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远被杨有为叫进玻璃房。
和外面的纷乱土气相比，成远觉得仿佛一步走进了另一个世界。太阳透过淡青色的玻璃幕墙，照得玻璃房内暖烘烘的。这里没有摄影展览，只见红毯铺地鲜花耀眼；北侧搭有两尺多高的红色台子，面积有四张乒乓球台大小；红台两侧用屏风隔档出后台区和配有沙发茶几的贵宾休息处；红台前摆着十几排椅子，俨然一个时尚豪华的大会议厅。
沿着玻璃墙还有半圈玻璃面的独腿圆桌。一些桌旁三三两两地坐着来宾，他们有的在交谈，有的在翻看摄影节的资料。成远跟着杨有为走到一张圆桌边，刚坐定，就有一个上身套黄背心的姑娘给端上来两杯热茶。抬眼看去，玻璃房里还有许多黄背心，她们有条不紊地忙乎着，像是在布置会场。指挥黄背心们工作的是一个瘦高的男人，曾经在摄影家协会见过，熟脸儿，就是叫不出名姓。目光相碰时，那人对成远点了点头，显然这茶是他吩咐给送来的。
“他们都是帮助服务的志愿者。”杨有为见对方四下张望，主动解释道。接着他又半开玩笑地说，“好长时间没见你了，怎么，得大奖了，‘德艺双馨’了，忘了咱老杨啦？”
“哎哟，岂敢、岂敢！”成远自知理亏，急忙拱手作揖，然后转移话题，“哎，杨老师，有些日子没有钱蜀生的消息了，怎么，他隐退啦？”
“呃，钱蜀生呀，他退休后被一家摄影传媒公司给聘去了，那公司花了大价钱。嘿，说是‘形象大使’，实际就是商家的口舌呗。后来不知怎么回事，没多久就不干了，说是因为分成问题跟商家闹崩了，从那以后就极少抛头露面啦。”
“噢，是这样。”
说着话，会场布置已基本就绪，成远看见红台后的幕布上赫然贴出八个大字：“热心文化 捐助摄影”。问道：
“杨老师，您刚才说这里要开个什么会？”
“啊，一个新闻发布会。哎，我先给你透露点儿情况，听说有一个香港的女大款要给咱们摄影一笔赞助。”
“香港？……女大款？”成远心中一紧，两眼烁烁紧盯住对方，急切得舌头发硬，“她，她——叫什么名字？”
杨有为略略一怔，继而摇头道：“他们也是，神秘兮兮的，非得要留个悬念在会上揭晓呢。”看到成远表情异样，又安慰说，“没关系，还有不到十分钟，马上就要开会了，别急。”
“没什么。”成远缓了口气，暗笑自己失态，神经过敏，香港的女大款多啦，哪儿见得就是她！况且，她不过就是个教师。
杨有为问：“成远，你那《长城之光》拍得不错，怎么不拿出来参展参赛呀？”
“哦，杨老师，我已经寄给国际摄影大奖赛了。”
“好嘛，冲出国门，走向世界，哈哈！”
会议厅里的人声逐渐嘈杂起来。提着摄像机的电视台记者蜂拥而至，忙着抢机位，架设备；很多衣着整齐的人把手里的一张纸片儿向门口的黄背心亮一下，做个登记，接过黄背心发给的一只大纸袋，然后鱼贯而入；后台区和贵宾休息处人影绰绰。新闻发布会即将开始。
那个瘦高个儿把杨有为叫过去，耳语些什么。
这当口，几个黄背心依次给每张小圆桌摆上一盘白色的开心果、一盘金黄色的杏脯、一盘有方有圆的小点心和两瓶纯净水。
“噢，这新闻发布会还兼有招待会的意思。”成远心里特美。刚才他看见黄背心在清场，他们对坐在大厅里的人说些什么之后，那些人起身离开了玻璃房。成远问自己是否也得离开，却被杨有为一把按住。“有我呢，你坐着没事儿！”杨有为一拍胸脯。若不是心底里怀着一份惦记，成远早就不想在这里闲扯了，那么多的展览，他得抓紧时间去看。
