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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年前，我编过一部《狗的秘密生活》的书，对狗有点泛泛了解。本质上我是反对养宠物的，因为我一直主张与其爱动物，不如先爱人类。我曾经对一些朋友说，如果你未曾资助穷人，那你养宠物就应该感到可耻。基于这样的观念，最初的我，对球球的到来实在无所谓欣喜，多少还有些为老廖减负的意思。

球球属于那种长不大的杂种，毛发土黄，身体滚圆，体重大约十几斤。消瘦的时候呈尖脸，稍微猛吃几顿就变圆，且额头上胖出几道有趣的皱纹；再搭上那双忧郁的眼睛，就活脱一个苦闷的思想家形象了。它性格温良得几乎胆怯，很少有呲牙裂嘴的时候。由于习惯了沉默，凡事不愠不火的，倒显出几分大智若愚的神态。事实上，这个家伙也确实不傻，它老实巴交的外貌下，也暗藏着一些狡黠和滑稽。也许正是这种小奸小坏的性格，逐渐迎合了我的处世趣味，使我慢慢开始喜欢上它来。

我一直并未视其为宠物，还是当村狗在饲养。最初是锁着的，它的活动舞台也就链子长度的一平米左右。每天两餐，我吃什么它就吃什么。常常被我的麻辣风格弄得伸舌头打喷嚏，它也只能忍受。老廖偶尔带着一捆火腿肠来探亲，它就屁股摇得快闪腰了，抱着老廖的胡茬脸猛舔。看着它对老廖的亲热，我多少有些嫉妒。心想这家伙大肉吃腻了，还想喝粥么。

我每天是要懒觉的人，大早就听见它在窗下呜呜低鸣，抓耳挠腮急火攻心的样子。我一吼它，它便改成乞怜的神态。等我牵起链子，它便往门外拖，一出大门就在野地里翘起后腿遗矢，然后双脚扒灰迅即掩盖。原来它是不肯排泄在我廊下，才这样强憋着自己的。我也不知道它从哪里获得的这种教养和习惯，为了不影响我的睡眠，我开始为它解开绳套。这样它就可以随时在花园出恭了，但它仍坚持在最角落的地方方便，不给主人添麻烦。

它平时就在院子里散步发呆打瞌睡，静如处子；但偶尔发现有松鼠或者耗子翻墙过来，它却能动如脱兔，射箭般迎击过去，并发出恐吓的嚎叫。一般我是不许它进屋的，到了饭点如果我还在写作，它便会从帘下探头探脑提醒它的饥饿，但脚却不敢越雷池一步。我以为它已经养成不敢进屋的习惯，有时出去忘记锁门，等我回来才发现被子上印满梅花，它似乎报复般地在我床上过瘾宣泄。我拎着拖鞋找它上课，它似乎知道犯错惹祸，远远地窥视着我的行动，不尴不尬地故作轻松。一旦我追到它，它立刻卧倒等着挨揍，既不逃跑也不嘶喊，更不会反咬一口。我的手才举到半空，它的眼睛就吓得乱眨，缩着脖子皱着眉头，一副听天由命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无赖相。

相处久了，感情日增，我以为它乐不思蜀了，就放松了警惕。哪知某天来客，大门刚开，它便趁机窜了出去。我追赶着叫它，它也停步看我，但我一向前冲，它就撒开丫子狂奔。我岂能跑得过它，只能看着它远去。到下午，老廖抱着它回来，说它跑去客栈他的门口守候着。对于这样恋旧的家伙，我还真没法惩处了。譬之于人，这正是知道感恩和毫无势利的表现，我何能苛求于这个畜生。

七

老廖在大理整理写完了《末代地主访谈录》，就要回四川了。他想带着球球还乡去陪他的母亲，这时我才开始意识到依依难舍了。禅和子曾说：桑下不三宿。意味对一棵树也会生情，有情就难以破执，不破执岂能参透情关，顿悟成佛。对树犹需戒惕，况乎球球这样一个充满灵性的坏种。既然已经上了贼船，我还是决定把这个义父之责承担到底。老廖见我如此，遂将球球留给了我。

可是球球仍当老廖只是寻常的小别，逮着空子便逃亡出去找他。那时正好我也出游，平时交给邻居的房东在代养。房东十分着急，来电道歉，我让他们去老廖住过的段家园看看。晚上房东告我，果然在那里找到了守候老廖的球球。等我半月后回去，球球听我足音初到门前，便在院里惊喜撒欢，急不可待，似乎已看见一架排骨朝它走来。原来邻居房东也圈养着一只狼狗，每天只喂一餐，就只给玉米面糊。球球不能特殊化，口中已然淡出鸟来，看见我回，自然有种未被遗弃而重见天日的欣喜。

球球的天性原很纯良，且十分好客。每有客来，它比我还亲热激动。扑上去摇尾乞怜，舔手示爱，屁股扭出花来。即便十分眼馋，肉食摆在院里的矮桌上，它也只是围着转悠，从来不敢贸然上桌偷食。大家扔给它骨头，小的就迅速吞下，大的则立刻含着出屋。如果有人看它，就装作若无其事地漫步，一旦发现没人，立即找个隐蔽处刨坑，把骨头埋存进去。我常常笑话它，像一个省吃俭用的富农，对未来似乎充满了忧患意识。诗人梁乐却说，只怕它以为把骨头种进地里，来年就会长出卤肉来——一只狗也在耕耘着它的日子，偷偷期盼着意外的丰年。

