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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杜月笙像在自言自语，他一叠声地说：“啊啊，只是生活不用担心，只是生活不用担心。”

第一次长谈，自此草草结束。

等到章士钊告辞离去，姚、孟二氏，儿子、女儿，还有亲信诸人都在等候“消息”，杜月笙坐久了，有点累乏，可是他仍然说出了两人之间所谈的最要紧的一段，然后他摇头苦笑地说：

“章先生年纪一大把，做官的兴致高！只要有官做，他跟谁都可以，但是他投了共产党毛泽东，却只说是保障他的生活。既然只为了生活的话，台湾、香港、美国……随便哪一个地方，也要比共产党那边的日子舒服得多。”

晚间，休息过来，精神回复，杜月笙又提起了章士钊的往事，抗战八年，杜月笙怕章士钊落水当汉奸，始终把他拉牢了同在一起，章士钊夫妇曾与杜家合住香港、同游西北，尤其是曾同住南岸重庆，一应生活开销，都由杜月笙负责，谈到到这一件事，杜月笙嗬嗬一笑说：

“负责生活，毛泽东不过给了他一句言话，我杜某人倒是真负责过不少年啦！”

讲过了往事，在一旁凝神倾听的妻子、儿女，心里都有了数目，章士钊怎能说服坚决反共的杜月笙？

然而，章士钊还是三日两头地来，有时候就在杜公馆吃中饭，和满座嘉宾、杜门中人同席用餐，说说笑笑，情景依稀当年，却是许多熟朋友间已有相当的距离，场面也显得尴尬来兮。

一次，碰到多年交好的老朋友吴开先，晚饭过后，杜月笙邀章士钊、吴开(.１6k.)先一同到阳台上歇凉，看香港夜景，任轻风拂面。这时，章士钊忍不住又夸毛泽东何等的礼贤下士，奖推人才，他口口声声地保证，只要杜月笙肯回大陆去，不论在何种情形之下，共产党绝对不会亏待杜月笙。

时常登门，章士钊的这场统战攻势，要到几时方休呢？杜月笙不耐烦时，自有他的退兵之计。为了早日结束这一场必无结果的冷战。渐渐地，在跟章土钊谈论之间，杜月笙开始反转来劝章土钊“弃暗投明”，劝章土钊到台湾去，或者远走高飞。

这时，杜月笙的秘书是胡叙五，他原是抗战初期经黄炎培介绍过来的，抗战八年、胜利四载，他为杜月笙效力甚多，杜月笙第一次旅港身边的得力帮手是翁左青与胡叙五，第二次仍然还是这两位，不过首度旅港杜门座客常满，人文荟萃，如老虎总长章士钊，江东才子杨云史，吴佩孚的高级幕僚树千里，都曾降尊纡贵，为杜月笙司过翰墨词章。二度香港居，文墨方面的工作就只剩了胡叙五独挑大梁，因为翁左青明于事理，善长分析，颇能出出主意，管理庶务，若论笔下功夫，新旧文学俱有根底，那他毕竟是及不上胡叙五的。

胡叙五随同杜月笙到了香港，工作了一段时期，不知怎的忽然动了家乡之思，起了还沪之念，口口声声地说要回上海。他这一决定使杜月笙大为不安，惟恐胡叙五回大陆引起无谓的麻烦与谣言，尤其旅港初期，胡叙五兼为杜月笙掌管机密，他晓得的事情太多，又怕共产党对他加以利用。

因此，杜月笙便亲自奉劝叙五兄没这必要，不要冒险自陷共区！他一再恳切挽留胡叙五，但是，胡叙五辞意颇坚，杜月笙无可奈何，又叫跟胡叙五谈得来的长子维藩和万墨林两人从旁劝阻。

万墨林劝驾不曾发生作用，便由杜维藩接手，他约胡叙五到外面吃咖啡。

杜维藩直打直地和胡叙五谈判，他问胡叙五：

“叙五兄，你说老板从前待你好吗？”

“很好。”

“那么，你是否嫌比老板现在待你不如从前了？”

“我没有这个意思。”

“叙五兄，”既然是多年交往的自家人，杜维藩便坦坦白白地说，“老板从前待你好，是因为从前的路子粗，进账多，日子好过。现在跟从前大不相同了，现在老板在香港，一点进账都没有，就靠带出来的那点钱，天长日久，坐吃山空。老板自家的日子不好过，跟他的人当然要比从前差一点，好在有粥吃粥，有饭吃饭，大家同甘苦共患难，所以我说你最好不要在这个时候离开，免得人家批评你不够义气。”

胡叙五并不否认杜维藩所讲的话有道理，但是他去意已决，无法挽回。劝阻无效，胡叙五还是辞去了一干十二三年的杜月笙秘书一职，他悄悄地回了上海。

机要秘书出缺，使杜月笙大伤脑筋，幸亏早年即曾在杜公馆任过秘书的邱访陌，这时也在香港，杜月笙便去请了邱访陌来，接替胡叙五之职。但是，这一时期许多昔日的朋友和部下一个个跑回了上海，这使得病榻上的杜月笙心情总是阴霾霾的-

黄金荣虚惊一场，两个凶手被枪决(1)

