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怎么着，孙用蕃的婚姻之路很坎坷，她也很珍惜这次机会，愿意和张志沂以及张志沂的儿女们搞好关系，还没有嫁过来之前，她已经郑重地准备了送给张爱玲的见面礼——她自己的一箱子旧衣服。
我相信孙用蕃是抱着“友好”的态度准备这份“礼物”的，她的问题在于太过主观，她自己家境“拮据”，姊妹多，竞争激烈，可能跟《琉璃瓦》里描写的一样，一双袜子都是一笔会被他人觊觎的财产，但人家张爱玲不是。李鞠耦留下的那笔嫁妆着实丰厚，还没败坏完呢。
张爱玲还从黄素琼那里继承了“衣服癖”。她5岁时就梦想梳爱司头，穿高跟鞋，小时候的衣服，她一件件记得分明，白地小红桃子纱短褂，飞着蓝蝴蝶的洋纱衫褂，姨太太用整块丝绒做的小斗篷，被老妈否定了的俏皮的小红袄，还有那件还没有上身就小了的葱绿织锦的外国衣服，让她一想起来就觉得伤心，认为是终身遗憾。要想得罪这种“衣服癖”患者，最有效的办法就是限制她的衣着，孙用蕃自称自己的衣服料子很好，张爱玲却在文中说，袖子都已磨破。
另一方面，张爱玲是个排异性很强的人，对别人的气味，一定很敏感，要是她喜欢的人倒也罢了，对于这位后妈，她从一开始就很抵触，姑姑跟她说她爸即将再婚的时候，她都哭了，发狠想如果这个人站在对面，一定要把她从阳台上推下去，这戏剧化的设想虽没有变成现实，但是，她也一定不愿意穿孙用蕃的旧衣服。
但是，没办法，孙用蕃嫁过来，张爱玲在她治下，只能接受她的安排，穿她的旧棉袍。张爱玲说那颜色像碎牛肉，穿在身上的感觉，是浑身都生了冻疮，冬天已经过去了，还留着冻疮的疤。在贵族化的教会女校穿着这样的衣服走来走去，相当难堪。学校里一度酝酿制定校服，张爱玲内心非常渴望，还想象也许像别处那样，是白衬衫，藏青色的十字交叉背带裙，洋服中的经典作，又有少女气息。可惜学校当局最终没通过。
多年后她到台湾，还赞赏女学生的草黄制服，听说群情激愤要求废除女生校服，不禁苦笑，也知道这样“忆苦思甜”说出来会让年轻人生厌，没办法，“我那都是因为后母赠衣造成一种特殊的心理”。 张爱玲晚年写到继母，仍是一股子冷嘲热讽的口气，我想，也许跟孙用蕃自说自话的“赠衣”之举不无关系。
当然，更不可原谅的，还是她抢走了自己的父亲，孙用蕃嫁过来之后，张志沂对她言听计从，从张爱玲的弟弟张子静的叙述来看，这俩人从头到尾感情都不错，真应了那句话，谁都有谁的那杯茶。
孙用蕃和黄素琼不同，没那个眼界，也没那个想法，她和张志沂一样，在旧时代里生了根，如果说“遗少”也有女版的话，那么她就是。和张志沂一道躺在烟榻上，吞云吐雾，不管将来，在近乎微醺的气氛中，消磨掉这一生，有什么不好呢？她和老公志同道合，于是相亲相爱。
对此，张爱玲当然是不愉快的，会有一种被剥夺感，她拼命地瞧不起父亲的生活，到了这会儿，还有自我保护的成分——用轻视将自己与他隔绝开来，装作根本不在乎他的感情，掩饰那一点点小失落。
但是，正如她自己所言，她天生就是个写小说的人，“写小说的人”和普通人的一个区别，就是对别人特别有兴趣，甚至能超出个人好恶，把对方凝练为一个观察描写的对象。孙用蕃的到来，使得张爱玲有机会观察“继母”这个群体。这一群体历来公众形象不佳，张爱玲则试图设身处地，初见之时，孙用蕃也无意扮演经典版的后娘，愿意朝好里做，张爱玲的主观意愿和客观事实勉强接应上，她就把这点体会放到作文中，写了一篇很是善解人意的文章叫《继母的心》，讲继母也很不容易。
孙用蕃读过之后非常感动，又拿给亲戚们看，但我总觉得张爱玲的“写”和孙用蕃的“感动”，都有表演的成分，张爱玲想表现自己别具慧眼，孙用蕃想展示自己初步取得成功。而所有的表演，都有谢幕的时候，身段撑久了，是会感到累的，张爱玲原本对孙用蕃没有好感自不必说，孙用蕃再有向好之心，也消除不了内心那股戾气。
林白曾在小说中自嘲，一个女人，35岁之前无论如何要把自己嫁掉，就算结了再离，也比一个彻头彻尾的老姑娘心态健康。眼下剩女层出不穷，35岁早不复为警戒线，但是，在孙用蕃的那个年代里，这一定是一个没有希望的年龄，而她又活在人口众多关系极其复杂的家庭里，可以想象，在无人问津的那些岁月里，她积攒了多少心理垃圾，不管她的内心多么想扮演一个良善的“继母”，最终还是会绷不住地发泄出来。
张爱玲是优秀的受宠的大小姐，孙用蕃不敢动她，就捡张子静这个软柿子捏，张爱玲的用词叫作“虐待”。不过，孙用蕃一定不会认可，人家不过是放弃“慈母”路线而改走“严母”路线而已，不是说棒子底下出孝子吗？为啥大家都不理解张孙氏的良苦用心呢？
