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将军的研究论文发表两年后，即一九九一年秋天，杨小翼突然收到法国里昂东方问题研究所所长让·雷诺先生发出的一封邀请函，邀请她参加一个关于中国近代史的研讨会，主题是法国大革命对近代中国的影响。信中。让·雷诺先生赞扬了她的研究成果，他说，他详细了解了她的情况，如果拨冗前去法国，会给她一个惊喜。
杨小翼不知道谓之惊喜的是什么，她对西方式的一惊一乍不抱什么希望。她这一生的“惊奇”是够多了，她不奢望所谓的惊喜，她已把人生中的惊喜取消了。但她无法做到“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儿子的失踪让她落入到广大的人生虚空之中，她经常感觉自己失去了坐标，像一堆随波逐流的漂流物，不知道自己要什么。儿子消失后，她感到自己身体的内部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她比以往消瘦了许多，脸上开始出现皱纹，头上有了白发。为了使自己不至于太落魄，她染了发，也开始化妆，这样看起来显得稍微精神一些。
她还是决定到法国走一趟。
让·雷诺先生是个非常热情的中年男子。令杨小翼吃惊的是他讲一口流利的中文。她问他是不是在中国留过学，他说没有，向他母亲学的。她笑道，你母亲又是哪里学的呢?“我母亲还真是从中国学的。”他笑容诡异。
“你还记得索菲娅嬷嬷吗?”让·雷诺先生问。
“什么?”
“我母亲曾经在永城的慈恩医院做过护士，和你母亲是同事。”
“天啊，索菲娅嬷嬷是你母亲吗?”
“就是。”他温和地微笑。
杨小翼这才明白让·雷诺先生所说的惊喜原来是这件事。这真的是一个巨大的惊喜。她告诉雷诺先生，她想马上见到索菲娅嬷嬷。她想起索菲娅嬷嬷离开中国时哭泣着对她说：“是我带你来到这个世界，我是你的接生婆……”她笑了。
杨小翼是在索菲娅嬷嬷的住所和她见面的。四十多年过去了，她没想到还会见到索菲娅嬷嬷。她应该七十多岁了，但精神很好。她自然卷曲的棕色头发像早年那样浓密，眼神里依旧保存着当年的热情。杨小翼曾仔细观察过她的眼珠子，在不同的光线下会呈现出不同的颜色，但无论何种颜色都非常纯净，毫无杂质。她还能讲汉语。
索菲娅嬷嬷拉着杨小翼的手，让她在她身边坐下。她告诉她。她是看了她的论文后判定她就是从前认识的那个小丫头。她让雷诺先生查了杨小翼的相关资料。“资料显示，你是永城人。我马上猜到是你，我也猜到将军同你的关系。你母亲当年来永城，就传说她的情人是共产党的一个重要人物。”索菲娅嬷嬷说。
然后，索菲娅嬷嬷愉快地回忆一九四九年前在永城的时光。她特别提到杨小翼的母亲杨泸。“她真是个美人儿，我很想念她，想再见她。”
杨小翼告诉她，母亲已去世了。
索菲娅嬷嬷显得非常伤感，她问，是政治原因吗?杨小翼摇摇头，说，她是生病死的。索菲娅嬷嬷说，她是个好人，话儿不多，沉静优雅，又不乏热情。
雷诺先生一直陪在身边。在杨小翼和索菲姬嬷嬷聊天的间隙，他在一旁适时插话：
“杨，我带你去看一样东西，相信你会感兴趣的。”
索菲娅嬷嬷解释道，作为东方历史特别是中国革命史的研究者，雷诺先生收集很多当年在法国的中国革命者的资料。她说：
“你跟他去吧，那些资料相信对你很重要。”
杨小翼点点头。
让·雷诺先生带杨小翼去了里昂大学。他向她介绍了当年将军在里昂大学的相关情况。在路过图书馆时，雷诺先生说：
“当年将军最喜欢待的地方就是这里，在这里，他认识了一个法国女孩。”
