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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就在这里等死好了，我就在这里等死好了！”

这么一来，更加没有人敢近他的身子。

真正到了无法可想的地步，陆京士，这位于松乔的同门弟兄，方才得到消息，匆匆地赶来，他挨近血流满面的于松乔，不胜忧急地问：

“松乔，你自己身体要紧，你可否告诉我，你要哪一位先生出来说一句话，你才肯听？”

于松乔已很虚弱，他揩揩脸上流着的血说：

“惟有杜先生。”

大家都听到了，如释重负，长长地吁了一口气，陆京士赶紧打电话到华格臬路杜公馆，杜月笙刚好在家，他听到陆京士的报告，顿时便说：

“你去跟松乔讲，他犯不着为这件事牺牲性命。我立刻派车子来，接他到枫林桥骨科医院治伤。”

陆京士又跑向于松乔的身边，把杜月笙交代的话，一一说明。

于松乔仰起脸来问：

“杜先生的意思是叫我离开这里？”

“当然是的。”

“不管陈松源了？”

“你快去治伤要紧。”

“好吧，”于松乔这才站起身来，目不斜视，跟陆京土挤出人丛，往外面走。———上海全体市民明天不必耽心会罢市了，于松乔去进了医院，上海纱布同业公会理事长陈松源也就“刑”期届满，宣告开释。

在抗日救国的大前提下，陈松源自知理屈，于松乔的行动虽然超越范围，但是他满腔忠义、慷慨壮烈的精神，却赢得上海各界人等的一致赞佩，于松乔扣留陈松源的故事传诵遐迩

，他成为了抗日救国的英雄硬汉。

这一个轩然大波由于陈松源的“不予追究”而风平浪静了，但是，却为抗日救国工作做了很好的宣传，一日之间，上海滩市面上的东洋货一扫而空，并非检查所的人员将它们全部没收，而是经售的商家，私忖自家的“牌头”不会比陈松源更硬，抗日救国会的人既然如此铁面无私，执行认真，商家避免货色充公，亏损血本，多一半将之退回日本厂方或批销机构，一小部分用货款买的现货，则只好把它暗中藏到仓库里去。 -

听了吴铁城的话软了下来(1)

东三省的日本关东军节节推进，一路势同破竹，由于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东三省外加上相继被侵的热河省将被日本皇军全部占领。日本正向中国大陆“胜利进军”，此一事实使所有旅华日人气焰高掇，趾高气扬；他们深信整个中国大陆俱将沦为日本的属土，因此，当上海高揭抗日大纛，全面抵制日货时，大小商店争先恐后地退回货物，旅沪日人便觉得这是不可容忍的，骄狂的气焰使他们丧失理智，他们也迅速的组织起来，设法对抗，凶残横暴地发动攻击。———这便是“一·二八”事变前夕的上海情况，中日两国国民壁垒分明，敌意

甚深，他们在从事淞沪之役爆发的前夕，中国人和日本侨民相互敌视，咒骂、打架、械斗，甚至于破坏和暗杀，纵火、爆炸。

１０月１２日，杜月笙在家里得到消息，下午１点钟，日本人将在北四川路日本小学，举行“居留民大会”。于是，他开始做一连串的部署，于是，上海的日本人遭到一系列戏剧性的打击。

１点钟，日人“居留民大会”准时集会，出席的日侨人数超过４０００人之多，会场情绪是冲动、激愤、骄狂与跋戾嚣张，他们决议上电日本内阁总理、外相，陆相、海相和关东军总司令，请求速用断然、强硬而有效的手段，根本制止“不法而暴戾”的对日经济绝交，并且彻底解决中日问诸悬案！会场日人群情汹涌地宣称：“为达成上项目的，我居留民有忍受任何牺牲的觉悟！”

３点多钟散会，他们又举行示威游行。

大队日侨沿北四川路拖逦向南，他们在行经美租界地段时，中国人默无一言，并无反应，但当他们游行到了华界闸北白保罗路及虬江路一带时，游行队伍中的少数青年再度跑出行列撕毁路旁的抗日的标语，于是，愤怒的中国青年立即高声喝打，飞快地冲上去抱以老拳，而且在转眼之间从两侧店铺里冲出来更多的愤怒群众，“打东洋人”的喊声响彻云霄。耀武扬威的日本人畏缩了，他们掉首逃回租界，被截留住的人则勉力招架，中国人已经得手，公安局的警察方始一涌而出，就地劝散。与此同时又有公共租界的巡捕赶来。这“事出偶然”的中日民众第一仗，是日本游行大队遭到迎头痛击，四下溃逃作鸟兽散而中国民众则打了人又出了气，最妙的是，英捕房巡捕以“保护”为名，捉去了三名日本青年。