目睹孙用蕃挑拨父亲教训弟弟，张爱玲受到了很大的震动，两人之间的裂痕，不可避免地产生了，但是，张爱玲毕竟不是那种爱撒娇发嗲的小姐，喜怒形之于色，大家族人多口杂，本身就是个江湖，早已历练过的张爱玲，跟这位继母，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互相敷衍得过。
但两个女人之间的芥蒂，像一只不断充气的皮球，暗暗地，沉静地，等待着爆发的一天。
张爱玲中学毕业那年，黄素琼回国，张爱玲自认为自己态度没有多少变化，可张志沂感觉到了。他暗中不快，有点吃醋，此前他对张爱玲一直很不错，养活她，教育她，欣赏她的作文，鼓励她学诗，他以为张爱玲应该和自己父女情深，以为这个出色的女儿，将成为自己感情上的一种慰藉，不成想，黄素琼一回来，张爱玲就变了心。如果只是奔向黄素琼倒也罢了，关键在于，张爱玲同时还亢奋地奔向那新时代，又一次地抛下他，抛下他身处的那个意气沉沉的旧世界。
就在此时，张爱玲又提出留学的要求，我想张志沂对于留学这件事，一定是有抵触的，花钱且不说，他的前妻若不是出国留学，怎会那样绝情地与他分道扬镳？而张爱玲留学心切，选择了最糟糕的说服方式——演讲。《围城》中说，演讲的感觉是站在台上，居高临下，我们可以想象，当张爱玲铿锵有力距离感十足地陈述她的理由时，对于张志沂和孙用蕃是怎样一种刺激？张志沂很恼火，说张爱玲是受了人家的挑唆，这个人家，不用说就是黄素琼了。孙用蕃则当场就骂了出来：“你母亲离了婚还要干涉你们家的事。既然放不下这里，为甚么不回来？可惜迟了一步，回来只好做姨太太！”
不久沪战爆发，日军日夜在苏州河那边攻打，张爱玲说她家临近苏州河，每天被炮声吵得睡不着，就跟父亲提出，要去母亲那里住几天，后来又说是她母亲安排她出去参加考试，总之，她去黄素琼那儿住了俩礼拜。走的时候，她跟父亲说，是去姑姑那儿，张志沂情知前妻和妹妹同住，但余情未了，在烟榻上柔声应了一声。
等到张爱玲回来，孙用蕃“忍无可忍”地发飙了，问张爱玲去她母亲那儿为什么不告诉自己，张爱玲说告诉父亲了，孙用蕃怒道：“噢，对父亲说了！你眼睛里哪儿还有我呢？”便一个耳光打过去，张爱玲本能地要还手，被拉住，孙用蕃已经一路锐叫着奔上楼去：“她打我！她打我！”
我父亲趿着拖鞋，拍达拍达冲下楼来。揪住我，拳足交加，吼道：“你还打人！你打人我就打你！今天非打死你不可！”我觉得我的头偏到这一边，又偏到那一边，无数次，耳朵也震聋了。我坐在地下，躺在地下了，他还揪住我的头发一阵踢。终于被人拉开。
张志沂对于黄素琼的感情是如此复杂，每时每刻都不相同，恨中有爱，爱中生恨，先前张爱玲来请假时，他躺在烟榻上，心情相对平和，她在他心里，模糊是个可爱的女人，于是柔声应下，而其他时刻，比如这个早晨，他有下床气，心情没那么好，再想起这个女人，就是一个尖锐的盛气凌人的影像，一意投奔过去的张爱玲，也跟着变得可恶起来，他的暴怒的另一面，是被伤害的感觉。
张爱玲被关了起来，姑姑来说情，孙用蕃一见便冷笑道：“是来捉鸦片的么？”不等姑姑回答，张志沂便从烟榻上跳起来，把姑姑也打伤了。这个细节，透出孙用蕃的心机，她知道怎样把张志沂激怒。“是来捉鸦片的么？”一句话，就把姑姑推到黄素琼张爱玲她们那边，成了张志沂又一个假想敌。
姑姑营救无效，张爱玲被她父亲关了大半年，表面上看，张志沂处于绝对强势，但是，当午夜梦回，张爱玲在被羁押的房间里看那月光如冷冷的杀机时，张志沂是否也曾辗转难眠思量遍，仍然不知如何与女儿握手言欢？
不是每个人，都知道如何让自己柔软柔和下来，张家人的强硬，也是一个传统。
一场场幻灭连缀成人生（1）
大半年之后，张爱玲找机会逃了出来，她在文中生动地描写了那个逃脱之夜：
等到我可以扶墙摸壁行走，我就预备逃。先向何干套口气打听了两个巡警换班的时候，隆冬的晚上，伏在窗子上用望远镜看清楚了黑路上没有人，挨着墙一步一步摸到铁门边，拔出门闩，开了门，把望远镜放在牛奶箱上，闪身出去。——当真立在人行道上了！没有风，只是阴历年左近的寂寂的冷，街灯下只看见一片寒灰，但是多么可亲的世界呵！我在街沿急急走着，每一脚踏在地上都是一个响亮的吻。而且我在距家不远的地方和一个黄包车夫讲起价钱来了——我真高兴我还没忘了怎样还价。