开始的时候，杨小翼并不相信雷诺先生所言，她认为这样的故事是过于浪漫的法国人的演绎，即使严肃如让·雷诺这样的东方学者也难于幸免。西方人看待东方人总是有所隔膜。可是，当她来到雷诺先生供职的东方研究所，在研究所陈列室看到将军的手迹时，她改变了看法。
那是一首现代诗。诗的题目是《余来自东方》：
余来自东方，太阳最早从彼地升起，
汝不知道，余之目光是女性底，
背向太阳，面向西方，面向汝，面向汝明亮灿烂底眼眸，
汝看不清余，觉得余神秘，多情，善解人意，
总有一天，汝会看清余狰狞之面目。
……
余愿意汝永远天真，愿意汝是屋顶上之明月，
余愿意在汝前扮满一个好情郎，
余愿意躺于汝底怀中死得其所，余愿意降生于汝之国土，
余愿意若汝一样简单，与人为善，
余愿意唱着河流样底小曲装点汝之田园。
这是一首情诗。诗上的署名并不是“尹泽桂”，而是“尹默”。她在六十年代亲眼看见过将军的手迹，她认定那确实是将军写的。从诗中可看出来，将军当年吟诵的女郎确实应该是一个异国女子。
看到这手迹，她相当吃惊。
雷诺先生解释道：“尹默，应该是尹将军当年的笔名，有‘隐灭’之意，默者，黑犬也，也符合将军当年压抑、反抗的心态。”
这资料太宝贵了，她静静地听着。
“这些资料留下来是因为当年尹泽桂将军是匆忙离开里昂的。”雷诺先生说，“他离开里昂不是因为革命，而是因为一件刑事案件。这件刑事案的起因同诗中的女子有关。当年，结伴和将军留学的还有诗人徐子达，他们当年志同道合，一个想成为诗人，一个想成为画家。他们闹翻是因为诗中的女子。将军和徐子达因为这个女子而大打出手，将军把刀子插进徐子达的身体后，就逃亡了。将军以为杀死了对方，事实上，那人没有死，徐子达被救活了。关于当年的事件，里昂警方还留有案底资料。”
杨小翼记得当年将军曾同她讲过吵架的事件。那时将军只说他当时差点杀了徐子达，将军没有告诉她具体的原因，雷诺先生的解释让她豁然开朗。她十分感慨，现在将军已然成了一个一丝不苟的正襟危坐的革命家，他的人生除了革命似乎没有别的兴趣，而法国，这个自由随心所欲的地方，他曾写过情诗，也曾经因为情感而拔刀相向。
雷诺先生说：“历史是很偶然的，尹将军踏上革命之路同这个事件不无关系。”
关于“法国大革命对中国近代史的影响”的研讨会在第二天正式登场。在这次研讨会中，不乏让人眼睛一亮的成果。杨小翼注意到一位她尊敬的中国学者发表的观点非常锐利，令她印象深刻。这位学者把革命归纳为两种形态，一种如英美的小革命，其革命虽然有暴力，但只限定在政治及社会层面，不涉及到文化及信仰的层面。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成功后，即制定了《容忍法》，法令要求国王容忍其治下的臣民可以有同国王不同的宗教信仰。另一种就是法国大革命，雅各宾政权虽然只是短命的一年，但这一年的革命是深入到文化深处，深入到人灵魂的深处，实行了所谓的灵魂革命。后者的革命方式通过俄国革命传人中国。中国的新文化运动及“五四”运动基本上是反传统儒道，要进行所谓国民性改造。胡适这样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和鲁迅这样的左翼知识分子都如此认知，认为中国实行现代化首要任务是国民性的改造。这一思维路径直接影响到饱汲“五四”思想成果的毛泽东的行为，后果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即是革命越界的产物。他的讲话受到与会者热烈的讨论。