东洋人逃回家中气喘咻咻，大不服气，于是又频繁接触，计划出动反击，然而，他们没想到第二天一早他们又挨了当头一棒！

全上海所有的米店和煤炭店，一律拒绝跟日本人做生意。买不到米和煤，使东洋人马上面临断炊的危险，于是他们大起恐慌，而且气忿难忍，但是他们却又不敢动蛮，只好动文的，与米店、煤店老板进行理论。因为他们已经看到，每家米煤店的附近都有怒眉横目的壮汉逡巡，如果他们不是劳工群中的英雄，便是白相地界里的打手，他们的任务是对煤、米店加以监视，同时制止日本人的吵闹和纠缠。

孰不知，这些暗中组织者和巡逻的打手全是杜月笙的部属。

从１０月中旬开始，零星的斗殴事件层出不穷，日本外交当局提出的抗议不绝如缕，闸北江湾一带对于侨民居住最多的日本人来说几乎已成为黑暗恐怖地界，倘若不是成群结队，徒手的日本人简直不敢外出。“打东洋人”成为上海市民成天挂在嘴边的兴奋口号，连三尺童子也晓得“敌忾同仇”“抗日救国”。

有一天早晨９点多种，公共租界有一个骑脚踏车的日本人疾驶而过，路边有一个小孩冲上来高喊：“打倒东洋人！”这名日本人愤怒之极，下车一耳光将小孩甩倒在地，然后匆匆逸去，街心立刻麇集大批气冲牛斗的中国人，恰巧有一部汽车满载日人而来，于是汽车被中国人拦住，车上的日人池鱼遭殃，全部被中国人打得一身是伤。

而打日本人的中国人多是杜月笙的弟子。１０月２８日，浦东申新纱厂秘密向日本新井洋行购买耐火砖瓦１４６００余件，日本人保证使用海军和陆战队士兵护送货物，但是“抗救会”浦东检查所迅及获得厂内工友告密，２８日这批砖瓦将要分装五艘驳船，曲安宅军艇护航运送。检查所为此订定了精密的计划。

于是新井洋行的砖瓦刚要装船。检查所人员突然掩至，砖瓦笨重而且体积甚大，但是他们依然迅速地加以没收充公，全部搬走。正在搬进保管所的货栈。日本海军老羞成怒。全体武装登陆；持枪冲锋，中国人见了东洋兵毫无惧色，双方随起一场激烈的械斗。中国人有７名受伤，东洋兵才夺回了一部分砖头。

日本人开设的工厂和商店货物雄如山积，一件也卖不出去，因为“抗救会”的封锁越来越紧。他们握有任何一处的情报线索，东洋货“一见天日”莫不马上遭到没收，中国商人没有一个胆敢贩卖日货，当他们的资敌行为被发现就会被罚金，没收财产，并且本人要穿上印有“卖国贼”字样的囚服，立在站笼里供人参观或辱骂。在“抗救会”严格执行全面经济制裁的过程中，日本工厂商店惟有宣告关门大吉，老板们躲在里面宛如置身孤岛，她们装置无线电话，和其他日人保持联络。

除了跟日本人进行持续不断的斗争外，杜月笙更运用他在其他方面的影响力，使上海金融工商各界，慷慨解囊，踊跃捐款捐物，为马占山的义勇军和流离失所、相继逃抵关内餐风露宿的东北难民雪中送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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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了吴铁城的话软了下来(2)

当马占山将军在黑龙江英勇抗日的消息南来，杜月笙大为兴奋，他启动邀集一批朋友，说：“东北义勇军孤奋斗，喋血抗战，后方民众应该给予精神鼓舞和物质上的支援！”

大家听了非常赞成，经过这一批朋友出钱出力，他们第一笔便募到了１０万大洋，汇到黑龙江去慰劳前方将士。杜月笙还有心继续劝募，并且想派人亲赴黑龙江慰劳义勇军，看看他们能帮什么忙。这个计划后来因为日本发动全面进攻，马占山的东北义勇军被迫退到海伦

，后来通过俄国的西伯利亚，转进西北边陲新疆，杜月笙才怏怏作罢。

对于援救大批入关的东北难民，杜月笙办理长江水灾赈济举行平剧义演，他会同有关方面组织了一个“东北难民救济游艺会”，借新世界剧场邀集名伶名票，各种游艺杂耍的演员义务演出。同时更举办轰动一时购“名拨选举”，前后历时整整一月，杜月笙每天都准时到，并亲自指点一切。这为期一月的募捐公演，一共募得２０万余元的赈款，杜月笙将之全部如数交给赈交济委员会，汇到北方去救济难民。

既要暗中指挥上海抗救会从事对抗日本的斗争，又得风尘仆仆地在沪杭道上主持义演募捐，杜月笙在这一段时期，食少事繁，辛苦万分，于是一些手下人劝他多休息一些，甚至一些人问他何苦这样不顾性命的忙碌紧张，杜月笙听后，双目炯炯地瞪住他说：

“若不如此，我们便死在这里！”

到了１９３２年１月份，日本外交当局为抗议“抗救会”行动的官文书已经堆积如山，但是抗救会不屈不挠，继续纠葛旅沪日侨，１月１８日，重大的冲突爆发，成为“一·二八”淞沪之役的前奏。

