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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1十周年祭
早就想写一点文字了，关于911，关于日本大地震。
十年前，也就是2001年的今天，本拉登发动了一场震惊世界的恐怖行动。被劫持的民航客机撞倒了纽约的标志性建筑物----世贸大厦，同时也使得无辜的上万生命顷刻间灰飞烟灭。
大洋彼岸的无数中国人欣喜若狂。为这一空前的恐怖行为弹冠相庆。主流媒体若无其事，熟视无睹。
今年四月，日本发生8级地震，加上海啸，2万多人遇难。一衣带水的中国人，在网络上如过节一样庆贺日本的灾难。
别人的灾难竟能成为自己的节日，我不知道这样的一个民族群体，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态？
无论对美国政府如何看，美国人民的死亡都不能成为我们欢庆的理由;无论对世界竞争的方式有什么样的异议，以毫无防备的弱者的生命为筹码的残酷杀戮，都是我们不齿并且应当谴责的行为；无论美国政府给我们的发展设置了多少障碍，以别人的生命之躯实现自己野心的本拉登，都毫无可能成为我们讴歌的对象。
日本军国主义给中华民族带来过深重灾难，每个中国人都不应该忘记。但那些在地震中死于非命的普通日本百姓，与我们何仇何恨？以至于那段时间的网络上中国人如打了鸡血一般亢奋？
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里有一条至为重要的准则，那就是善良。而911事件、日本地震却让我们在丧失了普世公认的价值标准的同时，也忘记了民族的传统美德。
我们盼望富强，也期待中兴；我们正在崛起，也为之在奋斗；我们赞美传统，也以古老而伟大的文化自豪。民族的崛起、大国的鼎盛，既需要强大的经济实力、军事实力，更需要一个强大、健全、健康的民族心理。缺少了恢弘气度的中华民族，如果光有一串GDP数据，只能算一个肌体庞大的脑瘫儿。
改革开放30年了，持续高速增长的经济给我们带来了什么，恐怕大家都心知肚明。阴暗、灰色、狭隘、短视的情绪如瘟疫一般蔓延，官员*不堪，全民道德沦丧，问题处处，隐患重重。难道都把问题推给别人不成？13亿人都没有责任，恰好说明，13亿人都有责任。调整国民心态、重构民族心理，可能是21世纪中国走向世界舞台中心首先需要解决的大问题。
一个只培养狮子的国度注定是要灭亡的，以其过于残忍，最后必定同类相残；一个只培养绵羊的国度注定也是要灭亡的，以其过于懦弱，老用同类的死亡苟延自己的生存，最后必定全被吞噬。
灾难是上天赐给人类相依相生的伙伴，不管是自然的或是人为的。对他人灾难的袖手旁观，幸灾乐祸，总有一天会自食其果的。
愿911死难者安息！
。12凌晨2:30
关于汉民族信仰的断想
有生命的东西，总是回避不了一个事实，那就是从生下来起，就注定要走向死亡。这中间，不管发生多少事件，相对于整个生命的过程而言，仅仅都是插曲，概莫能外。
汉民族对死亡讳莫如深。出于对死亡的深刻恐惧，一切与死亡沾边的东西都被视为不吉利的东西，避之唯恐不及。比如墓地，尽管绿草如茵，鲜花盛开，但人们绝少到哪里去避暑纳凉、踏青旅游。比如殡仪馆，要建到远离闹市的地方，周围大老远的地方都没人愿意去居住。送完丧回来，还要在放有菜刀和擀面杖的水盆里象征性的洗洗手，以驱赶跟随送丧的人而来的鬼魂。死人用过的东西，要烧掉，等等。不一而足。相对于其他少数民族对死亡的态度，汉民族尤其是农耕地区的汉族显得过于呆板、拘谨而恐惧。不少少数民族有水葬、火葬、*丧葬风俗，也还有树葬的。但汉族对丧葬方式的选择却只有土葬。之所以其他少数民族对死亡的态度比较洒脱，与他们的宗教信仰有着很大的关系。比如，藏族、蒙古族信奉佛教，他们认为生死是一种轮回，不同的生命过程会以不同的方式在来世转生，所以他们对死亡不会感到过分恐惧。回族信奉*教，其教义认为，人死后可以上天堂，下地狱，肉身不过是在这一人世间的生命形式，所以其丧葬方式也极其简单。亡人连衣服都不用穿，甚至在把死人送到墓地之后，还把送丧的棺材拿回来反复使用。西南地区的广大少数民族认为万物有灵，人的灵魂可以生生世世轮回不止。所以其对死亡的态度也是相对豁达的。甚至有的民族还以通宵喝酒、载歌载舞的形式举行死亡仪式。