张爱玲离开了她所看不起的父亲的家，来到她所向往的母亲的家，夙愿已偿，是不是从此就可以得其所哉？假如生活真的按照这个调子发展，张爱玲就不可能成其为张爱玲，不可能有这一手艳若桃李冷若冰霜参差对照风情万种的好文章。
好在，生活不可能按照想象或者愿望去发展，张爱玲来到她母亲家不久，就发现，她对于母亲的印象，很可能是一种想象，而她对于母亲的爱，也是一种罗曼蒂克化的爱。
男女之间的爱，有一款叫作“爱上爱情”，我们后面会说到，张爱玲是干这种事的高手，一般感情丰富的女子都擅长此道，因为心气太高，总要求纯粹，加上想象力过于充沛，当她们在生活中找不到那个完美的对象时，她们就会把一个普通人，包装成理想的样子，然后，义无反顾地爱上他。
对于父母的爱，是不是也有这种？张爱玲小时候，她母亲就出国了，长达四年的时光里，母亲对于她，都是个影影绰绰的传说，仆人们当然不会说她母亲的坏话，而张爱玲骨子里的文艺因子，又使得她愿意，把母亲打扮成一个美丽的女神。她的小说《茉莉香片》，是套着她父亲和弟弟写的，里面也出现了一个早逝的母亲，温柔的，隐忍的，静默的，我觉得，这可能是母亲最初在张爱玲心中的概念。
她八岁时母亲归来，张爱玲仍然用一个小女孩的目光仰视着她，母亲带回来的气息、声音、色彩、光影，足够让一个八岁小女孩眼花缭乱，和灰扑扑的总是提不起精神的父亲一比，更是光彩照人。父母离异后，张爱玲在他们之间来来去去，浮光掠影中，她还可以保持一厢情愿的想象，而她在父亲那边的时间要长得多，没有距离所以也就不美。
不过，换一个角度来看，母亲也有被美化的条件，她的“留学背景”——不要问她有没有学到什么，少女张爱玲在意的，只会是那种洋派头；她一往无前的先驱者形象，她的果断利落不含糊暧昧，都使她有了成为“女神”的可能。
现在，张爱玲来到这女神的世界里，让我猜猜她的心情，我猜一定不完全是劫后余生的欢喜，相见之时，也不会有泪眼相拥的一幕。前面说了，大家庭本身就是江湖，江湖是这么一个世界，快意恩仇的表面下，往往有着清晰的利益权衡。张爱玲出走之前，她母亲就托人给她带过话，说，你要想清楚了，跟了我，是没钱的。张爱玲被羁押之中，居然都没有脱笼鸟似的不管不顾，她冷静地想一下，父亲的钱，不见得会花到她头上，求学的黄金时间，倒被耽误了，思路理顺了，决定也就好做了。
当张爱玲在这厢反复斟酌，她母亲未必就没在那厢细细思度，张爱玲的投奔，是一突发事件导致，她原本规划中没有这一环，是否要接受这个女儿，如何接受？
这些年来，黄素琼过着天马行空的生活，这次还有一位异国男友随行，她很可能没打算在中国待太久，为张爱玲留下来，是需要一定的牺牲精神的，而为了儿女牺牲自我这种东西，比较多地体现在东方母亲身上，这些年来竭尽全力“全盘西化”的黄素琼，对它很隔膜。
好在，还有一种东西不那么隔膜，那就是母性的本能和责任感，黄素琼不是一个母性泛滥的人，但是那一点点就够了，足够让她不那么情愿更谈不上欢天喜地地，接纳女儿。何况，她的名媛淑女派头是半路出家，差强人意而已，而十七八岁的张爱玲可以从根上抓起，可以在这个女儿身上，圆满自己的心结，也不是完全没有乐趣和成就感的，从这一点说，她又很像一个中国式的母亲了。
黄素琼没正式上过学，一直心心念念想把张爱玲送进名校，这也是她和张志沂的争端之一。现在，没有任何问题，张爱玲是要被送到好学校的，黄素琼手头不算很宽裕，但她不惜血本，请了一个犹太教师给张爱玲补习数学，每小时五美元。
黄素琼还是个艺术迷，不见得真的喜欢音乐和绘画，照我看来，她更爱那种艺术氛围，幼年的张爱玲，曾见母亲在家里开沙龙，和一个胖太太并坐在钢琴凳上模仿一出电影里的恋爱表演，张爱玲笑得在狼皮褥子上滚来滚去。
现在，黄素琼可以在张爱玲身上实施她的“淑女养成计划”了，她教张爱玲练习行路的姿势，看人的眼色，照镜子研究面部神态，如果没有幽默天才，千万别说笑话之类，她一心一意打造出一个优雅的名媛出来，但很不幸，张爱玲实在不是这块材料。
我知道9月30号出生的张爱玲是天秤座，我不知道她是什么血型，只是很自恋地猜测，她大概是与我一样的O型血，该血型人士一个显著的特点是协调性差，换成通俗的词叫笨拙。我走路总是跌跌撞撞，经常腿上青一块紫一块的都不知道在哪儿碰的，每年平均要跌两次跤，常常是毫无理由地倒下。有次是下雨天，我爬起来，抬起头，看看四周无人，暗自窃喜，不想很久之后的某一天，某人带着特别欠扁的笑容告诉我，她曾在楼上看见我突然跌倒，然后慢慢站起，很白痴相地四处张望。