座落在华界江湾马玉山路的三友实业社，１月１８日下午４时，有５个日本和尚从门前经过，三友工人群起而攻之，将他们打成重伤。３天后，２１日凌晨两点半，三友社突然失火，英租界巡捕出动驰救，发现了三四十名日本浪人，他们阻止巡捕鸣钟告警，双方发生冲突，互有死伤。

中国工人打伤东洋和尚，日本浪人纵火焚烧三友社，于是中日双方同时提出严重抗议，外交战在１月２３日掀起最高潮，日方由日本舰队司令出面，向上海市政府提出哀的美敦书，要求立刻制止抗日运动，并且解散各抗日团体，否则日本海军即将开始“自由行动”。

上海市长吴铁城于１月７日就任新职，他接获日本舰队司令的最后通牒，立即向中央执行委员会和外交部请示，同时，他因为战祸业已迫在眉睫，急需了解抗日救国会的态度。他和杜月笙公谊私交关系极铁。在此半年以前，杜祠落成，吴铁城不但送匾，捐款与建杜氏藏书楼，而且他更亲临致祭，道贺。所以，他在１月２８日上午，在与日本驻沪总领事村井做最后谈判之前，在他法租界海格路望庐私宅打了一个电话给杜月笙，告诉他说：

“情势很紧张了，日本第一先遣舰队开到了黄浦江里，村井约我在１２点钟最后谈判，为了避免战祸糜烂地方，日方的要求我们可能会得答应。”

杜月笙在电话中问：

“市长的意思是答应制止抗日运动，解散抗日团体？”

“是的。”

沉吟了一下，杜月笙的最后决定仍然还是顾全大局，相忍为国，他说：

“假使市长决意如此，我想，抗日救国会暂时宣告解散，便利官方办理对日本的交涉，大家多半是可以谅解的。”

吴铁城却说：

“不，问题不在这里？”

“市长是说……？”

“宣告解散抗日团体不成问题，问题在于制止抗日运动这一点。”

吴铁城说得不错，制止抗日运动才是令人为之棘手的难题，民众抗日情绪正因三友实业社被焚事件汹涌澎湃，愤慨激昂，上海的民众团体，已经组成了后援会，要求政府向日方严重抗议，索取赔偿。而就在吴铁城、杜月笙通电话的时候，河北、虹口两区的民众不约而同地放弃了自己的家园挈带细软，扶老携幼，像浪潮般地拥入苏州河南的英租界，两区街甫十室九空。这些不愿做日本顺民的上海居民破釜沉舟的表现，是以此说明他们对日本人是有着不共戴天的仇恨心理。其他方面的反日行动一概不提，单说在那尽弃所有、绝不事敌的紊乱行列里，如果出现了一个日本人，谁也不敢想像将会发生什么样的后果。

如何控制上海市民的情绪，制止一切所可能发生的“抗日行动”，在抗日怒潮高涨至极的时候，莫说上海市长没有把握，即令出动全上海的军警弹压疏解，只怕也是枉然，因此，当吴铁城说明了当前困难症结之所在，连上海滩上以“闲话一句”驰誉于世的杜月笙不禁也为之踌躇迟疑，不敢承诺。他考虑了半晌，也只好委婉的答复吴铁城说：

“这一件事，在现在这种局面之下，能否绝对做到，我想随便哪一位也无法打包票。不过，我答应市长，从放下电话听筒开始，我会千方百计尽力而办。”

得到杜月笙这样的答复，吴铁城已经满意了，２０年后，当他撰文哀悼杜月笙之逝时，往事如烟，而他记忆犹新，他在纪念文中写着：

“……１９３２年，余长沪市之初，即遘“一·二八”之变，当时日牒之答复，后方之应付，以及停战之协定，地方与政府意见—致，合作无间，因应适宜，实出（杜月笙）先生之助。”

１月２８日正午，吴铁城获得杜月笙的承诺以后，胸有成竹，满怀欣喜地去和日本驻沪总领事村井仓松进行最后谈判。这一次谈判持续一个多钟头，为了取信于日方，既已取得抗日教国会实际主持人杜月笙的谅解，吴铁城当场在日本人面前下令上海公安局：

查本市各界抗日救国委员会有‘越轨违法’行为，本市长本诸法治精神，仰该局即将该会取消，以维法纪，切切此令。

吴铁城的诚恳坦白，决断明快，使村井仓松为之愕然。村井仓松“所愿”已遂，无话可说，再提出５名受伤东洋和尚的医药、抚慰等几点鸡毛蒜皮的要求以后，双方随即达成协议。村井仓松辞出上海市政府，吴铁城用最快的速度，完成了答复日本总领事抗议书所列载协议各点。他请市府秘书长俞鸿钧亲自当面递给村井，俞鸿钧驱车疾驶，争分抢秒在下午１点４５分将答复书送交村井仓松，并且得到村井满意的表示，日方只是敦促上海市政府切实执行而已。一天风云仿佛已成过去，俞鸿钩匆匆赶回市府向吴铁城复命，吴铁城当即拍发“勘未”，“限即刻到”的电报，将交涉经过分呈南京中央执行委员会和行政院，然后，吴铁城心头一松，拖着疲乏的身体，回家休息。

