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六年是个多事之秋。一月，周恩来逝世。周恩来逝世后，民众自发地聚集在天安门广场，爆发了“天安门事件”。有一次，杨小翼看到夏津博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前朗诵他的诗歌。五月，朱德逝世。七月，又突发了唐山大地震，死了二十余万人，北京震感强烈。
当然，那一年最大事件是毛泽东逝世。毛泽东逝世的消息传出来后，北京城有一种脆弱而紧张的气息，好像整个北京城成了一座纸糊之城，风一吹就会从地球上消失。杨小翼想，党内肯定又是一场严酷的斗争。果然，不久，就传来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被逮捕的消息。很多人上街游行，庆祝党的又一次伟大胜利。
杨小翼担忧起伍思岷和儿子来。她预感到伍思岷可能在这次政治斗争中翻船，他在另一条路线上，而他又不是-个能随风转舵的人，凭他那样僵硬的性格不被人整死才算万幸。杨小翼更担忧的是儿子，在当时的气氛下，政治是有血缘关系的，伍思岷出事的话，一定会连累到儿子。如果伍思岷被定性为“反革命”，那天安就是“反革命之子”，那样的话，儿子这一生都会被毁掉。
杨小翼给伍思岷写了封信，问他和儿子的近况。伍思岷迟迟没有回信，杨小翼隐约感到情势不妙。直到一九七七年春天，伍思岷终于写来一封短信：小翼同志：
你来把天安接走吧。我被打倒了，可能难逃牢狱之灾。政治斗争历来如此。我有思想准备，只是母亲听说我的事后，旧病复发，左手及双脚这次全无知觉，目前神志不清，也许不久将离人世。把母亲害成这样，真是做儿子的不肖。
自从我被逮捕以后，对天安的打击非常巨大，他一下子变得沉默寡言。他不认为我有罪。他还跑到看押我的地方，同看管人员争辩，认为他们抓错了人，认为他爸是个好人。一方面我很为他的行为感动，另一方面我十分担忧儿子的精神状况。经过仔细考虑，我认为儿子放在我这儿对他的前途不利，所以，我请求你把儿子接走。我父母那儿我会做工作的。
如你同意，请无论如何于近日来一趟广安。切切。
致礼!
伍思岷
收到信当天，杨小翼便出发去了广安。
在全国大多数人兴高采烈地迎接新时代来临的时候，伍家陷入了凄惨的境地。
伍伯伯见到杨小翼，没说任何话，只是摇头叹息。伍伯母躺在床上，已经认不出杨小翼了，不过，她尚能在伍伯伯的照顾下进食，无亡故之虞。就像伍思岷信中说的，天安性情大变，他对杨小翼明显有了敌意，好像他父亲坐牢完全是杨小翼的缘故。杨小翼试图抚摸他的脸，他不屑地避开了，然后晃着身子向院子外走去。他十三岁了，身体比杨小翼上次见到时蹿高了不少，开始有了发育的征兆。
杨小翼问伍伯伯：“天安情绪怎么样?”
伍伯伯叹了口气说：“思岷被打倒了，天安当然也抬不起头来。”
“他好像不喜欢我了?”她有些伤感。
“不会的，这孩子心肠好，忠义。”
“天安他去哪儿了?”
“不知道，这段日子老在外面晃，也不太回家，不知道在干什么。老师说，经常旷课。”
“这怎么行?”