杨小翼在会上谈论的主要还是她研究的一贯主题，即革命作为二十世纪一个关键词语，它实际上是作为一种信仰存在的。革命就是“神”，信仰总是会有纯洁性的要求，就像基督教之于教士，某种程度上，在革命的信仰下，革命者就是教士，他们必须舍弃世俗的乐趣，同时他们握有人间所有政治及灵魂的权力。这一权力因为是“神”授，所以在革命者的感觉里，具有高高在上的主宰性和前所未有的正当性。
会议间隙，组织者安排与会者参观里昂市容。
他们先参观了高卢——罗马文化博物馆。杨小翼虽然是学历史的，但对这种炫耀式的历史陈设没有太多的兴趣，这里所见皆是英雄的功业，而在她的历史研究中，她更关注于民间的日常生活。但是在这个博物馆中，最近有一个关于发明的展览，引起了杨小翼的兴趣。里昂是个发明之乡，这里出过很多大发明家，纺织机和缝纫机都是里昂人发明的，更令里昂人骄傲的是卢米埃尔兄弟在这里发明了一种新的艺术——电影。在一大堆最近获奖的发明中，杨小翼见到了一件很“中国”的发明品：用中国脸谱构成的八音盒。随着八音盒的音乐，脸谱会变成各种花色，像舞台上的变脸绝技。发明品的署名是：Smile Wu。
看到这个名字，她一阵心跳。她的心中掠过“伍思岷”的名字。难道这是他吗?这么说，伍思岷在这个地方?难道我这两年一直在寻找的人在这个城市里?她本能地左右观望，希望能在人群中找到伍思岷。
在让·雷诺先生的帮助下，杨小翼询问了展览的策展者关于Smile Wu的相关资料，遗憾的是，策展者并不清楚。策展者说，我们也在找这件发明的作者。
那天晚上，杨小翼刚进房间，就接到夏津博的电话。
她很高兴，“天哪，你怎么知道我在里昂?”
夏津博开玩笑说：“我是外交官，我当然知道你的行踪。”
她问：“那我问一下，你最近有关于伍思岷的消息吗?”
夏津博说：“那倒是没有。他好像消失不见了。”
她和他拉了会儿家常，但没同他聊今天所见。她问他最近好不好?他说，他一切都好，刚升了官，成了中国驻德使馆的一秘。
“我想来看你。”他说。
“你在德国啊，方便过来吗?”
“方便啊，这是欧洲啊。”
她说：“这几天日程安排挺忙的，我忙完后，再同你聚。”
他说：“好的，我要带你玩遍整个欧洲。”
在以后的几天，他们继续进行主题研讨活动。
星期天休会，索菲娅嬷嬷约杨小翼一起去教堂做弥撒。杨小翼早已不信教了，但为了不让索菲娅嬷嬷失望，还是答应了。她们去的是圣约翰首席大教堂。教堂并不算宏伟，但欧洲的教堂里总是充满了历史痕迹。杨小翼听索菲娅嬷嬷说，这教堂曾举行过教皇约翰二十二世的加冕典礼，还曾举办过法国亨利四世的盛大婚典。教堂内到处点着长明灯，圣母马利亚和十字架上的耶稣在微明的光芒下显得慈悲而忧伤。圣像壁上镶嵌着一些金碧辉煌的头像，可能是主持过这个教堂的主教或别的什么圣人。在法国的这几天，杨小翼体会最深的是法国人富有历史意识，并骄傲于他们的历史和辉煌成就。法国人身上有一种炫耀式的自豪感，这从让·雷诺先生身上可以明显地感觉到。
那天弥撒结束后，杨小翼挽着索菲娅嬷嬷从教堂出来。她看到广场上有一些教友在义务打扫广场。杨小翼听说有很多非法居留的中国人为了取得合法居留权，会经常来此做义工，有些甚至不惜改变原来笃信的佛教。信天主会得到法国人的好感。取得合法居留权的机会就大增。
