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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祥之感竟成为事实。正当同车众人兴冲冲，喜洋洋，准备跟着杜先生接受上海滩盛况空前的热烈欢迎场面时，专车驶入了上海市。抵达梅陇镇时，专车忽然减速停车，随即先上来两位通信报讯的人。他们不及寒暄，向杜月笙附耳密语，一听之下，杜月笙不由脸色大变。

同车随行诸人见状，顿时就犹如“分开八片头顶骨，浇下一盆冷水来”，一个个惊诧错愕，面面相觑。然而发生了什么事，杜月笙却没有说，匆匆赶来报讯的人悄然落座，神情严肃，这更令人如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

不久，车抵梵皇渡，然后停下来了，众人随着杜月笙下车，整个场面风雨凄凄，一片萧索，站上也有不少亲友迎接，但是强颜欢笑显然掩遮不了面容沉重———这是怎么一回事？随行人员更是疑惑不解，在梵皇渡车站迎候的人很可能与梅陇上车的人一样事先晓得了什么秘密，否则的话，哪能这么凑巧？

盛大热烈的欢迎场面一变而为冷冷清清。本来杜月笙不上北站就在梵皇渡下车就令人迷惑不解了，更使人惊讶的是杜月笙到了上海竟不回家，他不去华格臬路，也不上１８层楼，更不到杜美路大厦，出人意外的，他要先到爱文义路顾嘉棠家中先住一晚。

一切来得如此突然，一切又是这般诡秘，随行人员不敢多问，一个个心中却是惴惴不安。杜月笙面色不好，推说疲倦，先进了顾家客房休息。他刚一离开客厅，于是嗡嗡之声四起。众人惊问究竟出了什么事体，经过在上海的人详细一说，他们无不瞠目结舌，然而接下来便怒目切齿，破口大骂。

原来是当今上海第一新贵，由杜月笙及杜门中人一手提拔，足足喊了十年“先生”、“夫子大人”、“师座”的吴绍澍捣鬼。他当上了上海副市长，于是眼珠子插上额骨头，“叛”性大发，杜月笙８年抗战还不曾回到上海，他已将师门列为第一个要打倒的对象。

上海的名流闻人和杜月笙的徒子、徒孙被吴绍澍弄得莫名其妙。正当他们欢天喜地的搭牌楼，换衣裳，筹备大会，安排酒席，打算齐赴上海北站欢迎期盼已久的杜先生时，忽然在北站附近，贴出了匿名传单和大字标语。传单对杜月笙大肆攻击。标语千篇一律为“三段论”，诸如“打倒恶势力！”“杜月笙是恶势力的代表！”因而再喊出“打倒杜月笙！”

８年抗战，杜月笙立尽了功劳，现在抗战胜利了他满怀兴奋，一团欢喜地回乡，却落成这般凄凉光景！这个打击太意外了，杜月笙深深地思考，想把这突然的变化摸它一个来龙去脉。牌楼之拆，标语之贴，加上副市长、学生子吴绍澍始终没来迎接，杜月笙怀疑的箭头直接指向这位曾经投共后又反水惯于“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新贵。但是，现在他为什么要这样做？杜月笙百思不得其解。

杜月笙很想借在顾嘉棠的家里清静一下的时间，细细找到问题的症结；但是至亲好友，８年离别，渴望一见，因此爱文义路顾公馆门前依旧冠盖云集，人潮如涌。杜月笙便不得不打点精神，强扮笑脸，一一接待应酬。白天，有接收人员、各界友好登门拜访；夜晚，一些落过水的汉奸国贼自知国法尊严，罪无可逃，在走投无路时，或者自己亲来，或派遣家眷代表，深夜求访，恳求杜先生为他们出出主意，想个办法。于是顾家门前来人络绎不绝。这样杜月笙没有思考的闲暇，而且弄得精神体力应付不来，只好叫几名得力的弟子，代为迎宾送客。

访客电话一天到晚走马灯似的响个不停，接起这个刚放下，那个又响起；其实，杜月笙最想见的，还是吴绍澍的名片，最想听的是吴绍澍的电话。因为他想不出吴绍澍打击他的道理，便只有巴望由吴绍澍来亲自解释，略加说明。然而，自９月３日往后到４日、５日，吴绍澍却始终不曾出现。

９月７号，一方面是门庭如市，诸般寒喧；一方面则满腹愁苦，焦灼紧张。正当座上客已满时，外间来报，吴绍澍、吴副市长亲自来拜访，杜月笙一听，大喜过望，马上起身迎接吴绍澍，谁知吴绍澍像是变了一个人，他态度倨傲，不苟言笑，跟杜月笙敷衍了三言两语门面话，不等杜月笙吐露心曲，一探口音，他便昂昂然说是还有公事要办理，也不容杜月笙有留客的机会，立即告辞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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胜利还乡，迎头却遭一击(3)

吴绍澍公然向杜月笙挑战，又当众给杜月笙难堪，杜门中人一个个气愤填膺，人人破口大骂，都说吴绍澍欺师灭祖，忘恩负义。

“小人得志发癫狂，实在是欺人太甚！”