很长时间来，它给我的孤独写作确实带来了乐趣。写累了，到院子里和它说说话，恶作剧地捉弄它一下；它尽管经常上当受骗，但依然每次听到召唤，还是畏怯地来到脚边，狐疑地等待我的新招。夜里，我就在廊下为它准备了一个纸盒做窝，但它更喜欢在躺椅上睡觉。半夜醒来，听见它在屋外鼾声如雷，仿佛院里住着两个醉汉，自然就少了寂寞。尽管这样的小犬，原无防卫和攻击能力，但是稍有异响，它还是会本能地勇敢扑出嗷嗷警告。在萧索村居生活里，人便多了许多安全感。

闲来无事时，我也会牵着它去古城游逛。一路走来它都要沿途撒尿，留下求爱的信息。但凡见着别家的狗，它都想上去亲热。有的大狗很凶，常常要追咬它，我也只能牵着它跑开以免受伤。看着它像一个情场上的劳模，孜孜不倦地奔波于途却求偶不成的沮丧模样，也不免联想到人世间的种种离合因缘，无端生出许多感慨。

有个女邻居苏苏抱着一只小母狗常来串门，把她那妖精穿得花枝招展，视同千金宝贝。蓬头垢面的球球，像一个波希米亚式的嬉皮去觊觎一个布尔乔亚的小姐，又不敢直接去生扑。连我都几乎想放下老脸，去帮它求苏苏把她的小母狗放到地下来，以成全它们一段交情。大家都笑话球球对情欲的执着，我只能惭愧地撇清责任说——这点，主要还是像它的养父老廖。大家嘿然。痴于情，而终老于山林，球球也许和这一代人真有默契之处。

八

老廖的书稿在兰登书屋出版，终于可以依靠稿酬，在成都的远郊按揭一套小房。这是他临近五十才在这个国家安下的第一个家，他得亲自回去筹款装修。那个冬天，中文独立笔会也决定给他颁奖，他再次来到了北京；而我也恰好回京。

头天晚上，他高兴地邀请我们一起在川码头喝酒，并要我们次日下午去某酒店参加他的颁奖大会——笔会已经在那里预订会场和几桌酒席。第二天我正准备赴会庆贺，却听周忠陵说，老廖昨夜已被成都有司来人给请回去了，会议取消。他已经多次这样被请回，我们也见惯不惊。我只能笑他，每次回程都能免票，真是国家给他的福分。

开不开会，奖都仍然是他的，原不足怪。我奇怪的是他出狱多年，却至今不能拿到护照。他的户口一直还在重庆涪陵，本人早已四海为家。许多年来除开埋头写作，他确实没有再犯天条。但是只要他去涪陵警局申请护照，声张他的合法权利，便要被驳回——借口是出入境管理法某条：出国可能威胁国家安全者。

我实在想象不出，这样一个成天背着箫和口琴以及铜钵到处飘零，只知道文学和音乐的人，究竟对他的祖国构成什么威胁。有一批维权律师准备义务为他起诉，但我深知，这样的行政起诉，法院根本不予受理。如果他选择像老百姓一样赴京上访，那不仅于事无补，反可能被友好地送进医院去治疗——这样的事，年来并不鲜见。他对此只能无奈地说，出不出去原不重要，反正每年去申请一次，已经十几年，只当是在做个行为艺术了。

就在07年的冬天，我和余世存为包遵信先生送行书写挽联，又聚在了一起。世存是我的老乡兼故交，也是一个非常纯良的男人。他是八十年代末的北大中文毕业生，本来分在国土资源部工作——对许多人来说，这恐怕正是攀附权贵的良机。但是他却最后选择了辞职，去做了90年代影响中国甚多的《战略与管理》的主编。后来杂志停刊，他也就成了自由撰稿人，是为数不多的坚持独立立场的民间思想家之一。

我知道他在北京的生活，实难回避酒局和警局。凡有风吹草动，就有穿制服者要来为他站岗放哨，陪他买菜聊天。还有很多晚辈后学，也会来向他请益。他是嗜书之人，原本无意江湖纵横。我便撺掇他也去大理读书，私心也想多个可以寒夜过访的酒友。他原也去过敝院，颇多同慨，当下就决定徙居大理。很快我们就在南村，寻到了另一农家院落，相去我的寒舍，也就几百米。我们就算随时可以“隔篱呼取尽余杯”了。

最重要的是，我又为球球找来了一位绝佳的教父。这小畜生似有灵感，看见前仆后继的父亲接踵而至，心下窃喜，初见世存便屁颠屁颠地巴结不已，仿佛它从此也有了社保一样。

九

世存也是靠微薄稿酬生活的人。但更多的时候，他那些啼血之作，反而是无法在自己的国家换取稻粱的。他为人谦和恭谨，处世却贫贱不移威武不屈，属于那种温良之中傲骨铮铮的另类知识分子。相比起我的顽劣和粗糙，球球似乎更喜欢和他相处——他几乎从来不厉声训诫这个沉默的小友。