就在这时，杨小翼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背影，她一下子认出他是伍思岷。他好像知道有人认出了他，迅速地离开广场。当杨小翼追过去时，已不见踪影。她心跳如雷，神色慌乱，在广场上左寻右找。索菲娅嬷嬷问她出了什么事?杨小翼没有回答。她不知道刚才是不是幻觉，这么多年没有了伍思岷和儿子的消息了，她多么希望找到伍思岷啊。
那天离开圣约翰首席大教堂后，让·雷诺先生陪杨小翼游览了里昂古城。
杨小翼确定伍思岷就在这个城市里，行走在老城狭窄的道路上，她的目光并未停留在建筑上，而是在人群中寻觅。她渴望出现奇迹，能在街头再次碰到伍思岷。然而，她心里是明白的，这种可能性微乎其微。
让·雷诺先生见她心神不定，问她是不是有什么事?她向他微笑。他是个很有洞察力并且相当细心的人，他大概怕她孤独，主动向她介绍街景。这古城区占整个里昂的十分之一，建于十五到十七世纪。杨小翼注意到这个老城区保存得相当完好，满眼都是古色苍茫的旧宅居，建筑的色调以橙红色为主体，相当醒目。沿街许多哥特式、文艺复兴式及古典式的房屋彼此相连，有一种浓重的古老氛围，仿佛置身于中世纪的欧洲。她尽量倾听让·雷诺先生的讲解，可总是集中不了注意力，老是走神。
后来，杨小翼还是把恍惚的原因告诉了让·雷诺先生。她说，她刚才在圣约翰首席大教堂的广场上见到了她的前夫，她多年未见他了，她想找到他，请雷诺先生帮助。让·雷诺先生说，他会尽力而为。
会议到了最后的阶段，再过两天，杨小翼就要离开里昂了。她竟然感到非常沮丧，心里有一股浓浓的离愁，好像她在里昂经历了一场刻骨铭心的爱情，把她的心留在了里昂。
晚上的时候，会议没有安排任何活动，她决定独自去里昂的大街上走走。想起这曾经是将军生活过的城市，她或多或少有一种归属感，好像她天生同这城市是有联系的。街上行人很少，非常安静。安静是她这几天来至深的感受，欧洲真的像一个巨大的乡村，静到令人心慌，同北京街头的人流熙攘比，这里空旷如寂。
杨小翼路过一个街区时，一排并不起眼的霓虹灯引起了她的注意。霓虹灯装在地下室的一个窗口边框上面，最上方闪烁着一串中文字：
“一个幽灵在欧洲游荡”。
那是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里》的第一句话。她停住了脚步，心跳突然减速了，整个身子像是缺氧似的，有一种眩晕感。那细碎的小灯是她熟悉的，那字体也是她熟悉的，闪烁的霓虹灯充满了她熟悉的气息。
她慢慢向那地下室靠近。
她下了好大的决心才敲响那门。里面没有动静。她从门缝里看到地下室里亮着灯，应该有人。她继续敲门。
门突然打开，出现在面前的是一个头发凌乱、蓄着胡子、形容憔悴的中年人。有一刹那，她以为他不是伍思岷，但眼前这个人慌乱了，他的左手习惯性地抖动起来，她这才认定那人就是伍思岷。他的外表可以改变，但他的这个动作会永远伴着他。
他们这样相对站了好长时间。这样骤然相见，他们一时都反应不过来。他转身向地下室走去，她跟了进去。地下室非常混乱，堆满了瓶瓶罐罐，甚至有很多生活垃圾充斥其间。这非常不符合伍思岷的个性。他生活似乎过得很苦，这让她感到意外。据她所知，这些流亡海外的人士，总是能搞到政治资金，有一些机构愿意资助他们。但伍思岷却穷困潦倒。
她没有在这个地下室看到天安的痕迹，一点点天安的气息也没有。
真相终于以残酷的方式向她显露了，如她在每个夜晚猜度又不敢相信的那个结果，儿子伍天安已不在人世了。
这是伍思岷亲口告诉她的。
她跟着他进去时，他一直不敢正视她的眼，他只是喃喃地说，你终于找上门来了，我知道你会来的。
她说，你为什么不给我消息?你一直躲着我吗?你为什么要躲着我呢?