顾嘉棠、叶焯山、高兰生等人莫不怒眦几裂，揎拳掳臂，扬言不怕上刀山，下油锅，非

跟吴绍澍拼命，出了这口恶气不可。恒社子弟、各界友好也无不气忿难平，口口声声要找吴绍澍理论，他若再狂妄下去，恒社弟兄也要跟他别别苗头，轧足出个输赢。

但是杜月笙除了苦笑之外，再三阻止左右亲信，不要情绪冲动，他告诉大家说：

“不忙，我自有应付的办法。”

顾嘉棠却握拳挥爪，愤愤地说：

“吴绍澍这个赤佬，是给月笙哥磕过头拜先生的，欺师灭祖，照江湖规矩就该处死！月笙哥，该把他的拜师帖子寻出来，让我拿去跟他算账！”

这一句话提醒了杜月笙，他回答说算账不必，帖子是该找出来，那上面开得有吴绍澍的祖宗三代，还有“永遵训诲”的誓言，寻出拜师帖，必要时可以向吴绍澍摊牌，这是杜月笙一大自卫武器。因此他立刻命人打开保存拜师帖的保险箱，一包包的大红帖取来，可是越找越心慌，上千份拜帅帖一份不缺，独独少了吴绍澍的那一张。

这一下，杜月笙瞠目结舌，百思不得其解，顾嘉棠却雷霆大发，暴跳如雷，他怒不可抑，高声咆哮：“这一定是吴绍澍买通内线，将他那份拜师帖偷出去了。”

于是，杜月笙也气得脸孔铁青，簌簌发抖，杜门出了内奸，这是从所未有之事。在场的人，无不咬牙切齿，顿足大骂，顾嘉棠跳起来厉声地说：

“三天之内，我非杀了这个吃里扒外的内贼不可！”

他这话一出，势将有人要人头落地，于是杜公馆人心惶惶，风声鹤唳，气氛之恐怖紧张，空前绝后。然而，两三天后，杜月笙又不忍看见他的左右一个个惊慌失措，惴惴自危，便亲自去对顾嘉棠说：“家丑不可外扬，纵有小吊码子也只好放他一马，免却全家不得安宁，传出去反而给吴绍澍幸灾乐祸。”

依顾嘉棠的性子他如何肯依，于是杜月笙百般劝他，说到最后，顾嘉棠不忍违了月笙哥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心愿，只好罢休了。

家里的一场风波总算平息下来了。杜月笙沉思默想，吴绍澍苦苦与自己作对，理由究竟何在？他是否有背景，受人指使？在做他人的工具？他所得的结论是：吴绍澍志大才疏，野心勃勃，抗战胜利，列强间的不平等条约一概取消，租界不复存在，整个上海滩都飘扬着青天白日满地红国旗，上海金融工商的极大潜力，吴绍澍掌握了上海滩党、政、团多方面的权力，他要在上海滩趾高气扬，君临一切，必须要把上海滩上势力最大的杜月笙打倒。

有了对吴绍澍的认识，杜月笙于是决定了自己应付的方针。吴绍澍在上海滩上欲与天齐，杜月笙便韬光养晦，甘愿回避，他连自己的家都不回去，躲在顾嘉棠家长期作客。不仅如此，杜月笙还做到在公开场合绝不抛头露面。

为了表示他有退让归隐的决心，他还在上海各报大登广告，不借将自己在抗战８年期间，放弃一切，冒险逃出上海，出钱出力的许许多多功勋劳绩一字不提，反而谦冲自抑地说：

“天河洗甲，故土遄归，自维无补时艰，转觉近乡情怯！”

最后，上海市民在北站的盛大欢迎，他躲过了，各界人士争相筹办的欢迎之宴，他一一谢绝。他不问世事做得非常彻底，连上海市商会的聚餐，他也托故不去参加。尤其难能可贵的是，不论是什么人，在杜月笙面前提起吴绍澍，他不但绝无怨言，反而声声赞誉，满口推许。

这时，杜月笙对吴绍澍的做法是：

你要进取，我便退让，你要风光，我便隐晦，你要君临上海滩，我便乐为在你统治之下的顺民，杜月笙的做法可以说是无懈可击了。然而，吴绍澍也不是傻瓜，知道杜月笙也不是轻易就会服输的人，于是蛇打七寸，要对杜月笙下狠手，直到置他死地为止。

于是，杜月笙越让，吴绍澍越凶，散散传单，贴贴标语意还不行，吴绍澍更进一步插足新闻界，创办《正言报》，用《正言报》这一大众传播工具发动舆论，对杜月笙展开持续不断、愈演愈烈的攻击。以“打倒恶势力”为主题的社论，开始有计划的逐日发表，传播，一时间《正言报》成为吴绍澍最有力的武器，他似乎抱定了决心，一定要打倒杜月笙。

是可忍，熟不可忍？这个问题开始在杜月笙的左右引起了极大的争论。但是，杜月笙并不理会它。

结果，戴笠又来到了上海，他听说吴绍澍气焰万丈，翻脸不认师门，而且明里暗底以杜月笙为假想敌，对杜月笙横施打击，他义愤填腐，懑忿不平，发了一次大脾气。但是，吴绍澍自以为他已在上海滩地位牢靠，莫说是戴笠，就是一些党国元老、院部首长，他也不放在眼睛骨里。因此，他对戴笠冷眼睥睨，爱理不理。