不容易平衡，还体现在思想上，一个淑女，应该矜持优雅，但又不能凛冽难犯，这就太难为O型血了，张爱玲比我也强不了多少，始终学不会巧笑浅嗔，一笑就嘴巴全张开，一哭就是青天落大雨，让黄素琼很失望。
我知道如何看人脸色，但不知该如何对待，我不是没有幽默感，但一说起笑话，就显得生硬，非常地冷，对于张爱玲的不知所措，我完全能够感同身受，最要命的是，当她手忙脚乱地处理这一切时，她母亲在旁边静静地审视着。
有时，我感觉到，黄素琼看张爱玲的眼神里，有一点投资人的味道，她投下那么多人力物力，还放弃了和男友在一起，张爱玲的表现，似乎配不上她的牺牲，她不由自主地，变得不耐烦了。张爱玲这时还颇不识相，三天两头问她要零花钱，黄素琼的烦躁可想而知，就是这烦躁，使得毫无准备的张爱玲猝然心惊，她还没有力量怀疑母亲，只能回头怀疑自己。
常常我一个人在公寓的屋顶阳台上转来转去，西班牙式的白墙在蓝天上割出断然的条与块。仰脸向当头的烈日，我觉得我是赤裸裸的站在天底下了，被裁判着像一切的惶惑的未成年的人，因于过度的自夸与自鄙。
有多少少年，有过这样困窘的时刻？敏感使我们看得懂父母的眉高眼低，单纯又使我们以为，一切都是自己的错，我们是这样缺乏经验，不知道父母也并不像他们标榜得那样完美，当我们受到伤害，我们只是惶惑地自省着，这种自省有如一柄锐利的刀，一下一下地，将自己的小心灵，剜割得鲜血淋漓。
对于一个孩子，父母就是全世界，她在父母那里受了伤，是无处叫屈，无法疗伤的，而她和父母的关系，也决定着她将来和世界的关系，跟父母之间是轻松，是紧张，是尖锐，还是柔和，她将来和世界也是这样。
童年留下的心理暗疾，就像一棵树苗上的伤痕，会随着树的长高长大而慢慢扩展，变成一生的隐痛。而这些伤痕，大多来自父母老师，他们不可能有恶意，他们只是被生活的重压挤得失去耐心，一些言语，一些眼神轻易飞出，让柔弱的小心灵独自承受。
张爱玲后来在跟人交往上很没有信心，也许在她内心，永远有一双眼睛，不是爱怜，不是赞赏，更不是怂恿，而是冷静地审视地望着她，身处其中，必然锋芒在背，动辄得咎，所以禁忌多多，当每一个动作都危险，张爱玲习惯了收缩自己，抱紧双臂，无声地呼吸，有谁知道或许这姿态不是傲慢，而是少年时代，在母亲挑剔的目光中形成的一种习惯。
惶恐的同时，张爱玲还经历着人生最大的一场幻灭，之前，在父亲那里，她感受到一次幻灭——虽然她长期尽己所能地瞧不起父亲，这种瞧不起里，有一点撒娇赌气的成分，甚至是对于老爸的恨铁不成钢，有感情才会这样；她万万想不到，父亲竟会对她如此粗暴无情，而且是在继母的挑唆下，愤懑使她无力分析父亲这一突兀举动背后那千转百回的心结，只顾数自己的伤痕。
但不管怎样，至少她从不觉得他完美，母亲在她心中，却是戴着天使的光环的，现在，天使掉到人间，不，是张爱玲自己掀开了天堂的帷幕，本以为该是仙乐飘飘，鲜花如锦，却发现寒意袭人，彻骨的冰凉，不幻灭是不可能的。
可是，幻灭这东西，就是个坏东西吗？隔着浩渺时空，我看黄素琼，总有似曾相识之感，我在成长过程中，是遇见并崇拜过这类女人的，她们衣着入时，妆容讲究，举止优雅，爱好文艺，以前叫作小资，现在又加进了波西米亚元素，高级一点的还有贵族或留洋背景，一招一式都有个范儿。
张爱玲的真性情，与之根本就是两条道上跑的马，现在她很紊乱，这无疑是一种负面影响，但紊乱之后的幻灭，未必不是有益的。
幻灭者，虚幻之破灭也，捅破虚幻的肥皂泡，方能触及真相，没有经过幻灭的人生多么虚浮，不敢经历幻灭的灵魂，多么脆弱，从某种意义上说，幻灭未尝不是一种淬火，所谓百炼成钢，总要经历这么几道。从此之后，张爱玲再也不会那么激烈地非黑即白非此即彼，把人世间劈成天堂和地狱这两半，她学会静默地艰涩地审慎地触摸生活，感受它的繁复多变。
如果说前面的幻灭都是针对具体的人，紧接着到来的一场幻灭则关乎理想，张爱玲自小好强，和一切胸怀大志的人一样，她不是活在当下，而是活在对于未来的期待里，“八岁我要梳爱司头，十岁我要穿高跟鞋，十六岁我可以吃粽子汤团，吃一切难于消化的东西。”这梦想里还有一个孩童的梦想和天真，她十几岁的时候就有了超越物质生活的追求：
在前进的一方面我有海阔天空的计划，中学毕业后到英国去读大学，有一个时期我想学画卡通影片，尽量把中国画的作风介绍到美国去。我要比林语堂还出风头，我要穿最别致的衣服，周游世界，在上海自己有房子，过一种干脆利落的生活。
当初被父亲羁押时，张爱玲是考虑到求学的黄金年龄被耽误，才下定决心离开的，她所有的决定都围绕着这个梦想，一切都要为它让路。