他没有回答她的疑问，他在他的行李箱里寻找着什么。他的行李箱是这个地下室最整洁的物件，里面的东西摆放得整整齐齐。他几乎把所有的东西藏在行李箱里，好像他随时准备迁居到另一个地方。
他摸索了好长时间，在这个过程中他已眼眶晶莹。他从皮箱夹层取出铜皮口琴，颤抖地递给她。当她接到这口琴时，就知道天安真的不在人世间了。
他轻轻地说：“天安走了。”
好像是这句话带出了他无尽的悲伤，他坐在椅子上泪流滂沱。虽然和伍思岷共同生活了四年，但杨小翼从来没有见到他哭得如此伤心。他长时间地张着嘴巴，双眼朝上，最后终于吼叫出来：
“天安走了。”
杨小翼没太强烈的反应。多年后，她对自己当时的冷静感到奇怪。是伍思岷难得一见的失控转移了她的注意力吗?还是对儿子的死早有心理准备?她只感到心里有一种不真实的空茫和麻木。
“对不起，对不起，我知道我无法向你交代。”他说。
当伍思岷这么说时，她空茫的心像是被刀子切割了一下，那种疼痛感终于降临了。她无助地看了一眼口琴，心一酸，眼泪跟着掉了下来。她说：
“儿子呢?儿子在哪里?他出了什么事?”
“对不起，对不起。”
“你说对不起有什么用，告诉我，儿子在哪里?”
他摇摇头，只是哭泣。
“你快告诉我呀。”她说。
好一会儿，他才向她叙述了天安出事的情景。
伍思岷说，当年他和天安是向云南边境出逃的。这条通道是有关组织为他们安排的。他们打算穿过中缅边境，然后转道去欧洲。一路上，他们藏在一辆军用吉普车里。到了云南，吉普车一直在狭窄的山路上盘旋，山路险要，吉普车的一侧是山坡，另一侧是万丈悬崖。当时正碰上雨季，有时候暴雨会持续下上半天。由于雨实在太大，吉普车的刮雨器根本无法把前窗玻璃上的雨水划去，造成能见度极度不好。司机提出要休息，但伍思岷没同意。汽车继续前进，道路还可依稀辨认，有些地方有山体滑坡，造成路况更加糟糕。
天安出事是在晚上。雨一直没停，汽车继续往云南边境开。晚上能见度更差了。汽车出事可以说是偶然，也可以说是必然。那天，伍思岷和天安躺在敞篷里，人非常疲乏，昏昏欲睡。这时，伍思岷听到一声巨响，然后感到天旋地转，一下就失去了知觉。当他醒来时，他发现自己还躺在汽车里。他意识到出了车祸。天很黑，汽车已熄了火，他什么也看不见。他第一个反应就是找天安。他叫喊天安的名字。没有回音，他惊了，他“腾”地爬起来，在车上摸索。车上除了他没有别人。他从汽车滂敞篷里爬出来，他发现自己能走动，除了背部和臀部有些酸痛，好像没有大碍。他蹿到驾驶室，把手伸到驾驶员身上，他摸到了一堆冰冷的血肉，驾驶员已经死了。
“天黑得什么也看不见。雨还在下着。我在汽车边摸索了一会，除了石块，没摸索到天安。我在一块石头边坐了下来，我侥幸地想，也许天安已经先溜了，那样的话天安应该没事。我祈求上苍，能如我所愿。后来，天亮了，我看到在微明的光线中，有堆黑乎乎的东西横在离我十米远的地方，我心一沉，就奔了过去。是天安。”
说到这儿，伍思岷已泣不成声。
“我猜他是在半空中甩离汽车的，要不然他不会离车那么远。真是惨不忍睹。”
杨小翼曾有一万种儿子出事的想象，可没有想到天安是这样死的。她想象天安的身体在空中飘荡，然后重重地落在巨石上。那撞击的声音几乎把她震聋了，她再也听不清伍思岷在说什么，她面无表情，如一棵遭受雷击的老树。
也许是她的表情过于可怕，伍思岷站起来，摇了摇她，说：
“你怎么啦?你没事吧?”
