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的战争 第二章(4) 什么？
上面叫你去N城了，要你改稿。会计很兴奋，他有个哥哥是省日报的通讯员，曾经有过去N城改稿的经历，经常把改稿一词放在嘴边。
我说：是谁说的，是真的吗？一面心里狂跳着。
会计说：是真的，N城来的长途电话，打到县里，县里又打到公社，公社又通知大队，让大队及时讲给你听，知青的事都很打紧，我就骑车出来喊你了。
正说着又有一个大队干部从路上过来，也说：多米，让我通知你去N城，路费你先出，到了再给你报销。
会计想起来说，是叫你去《N城文艺》改稿，多米你写了什么？会计有些兴犹未尽，很想讨论一番。
我在混乱中听见他说他哥去改稿一年发了三篇新闻，心里已是一片光明。
我一下乡就被公社的宣传干事（人称陈记者）召去开了一次会，宣布为公社的通讯员，有任务向县广播站、省报、省广播电台乃至《人民日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等报导本地的农业学大寨、以粮为纲、多种经营、兴修水利、平整土地、春耕生产、狠抓阶级斗争这根弦、大割资本主义尾巴、计划生育、踊跃参军等等新闻。
陈记者对自己的行当十分尽责，在这次招兵买马的会上推心置腹地对我们说：我了解过了，你们，在学校里都是好笔杆，我相信，你们都很关心自己的前途，你们写报导吧，有好处，把成绩报导出去，领导高兴，就会重视你们，他们会记住你们的。
你们想不想上大学？
大家在心里用力地说：想。
陈记者说：想就努力吧，不会埋没你们的。
陈记者的话像一个真正的招生人员亲口所说，对我们起到了强烈的煽动作用，我们全都信以为真，我们在心里暗暗庆幸一下来就碰到了陈记者，他在我们忐忑不安混沌一片的心里打开了一扇窗户，使我们看到，要做出成绩并不难，只需做些我们本来就熟悉的，自以为得心应手的事情，这真是太好了。
我们一下子心情轻松了。
我们眼前出现了亲切的笔、可爱的纸和安全的桌子，想起了我们历次作文的优秀成绩，墙报上的漂亮文章和大会上的出色发言，它们像宠爱我们的老师、我们最好的朋友站立在我们的身后，在我们身后围成一溜凉爽的屏障，使我们又安全又轻松又自信，脸上悬挂着才华。
这是多么的好。
我从小体质差，最怕体力劳动，太阳一晒就头晕，体力的事总是令我恐惧，下乡之前学校统一量了一次体重，我只有七十二斤，听说在农村只挑七十多斤是很丢人的，是不肯出力气的表现，只有挑上一百多斤才能表现突出。
这使我心生沮丧。
临行前向语文老师梁振中道别，他一再嘱咐我，要量力而行，一定要量力而行，人只能挑跟自己体重相当的东西。
我心事重重地答应着。
从此我一路心事重重。
在七月份的B镇农村，公社的小会议室热气蒸腾，凉爽的前景从陈记者的身上发出，一阵阵地扩散到我们身上。
我们开始专攻县广播站，我们写稿，一式两份，另一份寄给省报，因为各地的投稿数字省报要统计。一时间，有线广播网回荡起我们新鲜的名字。
我们新鲜的名字像刚从河里捞上来的活鱼，在有线广播网里拼命跳跃，一个比一个跳得高跳得漂亮，在跃起的小小的空间里（这空间就是小小的B镇城乡）闪耀着白色闪亮肥美的鱼肚子。
这真是一幅好看的鱼跃图。有线广播事业在B镇十分发达，在县城，像月饼盒子大小的广播喇叭安放在每一个机关和家庭，在农村，每个生产队也都有好几个。我家门口骑楼的廊柱上就一直挂着一个，每天早上六点钟，县广播站一放《东方红》乐曲，所有上学的孩子知道该起床了。
有线广播网深入人心，是我们生活中的有机组成部分，是我们的报纸、电视、收音机、戏台和电影院。十七岁的孩子们下到农村，在夜晚，点着煤油灯写了一篇又一篇的通讯稿，其中有的被广播里那个亲切熟悉说着本地方言的女声读出，我们的名字也被随之读出，我们紧张地从广播里听到了自己的名字，我们兴奋得彻夜难眠，紧接着我们的亲人朋友熟人又一一告诉我们，我们装做脸无表情地听着他们的赞叹，我们是多么爱听赞扬声，我们在心里一再重复着那一片不同的声音组成的好听的赞扬。
每个人都得了一个县广播站“优秀通讯员”的称号，以及奖品：一本塑料皮笔记本，盖着大印。
是谁在一九七六年在B镇县的广播站任职，使我们得到了获奖的喜悦？我很想搞清楚这个问题。那个人是谁？我有时认为这是一个圆脸大眼脸上有酒窝的年轻男人。这个印象从何而来呢？