人与人相交，讲究的是情味相投；其实人与动物之间，也有一个气味相投的缘分问题。球球对寒舍的过客，绝大多数都一见如故，也有对一些来访者充满戒备的时候。两三岁的它，几乎像阅人无数的长亭老树，用它的鼻子即能判断人间的敌友和善恶。通常它远远地打量来人，用它那暗藏智慧的忧郁目光表示不屑于亲近的态度时，往往也能契合我内心的情感。

世存和球球相看两不厌，当下定交成了朋友。他的房东原本也给他留下了一只小狗，但他左看右看就是没有感觉，还是退给了原主，却要求和我一起分享对球球的抚养权。反正这玩意又不是老婆，弟兄们要分享自然可以同乐。于是球球便得以东家吃西家住的两边享福，我们反倒像它的大房二房了。

我一般对球球实行的是圈禁政策，也就是院门长闭只许在院落里活动，而且不许进客厅卧室。要带它出去，也是要戴上项圈链条的——有点像个严父，怕孩子混社会受到伤害。有几次它暗渡陈仓出去撒野，我和梁乐满村子寻找，在苍山下呼喊，但凡有母狗之家便去小心哀告；那种凄惶和担忧，确实如孩子走失的老人。

但是世存对它却一开始就采取的放养制度。他的院子略大，为了节省和吃放心菜，他们小两口竟然在那薄土上开荒种菜，真正过起耕读生活来。球球在他的院子出入自由，活得像一个散仙，就开始变得野性起来。经常一出去就是整天，也不知到哪里鬼混，到半夜才回去敲门。等轮到在我的院子小住时，它一旦偷跑了，半夜却总找回世存那里。如果那里敲不开了，才会到我的门边守候。

有一次它走了两天，我和世存都开始担忧它被拐卖，内心感到揪疼之时，它又疲惫归来了，我们都无法想象它经历了怎样的逃亡和历险。我喜欢喝斥它，而世存则习惯对它轻言细语。因此它便更愿往世存家跑，更喜欢世存这样温润如玉的慈父。我知道它的善良和弱小，也了解这个社会的险恶，因此总是担心它还没有自我保护的能力，容易在流亡的路上遭遇伤害。村民们流传乡下有专门套狗的人，即便是凶狠的狼狗，他们都能用一种秘方默默引走。像球球这样从不攻击他人且长得像一锅肥肉的家伙，岂不是人狗皆能看中的下饭菜。

果然未久，它的第一次险情便出现了。

十

去年春末，我把球球全托给世存，自己则去了四川灾区搞社会调查。孟夏我回大理小憩，世存吆喝着球球回来，它一见久别的我，仍旧激动非常，拥抱狂吻真正如劫后重逢的恋人。饭罢世存回去，有意让它留下陪我盘桓几天，它却自以为是地要跟着世存，像一个撵脚的孩子。我想它是对我这种飘萍无据的生活感到害怕了，才更想有一个稳定的依靠。

世存走后，它一会探头进来呜呜唤我，一会又去拍院门，看着它那丧魂落魄的样子，我虽有些失落感，但也感到些许不忍。我不能把我的爱强加给它，它在世存那里爱上了自由，连人体会到自由之后都不甘被奴役，况乎一只天性自由的畜生。于是次日大早，我便为它打开了锁链，它则立刻飞沙扬尘地逃向了苍山田野。

我只要院门开着，它也会经常回来看我，经常晃悠一圈又扬长而去。一天，世存告我，球球受伤了，走路蹒跚且再不愿出门，神情有些畏怯甚至恐惧，召唤也不爱搭理了。我急忙过去探视，发现它毛上有血痕，屁股上有伤口，右后腿在奔跑的时候要悬着了。显然它受到了侵犯，眼神中满含落寞和委屈。

我和世存都不是养宠物的贵族，也不知道如何为它疗伤复仇。它和我们一样命贱地苟活于此恶世，内心的伤痛都只能依靠自己和时间去疗治。我们唯一能做的，只是和它同甘共苦，一起寒泉配食，箪食瓢饮；也许其它的人畜皆不堪其苦，然而“回也不改其乐”。除此之外，本质上我们都活在各自的命途中，谁也不能彻底拯救谁。

球球尚未痊愈时，我又去了灾区。后来听说它伤口愈合，快乐恢复，只是不得不掂着一只脚去追寻它的爱情了。再后来到了年前，它一去不归了。世存像往日一样信任它还会倦游还家，总在寒夜倾听它可能的跫音和剥啄叩门，但是这次它真的销声匿迹了，幻影一般迷失在逃向自由的路上。

一只狗来到人间，遭遇了三个并不足以带给它娇生惯养生活的父亲，悲剧似乎就是命定的。它不能选择它的运数，就像我们无法选择自己的祖国。我们生于斯长于斯，默默地忍受着生活，平静地面对着伤害，安详地等待着结局。像球球一样，在乱离的岁月中随处颠沛，时而戴着锁链，时而自我圈禁，但时而也在品味着挣脱逃亡的自由欢愉。加缪曾经说——我是我自己的囚徒，时刻流放在自己的祖国。偶尔想起球球和这个世界的许多朋辈，仿佛正是对这个时代的某种注解。

寒冬将尽，此刻是京都初七的黎明前夕，酒阑灯灺的夜空显得更加暗黑而迷离。沉沉大野啊，一只狗，你将走向哪里？我唯在这些薄醉的余生里，和我的弟兄一起分担这种伤悼，以纪念它那些日子的守护和偎依。