在黄素琼的支持下，张爱玲发愤图强，1938年，她报考伦敦大学，获得了远东区的第一名，但这时欧战爆发，她没能去成伦敦，第二年改入香港大学，黄素琼则随美国男友去了新加坡。
香港之于张爱玲，是一座特别的城，她带着隐秘的宏伟抱负来到这里，既踌躇满志，又忐忑不安，虽然她是求学，但那感觉，跟《倾城之恋》里，到香港“捞世界”的白流苏也有几分相似吧？在小说里，她这样描写白流苏对香港的第一印象：
那是个火辣辣的下午，望过去最触目的便是码头上围列着的巨型广告牌，红的、橘红的、粉红的，倒映在绿油油的海水里，一条条，一抹抹刺激性的犯冲的色素，窜上落下，在水底下厮杀得异常热闹。流苏想着，在这夸张的城市里，就是栽个跟斗，只怕也比别处痛些，心里不由得七上八下起来。
如此生猛的描述，是否取材于她的个人经验？
来到香港之后，张爱玲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教科书，仔细琢磨老师的想法，门门功课都是优秀，一口气拿了两个奖学金，毕业之后还有可能被保送到牛津大学深造，大好前程就摆在眼前，她就等着展翅高飞了。然而，一个大事件发生了，大四这年，港战爆发，战争像一块大披风，遮蔽了个人的一切努力，张爱玲看得大过天的成绩，在兵荒马乱的世界里，是如此的渺小，如此的荒诞，仿佛眼前的布景被谁陡然转换，前途远景像海市蜃楼一般消失了，摆在眼前的，除了死亡，便是千方百计躲避死亡。
除了生命本身，其他皆是身外之物，没有比战火中的人更懂得“活在当下”四个字，人性赤裸裸地暴露出来，吃喝与恋爱，发展了几千年，仍不过是“食色”二字。
回到上海，张爱玲和弟弟张子静说起这次遭遇，仍然愤愤不已：“只差半年就毕业了啊！”可那又怎么样？战争是没商量的，或者说，命运是没商量的，但我以为这对于女作家，未必是一件坏事，一次次的幻灭，剥除生命之上的附丽，使得张爱玲能和真相劈面相逢，无可躲避地，杀出自己的一条血路。
张爱玲想转入上海圣约翰大学续读，至少拿个文凭，但摆在眼前的问题是，钱从哪儿来？战争爆发之后，她与母亲失去联系，姑姑本来就没多少钱，现在又在失业中，姑姑倒是建议张爱玲去找父亲要钱，当初离婚协议上说好的，张爱玲的教育费用由父亲负担，后来她从父亲那儿逃出来，她父亲和继母好一通笑话，说黄素琼是自搬石头自砸脚，弄上这么一个包袱。如今让张爱玲回头要钱，不免视为畏途。
张子静却一力撺掇，回家之后又跟父亲提起，张志沂沉吟了一下，毫无表情地说，你叫她来吧。张子静认为，父亲这是对姐姐离家出走一事未能释怀，我从中看到的，却是一种不知所措，许多种感情一道涌来，怨艾，恼怒，怀念，怜爱……甚至还有一点点的羞涩，张志沂不知道该如何面对这个女儿。
张爱玲那边，又何尝不是，张子静叙述了那次父女相见，张爱玲面色冷漠地走进了父亲家，在客厅里，见到了张志沂。她简略地把求学的事说了一下，张志沂很温和，叫她先去报名转学，“学费我再叫你弟弟送去。”
两人相见不过十分钟，张爱玲把话说清楚就走了。
张子静这段回忆，百余字左右，若是让张爱玲来写，一定大大超过这个篇幅，重新走进父亲的家——尽管不是当年她离开的那座房子，她也一定会百感交集的吧，沙发上是否还有散放的小报，窗前是否还有雾一样的阳光？她对气味那样敏感，一定不会忽略掉鸦片的味道，她曾经对那味道那样鄙视，时过境迁，那味道能否成为一条通道，领着她迅速回到从前的时光？
张爱玲的面无表情，不全是冷漠，可能还有百感交集，是面对太深太重的感情时的情怯，作为旁观者的张子静如何能懂得，那短短的十分钟，她和父亲什么都不用说，但什么都说过了，说完之后她匆匆离去，他们打那以后再也没有见过面。
这种决绝，谈不上原谅不原谅，有一种感情，你是不可以对它做决定的，是拿它没办法的，你只能一动不动地待在原处，听凭不讲道理的命运随意调度，命运没有安排这对父女再见面，他们便不见。
对于这段往事，张爱玲一字不提，那里面太浓厚太纠结的感情，怎样说，才不会错？
流浪于各自的路途（1）
得到父亲的资助，张爱玲还是没有完成学业，张子静说原因有两个，一个是圣约翰大学太烂，张爱玲不肯浪费时间；第二点是学费有了着落，生活费也成问题，以张爱玲之敏感，是不愿意给窘境中的姑姑增加负担的。我以为，可能还有第三点，港战带来的幻灭感，使得她对文凭没有先前那么热衷，按部就班地上学、找工作实在太慢，哪有一个地老天荒放在那里任你慢慢铺陈：“快，快，迟了来不及了，来不及了！”想做什么，立刻去做，也许都来不及了。