汉民族究其本质上讲是一个唯物主义的民族。虽然五大宗教在汉族地区都有绝对数量很大的信徒，但占其总人口的比例是非常之低的。大部分人对宗教采取的是无所谓的态度。这是汉民族在一般意义上的唯物主义表现。但是，与拒绝宗教的感化和熏陶相对应的是，汉族人中相信鬼神的人群却占有相当大的比例。这一方面是由于中国深受道教文化的影响，宋元时期道教还一度作为国教；另一方面与汉族在宗教问题上采取机会主义的态度有关。“临时抱佛脚”成为汉族对待其他任何宗教的一种非常极端的实用主义做法。那些虔诚信奉各类正规宗教，严格按照教规教义生活的人，被其他人视为异类，甚至等同于傻子，以致有些人专门骗他们，因为那些教徒对这些吃亏之类的事不过于计较。有些原来并不信教后来却成了虔诚教徒的事也屡见不鲜。这主要是他们认为某种宗教主（上帝、佛菩萨、真主）使他们免受了更大的灾难，或是他本人、亲属的重大疾病得以痊愈。总之，他们信教的出发点都是利益驱使：宗教中的某一偶像给他们带来了现实中的好处（或避免了更大的坏处）。无它。
如果以此来理解汉民族的宗教倾向问题，那就大错特错了。长期的农业文明和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让汉族在心理上始终存在着农民式的狡黠和自私的特点。对于正统的宗教和教民，他们是嘲笑和排斥的；但对于能驱神使鬼以驰骋江湖的类似道教的术数手段，他们却是异常敬畏的。道教教义本身所提倡的“天人合一”、自然、和谐、忍让等精神，他们在日常生活中不屑也不愿意继承和发扬；但如求签问卦、占卜算命、选时择日等等这一类由道教脱胎而来的封建迷信，却又趋之若鹜。遍布于城乡各处的大观小庙，农历初一十五络绎不绝的香客（烧香也要看庙里的神灵不灵）、无处不在的灵异高人，充斥于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
是不是由此就可以得出汉民族是信奉有神论的民族的结论？非也。汉族的有神论是“拿来主义”，需要的时候，“拿来”用一下，不需要的时候。仍然是不折不扣的唯物主义。什么善恶有报、因果报应等等之类，统统被弃之不理。
民间有一个笑话，颇能说明汉族鬼神论的尴尬。山神土地庙是许多地方都有的。庙内供奉的山神土地都有，有的叫山神庙，有的叫土地庙。门口的对联也大都是“远退虎狼三千里，近保人民百万家”、横额也多是“风调雨顺”之类。其布局也多是每一个自然村都有，与我们现在的村支部书记架构差不多。职责是保佑本村村民人身及六畜安全。有一个偷牛贼，晚上把村里的牛偷走了。遍访无着落。后来有人发现贼给本村的山神土地庙烧了纸钱香蜡。神仙莫非也受贿？神仙不受贿，牛为什么被偷走了?这是一个问题。从偷牛贼来讲，若不害怕鬼神，何以烧纸焚香？若害怕神灵，又何以还是把牛偷走了（当然事后也没见偷牛贼把牛主动牵回来）？
由此可见，汉族人对神仙的膜拜、对鬼神的敬畏，就像是海水里的裸泳者穿裤头，不是怕在水里被人发现了*，而是怕出来的时候丢了丑。其实质是，要不要都是无所谓的，关键是自己给自己找点安慰。
写于2007年冬
平衡点
我大学时的写作讲师刘芳森在他的一篇小说中写到：当天地间只剩下上帝和魔鬼的时候，这仅有的一男一女之间也会发生惊天动地的爱情。三十年前读的时候觉得只是想法新奇，再没有别的感受。当岁月逐渐剥去了红男绿女的青春年少，生活的负担把沧桑写满中年疲惫的额头皱纹时，蓦然发现，生活中，自己周围，到处是上帝与魔鬼的绝配。那么和谐，那么自然，绝无矫揉造作的痕迹，更没有强扭甜瓜的苦涩。矛盾的两个个体，居然相处得天衣无缝，让人好生诧异。