她很想哭出来，但她整个身体像是被什么堵住了。她的心被堵得慌，她的呼吸无法畅通，她的声音发不出来，她觉得自己要炸开来。后来，她几乎用尽全身的力量终于喊了出来：
“天呐。”
伍思岷搂住了她，他显然被她吓坏了。他一边哭，一边说：
“你别这样啊，你别这样啊。”
她想挣脱他，但他像紧箍咒一样箍住了她。直到她用完了所有的力气，她才停止挣扎，号啕大哭起来。他和她相拥而泣。他一直在说，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好像他已忘了人间还有别的语汇。
“其实天安是不想离开北京的。在半路上，他还想回去呢，但我不同意。我坐过牢，我尝过这滋哨声。我不想再关上几年，逃亡是我唯一的选择。要是听天安的，就不会出这事。”
他在懊悔中。可懊悔有什么用。这时，她对他是复杂的，既有满怀的恨意——他把她的儿子毁了，又有满怀的怜悯——那也是他的儿子啊。
后来，她稍稍镇静了一点，她问他，出事的具体地点在哪里，她回国要去那儿看看。他说，那地儿叫太平镇。他当时走投无路，在那个地方挖了一个坑，草草把儿子埋了，只带走铜皮口琴留做纪念。
那天晚上，杨小翼回到住地已是清晨。她长时间地看着口琴。她把口琴放在口中，吹了一下。口琴“轰”地在安静的房间里炸响，像一声巨大的叹息。她再次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放声大哭起来。她还是不能相信活泼可爱的儿子已在这个世上消失，不能相信她那年轻的儿子就这么走了。
但一切都是真实的。
根据会议的安排，参与会议的学者还有聚会和交流，另外杨小翼还将给里昂大学的学生作一次介绍中国历史及现状的演讲。她得控制住自己的悲伤。
杨小翼麻木地穿梭在西方式的笑脸中，她尽量让自己显得大方而得体，但还是魂不守舍，她的思想总是通向伍思岷和天安的逃亡之路，脑子里于是便浮现出一条狭小而险峻的山路，一辆吉普车坠入万丈悬崖之中。每次这个画面都让她浑身颤栗，她告诉自己别再想象这个场景，但她像一个自虐狂患者，还是一遍遍回想，把自己置于痛苦的境地。
给学生演讲的时候，杨小翼思维处于混乱而麻木的状态，根本兴奋不起来。幸好她准备了讲稿，她基本上是照着念的，没有即兴的现场发挥。那天来听演讲的人并不多。她想，法国人对东方对中国还是没有多大兴趣的。法国人很有礼貌，她演讲结束时，听众都热情鼓掌。主持人让·雷诺先生用法国式的华丽赞扬了她的演讲，但他显然也看出她心不在焉，他没有让听众提问。
演讲结束，杨小翼参加让·雷诺先生的家宴。那天索菲娅嬷嬷、雷诺先生的儿子和媳妇都在座，雷诺先生的儿媳是特地从巴黎赶过来的。看得出来，他们这一家有很深的中国情结。在家宴上，杨小翼感谢雷诺先生的款待，并邀请他们全家一定要来中国旅行。她特别提到索菲娅嬷嬷，希望她有生之年回永城看看。索菲娅嬷嬷的眼神里呈现年轻时候的光彩。
然后，一切结束了。她终于可以放松下来，想起这几天发生的事，恍若梦境。杨小翼感到非常疲劳。她躺在床上，有一种彻底的无助之感。她第一次承认，她最爱的那个人走了，在两年之前走了。
