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一个月后，妈妈从北京回来了。也许是因为旅途劳顿，妈妈的脸色看上去十分苍白，脸上有些若隐若现的悲哀。妈妈接杨小翼回家时，刘伯伯站在门口目送他们，他的脸色凝重，好像发生了什么大事。
那天晚上，妈妈一声不吭。这倒没让杨小翼感到奇怪。过去，妈妈有时候也会外出一段日子，回来也不说什么话。不过，那时候回来，她还会带回一些糖果，这次什么也没有。杨小翼的目光自然落到她的行李箱上。行李箱放在那面镜子面前，没被打开过。这趟北京之旅仿佛耗尽了妈妈的元气，她已没有力气打开它。
“在刘伯伯家还高兴吗?”
杨小翼点点头。
在刘家的这些日子，杨小翼感到由衷的喜悦。刘伯伯待她很好，经常抱她，见到她，他那张严肃的脸会立即软下来，堆成一脸慈祥的皱纹，那笑容似乎还带着某种谄媚的意思。杨小翼能感受到他内心的欢喜，这欢喜从他眼神里溢出来，让她感到非常温暖。她整天和那兄妹俩玩，哥哥叫刘世军，妹妹叫刘世晨。刘世晨开始对她有敌意，叫她“小偷”，可毕竟是孩子，玩起来就什么都忘了。与世晨不同的是，刘世军待她非常友善。有一天，他对她说，我怀疑你是老刘生的，否则老刘为什么对你这么好?老刘对他亲爹也没这么好。听了这话，她心里面竟然暗暗高兴。还有刘世军叫刘伯伯为“老刘”，她也觉得好玩。刘世军还让她玩望远镜。远处的天一塔在望远镜里显得无比庞大，庞大得让人恐怖。刘世军说，天一塔的地宫直通基地司令部。这话让她感到这里的一切与众不同，充满神秘感。
她觉得刘家有一种热气腾腾的家庭气氛。这种气氛令人迷醉。以前米艳艳带她去米老板的当铺店，杨小翼看到米艳艳在米老板的膝头爬上爬下，她是多么羡慕。她感到有爸爸是件多么好的事，哪怕这个爸爸另外有一个家。只是那个叫景兰的女人——就是刘世军的妈妈，杨小翼内心有点排斥她。景兰阿姨有点怪异，即使在饭桌上也经常失神，好像灵魂不在她身上。刘世军说，他妈妈坐过国民党的牢，受过酷刑，脑子坏了。不过刘世军补充道，这只是表面，她其实什么都明白的。杨小翼觉得在这幢屋子里，景兰阿姨如一片空中飘荡的羽毛，无声无息。这让她略有不安。
妈妈这会儿好像努力在想什么事，有些走神。一会儿，妈妈说：
“我去上海看望外公了。外公、外婆、舅舅都很好。外公把医院捐给了国家，他成为上海医界的代表，参与了新政府的工作。”
这之后，杨小翼和妈妈的生活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大约是刘伯伯的安排，妈妈去国立医院工作了，除了做内科大夫，她还参与医院的管理工作。杨小翼也不再去慈恩学堂，而是去了刚成立的位于鼓楼边的干部子弟学校上学。
人的记忆是有选择性的。关于妈妈的北京之旅，杨小翼很快就淡忘了。很长一段日子，在杨小翼的感觉里，妈妈这次北京之旅似乎根本就没有存在过。
妈妈从北京回来后，刘伯伯每周都要来石库门看望妈妈。他一般在星期六下午到来。杨小翼放学回家的时候，经常看到刘伯伯和妈妈坐在那儿，沉默相对。妈妈态度平和，神情端庄。不过，妈妈偶尔也有失态的时候，有一次，杨小翼回家时，碰到刘伯伯眼眶泛红，慌张地从石库门出来，杨小翼叫他，他也不理。杨小翼来到屋里，看到妈妈脸上挂着泪水。杨小翼大吃一惊，不知道出了什么事。她很少见到妈妈流泪。妈妈见到她，转身擦掉了泪，然后平静地说：
“放学啦?”