早先，杜月笙决心离开上海，赴港避乱之前，曾经扶疾往访黄老板，力劝他的金荣哥预早为计，也跟他一样，做避难香江的打算。

当时，黄老板推心置腹，向杜月笙吐露自己不得而已的苦衷，黄金荣说：

“月笙，我老了，这些年来，我跟你的境遇不同，我是能不出门便不出门，能不动顶好

不动。你算算，我今年已经８０岁，俗话说得好：‘人生七十古来稀’，我活到了８１，就已经多活了１１年，今日死或者明日死，对我并无多大的关系。”

黄金荣接下去娓娓细诉地说，自从他６０岁那年正式宣告不问世事，安享余年，他生活的目标就只剩下每天抽几筒大烟，上一趟澡堂泡一个浴，凑几位牌搭子碰几副铜旗。除此三者以外，复无他求，也非有此三项享受而不欢。因此，他堆满一脸苦笑诉与杜月笙：

“月笙，你替我想想，假使我去了香港，头一样，差馆里发现我抽大烟要捉。第二样，你叫我到那里去找碰铜旗的搭子？第三样，香港没有澡堂，能否容我这８０多岁的人每天去泡趟浴，都是问题。何况，树高十丈，叶落归根，我已风烛残年，能有几年好活？好歹我也死在家乡。”

杜月笙听他金荣哥说得如此剀切透澈，心知其意已决，也就不再劝了，却是辞出来时，突然感到这便是最后的诀别，他忍不住洒了两行热泪。

到香港坚尼地１８号定居，他第一次听到金荣哥的消息，上海来人说得绘声绘影，言之凿凿：

上海沦陷前夕，黄老板惟恐炮火殃及，自曹河泾黄家花园迁居钧培里老宅，逐日泡浴、碰铜旗、吞云吐雾如故。共产党进了上海，起先倒还安然无事。但是数月以后，忽有一日，足有一百多人气势汹汹地直扑钧培里，围在黄老板公馆大门口，大呼小叫，扬言要把黄老板家中打得稀烂。这时候，黄老板精神矍铄，大踏步抢出门外，面对着那一百多攘臂掳袖、疯狂暴跳的强徒，黄老板拉开嗓门便是声声怒吼：

“我就是黄金荣，你们各位今朝来，阿是要把我黄金荣的家里打烂！”

多一半人被这白发皤皤老者的虎虎生震慑，也有人杂在人群中喊：

“是的！今天一定要打烂黄家！”

“好！”黄老板斩钉截铁地一答：“要打烂，我自己来，现在我把大门关上，我自家来打给你们看！等会儿你们进来查，有一件东西没打烂，你们尽管把我的房子拆了！”

说完，他就命手底下人关大门，童颜鹤发的黄老板掳起衣袖，抄根门闩，就此要自己打烂自己的家。这时候，偏偏不知从何而来的‘调解者’隔扇大门之外，好说歹劝，高声排解：

“好啦，好啦，黄金荣已经知错，看在他一大把年纪的份上，饶他一次！”

紧接着，又有人来拍门，黄老板气喘咻咻的，亲自把门打开，外面有几个毛头小伙子，张牙舞爪，指手画脚，好生教训了黄老板一顿，一场毁家的纠纷方告有惊无险，化弭于无形，百把个穷凶极恶的人逐渐散去。黄老板８０多年来从不曾受过这大的侮辱，回到客厅，气呼呼地一坐，足有半晌说不出话，他老泪纵横，徒呼负负，那几个毛头小伙子教训了他些什么，也是一个字也都不曾听见。

隔了不几天，又有共产党的干部上门来，叫他“向人民大众坦白”，黄老板双手一摊地问：

“叫我坦白啥么事？”

“你这一生的罪恶，”共产党干部字字着力地说，”“请你详详细细写份自白书。”

黄老板有意反抗，但是家中各人苦苦劝他忍耐：“人为刀俎，我为鱼肉，反抗是没有用处的。”迫于无奈，他请位朋友写了厚厚一叠的自白书呈上去，从此以后便坐立不安，提心吊胆地等候判决，其结果，是共产党派人来抄家，妙的是毛病还并不出在黄金荣的自白书上。

黄老板的二公子黄源焘有一枝自备手枪，又跟一位姓戚的谍报人员很要好，上海撤退，姓戚的有一大捆步枪存放在黄源焘住处。这件事黄老板确实并不知情。

“倘若是在黄老板当权得势的那些年，钧培里黄公馆，长短枪枝经常也有个五七十杆，这一大捆步枪，实在无啥稀奇。”杜月笙接口说。

来人接着说：“不过共产党来了，情形不大相同。因此当从黄公子的那一枝手枪抄到了一大捆步枪时，连经过多少惊风骇浪大场面的黄老板，居然也给吓得目瞪口呆，面如死灰。

“当时，共产党仅只把枪枝没收，黄源焘则被带了去问话，共产党对他倒也并不为难，招出来枪枝来源就此作罢。然而，正当祖、叔、孙三代，黄老板、黄源焘和黄启予之弟黄启明衷心庆幸，逃过一场大祸，又数日，来了一份通知，黄金荣的自白书看过了，人民认为他有罪，所给他的处罚是每天早晨到黄老板自家开的大世界游乐场门口扫街。”