吴绍澍集中全力攻击杜月笙，杜月笙深居简出，杜月笙的势力在上海滩上暂时销声匿迹。吴绍澍自以为得计，但是，他却忽略了大上海五方杂处，派系林立，从上海开埠以来，自古到今从没一人能把上海统一起来，杜月笙和大上海血脉互通，息息相关，他从“河滨里的泥鳅熬到跳龙门的鲤鱼”，数十年奋斗努力，广结人缘，他在上海滩的地位不可能毁之于一夕一朝。终于，不可一世的吴绍澍作茧自缚，他的一项罪证确凿的贪污巨案，犯在杜月笙的至友、心狠手辣的戴笠手里。 -

胜利还乡，迎头却遭一击(4)

抗战胜利后，上海滩上第一件疑案是邵式军弃家潜逃，通过封锁跑到中共的新四军那里去了。邵式军在爱棠路的那幢华宅是由吴韶澍接收，而且便成为“中国国民党上海市特别执行委员会”的办公处所，国民党上海执委会的主任委员就是吴绍澍。

邵式军曾任汪伪上海税统局局长，一下子跑到了新四军那去了，军统却发了急，他们好不容易找到了邵式军的发妻，请她出来提供资料与线索。邵式军太太先是说不出个所以然，

只是交代说她家里满载金银财宝和各种钞票的巨型保险箱有４只。军统局人员问她：“可否记得４只保险箱里所有宝藏的品类和数目？”

邵式军太太说：“这有何难，请给我纸笔，我可以立时立刻开出各保险箱里的明细清单。”

纸与笔取来，邵式军太太便不假思索，振笔直书，她马上开出了各保险箱里的明细清单，根据她所开的单子，４只巨型保险箱，第一只放的是黄金若干条，第二只则为美钞多少万，第三只装钻石珠宝各多少，价值几亿，第四只装的是如今几同废纸的日本国家债券。

办案人员接下来，逼问邵式军太太：“邵式军是如何逃到新四军那边去的？”

邵式军太太开始不说，军统人员掏出黑溜溜的手枪往桌上一摆，她马上坦白：“那是有‘交换条件’的……”

原来，吴绍澍自前门进来接收，却把邵式军从后门悄悄放走。条件是什么呢？邵式军绝不泄漏财产被吴绍澍“劫收”了多少的真相。

戴笠获报大喜，他不惜采取“打老虎”的激烈行动，当夜派出大批忠义救国军，封锁爱棠路，并且饬令亲信毛森等彻底搜查上海特别市执行委员会。这一搜的结果，是４只巨型保险箱，其中已有３只箱门破坏，内中空空如也，邵式军太太所开列的财物清单，大批的金条、美钞、钻石珠宝荡然无存，第４只经邵式军太太列明贮有日本老头票、公债券若干万元的保险箱则牢牢锁住，完好如新。

搜查人员先把邵式军太太所开的第四张消单，遍示众人，予以公开，然后通电流，炸开保险箱门，取出内中一叠叠的老头票和日本国家债券，一一清点，竟和邵式军太太的清单丝毫不差。

仅这一点就可以证明，三只巨型保险箱里的亿万资财全被吴绍澍阴谋窃占，据为己有了！

敌伪财产之整理与处置，是戴笠职务范围的，于是，他马上列举证据，呈报蒋介石。最高当局的批示即来到：“严予查办。”

吴绍澍高高地置身云端，一个斤斗倒栽下来，他心慌意乱，情急无奈，于是满面愁容，一改常态，他的保险汽车不再绕杜美路而过，天天降下身份到杜美路求见戴笠。这时，戴笠则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对他置之不理，不屑一见，直到听说吴绍澍急得没办法，想飞往重庆上下打点，戴笠才让吴绍澍堆满一脸的谄笑、奴颜屈膝地走进他的会客厅。

当着好些军统局重要人员的面，戴笠捺住性子，听着吴韶澍的苦苦求情：“只求保全颜面，请戴先生免予究办。”

最后，戴笠脸色一沉，大声叱喝：

“像你这种人，我为什么不办？”

于是吴绍澍再求戴笠法外施仁，准许他由上海飞重庆，向他的上司自行请罪。

戴笠断然拒绝，他吩咐左右：

“通知各航空公司，不许卖票给吴绍澍。”

至此，吴绍澍求告无望，面如土灰，他搭讪辞出，静候法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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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了仇，戴笠却死了

不久重庆的中央电令就来了，先是免了吴绍澍副市长的职务，接着，又罢黜了他上海市社会局局长，而以接近杜月笙的中央委员吴开先继任。杜月笙闻讯终于放下了心头上的一块巨石，对好友戴笠充满了感激之情，然而，１９４６年３月１７日，一件更沉重的打击临到了杜月笙的头上。