有一次我心血来潮，写了一篇题为《农业学大寨》的社论，我按照在学校写大批判作文的做法，摘抄了《人民日报》的有关句子，兴致勃勃地编写成一篇社论，我激动地认为这是我写的一篇好文章，若是在学校，梁振中老师一定会给我打一个“优”，这是毫无疑问的。
我兴冲冲地连夜赶回B镇，到县广播站送稿。一个二三十岁的男人接待了我，他费尽了口舌才使我勉强明白社论不应该由我来写。我反复问道：为什么我不能写社论呢？为什么？
我灰头灰脑地从县广播站出来，脑子里却奇怪地想到这个男人的脸，他的眼睛又大又黑，双眼皮，他的脸上还有一个圆圆的酒窝，十分迷人。
迷人这个词是我上高一的时候听高二的女生说的，这本来是一个不好说出口的词，我从来没听人说过也从未使用过这个词。
有些词中学生是不好意思说出口的，比如爱情、恋爱，甚至结婚这个词也不大敢说，幸好有人发明了个人问题这个词，于是有个同学在请假条上就写道：因我哥哥明日要解决个人问题，特请假一天望批准。班主任在班上念了这张请假条，大家会心一笑。
有许多秘密的词、秘密的幻想掩埋在中学生的心里，这些词堆积得太多，其中的某个词总要伺机溜出来，比如迷人这个词，在某个下午，在会堂门口，被一群吃吃窃笑的女生放到了光天化日之下，它鲜亮的颜色充满了魅力，从此成为了那段时间里我的常用词。
我回忆起广播站那个人是因为广告。晚上七点半到九点之间，电视上会出现一位身着黑色西服的英俊男士，大眼睛，黑眉毛，脸上有一酒窝，他边走边说：不要让你的妻子为琐事烦恼。然后他的妻子在镜头前看书，美丽地歪着头，然后妻子又穿着天蓝色的制服微笑，等等。这是一个洗衣机的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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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的战争 第二章(5) 我坚决抵制这个广告，这是一个男权主义的广告，为什么没有洗衣机妻子就会为琐事烦恼呢，难道妻子是天生的洗衣机吗？简直岂有此理！
该广告对我唯一有吸引力的地方就是那位男士的酒窝，它使我回忆往事。
往事飘忽如烟，摸不着抓不到，它被岁月层层掩埋，我们找不到它，我们把它全都遗忘了。但是某一天，就是这一天，我们发现它悬挂在电视中的那位男士的酒窝里。
这酒窝里有我的一个奖状，一九七六年的县广播站的优秀通讯员。
这个光荣称号是我的通讯生涯的终结，是我文学生涯的开端。
我在知青会上被带队干部批评，说我写了点报导就骄傲自满，紧接着就是评选一年一度的先进知青，本以为凭我的突出表现不光大队能评上，公社也该评上的。
结果就是不评我。
这对我打击极大。一九七六年，一个知青要想有出头之日，带队干部是个关键，他的印象不好，一点办法都没有。我想这下我完了，再努力都翻不了身。
一时十分灰心。
我们大队的知青带队干部姓李，知青及农民均称他李同志，本来是水泥厂的一般干部，不知怎么被派来当带队干部，自一九七五年起，因为一个叫李庆霖的人给毛主席写了信，知青的状况有了改进，下乡的时候国家配发了被子和蚊帐，给所在生产队发了安家费和农具费，第一年每人每月发十块钱，粮油仍由国家供应，等等。
大家都感谢李庆霖。但从此我们就都戴上了带队干部的紧箍咒。
李同志理着花白的小平头，永远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工作服，我们常常看到他推着单车走在通往大路的小路上，农民们大声问：李同志，回家啊？他就答道：回家。他家在邻近的公社，老婆孩子都在农村。再有就是竹筒水烟，在我的印象中，李同志每时每刻都在抽着竹烟筒，每次开会都看见他捧着长长的竹筒子，脚下一圈湿漉漉的水烟屎。
我天生不会讨好人，李同志到我们生产队来过几次，我都没有跟他汇报思想，他第一次态度还好，第二、第三次就冷淡多了，后来基本不到我们队来。
我最感震惊的是，我到N城改稿回来，听说李同志在知青和农民中散布说我被人拐卖了，后来电影厂人事科的干部通过组织来要我，他一边跟我说这是一件绝不可能的事，一边跑到公社找文书，不让文书在公函上盖章。
这是我的深仇大恨。
一个人，手里抓着几十个年轻人的命运前程，弄得像几十朵向日葵环绕着日头旋转，正如欢庆九大召开的歌中唱的：长江滚滚向东方，葵花朵朵向太阳。但我没有做成向日葵。