“处在矮檐下，不得不低头，老态龙钟的黄老板开始在大马路大世界门口手执长帚扫街了。消息传出当日，也不知有多少人骤集街头，黄老板则面部毫无表情，一步一步地在扫地，矮胖身躯，仿佛一具笨重的机械。许多记者来采访，来拍照，许多干部围在黄老板的四周。这张黄老板在大世界扫街的照片，刊登在上海各报显著地位。”

杜月笙一听，马上忽然问起管家万墨林：“上海报纸为何多日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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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金荣虚惊一场，两个凶手被枪决(2)

这时，他很关切上海方面的消息，家中各人则因为时值上海清算斗争期间，惟恐杜月笙看到老朋友如何受到屠戮迫害，心中难过会得妨碍病体，所以有时候便藏过几张，不给他看。现在一定要看新到的上海新闻报，万墨林无奈，只好再找出来，交到他的手上。

杜月笙一眼便看到“黄老板扫街”的那张照片，他脸色灰白，身子摇摇晃晃，勉强地将那一段新闻读完，自此便坐在沙发里咻咻地气喘。

这几天本来他精神略好一点，金荣哥所受的遭遇带给他莫大的刺激，于是当日又告病倒，家人十分慌乱，因为他的喘势越来越急。

又是缠绵病榻，中医、西医川流不息。第二天，黄老板的长媳李志清到访，除了探病，她还有重要事体要跟杜月笙商量。

杜月笙在病榻上很亲切地喊李志清：“妹妹！”请她坐下，问她有什么要紧事？于是，李志清拿出了一封方自上海寄来的信，黄金荣向他的媳妇“求援”，他叫李志清赶紧设法筹款汇寄上海。

看完了信，杜月笙又是一阵愤恚与激动，好不容易用药物把他的急喘压制下去，他漾一抹苦笑，有气无力地问李志清道：

“妹妹，你打算怎么办？”

李志清告诉他说：她正是得信以后急如热锅蚂蚁，一时打不定主意，所以才到杜家伯伯这边来讨教。

于是，杜月笙开口说话了：

“妹妹，倘若是黄老板能出来，只要平安无事到了香港，莫说是２万美金，便是美金２０万，我和你倾家荡产都不够，哪怕去求、去借，我们也是愿意的。”

李志清也是伤心难过，她点点头说：

“就是说嘛。”

“倘使老板到了香港，我们有饭吃饭，有粥吃粥，苦日子一样过得快活。”

李志清一心惦记她公公在上海如何受逼，如何受罪，纯粹基于一片孝心，她以为能够筹出这笔钱汇过去。

她把自己的心意，向杜月笙说了，杜月笙听后却摇头苦笑。他不赞成李志清的做法。

李志清急得掉下了眼泪，她焦灼万状地说：

“杜伯伯，你说我们到底应该怎么个做法？也不能看着老板受逼呀！”

“妹妹，你不要急，事已如此，急煞也没有用处。”杜月笙柔声地安慰她说，“要么你照我这一个办法做，回信老板，告诉他在香港筹钱很不容易，跟亲眷朋友开口，必定要说接得出老板来，方始可以筹到这一笔大数目。唉！”浩然一声长叹，杜月笙又说：“老板８１了，他还害得有老肺病，一生一世不曾起过早，如今喊他天天起早扫街，风尘残年，能够熬得了多久！依我看，即使要接他到香港，这件事也得赶快。”

得了杜月笙的应付之策，李志清兴辞离去，她为了尽孝道，她怕黄金荣在上海被共产党逼得太紧，可能发生意外，因此她凑集一部分现款，又变卖了些手饰准备先汇一笔数目到上海去，也好让黄金荣在上海有个缓冲的余地。

果然，钱还没有汇走，黄金荣又打长途电话来，关照黄李志清速即筹款，立汇上海。黄金荣在电话中问起儿媳妇在香港借筹款项的情形，李志清晓得她身边有监视，只好推托地说：

“到香港来的上海朋友都在难中，叫我好去向那一个开口吗？”

于是，黄金荣便指明了只去找两位老弟兄，杜月笙与金廷荪。

李志清马上就说：

“金家目前环境不好，我不便去谈，杜家伯伯那边早去过了，他也筹不出这么多的钱，杜家伯伯又说我手头这点首饰有限煞，我还有家人，他说我和启予将来也要安身立命的。”

时间将到，李志清才透露她已典当了所有，凑了１万美金不日即将汇出。其余部分慢慢再想办法。

汇出了那１万美金以后，李志清根据杜月笙提示的原则，果然被她想出了一条妙计，她主动写信寄回上海，禀告公公黄金荣，她说是已经和汇丰银行接洽好，用黄家在上海的房地产作抵押，可以借到一笔巨款。不过，因为房地产的道契统统被她带出来了，汇丰银行方面表示，必须黄金荣本人到香港来亲自签字方可成立贷款契约———上海那边，黄金荣把这封信拿给政府看，要求办理出境路条，到香港去签字借钱，政府有关方面的人士对他说：

“这是你媳妇摆的噱头，老先生还是不必动的好。”

在这件事情过后不久，陈彬和从上海逃出来，他带来黄金荣的口信，告诉旅港亲友，实际上黄金荣已经获悉共产党所掌握的资料，证明他在过去若干年里并不曾直接杀害过共产党，因此，他不会成为共产党清算斗争的对象。