我从来不对现有的、客观存在的真实事物本身产生怀疑。生活的奇特复杂决定了生活在其中的人的形态的复杂奇特。我只是经常的琢磨：在现实婚姻中上帝与魔鬼的绝配中，他们的婚姻关系稳定美满，其平衡点或者说联系点、统一点究竟在哪里？
是性？金钱？还是巨大差异的性格吸引？
上帝与魔鬼经常躺在同一张床上。他们相拥而眠，*、繁殖、交流、共存，把平凡的、或热闹的日子一并消磨掉、打发掉。他们俩虽然思想上极其对立，但婚姻质量绝对不差。
（二）
在一部胡编乱造的电视剧《后西游记》中，被如来佛长期压在三十三天之下的摩天，突然凭借一个什么外在的力量，挣脱了桎捁，将佛界、仙界、神界的秩序搞得乌烟瘴气，并在天地间开展了一场声势浩大、血腥恐怖的灭佛、灭神、灭仙行动。当他与如来佛对面时，有过一段对话：
摩天：你以为你是谁？多少劫来，如果人们不是惧怕我的魔力，会这样长期、无私的给你这么多的供养和布施吗？
其余的我记不清了。但现实生活中，在宗教活动中，如果不是出于对生老病死的担心，出于对神、魔、鬼、煞的畏惧，对于天灾人祸发生的无常，人们是断然不会信奉宗教的。
信教的人，是在自己内心深处找到一个情绪和思维的平衡点。他为宗教、庙宇寺观、甚至和尚道士供养布施，是一种自愿。而他相信他的这种自觉自愿行为是他所信奉的宗教主能够察觉到的。这种像树叶落在石头上腐朽化为有机质、再经过逐年累月的积累，增厚有机质层的过程，确也能使石头开花。
这是宗教的心理平衡作用。
写于2007年冬
荒野有情天----由素质教育所…
多年前，曾经看过一部美国故事片，名字就叫《荒野有情天》。故事情节很简单，但却长期以来震撼着我的心灵，始终挥之不去。
一个在都市生活了多年的印第安老人，在感到自己的生命快要终结的时候，回到了他出生的原始丛林，想在印第安人传统的墓地，安静地结束他的一生。在丛林深处，他遇到了贪玩逃学流浪尾随他至丛林中的十岁小男孩。带小男孩走出丛林，老人已体力不支；让小男孩独自走出丛林，无异于葬送他幼小的生命。经过思考，老人想出了一个让小男孩独自走出丛林的唯一办法---那就是教会他如何在丛林里生存。
老人把树枝削尖捕鱼，用原始的钻燧取火方式烤鱼吃，又饥又渴的小男孩想吃，老人只有一句话：“想吃，自己捉!”饥肠辘辘的小男孩在河里笨拙地用木棍一次次地扑向游鱼，又一次次地扑空，无果而终。但饥饿驱使着他，要想不饿死，只有自己抓。终于他兴奋地大喊：“我捉到了！我捉到了！”
在相处的短短几天时间里，老人又教会了小男孩如何设机关捕捉野兔、麂子、黄羊；如何躲避暴雨；如何在白天依靠树叶、晚上依靠星星辨别方向；晚上露宿时如何防止野兽的袭击，等等野外生存所必须掌握的方法。等这些技能男孩都掌握的时候，老人告诉男孩：“咱们得告别了，沿着某个方向，你一直走，就会走出丛林。”
看到掌握了丛林生存技能的男孩爬上了一座山头，回首向老人挥手告别的脸上充满了自信和喜悦，老人会心地、放心地笑了。那一刻，一个衰老的生命终结了，而另一个幼小的生命却在丛林中得到新生。
多年来想到我们的素质教育，我每每想起《荒野有情天》这部电影。影片以真实感人的细节阐述了千百年来我们一直在说的“受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的道理。丛林中，给小男孩以食物，而不教会他学会自立，无异于把他引向死亡。我们喊了素质教育多年，真正懂素质教育的、搞素质教育的，究竟有多少？一阵风吹来，书法、舞蹈、兴趣小组等等，凡是能够活跃学校气氛的东西，统统被称之为“素质教育”。至于基本的“学会学习、学会做人、”等等的重要素质，则一股脑被抛在了脑后。（此处略去一段个人经历及具体事例）我曾在本地一所重点中学担任过党的职务，亲眼见到学生不会做课堂笔记，老师黑板上写什么，学生到书本上划什么，至于老师引申阐发的其他资料，以及提示、发挥、质疑，一概听而不闻，不作任何记录。多大多重要的报告会都不带笔记本，也不做记录。学生不会自我约束，不能自然大方地与同学交流、交往。随地吐痰、乱丢废弃物、张口闭口粗话、不爱惜公物等等四处可见。悲哀的是，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将会顺利地升入各类高等学府深造，最后又以社会精英的形象出现，服务于我们的政府和社会各个部门。