“啪”，成远惬意地剥开一枚开心果，将一粒淡绿色的果仁儿丢进嘴里，又伸手取了一瓶水，刚要拧瓶盖，却愣住了。
杨有为急匆匆走了回来，脸色不大好看，嘟哝着：“真死性，妈的，一点儿面子都不给！”
成远立刻反应过来出了什么事，忙把那瓶水放回到桌上，站起身，陪着笑说：“杨老师，您可千万别上火，我正想去看展览呢！”
杨有为的脸色缓和了些，抬手递过一个纸袋，“我给你要了一份儿，拿着。”说着又端起小桌上的那盘开心果，不由分说，哗啦一声全都倒进了成远的上衣口袋里。
成远并不知道，杨有为把他本人的那份会议赠品送给了自己。他可不想闹出什么不和谐，哪怕是一丁点儿，边道谢边向外走。
走出玻璃房的时候，杨有为伸出头来还在致歉，不过语气已经变得诙谐，拿着广东腔拖着长调：“冇好乙西（意思）啦——！”
“您别价，真正不好意思的应该是我呀！回见，杨老师！”
成远决心不再去想什么“香港”，什么“女大款”，这趟干嘛来了，不就是看展览吗？折腾大半天，一张照片还没看哪！他放眼看了看挤满人的广场，准备穿过彩棚商摊儿地带，去那大仓库改成的展厅。
商摊儿地带熙熙攘攘好不热闹，有卖摄影书籍期刊杂志的，有卖相框相册胶卷相纸的，还有兜售摄影包摄影背心旅游帽的，吆喝声此起彼伏，成远饶有兴致地边走边看。在一个摊位前围着很多影友，原来那里正在出售一种样式独特的帽子，黑色，有点儿像当年红军戴的八角帽，帽子上赫然印着“中国摄影家”五个红字，爱好者们把买来的帽子往头上一扣，于是仿佛有了身份，神气活现地招摇过市。
成远走着走着，忽听“啪”的一声，转身看去，好么，两个人脸都是绿的。
嘿，不是冤家不聚头，他俩儿怎么碰到一起啦！
上午十时整，玻璃房里的新闻发布会准时召开。会议的主角不是别人，正是成秋汛。年近五十的她，腰身依然苗条，气质华贵；保养良好的脸上二目炯炯有神。在一片掌声和照相机的快门声中，她搀着一位满头银发的老人从容地走上红台。
成秋汛身着月白色西服套裙，足蹬晶亮的黑色高跟鞋；前胸上戴着一朵衬着满天星的红色鲜花，花下燕尾布条上写着“贵宾”两个黄字；两颗钻石耳钉熠熠发光；脖上扎了条天蓝色的丝巾。
这次来，她特地带了这条丝巾，那是临别时成远送给她的。岁月蹉跎，光阴似箭，七八年了，一直难觅成远的踪影。这次，自己戴着这条丝巾登台，或许成远可以在报纸电视上看到它，从而明了自己的心意。
当年和成远在福州火车站分别时，由于偶然的误会，成秋汛伤心难过不能自拔，最终答应了叔叔的请求，去香港，帮助叔叔打点他的产业。一九四八年，解放战争的最后一年，秋汛的爷爷奶奶先后辞世，叔叔孤身一人到香港创业，直到改革开放以后才辗转找到秋汛。叔叔一辈子没有娶妻，秋汛便是成家惟一的后代。
叔叔年事已高，早已厌倦了商战，所以侄女进入公司熟悉业务之后，老人就宣告退居二线，让侄女出任董事长。老人松了口气，背井离乡半辈子，终于有条件可以回故乡看看啦！他先回广东开平县祭过祖坟，然后又报名参加了一个去北京观光的旅游团。