2006岁暮致我的所有看官

总是在忧惧之中辞旧迎新。

所谓的新岁于中年后的人生，实在仿佛一张强从窗棂外挤进的鬼脸，乃是不请自到的催命判官。桌上的时钟总会在这样的寒夜开始读秒，那嘀哒的跫音一如岁月的檐溜，正一点一点滴水成冰。于此今夜独听，则更恍若骨节的寸断，在心底里必将隐忍那锥心的剧痛。

我知道，此刻在我的故乡，在我所经过的多数地方，在你们的城市，雪花的飘飞好似某种默契――－我们都在分担这种岁暮的寒冷。我无法想象，如果没有你们的担当，这个世界的冷就会迎面吹进我的骨髓，我一定会提前被漫无边际的严冬所雪藏。亦如我这搭建在江湖之外的衰朽兵栈，假若没有你们的偶然过访，我则必如被世界遗忘的古代戍卒，定将在自敲自听的寂寞更鼓中坐老天荒。

因是我要双手合十，感谢你们。

你们也许是我杯酒倾盖的老友，也许是我陌路订交的新知，仅仅因为一种渐渐失传的高谊古风，你们才会来此白云深处，造访一个被时光弃置的旁门老兵。我无法揣知你们雅号背后的真实容颜，但每一行留下的足迹哪怕是惊鸿一现，也同时烙印于我的心窝，并在孤寂生涯里回漾起感慰的涟漪。

许多时候，我就像一个在地铁拉响喑哑弦索的盲人――繁华世界在我所不及的头顶，苦乐兼备的音符暗蕴于我的胸中。为自己独奏是生命多数时候的无奈，但偶然驻足的路人，其倾听一耳所隐含的悲悯，却正是这些落寞歌者赖以苟活的春温。

坦诚的说，我需要这种施舍――只有那些貌似强大的人才会回绝施舍。我们不幸生活在一个邪恶的时代，个人不足以抵抗遮天蔽日的黑暗，于是善良人只好互赠一句良言，传递一席真话，来作为难友接头的暗号。我们借此互相辨识仿佛找到前世的胎记，遂可以彼此搀扶着走完今生。

我没有什么可以回报你们――除了友谊和道义。在此虚拟的客栈聊供逗留之外，在彩云之南我还为阁下预备了一个真实的“茶隐村舍”。倘若仙踪所至，虽然樽酒家贫，然亦足供盘桓。

谨此遥祝列位，岁岁年年永远顺心，永远不被伤害。

旁门兵栈主人 野夫稽首

香格里拉散记　

一

我和李亚伟坐在成都的阴云下喝茶，五泡之后水淡如鸟，人也有些无聊了。赵野恰好来电——野哥，快来香格里拉。亚伟说：喊你日马去斗地主，他和默默二缺一。

亚伟才从那里回来，他们哥几个在那开了个客栈，唤作“上游生活”。可能生意没起来，就只好窝里斗——拉哥们当地主玩儿了。人嘛，不做无聊之事，何以遣有涯之生。在高原蓝天下过一回散仙日子，也不是没有诱惑。于是，次日我就去了。

进门就看见北京老友温老大温普林也在，就感慨人生何处不相逢，还没来得及交换流浪的方向，默默那厮就已经把牌发好了——先打三百杀威棒才开始喝酒。深夜，云南作家范稳又带着一个藏族朋友夹着牦牛干巴和几瓶青稞酒来，接着又醉。

赵野是来筹拍电视剧《香格里拉》的，大家伙要调研，下午州里派了个车，送我们——赵温范默我五人去德钦。我原不想去，赵说要去茨中教堂，我一下心动——我知道这个深入藏传佛教腹地的天主教堂的一些故实。对这种文化奇观，我还是不想错过的，于是拿件衣服就上路了。

这条路原就是赫赫有名的茶马古道，现在叫滇藏公路，那种险还真是让我一路揪心，三江并流的奇特地貌就在此段，翻完白马雪山，不远就看见神圣的梅里雪山了。每个人都被这神山惊呆了，我和默默是初来，更觉肃然起敬，一起下车看山。

梅里雪山藏民唤作卡瓦格博，汉人又叫太子雪山，相传是文成公主进藏时，路上私生的一个孩子化作的神山，这是地球上唯一未被人类征服的山。日本登山队已经在此留下了数具尸体，关于它的传说则更是令人咋舌，而我们竟然有幸看见了它十三峰的真面——云屏一扇扇渐次打开，我不能用语言来糟践那种奇美——当地人相信，无缘之人是难以遇见这种福报的，它常年皆在云雾之中。

看来这样的起步是有福的，我们这群中年浪子在神山前都变得严肃了。

二

德钦县城就在梅里雪山下的夹皮沟里，远远望去只有一条街，进城看还是一条，倾斜40度左右，很陡，长不过公里，两头分了几个岔而已。我们被安排住进彩虹大酒店，范稳是本省的名人，他写的长篇[水乳大地]正是以这里为背景的，所以和这里朝野皆熟。

首先来张罗酒食的是当地的藏族诗人扎西尼玛，一个黝黑的康巴汉子，来陪的宣传部长是位女士，也是藏族，却只三十出头的样子。主菜是土鸡炖野蘑，再配以青稞酒，很容易就把我们麻翻了，更别说扎西的藏族歌曲，在黄昏的高原显得那么单纯和高野。