这使我悲观绝望。有什么比文学更适合一个没有了别的指望的人呢，只需要纸和笔，弱小的人就能变成孙悟空，翻出如来佛的手心，仅凭一筋斗，文学就永远成了我心目中最为壮丽的事业。
许多年后我由省城回B镇，在地区火车站意外地看到了李同志，他仍像当年那样穿着一件发白的工作服，头发完全白了，他伛着腰从火车上下来，人很挤，但我还是一眼就看到了他。
我站在人流中，B镇的岁月从身边呼呼掠过，不远处的田野在阳光下十分耀眼，铁轨像一道利刃把田野分成两半，除了这金属的光芒，正午的田野十足像B镇农村的田野，这个情景一再涌来，使我有身在水田的感觉，铁轨的金属光芒再次刺激我的眼睛，使我重新置身于火车站。
我希望李同志能看见我，我不知道是不是该打打招呼，这真是一个尴尬的场面。他最后没有看见我，也许是看见了装没看见，总之他很快就脱离了我的视线。
B镇岁月在火车启动中无声地飘逝。
N城的旖旎风光在我十九岁半的天空上永远盘旋，亚热带的阳光在两旁是棕榈的大道上笔直地流淌，只需指出葵扇大道和棕榈大道，就能想像N城是多么的妩媚。
有什么城市有这样的两条街道呢？
哪怕广州，哪怕海口。海口满城椰树，永远不能跟我的N城相比。
谁是自由而快乐的人？
在一九七七年的B镇，谁最自由而快乐？
正是多米。
有谁敢在一九七七年的高考期间当众宣布：即使考上了也不去。所有年轻和不年轻的考学者都在苦读，只有一个人，这个人天天去看电影，看粤剧。
这个自由而快乐的人是谁？
这个自由而快乐的人就是多米。多米长年生活在B镇，十九岁了还从未去过任何一个城市，多米在放了学的漫长时间里，走遍了全B镇的大小果园，县委会后园的那片遮天蔽日的杨梅林是多米心驰神往的好地方，粗大的树干，茂密、弯曲、婀娜的枝条，杨梅由青变红，闪烁在树叶中间，多米吃遍了B镇千奇百怪的水果，枇杷、杨桃、番石榴、金夹子、夹李子、牛甘子、黄皮，大园的荔枝、人面果，医院的芒果，民警队的葡萄，B镇河流里的鱼虾被我们捞了又捞，沙滩上的沙子被我们玩了又玩，我们一口气就走完B镇的主要街道，至于B镇周围的田野和山坡，我们在积肥的时候、农忙假的时候、学军拉练的时候，统统都去过了。我们有时走过桥，沿着对岸的河边一直走，我们看到一片又一片的萝卜地，萝卜的液汁在沙地底下簌簌流淌，河岸时高时低，我们已经走出很远了，但我们仍然在B镇。
B镇的孩子们从小就想到远处去，谁走得最远，谁就最有出息，谁的哥哥姐姐在N城工作（N城是我们这个省份最辉煌的地方），那是全班连班主任在内都要羡慕的。
谁走得最远，
谁就最有出息。
谁要有出息，
谁就要到远处去。
这是我们牢不可破的观念。远处是哪里？不是西藏，不是新疆，也不是美国（这是一个远到不存在的地方），而是
N城
还有一个最终极的远处，那就是：
北京
上大学之后我才知道，在城市里欢送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场面十分悲壮，汪说她去送她姐姐，火车开动，站台上一片哭声。我不知道这里有没有夸张的成分。有一首著名的歌使我想到汪的描述：听吧战斗的号角……万众一心保卫国土，让我们再见吧，亲爱的妈妈，请你吻别你的儿子吧，再见吧妈妈，别难过，莫悲伤，祝福我们一路平安吧。她们在大学里有时会满怀深情地唱起这首歌，但我并不知道它，在B镇，我既没有听到过这首歌，也没有看到过火车开动时分生离死别的壮丽场面。
B镇没有火车。现在还是没有。因此我是一个十足的井底之蛙，我的可取之处是想跳出此井，到远处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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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的战争 第二章(6) 雷红在我从青苔满地的天井向上一跃的过程中担负了一个怎样的角色，我无法准确地说出来，她从N城带回来的歌、故事、笔记本和衣服，在我的眼前呈现了一个生动的目标，我想有一天我也到那里去。
雷红是我中学时代的邻居，她的舅父、姨妈、姑母、叔父均匀地分布在我们这个省份的四个城市，就像一个神仙撒下的四颗豆子，不偏不斜，令人赞叹。
雷红的父亲是个教育家，曾经在教育局工作过，在报纸上发表过关于教育的文章，后来被弄到供销社当采购员。但他衣着整洁，既在意雷红们的功课，出差时又能想到扯丈把花布给几个女儿做新衣服。