成秋汛得知后，希望叔叔到北京看看正在北京电影学院上学的成远。叔叔曾听侄女说过成远，对他们之间似是而非的关系很是不以为然；甚至认为侄女中年单身都是北京的那个“照相匠”造成的，不过到北京后他还是抽空打了个电话。在跟成远通话时，叔叔多了个心眼儿，没有透露侄女已是身价百亿的董事长，只说秋汛在香港当老师教书。哪个知道那“照相匠”会不会见财起意，跑到香港去纠缠侄女！果不其然，刚刚说了几句话，那“照相匠”一听说秋汛仅仅是个教书先生，电话就断了！老头儿顿时一脑门子气，感觉自己遭到冷遇，所以回到香港后，对侄女没好气儿地说：“那么大的北京，我们观光日程又紧，好不容易拨通了电话，可没说几句话，那小子就给挂断了，哼，根本不想和我老头子见面！”
成秋汛心里充满幽怨，又半信半疑。公司业务千头万绪，她刚接手不久，还没有驾轻就熟，只好断了念想，一头扎进业务堆儿里埋头工作，只把那段恋情深深压在心底。
似水流年，转眼过去多年，叔叔已经去世，而她，早已成长为能够驾驭大局面的企业家，公司业务成倍拓展。这次应邀来参加摄影节，一下又勾起她的心事。然而，毕竟已年近半百，情感已逐渐发生变化，不再企求年轻时代的浪漫，进而寻求一种超越世俗的情感；对“照相匠”的爱也逐渐升华为对祖国摄影事业的爱。作为烈士的女儿，父亲为革命的摄影事业献出了生命；作为摄影家的女儿，义父为人民的摄影事业躬耕一生。“我也要对祖国的摄影事业做些什么。”她深知内地摄影人的境况，尤其是那些为历史见证的纪实摄影人，往往很清苦。于是她决定捐款成立一个摄影人基金组织，资助内地的摄影。成秋汛的义举得到了内地有关单位的热烈欢迎，迅速办妥了所有相关手续。
红台上，站在成秋汛身边的白发老人正是老摄影家李向前。这些年来成秋汛商务缠身，一直没有时间回来探望这位比亲生父亲还亲的义父，只是常常通个电话。这次竟意外在古城相逢，父女二人喜不自禁，泪流满面。
摄影节组织者邀请他们来，为的是给沙飞摄影展和沙飞塑像剪彩揭幕。李向前是沙飞的学生，而成秋汛的生父曾是沙飞的战友。一小时前，他们在县城的文庙刚刚举行过那个仪式。
主持人和有关领导的讲话热情洋溢，可他们都说了些什么，成秋汛似乎一句都没听进去，她走神了，她在台下黑压压的人群中搜寻。奇怪呀，刚进到这座玻璃房的时候，在贵宾休息处，隔着屏风看到一个熟悉的身影，好像是成远！可一转眼，怎么就不见了呢？难到他也发现了我？难到他真的不愿相见，故意躲开了？
这时，只听台上笔直站立的主持人高声说道：“……我们一定要管理好、运作好这项基金，按照成董事长的要求，表彰摄影精英，资助摄影纪实，培养摄影新人。让我们再一次以热烈的掌声向成秋汛董事长表示最真诚的感谢！……下面，请我们德高望重的老摄影家李向前同志，代表组委会，来接受捐款！”
乐声起，礼仪小姐翩翩而至。
“哗……”，闪光灯频频闪亮，在一片掌声和快门声中，成秋汛礼貌地向台下弯腰一躬，再转身面对自己崇敬的白发老人深鞠一躬，两眼已充满亮晶晶的泪花。她从礼仪小姐手里接过一张桌面大小，正面做成支票模样的牌子，郑重地交到李向前的手里。这时候，她心里感到无比的释然、无比的畅快，她资助的不再是一个“照相匠”，而是成百上千的摄影人。
李向前颤巍巍地伸出双手，紧紧地握住成秋汛；他们肩并肩迎接台下腾起的热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