短短两年半时间，我极其失望地发现，在飘扬的素质教育大旗下，在实际的应试教育的棒棒指挥下，我们本来想种下的是西瓜，但我们将来收获的，可能仅仅是豆子。素质教育所强调的“学会什么---学会什么”，变成了现实中的“学好（中学）什么----考好（大学）什么”。社会和国家所期望的青少年身上所洋溢的正义、光明、理想、抱负、责任、担当，对他们来说不但遥不可及，而且迂腐不堪。名牌高等学府，本应是理想和追求甚至精神的传承地，如今却只与个人前程和就业关联。
当一批批缺少或缺失了做人的基本素质涵养，甚至缺失了理想和信仰的鼓舞，抑或本身存在人格心理障碍，不具备任何创新技能的青少年，源源不断地进入高等学府后，制造出大量如同精神上被阉割了的产品，进入我们国家和社会的各行各业，那么，我们的民族、我们的国家在未来的国际竞争中，又将缺失什么？
写于
我喜欢孙犁汪曾祺的作品
孙犁汪曾祺是我最喜欢的两位作家。要我毫不犹豫地掏腰包买书，他们两位是最干脆的了。
我曾经四次买过汪曾祺的作品，但目前手头一本都没有。
第一次大约是十五年前，星期天出去，采购了一大堆，其中包括汪老先生的《汪曾琪小说选》。刚进机关大院，半道上就被人抽走了，从此再未回来。
第二次是短篇小说集《晚饭花集》。买回放在桌上正看着，进来一个人。抽烟，喝茶，聊天，海阔天空，自由飞翔。一下午就打发了。完了送别。下楼，送到大院外边，大院很大，长长一段路，边走边聊，出了大门，握手挥手，目送其走远。其时单身，看看天色将晚，腹内已空空如也，心想吃完再回去，晚上通宵看书。周末，无人打搅，确是难得。悠悠吃晚饭，溜达着回去，桌上已无书了。来客已在临出门我上卫生间时顺手带走了。
那时没有手机传呼，私人电话极少，星期天公家单位电话无人接听。等再见到此公时，已是若干年后，何况窃书不算偷，提都不好意思再提了。
第三次，去一个单位开会，本来要管饭，主办单位见人太多，改为每人发现金50元。会毕，对门即书店，出来时，手拎《汪曾祺文集》（小说卷）、《太虚集》（中国道教思想史），刚好元，窃喜不已。忽然，有人打电话，邀去某某酒店喝酒。几个知己酒友都在，又刚好购得两本好书，心情极佳。一番大战过后，已是酒意阑珊。第二天早上起来，即给酒店老板打电话，问我的两本书是否尚在包厢内。答曰在，立马打的赶过去。老板在，服务小姐也在，只是书不在。几次问过，都含糊其辞。后来又去过两次，心想看完了也该还我了吧。仍然没有。我想既然有人如我般喜欢这两本书，索性再不找了吧。完了一算账，又贴进去相当于书费一半的车钱。
孙犁先生的作品，与汪曾祺老先生的一样。一个最大的特点是背景的恬淡与闲适。即使是战争也是欢快的。如孙先生的《荷花淀》，杀人是平静的。汪先生的《陈小手》。看不到刀光剑影，听不见锋镝鸣响；也没有紧张、慌乱。作品展现在我们面前的，始终是生活本质的安静、流动、自然、平实。
语言的简约和跳跃，鲜明的色彩与层次，是两人作品的另一特色。冷静的叙述后面，你能体会到作品的热情，但你看不到倾向。看到的是几乎直观呈现于现实层面的东西，以及在此背景上发生的一连串的动作与语言。一切都在字面上，一切都在地面上，一切都在天底下。真实，自然，宁静，活跃。
写于
如果没打错，该死的会是谁？
昆明城管街上追杀打人致死，大桥街道办事处和公安局联合召开新闻发布会，居然出现口误“打错人了”！
太可拍了！
按照官方新闻发言人的说法，街上追杀人打死人是打错了。那么，我们不仅要问问这位发言人：如果没打错，你们准备追杀的是谁呢？
光天化日之下，当街杀人是打错人了。请问，谁给了你们随意剥夺他人生命的权利？
还是要奉劝大家，往后上街小心点：小心被“打错了"!