全上海的新闻记者，只有《时报》的金雄白事先探悉吴铁城“一·二八”中午要接见村井仓松做最后的谈判的消息，因此他独自在海格路望庐吴公馆坐侯，两点钟敲后，吴铁城满脸疲容的回来一见到金雄白，他开口便说：

“对日交涉已经顺利取得协议，战祸可望避免。”

吴铁城的这两句话字字皆有所依，没有一句假话，他对日交涉不但取得协议，而且村井仓松已经接受了他的答复，日方惟一坚持的条件取销“抗救会”，停止抗日行动，吴铁城尚且在交涉之前就跟杜月笙获致协调，杜月笙顾全大局，这时已在全力疏导之中。

但是，金雄白还有点不能置信，他率直地追问了吴铁城一句：

“真的顺利解决了吗？”

吴铁城怫然不悦，厉声地说：

“我是市长，又是办理交涉的负责人，不信我的话，就不必来问我。”

金雄白肃然而退，当天下午，上海《时报》以巨大木刻红字为标题，发布此一独家消息。并且时报还出了号外：中日问题和平解决。全上海人紧紧绷着的心弦豁然松动，业已迁往上海租界的闸北、虹口两区民众，心中笃定，现出笑容，又在通往虹口闸北的通街大道组成长龙，仗不打了，大家放心大胆地回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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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二八”淞沪之战爆发(1)

跟吴铁城通过电话以后，杜月笙诚惶诚恐，真把化除敌意、严禁冲突的日方要求遵照吴铁城的意思当做一件大事办理。

两个多月以前，他发动劳工大众、帮会兄弟奋不顾身，从事抗日救国，也博得了好名声，而现在他又必须紧急刹车，要全体市民停止抗日运动，出尔反尔，何以自圆其说？杜月笙感到踌躇难决。当他挂上电话听筒，跑到隔壁去和张啸林一商量，说：“事急矣，不管说不

说得过去，还是赶紧采取行动，以免稍一迟延，误了大局。”

张啸林一听也急了。于是杜门中人全体出动分赴上海各区，剀切陈词，并且留下来担任监视，他们传达杜月笙的吩咐，说：“务必保持冷静，尽量避免中日之间的敌对行为，至于这一紧急变化是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膏药？目前天机不可泄露，事后则大家不问可知。”

由于《时报》号外公布了吴铁城市长的谈话，再加上马路消息，耳语新闻尽在传播着杜先生说如何如何，上海市民动动脑筋据以判断，至少在这一两天内，大上海可保平安无事。

这是大风来临之前，上海半日之宁谧。

正值上海抗日救国会以全民力量，对抗日本军阀的侵略，在上海滩上，租界华界犬牙交错地区，从事抵制与抗衡的战斗时期，有一支中国军队，悄然地从江西剿共前线，奉命警卫首都，被调到京沪铁路沿线各地来，他们的总部便设置于上海。

这便是在２０世纪２０年代，大名鼎鼎、出尽风头的１９路军。

１９路军的高级将领都是当年的风云人物，杜月笙的要好朋友，其中包括总指挥蒋光鼐、军长蔡廷锴、参谋长赵一肩。１９路军下辖３师，第６０师长沈光汉，６１师师长毛维寿，７８师师长区寿年。

１９路军初到上海，他们头戴草笠，赤脚穿着草鞋。一袭黯灰军装，肤色黧黑，神情倦怠，他们的武器只有步枪和手榴弹，此外最具威力的重武器也只不过是轻机关枪而已。

蔡廷锴的指挥部设在真茹，驻扎上海的１９路军的营房设在闸北。闸北和虹口很近，虹口是广东人的麇集之地，是老广的势力范围，基于同乡的关系，１９路军和虹口居民声应气求，相处得非常融洽。

然而，虹口也是日本侨民丛集之所，日本人和广东人在这一地区经常爆发冲突，广东人因同乡队伍１９路军之进驻而得意洋洋，引为后援，而日本人则对这支其貌不扬、打赤脚穿草鞋的部队十分藐视，因此他们大言不惭地说：“日本皇军一旦发动攻势，保证在４个小时之内，占领闸北。”

１月２８日午夜１１时２０分，纵使日本驻沪总领事村井仓松已接受了上海市政府的“答复书”，《时报》号外发表了令人释然的“中日问题和平解决”的好消息，日本海军陆战队指挥官鲛岛却不顾国际间的道义以及日本外务省的立场，狂妄骄横，不计一切后果地下令海军陆战队兵分３路，向１９路军阵地开始攻击。