饭罢作别部长，我提议哥几个去转转街，爬不动坡只好往下走。街头有个小桥，横跨在雪山下来的一道涧上，哗哗的急流惹得人就有了尿意。夜色初降，大家便站在桥上泄酒，一时竟有孩童时代的快感。

温老大是北京的名流，是80年代实验话剧和行为艺术的发起人，他所策划的包扎长城的大型行为艺术，在当年曾经轰动海内。他二十几年来频繁进藏区，与僧俗皆结下了许多胜缘，所拍的[天葬]纪录片，在海外获得过许多奖项。这厮也是个老顽童，骑马摔坏过腿，现在走路便显得路不平。

赵野是80年代四川的诗人，第三代诗歌的中坚和命名者，现在是北京著名的钻石老五。他原来在迪庆有投资，做过些善事，这里的官员对他则较熟悉。

默默是上海诗人，撒娇派的领军人物，著名诗歌活动家。他在上海有个书房，藏有近十万册书和几张床——据说床上睡过中国诗坛的大半个江山及其情人，我便叫那里为万人坑。

就这么一伙人，开始了香格里拉圣地之旅，似乎有点滑稽。

三

德钦面积不小，但人口只有八万，县城就住了八千，海拔三千多米．稀稀拉拉的村落沿澜沧江两岸散开，山高江深，确属苦寒之地．往西北走，就是西藏的盐井和芒康，道路更加不堪．

去茨中的路只要下雨，泥石流就会断路，我们只好在县里多呆一天．好在默默接到个女生电话，是上海来的驴友，要往西藏去，已经到了德钦．我们皆大欢喜，急忙说喊来同吃同住吧．虽然狼多肉少，到底聊胜于无．一会儿，果然来了个清秀的女孩，默默介绍说叫小白鱼，是他一哥们的前女友．我们说没关系，在路上，现女友也不怕．大家就笑．女孩是小学英语教师，老背包客，见得多，经得起玩笑．大家说还是改叫财鱼吧，她说怕太阳，我们又坏笑－－想起太阳的文言称谓．

驴友或者背包客，是今天社会的一个时尚，指那些单身上路的旅游人．他们一般通过网络或各地的青年旅馆联系同路人，一起不分男女同行同住，以便分担费用和旅途的寂寞，当然也有安全考虑．财鱼能跟我们走一程，彼此皆高兴，几个老头又多了许多谈兴．

下午到飞来寺去对着梅里雪山喝茶，突然就看见了日本登山队的群墓．当年他们登山时，当地人极力反对－－这是他们的神山，他们不想任何人去亵渎．那是一个绝对不会雪崩的季节，结果大雪还是掩埋了这些自以为是的勇士．奇怪的是他们的尸体却在几十里外的冰川被找到．

现在当地人还在秘密传说，是卡瓦格博神发怒抖了一下肩膀．反正至今没有人类登上过此山，即使它只有五千多米，远远低于珠峰．州里准备立法，再不许任何人攀登．许多无神论官员到了这里，往往也学会了尊重此地的民俗．

四

太阳在雪山的反影渐渐消逝，温老大和范稳带着几个男女赶过来喝酒。除开扎西外，还有本县图书馆的馆长伦布，美国大自然保护协会的马建中及他的女博士助手。大家边饮边聊，不知怎么就扯到马骅身上了。

马骅是天津人，复旦大学毕业，也是个诗人，曾经主办过诗生活网站。2003年厌倦了城市生活，忽然就来这里当了志愿者。他执教的小学就在梅里雪山下明远冰川边，刚好是扎西的故乡。他没有报酬，但给这个村小带去了许多新的东西，他和扎西及伦布等人一起组织了卡瓦格博文化社。2004年他进城为孩子们买粉笔，搭便车回校时，车翻进了澜沧江，藏民们自发地沿江寻找，江边上插满了经幡，孩子们哭红了眼睛，他却连尸体也交付了急流。

在德钦，几乎无人不知道马骅，全国的媒体在他死后忽然热闹起来，最后他被滑稽地追认为党员，只有他的朋友知道他是个自由主义者，纷纷在网上撰文抗议——一个生前从未申请的人，死后却要横遭唐突。

默默原与他很熟，扎西和伦布是他在这里留下的诗与爱的种子，我从这两个藏族兄弟身上，则看见了他那一脉书香还在经久相传。我找到了一封他最后的书信，在此转贴——

7月10日下午五点多，所有科目的考试都结束了，我和学生搭车回村。

车子在澜沧江边的山腰上迂回前进，土石路上不时看到滑坡的痕迹。江风猎猎吹着，连续阴雨了一个月的天气突然好起来。落日在雪山的方向恍恍惚惚，神山卡瓦格博依然躲在云里。挤做一团的二十多个学生们开始在车里唱着歪歪扭扭的歌。薄薄的日光时断时续地在车里一闪即过，开车的中年男人满脸胡楂儿，心不在焉地握着方向盘。学生们把会唱的歌基本全唱了一遍，我在锐利的歌声里浑身打颤。

有一个瞬间我觉得自己要死了。这样的场景多年以前我在梦里经历过，但在梦里和梦外我当时都还是一个小学生。《圣经》中的先知以利亚曾在山上用手遮住脸，不敢去直面上帝的荣光。在那个时刻，我突然想起了遮住自己面孔的以利亚，我觉得自己不配拥有这样的幸福。