杨小翼不知道他们之间出了什么事。在杨小翼的认知中，刘伯伯来石库门是尽着某种义务。
有一次，杨小翼特意问过刘伯伯，他在一九四一年是不是来过永城。刘伯伯拍了拍她的脸说：
“对啊，那时候我在上海呢，曾经来过永城办事。”
杨小翼觉得这个回答是意味深长的。
每次，杨小翼放学回家，如果看到刘伯伯的吉普车停在门口，她的心便会飞起来，她会冲进去，爬到刘伯伯的大腿上。刘伯伯微笑着低下头，亲她的脸。她的小脸被他硬硬的胡子扎痛。
杨小翼通常会缠着刘伯伯讲故事。刘伯伯大都讲打仗的故事，革命的故事，但这些革命故事和干部子弟学校老师讲的不一样，刘伯伯的革命故事有着更多的人间烟火气，好像战争只不过是日常生活。
杨小翼仔细观察妈妈对刘伯伯的态度。妈妈往往在刘伯伯到来之前回家，回来后就开始擦洗家里的一切，好像这一天是她的打扫日。有时候，妈妈也会让杨小翼帮忙。她当然很乐意。家里有一套用来沏茶的景德镇瓷器，每次妈妈都会用这套瓷器招待刘伯伯。瓷器在妈妈的擦拭下，上面那些精美的线条和菊花图案变得鲜艳夺目。杨小翼最喜欢擦洗的就是这套茶具。她想象着刘伯伯捧着茶具喝茶的样子，心里便喜欢得不得了。
在杨小翼的感觉里，刘伯伯像一个温暖的太阳。刘伯伯经常会给她带来一些小甜点或小礼物。小礼物真的很小，是一根头绳或一根橡皮筋，但那时候物质匮乏，要找到这样的小东西也不是件容易的事，杨小翼很满足了。只是这些小礼物从高大的刘伯伯的手中出现，她感到有些滑稽。她看重这些礼物，把它们收集起来珍藏着。有空的时候，她会翻出来把玩。
杨小翼不再去想“爸爸是谁”这样的问题了。刘伯伯的形象牢牢占据了她的心。有时候，这个和蔼的形象还到她的梦里来。她感到她的生活有了一个稳固的基础，她和所有人一样，什么也不缺。那段日子，她觉得自己拥有生活赐予的全部快乐和幸福。
多年以后，杨小翼回忆这段时光，有一种太阳重升的明亮的感觉。这种感觉同刘伯伯有关，也同“革命”这个词语有关。“革命”把一个时代一分为二，过去的叫做旧社会，现在是新中国。时间开始了。新这个词让眼前的一切明亮起来，让世界放射出光芒来。街景还像过去一样破旧，由于连年战争，到处都是残垣断壁，但现在灰暗的气息不复存在，到处阳光灿烂，充满了生气。
在干部子弟学校里，杨小翼感到一种自由的喜悦。刘世军和刘世晨都在干部子弟学校，刘世军已是三年级学生，刘世晨和杨小翼同班。有他们在，杨小翼感到新的环境不那么陌生。
同慈恩学堂比，这里简直像天堂。在干部子弟学校，不用再做那么多宗教仪式了，不用在一日三餐时感谢主赐予食物，也不需要晨课祷告了。这是多么好!就像范嬷嬷所说，天堂里什么都不用干，天堂的河里流着蜜汁，食物随处可得。范嬷嬷说得多好多准确。在干部子弟学校，每天中午都可以喝一杯热热的牛奶，还可以吃上一个白白的馒头。