日本海军陆战队分为３个大队，共约３０００余人武器精良，配备得有轻重机枪、野炮、曲射炮和装甲军队。鲛岛以为如此优势的火力和兵力，再加上日本皇军的赫赫声威，一定可以不战而屈１９路军，把穿草鞋、打赤脚的１９路军吓得节节后退，不敢抵抗。谁想他这个算盘打错了。扼守宝山路———宝兴路一线的１９路军奋起还击，死守阵地不退，这些忠勇无比的草鞋兵一面沉着应战，一面打电话到真茹指挥所，把已经就寝的蔡廷锴“喊”起床来。

蔡廷锴一惊而醒，他听清楚了日军业已大举进攻，不暇思索地他下达了第一道令，正与前敌指挥官的意旨不谋而合，那便是动人心弦的一句话：

“誓死抵抗，寸土必争！”

１月２８日午夜闸北枪声大作，炮火喧天，全上海的居民才心情轻松地准备渡过一个晚上，可是枪炮之声又震醒了他们的睡梦，人人惊惶失措，相顾愕然：“怎么又会打起来了呢？”

中日大战一开始，日军丝毫占不到便宜，闸北地区街道狭窄，里弄纵横，以北四川路六三花园和日本小学为根据地的日本海军陆战队一个师，展开攻击的初期显然不甚得利，日军的重武器在巷战中无法发挥威力，当他们的装甲车如庞然巨物冲到了宝兴路时，１９路军的弟兄置生死于度外，他们冒险攀登到装甲车上，揭开车盖便将冒烟的手榴弹丢进去，于是轰然一声，车毁人亡，就这样，好几辆日军装甲车接连炸毁了。

天崩地坼的一番恶战，日军伤亡惨重，陆续增兵，他们前后使用了陆军１１万、军舰１０余艘、飞机数百架，而我方固守阵线的只有１９路军３个师，兵力３万，以及稍后中央增援的第５军及其他部队，以陋旧武器、劣势火力顽强抵御。他的总兵力始终不到８万人，居然能扼守防线，誓死不退，达一个月之久。从此“皇军无敌”，暨“４个小时占领闸北”的日军狂言，为之粉碎。

１月２８日深夜，杜月笙被闸北传来的枪炮声惊醒，他披衣起床，出外探视，只见正北一片火光，烈焰腾宵，红光映亮了半爿天，这是日机轰炸所引起的闸北大火。大战果然爆发了，他痛恨日本人外交言和而又进行军事进攻的欺诈伎俩。同时，他更耽心闸北战区那些惨遭屠戮、家破人亡的同胞，他忧急交并，喃喃自语地反复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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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二八”淞沪之战爆发(2)

“那边的人怎么办啊？怎么办啊？想想他们现在是多么的着急！”

这是杜月笙对于“一·二八”事变的初步反应。

随即，杜月笙和吴市长、蔡廷锴军长通过了电话，了解实际情况，在电话中他向这两位在沪最高军政长官自动请缨，慨然发出壮语：

“但有用得着我杜某人的地方，万死不辞！”

第二日早晨，杜月笙便开始奔走，纠合上海的名流、士绅、各界领袖，利用“抗日救国会”的原有基础予以扩大，迅即成立了“上海市抗敌后援会”，他推举上海申报主人、著名的企业家史量才为会长，表示这一个民间团体地位超然，不属于任何派系，而是上海全体老百姓的组合。筹备会议席上，杜月笙除了坚持这一主张，他并且拒绝担任副会长的职务，他说：“不论办任何事我负责跑在前面，担任副会长，则任何人都应该比我优先！”

有人问他：“为什么要这样做？”

杜月笙的答复很简单：

“我只晓得我自己一定会尽心尽力的办事，担不但任名义，没有关系。而我把名义给别人，别人要想不做事情，就不行了。”

但是，会场中几乎人人都认为杜先生必须名义和实际一道来，一致推举他为副会长，他无法推卸，只好应允，却又提议增设副会长一名，由上海市商会会长王晓籁充任。

全上海市民对于１９路军奋勇抵抗日军，所激发的爱国热忱达到了疯狂的程度，杜月笙对这种民众的情绪，通过其服务新闻界的门人发动上海各报、各电台，以最大的篇幅、最长的时间，全面报导１９路军对抗日军疯狂攻势的新闻，报纸长篇累牍，电台日夜不休。于是，当报纸或电台提出劳军的呼吁，要求后方同胞支援前线，上海人作了空前热烈的响应，从百万富翁到人力车夫，捐钱的捐钱，捐献实物的捐献实物，大众传播工具使前方后方打成一片，由杜月笙负实际领导责任的抗敌后援会沟通前方和后方，使之结为一体，前方将士视大后方为自己的家庭，后方同胞把前方将士当做家人父子。这弄得报纸电台不得不经常代替该会发出通告：

“昨天本报（或电台）说１９路军需要××，顷据抗敌后援会负责人郑重表示，以各界同胞捐赠数量太多，早已超过实际需要，该会亦无地代为保管，请大家从现在起不要再捐了！”