她无心游玩欧洲。她打电话告诉夏津博，她想早点回去。她没有告诉他具体原因，只说国内有急事，需要马上处理。夏津博表示遗憾，他说，那好吧，我来送你。她说，从德国过来多麻烦啊，不用了。他说，他已在巴黎，开车一会儿就可以到里昂。她现在的心情是不想见任何人的，在异国他乡，她也不想叙述儿子的事。她怕自己会崩溃。但她无法拒绝夏津博的好意，她说，你来吧，你开车送我去机场，算是告别。夏津博说好的。
第二天，夏津博开着一辆欧宝来到她下榻的饭店。他的车是外交牌照。夏津博说，外交牌照非常“安全”，有很多特权，即使闯红灯，也没人来找麻烦，因为警察们怕引起国际纠纷。夏津博问，怎么这么急就回去了呢?她说，有一些私事要处理。夏津博已有欧洲人的作派，他不再问下去，只是说，没带你好好玩，太遗憾，也好，留个想念，盼你下次再来，我这个司机是当定了。
在去机场的路上，夏津博同她讲起北原。杨小翼知道北原这几年一直在欧洲，想必他们有来往。但夏津博说他们没有任何来往。夏津博告诉她，北原现在住在斯德哥尔摩，怀着中大彩的心情，翘首盼着诺贝尔文学奖金落到他的头上。夏津博的语气是尖酸刻薄的。她并没有回应，她此刻对北原的所作所为没什么兴趣。
一会儿，她和夏津博到了机场。机场的手续是夏津博帮着办的。夏津博取登机牌时，她茫然地看着机场大厅的电视机。电视正在播放新闻，播音员说着她听不懂的法语。她打定主意，回国首先要做的就是去云南太平镇，找到天安的土冢，她一定要把儿子带回家。
夏津博办好手续回来了。这时，电视上一则新闻引起了杨小翼的注意。电视镜头对着一幢黄色的小楼，她觉得这小楼很熟悉。当镜头对准地下室，看到地下室熄灭了的霓虹灯，她一下子想起来那是伍思岷住着的小楼。她有不祥的感觉，赶紧叫夏津博看。她问夏津博现场记者在说什么?
夏津博告诉她，是一则社会新闻，地下室有人吃安眠药自杀了，房东发现时已死了两天，死者是一个中国人。
杨小翼非常震惊。她二话不说，赶紧让夏津博改签了航班。见夏津博一脸疑虑，她说，我得去看死者，到时你便知道了。
夏津博带着杨小翼驱车去事发现场。他问事发地点在哪个区?她说，不清楚，大概在唐人街，你往那里开吧。她是个路盲，他们兜了好大一个圈子才找到那个地方。警察正在处理现场的状况，她要进去，警察不允许，问她是什么人?夏津博拿出了外交官证，警察才让他们进去。她一眼看见躺在床上的伍思岷，他的神色还算安详，像是熟睡了的样子，他的双眼微睁着，眼白朝上。杨小翼想起外公，外公自杀时也是这样一种向上苍发出无尽疑问的眼神。
上苍不会回答他。没有答案，人生无解。
夏津博在背后轻轻问：“他是谁?”
她说：“他是我前夫。”
夏津博开始向警方协调相关事宜。他看上去完全像一个外交家了，对事情完全投入，据理力争，却态度超脱，毫无情感。在夏津博的帮助下，警方终于同意把死者交给杨小翼处理。
伍思岷的遗体都由夏津博在处理。夏津博联系了中国使馆人员，他们安排了伍思岷的火化事宜。在这个过程中，杨小翼想着伍思岷的一生，想着他起伏的命运，她百味杂陈。不过，杨小翼显得非常镇静，没有过多表露出自己的情感。
当夏津博最后把一只精巧的骨灰盒交给她时，她实在忍不住哭泣起来，她对夏津博说：
“我儿子已不在了。”
夏津博忧郁地看了她一眼，什么也没说，抱了抱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