伍伯伯沉默。
杨小翼问伍伯伯，知不知道她这趟来是想把天安带走。伍伯伯点点头，叹了口气说，思岷同他讲了这个事，事到如今，只要孩子好，我没意见，你带走吧。唉，没想到落到家破人亡的境地。杨小翼劝慰他，我和天安以后会经常来看望你们的。伍伯伯没表情，眼神有些恍惚，一会儿，他缓缓地说，思岷和他的新媳妇离了，思岷一被抓她就提出离婚，唉，幸好没有孩子，大人作孽，害死孩子。
杨小翼不知道如何安慰伍伯伯，好像说什么都是不合适的。她说，我走之前想见一见思岷，问问他需要什么帮助。伍伯伯说，好，我先托人捎话给他。
傍晚，天安回家，他脸上有伤痕。杨小翼的心揪了起来，问他怎么了?他反倒安慰起杨小翼，妈妈，没事，我只是不小心磕伤了。杨小翼当然不会相信。伍伯伯偷偷告诉她，思岷打倒后，天安身体经常有伤，是他的同学欺负他，天安老实，不会主动找人打架的。我找他们老师反映过，老师反而对我冷嘲热讽了一番。杨小翼和伍伯伯商量了一下，决定早点把天安带离广安。她说，到北京就不会出这种事了。伍伯伯说，这样也好。
可是，当杨小翼和天安商量时，天安却不同意。她非常着急，说，天安你讨厌妈妈吗?天安说不是。她问，那为什么不跟我走?他低头不语。她知道儿子很固执，这一点像伍思岷，她不再问下去，等等再说吧。
杨小翼只好把车票退了。
杨小翼在广安待了一个星期，天安还是不肯走。杨小翼已弄明白天安不走的原因，他是在等他父亲最后的结果。伍伯伯告诉杨小翼，伍思岷的公判大会就在这几天开审。杨小翼决定耐心地等待几天，凭她对政治的了解，伍思氓一定会被判坐牢的，这个结果肯定会让天安失望，也许失望会让天安最终答应跟她走。
伍思岷拒绝见杨小翼，他通过中间人传话，他目前不想见任何人。伍思岷这样的反应，杨小翼一点也不意外，这完全符合他过于自尊的个性。
公判大会那天，天安执意要去现场。她劝天安不要去，但他不听劝告，杨小翼只好带着他。他们坐在下面仔细聆听了公诉人对伍思岷等人的指控，单就指控所述的事实，这些人确实犯了滔天大罪，好多人都犯有命案。伍思岷也一样，他曾置吕维宁于死地，把那教委主任投入了监狱。杨小翼注意到在控诉状中，一无例外地把两被害者称为革命路线的代表，成了被“四人帮”迫害的英雄，这样的叙述离事实是多么远。
天安一直低着头，杨小翼不清楚他听了这些控诉是否相信确有其事，她非常痛苦，她真的不想天安听到这些，他还年少，根本弄不清人世间的这一出出悲喜剧。
伍思岷站审判台上，挂着牌子，他身子挺直，目光坚定，他的样子没有任何被审判者的不安，对控方所指控的内容，他也没做任何辩解。
杨小翼曾经多次经历过这样的公审场面，她清楚这样的公审其实同法律没有太大的关系，它的程序和证据相对来说是不完整的，相反，这样的群众式的审判同革命的关系更为密切些。
所谓革命是在法律体系以外进行的。杨小翼知道，无论是吕维宁的死还是那个教委主任的坐牢，伍思岷都是以革命的名义实施的。伍思岷这样做实际上继承了革命的传统，在杨小翼看过的电影(无论是苏联的还是中国的或是别的社会主义国家的)里，革命者要枪决某个人(也许是叛徒，也许是反革命，也许是一个恶霸)，只要在举枪前高喊“我代表人民”，他打出的那置人于死地的一枪便有了神圣的道德合理性，但是在法律的概念上，这样的行为无论如何是草菅人命。法律审判需要程序和证明。当有人“代表人民”开枪的时候，那个倒在枪口下的人真的该当死罪吗?如果那一枪错了呢?那么那个“代表人民”的革命者是不是有罪呢?没有人去追问这一点，在革命神圣光环下，提及这一点便是对革命的亵渎。在一九六六年发动的那场“革命”中，当被鼓起的年轻人热情像狂风一样席卷了整个中国时，这些年轻人的思维中依旧是“我代表人民”，他们把那些面目可疑的人定为“人民”的对立面，然后用尽办法惩处他们，或折磨他们，其中当然不乏吕维宁这样的被处死者。这些所谓的“小将”们肯定在杀人，但他们杀人的理由和革命时期又有什么不同呢?为什么革命时期的杀人无人追究，他们一定要追究?
杨小翼虽然在心里这样替伍思岷辩驳，但她知道他有罪，这一点她比谁都清楚。他所做的这一切都来自他内心的仇恨，仇恨是多么可怕，就像借仇恨掀起的“革命”，仇恨有着惊人的力量。
公审进入最后一个程序，主审法官开始宣读所有罪犯的判决。他的语调显得声嘶力竭，好像唯此才能表明审判的正义。当法官最后宣读伍思岷的判决时，声调又拉高八度。伍思岷被判有罪，刑期为二十年。法官话音刚落，伍思岷突然高喊：
“毛主席万岁!毛主席革命路线万岁!”