与杜月笙关系密切的上海市总工会，“一·二八”战役序幕一揭开，立即联合上海工界成立战地服务团，战地服务团按照军队“团’的编制，前后成立第一、二两团各为一千余人，第一团团长由杜月笙的学生朱学范担任，第二团团长则为对杜月笙极景敬的周学湘。

１９路军在前线杀敌，战地服务团则作为前方与后方的桥梁，两者的任务同样艰巨辛劳，冒险犯难，但是１９路军持有武器，战地服务团赤手空拳，他们所凭恃的仅只是爱国热忱，血气之勇，经常穿越枪林弹雨之间，他们负责救、护伤兵、运送弹药，慰劳品和食物，倘若遇有战区扩大，他们更得冒着生命危险，抢救难胞，护送灾民，他们竭尽所能的为前方将士服务，并且分劳任事，以使将士们能峻专心一志，努力杀敌。

杜月笙忙碌紧张，风尘仆仆的领头干，抗敢后援会和战地服务团对于“一·二八”之战的贡献越来越多，越来越大，并且，它们的表现更激发了全国同胞的爱国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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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先生介入了国际交涉(1)

“一·二八”之战打起之后，日本海军陆战队遭到１９路军张君嵩团迎头痛击，损失惨重。于是，急于停火休战的，不是毫无抵抗准备的中方，而竟然是发动战争的日军指挥官海军中将野村。

野村是继“一·二八”事件祸首、日本第一先遣舰队司令盐泽少将之后出任日军指挥官的。他急急地想停火的原因有二，一是日本海军陆战队兵弱将少，经过连日苦战，屡遭败绩

，再打下去，惟恐兵力不继，因而他想用缓兵之计暂时停火，而请国内陆军迅速增援而来。第二是因为“一·二八”夜袭原是日本恫吓性质，妄想不战而胜，获得与关东军兵不血刃、垂手而攫东北相媲“美”的战果，日本驻沪海军实际上并没有获得日本大本营在上海燃起大战的训令。而“一·二八”之役已备受国内指责，野村一举没能得逞，便色厉内荏，心里发慌，生怕重蹈关东军总司令本庄繁的覆辙。

另外，英美两国已经公开出面调停，但是日本外交惯伎一向不赞成第三国介入，同时野村更恐当众“示弱”，有失日本海军颜面，画虎不成反类犬。所以，他宁愿采取秘密途径，穿过强有力的民间人士，试探中方的“和平意愿”。

在他的心目中，杜月笙是最佳人选，一则杜月笙是支持“一·二八”抗战最有力量的社会领袖，其次，杜月笙和中方在上海的军政领袖吴铁城、俞鸿钧、蔡廷锴等都很熟悉，同时，他在中央处理沪局的大员如孔祥照、宋子文、顾维钧等人的面前也有说话的资格。

还有第三层原因，日本人对于杜月笙崛起市井，显赫沪滨，早已寄予密切的注意。１９２７年４月１２日清党之役后，日方就已千方百计企图拉拢杜月笙。在杜月笙的周围做好手脚，下过功夫，他们不惜派些北洋政府的失意政客，挟资巨万，以“投其所好”的方式，设法跟他接近。

于是，在杜月笙所参加或由他所邀约的赌局中，便常时会有鲜衣怒马、出手阔绰的北方人物出现，如名气响亮、曾为民初政坛活跃角色的李老六李立阁，以及他的本家弟弟，排行十一，爱打大麻将，一输十万八万却无吝色的李择一。在华格臬路杜公馆，在辣斐德坊姚夫人的香闺，李氏兄弟经常为座上豪客。１９３１年、１９３２年之交，姚夫人的香闺非常热闹，杜月笙每天晚上在她那边，最低限度有一桌麻将，一桌牌九，呼卢喝雉，通宵达旦。

李择一跟日本人很熟，说一口流利的日本话，他曾在１９２１年，担任中国出席华盛顿会议代表团最高顾问周自齐的随员，他长住上海，和杜月笙结为好友，杜月笙在上海从赌场鸦片干到金融工商，他交际广阔，头绪极多，跟东洋人打交道，机会也不在少。李择一满口日文，一副东洋腔调，跟日本驻上海的外交官、特务机关、金融工商各界的日侨都有来往，都有私交。因此，在“日本事务”方面，他由于和杜月笙非常接近，自然而然成为杜月笙的顾问，有时候居间介绍，代为联络，传传话，递递信件，为杜月笙效劳。野村急于邀约杜月笙作投石问路式的私人接触，其所谈的问题必然与中自两国未来前途有关，日本军方要试探停火谈和的可能性，因此，野村一找便找到了杜月笙的朋友李择一，他命李择一去跟杜月笙接洽。

李择一受命之后，马上见到了杜月笙，寒暄已过，他便开口说：

“日本军方认为中日间的问题，应该面对面的自行解决，他们不赞成有第三国参与其间，这样反而多生枝节。假使杜先生能以抗敌后援会的身份，祈求避免上海人民生命财产的损失，而想从中促成的话，兄弟可以想个法子，约一位野村中将的高级幕僚来谈一谈。从他的谈吐之中，也许摸得出他们的停火方案。”