两天后，我们在学校里为四年级的学生开了简单的毕业典礼。我跟他们说了些他们可能无法理解的动感情的傻话。学生们都哭了，我却奇怪地保持了平静。

雨季仍在继续，难得看到一两眼太阳。而一旦出了太阳，就是一阵暴热。我要离开村子一段时间，到周围的地方去转一下，冲淡一下我多少有些可笑和矫情的感伤与自我感动。

不久前，我为村里和学校写了一份资金申请，托人递到州财政局，让他们拨些钱为学校建一个简易的篮球场作为学生的活动场所。前几天，申请被批了下来，顺利的话，暑假期间可能就会动工了。这个消息很让我高兴。

不管怎么样，我到这里已经整整一个学期了，生活在经历了一个巨型转弯之后，震荡和晕眩都还没完全平复下来。短暂的出去走走也许会有好处。

祝各位每天进步！

五

马建中是个儒雅的藏族知识分子，我奇怪他为何叫这个名字，他说上小学时，他们那个霸道的汉族老师喊不清楚藏名，就直接给每个孩子命了个意识形态很浓的汉名，入了学籍，只好用到现在。我终于明白了为何这里许多藏民都用的是汉名，这是一个时代的伤痕啊。

他就生长在迪庆．他说小时候就一心想考出这大山，他认为凡是能到北京去的就肯定是伟人。后来他考进了北京，觉得很失望，就想再走远些，又到美国读博，读完了还是发现没意思。后来他联系了美国大自然保护协会，又受命回到了故乡。他终于重逢卡瓦格博神山时，跪倒尘埃，放声大哭起来。

该协会的总负责人是美国现任财政部长，曾经许多次以民间身份来考察本地，和他在一起吃每餐三五元的饭食。他说本来是大自然在保护我们人类，我们岂敢妄谈保护自然。他现在在做的事情就是给每个神山修传－－把老百姓世代相传的对自然的敬畏传下去。这样一种文化深入民心了，还需要你去圈地设网保护吗？

他的教育本不嗜酒，也许见到几个还能勉强理解他的人，便不免多了兴致。那夜他与我推杯换盏，又不断地高唱藏族歌曲，最后被扎西扶了回去。

他的妻子在昆明，他本可以在都市像许多海龟那样，做买办或者政府高参，混一个富贵荣华。他却回来了，在这样一个寂寞小城，默默地完成着自己良心的使命。我常想，有勇气不衣锦也还乡的人，是真正的高士。相形之下，我见出自己的小来。

六

夜里回到小城，大家谈兴犹浓，不忍散去，遂决定再到酒吧继续喝。

酒吧是藏式的，是伦布的妹妹开的，一个戴着眼镜的藏族姑娘---我很少看到。恰好那天是伦布的生日，大家买来蛋糕又开始狂欢。伦布和扎西都是那种很腼腆的男人，我们这一伙则迹近土匪。但酒是一种燃料，对各个民族的男人皆有殊效。

我非常喜欢藏族歌舞，更欣赏他们随时想唱就唱的那种自然。扎西和伦布起舞开唱，然后又把歌词翻译给我们---

我喜欢白色上面再加一点白

就像晶莹的雪山走过一只岩羊

我喜欢绿色上面再加一点绿

仿佛翡翠的松林落下一只鹦鹉

我对藏族民歌的歌词情有独钟，是因为他们总有一些奇怪的想象和修辞，比如：当雄鹰飞过的时候/雪山已不再是从前的模样/因为他那翅膀的阴影/曾经抚过了石头之上。这种民歌和我们内地相比，明显具有许多现代诗歌的味道。

我们的歌声吸引来了一对藏族父子，他们衣衫褴褛、满面风尘，抱着弦子来要求为我们弹唱。他们来自遥远的后藏的日喀则，一路行吟卖唱只为要来转一转卡瓦格博神山。现在他们的心愿已了，要唱出回家的路费。他们的歌声更为苍凉嘶哑，那个小男孩的嗓子发出某种奇怪的弹音，令我心酸不已。在藏地，你随时可以邂逅这样的朝圣者，他们用一生的积蓄，用漫长的时间，去千里万里地完成一桩你难以理解的心愿。面对这样的大地苍生，你无法不俯首低眉。

七

我们五个男人，分住三间房，其中必有一间多出一张床，正好可以安置财鱼。但问题是谁去当这个驴友，谁敢冒这个风险---要么独占春色，要么备受熬煎---这实在是个赌局。因为这不是可以事先和鱼商量好的问题。

钱钟书先生描写过"甲板上的爱情"---从一个码头开始，到下一个码头结束---这或者是今天许多背包客的暗怀动机，但我们又与此不太相同，这是个天外来客，而且我们哥们之间又太熟悉。既难以高尚到让贤，又不会卑鄙到抢先，还不会平庸到互相比着坐一晚上，那该如何是好?鱼已经拿着钥匙牌先走了，大家看着剩下的钥匙发笑。

酒不能再喝了，明天还要赶路。大家开始讲黄段子营造气氛。范稳说一个大车司机独自开车从德钦到香格里拉赶夜路---这是一条孤独危险的路---果然他就遇见一个藏族汉子拿枪横在路上。他只好下车给买路钱，可人家不要。他问要啥，人说把你那东西掏出来，他只好掏出，人说打个手铳，他只好打出来。然后说可以走了吧。人说再来一次，没办法只好又来一次。人问爽吗，爽。再来一次，他说哥，实在不行了，你把我杀了吧。那劫匪吹一声口哨，从林中出来一个绝色美女，匪对司机说---你，把她带到香格里拉去，她是我妹妹。拜托。

大家大笑，好主意，可谁愿来扮演那个可怜的司机呢?