有这样的父亲真是福气。有这样的父亲，雷红姐妹总是高高兴兴地独自玩耍，她们不需要别人，她们穿着同样的衣服在门前的空地上跳跃，她们跳跃的绳子发出呼呼的响声，令我羡慕。
所以雷红永远对家庭负有责任，时至今日，她还常常在信中说她要为父母尽孝道。
雷红现在是一个家庭妇女，雷红至今一事无成，雷红常常说，等她到了四十岁，一定要把她的一生原原本本写出来。
我希望看到这本书。
现在我脑子里出现了一个句子：幸福就是枷锁。雷红是一个幸福的女孩，无所作为不能怪她，但什么才是有所作为呢？写一本书就是有所作为吗？有所作为好呢还是幸福好呢？幸福是不是就是一切呢？有所作为是不是就会有幸福感了呢？等等，我不知道。
我还是宁愿要一个父亲。
谁不愿意要一个父亲呢？
我中学时代的日记由一些巴掌大小或比巴掌更小的塑料封面的笔记本组成，它们被我编成了号码，到现在，已经有几十本了，它们越来越厚，跨越的时间越来越多，记述的句子越来越短。我早年的日记本一本都不在身边，它们本来在B镇，几经反复，还是回了B镇。
B镇离北京十分遥远，我只能依稀地看着它们。
其中有一本，黑色的封面上有一朵难看的红色的玫瑰，这就是雷红从N城回来送给我的。
在中学的某个时期，我十分崇尚黑色，我对我的同学说，如果要别具一格，衣服的颜色要么是黑底白花，要么是白底黑花，再也没有别的颜色比这好看的了。现在想来，一个十多岁的小姑娘若穿了那种我想像的刺黑刺白的衣服，是多么的怪异，多么的触目惊心。
我自己一直没有找到这样一种黑花白底或白花黑底的布料，倒是邻班有一个女生，托人从外地买到了这样一块布料，浓黑的底，惨白的大花紧贴在上面，那是一种变形的细细长长的花瓣，既像水母又像蜘蛛，狰狞地缠绕在那个女生的身上。从她的身上，我发现自己的眼光已经变得多么的古怪、反常，冷冰冰地失去了对美好颜色的感受力。
那本黑色的日记本从雷红的手上送给了我，如同N城的一个象征，一个暗示，是我与N城的一个预约。
于是这个黑色的日记本便记着从雷红那里听来的基督山的故事，这个故事只有一个开头，据说这是一本内部的书，需师级以上的干部方可阅读，雷红的表哥从他的同学那里偷来看的，雷红只来得及看一个开头。
雷红对她在N城的亲戚不大以为然，说她的表姐连《红楼梦》都没看过。
在我读高中的时候，正大兴阅读《红楼梦》，我和雷红这些B镇上的精英少女也大读此书，对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的著名论断烂熟于心，我们背诵了所有的诗词，阅读了有关解释，成了年纪小小的红迷。
我想，我没有去过N城不算什么，我通读了《红楼梦》，又自学高等数学，我还买了一本厚厚的《宇宙之谜》，并逐期借阅月刊《科学实验》，我的各科成绩闻名于校。
你知道光消失后光子到哪里去了吗？
这就是我当时的问题。
多年以后我回想这一阶段，我看到这一切既没有老师的指点，也没有家长的引导，一切都是自发的。遥望B镇的那个少女，她穿着蓝色衣裤，在B镇钢蓝色的天空下纵身一跃，她坚定地从高处往低处跳，训练自己的胆量和意志。这是多么奇异的少女，她柔软的身躯和蓝色的弧线珍贵地闪耀在B镇的天边。
我常常对人说起这个姿势，这个姿势永远停留在我的少女时代。
东风吹
战鼓擂
现在世界上
究竟谁怕谁
没有去过N城实在算不了什么，肯定是要去的，那是一个早就预定了的目的地，我们将长上翅膀，乘风破浪，蓝色的风在我们的耳边呼呼鸣响，我们就是海鸥，就是船，就是闪电。
将乘风远去的少女就是多米。
这是一个轻飘飘的、狂妄自大的时代，如同天上的白云，轻盈、柔软、洁白。
此刻，我紧盯着的地方就是N城。
N城伴随着一阵亮丽的绿色进入我的体内，在我的心脏中嘤嘤作响。
我在B镇农村的田野中间站立着，太阳在流泻，一个声音越过太阳对我说：
你要到N城去了。
N城N城，水晶般的N城长期以来囚禁在我的梦境中，现在它轰隆隆地响起来了。它的音响久埋于我的内心，它的旋律就是雷红那年从N城回来唱的那支歌子，是朝鲜片《摘苹果的时候》里的一个插曲，我一遍遍地把它唱走了样，这走了样的曲子就是我对N城的印象。
这段乐曲在那个绿色流淌的下午从天上流泻下来，N城的楼房和棕榈树鱼贯来到我的眼前。
我来不及跟任何人请假，当天晚上我们大队的文艺宣传队要到邻队去演出一台节目，我既是编导又是主演，有一个铁姑娘开山造田的舞蹈由我领舞，我的缺席将会产生什么后果，在那一刻我连想都没有想。