玩味李择一的这一番话，杜月笙胸中很清楚，李择一说的并非他自己的意见，最低限度他是得到日本军方同意而来的，他心里虽然十分欢喜，但是仍在表面上装做声色不动地回答：

“这件事情，就算对我个人来讲，也是极严重的，你可否让我考虑一下。”

李择一懂得这事重大，知道杜月笙的意思是这事必须事先征得中国官方的同意，才可应允跟日本军见面，因此，他连声应允，说道：

“当然可以，杜先生什么时候考虑好了，务请赐我一个电话。”

“一定，一定。”

送过了客，杜月笙自己先沉思默想，李择一的话是真是假？有否不良的用心？日本人真想停火吗？还有，为什么要找上他？他将这几点全想过了，有了几分把握，认为这件事情值得一试，于是邀集他的那几位好朋友、学生子，亦即他的高级智囊团，前来商议。通常，遇有任何重大政治、外交问题，他都要跟他们详细研讨过后，才自己下判断，做决定。

杜月笙向在座诸人叙述李择一来访的经过，其人的略历及其背景，然后，他说出自己深思长虑，所作的初步结论：“至少对于我个人，这里面不至于有什么圈套，我认为这件事值得向官方一提，因为闸北、虹口几成一片瓦砾，中国百姓正遭日军的残暴屠杀，十九路军未必能够尽歼日军，达成全面胜利。仗在中国地界打，多拖一天，就不知道要遭到多大的损失，最要紧的，中央可能不愿在此时此地，和日本付诸决战。”

一介平民杜月笙，居然能够侧身国际交涉，成为居间交流、打破僵局的重要角色。这个消息使座中各人大为兴奋。于是，大家踊跃发言，贡献意见，大多数人赞成杜月笙的主张，有人说：“先生应该尽量促成中日停火的实现。这样做不但对国家社会有重大的贡献，而且足以解民倒悬，对于先生个人声望与地位的增长与提高，这更是千载难逢的良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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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先生介入了国际交涉(2)

不过也有人持相反的论调，反驳说：“日军最不容易打交道，“一·二八”那天日本军方和外交当局分道扬镳，各行其是，脸上微笑，手下动刀，便是最好的例证。野村中将想找先生居间干旋，准定是不打好主意。”

正当持此论调的人反复陈词，侃侃而谈的时候，无意之间触发了灵感，有人猜中了日方的秘密，于是当即有人欢声大叫：

“对啦，东洋军这两天损失很大，这一定是他们要增援了，在用缓兵之计？”

“这，”杜月笙微微地笑，“我起先也曾料到，只不过后来我又在想，东洋人想缓兵，我们自己是不是也需要缓兵呢？还有一层，即使东洋人想缓兵待援，而我们却用不着缓它，那么，野村通过李择一跑来送秋波，这个消息，我们也需要通知吴市长和蔡军长，要请东洋人吃败仗，这不正是好机会吗？”

一番分析，说得头头是道，入情入理，智囊团诸人深感满意，而且一致赞成，打消异议，同意杜月笙提出过结论：“应该先把初步接触经过通知官方，请官方指示究将如何处理。”

官方接到杜月笙以私人身份所作的报告和说明，他们没有理由不相信话是从杜月笙嘴里说出来的，自属千真万确，一丝不假，不过这件事情来得突然，而且蹊跷，他们需要经过长时期的研判和讨论，最后官方对此保持极为审慎的态度，绝不介入杜月笙和日方私人间的接触，以免又中日方的诡计。吴铁城的答复是朋友式的忠告：“必须谨慎小心，步步为营，自己先立定脚根；需不需要和日本军方人员会晤，这个问题应该由杜月笙自己决定。”

心领神会，杜月笙懂了，他不再请示官方，私下部署会晤日本军方的事。

但是，杜月笙没有冒然行动，他先到法国总领事馆，跟驻沪总领事甘格林接席密谈，甘格林慨然答应：“一定充分合作。”

得了甘格林的承诺，杜月笙不打电话，他派人去把李择一请来，当面告诉他说：

“你上次所谈的事情，我考虑过了，你的话说得很对，我想不妨一试。只不过有一点，会面的地点可否就在法国总领事馆，并且由我去邀约甘格林总领事到场参加？”

“这个，”李择一顿了顿，然后陪着笑脸问：“杜先生可不可以告诉敝人，你为什么要做这样地安排呢？”

杜月笙笑吟吟的反问：

“是你要问，还是东洋人必须晓得？”

“是我在请问，”李择一忙说：“杜先生你不要忘记，我李某也是中国人啊。”

打了个哈哈，杜月笙答道：

“这个道理很简单，我有我的立场，我的名誉地位必须有所保障。甘格林和我公谊私交都够得上。他答应过我：万一将来事情弄僵，对于我有不好的影响，甘格林可以挺身而出，代我洗雪。”