当然，这里的孩子可没有慈恩学堂那么规矩，那么听话。虽说天堂流着蜜汁，但这些孩子有本事把河里的蜜汁变成臭水沟。如果你没管住牛奶杯，那么很有可能牛奶杯里已撒上了小便或吐上了唾沫。他们糟蹋起上帝的食物来，一点敬畏也没有。他们对恶作剧的热爱胜过读书。有一天，下课的时候，杨小翼发现自己穿在脚上的一只皮鞋不见了。一定是谁在上课的时候，偷偷爬到桌下，把她的鞋子脱了去。她非常奇怪，怎么回事呢?为什么她会感觉不到丢了皮鞋呢?难道是谁给她施了魔法吗?大概是老师讲得太生动了吧。老师讲的是关于革命及其理想问题，老实说她不怎么听得懂，那是一种她从来没有听过的语言，这语言和最近在收音机里出现的语言是一样的，这些语言里有一束光芒，能把她的眼睛刺痛，然后让她小小的心脏跳动起来。
大概是因为这个城市刘伯伯的官最大，老师叫刘世晨当班长。刘世晨虽是个女孩儿，但她当班长孩子们都服。孩子们在一起时，经常相互比较谁的父母官儿大。杨小翼从来不参与这样的比较，这方面她是自卑的。有一个孩子问杨小翼父母的情况。她有点儿心虚，脸涨得通红。她想了好一会儿，才吞吞吐吐地说，刘书记向我妈妈敬军礼。这话传到刘世晨那儿，刘世晨带着一帮孩子围住了她，冷笑着说，你竟敢说我爸向你妈敬礼?你妈算个什么东西?在刘世晨的气势面前，杨小翼不知如何是好，只得低头。不过，她心里是不服气的，刘伯伯确实向妈妈行了军礼。
刘世晨冷冷地看了看杨小翼的脚，指了指她脚上的皮鞋，冷冷地说：“你瞧瞧，这班上谁穿皮鞋的?只有你这个资产阶级小姐。”
说完刘世晨带着人走出了教室。
杨小翼感到无地自容。无产阶级。资产阶级。反革命分子。剥削。暴力。专政。这些都是她刚刚在干部子弟学校学的词汇，虽然似懂非懂，但她清楚“资产阶级小姐”是不好的，这个词代表电影里面那些打扮得花枝招展的令人作呕的女人。
春天的时候，新政权镇压一批反革命分子。
杨小翼一星期前已知道了这消息。是刘世军告诉她的，刘世军说，那将是一次公判大会，解放军会当着老百姓的面，把这些反革命分子就地枪决。
刘世军说这话时非常兴奋。他用手当枪，对着远处，叭叭地打了几枪。他说：
“一颗子弹击中脑子，你想想，脑袋会是什么样子?”
杨小翼看过一些电影，电影里经常有死人的场面。根据这些经验，她的眼前浮现出脑袋被子弹击中后血流如注的想象。奇怪的是，她竟然没有感到害怕，好像这一切也如电影一样是不真实的，只是一出戏。
“脑袋会从中间裂开来，然后脑浆飞进而出。”刘世军的脸上有某种奇怪的幸福的表情，“也许开裂的脑袋会在空中飞一段路程。”
杨小翼傻笑起来。她觉得刘世军像在说书。城隍庙的说书先生说的都是历朝历代英雄好汉的故事。那些故事里经常出现这样的细节。她记得范嬷嬷不让孩子们去听那些故事，她说，那是魔鬼的故事。
公判大会那天，杨小翼和刘世军、刘世晨一起去观看。那天，原三民主义广场——现在叫民主广场前面人山人海，场面沸腾，其盛况比过年看烟花的人还多。那些队伍排得整齐的观众是由政府各部门和学校组织来的。杨小翼和刘世军、刘世晨是自己偷偷跑来的。他们混在看热闹的人群中，好不容易才挤到前面。刘伯伯坐在主席台上，他的左右都是军官。那些“反革命分子”低着头，挂着写有他们名字的巨大的牌子，牌子把他们的上半身完全掩盖了，他们的名字上打着一个大大的红叉子。