原来，抗战胜利后，戴笠仆仆风尘，往返奔走于新光复的各大都市，指挥缉捕汉奸工作

，紧张忙碌得不得了。

３月初，军统局在北平设立特警部，举办特警班第７期，招收学员７５３人，戴笠自兼主任。北平班开训，戴笠亲自到北平主持典礼，这时，他接到了军委会的命令：把军统局掌管的忠义救国军、别动军、中美训练班的教导营，以及交通巡察处所属的各交通巡察部队合并编为１７个交通警察总队、一个直属大队，并且成立交通警察总局，各名上直隶交通部，实际则仍由军统局督导，派往全国各交通路线，负责阻挠共军侵袭，维护交通安全。

这是一件繁杂艰巨的大事，戴笠发出指示，派吉章简为交通警察总局局长，马志超、徐志道为副局长。几支部队的人马达到６４４０２人，戴笠做了初步的计划，准备回重庆去加以部署，３月１７日便由北平起飞，先到上海，然后转飞重庆。

戴笠坐的是航委会２２２号专机，随行者有军统局处长龚仙舫、专员金玉坡、翻译官马佩衡、译电员周在鸿、副官徐燊、卫士曹纪华、何启义。从上到下，都是杜公馆的常客，杜月笙都很熟识，甚至非常要好。

戴笠的专机飞到青岛，降落休息，这时驾驶员接获气象报告，上海附近气候恶劣，能见度太差，无法飞往。戴笠听后眉头一皱，说是：

“我今天一定要到上海，我们还是先飞过去再讲。”

“戴老板”的话从来不曾有人驳回，他坚持起飞，青岛机场人员和驾驶员谁都不敢劝阻，只好让专机续往南航。到达上海上空，因为实在无法降陆，只有折向南京，下午１点整，穿云下降，不料驾驶员视界模糊，误触南京东郊板桥镇的岱山，机毁人亡。自戴笠以次，连同机员１７人无一幸存。

噩耗传出，举国震惊。戴笠将军的死讯传到上海，杜月笙左右的人都大吃一惊，他们迅速决定：“这个打击对杜先生来说，太大了，暂时瞒他一瞒。”

然而纸包不住火，接连３天杜月笙发觉随从人员脸色仓惶，神情不定，他一再地追问：“究竟是发生了什么事情？”

众人见他催问得紧，知道是瞒不过，经过一番商量，大家推陆京士向杜月笙说出了戴笠坠机遇难的消息。

晴天一声霹雳，震得杜月笙如中雷电，呆若木鸡，他定定的坐着不动、不哭、不说话，连眼睛眨都没眨。

他的神情模样把家中人都吓坏了，大家大声地喊他，轻轻地摇他，人多口杂，乱糟糟的一片喧哗。终于，杜月笙恍如大梦初觉，他回过神来便放声大哭，直哭得热泪滂沱，咽不成声。时届５９岁的杜月笙，这是他平生最最伤心悲切的一次大号啕。

哭过以后，杜月笙又剧烈地咳嗽起来，一时他青筋直暴，泪与汗下，脸孔涨得发紫，家人和随从高声惊呼。熏烟、灌药，都不生效，不停地急喘与剧咳使得杜月笙死去活来，坐卧不得，沉重深切的悲哀，压倒了胜利以后饱受打击的杜月笙。

杜月笙生了这一场大病，开始了日日咳、夜夜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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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家投案，却交了司令朋友

抗战胜利后，上海物价逐步上涨，加以共产党新四军连年鏖战，粮食来源大大减少。１９４６年春季，上海米价扶摇直上，涨得５００万１升，市民莫不叫苦连天。这时万墨林正是在开米店，他开的那家万昌米号规模之大，可以称得上全上海滩第一。抗战８年，他因为有从事地上工作的功劳，又是杜门总管，牌头十足，在吴开先当上海社会局长的任内，万墨林当选了上海市农会理事长，兼上海市米业同业公会理事长。

上海市政当局为了解除上海粮荒，采取紧急措施，贷出一笔巨款，交给米业公会，要上海米商设法分赴各地，大量采购食米。这一大事由米业公会理事长万墨林经手，当然偌大的生意不能由他那家万昌米号独做。万墨林督促米商分赴四乡采购。“物以稀为贵”，乡下老百姓有米在手却眼见物价飞涨，大有通货膨胀的迹象，于是齐同一致向米商们提出要求，买米不要钞票，他们坚持采物物交换制，并且指定交换物品限定“五洋”，亦即棉纱、布匹、白糖、香烟和肥皂。

这一来米商们便只有先回上海先行采办“五洋”货品，然后运往乡下交换粮食，这一作法马上就发生了几个问题：一是耽搁时间，价格越来越涨；二是“五洋”本身在上海也是缺货，因为这些都是日常生活必需品，和食米同样的价高难求，行情一日数变。万墨林初次承担这么大的事情，更因缺乏经验，处处显得手忙脚乱，再加上米商中不乏借机牟利，混水摸鱼者，米价、物价涨个不停。于是市民沸腾，指责埋怨的声浪一起轰到了“万理事长”的头上。