我匆匆回到队里，匆匆在印着“为人民服务”的黄绿色帆布挎包里塞进毛巾牙刷，以及一本蓝色封面的《现代诗韵》，在偷偷摸摸练习写诗的最初生涯中，这本诗韵和《新华字典》被我翻得像陈年的旧书。
我拉出单车，沿着门口窄而斜的下坡飞奔到路上，链盖被路面的泥坑震得砰砰响。
我在山道上呼呼地骑着车，下坡的时候也不抓闸，车体飞快地下坠，很是惊险过瘾。
我身轻如燕心如闪电。
噢，N城，你是如此爱我！
走上柏油马路的时候，我看到公路两旁的蔷薇在怒放。正是在怒放，怒放这个词发明得多么好！充满激情和活力，既像气体般自由，又像火焰般热烈，我从未见到过如此茁壮、繁茂、层层叠叠争相开放的蔷薇花，在B镇，哪里有这如云堆积的花朵呢？我第一次发现，粉红和粉白的颜色也是可以鲜艳的，它们白里透红，红中泛白，如同天上的花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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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的战争 第二章(7) 太阳正在落山，浓彩的金色光焰高高低低地跳荡在娇嫩的花瓣上，五月的风从大路的尽头一路吹来，仿佛来自一个不可名状的梦幻之所。
这蔷薇花多像梦中所赐啊！在我十九岁的时光中，遍布着它们的芬芳，我此前和此后，再也没有看到过如此灿烂的花丛了。
我回到家，母亲和继父都知道了此事，连母亲的同事也都知道了。当下决定，第二天一早就上路，由我母亲带我坐客车到地区，在地区教书的姐夫送我到火车站。
这是我第一次出远门，耳朵里灌满了各种叮咛，在排队等待进站的时候姐夫郑重地告诉我，在火车上有位子就坐着，没位子就站着。他又说：只要有位子，不管那头坐的是男是女，是香是臭，都要赶快坐下去，不然就抢不到位子了。
在黑暗中N城越来越近，一个巨大的幻影在我眼前变化着各种色彩和亮光，轰隆隆地走近我。我兴奋极了，无形的亮光与色彩，无声的喧响在我身边涌动，哦，N城，你使我相信，敢于幻想的，就能够得到！
火车快到的时候我感到了一片灯海，真是辉煌之极，我睁大眼睛仰望每一处高楼和灯光，我一次次地想：我到一个大城市来了，这是一个省会。后来我在N城居住了八年，无数次到达过N城火车站，从出站口看N城的街道，客观地感到这些街道十分平淡，只不过是N城这样一个中等城市的普通的街景。
但我十九岁的时候，以后的日子尚未到来，一切的惊喜都未曾被剥夺，它们如同一个蓓蕾，牢牢地被包裹着，它们只在一个时刻绽开，那个时刻是如此短暂，这短暂的时刻已经一去不返了。
我在出站的栏杆旁看到了我的哥哥，这个唯一的哥哥跟我没有任何血缘关系，他是我的继父带来的，但他天性善良，待我不错，我跟他并无隔膜。当时我哥哥被选送到一个中等专业学校学化工，家里给他打了电报，他就来接我了。
他像许多性急的人一样攀在栏杆的横杆上，以便使自己的头从众多的头中浮出。
我一眼就看到了他。我先看到了他，他正往人群中焦急地找我。
那是一个熟悉的、亲人的面孔，从那里散发着安全的空气。多少年后我想起第一次到达N城时看到我哥哥的情景，还是满怀感动。
一个十九岁的女孩，从未出过门，当她在夜晚到达一个陌生的偌大的城市，万灯闪烁，万头攒动，如果她看不到接车的人，她将怎么办？
我想，也许N城的全部辉煌都是在我看见哥哥之后才发现的。我跟在他的身后，迎面看到大街上的一座七八层的大楼，竟觉得十分巍峨。
在哥哥的女同学宿舍住了一夜，第二天他带我去找文联大楼。我们走过了一条又一条街道，无数的街道使我眼花缭乱，问了很多人，文联大楼还是没有找到，于是我们沿着红卫路伸出的一条树木很多的幽静小路往里走。
小路的两旁是围墙，围墙非常长，一直没有看到门，并且出奇地静，前后没有一个人。我们越走越远，还是那么静，还是没有人，我有点害怕，于是停了下来。
我侧过身，却很快就看到了一个人从后面走到了我们的跟前，吓了我一跳，刚才怎么空无一人？也许她是从树底下钻出来的。
这是一个老女人，脸上满是黑色的皱纹，身上却穿着黄绿色的军上衣，像一个穿军衣的女巫。
我哥哥问她文联大楼在哪里？
她看了看我，冷傲地说：文联大楼怎么找到这里来了？你们没看见这墙上全是铁丝网吗，这是关犯人的地方。
我哥又问：那红卫路在哪里？
她手一指，说：就是你们刚才过来的路。