关于癌症（一）
（一）关于癌症治疗的伦理问题
表妹虽然无可挽回的走了，但对表妹夫来说，的的确确是人财两空了。近三个月里，攒下来准备盖房的七万多块用去之外，还借了亲友四邻的四万块。
癌症，已成为倾家荡产、人去财空的代名词。以我们现在之医疗条件，癌症的早期确诊着实是一个问题，一旦进行切片或穿刺来确诊，大都已到中晚期了。
治还是不治？
这个问题显然与治疗结果无关，也与有钱没钱无关，只与生命的尊严和做人的伦理有关。谁都知道，当今世界，人类对癌症束手无策，最后的结果只能是面对死亡。但问题是，如果不积极治疗，可能需要治疗的就是癌症患者家属的肉体了。
昨天在墓地，我的一个中学同学对我说，明明知道癌症谁都没有办法，但治和不治是两个原则性的问题。如果不治，今天在这个墓地，恐怕会出大问题的。而且，以后这丈夫、孩子们还怎么在这里做人？
他所说的，正是我长久以来思考的一个问题。
表妹在本地被诊断出癌症的疑问后，去西京医院确诊之前，我去看她。临行前再三与表妹夫嘱咐：一旦确诊，只需花几天时间转转风景，千万不要自作主张，听那些医生的话去做手术或者化疗。之后赶快回来，找个名中医慢慢调理，推个三年五载一点问题都没有。
但是，在西安确诊后，经过家属们的商量，不但把病情的真实情况讲给了表妹本人，还把儿女叫到跟前也把情况实说了。并且一致决定做手术。这结果就如同许多癌症病人的情况一样，花完巨额的医疗费后，受完巨大的痛苦后，病人的情况却越来越不行了。
对这个事，我一直耿耿于怀。但昨天去送葬，听到村里族里人的议论，以及墓地上同学的说法之后，我对于表妹夫的作法，就有些释然了。死去的人无可奈何，但活着的人还得在那个生活圈子里啊！你不积极治疗，怎么面对周围的众人！
消极的保守式治疗，对于癌症，最终的结果还是一样的，仍然免不了一死；但是依靠人体内的自然免疫能力，佐之以适当的中药以扶强固本，加上针对性的饮食调节，再加上环境改善，是有可能也大有希望延长病人的生存时间的，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但如果效果不佳，病人存活时间过短，周围舆论的压力足以毁掉一个家庭其余成员的未来。这是我们这个人情社会不得不面对的首要问题。
于是，丧尽天良的专治癌症的医院和医生便应运而生了。受尽开刀做手术、放疗化疗的一系列痛苦折磨之后，病人死了；家属们在人死之前是没有任何人敢于放弃治疗的，哪怕已经债台高筑，家无余粮。所以我们在生活中就经常看到这样的情况：一个癌症病人等于一个家庭的灾难。虽然知道最后的结果是人财两空，但还是不得不积极地去制造这个结果。
城市的情形略微好一些，但也好不到哪里去。大同小异。以我所经历的几个情况看，只是由于城市中家庭收入较高，不至于像农村那样一下子就变得赤贫而已，程度不同，性质一样。
前些年，本地的医院条件还没有大的改善，有些病只能到北京上海去做最后的诊断。去的时候是正常人，确诊是癌症后，来的路上，许多人选择了自杀。那是一种无法忍受的折磨啊！
从生命尊严的层面，我很能理解那些选择了从火车窗户飞身一跃的人。
大与小
从古到今，不管是在文学作品还是在影视戏曲中，人们常常从对待大是大非的态度上去观察、评判一个人。或杀身成仁，舍身取义；或忠孝节义，高风亮节；或悭吝贪鄙，奸懒馋滑；或临阵脱逃，变节事敌。以此来评价历史上的大忠大贤、大奸大坏，当然是正确的。因为随着岁月的流逝，其生前身后的许多事情早已灰飞烟灭，化为尘埃荒草，无迹可觅、无处可考了。
但以此作为一把尺子来衡量现实生活中的人，则未免有点杀鸡用牛刀、高射炮打蚊子了。何以然哉？
客观上，正常了解的限制性是一个方面。
现代交通工具和通信工具的使用，人们生活的时空转换速度较之以往有了日新月异的变化，对一个人的了解局限性越来越多。过去快马一日才走80到120里，如今千里之间朝发夕至已是平常。移动通信的发展又为现代人提供了种种屏蔽和隐藏的空间。
其次，在许多以油盐酱醋茶为主要生活内容的寻常人之间，哪有那么多的大是大非需要明辩，又哪有那么多的气节、仁义、忠奸需要面临和抉择？
因此，大多的时间，更多的时候，则需从日常生活的细枝末节里，从常人基本的思维逻辑里，去观察一个人的品德、修养。比如，看男孩，是否懂事、听话，看看其与父母亲戚朋友等亲近的人交谈是否色悦而气和，看看有长者来访是否自然起身让座倒水即可了解；看女孩是否娇惯、任性，看看其在家吃完饭收不收碗筷、刷不刷锅灶便可明了。等着看他们在同学落水、地震来临、大火蔓延、灾难突发时，奋不顾身，英勇表现，这种概率估计老死到白头都不会有多少的。