上海有个唱滑稽戏的筱快乐，针对米价不断上涨的事实，迎合上海市民愤懑不平的心理，每天在电台上直指其名，编了一套套的滑稽戏词，猛然抨击万墨林。他这个节目由于它正好发泄了大众的苦闷，立刻大受欢迎，风靡一时。筱快乐的谩骂还能推陈出新，大快人心，一时筷快乐之名大噪，滑稽戏盛况空前，登峰造极，骂够了之后，筱快乐干脆给万墨林取了个“米蛀虫”的绰号。

当万墨林每天都要挨骂好几次时，他因为每日陪侍杜月笙，晓得连“爷叔”都在韬光养晦，什么都不做声，因此也跟着只好忍气吞声，即不声辩也不答复。但是，万墨林在上海也有一帮好朋友，听到筏快乐如此“大胆妄为，整日痛骂墨林哥”，深感“是可忍、孰不可忍”？这帮朋友“眼高手庠”，将区区一名滑稽戏演员半点儿也不摆在心里，使出他们打人、杀人如同家常便饭的脾性，先向筱快乐严重警告：

“侬敢再骂墨林哥，阿拉要请侬吃生活！”

筱快乐骂“米蛀虫”骂出了名，票房价值，正在巅蜂状态，加上他能获得广大市民的普遍支持，于是对于这般“白相人”的一些举动根本就不看在眼里，“白相人”警告，就他而言是“来得正好”，正好补充他骂“米蛀虫”的新材料。

筱快乐将他受到“吃生活警告”的消息在电台上一播布，立即获得广大听众的同情和支持，同时，也使他险些遭了杀身之祸。万墨林的一些好友怒火攻心，不克遏忍，当天晚上便有十几条大汉冲进筱快乐的家里，从头门打起，一直打到后门为止，遇人便打，见物便砸，幸亏筱快乐人不在家，他的妻子受了伤，全部家私全部捣毁得稀八烂。

筱快乐家中捣毁一空，消息传得既广且快。杜月笙听说，知道这是一场祸害，他不怪万林，因为他深知此事与万墨林无关，此时此刻，万墨林绝没这个胆量派人去做筱快乐。但是，惹火上身，推也推不脱，杜月笙只好命人前往慰问筱快乐一家，负责伤者的医药费，全部损失，加以赔偿。

但是事情却没有就此了结，淞沪警备司令宣铁吾依据筱快乐所广播，以经营私运、垄断市场、操纵“米价高涨”的罪名发出拘票，要把万墨林捉进牢里去。

杜门中人于是群情愤概，纷纷起而打抱不平，个个大喊着说：“万墨林本人并未犯法，他经手的贷款都有账目可查。打筱快乐家的朋友急于挺身而出，证明他们自发自动的行为绝非出于万墨林教唆。”

杜月笙自从１９１５年在上海法租界同孚路同孚里建立门户，３０多年以来，不论是巡捕房、警察局、总司令部或司令部，向来只有杜馆往外保人，从不会听说杜公馆里有人被捉。俗话说：“不看僧面看佛面”，“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万墨林真有案子，就该杜先生亲自把他送进官府。如今宣司令要捉杜公馆的人，尤其还是杜月笙的近亲与总管，此例一开，岂不是坍尽杜先生的台？

这时杜月笙犹在病榻，他时咳时止，喉头咻咻有声，但是他力排众议，命万墨林自己前去淞沪警备司令部投案，杜月笙说：

“真金不怕火炼，宣司令是好官，他绝不会冤枉墨林。再说，此刻外面的空气对墨林不好，墨林要想申辩，实在太难，反不如趁此机会自动投案，是是非非，经过法律审判，正好求一个水落石出。”

于是万墨林黯然神伤，一声苦笑：“既然爷叔这么说了，我只好去了。”

于是，万墨林回家收拾随身携带各物，赴淞沪警备司令部自动投首，坐他一生之中第三次监牢。

杜月笙毅然下令万墨林自动投案入狱，不仅使黄浦滩上５００万市民骇然惊异，奔走相告，而且也使淞沪警备司令兼上海警察局长宣铁吾大出意外，开始对杜月笙刮目相看，肃然起敬。宣铁吾发下万墨林的逮捕令，可以说是对杜月笙的一项挑战，以杜月笙在上海所占的天时、地利与人和，宣铁吾这一挑战实无必胜的把握，他想不到杜月笙会这么“落门落坎”，大力捧他这上海治安首长的场，他更无法料及万墨林果然便只为了遵从“爷叔”之命，不惜丢老面皮，甘愿投案。

上海米价还在继续攀高，５００万市民的怨气竟而迅速平息，筱快乐的热门广播节目自沸点急速下降，他再冷讽热嘲，破口大骂“米蛀虫”也没有用了，因为杜先生的总管、米业公会、上海市农会理事长万墨林也已自动投案，身陷囹周。宣铁吾宣司令的声望由此臻于最高点。杜月笙又结交了一个好朋友———宣司令兼局长。结果，万墨林被指控的罪名无实据，很快的获得了释放。