这是那个兴奋和混乱的初夏中唯一的一个古怪的记忆，当我那件不可告人的事情曝光之后，我常常想到在N城碰到的这个女巫似的老女人，这肯定是一个不祥的符号，是命运中的一个征兆。
那件我迟迟不能说出的事是什么呢？
是抄袭。所有写作的人最鄙视、最无法容忍的抄袭。
很多年来，看到别人犯了同样的错误的时候，我总是十二分地义愤填膺，十二分地表示蔑视，我对那位被抄袭了的女友说：告她，跟她打官司。
同时我心里想，上帝保佑那个抄袭的女孩。
我又想：幸亏那耻辱的年代早已过去了，我早已证明了自己，我写出了比当初抄的诗更好的诗，我写出了比我的诗风格更为独特的小说，过去高山仰止的一切刊物我都一一到达了。我的一位诗友在《N城文艺》负责诗歌组，他告诉我，当年我的档案他亲手烧毁了，变成了灰。
一位老师告诉我，当年W大学来招生，曾到《N城文艺》了解我的情况，他们对招生的人说：这个女孩也会写诗，我们考过她，她不过是一时糊涂。
一切确实过去了，我来到一片开阔的平原上，所有新的面孔看到的我，只是我的新形象。
连我都忘记这回事了。如果不是我要自己写一个序，这个序使我回顾了过去，我也就不会想到要写这样一部长篇。
卡夫卡是怎么说的？最美的、最彻底的埋葬之地莫过于一部自己的长篇小说了。好像是这个意思，我记得不是很准确。我的记性越来越差，医生给我开了一瓶柏子养心丸，适用症状中有一条，就是健忘。
从我写作这部小说开始，我似乎提前进入了老年期，据说进入老年期的标志之一，就是对久已逝去的往事记得一清二楚，当年吃的年糕粽子的味道，当年见到的人的一颦一笑，当年经历的事的末梢细节，等等，全都如在眼前，如在昨日。而对眼前发生的事情，哪怕就发生在昨天，也照样忘得干干净净，面对一个很熟的人，拼命也想不起他的名字。
我发现我正是如此。
也就是说，我的暮年提前而至了。也就是说，我的青春年华，全都凝固在十九岁的那一小截时光里，往后的日子只是这只杯子里渗漏的一点点，而它们很快就被蒸发了。到了我的三十岁，一切都消失殆尽，在我的脸上，看不到青春的影子和光泽，我没有年龄，也没有家，人们判断不出我多大。
身在未来的年龄里有多好！
有什么比这更安详、更宁静、更怡人的呢？总之这是一件令人满足的事情，就让我进入我未来的暮年，让我沉浸其中吧。
假设我是一个老人，如果我是一个老人，我可以完全地宽恕自己。对，我坐在宽大的藤椅上，置身于一片寂静的阳光中（在未来的日子里，这是多么的奢侈，无论是寂静还是草地，都将被人所充斥，阳光中弥漫着工业粉尘。还是让我提前进入暮年的好），过去的风无声地拂来，我在恍惚中看到那个十九岁的女孩的脸庞和身影，我想她实在没有必要在长达四五年的时间沉默寡言，失去信心，变得难看、平常、郁郁寡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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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的战争 第二章(8) 这个女孩，八岁就读过《红岩》，中学数学统考曾获全县第一，各科成绩在全年级中总是领先，有什么可以阻挡她的骄傲？有什么可以堵塞住她年轻嘹亮的声音？
也许事情真的没有那么严重，但对于一个未经世事的十九岁的女孩来说，就是天要塌下来了，从此她背负着她自身重量构成的阴影，步履蹒跚。
这片阴影就是那件事情，让我从头说起。
我不知道我写诗到底有多少是出自内心的冲动，又有多少是出自功利的目的，也许在一定的时期里，两者都同样强烈，而在另外的阶段，内心的冲动释放掉了，而功利的热情不减，一味地为了寻找出路而写作。当然，到了很多年以后，写作变成了生活的重要方式，那又是另一种境地。
当时我发现以写作寻找出路是一件最最适合我的事情，我立即热血沸腾地专程赶回B镇，到县新华书店买回了当时仅有的几本诗集，记得分别是李幼容的《天山放歌》，高红十的《青春颂歌》，还有一本章德益或龙彼得的知青诗集，还有一两本当时的《诗刊》。
我首先仿照高红十写了一首长诗，叫《远航》，按照我当通讯员积累的投稿的常识把这长诗抄了一式两份寄给N城和地区的文艺刊物。此外还写了一些零散的诗寄给报纸。
此举自然是失败了。但是这个时期很短，短到几乎没有打击我。我从少年时代起就磨炼自己的意志，从长跑到把手伸进烫水里，现在，这种自我锻炼开始结出硕果了。我想不管碰到怎样的挫折，我将不发疯，不放弃，而到最后，我一定会成功的。我想我是多么年轻，我想我是多么坚强，这年轻和坚强像两颗珍贵的宝石，深埋在我的内心，从那里散发出照亮黯淡岁月的虹光。