“但是，”李择一困惑不解地问：“甘格林是法国人呀，他怎么能够……”

“大概是你忘记了吧，”杜月笙莞尔一笑：“甘格林兼任法租界公董局总董。我呢，从１９２７年起，承蒙法界各位朋友的错爱，直到今天，我担任公董局华董，和华人纳税会会长，已经有５年了。”

李择一这才恍然，杜月笙实在不愧黄金荣交口赞誉他的“聪明绝顶”：野村中将想利用他“上海抗敌后援会”负责人的地位，但是杜月笙却具有多种不同的身份，他和日本军方代表在法国领事馆见面，请甘格林以法租界总董身份参加，那么，必要的时候，他可以请甘格林出而证明，杜月笙在某月某日某时，确系以法租界华董，华人纳税会长的立场，与日本军官某人晤谈，某日本军官意图试探向华方谋取暂时停火的可能。日方并不是向“上海抗敌后援会”常委分子的杜月笙威协恫吓，面致哀的美敦书，而是在吁求第三国的外交官员（甘格林又是总领事），代为向中国传达意愿。

换言之，照杜月笙的安排，野村中将的代表，届时便算是在请求第三国出面，向华方提出停火要求。

李择一毕竟还是个中国人，他深信日本人情报工作做得再好，也搞不清楚杜月笙的多重身份可以巧妙运用，“拔一根毫毛又变出一个孙悟空来”，他毫不犹豫地去还报野村，同时更下了点“功夫”，说服野村派遣代表赴法国总领事馆，会晤杜月笙与甘格林，为暂时停火的可能性初步交换意见。

到了约定时间，杜月笙一袭狐裘，两部包车，满载保镖、秘书和自备日文翻译，准时驶抵法国总领事馆，进入甘格林的大办公室，两人略一寒喧。不久，李择一便陪着几位身着便服、西装大衣的日本军官来到，由李择一负责逐一介绍。

谈话开始，日军代表趾高气扬，板成面孔，一开口便用中国话训杜月笙：

“‘一·二八’战争的爆发，完全是你们的１９路军不遵守撤退命令，因而引起。由此可见，你们是一个没有组织、没有纪律的国家！”

杜月笙并不是一个心浮气盛，睚毗必报的人，相反的，他一生最大的长处之一，便是“忍人之所不能忍”，从而才能“相忍为安，任重道远”，但是，当着甘格林的面，这位日军代表声势汹汹，摆出“严词厉责”的姿态，却使杜月笙火冒三千丈，他气涌如山，勃然大怒，他抗声而答：

“１９路军该不该撤退，我是老百姓，我不清楚！不过你们的关东军司令本庄繁，不得你们政府的准许，就下命令炮轰北大营，占领中国的沈阳和东三省，倒是各国报纸上都登得有的，日本有这么乱七八糟的关东军，难道也算是有组织、有纪律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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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先生介入了国际交涉(3)

这一席话不但说得慷概激昂，义正词严，而且，针对日本海军方面的心里弱点，用关东军的备受指责，直捣日军心脏，折冲尊俎，攻心为上，也许这便是杜月笙无师自通的外交天才。总而言之，斯语一出，使日军代表为之语塞气沮。李择一连忙出来打圆场，他陪着笑脸向杜月笙说：

“杜先生，今天谈的事情很多，让我们坐下来，从长计议，好吗？”

杜月笙却仍然不假辞色，避而不答，他注视日军代表的反应，直等那几名便衣军官全都面现尴尬，无可奈何地先坐下去，他才傍着法国总领事甘格林，和日军代表隔一张长会议桌面对面坐着。

日本军官的脸色好像岛国多变的气候，他们疾颜厉色唬不倒杜月笙，反被杜月笙抹下脸来训斥一顿，随即变为谦逊恭顺，杜月笙不是初次与东洋人交手，他懂得他们的心理，李择一是土肥原系下的角色，他比杜月笙更为了然。于是，他不吝越俎代庖，借助为筹，站在中间人的立场，说了一大堆话，用意在弥补一碰即僵的局面，重新挑成话题。

双方以缄默表示同意。

“杜先生是以上海市民生命财产为重，勉为其难，当仁不让，到法国领事馆来会晤日军代表，听一听日方停战的意向，然后以私人友谊，代为转知上海军政当局，‘试探’一下可否借此重开恢复谈判之门。”

李择一长篇大论，侃侃然说完了这一大段话，顿一顿，见日军代表并无不怿的反应和驳斥的表示。杜月笙方面他不必考虑，因为这一席话正是为了杜月笙所说的。于是，李择一先请杜月笙发表意见。

“我今天只带了耳朵来，”杜月笙语惊四座，不疾不徐地说，“我既跟李先生说的一样，我是来听听日方有没有诚心停火的。”

李择一抢着回答：“当然有，当然有，否则的话，他们这几位代表就不会来了。”

日军首席代表又赶紧补充一句：

“不过，日方停火是有条件的。”

杜月笙机警地一语不发，他仿佛没有听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