宣铁吾很感激杜月笙竭诚拥载的盛意，他送了一帧放大照片给杜月笙，亲笔题款，还盖了官章。杜月笙把这桢照片配以镜框，放在引人注目的地方。杜、宣交好，使老上海们额手称床，杜月笙又顺利结交了上海滩上的又一位实权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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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上了全国纺联的盟主(1)

吴绍澍自戴笠猝死，他所涉及的“纵放巨奸、吞没逆产”案虽然雷声大，雨点小，但是他身上所系的案子毕竟还没终结，于是也有他的朋友向他剀切陈词，苦口婆心地劝：

“绍澍兄，你在上海身兼六要职时，事必躬亲，气势冲天，可是呢，在政治上你不能与钱慕尹———钱市长合作，在特工上你不能与已死的戴笠合作，在社会上你又不能与杜月笙合作，你的失败现在还只不过开始，从今而后，你要改变作风才好。”

吴绍澍听后，默然无语。

杜月笙因吴绍澍的“欺师灭祖”，横施打击而心灰意冷，遇事退避三舍。

然而经过一年多的养精蓄锐，休养生息，以他交游之广，声望之隆，上海滩依然还是少不了他。加上恒社弟子多已成了有权有势的人物，杜月笙有这么完整的班底，优秀的干部，事业当然大有可为，因此，杜月笙经过审慎考虑，多方试探，又有了东山再起、卷土重来的迹象。

杜月笙在重庆时收了一名忠心耿耿、干劲十足的得意门生。他就是一向从事棉纺工业的袁国梁。胜利后，袁国梁做麦粉和棉纱，大来大往，气魄很大，面粉大王荣德生曾经开玩笑地对他说：

“我办工厂，就像吸海洛因，不过你也不错，可以算得上吃香烟的。”

１９４６年袁国梁投资设在江阴的福澄公司联营纺织厂。他投下的股本很多，预定当年７月开工，公司成立规模很大，于是引起江阴“三大亨”黄善青、祝林等插足其间的雄心，袁国梁惟恐董事长一席落在他们之手，带领公司股东群起反对，结果双方闹得股东大会几乎流产。袁国梁无可奈何，只好拖着同为福澄公司常务董事之一的王先肯，到１８层楼杜公馆谒见杜月笙，打算请老夫子出来担任福澄公司的董事长，把事体摆平。

王先青、袁国梁两人去见到了杜月笙，却是“老夫子”正发气喘，卧病在床，他在床上听完了袁国梁的报告，为替学生子撑腰，他没有思索，一口答应，随即问袁国梁说：

“我做福澄的董事长，该入多少钱的股子呢？”

袁国梁喜不自胜，于是便答：

“老夫子加５０００万元的股子好了，这笔钱由我替老夫子垫。”

杜月笙连忙摇摇手说：

“笑话，笑话。”

他马上命人喊徐懋棠来，徐懋棠的父亲原是汇丰银行的买办，上海人有句打话：“吃不穷，用不穷，汇丰买办。”因此徐懋棠得了乃父馀荫很多钱，他参加恒社甚早，战前就已担任杜月笙的中汇银行总经理，抗战８年他替杜月笙在中汇银行看家，胜利以后仍然担任旧职，但是却又添了一项替杜月笙理财的工作。因此，杜月笙决定投资福澄公司，便命徐懋棠当场开了一张法币５０００万元的支票，交给袁国梁，由袁国梁写一张临时收据，手续便告完成。

袁国梁和王先青对福澄公司的事部署完毕后，两人又双双进拜师门，请杜月笙定一个召开股东大会的日期，杜月笙却望望袁国梁，回答他说：

“这个企业是你的，我们大家不过捧捧你的场，你自己要怎么做就怎么做，不能事事依靠我们啊。”

这几句叮嘱似乎有点多余，然而，袁国梁细细玩味，杜月笙这样交代一声，其实，他是借此声明他投资福澄，答应担任董事长，完全是为了支持袁国梁，他挂名义当董事长，自己却不过问福澄的业务，好叫袁国梁放心大胆办事。

但是，在口头上，开会日期这件小事，还是得请杜月笙做决定，袁国梁继续请示，杜月笙便面带微笑地向王先青说：

“先青，你来定个日期。”

王先青想了想，方说：

“下星期日如何？”

杜月笙点点头，答道：

“好，就定下星期日，在丽都开会。”

开会结果，由于江阴“三大亨”听说福澄股东们要推选杜月笙为董事长，自忖“亨”不过，知难而退，于是杜月笙顺利当选。

杜月笙从事纺织工业，始于抗战时期。一家颇具规模的“沙市纱厂”，自湖北沙市，西迁重庆，因为股东意见不合内部发生纠纷，几乎关门大吉，杜月笙鉴于出资收购股权，将沙市纱厂接过来经营，后来他又应聘担任过公营的中国纺织公司董事长。胜利返沪后，在福澄公司联营纱厂之后，杜月笙又发起创办了荣丰一厂、二厂，两厂拥有工人２０２６名；此外，他也是拥有７７７名工人的恒大纱厂以及远在西安的利秦纺织厂董事长，这样一来，杜月笙也算得上是纺织业巨子。