我日思夜想，认为应该用一种办法引起编辑的注意。自那次冒雨夜行写了一首《暴风雨》之后，我想到可以写一组十几首这样的诗，十首，十五首，这样也许就会引起编辑的注意了。
我在半个月的时间里，一下写了一堆诗，连挎包和扁担之类都写进去了，一时再也想不出什么新题目了。我数了数，这些诗一共才九首，离最高目标十五首还差六首，离最低目标十首也还差一首。我想至少要写够十首诗，既然连九首都写了，第十首又有什么难的呢？我又将我看到的认为值得写的事物想了一遍，我发现它们确实被我写完了，再也没有什么可写的了。
当时我已在大队的学校里当民办教师，自己有一间很小的土屋，我用砖头和门板做成了一张桌子，我就在这上面写诗。正是春天，暖而湿的风从窗口吹来，虫子在鸣叫，清晰而有节奏，青草的气息在门口的墙脚下弥漫。我仿照借来的一本《唐诗三百首》里的五言古诗，写了一首《春夜偶感》，写完后陶醉了一阵，但我很快意识到，夜已深了，这使我焦躁起来。我心里十分明确，仿五言古诗是一种娱乐，只有写能够投稿发表的诗才是工作，而只有工作才能使我心安理得。眼看一个夜晚就要过去了，我还什么事情都没有干，我既没看书，又没有写作，白白闲坐，胡思乱想一晚上，这个糟糕的现状被我的自我谴责弄得越发乱七八糟起来。
我心浮气躁，胡乱地在诗集中猛翻，试图从中找出灵感。我边翻边想，我一定要写够十首，要成功就要完成每一步计划，一点儿都不能放松。我像一个勤勉的科学家而不是一个激情澎湃的诗人那样想:今晚我一定要再写一首诗，如同今晚一定要再做一次实验一样明确和理性。
我一遍遍地勉励自己，突然，我翻动着的诗集中有两个字灵性十足地行走到我的眼前：脚印。
这两个字如同一种神奇的气体，一下使我心静如水，春夜的浮躁和骚动悄然退去，我满怀感动地望着这两个字，就像是我失散多年的孩子，我怀抱着它们。本以为一切都已穷尽，现在却看到了这个美妙的形象，啊，脚印，一行行，一只只，深深的，浅浅的，这诗在我堵塞已久的思路面前打开了一条空阔宜人的路，我情不自禁地随之而去，我在自己的纸上一行行地抄着，有我觉得不好的就绕过去，或者自己另想出一个词代替。
我欣喜地抄写着，一时觉得血液畅通，全身轻盈，就像自己在写诗、在创作时的感觉。我肯定是被自己迷惑住了，我视迷途为正途，充满信心地疾走如飞。
我飞快地完成了这一抄写，我放下笔，像往常写完一首诗所感觉的那样，既兴奋又有点累，还凭空生出了一种功德圆满的心情。我想我终于跨越了最后的困难，在预定的日子里如期完成了自己的计划，这是我的好运设计的第一步，第一步完成了，以后就会步步跟上。我在心里说：看啊！我是有力量的。
我很快就睡着了。
第二天是星期天，我把所有的诗誊抄了一遍，准备到公社邮电所寄出。誊抄作品是最愉快的时刻，令人想起朝鲜电影《摘苹果的时候》，正是那种感觉，B镇不产苹果，这使苹果在我们众多的亚热带稀奇古怪的水果中闪烁出一种仙果的光芒，跟一种最大的喜悦联系在一起。但在誊抄《脚印》的时候苹果消失了，我感到了一阵不安，我把别人的原作翻出对照了一遍，除了一些词句，两者的确是太像了。
我心急火燎地为自己找到了一个理由，我对自己说：我把别人的一首诗混在我的九首诗中，看看自己的水平究竟如何？也许编辑选中的将是我的。
这个荒唐的理由使我手脚麻利心情轻松地朝公社邮电所飞奔而去，路上我不再犹豫，毫无阴影，直到几个月之后事发，我再也没有想到这件事。
人为什么会这样愚蠢呢？
厚厚的信封从邮箱飞坠而下，发出沉闷的声响。一支利箭开始出发了，它携带着不可变更的事实和不可逆转的时光，永远地出发了，它日夜驶行，朝着它的目的：我的心脏。某一天，它将以雷霆万钧之势击中我，使我轰然倒地，一蹶不振。
所有的苹果沉重如铁，统统倾倒在我的头顶。
N城的岁月也已飞逝而去了，但它最早的闪光总是出现在我的心里，成为我重要的支撑。
我和我哥哥终于找到了文联大楼，原来我们已经两次从这个大门经过了，文联和《N城文艺》的牌子没有挂在当街，而是挂在院子里的楼里。那是一幢崭新、整齐的五层楼，巍峨这个词又一次从我心中升起，在那次N城之行中，所有的楼房（不论高矮）都巍峨，一切的灯火（不论大小）都辉煌。