黄老板没有了危险了，杜月笙放心了许多，然而，隔不了多久，上海方面的消息又越来越坏，越来越糟了。

杜月笙在香港每天都看上海报。一日，上海共产党的报纸报道说，中国通商银行大楼已经被共产党布置成为“工人文化之宫”，而且正在里面举行汪寿华血衣展览，他便大叫一声：“不好！”

他心想，来不及逃出的叶焯山和马祥生一定糟了。果然，不久就传来马祥生、叶焯山双双被杀的新闻。马祥生和叶焯山两个凶手，一同被绑赴枫林桥，在当年处死汪寿华的现场，举行“规模特别庞大”的公审，参观者人山人海，树顶、汽车和三轮车上，全都成了临时看台。 -

黄金荣虚惊一场，两个凶手被枪决(3)

马祥生、叶焯山两人坦白认罪，立时三刻，判决枪毙。

“我虽不杀伯仁，伯仁由我而死。”杜月笙回想当年，马、叶两位和他一道赤手空拳，打出一片花花世界，组织共进会，参加“清党”，原是他的一力主张，马祥生、叶焯山两个同党无非惟自己之命是从，如今杀汪案的主谋避居香港，马祥生、叶焯山则落了如此悲惨的下场。杜月笙免死狐悲，报纸没看完就泪下沾襟，痛哭失声，于是心力交瘁，臻于极顶，他

的喘疾骤然间如山洪爆发。

这一次哮喘发得来势凶猛，将人吓坏，杜月笙喘时但见他满头满颈青筋直爆，大汗淋漓，身上穿的丝棉袄过一阵像是才从水中捞起湿淋淋的。他每一次喘都有极度窒息，几次晕厥。喉头吸不进空气时，他会从床上直跳起来，伸张双臂，十指叉开，仿佛失足溺者急于抓到一块浮木。

喘到这步田地，吃药、打针、喷烟，一概失去功效。中医西医穿梭般跑来跑去，商议，会诊，始终无法使杜月笙的喘势减轻，更谈不了使他止喘恢复呼吸平顺。

一位有名的西医戚寿南，他斟酌再三，提出了一个无可奈何的办法：

“喘到这样，只好用氧气。”

从此，杜月笙套上了枷锁，他不分昼夜，常与氧气罩、氧气筒为伴，随身多了笨重的配件，使他八九个月不能外出。

医院里所备的氧气，原为急救之用，但是七八位名医采纳了戚寿南的建议，大批的氧气筒搬到了杜公馆，便成为杜月笙一刻不能轻离的活命之资，除非喘停，他口鼻之间的氧气罩就像是他身上的器官一样了。

因为经常需要氧气，杜月笙卧室外面氧气筒排列成行，必须专人管理。杜月笙使用氧气之多及其为时之久，使得许多初次赴杜公馆看病的医生极为惊异。只要氧气罩一罩上，杜月笙便喘得好些，呼吸也能渐惭的平缓下来，只是那一阵喘大发，才是发得他余悸犹存，担心害怕，因此，他认为自己的生命力过于脆弱，安全感渐渐丧失无存，急切无奈之中他很信托医药。渐惭的，他变得家中一时缺了医生，便很不自在，饭也吃不下，觉也睡不着，必定要喊人带来一位医生，他才能安心的吃喝与睡。

但是，杜月笙所请的那些中西名医，都是很有名望的医术高明之士，他们业务是最为繁忙的，并且通常并不出诊，而杜公馆这边的要求却是必须随请随到，一刻也不能迟延，碰到他们正在诊所紧急治疗，杜公馆催促的电话急如星火，自难免有手足无措，顾此失彼之苦。

好在这许多位名医，或者钦仰杜月笙的为人，或者早就是杜门故旧、朋友学生，且不说杜月笙病势一来便急，即使凭私人交谊也是一有紧急情况非到不可。中医师朱鹤皋和他的介弟朱鹤龄都是杜氏门生，老夫子病笃哪有不尽心侍疾之理？也因为这一层关系，朱鹤皋在众家名医之中最最辛苦，他是不分昼夜一得电话就马上放弃一切手头活儿，尽快赶来。杜月笙夜里睡得不安稳，睡睡醒醒，心神不宁，他必得有医生在家里才睡得着觉，这时候多一半是朱鹤皋在杜公馆里睡沙发，整夜守候，或者全日不离，而在他自己的诊所里，也许正门庭如市，候诊者排起长龙，朱鹤皋业务再忙，当杜月笙需要他的时候，他总是不忍离去。 -

儿子从上海回来，老子病情更加恶化

杜月笙开始使用氧气之后，喘疾逐日减轻。除了为上海的徒子、徒孙们悲哀，为受难的同党痛哭外，这还有一件牵心挂肚肠、使他眠食难安的大心事，那就是他的长子杜维藩仍在上海逃不出来。

