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见，不同历史阶段的社会制度及其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背景的变革，将形成、催生出国家、民族命运之转折，而国家、民族的"大命运"的态势必然波及、作用、体现于个人的"小命运"之中。
还需注意到的是阶级与个人命运之关系。马克思指出：阶级决定个人命运。控制国家乃至民族命运的不同阶级，当然随着阶级的成败兴衰而相应体现于个人命运之中。当地主阶级、资产阶级队伍中的势力人物高高在上、飞扬跋扈，而广大百姓生活艰难时，两者的命运迥然不同，而当无产阶级当家作主、新的社会制度建立后，两者的命运就打了个颠倒，广大百姓的命运是先抑后扬，而前者的命运亦归于先扬后挫之列了。
战争制约人生命运
社会的状态影响、制约人的命运的一个很大的方面，是社会处于战争还是和平阶段。人类历史即是一部战争与和平交织更替的历史。当战争以不同方式、不同级别出现于人们生存的社会环境时，人们的生活、工作、家庭、事业，无不受到极大的冲击与制约。第一、第二次世界大战降临时，受到战争蹂躏的各国人民，其人生命运无不发生巨大的转折。最典型的莫过于原来准备继续上学深造的学生，不得不提早加入军队士兵的行列，投身于正义或非正义一方的残酷军事搏杀之中，其人生命运可能在军事战争有所作为，成为层次不等的军官乃至将军，也极可能战死沙场，了结一生，无从展开原来的命运构想。
另一种情况是，战争改变了人们的命运趋向。原先从事教育、科研、艺术的人士，也会被战争召唤或拖入其中，或直接成为士兵、军官，或承担武器制造、情报间谍、军需供给等任务。在非正义一方，德国纳粹集中营的以机械、化学、生物等方式残害人的生命，乃至建造集中大批焚烧犹太人的工厂等，均出自和平时期的工程师、科学家、教授等高级人才之手。从正义一方看，同样的为反战争、求生存、捍和平而进行的各类武器开发、弹药制造、特殊侦察等，也源自相当知识水平的各类工程技术人员与科学工作者的创造。战争以特殊形式改变着国家的命运，更在极短的时期内改变着大多数人们的命运状态与趋向。战争使人生原先稳定趋好型的命运曲线，变为较大波动型或先扬后抑型命运之势。
因此，人生命运的稳定趋好，最大的社会环境与条件，莫过于战争的消失与和平的来临。
时势造就杰出英豪
人的命运的社会性，更大程度上典型地体现在历史上一些伟大人物与英豪们的命运史中。战国时期，齐、鲁、燕、赵、韩、楚、秦七国争雄，各呈所能，连年战乱，四分五裂，社会发展需要强有力的统一诸国的中央政权的出现，需要一位强势君主的统治。于是，秦王嬴政，依托自己的雄才大略，顺应历史的呼唤，完成了统一六国，建立大中华帝国的千秋伟业；面对蒙古大草原诸多部落年年相互掠夺厮杀、民不聊生、生存艰难的混乱局面，生长于蒙古部落的铁木真，在经历了长期的浴血奋战、殊死搏斗后，以小胜大，以弱胜强，终于统一了蒙古大草原各部落，并攻破金和西夏，乘势扩张，铁蹄直逼于位于中亚细亚的花剌子模国，逐步建立了当时横跨欧亚大陆的元朝帝国，成为中国历史上的一代天骄；面对清朝晚期，封建王朝日趋腐败，中华民族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阶段，尤其是甲午战争后，民族危机空前严重，"国运"加速衰落的现状，于清光绪二十四年（戊戌年，1898年），以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曾才常、严复等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维新派，毅然发起了"救亡以国存，变法图强"的维新运动，组织强学会，创办《强学报》、《时务报》、《国闻报》，组织政治活动，声势浩大地宣传维新变革思想，并有力推动光绪皇帝的"戊戌变法"。尽管由于封建主义的根深蒂固，初登历史舞台的幼弱资产阶级的种种局限，维新运动和"戊戌变法"失败了，康有为、梁启超逃亡国外，谭嗣同、杨锐、刘光第等"六君子"英勇就义，但康有为等人即展现了应时而为、为国效力的壮丽命运篇章，给近代中华民族的崛起历史抹上了一笔浓重的色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