八

迪庆自治州仅辖三县——香格里拉，德钦和维西傈僳族自治县。茨中是个村子，属于德钦的雁门乡。去路完全沿着澜沧江走，柏油路面但不宽，但弯多路险，几乎像在云中盘旋。稍有闪失，就会滚进悬崖下的急流。

我是开山路的老手，也曾经开过川藏北线，但仍被眼前的路吓得不敢往边上看。关键是江水滔滔，都是雪山下来的冰水，下去则是万劫不复。每年都有特大车祸，且都在其中十多公里的一段发生，一死几十人。按藏俗，每死一个，就在江边插一面白旗，有一阵子，那段路白幡飘摇，让所有的过客皆心惊胆寒。县领导也怕了，请来八方活佛念经做法，最后又在那段路修了13座白塔镇邪，这样一直到现在才没再出车祸。

许多事情就是这样不可解，我欣赏这样的官员---敢于承担政治风险，冒犯无神论的原则，尊重民俗，为苍生做点功德无量的善事。

茨中教堂的委托管理者吴贡底老人就坐在我们车上。他来县里办事，刚好可以带我们回村。他是个地道的农民，文革前在县里读过初中。因为信教，也因为出身富农，年轻时吃过许多苦头。90年代，政府落实部分宗教政策，拨款维修了教堂，由于昆明教区派不出神甫，就委托他负责管理。无论政教两方，皆无任何经济补助。他作为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当然也自愿为主服务。

他有一女两男，长女就翻车死在这条路上，留下一个被医生打针打傻了的儿子由他这个外公抚养。长子叫约翰，次子叫彼德，当然都是教名，用的圣徒的大号。他家两栋二层木楼围着个小院，四面皆种着各种果树。院子下是牲口棚，喂着猪牛。在当地，这就算中等人家，有一份自足而体面的生活。

楼上有客房，因为近几年来参观教堂的游人多了，他家还兼作客栈，在留言簿上被称做红玫瑰。名字由来是他家自酿的红葡萄酒非常好，且一直栽种的是当年法国传教士带来的红玫瑰品种。屋顶上装了太阳能热水器，有专门的盥洗室，只是厕所和所有的农家一样，难以下派。

九

从吴家到教堂约两公里，整个村子也就沿江散居着，不到100户人家。村中有藏，纳西，傈僳，白，回，汉等多个民族，以藏为主。共同通用的是藏语。信天主教的占九十多户，信藏传佛教的有几户，东巴教由于信众少，在文革中被基本打压，现在难以恢复。有一两家分别信天主和佛教，却也互不相涉，可以和谐共处。

虽然没有神甫，村里至今仍保持每周日到教堂做礼拜的习惯。凡是重大的教节，则更要举行隆重的集会。没有神职人员，村民则自己推举年老且还仍能使用藏语讲经布道的乡亲，自行组织，经年不废。吴老汉对此忧心忡忡，会讲的老人日见稀少，他们又没能力再将这些经书翻成藏语，用汉语讲本当地人又听不懂，这一线教脉他不知如何才能世代相传。

他对我说——托主的福，他家年年果粮丰收，他还成了州政协代表，去过一次北京参观。他希望教区能早日派来神甫，但现在，他只能用汉语来记录那些老人的藏语经文。他拿给我看那些只有他们才能听懂的汉字藏音玫瑰经，我竟然如对天书。我为老人的可怜努力深深感动，我想假使罗马教皇知道在遥远的东方佛地，还有这样一个藏族农民，在执著地传播他们仅知的那点福音，他是应该为他封圣徒的。

教堂是村民相对集中的一个地方，旁边还有一个香港富婆捐赠的小学，孩子们在其中歌唱。教堂完整地保留着它的法式建筑风格，进门是四层高的钟楼，然后是可容百人的殿堂及讲坛。彩绘玻璃窗和顶棚都基本完整，耶稣和圣母等塑像仍然各归其位。每个地方都干干净净，可以看出老人的深心爱护。庭院里还空着许多房子，院墙都是大理石，在100年前这样一个闭塞的小村，我难以想象那些法国传教士曾经怎样的困难才完成这样一个不朽的建构。

教堂前和右边是几亩地的葡萄园，那些来自法兰西的种子至今依旧在这片土地上开花结实。园子中还有几棵大树，浓荫覆盖着两所小坟——都有石碑，一有名，一无名，但他们都来自法国。

十

我在那神甫墓前仔细辨析着那些斑驳歪斜的铭文，显然这是后来补刻的．村民只知道其中一位叫伍许东［汉名］，卒于１９２１年，来自法兰西．另一位据说逝于４０年代，烽火乱世，连名字也不曾留下．他们的故土则肯定早已遗忘了他们的一度存在，不知罗马教廷的陈年档案中，是否还有他们灰暗的记录．