伍思岷还没喊完，他就被机敏的民警强行按住，被塞住了嘴巴。广场上的群众一阵骚动。杨小翼突然感到寒冷，浑身颤抖起来。
天安就是这个时候冲向审判台的。杨小翼使劲地拉住他，可他的力气是多么大啊，简直像一只发狂的小牛犊。她说，天安，你想干什么啊，这是没用的。边上的群众看出他们的身份，都冷漠地看着他们。民警看到了这边的骚乱，过来维持秩序。天安见到民警就哭了，他显然是信任民警的，在他心里民警是公正的化身。他说，我爸爸没有罪，你们怎么抓了他?民警面无表情。
杨小翼带着儿子回到了北京，并让他在住家附近的一所中学就读。
好长一段时间，天安不能适应北京的生活，他有一种很强的自卑感。自卑的原因应该是多方面的：可能同他父亲被判刑有关，也同他来自一个小城有关。
杨小翼注意到，到了北京后，天安从来不提他的父亲，也不提广安的生活。他安静地同杨小翼生活在一起。但正是这种安静让杨小翼担忧，天安有一种把自己的内心严密封锁起来的倾向。
杨小翼通过适当的渠道打听天安在学校里的情形。在学校他备受欺负。他的那些北京同学嘲笑他的四川口音，嘲笑他的发式，嘲笑他走路的样子，嘲笑他身上的一切。杨小翼非常心酸，她决定和天安的班主任谈一谈。
天安的班主任姓应，名向真，很好听的名字。看到这个名字，杨小翼对她就颇有好感。杨小翼以为应老师是个年轻的女孩子，但见到她才发现已是个老太太了。
杨小翼为了照顾天安的自尊，把应老师约到学校附近的公园门口见面。杨小翼先到，一会儿，她看到应老师风风火火地过来了。应老师为人非常爽快，典型的北京妇人，一口京片子，见到杨小翼，她就夸天安，人很乖，成绩虽然不算最好，但还不错，只是有一样不好，经常给同学抄作业。
杨小翼听应老师的口气，猜测应老师未必知道天安受欺负的事。不过，总是这样的，像他们这么大的孩子，一般都会瞒着老师的。杨小翼就把自己了解到的情况说给应老师听，问应老师该怎么办?应老师倒是毫不介意，她安慰杨小翼，孩子们某种程度上比大人更势利，他们总喜欢欺生，熟了就好了，慢慢会过去的。
杨小翼听应老师这么说颇为失望，作为老师，这样的态度也太不负责任了。杨小翼也没提什么要求，而是和应老师拉家常。应老师快人快语，一聊就聊到她的儿子。她的儿子已经二十多了，刚当兵回来，在首钢工作，已找了个对象，正恋爱着。她还说起她的丈夫，态度颇为自豪，因为她丈夫在国营商店工作。那年月，物资紧张，大商店工作是颇为吃香的。
了解到应老师的情况，杨小翼心里有数她是什么样的人。杨小翼来的时候带了一件礼物，是一块杭州丝巾，是凭票从侨汇商店买来的，几乎花了她四分之一的工资。杨小翼把丝巾送给应老师时，应老师不肯收受，说，这么花哨，我老太婆了不合适，你留着自个戴吧。杨小翼说，你可以送你儿媳啊，你儿媳一定很漂亮吧。应老师就把话题扯到儿媳身上，夸儿媳俊美，顺便就把丝巾收下了。
后来她们又谈天安的事，都是应老师在说。应老师对杨小翼许诺，她会想办法让天安融入到集体中，并讲了很多具体措施。杨小翼连连地点头，表示感激。
一天，杨小翼问天安，新学校好不好?天安不大乐意讲学校的事，他说，妈，我在学校里挺好的，你担心什么?杨小翼说，妈不担心，只是了解一下你的学习情况。又问，应老师待你怎么样?天安说，应老师很奇怪的，最近老表扬我。杨小翼说，这很好啊。天安说，好什么啊，她表扬我，同学们都笑话我，孤立我，说我拍老师马屁。杨小翼愣了一下，问，天安，你学校里是不是没有朋友?天安说，我当然有朋友啦。
星期天，杨小翼洗天安衣服时，发现上衣口袋被刀片割破了。她吓了一跳，感到事态严重。她翻看天安的书包，在天安的书包中找到了一片剃须用的小刀片。晚上，天安回家，她问他这是怎么回事?天安显得有些惧怕。她问，是不是有人欺负你?天安否认。她追问道，那你的书包里怎么会有刀片的?天安说，是同学送我的。见杨小翼疑惑，他又补充道，是用来削铅笔的。
杨小翼想，同学怎么送他刀片呢?天安怎么交这样的朋友?不过，杨小翼自我安慰，有朋友就好，总比被孤立好些。可是书包里藏刀片的事还是让杨小翼生出另一种担忧来，杨小翼给应老师打了个电话，谈了此事。应老师说，她会注意的。
夏日的一天，杨小翼下班回家，听到家里传来口琴声。那是不会吹口琴的人吹出来的杂乱无章的声音。她推门进去，看到天安和一个孩子在翻母亲送她的那只藤条匣子，另一个孩子则站在沙发上胡乱地吹着口琴。孩子们见她进来，显然很意外，他们一下子收敛了。那个吹口琴的孩子迅速从沙发上跳了下来，停止吹奏，观察她的脸色。藤条匣子打开着，将军和母亲的合影以及相关书信丢落在水泥地上。杨小翼对天安翻她珍藏的母亲的遗物很不高兴，但她又想，天安终于有了朋友，这是值得高兴的。她的脸上一下子布满了热情，客气地对孩子们说，你们玩你们的，我给你们倒茶去。那两个孩子没怎么理睬她，一会儿就走了，走的时候甚至没同她告别。现在的孩子怎么这么没有礼貌?
