？！”
一连串的质问砸得书记直缩脖儿。她不愿意当众示弱，环眼圆睁，尖着嗓子训斥道：“这是上级的指示，怎么着，你想抗拒党的领导吗？不要忘了，你可是个共产党员！”年轻的女书记出身雇农，根儿红苗正，无限忠于毛主席，对地富反坏右怀有刻骨仇恨。她觉悟高，“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就是公社红卫兵造反兵团的红司令，砸烂腐朽旧制度的急先锋。在她的正确领导下，兵团战功卓著：捣毁了村前的圣人庙，挖开了村后祖宗坟——东风吹战鼓擂，荡涤一切污泥浊水，全无敌！
老队长虽然成熟练达在村里德高望重，但他深知这位兵团女司令的厉害，许多事情能忍则忍，尽量采取“曲线救国”的方法。村民们都知道书记和队长面和心不和，然而从未见过他们有如此激烈的对抗。是啊，“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九年多了，积郁在人们心底的疑虑和愤懑终归要喷发。老队长喝出去了：“共产党员咋啦？共产党员更要讲道理！大队部死个炊事员都要开追悼会，何况周总理……”老人突然哽咽得说不出话来。
其实女书记也讲不清道不明，多年政治斗争的疾风暴雨练就了她“高举紧跟”的思想性格。她习惯于用大道理压人，用大帽子吓人：“队长同志，我再告诉你一遍，这是上级的指示！目前，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非常复杂，那些贼心不死的阶级敌人正在大搞右倾翻案风。我奉劝你，一定要站稳立场，不要成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反对‘文化大革命’的历史罪人！”
“嘿嘿，”老队长冷笑两声，“究竟谁是罪人，历史自有公论。多少年啦，一会儿这个风一会儿那个风，这共产党莫不是他‘上海帮’一家的买卖？”
“好哇，有种！”女书记两眼冒火，这是严重的反党言论，兵团司令我今儿个要立新功，揪出这个反党坏分子！情急之下，她情不自禁地紧握铁拳振臂高呼：“谁反对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就坚决打倒谁！”
在那个曾经的日子里，她的这一手是多么的灵验啊，只要振臂一呼，就会有无数只拳头伸向空中，无数人的呐喊汇成翻江倒海的巨浪。在巨浪的猛烈冲击下，再强硬的当权派也会被瞬间拿下！然而，令她意外的是，在场院上围观的众多社员竟没有一个随着她发出革命义愤，回应她的竟然是一片哄笑！
成远在一旁看得分明，社员们围成一圈，似乎在看老队长耍猴儿；社员们哄堂大笑，似乎那猴儿很逗乐儿。年复一年层出不穷的政治斗争磨钝了人们的神经，人们动摇了，厌倦了。
成远是个好孩子。他不想给父母惹麻烦，虽然对女书记所传达的上级指示怀着满腹疑问，但仍然按照领导的要求，不进城不乱跑，坚持天天出工干活。但是，树欲静而风不止，小道消息不断传来；知青点里也经常有同学冷不丁地往北京流窜一两天，回来时表情兴奋，言语神秘，“哎，天安门广场有人送花圈！”“哎，听说南京那边闹起来啦，抬着周总理的巨幅遗像和大花圈上街游行呢！”“广场上有人贴标语，指名道姓说江青是白骨精！”……
那是一个永载史册的清明节，通往天安门广场的道路上涌动着洪流，胸戴白花手抬花圈的人们从四面八方汇集拢来。广场涨满了，成为人的海洋、花圈的海洋。松枝上栏杆上系满了小白花，如同降了一场瑞雪；这是一场自发的广场集会，不时有人站出来发表激昂的演说，悼念周恩来，声讨“白骨精”，支持邓小平的诗词短文铺天盖地；巨大的花圈立在高高的纪念碑上，碑座早已被重重花圈包裹得严严实实。很多花圈和小字报上都标明：“保留三天！”“保留五天！”……
晚上，骑自行车从天安门赶回知青点的一个同学，向成远讲述了他所见到的一切。
“你看这个，”同学拿出一个红色塑料皮扉页印有毛主席语录的笔记本，“广场上的诗太多啦，我抄了些。你看这首。”他翻开其中的一页，指给成远看。
欲悲闹鬼叫，
我哭豺狼笑。
洒泪祭雄杰，
横眉剑出鞘。
成远再也不能入睡，天安门诗抄在他心里点燃熊熊烈火。这是历史长河中一朵激越的浪花，我要用相机把它记录下来，绝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哪怕只拍摄一张底片！
凌晨四点，正是黎明前最黑暗的时候，成远推着自行车悄悄溜出知青点，然后骑上车消失在出村的土路上。他很兴奋，像是一只逃脱牢笼的小鸟。脚下使劲，耳边生风，肩头上斜挎的军绿色书包里装着他那台心爱的照相机。
到达目的地时天早已大亮。成远简直不能相信自己的眼睛，天安门广场上空空如也，同学讲述的壮阔景象竟已荡然无存，只有白色的洒水车蜗牛般不慌不忙地在长安街上爬着。
难道是走错了地方？不能呀！
大概和成远怀有同样疑问的人很多，人们目瞪口呆地望着，随即又低声议论。消息在迅速扩大的人群中不胫而走：就在今天凌晨，当局下令清场，北京卫戍区的军人帮助运输公司运走了花圈并抓走了看护花圈的人！不安定的情绪在弥漫，人群开始骚动。天安门广场似乎已经堆满了火药，只需划着一根火柴，便会顷刻爆发。
突然有人高喊：“还我花圈，还我战友！”这便是一根“火柴”。抗议，抗议！百万人的怒吼如同火山喷发。西面，群众冲上人民大会堂的高台阶和卫戍区的战士对峙；东南角，一座三层小楼被点燃；在其他地方，也有车辆和治安岗亭被焚烧。
成远在广场上奔跑着，不失时机地举机拍摄。突然，有两个人一左一右无声地挟住了他，不等他反应，照相机已经落入其中一人的手中；另一个人低声喝道：“不准拍照！”
成远浑身一颤，霎那间，关于人群中有便衣警察的传闻得到证实。机灵的他知道怎样保护自己，怎样夺回自己的照相机。他放开喉咙大喊：“有人抢东西啦！”
此刻，广场上到处是义愤填膺情绪激昂的群众，便衣警察们都在小心翼翼地执行公务，他们清楚地知道，一旦被群众发现，就会立即陷入重围，甚至有性命之忧。
叫喊声立刻引起周围人们的注意，呼啦围上来一群，纷纷质问：“谁抢东西啦 ?”“谁在捣乱？”“谁在破坏群众运动？”
那两个人慌张起来，把照相机往成远手里一塞，转身挤出人群，头也不回地溜了。然而，正当成远庆幸照相机失而复得的时候，他发现了问题：糟糕，照相机的快门坏啦！定睛细看，呀，快门按钮已经弯曲变形，无法按动。他脑中一闪：“是那两个人干的！”继而又想，“哎呀，他们的确身怀绝技，竟在众目睽睽之下，瞬间就搞坏了照相机！”
要说这一年是多事之年，前面所提到的都是国家大事，对成远本人而言，还应当记上一笔：这年年底，他告别村里的知青点，当上了解放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