个人即使等得及，时代是仓促的，已经在破坏中，还有更大的破坏要来……如果我最常用的字眼是苍凉，那是因为思想背景里有这种惘惘的威胁。
急迫的语气，焦灼的心态，有乱世的影响，更源于内心深处对于现世的珍惜。
张爱玲小时候，过春节，除夕晚上跟保姆说好第二天早点喊她，但因她那一晚睡得太晚，保姆舍不得太早唤醒她，她一睁眼，见天光大亮，一切繁华都已错过，她失落到大哭，赶不上啊，穿上新鞋都赶不上了啊，荒凉从这小小的人儿的骨子里透出来，那种深刻的身世之感是与生俱来，还是早早地看了那么多小说、看过如许多的人生使然？
日本茶道里有个理念，叫作“一期一会”，茶道上的花，只用一次，犹如人，只有这一生，所以要拿来好好做成一篇文章。一开始，她想走好学上进之路，做一个风光体面的主流人士，就像咱们现在的金领，“白骨精”、三高人士，当战争使她发现这个梦想战线过长而收益尚不确定，她及时地改变投资方向，将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文学事业中去。
我有个朋友曾笑言，我只要做选择，就沿着错误的方向。我估计大多数人都会有共鸣，人们对自己占到的便宜通常视而不见，对犯的错吃的亏则耿耿于怀，张爱玲是否也会这样自嘲呢？不过，她在人生重大关口上，总能凭着直觉，迅速找到那条正确的道路，从父亲那里逃出来是这样，放弃学业选择写作也是这样，张爱玲坚定地走上自由撰稿人之路没多久，就获得了巨大成功，她的小说《沉香屑——第一炉香》在《紫罗兰》杂志上发表，老作家周瘦鹃还特意为她写了一段文字，称赞其行文有毛姆的风格。
据张子静说，他把这本杂志拿回家，告诉父亲，姊姊发表了一篇小说，他只“唔——”了一声，接过书去。张志沂后来对这部小说只字不提，但张子静猜，他一定仔细看过的，是啊，那流利的文笔，从容的叙事，亦得益于当年他曾与她“共话文学”，他的观点给她启发还在其次，更重要的是，他平等地、真诚地聆听并欣赏过她的见解，这种姿态给了她自信，在煌煌巨著面前也能神情自若，相信自己的感觉。日后，胡兰成接演了聆听者角色，可惜，他做捧哏技巧有余，却没有张志沂那份真诚,也没有他的底蕴。
小说处女作让张爱玲一炮走红，她深谙趁热打铁之道，新作有如泉涌，捎带着，又把五六年前，刚从张志沂那儿逃出来时，用英文写的那篇羁押与逃亡经历翻译成中文，扩充后在报纸上重新发表。当年张志沂在《大美晚报》上看到那篇文章时，大发雷霆，事到如今，不知又作何感想。
不过，既是扩充，必然增加了一些内容，像这句明显是后来加上的：
《心碎的屋》，是我父亲当初买的。空白上留有他的英文题识：“天津，华北。一九二六。三十二号路六十一号。提摩太?Ｃ?张”。我向来觉得在书上郑重地留下姓氏，注明年月、地址，是近于罗唆无聊，但是新近发现这本书上的几行字，却很喜欢，因为有一种春日迟迟的空气，像我们在天津的家。
张爱玲言语中颇有些感慨。
看到“我知道他是寂寞的，在寂寞的时候他喜欢我”这句，我都替张志沂感到了惆怅。“有太阳的地方使人瞌睡，阴暗的地方有古墓的清凉。房屋的青黑的心子里是清醒的，有它自己的一个怪异的世界。”这段话则像是十足的贬义，但身处其中的张志沂未必没有同感。也许，没有谁比这个女儿更懂他，只是，懂得是一把双刃剑，慈悲的另一面是残忍，于是爱恨交集，混合成没有名目的强烈感情。
时间的流水哗哗地淌过，这对父女在各种的人生中跌宕起伏，张爱玲从上海，到香港，再到美国，无论是漂泊，还是暂时的稳定，于她，都像是在无日无夜的荒茫之中，她不像三毛，有父母做自己的守望天使，虽然那对父母平凡衰老，还有点唠叨，但在一个人的长路上，他们仍是可以依稀回望的家园。不过，这也成就了张爱玲与众不同的魅力，所谓绝代风华，就要有那种孑然独立的姿态与表情。
张志沂也许关注过女儿的成长，但那种关注，只是茶余饭后的一点念想，他的日子，还是要按照原先的节奏过下去，和孙用蕃一道躺在母亲的嫁妆上坐吃山空，那笔嫁妆真是不小，他就这么挥金如土的，到1948年，卖掉上海的最后一栋房屋，在青岛还有房租可以收，每年至少八百元左右。
不过，说到他处置上海那套房子的所得，真让人对这位张公子的理财能力叹为观止，他看着物价飞涨，执意不听任何人阻拦，把到手的美钞和黄金换成了金圆券。在中国货币史上，金圆券算一臭名昭彰的笑话，等到它几乎等同于废纸，张志沂后悔晚矣。