伍许东应该就是最早来到茨中的那位神甫，但他不是最早走进这片河谷地带的使徒．早在１８６４年左右，这里就由天主教康定教区派来了首批传教士，并在旁边的巴东和茨姑两村设立教堂．我今天已无法想象，那些使徒是怎样在这片藏秘的古老土地上落地生根的．因为即使眼前，藏民对佛教的虔诚崇信都是深入骨髓的，几个形貌古怪语言简陋的洋人，何以敢在此地来吸纳信徒．

我们今天仍然可以看到，这个所谓文明世界的基本冲突，依旧还是宗教的冲突．连同一教里的不同派系，彼此也打得一塌糊涂，更不要说横跨欧亚大陆的两种完全无关的宗教．当年的罗马教廷在最初了解到西藏这块神秘大地及其秘宗信仰后，是决心要再次东征，将自己的一神论推广普及到他们眼中的蛮荒之地的．他们从各国招募自愿者［神职人员］，送到打箭炉［康定］培训，学习汉语和藏语及礼俗，然后从川滇两路出发，一站站地设堂传教，向拉萨合围．

虽然他们不再采取当年十字军的野蛮血腥方式，虽然佛教又天生具备忍辱包容之心，但毕竟从种族，文化，习俗，语言到宗教都相差太大，最初的矛盾必然在所难免．于是，到汉地开始闹义和团要灭洋扶清时，这里也莫能外，也开始烧教堂驱洋人了－－－史称＂维西教案＂和＂阿墩子教案＂［德钦古名］．

这是１９０５年的往事．后来的情形和汉地无异，清政府派兵弹压，云南出让采矿和开办铁路权，赔款重修教堂．于是，伍许东被派到了这片满目创痍的澜沧江河谷，他要在那些还在渗血的心灵上，重建他的天堂．他放弃了原先的旧址，看中了茨中这片上帝的小土地，开始了他长达十年的筚路蓝缕．

十一

2000年10月，罗马教廷为在中国前后死去的200多传教士封圣——这只是众多死者的一部分。他们有的死于老病，有的死于教案，还有的被新政****。我国政府对此提出严重抗议，指责那些人多是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先锋和走卒。

这，正是我们迄今仍然坚持的主流意识形态。而且，由于多年定于一尊的教育模式，这种观点已经深入广大人心，成为我们所谓的爱国主义标尺之一。谁想在此问题上做翻案文章，那肯定是徒背朝野骂名。

那么，西教[此处仅指天主教和基督教]究竟是从何时又是如何进来的呢?为什么它让国人误解甚至衔恨至今?我们不妨来简单回顾一下这段中西宗教交通史——

零星的资料认为汉朝即有耶稣的门徒来到华夏，而信史则公认在唐朝贞观年间，那时叫"大秦景教"。大秦即罗马也。之后一直未断希望前来布道的散客，到了明朝，利马窦，汤若望等教士，终于渐渐摸清中国人的脾性，通过向皇帝行贿小礼品，带着一点科技，天文和医学知识，开始敲开了宫廷的大门。传教得以合法进行，大臣徐光启等也曾受洗，传教士才开始批量进入。

到清朝康熙帝，因为偶像和祖宗崇拜问题，儒生们觉得西教会破坏中国的人伦传统，开始和传教士吵架并向皇帝告状。康熙帝难辨是非，干脆禁止外人来华传教。一直到道光年间，教士们都只能悄悄在澳门活动，偶尔到广州私下传播一下。

鸦片战争本与这些罗马使者无甚鸟干系，但其结果却是在清廷割地赔款的前提下，还必须允许各国传教士自由传教——这就难免把西教一下子栓上了耻辱柱——他们是和鸦片及坚船利炮一起被强行推进来的。更有个别教士因为精通英汉语言[那时这样的主儿不太好找]，被拉去做了不平等条约的书案，这就似乎更难辞其咎了。

可是有几人知道，绝大多数传教士都是反对英国的对华鸦片贸易的。正是他们在民间看见这一毒品对生民的祸害，才屡屡发表报告，向英国议会及国际社会揭发和抗议，最后导致英国决定在1908年终止鸦片贸易

十二

当然，吴贡底老人并不清楚这些前朝往事。他只知道他的曾祖父来自西藏昌都，那时，这里的神甫从土司手里买得大片土地，无偿邀请那些失地游民在此安居耕种，只要求他们为教堂提供一些服务。他们病了，还可以从神甫手上获得灵药，遇到灾年，还能吃到施粥。他们没有理由不相信这些洋人也是善人，尽管也有喇嘛说他们是魔鬼。

穷人只相信肚子的感觉。慢慢地他们开始接受神甫的说教了，也不再到寺庙里烧香了，直至最后接受洗礼。而这个村子也由起初的九户人，渐渐团聚到几十户。至于村里还有人信佛或者信东巴，神甫也不格外排斥。而民国时期，连最高领袖都是教徒，自然也没有人再驱赶这些洋人。一切仿佛都在这个山谷里和谐起来，一如那些法兰西的葡萄，不择土地，同样在此酿出酒浆。

但无论耶稣还是佛陀，都不能保证人间没有乱世。50年代初，这里最后一个会说藏语的洋和尚接到了驱逐令，他必须像他世纪初的前辈们那样，匆匆撤离这块他已经倾注无限感情的土地。淳朴的村民不谙世道的颜色，牵马相送，茫茫雪山上留下的乱离的蹄痕，很快又被新一场深雪覆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