就在１９４９年年底，上海中汇银行“告急”函电如雪片般飞来，中汇银行的总经理原系浦拯东、副总经理徐懋棠、杜维藩。抗战胜利以后，中汇拥有两个存款最多的大客户，一

个是杜月笙一手创办的上海鱼市场，一个是杜月笙任董事长的大东书局。有这两大客户每天解存巨额现款，中汇银行对于一般小额存户始终兴趣不高，无意争取。然而，偏偏在上海被解放军占领以后，大东书局和上海鱼市场的主持人杜月笙和唐承宗都已撤离上海，两大客户风流云散，几同解体，再也没有巨额现款存进来。照说中汇银行理该无事可为，关门大吉，但是奇怪的是，上海人大概都晓得中汇银行是杜月笙开的，生意买卖暂复正常，在上海公私各银行中中汇的存户突飞猛进，与目俱增，业务反倒欣欣向荣。此一反常的现象不曾使杜月笙沾沾自喜，引起欢慰，相反地他却认为照这样下去，他肩膀上的担子势将越来越重，他担不起这么大的责任，他晓得共产党断乎不会允许有私家银行存在，中汇银行在不久的将来必定要被中共没收，杜月笙不欲利用他私人的声望与信心为共产党恢复经济出力，所以他不但无意继续维持中汇，而且急于早将中汇关门。

却是他苦于在撤离上海之前，无法先行宣告中汇停业，此刻他便不得不采取亡羊补牢之策，不惜任何代价和牺牲，设法结束中汇银行，而这时中汇银行总经理浦拯东先已辞职，因此，他便嘱令他的门徒，中汇副总经理徐懋棠到上海这龙潭虎穴去走一遭。

徐懋棠大半辈子席丰履厚，养尊处优，他好不容易在中共占领上海之前逃到了香港，此刻老夫子一声命他回上海，他哪来这个甘冒生命危险的胆量？起先他推三阻四，后来便支支吾吾，他的态度使杜月笙勃然震怒，尤其当时情境迫不及待，急切无奈之余，带三分气忿，杜月笙便断然地说：

“好，你既然不肯去，我就叫维藩到上海去了中汇结束的事。”

徐懋棠依然不声不响，于是杜月笙言话一句，便再也不容收回，他明知杜维藩此去非常危险，然而话已出口，他只有硬着头皮，叫杜维藩回上海办理中汇银行的结束事宜。

杜维藩父命难违，只好别妻离子，心惴惴然地回上海去。他到(电脑.１6k.)上海的时候，共产党没有为难他，于是，杜维藩住进了爱多亚路中汇银行去办公。但是，他立即发现整个中汇银行已在倾向共产党职工的把持之下，而共产党在中汇银行的领头人，是储蓄部的一名襄理兼课长。

暗中为共产党效力的中汇员工，抓牢了杜维藩就不肯放，双方南辕北辙，于是暗中展开了斗争，杜维藩奉杜月笙之密令，冒险赴沪原为结束中汇业务，但是共产党为稳定上海，广为宣传，尽量扩充业务。杜维藩固不能完成父命，在这一段时期极为痛苦，他在尽力应付公事以外，一天到晚都在想着怎样离开上海。

杜维藩去看过他的“寄爹”黄金荣，听黄金荣向他诉说自己的悲惨际遇，当共产党展开清算斗争与公审时，杜维藩也曾站在中汇大楼楼头数过囚车开来开去的数目，他心知自己非走不可，于是要了一记噱头。

杜维藩故意跟那位在中汇的工作的中共课长套交情，说“知心话”。他纯以业务观点论事，强调当前的中汇为了扩充业务非得增资不可。那名课长不知有诈，一听“增资”二字，便眼睛一亮，当下便问：“怎么样个增资法呢？”

“老板在香港，”杜维藩指的是他父亲杜月笙，“一大笔款子存在手上，香港又没有什么生意好做；让我到香港去跟老板讲，中汇业务大有可为，何不拨一笔钱给中汇增资呢？”

这个话的前半段一丝不假，杜月笙在香港有一笔买房子的钱，中汇同仁大抵晓得，当时的上海军管会希望杜月笙能回上海来，所以答应了杜维藩“回一趟香港”的要求。不过，杜维藩必须自己去寻一位保人。

为了找这个保，使杜维藩煞费踌躇，为难已极，他所谓回香港请杜月笙增资原本是骗取共产党的信任，得以脱身的一记噱头。来日他到香港便打算不再回转，因此他也就无法决定请谁出来为他做保。

结果，这件事被刘寿祺所知。刘寿祺是杜月笙好友刘春圃的儿子，经杜月笙一手栽培提拔，在杜月笙所拥有的华丰面粉厂当了经理。当时他跟中共的上海劳工局长关系拉得极好，听说杜维藩正为保证出境问题犯难。由于两代的交情和少东家的安危，刘寿棋愿意担保杜维藩离开上海、回到香港以后在共产党指定的日期之内赶回上海来。刘寿祺的帮助使杜维藩深受感动，随后果然他不久就领到了路条。这一下杜维藩平安无事地回到香港，使得自杜月笙全家大小，欢欣如狂，人人都在额手称庆，尤其感激刘寿祺的“仗义勇为”。

爱子无恙归来使杜月笙大大松了一口气，心中无比欢慰，因为杜维藩重返“自由世界”，对杜月笙来说，实有两层重要的意义。杜维藩由香港去上海，前后半年之间，外面不明真相的人，议论纷纭，都说杜月笙长子返沪，是为杜月笙本人投共铺路，因而“料准”杜月笙不久的将来一定会回上海滩，最低限度，杜维藩上海行，也是替他父亲从事试探，看看杜月笙和共产党究竟有否合作的可能性。