一会儿，刘伯伯开始讲话，他讲述了镇压反革命分子的理由和伟大意义。台上的那些“反革命分子”，脸上毫无表情，他们的脸像是蜡做的，显得脆弱而虚假，好像灵魂早已不在他们的身体里。只有他们的眼睛才透着活气，因为他们的眼睛里面遍布着惊恐，惊恐让他们有了一种遥远的气息，好像他们早已置身于这欢乐的现场之外。
有人开始宣读他们的罪状。人群屏息倾听，现场一下子安静得出奇。这些“反革命分子”大都是特务，或蒋介石政府的高官，或地方权绅，或战犯。他们的罪行是触目惊心的，罪状大都涉及到杀人等种种霸行。那个宣读的人在一些细节上描述得十分仔细。这些可怕的细节像一把刀子一样戳破了眼前的和平气息，让杨小翼害怕。
这时，杨小翼认出了他。他是个医生，经常受范嬷嬷的邀请到慈恩医院来出诊。他站在第一排的最左边。她不知道他的名字，每次做弥撒，他都会来。做弥撒的时候，慈恩学堂的孩子就成了唱诗班的成员，他们站在教堂的讲台上，随着仪式的进行根据不同的主题进行演唱。他总是坐在教堂最前排的左侧，就像他此刻在审判席上的位置。只要唱诗班唱到“因他降世，亲历死地，现今荣耀无比”时，他就会流下泪水，然后，跪在地上进行祈祷。他是最热心的教友，每次仪式完毕，他都会走上台给唱诗班的孩子分发糖果，或拥抱他们。那时候他的眼神里充满了仁慈，好像他就是上帝的化身。孩子们看到他都很高兴，因为他总是那么慷慨。
杨小翼久久地凝视着他。此刻，他的眼神同他们一样，暗淡无光。杨小翼不知道他因何站在那里。那人开始宣读他的罪状：革命期间曾有党的地下工作领导人受伤后到他所在的医院救治，被他出卖了，领导人不幸被国民党枪决。宣判书还说，那人的儿子是国民党军官，现已逃往台湾。这样的指控令杨小翼心惊肉跳，他竟然是一个干出如此险恶之事的坏蛋。那一刻，她感到自己小小的心灵被某个奇怪的梦境所控制。
她不知道那个宣读的人是何时结束的，当她回过神来时，广场上的人正在欢呼。枪决已正式开始。一排军人已站在那些罪犯的身后，端起了枪，对着他们的后脑勺。刘世军描述的情形真的出现了。但语言和现场是有区别的。当看到脑袋被击碎时，杨小翼感到恶心直冲喉咙。
那天，刘世军一直在同她谈清算问题。刘世军说，新社会就是要把旧社会的坏蛋一个个抓出来，得到应有的惩罚。只要在旧社会做过坏事的人。人民就不会放过他，就要把他放到人民的审判席上审判。说这些话时，十三岁的刘世军的口气是毋庸置疑的真理在握的。
杨小翼对此不是太懂，但她却因此对自己的身世担忧起来。她想起外公，他也是个医生，并且还开了一家医院，他算好人还是坏人?妈妈也曾是教会的医生，和革命似乎没有任何关系。这样一想，她开始感到恐慌，如果要清算的话，她也将深陷其中。
那天，刘世军带着杨小翼在西门口的郊外闲逛。杨小翼看到春天的农田开满了细小的野花，或黄色或浅紫色地点缀在杂草间，但她无心欣赏春天的美景，她忐忑不安地问刘世军，开了一家医院的医生是什么成分?刘世军想也没想，便铿锵有力地回答：
“是资本家。”
杨小翼大吃一惊。她有点不敢相信。在她那时候的意识里，资本家面目丑陋，都躲藏在阴暗角落瑟瑟发抖。她不能想象外公和资本家联系在一起。她着急地问：
“你在同我开玩笑吗?”