1949年，张志沂夫妇搬进了一个只有十四平方米的房间，他一生有过那么多钱，那么多洋房和别墅，却在这“比我家以前的佣人房还不如”的屋子里度过余生，好在这个时间不是很长，1953年，张志沂去世，享年六十。很多年后，他的儿子张子静借用朋友的话总结，说父亲命好，败得好，死得早，没受罪。想想也是，听过一个笑话，人最大的悲剧是，临终前感叹，我有那么多的钱，还没来得及花呢，张志沂起码不会有这种遗憾了。可是，回头再想，他活过这一生的意义，难道就是为了晕头转向匆匆忙忙地把这些钱都花完吗？
张志沂的所有个性，都与旧时代相宜，他善于背古文时文，放过去可以成为科考高手，小有才情，当能博一个才子的名头，至于他喜欢眠花宿柳，曾几何时那是一种无伤大雅甚至堪称优雅的气质，这些加一起，就是一个颇有派头的浊世佳公子，然而时过境迁，新时代像是一件不合体的衣服，他的人在里面，显得很蹩脚，很颓。
黄素琼与他截然相反，她一生都在寻找自己的事业，学习油画，给第一任印度总理的两个姐姐做过秘书，还曾在英国的工厂里做女工制皮包，目的是学会裁制皮革，自己做手袋销售。张爱玲的姑姑收到她的信都有点不知道说什么好，悄悄地跟张爱玲笑道：“这要是在国内，还说是爱国，破除阶级意识——”
她这个计划似乎没成功，“后工业社会才能够欣赏独特的新巧的手工业。她不幸早生了二三十年”。张爱玲这样总结。
张爱玲的父母，一个生得太晚，一个生得太早，一个过时得让人叹息，一个新锐得让人侧目，但是，正是有了这太旧的父亲，和太新的母亲，正是触及灵魂地感受到两种思想的交融与碰撞，撕扯与挣扎，才会诞生如此绝世而独立的张爱玲。她立于时代之上，不被成说牵制，不随潮流而动，孤独地固执地揭示人性的幽微之处，她的文字，也因此如河底美玉，几经时间之水的洗涤，光彩依旧。
这，能不能算作歪打正着的收获呢？
胡兰成：传奇背后，一地鸡毛
人生若只如初见
江山，美人，荡子（1）
胡兰成，浙江嵊县胡村人，父亲是茶叶店里的帮工，母亲是寻常村妇，在他的笔下，父亲豁达慷慨而母亲平静和悦，俩人闲时对坐小饮，举案齐眉的，恰如一对不老的金童玉女。
他这话说得漂亮，但无奈我看多了胡大才子的文字，也形成了一个习惯，拨开华丽字眼，从字缝里看真相，于是，我看到，他祖上也曾“阔”过，到他父亲这里开始潦倒，家中常年累月地欠债，直到胡兰成后来做了“高官”（胡兰成自言）才还清。
艰难生计里，金童玉女也是要打架的，两人打得从楼梯上滚下来，胡兰成说，他的母亲恼父亲，为着父亲家里的事情不管，到外面去管闲事。说起父亲管闲事这一桩，胡兰成也有点啼笑皆非，说是叫人真不知道怎样说他才好，因为经常吃力不讨好。
比如说吧，一个邻居打官司，胡老爹跑前跑后，倒贴旅费诉讼费陪人家告状，好容易打完了官司，那位邻居的老婆却不领情，因为一场官司打下来，开销倒大于所得，那女人就很怨怼，嘀嘀咕咕抱怨个不休，胡老爹听了也无话，只有默然惭愧而已。
怪哉，胡老爹又没有占到什么便宜，分明就是一不计得失的活雷锋啊，就算愚妇人只顾眼前利益瞎嚷嚷几句，他也大可以不放在心上，先贤早准备了现成的两句话：岂能尽如人意，但求无愧我心。胡老爹惭愧个什么劲呢？
如果我们只是把胡老爹看成一热心肠，那就是把他想简单了，他的惭愧，是因为想过一把当“人物”的瘾。
胡兰成说，别的为人家讲事的人是由乡绅充任的，一般轿进轿出，鲁迅先生的小说《离婚》中，那位调和爱姑离婚事件的七大人，就是个实例，缎子马褂闪闪发光，脑门上也像抹了猪油似的发亮，更不用说手里把玩的那件珍贵无比的“屁塞”，成功地隔开了他与普通民众的距离。所以，他一个喷嚏就能吓得泼悍的爱姑心脏一停，仿佛失足掉进了水里一般，熄灭了所有的气焰。
这种“管闲事”的调和人，实际上是中国乡村社会民间自治中的一环，由有身份地位压得住阵势的人充当，胡老爹对这一形象充满向往之心，虽然没有金刚钻，也想揽那瓷器活，于是，这勉为其难的充任总带了几分尴尬，但他老人家却乐此不疲，难怪胡兰成他娘要跟他从楼上打到楼下来。
这样的一幕，其实可以入周星驰的电影，一个小人物荒诞的野心与辛酸。
我少年时候喜欢去乡下，每每见到胡老爹这样的人物，虽然不无猥琐狼狈，且有时庸俗得可厌，但他们确实较普通农民更有见识与胆气，也许外表谦逊，内心却拿自己吃重，他们的尴尬有心气和环境不能相容，换一个出身，也许还真能干出一番事业。
父亲骨子里的这种不安分，用胡兰成的话叫“荡子精神”，往往会影响到儿女，读了几年书出来，胡兰成也不像一般的小知识分子，找个糊口的工作，谨小慎微地守着，有一点点辛苦，有一点点委屈，但辛苦着委屈着，一辈子也过完了。