我走进这幢巍峨的五层楼，兴奋而紧张，金色的蜂群在空气中震颤，金色的闪光在白色的墙上和水泥楼梯上闪耀。在我的记忆中，那个时候的文联大楼就是一座宫殿。又黑又瘦的B镇小姑娘在楼梯上一步一探头，很快，她眼前就出现了一些热情微笑的脸。她坐在诗编室里，听到有人在走廊里说：来了一个写诗的小姑娘，并有人在诗编室探头探脑。诗编室的一位中年编辑一边给她沏茶一边连连问道：你第一次出远门吧？不知道你什么时候来，本来要去接你的，你妈妈放心吗？不放心？我来给她挂一个长途电话，等会你还能跟你妈说话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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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的战争 第二章(9) 他立即到走廊里挂电话，我听见他在走廊里大声说我母亲的名字：文章的章，珍珠的珍。过一会儿他进来说：你妈妈不在，我托你们县的总机转告她，说你已经平安来到了，请她放心。
紧接着来了一个个子很高大、肤色黑黑的人，一进门就说：来了吗？作者来了吗？编辑连忙说：这就是组诗的作者多米。又对我说：这是我们的主编刘昭衡。刘主编说：快坐快坐，很年轻啊！你多大了？
我说：十九岁。
刘又问：你怎么这么黑？劳动晒的吗？
我说：是天生的。
大家都笑。刘又一连串地问：你爸爸妈妈是干什么的？多米是你的真名吗？在哪里上的学？读过什么书？我也一连串地答道：我三岁的时候我爸爸就不在了，妈妈在医院工作，多米是我的真名，一直在B镇上学，从来没有去过别的地方。读过《唐诗三百首》（我拣了这本最响亮的书说了出来）。
刘主编兴致很好地说：那天没事，我转到这里，问老罗最近有没有什么好稿子，老罗说新来了一些，都堆在这里，还没来得及看呢。我就手翻了翻，就看到了你的组诗，我一看，这就是好诗啊！很不简单，这么年轻的女孩子，写出这样的诗，我一想，就让老罗打长话把你找来了。
老罗搓着手说：是啊是啊，让作者来改稿以前从来没有过，这是第一次。
我一时激动得说不出话来。我听见我的心脏充满了呼呼作响迎风飘舞的气体，它们从我的体内奔涌而出，像向日葵一样围绕着那黝黑而富有雕塑感的脸。我在心里使劲想道，刘主编就是我的恩人，我将永远记住他。在我的心目中，刘简直就像一只神仙伸出的手，把我从遥远偏僻的B镇的泥土中一把拎出来，我无法判断我的诗句，这个神奇的刘主编，他吹了一口气，我的诗顷刻晶莹透亮地在N城的天空中飞舞。
刘高兴地领我从三楼到四楼又到五楼，他边走边说我带你见见文联领导，他带我走进一间又一间屋子，我听到了一些陌生的头衔（如党组书记、秘书长、文联主席等等）和奇怪的名字（大概是笔名），老头子们大概刚刚恢复工作，一个个又老又精神，老而弥坚（这是我后来学到的词），他们和蔼而亲切地望着我说：好，好，这么年轻。他们问我一些相同的问题：父母亲是干什么的？他们会不会写诗？在哪里上的学？读过什么书？这些问题像一些彩色的气球，悬浮在我的头顶，我走进哪间屋子它们就飘到哪间屋子，我像一个熟练的弹球手，气球一只只地落到我的鼻子尖前，我依次将它们一一弹回到空中，周围的人说：不错，不简单。
啊啊，它们在空中跳动的弧线是多么优美，多么灿烂，繁花似锦的气球们，被我弹碰发出的“噗噗”声悦耳动听，我的指尖触及那富有弹性的触面，那颤动的感觉传遍我的全身。
刘说：你来的车票都拿去报销吧，等会老罗带你去，你就住文联招待所吧，就在这院子里，食宿老罗会给你安排。他走到走廊的窗口，冲窗下的一幢宿舍指指，说：我家就在下面，一楼，有空你来玩。
刘领着我一路从五楼到四楼到三楼，他说：多米，N城你没来过，你先玩两天吧，我们这里刚分来一个复旦的毕业生，是你的B镇老乡，下午让他领你去看电影。
我忽然想起一个重要的问题，我说：我还要改稿，先把稿子改了再去玩。
刘笑笑说：稿子不用改了，小样都出来了，你先到我办公室看看。
这又是一个巨大的惊喜，它在其他的惊喜之后雍容地来到，像幽蓝的天空上一些先至的焰火尚未消散，一朵大而丰满的焰火横空出世，在空中绽放，它们一朵朵落在我的头上，把我的心里填得满满的。我跟到刘的办公室，他的桌子上正摊着一溜长长的白纸，大小既不像杂志又不像书。刘拿起其中的一条指点给我看：看你的诗，这下成了铅字了，高兴吧？我们选了四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