“千真万确。”他斩钉截铁地回答。
她突然有一种孤立无援的感觉。外公肯定不是革命者，她唯一能希望的是妈妈是个革命者，因为人们似乎无权追究一个革命者的出身。她曾问过妈妈，你是革命者吗?妈妈不理她。妈妈总是这样，习惯于在这样的问题前沉默，说出的往往只是事实的，极小部分。她不指望妈妈会告诉她什么。
刘世军曾告诉她很多地下工作者的故事。她觉得妈妈的形象完全可以演义成一个党的地下工作者。妈妈一个人带着她。妈妈有时候经常外出，一个月不归。妈妈身上有一种令人费解的神秘的东西。也许妈妈真的是革命者。
然而，她心里清楚妈妈不是革命者，她只不过是个普通的女人，一个普通的医生。她进入干部子弟学校完全是因为刘伯伯的帮助。
那天，杨小翼回家的时候，看到刘伯伯的吉普车停在家门口。看到吉普车，她有一种想哭的冲动。她真的就哭了。这哭是踏实的哭，这哭让她顿觉轻松，刚才的压力一下子消失了，就好像她重新出生了一次，变得干净而纯正。这种自我想象让她如饮甘泉，无比美妙。
邻居对杨小翼侧目而视。她不清楚他们为什么会有这么奇怪的目光。杨小翼哭完后，没有马上进屋，而是爬到了吉普车上。刘伯伯的驾驶员是一个和善的胖子，姓伍，黑脸，肿眼泡，不说话时十分严肃，但一说话整张脸就笑得打皱，那皱纹像水波一样一圈圈地荡开来，蔚为壮观。他从战争年代起一直跟着刘伯伯，是刘伯伯的专职驾驶员。他穿着军装，但军装在他身上没有一点儿英武之气，倒像个和善的农民。伍师傅见杨小翼上车，问她想不想去附近兜一圈。她点点头。伍师傅发动汽车，缓缓向小巷口开去。在那一刻，她的心里有一种泰山一样的安稳感，好像她生命的根基因为刘伯伯而更加扎实。她第一次感到自己的血统纯正。
那天晚上，杨小翼噩梦连连。她的眼前一直晃动着那个被枪毙的男人的脸，后来那张脸像一只鸟一样飞翔而去。从噩梦中醒来，她的意识里还留着对那人的同情的残痕，她因此很迷惑，坐在床上，双手合十，像过去对上帝所做的那样，为那男人的灵魂祈祷。
有一天晚上，好久没来的范嬷嬷突然来到杨小翼家。
范嬷嬷是妈妈的好朋友，以前她经常来杨小翼家串门。从她们的聊天中，杨小翼了解到范嬷嬷是慈恩学堂的恩主。范嬷嬷的先生早先是上海开银行的，所以范嬷嬷和外公是旧识。后来她的先生得肺结核死了，他们没有子女。范嬷嬷相信先生一定去了天国，她必须去天国和先生见面。她卖掉了银行的股份，回到永城老家。永城有几百所教堂，范嬷嬷把钱捐给了教会。遵照范嬷嬷的心愿，教会创办了慈恩医院和慈恩学堂。那已是十几年前的事了，那会儿杨小翼还没出生呢。
范嬷嬷的神色有点憔悴。她和妈妈讲起了最近发生的一些事。范嬷嬷的学堂解放后已捐给了新政府，但当年在慈恩学堂就读的一个男孩最近揭发了范嬷嬷，说范嬷嬷是帝国主义的走狗。杨小翼记得，那男孩是范嬷嬷从街头捡回来的流浪儿，男孩来到慈恩学堂后经常偷食圣器室里的圣餐。范嬷嬷说起这件事来，非常疑惑。“要是没有我，他会在街头饿死。”范嬷嬷说，“不过，我宽恕他，他将来会后悔的。”
后来范嬷嬷说她想申请去香港，但新政府一直把她的申请压着，没有说同意或不同意。杨小翼猜到范嬷嬷来的目的，她想让妈妈在刘伯伯那儿通融一下，好让她顺利成行。
不知怎么的，那天杨小翼对范嬷嬷很冷淡。特别是她想去香港这件事，杨小翼很看不起。她认为那是范嬷嬷心里有鬼，想逃避新政府的清算。
这天，杨小翼很早就睡了。当她醒来的时候，范嬷嬷已经走了，妈妈房间的灯光亮着。应该过了子夜了，妈妈竟然还没有睡，她在干什么呢?