一个“荡子”的志向要远大得多，他在杭州邮电局，找到了第一份工作，薪水也尚可，却凭着年轻气盛，随随便便就闹翻了，天下如此广大，世界有无限可能，他一路借钱做路费，由杭州，经上海，还到首都北京做了一阵子北漂，在燕京大学的副校长室弄了份抄写员的差使，后来又辗转于南宁、百色、柳州各地，做中学教员。
凭着一股劲，他从浙江乡下来到外面的大世界，野心时时蠢动，自卑忽而泛起，眼花缭乱的物质生活，传说中三头六臂的“人物”，化作风云万千，忽然间劈面而来，径直迎上去的他，是一无所有的。
在燕京大学，他很荣幸地认识了一个名叫卿汝楫的人，此人虽不过是个大四学生，但是追随李大钊，早早成了一个优秀的革命者。李大钊被张作霖杀害后，此君的处境甚是危险，有事必须出校门时，胡兰成总是守在身边，想着万一遇上什么事，自己可以挺身相代。
听上去，胡兰成有热忱，大无畏，但我对于其真实性却很有些怀疑，多年后，他的红颜知己周训德受他连累入狱，他也说要挺身而出的，但思虑千百转，还是以一个无奈的姿势作罢。起初的激烈，与其说是慷慨，不如说他爱这种戏剧化的姿态，两条长袖一甩，可以让自己的激情来得虎虎生风。
在意念中对这卿汝楫的“以身相许”，也有这种表演成分，牺牲小我，成就大业，历来的舞台上从来不缺少类似的戏码，而胡兰成生平酷爱各种各样的舞台腔，弄个什么，都要拿诗词歌赋里的人与事做比，自然愿意饰演一把这样的角色。
另一方面，也有自卑的缘故，浩荡的江湖里，他是渺小的，渺小到只有牺牲，才能吸引大众的眼球。他后来还跟卿汝楫说要刺杀张作霖，简直近乎大话欺人了，就凭他这手无寸铁未经训练的文弱书生，即使张作霖就在眼前，估计也不知如何下手，所以卿汝楫只淡然道，那可用不着。胡兰成又说，我因佩服他，才没有舍身。
他到底是否因此没有舍身且不论，一个初涉江湖的小青年的自卑与野心，在这样一番心理活动中表现得淋漓尽致。
那些年，他如片羽飞蓬，在世间辗转，看人眉高眼低，贫困如影随形。从北京回来不久，他妻子玉凤死去，留下一岁半的小女儿棣云，因付不起保姆费，小女婴患上了奶痨，终葬在了母亲身边。
就是在他出道之后——两篇社论被《中华日报》赏识，邀他出任主笔之初，口袋里也没几个大钱，续娶的妻子待产，他得充任家庭妇男，洗衣做饭加带孩子，蹲在后门口的风地里生炉子，好容易小儿出世，却患上了肺炎，他到处借贷，一无所获，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婴孩来这世上二十天，便殓入小棺木中。
胡兰成写到这些，仍然喜欢天上地下七拉八扯，他习惯于粉饰苦难，把自己打扮成苦界中拈花而笑的君子，但真的不痛吗？我不相信。胡兰成曾自言年轻的时候，常习惯地默念一个“杀”字，潜意识里的戾气。
一开始，他并不是汪精卫的宠臣，艳电发表之后，胡兰成想了一想，还是决定跟着他。难得“汪先生”对他如此赏识，月薪六十元虽然不多，可那兵荒马乱的，另谋个生计也不易，胡兰成并没有太多选择。
胡兰成跟周佛海不同，周当时已有江湖地位，换个地方也有饭吃，吃得好坏而已，做汉奸那是卿本佳人，奈何从贼。胡兰成则从小地方出来跑江湖，残羹冷炙，磕磕绊绊，好在脸皮足够厚，寄人篱下也能“端然”（这是胡兰成最喜欢用的一个词，出处在后面有介绍），但总归是无奈，好容易弄到这么个位置，老大看上去还很赏识自己，怎么舍得离开呢？
胡兰成的跟随，终于换回老大的恩典，汪精卫给他加薪了，月薪从六十加到了三百六，隔三差五的，还给个一千两千的“机密费”。汪老大给钱很有特点，喜欢从内室里面掏出一摞大钞，甩在小弟跟前，这场景，可以参看《龙城岁月》《旺角黑夜》之类的黑帮片。胡兰成却也有他一种解释，说汪先生这样给钱方式，透出民间人家对朋友的一种亲切，拜托，别在那儿YY了，还真以为“汪先生”拿你当朋友了？汪太太倒是个会说话的，对胡兰成说，你就当汪先生是你兄长，我是你姐姐，按年龄我也做得你姐姐。胡兰成当时没接腔，很有成色的样子，只是在多年后写进了回忆录。
经常看见有人一说起胡兰成，就说汉奸高官云云，言下之意，倒是张爱玲傍了他，殊不知他听说张爱玲是1943年，两人相识于1944年，这时胡兰成跟了汪精卫不过四五年，每月三百六，也就是一个金领的水准，加上那一千两千的，去掉开销，估计也就刚刚完成原始积累，处于开始脱贫致富奔小康阶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