１９４６年秋，“中华民国机器棉纺织工业同业公会联合会”在上海举行第一次大会，从全国各地搭乘飞机出席会议的代表多达１００多人。各地代表纷纷抵达上海时正值杜月笙缠绵病榻，轻易不出大门一步。一日，忽有７位纺织业代表连袂来访，杜月笙勉力起床待客，７位客访之中有６区公会的秘书长奚玉书、无锡荣家纺织业的主持人荣尔仁，还有唐星海，恒社弟子袁国梁等人。

寒喧之后，这７位纺织代表表明来意。原来他们是代表中的代表。因为这时国内公管纱厂厂家很多，代表票数占多数，民营纺织代表业已获得消息，公营纱厂集中选票，打算把“联合会理事长”这个重要职位，由公营纱厂代表担任。 -

当上了全国纺联的盟主(2)

唐星海、荣尔仁等向杜月笙反覆陈词，公营纱厂是官办的，他们平时就已得到官府给予的若干便利，假若联合会理事长一席再被官方代表所获，民营厂商越加少了一个有力的发言地位。７位纺织代表恳请杜月笙出马，角逐联合会理事长一席，他们针对杜月笙的爱国心理，一个个以大义相劝，说：

“纺织事业非特关系国计民生，对于国家民族也有很重大的影响，试看日本人在民治维

新以后之能够富强，便是由于他们纺织工业的发达。”

杜月笙何尝不晓得这些大道理，对于全国纺织公会联合会理事长一席又何尝不想坐坐？但是他信心还没恢复，自忖并无把握，于是不管７位代表怎么说，他都是婉言推辞，他说他大病未愈，身体不好，就是选上了也实在是难以担当重任。

７位代表费尽唇舌，结果是大失所望，怏怏而去。他们走后，杜月笙绕室彷徨，深思熟虑，他心知担任这一个全国性工业团体理事长地位的重要性，忍不住又怦然心动，他在极短暂的时间里，迅速地做了决定：“不妨借此一次竞争，测度一下自己卷土重来的机会，是否已经到临？

于是，他想到就办，立刻命人打电话到袁国梁家里，请他即来１８层楼。当袁国梁奉召匆匆赶到，袁国梁一坐下，他劈头第一句话便问：

“刚才你们各位来讲的那件事情，究竟是不是诚心的啊？”

“是诚心的。”袁国梁肃然回答，“不但诚心，而且很急。”

“怎么会很急的呢？”

“因为我们得到消息，公营纱厂不论大小，都由公家出飞机票钱。叫所有的代表务必出席，由此可知，公营纱厂对于这理事长一席势在必得。”接下来，袁国梁又向杜月笙分析个中利害：“公营纱厂代表当了理事长，一定不会为民营厂商尽心出力，所以，民营厂商对于这理事长一席，自是非争取到手不可。”

沉吟半晌，杜月笙已下定决心，冒险一试，但是他仍关照袁国梁说：

“这个理事长，我做不做倒是无所谓，就怕万一选不上，坍不起这个台。这么样吧，你去替我各方面摸摸看，早些给我回音。”

袁国梁应声而退，把杜先生有点意思活动了的消息，通知几位核心人士，唐星海、荣尔仁等人听时喜出望外，立刻分头展开活动，民营厂商代表清一色态度坚决：除了都投杜月笙的票，其他人的票一概用钱买也不投！甚至还有不少人士自告奋勇，志愿代杜月笙去拉公营厂家代表的票子。民营厂商一致热烈拥护杜月笙，６区工会秘书长奚玉书，慷慨动容地说：

“西北方面的票子，我拉过来！”

经过多次密议筹商，民营代表们决定两项策略，头一项是大家要袁国梁设法劝驾，大会选举的那一天一定要请杜月笙到场，其次，他们又推袁国梁择一个最好的机会当着全国代表致词，强调联合会理事长不应由官方代表担任。

事情有了相当的眉目，袁国梁再去报告杜月笙，他简略地说：

“我四处摸过一遍，大约有六七分苗头。”

杜月笙的答复更简洁，他只说了一个“好”字。

其实，这时，杜月笙已细细分析了自己的优势，心中已是在竹在胸：第一，这时已有公营纺织事业逐渐开放民营的消息，公营厂家不久以后还是要变成民营厂商，代表之中多的是主持业务之人，他们很可能要为自己的将来打算，利害关系和民营厂商实趋于一致。第二，６区工会实力雄厚，民营代表和官营代表之间颇多私人情谊，可予充分利用。第三，凭杜月笙的私人交游和个人声望，他是担任全国纺织工业公会联合会理事长的最佳人选，因此，光靠杜月笙三个字，也能争取得到一部分的选票。

“不过代为奔走的各位代表一致要求，”袁国梁于是乘机提出，“进行选举的那一天，无论如何要请老夫子到一到。”

“好。”

袁国梁公开提出官方代表不宜出任“理事长”的主张，他为“老夫子”卖力，一共开了两次炮。一次是在永安公司七楼，６区纺织公会开会，奚玉书请他发言，他立起来便大声疾呼地说：