那两个孩子走后，杨小翼迅速收拾母亲的遗物。天安一直站在一边，观察她的脸色。杨小翼说，天安，你带朋友来家里，妈妈很高兴，但你不能翻家里的东西。天安点点头，然后指了指她手中的照片，说，妈妈，刚才同学嘲笑我，说照片上的人是你，那男人是你的相好，妈妈，他是吗?杨小翼愣了一下，说，傻瓜，不是的，这上面是你外婆啊。天安问，那男的是谁?是外公吗?为什么我没有外公呢?
儿子在学校的处境在往好的方向发展，比过去快乐了不少。他的普通话越讲越好，差不多一口京片子了，不仔细听已辨不出四川口音。他喜欢泡在学校里了，有时候很晚才回到家里。
因为天安曾翻过母亲的遗物，杨小翼想着整理一下自己的私人物品，免得天安翻到了，乱丢乱放。
她翻到刘世军写给她的那些信时，愣住了。这段日子，她的心思都在儿子身上，不再像以前那么想念他了。儿子刚到北京那会儿，他来看过他们。他除了教天安制作玩具火药枪，几乎不说话。见他这么郁闷，杨小翼让他想办法把米艳艳调到北京来。他摇摇头说，刘家现在根本离不开艳艳，她调过来，老家就乱套了。杨小翼想想也是个理。看到这些信件，杨小翼又牵挂起他来，不知道他近来可好，她想什么时候带着儿子去看看他。
杨小翼没料到的是，第二天刘世军竟然出现在她的面前。杨小翼吓了一跳，想，难道自己真的和他有心灵感应?
刘世军态度严肃，显然有事找她。果然他告诉她，他可能不久会离开北京。杨小翼第一个念头是他要调回永城了，虽然她总是劝他有机会回永城，但想起北京将没有了他，她还是心头空落落的。
但他不是要调离北京，而是要去南方和越南人打仗。他说，在苏联的支持下，广西、云南边境这几年经常受越南人骚扰，边境地区人民的生活及财产都受到极大的破坏，目前国家正在积极备战，可能不久就会开战。他已向上级打了报告，主动要求去前线，快的话，冬天到来时就能成行。
战争在杨小翼的感觉里一直是十分遥远的事，和平了三十年了，战争突然出现在身边，杨小翼觉得相当怪异。她想象不出现实中的战争会是什么样子，在电影里，战争一直是严酷的，炮火连天，生命无常，转眼之间一切灰飞烟灭，但有一点她明白，不管是现实中还是电影里，战争总是要死人的。她本能地觉得刘世军去前线是一次错误的选择。
“你为什么要自己请战呢?你在后勤部门工作，你不应该轮到的呀。”
“我必须去。我在北京待了快五年了，在机关里论资排辈，我的职务都没动过，参战是一次机会。”他说。
“可是，你要是有个三长两短，艳艳怎么办?你儿子女儿怎么办?”
“我知道轻重。”他说。
最近这段日子，国家的政治变化很快，很多过去靠边站的老同志都出来工作了。杨小翼问起刘伯伯的情况，刘伯伯也应该能恢复工作啊。
刘世军叹了一口气，说：“我父亲过去在白区工作过，文革时替他罗列了很多罪名，听说组织还在调查，他的很多战友都在文革中被整死了，要还他清白不是那么容易的事，一时半会儿看来很难解决的。”
杨小翼黯然。
“我去前线同这件事也有关。刘家不能这样倒了，我必须去，我得给刘家争面子。我这样待在北京不会再有什么出息。”刘世军说得非常坚定。
刘世军看出了她的担忧，笑着安慰她，“我是搞后勤的，危险应该不大，你放心吧，我一定拿一个军功章回来。”
杨小翼说：“我只要你活着回来。”
刘世军低头沉默了。
冬天的时候。刘世军真的去了广西。过了元旦，战争就打响了。那段日子，全民的注意力都在这场战争上。报纸、电视、电台都是关于战争的消息。前线不时传来胜利的消息，全国人民无不欢欣鼓舞。杨小翼却是紧张万分，她更关心的是中国军队的伤亡人数，但几乎没有一家报纸提及这一情况，好像解放军无损一兵一卒就大获全胜。
也许是杨小翼太关注南边的战争了，她有点忽略天安。
有一天，杨小翼正在单位看一则来自前线的通讯。正当杨小翼想象刘世军在战场上是何等模样时，她接到应老师的电话，让她赶快去学校。杨小翼听口气就知道天安闯祸了。到了学校，应老师告诉她，天安跟着班上两个同学偷窃，他们利用食堂排队打饭时，用刀片把同学的口袋割破，然后偷同学的钱包。那天，他们试图偷校长的皮夹子，结果被逮到了。杨小翼这才明白，天安包里的刀片是干什么用的。
她感到颜面丢尽。那天，杨小翼把天安带回家后，狠狠打了他一顿。他竟然去做小偷，他竟敢去做小偷。这是她第一次打他，他已十三岁，正在发育期，照说她不应该使用暴力，可他做什么也不能去做小偷啊，他怎么可以做这么丢脸的事呢?