另一层重要的意义，当然是长子杜维藩个人的安全问题。

当初，杜月笙派徐懋棠回上海而他不敢去，他多一半是动了气，小一半也是实逼至此，无可奈何才把大儿子送进上海滩的，在杜维藩是父命不可违，自己和全家上下何尝不是硬起了心肠？倘若杜维藩真有个三长两短，不但对于病中的杜月笙是一项严重的打击，他将又何以对他九泉之下的妻室，和都在跟前的媳妇、孙儿、孙女？

所以，杜维藩人到香港，杜月笙可说是披襟当风，如释重负，忍不住地脱口欢呼，当日，他精神一震，把一别半年的杜维藩喊到了房里来，嘉勉慰劳了他几句，父子两人随即开始一次极关重要的长谈。而杜月笙对于新自上海来的长子，他所问起的头一件事情，便是：

“我拍给黄国栋，叫他转给你的电报，你收到了没有？”

杜维藩一听，便晓得他父亲要问的是什么事情：黄金荣的正室夫人，杜维藩的寄娘，杜月笙尚未出道以前对他一力栽培提拔的林桂生———“桂生阿姐”在１９５０年春病逝上海。杜月笙在港惊闻噩耗，至感悲悼，他立刻打电报给留在上海的杜家账房黄国栋，转知杜维藩前去料理丧事，尽哀成服。林桂生自从黄金荣另娶露兰春，她“提得起，放得下”，翩然离了她相帮黄金荣建立起来的声势赫赫、钟鸣鼎食的黄公馆，便是杜月笙不惜开罪金荣哥，替她在西摩路备下了一幢住宅，搬过去定居，林桂生从此闭门不出，不问世事，１９３６～１９３７年里，历经北伐、抗战，战乱，哪怕上海滩炮火连天，打得稀烂，她仍不避不走。上她门的只有一个炙手可热、步步高升的杜月笙，而杜月笙一生一世惟独视林桂生为他的大阿姐，总是在说永远报不完她的恩。林桂生之死，使杜月笙以未能亲自送终为憾恨，他叫杜维藩去吊孝治丧，一再关照必须由他负担所有丧葬费用。

杜维藩禀告他父亲，他在上海时已经遵照杜月笙的嘱咐，妥善办好了林桂生的后事，杜月笙听后犹在不胜欷嘘，他说了些林桂生的为人和性格，对于她的“硬气”赞不绝口，以一个孤老太婆在上海关起大门，渡过了刃兵时起，动荡不安的二十五六年的艰苦岁月，她不但不要共金荣给她一文钱，帮她一点忙，而且绝不告贷求借，或者接受任何人的馈赠，上海人所谓的“白相人阿嫂”，林桂生可以赞得上是“代表性”的人物，她是“白相人阿嫂”的“开山祖师”，同时自从她瞌然去世，这一类典型的人物就此永远绝迹。

接下来杜月笙便问杜维藩自己徒子、徒孙恒社子弟的近况，以及他们留在上海，处境有否危险？对于这一个问题，杜维藩惟有摇头苦笑，他说根据他的统计，恒社弟兄滞留沪上不会逃出来的还有五六百人，而在他离开上海的前夕，共产党早已开始清算斗争，五六月间上海被捕的清算斗争对象为数在万人以上。这其间有多少恒社分子，他无从打听。不过。有两点极堪注意的事，可以预见恒社分子的前途一定是凶多吉少。

杜月笙则闻言嗒然不语，他的神色一变而为愁惨悲痛，２０年来他对恒一帮帮会流氓加意培植，呕心沥血，其用心之苦，不是一般朋友师生的情谊所可比拟。杜维藩的报告可能是他预料中事，但他内心对于留沪恒社分子的安全犹存一线侥幸之望，杜维藩的一番分析使他这最后的希望也归于破灭，于是，杜月笙陷于深巨浓重的悲哀之中。

杜维藩无恙返来来是一件大喜事，因此杜月笙力疾而起，一连和他谈了几天，然而所听到的都是恒社分子怎样危险，留在上海的老朋友们各种不同的悲惨下场，这许多消息使杜月笙刺激颇深，于是，杜月笙犹未痊可的一场“喘大发”，又变本加厉，病况极其严重。他每天一阵接一阵的急喘，喘得他汗出如浆，神志不清，半人高的氧气筒用完一支又接一支，情况最紧急的时候，所有的医生不约而同摇头叹气，他们向杜公馆的人强烈暗示：应该有所准备。

因此，杜公馆上上下下乱成一团，几个成家立业的儿子，和三楼孙太太都住在外边，惟恐临时生变赶不及到坚尼地来送终，孙氏太太、杜维藩、杜维屏、杜维新，再加上住在坚尼地的杜美如、杜维善、杜维嵩，嫁到金家的杜美霞，所有杜月笙在港的太太、儿女、孙儿、孙女，每天都到坚尼地守夜，以防万一。