“我有一件事情，要提请大家注意，中华民国机器棉纺织工业同业公会联合会，一向是民营厂商的公会组织，我们邀请公营厂家代表参加会议，他们应该投票选举民营厂商代表，才能符合体制与实际。公营厂家平时得到政府的助力很多，他们无法了解商家的困难，所以就需要而论，联合会理事长必须民营代表出来做！”

第二次则是在投票前二日，拥有７４５０名工人的申新九厂，上午招待全体代表参观，中午设宴欢叙，当时宴开十余桌，杯觥交错，宾主尽欢中，忽然杀出一个杜门先锋袁国梁，他站起来高声宣布：

“后天我们就要选举联合会理事长了，我特别提请大家注意，……”

袁国梁的炮声隆隆，使官方代表相顾失色，民营代表团则面露会心微笑。袁国梁的这一攻心战术相当有力，因为他口口声声说官方代表是被邀参加，万一真有官方代表当选下理事长，说不定民营代表不肯善甘罢休，就会闹出法律纠纷。

选举之日，全国纺织公会联合会的会场设在上海市商会，袁国梁先到杜公馆接杜月笙，杜月笙到时被众人簇拥到会客室里坐下休息，这时便不知道有多少人在会场左右，欢呼雀跃，高声嚷叫：

“杜先生来了！杜先生来了！”

大病初愈的杜月笙在上海市商会出现，引起兴奋高潮，一百余名来自全国各地的纺织业代表，排着队进会客室和杜月笙握手寒暄，杜月笙接见这帮老朋友，面露真挚诚恳的笑容，说几句关切慰问的话，寥寥几句也使代表兴奋，觉得脸上增光。皆大欢喜的安排，对于选举居然有奇功，杜月笙终以最高票数，荣获当选。

这一次全国性人民团体的选举，对于杜月笙来说，确实相当的重要，全国纺织业代表对他的衷诚拥护，使他的信心得到了恢复。

杜月笙开始步步为营地在向大社会进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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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长选上就辞出(1)

上海市临时参议会成立，徐寄庼跃登临参会议长的宝座。

杜月笙是临时参议员之一，可是平时他绝少出席会议。

徐寄庼领导的临参会虽然与上海市政府通力合作，解决了不少问题，但如遇有重大事件，仍难发挥较大的作用，于是，有关权势人物深感上海市参议会有提早成立的必要，结果，

在上海临参会成立两个月，１９４５年１１月间，上海市长钱大钧就已交付给上海市政府民政处长张晓崧一项重要任务，请他筹划实施地方自治。

１９４５年１２月，张晓崧先将上海全市划分为３１个行政区，成立３１个区公所。杜月笙早有警觉，暗中做了严密部署，在上海滩举行投票选举时，杜月笙的势力便大得惊人，３１个区的区长当选人揭晓，明眼人一望而知，杜月笙系的人物不但位置要津，而且还在全部当选者中占大多数。

上海实施地方自治的第二个步骤是举行上海市第１届市参议员选举，市参议员候选人由各区域及农、工、商、教、律师、会计师、新闻记者等团体产生。杜月笙经过考虑，决定列名商界，结果又以最高票数获选，杜系人物如万墨林也榜上有名，这样杜月笙坐在市参议会里，都有亲信心腹相随。

可是，上海市参议员在１９４６年３月就已选出，市参会办事处由上海市政府指派民政处副处长项昌权担任主任，积极筹备，而上海市参议员的当选证书，却一直到当年１０月才由国民政府内政部颁发。这时候，吴绍澍副市长、社会局长业已垮台，上海市长也由钱大钧换了吴国桢，吴国桢和杜月笙相当熟悉，两人又是好友，甚至连上海市参议会的成立大会，也借杜月笙所创办的正始中学大礼堂举行。

然而，成立大会所面临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谁当第一任议长？这时，杜系人物已能够掌握局势，拥有过半数票，大家都认为杜月笙当选是水到渠成的事。但是，杜月笙却还有顾忌，那便是吴绍澍还存有相当的势力，虽然不至于影响大局，然而触触霉头也是令人心里难受的，这时杜月笙声威重振，飞黄腾达，光全国性的重要人民团体，他已经到手了３个，如全国轮船业公司理事长；全国棉纺织业公会理事长和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副会长，其余地方性团体与国家行局主持人或董监事，更是多得不可胜计。“日中则昃，盛极必衰”，杜月笙是深切懂得其中道理的，上海市议会议长一席，他心中有了最后的决定：先行当选，然后以年老体衰多病为词，向大会提出辞职，再挑别人。

为了市参议会议长选举，恒社子弟劝进者有之。奔走拉票者有之，联络活动者亦有之，当杜月笙毅然宣布他的决定，拉票和联络者便格外起劲，这是因为杜月笙既已决心一次当选然后让贤，那么，颜面关系，最好１８０位市参议员的票全部都投给杜月笙，让他们的老夫子“光荣全票获选”。

照说，这件事不难办到，杜月笙言语一句，获选议长立刻宣布辞职退让，即使是竞选的对手也不会不买这个面子，反投杜月笙一票。可是，就因为中间夹着一个“明枪暗箭”，即处处中伤攻击杜月笙的党部与团部负责人吴绍澍，事情便相当的难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