杨小翼两天没理天安，她躺在床上，不吃不喝。天安吓坏了，他自知犯了大错，试图讨好她，老是在她床边转。她不看他一眼，不和他说一句话。
他急了，哭着说，妈妈，你生病了吗?
见她不回应，他又解释道，妈妈，只有那两个同学才对我好，看得起我。
杨小翼听了眼泪哗地流了出来，她有一种深刻的无助感。她一把抱住天安，说，天安，不管怎样，你都不该去干坏事，我们家里的人怎么能去干这么下三滥的事呢?天安哭着说，妈妈，我再也不干了。杨小翼说，天安，那你要向我保证不再和那些坏孩子混在一起。天安迟疑地答应了。
那天，杨小翼思考是不是要把自己的身世告诉天安，她认为这可能对天安建立自信有好处，他应该知道他的来处，应该知道他的身上有可以骄傲的血液，他应该明白他是不可以做这么丑陋的事的。如果有一天将军听说了此事，她都无脸面对他。她一定得把天安教育好。
那天晚上，杨小翼非常严肃地把天安叫到跟前。她问他，还记得外婆和一个男人的合影吗?天安点点头。她把那张照片拿出来，和将军的标准照放在一起。她问，天安，你发现了什么?天安不知道她在玩什么把戏。
当天安听了将军和外婆的故事后，非常惊讶。他的吃惊不亚于她当年，当年她从刘伯伯那儿听到自己的身世时如坠入某个不可思议的梦境中，现在将军比一九六○年更显赫了，天安似乎被吓傻了，半夜的时候，天安还敲她房间的门，问她说的是不是真的。杨小翼说，傻瓜，当然是真的，我为什么要骗你呢?
那天，杨小翼把将军送母亲的口琴交给天安保管，她这么做是想让他有责任感。就是从那天起，天安开始学口琴。他对音乐似乎蛮有天分的，没多久，他就能漂亮地吹出一首完整的曲子。他吹得最多的一曲是《乘着歌声的翅膀》。
李叔叔写信给杨小翼，谈起前线战事，说军队伤亡惨重，医生人数不够，需要地方支援。因为李叔叔在外科领域口碑很好，上级决定抽调他去后方医院救治伤兵。
关于前线的消息，身处北京的杨小翼当然知道得更多。杨小翼系统的文艺工作者都上了前线，给将士们慰问演出。他们回来描述的情形让杨小翼感到忧心。他们说，越南人对这场战争早有准备，工事构筑得十分隐蔽和完善，解放军进攻的线路上布满了地雷，再加上战区属高山地带，地形险峻，攻难守易，所以，这场战争打得十分严酷。
听到这些传言，杨小翼暗暗为刘世军捏一把汗。有一天晚上，她还梦见刘世军少了一只胳膊，躺在病床上对她笑，好像在为他终于成为一个英雄而骄傲。杨小翼吓得从梦中惊醒。醒过来后，她祈祷上苍，刘世军一切平安。
那年二月底，杨小翼突接到米艳艳电话，米艳艳在电话那头泣不成声。杨小翼开始以为刘世军牺牲了，差点晕厥过去，好久才听明白刘世军只是被俘了，但生死不明。
“他不是干后勤的吗?怎么会被捕呢?”杨小翼着急问。
“是他自己要求的，他带着车队上了前线，桥被炸，车队被越南人围住，就被俘了。”
“是军方的消息吗?他人怎么样?有没有受伤?”