杜月笙这一次病情恶化连续一个多月，自１９５０年５月中发病到同年６月下旬，他躺在床上用氧气，仍旧喘个不停，身上的小褂裤一转眼就被淋漓大汗濡成透湿，侍候他的人忙不及脱下揩干身体再换穿。

好不容易在盛夏时分喘势渐渐地被止住了，杜月笙等于在鬼门关口打过了一转，大病初愈后的杜月笙形销骨立，面容憔悴得令人不忍平视-

江湖相士出入杜门

“男儿由来轻七尺，好汉最怕病来磨”，随着十里洋场上海滩的夕阳西下，遍地血光，杜月笙被接二连三的大病磨得壮志消沉，彷徨畏怯，他极力想活下去，但是，他却已失去对于自己生命力的信心，这一位毕生艰辛奋斗，用亦手空拳打出一片花花世界的一代豪强，当他九死一生活过来时，竟会长期热中于求巫问卜，参详命理，借命相专家的语言来求得自己心理上的安定与慰藉。

从此，杜公馆常常出入的，又多了一批或则道貌岸然，或则仙风道骨的星命专家、江湖术士。他们有的是新友介绍，有的是自家慕名求教，一时旅港名相士紫虚上人、袁树珊、李栩庵，还有什么赵神仙、一成仙等等，竟日被延请为杜公馆座上客，为杜月笙细推流年，观察气色。当然，杜月笙要算命看相，应邀者必定是命理泰斗，神仙铁口，每位都有其特别灵验的事例、脍炙人口的传奇。譬如最为杜月笙信服的袁树珊，以君平之术享誉海内外，历数十年而不衰，他和另一位测字灵验、百发百中的李栩庵，都异口同声，推算杜月笙至少还有１０年大运，要活到７３岁，然后“福寿全归”。而这些安慰安慰病人的门面话，杜月笙起先居然也深信不疑。

在开始之时，杜月笙的妻子、儿女、至亲好友，一概认为杜月笙热衷算命看相，遍请名家，无非是求个心理上的安慰，使自己在固疾缠身之余得到一份新的希望而已。殊不知，杜月笙“算命看相”积久成迷，迷到后来居然会影响到他的生命力，这一点，连杜月笙自己也都是始料所未及的。

袁树珊和李栩庵推算杜月笙还有１０年大运，这是否慰藉病人的违心之言不得而知。却是来得最勤，走动得最多的一位赵神仙，却有事实证明，他已算定了杜月笙的死期，而在杜月笙的面前故意讳其实。

赵神仙算命看相另有一功，他是旅美华侨，对于国文不甚了了，一口生硬的国语也是回到香港、重庆以后才学的。据说他是因为偶遇一位喇嘛僧，于是皈依佛家的密宗，专以持咒结印为修行要法，善觇候，可以望云气而知征兆，有一对千里眼，看得到千里以外的事物，杜月笙和他相识已久，曾经亲眼目睹他的种种奇术。抗战时期杜月笙避难香港时，便有一些杜月笙的朋友请教过赵神仙，告诉他上海家中所在的街道名称和门牌号码，看赵神仙望空凝视片刻，然后便说出这位朋友的家中情景，种种现象一一对实，这使求教者无不脱口惊呼，钦服他千里眼术的灵异。

杜月笙的一位好朋友，是１９２７年“清共”之时曾经和他并肩作战的祝绍周，抗战中期任职川、陕、鄂边区警备副总司令，坐镇汉中，杜月笙西北行中曾接受过他的隆重军礼欢迎，后来祝绍周赴重庆述职，杜月笙邀他在交通银行下榻，赵神仙偶然到访，一眼瞥见祝绍周的头顶上官星正旺，当时便恭贺他不日升迁，不久祝绍周果然提任陕西省主席，这一幕也曾是杜月笙亲眼目睹的。

赵神仙在香港为杜月笙望气，也说是杜月笙的固疾短时期内并无大碍，可是不久赵神仙便去了澳门，他从澳门写一封信给杜月笙也很熟的朋友，信中说是他实际上已经见到杜月笙的魂魄逸出体外，在距地尺多的半空中飘飘荡荡，这便是三魂悠悠、七魄无依的险象，因此他断定杜月笙命已不久，赵神仙并且说明杜月笙除非渡过１９５１年的７月１３、１５、和１８日那三道险关，否则必死无疑。其结果是杜月笙只过了阴历７月１３那一道关口，他死在这一年７月１４日。

还有一位不幸而言中杜月笙死期的，是善观天文星象的“星家”吴师青，杜月笙不曾直接求教过他，倒是杜月素所崇仰的唐天如，慕吴师青之名把他请到坚尼地杜公馆，请吴师青为杜月笙推算，当时吴师青唯唯诺诺，支吾以应辞出以后却悄声地告诉唐天如说：

“阴历７月１５日的这个关口，杜先生很难逃得过。”

总而言之，常常出入杜门的命相专家、神仙铁口，当着杜月笙的面，要么欣然算出他还有大运可走，或则病势无碍，要么就吞吞吐吐，嗫嗫嚅嚅，从没有任何人知道杜月笙“君子问祸不问福”的“雅量”，没有一个人对他坦然无隐，直言相告的。