她起来小便了一次。路过妈妈房间时，她趴在门缝偷看。妈妈手里拿着一些信件在读。床头柜上放着那只用藤条编织的精致的匣子，它打开着。妈妈眼中有一些光影，那是泪光吗?妈妈的手中拿着一盒火柴。一会儿，她点着了火柴，颤抖地凑近左手的信件。当火柴快要点着信件时，她犹豫了。火柴烧尽了，灼痛了她的手，她吹灭了火柴，把它扔在地板上。后来，妈妈把信折叠好，郑重其事地放进了那藤匣子里，并把匣子锁好，然后放人柜子下层的抽屉里。当妈妈把抽屉关闭时，转头朝门方向张望。她以为妈妈发现了她，赶紧溜回自己的房间。
她裹紧被子，假装睡着。妈妈在看什么呢?放在匣子里的是什么东西?她为什么如此伤感?妈妈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匣子里的东西同范嬷嬷有关系吗?难道妈妈藏着见不得人的东西吗?杨小翼感到不安。
第二天，杨小翼上学差点迟到。刘世军着急地在校门口等她，见到她就问，你怎么啦?眼皮怎么肿了?你哭过了?是不是被你妈骂了?他的关心让她很感动，她摇摇头，然后拉住了他的手。刘世军说，你一定有事。她想了想，就把昨晚所见告诉了刘世军。
刘世军说：“你妈妈去北京这件事，我觉得挺奇怪的。她去干什么呢?”
她吓了一跳。她完全忘了妈妈去北京的事。她也看不出昨晚所见和妈妈北京之行有什么联系。
“你妈妈为什么不留在北京?怎么又回来了呢?”
这话杨小翼不爱听。妈妈当然要回来，因为刘伯伯在这里，她在这里。她想起刘世军曾分析妈妈去北京的原因，他说妈妈可能是民主人士，那些民主人士，没打仗、没流血，现在都往北京跑，想做大官。刘世军这么说时一脸不屑。
她呛道：“我妈妈不是民主人士，所以她回来了。她去北京可不是为了做官。”
刘世军见她不高兴，赶忙赔笑脸，“我不是这意思啦。我是说，是说，你妈妈去北京干什么呢?”
“同你说了我不知道。”
“你生气了啊?”
其实她没有生气，只是对刘世军言语中的态度感到不安。这种态度里隐藏着一种优越感。她说：
“刘世军，你是不是认为我和你是不一样的人?”
“怎么会呢。”
“你心里就是这么想的。”
刘世军的脸上露出天大冤枉的样子，他说：“我要是这样想，我从这里跳下去。”
当时，他俩正站在二楼的阳台上。干部子弟学校所在地原来是旧政府议会的办公地点，房舍都是西洋建筑，二层楼，高大结实。
见刘世军着急的样子，她笑了。
“你跳啊?”
刘世军也笑了。他显然明白，她已原谅了他。
她说：“你要是不跳，那你从此后要对我好，比对刘世晨更好。”
刘世军爽快地答应了，说：“没问题。”
“真的?”
“真的。”
这时候，上课的铃声响了，杨小翼和刘世军匆匆赶往各自的教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