米艳艳一边哭，一边说：
“是有人突破重围逃出来才知道的，也不知道他怎么样，现在什么消息也没有。”
杨小翼虽然同样揪心，但现在除了劝慰米艳艳没有别的办法。她说：
“艳艳，你别担心，我去打听一下战俘交换的情况。如果是真的被俘，应该没有问题，最后总是能回来的。”
米艳艳说：“听说越南人很残忍，他们虐待俘虏。”
杨小翼见米艳艳这么焦虑，就劝她来北京散散心，顺便向军方反映一下，让军方在交换俘虏时特别注意一下。米艳艳马上答应了。她现在的情况有点病急乱投医，只要对刘世军有利的事，她都会做，不管有没有希望。
杨小翼打算找夏津博，询问一下关于俘虏的处理情况。在老干部纷纷复出的形势下，夏中杰伯伯和王莓阿姨从河南回来了，他们又回到外交部工作。杨小翼前不久还见到过夏津博，他装扮得古里古怪的，穿着一身军服，把头发养得很长，还戴了一副墨镜，成天和一些画家雕塑家混在一块儿，立志成为一个艺术家。
夏津博告诉她，目前中国政府和越南政府正通过非正式渠道在谈判，解决双方的俘虏及死者遗体问题，但没有关于刘世军的消息。他说，如果活着，刘世军应该没问题，一定会回来的。
杨小翼听了相当失望，她要夏津博尽量想办法打听到刘世军的确切消息。夏津博建议杨小翼可以去问问尹南方，尹南方的消息更灵通一些。
自医院见过尹南方后，他们一直没有见面，听夏津博说尹南方开始参与政府的事务，被派往一家大型国有企业任副厂长。夏津博还说，自从担任公职后，尹南方心态平和了好多，有一次还问起杨小翼的近况。
杨小翼说，我见不到他，有机会你替我打听一下。
夏津博说好的。
三天以后，米艳艳只身来到北京。
米艳艳这几年没有演戏，要演也是些跑龙套的角色。米艳艳说，早几年还演样板戏，演主角，也红过。后来有一个官儿喜欢上了她，想要占有她。开始她还虚与委蛇。逢场作戏，后来实在逃不过去，她只好断然拒绝。她说，那人有狐臭，臭烘烘的，一闻就恶心。从此后，她就靠边了。她倒是想得开，她说，家里那么多事儿，爸又被打倒，家里人心惶惶的，也没心思演戏，这样也挺好的。
米艳艳见到杨小翼就眼泪汪汪，人非常憔悴，一定是好几天没睡了。杨小翼和米艳艳拥抱，她不知道如何安慰艳艳。
到了杨小翼家里，米艳艳很有礼貌地关心杨小翼的近况，还说了客气话，如住在杨小翼家里会不会麻烦之类。杨小翼知道这是处境困难的人自然反应，她当即说，我们是姐妹啊，怎么说这种话呢?
然后，又谈起刘世军的事，米艳艳泣不成声。杨小翼竟然有点羡慕米艳艳，米艳艳可以把心中的担忧、牵挂肆无忌惮地表现出来，而她不能，她只能把痛藏在心里面。
米艳艳又谈起家里的事。米艳艳告诉她，刘伯伯的问题有望解决，组织上已认定加在刘伯伯身上的污点属子虚乌有，正在考虑让刘伯伯重新回工作岗位，主持永城的工作。
杨小翼听了很高兴，“这样你不用那么辛苦了，终于熬到头了。”
米艳艳点点头，说：“说实话，嫁到刘家，也没享到什么福，反而吃了好多苦。”
杨小翼由衷赞道：“艳艳，你真的很了不起。”
米艳艳说：“我也有怨气的，世军世晨远在天边。把一家子都扔给我，有时候我真想带着儿子跑到个什么地方躲起来，可是我还是放不下，我上辈子欠了刘家的。”
说到儿子，米艳艳又忍不住掉泪。她说，儿子听说他爸爸成了俘虏，抬不起头来，还说他爸是孬种，还不如牺牲算了，把我气得……差点儿把他杀死。
杨小翼能理解刘世军儿子的心情。一九七九年的社会气氛还是很保守的，多年的革命英雄主义教育让一般民众树立了这样一个观念，一个战士要么战死疆场，绝对不能缴械投降，做一个俘虏是件十分可耻的事，这种可耻的程度甚至比“文革”时期的“四类分子”还要严重，还要来得不光彩。
“管它别人怎么看呢，只要刘世军活着就好，俘虏又怎么啦。”杨小翼劝慰道。
“是的，我才不管刘世军是英雄还是狗熊呢，反正在我眼里是孩子他爹。”米艳艳说。
“艳艳，你真是个好女人。”
“我不好，我有时候吃你的醋，想你和世军在北京，孤男寡女的，老是胡思乱想。”
杨小翼脸红了，她解释道：“我一直把他当兄长，你知道的。”
“可刘世军一直对你好，他心里喜欢你，我知道的。”米艳艳说，“有一段日子，他心情不好，虽然，他每个月都报平安，但我感觉得出来他有什么事瞒着我。当时，我胡思乱想，以为同你有关系。”