杜月笙的家人亲友也认为杜月笙真正得到了安慰，“算命看相”的已发挥了心理治疗、精神鼓舞的作用，他们的功劳似乎要比“起死回生”的中西名医更高。然而，偏有一日，杜月笙当着众人语音苍凉地说出了一段３０年前的往事，使听到的家人、亲友过后一想，情不自禁地为之悚然，心情又开始沉重起来。

杜月笙强颜欢笑地跟家人亲友说故事，他说大概是在１９２１年左右，他不曾出道，还是黄金荣左右的一位小兄弟，有一天，他陪老板逛城隍庙，走到九曲桥畔，遇见一个和尚，一把拖牢了黄金荣，硬要给他算一个命。黄金荣无可奈何，报了自己的生辰八字，和尚便给他细推流年，说以往之事，道今日之境遇，居然谈言微中，泰半不爽，然后和尚又说黄金荣来日如何前途远大，如何名利双收，如何成为名噪天下的风云人物，又如何在花甲之年急流勇退，安富尊荣，寿登期颐而善终，一番恭维把黄老板喜得骚耳挠腮，乐不可支，掏一块银洋，塞在和尚手里便就离去。

殊不知那位和尚志不在此，收好了银洋偏又一把拉住杜月笙，他眉开眼笑，阿谀讨好地说：

“慢慢交，慢慢交，你这位小阿哥，我看你顾盼自如，神完气足，眼看着就有大运来到，一步登天。这位老板，”他伸手一指黄金荣，又道：“运道固然好，但是你将来的好处还要胜过这位老板不知多少倍。来来来，快把你的八字报给我听，让我来为你细推流年，说得不准，我不要你一文钱。”

当时，杜月笙听他把这一段话讲完，欢喜固然欢喜，但是他起了警觉，心想自已是小伙

计，老板终归是老板，命再好，也不能好过老板几倍去。靠牢黄老板吃饭时期的杜月笙，早已将老板的性格为人如何，胆量深浅几许，摸了个一明二白，清清楚楚，因此，他不等黄老板怫然变色，立刻便故作怒容，虚声恫吓，伸手一指算命和尚的鼻子，开口便骂：

“触那！侬阿是瞎脱了眼乌珠，侬晓得我老板是啥人？敢拿我来跟老板相比？”

黄金荣于是面有喜色，颇为满意，迈着八字步挺胸叠肚而去，杜月笙则亦步亦趋，貌至恭驯，却是隔了一夜，他心痒难搔，独自一人上一趟城隍庙，找到那位算命和尚，满脸陪笑，向他解释昨日不得不出于一骂的道理，果然获得算命和尚的理解，他于是定下心来为杜月笙细细参详。杜月笙在３０年后犹仍感叹地说：

“可惜我往后再也寻不着这位法师了，凭良心讲，他算命算得真准，推断我往后的事，竟是没有一件不灵验的。”

杜月笙为什么要突如其来地提起这件往事，而且言下不胜其感慨？莫非是他听到命相专家的“美言”太多，骤然想到了“君子报喜不报忧”的道理。如果真是如此，那这对于他的心理健康极可能便会一变鼓舞而为打击。所以家人亲友听他说了这个故事以后，反倒是忧心忡忡，疑惧不已。

答案一直到杜月笙死后方始揭晓，果不其然，杜月笙对于诸多命相专家的当面奉承，饰词宽慰渐渐地起了怀疑。杜月笙辞离人间，家人为他清理遗物时，找到了一纸命书，摊开—看，那纸命书上写了那么两句：

“６４岁在辛卯，天克地冲绝难渡过。”

再一细看，命书上印好有“六月息馆主”字样，馆址则在台湾台北馆前街。当时杜月笙的诸亲好友业已有所悟，杜月笙算命看相着了迷，同时他毕竟也算是夙有慧根的人，迷到了相当的程度，便晓得当面求教一定问不出真话，于是，他开好时辰八字请那位远在台湾的“六月息主人”覆函批命，“六月息主人”乃将杜月笙的最近命运据实批来，杜月笙还惟恐亲友、家人伤心难受，便把命书藏在贴肉的衣袋。

杜月笙的长子杜维藩追忆这一段经过，他眼圈已红不胜嗟叹，而和杜维藩持同样论调的杜门中人大有人在，大家都认为杜月笙在迈向他人生最后的旅程时，由于经年累月求神问卜，可能走火入魔，因而使他全盘丧失自信，丧失了挣扎求生的力量。据杜维藩沉痛的说，他父亲在１９５０年底，以及１９５１年初生命意志极其坚强，对于人生犹仍乐观，“六月息馆主”那一纸命书来后，杜月笙便仿佛一心只往死路上走。

余波尾声，这位判决杜月笙命运的“六月息馆主”究竟是谁呢？直到１９５２年５月，杜维藩从香港返抵台湾，曾经向王新衡问过“六月息馆主”究竟是何人？王新衡说他也不知道，后来，有一天跟程沧波谈起这件往事，程沧波却晓得“六月息馆主”姓季，而且是一位“国大”代表。杜维藩前去拜访他，谈起杜月笙的那一纸命书，季“馆主”回答八字确由香港寄来，不过八字上没有写姓名。他怎想到算的就是杜月笙的命？杜维藩和许多杜门中人惊异“六月息馆主”推算流年的灵验，也曾相继求教，据说有的确实算得很准，有的也不怎么灵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