古人云，“三岁看老，从小看大”，此话不无道理。《三字经》上说，“融七岁，能让梨”。以小观大，屡试不爽。生活中小到交朋结友，大到招贤纳士，选贤任能，男婚女嫁，都不妨一试。农村有一个故事，说是一员外决定将全部家产委托于某一女婿，有心试之，遂将一扫帚掷于院中。大女婿抬脚迈过，二女婿一脚踢开，三女婿则顺手捡起，立于墙角。故事结果，当然大家都知道了。又有一故事，某公司高薪聘请一地区业务经理。有一应聘者，从公司印发的招聘地址上根本找不到这家公司。这位应聘者把所有位于该街区的公司都查了一遍，最后还是未能找到这家公司。于是他便按招聘启事上的联系电话，将该街区没有该公司的情况详细告诉该公司。谁知，该公司的回答出人意料，他被录用了。该公司需要的就是他这样一位认真细心的业务经理。至于地址，那是刻意印错的。
反过来讲，道理是一样的。“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因而才有“修身、齐家、致格、平天下”之说、之次序。所谓“大礼不辞小让、大行不顾细谨”，那是性命攸关时，“两权相较取其重，两害相较取其轻”的必然决断，与日常生活中的“温良恭俭让”无关。
还是让古人来说：“一滴水能反映出太阳的光辉”；“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观一叶而知秋”；“窥一斑而见全豹”；“尝一脔肉而知一镬之味，一鼎之调也”。所谓“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方知古人不诳今人也。
写于2001年，旧文新发
那些没房没钱的日子，我的心情如…
比起刚参加工作的时间，我的工资涨了70倍。
房子有了，工作轻松而稳定。但是，内心深处，快乐并没有随着物质条件的改善而上升、增加，反而经常会陷入一种莫名的忧伤之中。皓月当空的时候，我反而更加怀念那些没房没钱的日子。
我曾经不停的在想，我的快乐到底去哪里了？
曾几何时，我幻想着能有一间几个平米的书房，灵感飞扬时，我会把那些美好的思想和句子，写在雪白的稿纸上，让笔端自由倾泻出成长的喜悦，思考的收获，灵魂的探索，思辨的轨迹，甚至把美丽自然的寻访诉诸文字，留下足迹。但是书房有了的时候，我的脑袋里却像狗舔的一样干净，什么玩意儿都没有了。多少次，我坐在书桌前，铺开稿纸，泡一杯浓茶，点一支香烟，想写点什么。奇怪的是，一坐几个钟头，脑袋里空空如也，笔下往往只有题目，再不会有那种飞花妙笔了。我自己都很困惑，那些年，在不到十平米、后来是不到三十平米的小房子里，趴在洗衣机盖子上，那些长篇巨制是怎么来的。忙得不可开交时，还居然忙里偷闲，每届世界杯都写下十几万字的足球评论。也选择最好的一两篇拿到报刊上去发表，以示我还在看球、在思索。
多么怀念那个让我才情飞扬的长风牌洗衣机盖子！
曾经，要用一年工资的三分到五分之一去买书，而现在，这十年买的书加起来也不如过去一年买得多。网络和电视，让阅读也变成了快餐，天天在网上冲浪，鼠标没有停过，目光没有停过，可是我们的灵魂思考过吗？
曾经，我们每年年底都写总结，那一段段成长的脚印，那一份份收获的喜悦，那一点点思想上的成熟，那一个个工作上的进步，都让我们激动不已。如今，总结还在写，不过是从网络上下载来的，改头换面而已。千人一面的格式化文字背后，那隐藏的极深的嘴脸和灵魂还是我们自己的吗？还有多少人，在夜深人静的时候，面对灵魂，直书对错？
曾经，我们都为物质的东西拮据过，困惑过，烦恼过，也一直不停的奋斗着。当物质条件大为改善的时候，我们不是想着去充实内心，安抚灵魂，却反而进入了一轮又一轮不停的攀比与对照中，他人的巨变和财富让我们内心倍受煎熬，欲望的爪子把所有人捆绑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紧密，小房大房别墅，温饱小康富裕，无钱有钱大款，自行车小轿车进口车，自己富足了还想着儿子孙子，欲望的轮回，正把当代中国人带入一个万劫不复的心理地狱。
十多年前，我和一个朋友说过，如果我在银行有个几万元的存款，身体健康，我会每天早晨吹着口哨，早早的，沿着街边的每一个早点摊点，一路路的挑过去，那家好吃吃哪家，一天天的吃过去，每一天都不重复。然后上班，喜悦而安然。
时光荏苒，谁偷走了本该属于我们的快乐？
那些没房没钱的日子，我的心情如…
为什么大多数人在物质生活条件极大改善后仍然觉得不快乐？
仔细想来，第一个因素是体制内外依靠和归属感的缺失。