杨小翼突然感到心虚。她想，其实米艳艳并不像表现的那样浑然不觉。她说：
“他上前线完全是为了你们，他要为刘家争面子。”
米艳艳点点头。
米艳艳在北京待了一个星期，也去了刘世军所在单位打听相关情况，结果如杨小翼了解的，他们的回答模棱两可。不过，组织承诺一定会全力营救刘世军。米艳艳知道这只不过是场面话，她失望地回永城去了。
杨小翼有一天在单位看一部美国人拍的关于越战的纪录片，是内部放映的。电影里，越南人抓到美国士兵，就用烙铁在美国大兵身上烙字。杨小翼看了，当场就恶心起来，她冲进厕所，把肚子里所有的东西都吐了出来，借着生理反应，她的眼泪哗哗流出来，在厕所里蜷缩了好久。
一九八○年春天，前线的战事早已经停了，刘世军依旧没有消息。战事结束后，诞生了无数的英雄，这些英雄大都伤残，他们被组织起来，到处做报告。从“文革”过来的人民需要这样的英雄主义激励，来修补他们曾经的精神创伤。杨小翼因为是在部队，所以经常被组织去听英雄们慷慨激昂的演讲。坐在台下，杨小翼想起童年时，干部子弟学校也组织解放战争、抗美援朝的英雄来演说，当时，坐在身边的刘世军眼睛里充满了对这些英雄的崇拜之情。有一次，刘世军对她说，总有一天，他也会成为像他们一样的人。
可是刘世军没有成为英雄，至今下落不明。每次想起刘世军，杨小翼的胸膛像是被人重重击了一下，有一种窒息的痛感。
杨小翼和北原、舒畅、卢秀真等过去的老朋友经常见面。北原和舒畅的作品开始在杂志上发表，他们几乎是一夜成名，成为诗坛的双子星座。这对双子星座的诗风大相径庭，北原的诗作表现出对政治的兴趣，但舒畅的诗有一种一尘不染的田园气质。
卢秀真在写作上不像北原和舒畅那么幸运，但在爱情上她如鱼得水。她又和舒畅好上了，同时继续和北原藕断丝连。据说卢秀真和北原恋爱时，舒畅一直在追她，舒畅嘴巴甜，卢秀真最终难以抵挡舒畅的甜言蜜语。奇怪的是，他们三人似乎相处不错，经常吃住在一起。
卢秀真来看望杨小翼。那天，天安去顺义搞春游，刚好不在家，卢秀真就留宿在杨小翼家。她说，那两个人在吵架，我懒得理他们，不想回去了。杨小翼想，看来他们之间并不像外部看起来那么协调，矛盾还是有的。
“舒畅和北原吵架了?怎么回事儿?”杨小翼问。
那时候，她们已躺在被窝里。这样聊天是年轻时候的事，很久没有过了。
“舒畅吃醋，说我对北原好。”卢秀真说。
“这说明舒畅真爱你，北原不吃醋吗?”
“北原?不知道。他这人什么都藏在心里，猜不透，不像个诗人。”
“秀真，你究竟怎么想的?你总得挑一个啊，这样会害死这两个男人。”
“我两个都要。”说这话时卢秀真脸上有一股子凶悍劲儿。
卢秀真的言谈中不大说起北原，更多说的是舒畅。她说，舒畅其实特花心，也讨女人喜欢，经常和别的女人不清不楚。可这家伙很霸道，他自己不检点，却把我管得死死的，不允许我同别的男人好。
“舒畅也喜欢你。”卢秀真看了杨小翼一眼，“他见到你眼睛都会放光，有一天，他还在梦里叫你的名字。”
杨小翼脸红了一下。卢秀真这样露骨的话，她还是有些不适应的。不过，同时她真有些羡慕卢秀真，爱得这么大胆，敢作敢为，拿得起放得下。不知怎么的，杨小翼突然想起了失踪快一年的刘世军，心里一阵揪痛。
后来，夜深了，卢秀真问起了杨小翼的情感世界。也许是那天卢秀真的坦率让杨小翼有了表达欲望，也许是那天晚上杨小翼确实想念刘世军了，杨小翼讲起了自己和刘世军之间的纠葛。她从头说起，巨细靡遗。
这是杨小翼第一次同人讲述她和刘世军之间的情感。她说了童年在干部子弟学校二楼顶层，杨小翼要求刘世军对她比对刘世晨更好；说了十七岁那年在演出《牛虻》时刘世军说喜欢她；说了刘世军在永城保护着远在北京的她不受欺负；说了刘世军千里迢迢来广安看她；说了他们之间长达四年无所不谈的通信；说了令她既幸福又辛酸的带着煎熬的相濡以沫；说了他们无奈的分手……
这个人曾经对她那么好，可现在这个人却丢了，消失了，生死不明。想起他如今的处境，杨小翼突然泣不成声。
夏日的一天，杨小翼和天安从王府井逛街回来，看到屋外站着一个人，他的脚边放着一堆行李。由于楼道光线比较暗，杨小翼开始没有认出他是谁。当认出是刘世军时，她高兴地喊了出来：
“刘世军，是你吗?你还活着啊?”
刘世军好像有些腼腆，他站在那里一动不动，只是勉强地笑了一下。
杨小翼打开门，让刘世军进屋。刘世军拎起行李，把行李放在门边。看到行李，杨小翼猜测，刘世军可能刚刚回来。
刘世军看上去非常疲惫，脸被晒得很黑，脸上有一股暗影，这暗影加深了落寞的神情。
天安和刘世军不是很熟，只见过一面，天安当然听说过刘世军被俘的事，他好奇心强，留在客厅里想听故事。杨小翼觉得他在一边碍手碍脚，把他赶进了自己的房间。天安很不情愿地走了。
杨小翼正处在见到刘世军的惊喜之中，她语调快活地说：
“你可把我们担心坏了，我们到处打听你下落，一点消息也没有。回来了就好，你瘦了，我都认不出你了，不过，男人瘦一点精神。”
刘世军的忧郁和杨小翼的快乐形成了强烈的反差。听了杨小翼的话，刘世军苦笑了一下。
一会儿，刘世军告诉杨小翼，他是从俘虏营逃出来的，他杀死了越南看守才得以逃脱，他就一直往北跑。从越南北部到中国，一路都是森林，在逃亡途中，他差点被森林里的瘴气毒死。
杨小翼记起他刚才进来时，走路有点一瘸一拐的样子，问：“你受过伤吗?”
刘世军说，在森林里被蛇咬了，当时他以为没命了，他是用刀子把伤口割除才保住了性命。
听刘世军说起这些事，杨小翼相当后怕，好像她也经历了这次奔逃。她说：
“不过，你还活着，这最重要。”
刘世军叹了一口气，摇了摇头。
杨小翼阅：“你心情不好吗?”
刘世军说：“我终究没成为一个英雄，倒成了一个人人看不起的狗熊。不但如此，现在组织上也不信任我了，我怎么逃出来的，没有个证人，我怎么说都没用，组织怀疑我和越南人有什么交易。”
“怎么会?”杨小翼说。
杨小翼想，怪不得刘世军这么压抑。
“我退伍了，要回永城去了。”刘世军转了话题。
杨小翼愣了一下。刘世军这次是真的要离开北京了，她为他担惊受怕，夜不能寐，但他终究是米艳艳的。她伤感地说：
“这样也好，我为米艳艳高兴。”
他看了她一眼，苦笑了一下。
还是说点高兴的事吧。她说：
“对了，你女儿真漂亮，和米艳艳小时候一模一样，已经会唱歌跳舞了，将来一定会成为一个好演员的。”
“我回去过了。她见到我，都不肯认我，躲在她妈妈的身后，不肯出来。”他勉强地笑了笑。
听到他已回过永城，杨小翼一刹那有些失落。杨小翼说服自己，刘世军当然得先去永城，那儿是他的家啊，刘世军是别人的丈夫。
刘世军告诉杨小翼，他是来告别的，他一会儿就去火车站。杨小翼这才明白他为什么随身带着行李。
“我本想早点告诉你，我回来了，但我感到丢脸，无脸见你，请你原谅。”
他这么说时，杨小翼对他充满了怜悯，她很想把他抱在怀里安慰他。
那天，杨小翼要送刘世军去火车站，但刘世军拒绝了。他这么决绝，杨小翼感到有点受伤，没有再坚持。看着他远去的背影，如此孤单。杨小翼突然泪流满面。
“妈妈，他是个俘虏嗳，他还好意思来看你。”
不知什么时候，天安站到了杨小翼身后。
“天安，你怎么这么说话的。”
见母亲在流泪，天安吓坏了，他说：
“妈妈你怎么啦?”
杨小翼没理天安，整整一天没理他。
刘世军回老家后，他被分配到航道部门，但没分配他具体工作。他来过一封信，他在信里说：“周围的人对我不理解也就算了，连父亲对我成为一个俘虏也很不谅解，觉得我丢尽刘家的脸。‘还好意思活着回来。’父亲这样骂我。”刘世军很受刺激，但他不怪父亲，他向组织要求，想去礁岛守护航海用的灯塔，算是到艰苦的地方自我惩罚的意思。上级倒是同意了他的要求，因为礁岛生活艰苦，没人想去。杨小翼从这封信中，看出刘世军心里的苦闷。这个家伙他这是何苦呢，干吗去这么艰苦的地方呀!想起他活得这么苦，杨小翼想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