曾几何时，单位这个词让我们许多人都感到和家的感觉是差不多的。工资在单位拿，房子在单位分，福利是单位办，交往和人际圈子是在单位之间。工作进步、生儿育女、婚丧嫁娶、生老病死等等，单位里都有人自觉不自觉的操持着。无论是机关、团体、工厂、医院、学校，单位有大有小，效益有好有坏，天南地北的人们在一个亲密的气氛下，争吵而又不失和睦，团结但又坚持原则，像一个古老的大家族一样，在同一个制度与纪律的约束下，互相掺扶，相濡以沫，一天天与单位一起成长、进步。
四十岁以上的人都知道，我们曾经的单位是那么让人感到温暖和信任。我们的所有事情都有人给我们操心和惦记。该到提拔你了，你用不着满世界去找关系，托人打招呼，走门子；也用不着月黑风高的晚上拿着或省或借的人民币、礼品包去到某领导家里去磕头，表意思；更用不着给单位的所有平时你愿不愿意接触的人都打个电话，或发个短信央求他们投你一票。哪个岗位空缺了，支部或党委书记自然会考虑你，你也许忙得记不得了，但当有一天书记找你谈话时，所有的人都知道，应该提拔的你被组织上提拔了，而且再也不会反复了，已经定下来了。你所做的，只有比以前更加认真的努力工作了。
每个人都会长大，也会娶妻生子。到了男婚女嫁的时候，工会的大伯大妈会满世界的给你介绍对象，拿出那么多不知道怎么搞来的男孩女孩的照片，让你慢慢挑选，一旦选中，立马就能安排你两见面认识。要结婚了，更没事了，无论你是一个人闯荡北上广的单身小伙，还是独自从大山深处飞出的王二妮，都不要紧，单位的工会一定会为你办一个热闹简单、既不铺张、也会让大家都满意的婚礼。而单位的一二把手领导也会非常乐意的为你证婚或祝词祝福你们幸福。
意外和灾祸总是生活中免不掉的影子。但有了单位，你总不会一个人去独自面对和承担。那时候大家都穷，不像现在动不动就发动大家捐款，却没人陪你看病。但所有人会发动一切社会关系，自发的帮你渡过难关。
死人啦，也别愁。有一帮人在工会的领导下，会自然而然的料理，甚至连出殡以后的卫生打扫都有人替你想得到。许多大一点的单位，几乎都有一个自发的红白喜事民间班子，一家有事，集体帮忙。生老病死，单位都替你担着想着。
房子让现在的每一个参加工作的年轻人都头疼不已。一点工资，租完房吃完饭几乎就所剩无几了。但是如果我说出来，你可别不相信。过去，无论哪个单位，每进来一个年轻人，都得给他一个住的地方，不管是集体宿舍还是临时腾出的库房。有很多当领导的，自觉把自己的办公室让给新分配参加工作的年轻人当宿舍。
儿女大了，要就业了，单位领导也自然会替你考虑着。不要以为过去就业就比现在容易得多，一样艰难。本单位里能安排的，优先考虑；安排不了，再和别的单位部门协商。不会像现在一样把所有的机会都给了七大姑八大姨，不管你的死活的，或者能安排也要你拿钱去买的。
福利房子分了多少年，都说不公平，看看现在的样子，你还敢这样说吗？分房那是要拿到众人面前得上台面的事，没有公平能维系那么多年吗？我一直在想，如果国家不要硬性停止单位自建房、福利房，那今天高高在上的房价从那里诞生呢？
我们在体制内形成的许多优良传统，随着不深入的政治经济改革、极度深入的*、与江河日下的人心一起，荡然无存了。一度时期，一帮有娘生没娘养的专家学者，大肆鼓吹要提高效率，历数企业单位办社会的种种危害。结果，单位办社会的功能切掉了，效率没有提高，社会的公平和正义却缺失了。随之而来的是人文关怀的消失，和人心的背离。我们总是习惯于把洗澡水和孩子一块倒掉，而不论对错。回忆和说明这些，并不是我们认为过去有多好，值得留恋。而是过去我们在夺取政权的过程中逐渐形成，值得继续传承、发扬光大、凝聚人心、解危济困的东西，被当作垃圾一样丢弃了。当然与之一同被丢弃的，还有人心的归属。当这一切变成记忆的时候，我们发现，原来我们离开和失去组织单位的关心关怀已经很久很久了，再没有人为我们这些主人们考虑那么多的鸡零狗碎了。我们在单位变得单纯，同时我们变得更加孤独和无助。风雨袭来时，我们只能命苦不能怨政府、点背不能怪社会了。
我所说的，基本全是真的。若你是上班一族，时髦话叫工薪族，你的单位是这样吗，你见过周围有这样的单位吗？
现在知道我们大家为什么不很快乐了：我们在工作中、或者我们工作的单位让我们无法依靠，没有安全感和归属感。那个让我们奉献青春与热血、没黑没夜拼命赚钱、忘我工作的单位，于我们的任何东西都不相干，除了赏赐给我们几千大毛工资外，还真他娘的什么玩意都不是！
谁偷走了我们的快乐
“拿起筷子吃肉，放下筷子骂娘”正成为一种普遍的心态，像盛夏的草一样疯长蔓延。
不可否认，生活比过去好了很多。言论也自由了好多。只要勤快，温饱还是能非常容易得到解决的。
但问题是，大家都感到不快乐。
谁偷走了我们的快乐？
我们来看影响我们快乐的第一个问题：安全感的降低。
衣食住行，是睁眼第一件事。在保障正常生活的这四个前提中，有两样东西令我们感到极不安全，即食和住。先说食：米面油盐四者中，前三个都让我们惊恐不安。毒大米、石膏面、地沟油。吃的问题最多。住的问题就更不用说了。一是高高在上的房价掠夺了几代人的血汗和积累；二是居住的极不稳定性。开发商和政府一商量，没准儿你住的好好的房子就被强拆了，然后让你出高价再买回去。一夜之间，你不但安居乐业没有了，钱包里的积蓄也没有了。四个基本生存所必需的东西，两个让人充满了不确定性的安全感，要穷开心确实也不容易。
影响快乐的第二个问题：归属感的缺失。
你可以试着问一下身边的人，对他发工资的那个组织或单位有没有依靠感，或者愿意把自己融入哪个组织，在他有了困难和危急时向其寻求保护和救济？当绝大多数人在自己为其卖命和奉献的单位找不到归属感、得不到依靠和温暖时，谁还能开心得起来？
影响快乐的第三个问题：所有人都对未来没有信心，人人心里充满了不确定感。当官的不干人事，捞足了钱害怕将来清算，把老婆孩子钱财都送到了国外，只身给百姓当“裸官”；先富起来的害怕巨额财富得不到保障，连人带钱一块往出跑。你我草民百姓，躲无可躲，去无可去，教育、医疗这两大老虎嘴，虎视眈眈的盯着你，有限的两个人民币工资，还要忍受不断通胀的缩水。转型期里，住房、医疗、教育成为压在百姓头上新的三座大山。即便兜里有两钱，面对这三座山，谁还敢消费啊！
影响快乐的第四个问题：封建遗毒的死灰复燃，令整体社会文明倒退。从机关、企业、社团，再到一个一个的经济实体里，一言堂、家长制、家族式、独断制、裙带风、霸王气无处不在。执政党的党内*在退步，“一把抓、抓一把”，一个单位一个小皇帝；企业里视员工为个人财产，基本*得不到保障，老板就是救世主。谓予不信，你试着问一下：你在你工作的单位，有多长时间没在公开场合发过言或提过意见了？腐朽的官德，正变成全社会道德沦丧的助推者，既败坏了执政党的形象，也加剧了平民百姓的极度不安全感、不信任感。制度内不依制度办事，依靠潜规则运转；法律框架内执法者诚信度很低，需要通过灰色的人情关系来润滑、帮助法律运作。一个十几亿人的大国，河水大了，修个桥不行吗，非要几十年摸着石头过河。整个一个民族，迷迷瞪瞪的，集体高唱“我的未来不是梦”！
我有一个习惯，就是每到一个地方，总要抽出半天时间，到最热闹的地方去看街上的行人。主要是看那个地方人们脸上的表情。看了许多地方后，我得出了一个结论：在绝大多数中国人脸上，都被轻轻地涂了一层胶水：脸上的表情是僵着的！
辛亥革命百年祭
一百年前，在暗无天日的中国大地上，有这么一群人，他们不忍看河山破碎，百姓为鱼肉，抛家舍业，奋起一呼，从此拉开了民族复兴的巨幕。
他们中，有奔走呼号、为天地立乾坤的人，如宋文、宋教仁等；
有不畏割喉拔舌、振聋发聩的人，如陈天华、章炳麟、章太炎等；
有拼却性命、敢为玉碎、慷慨赴死之人，如秋瑾、谭嗣同等戊戌六君子等；
有誓举义旗、擎天一怒的人，如蔡锷、黄兴等。
还有不少志士仁人，也不堪满目苍夷，民生凋敝，国将不国，生灵涂炭，愤而加入推翻满清帝制的行列。
他们，是中华民族的脊梁，是值得永远缅怀的人 。
“革命洪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
满清，这个对外闭关自守、奴颜婢膝、割地赔款、丧权辱国；对内残酷*、横征暴敛、*公行、人神共愤的堕落王朝，终于被扫进了中国历史的垃圾堆。
专制帝制，这个在中国大地上笼罩了两千多年的幽灵，这个视生民如草芥、让神州大地上的百姓一次次惨遭屠戮、让中华数千年文明遗迹几乎荡然无存、大大小小暴戾地轮回了无数次的极端罪恶之花，彻底地退出了中国的历史舞台。
而尤为重要的，辛亥革命的成功，向中国大地上所有还在做着帝制之梦的一切魑魅魍魉，发出了最强力的正义的警告：逆历史潮流而敢为帝制复辟者，将死无葬身之地！
从“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到“民权、*、民生”，这是革命性的升华。从单纯的汉民族主义到全中华民族的升华。
社会进步之路是曲折的。还是让我们重温一下中山先生的话语：“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
从殖民地半殖民地和封建半封建的社会中走出来的中国，仍然有很长的路要走。反封建的道路依然漫长。“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是中国人心底解不开的情结。呼唤清官统治仍然是一种做惯了奴才的心理表现。充斥于商品标签、影视作品、大街小巷的“王”、“霸”、“帝”、“御”，无不显示出心里对于封建专制的羡慕嫉妒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