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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三曰蕨粑。原材料也即蕨根粉，在搅糊时兑以剩饭，凝结晒干，食用时切片炒肉；肉最好是乡民放养的山猪，用柏树枝加核桃壳熏制的陈年火腿，兼及肥瘦。当然这道菜，一般则只在逢年过节的席面上才会搬上。

蕨，原是山野间的一种寻常植物，但早在商周时代，就已然进入中国人的食谱，其学名谓之“薇”――它几乎贯穿了我们整个文学史。商遗民伯夷叔齐兄弟，“义不食周粟”，躲进首阳山中，靠的就是“采薇”而食。之后的诗人呼喊着“采薇采薇胡不归”且“长歌怀采薇”时，已经不再是灾年里的口腹之念，表达的却是一种隐逸的悬想和对当朝者的不合作立场。也许正是因为有“蕨”在漫山遍野的卑微存在，才能使得代复一代的读书人还能勉强残留一点决绝的风骨，在饥饿的肚肠和空虚的精神之中找到最后的依赖。

多数人在荣辱沉浮的命途中，都会忠实于童年的味觉――这是一种构成出身的元素，同时还可能是一种人生的底色和立场。毛泽东位及九五之尊，万变不离的还是红烧肉和辣椒，一份乡村小地主家的食品趣味，大抵也决定了他一生的选择。而晋朝时的大官人张翰，则可以在秋风起时，因为想念故乡的鲈脍莼羹，自谓“人生贵得适意耳，何能羁宦数千里以要名爵”，然后竟然挂冠归去。

许多年以来，我像米兰昆德拉所说那样――从一个酒杯走向下一个酒杯――似乎已经尝遍了生活食色。贫困童年时垫下的野蕨村蔬，仿佛一直耿耿于怀未能被尘世的珍肴所消化，且固执地在我飘浮失重之际，提醒着我的味觉。也许正是那些古老的养分，一直支撑着我的身心，使我在怀乡的饥饿时分，要不断地反刍这些隔年的粮食。

不黄不足以平民愤

1

话说公元前720年的古希腊奥运会，人类尚未发明正式短裤（注：人类女式内裤的历史迄今不足300年），运动员上场只好扎一个兜裆布。一位唤作奥耳西波的爷，跑着就跑丢了，人们看见他象腰缠钟摆一样，顿时哄堂大笑。但他却坚持到终点，所有的人皆为之感动并从中发现人体巨大的美――从此，古代奥运会皆统一裸体比赛。

现代奥运会却穿上了裤子，而且最初女游泳运动员还必须穿湿重达30磅的连衣裤参赛――这就是所谓文明进化的重负。

20世纪中下叶，似乎全球许多地区皆开始了一场性觉醒运动。比基尼像原子弹一样诞生，我们终于可以坐在电视机前，一边看女子沙滩排球的前仆后滚，一边看她们悄悄从短裤内抠沙的奇妙风景了――这真是人类自娱自乐的一道声色大餐啊！

2

从以上故事破题，是想藉此谈谈我们本期《黄客》的主题――饮食男女。

这个现在近乎敏感的话题，其实我们的老祖宗却看得比我们明白。“食色，性也”，“好色之心，人皆有之”，“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说的都是这个理――人类与生俱来皆有对于色情的一点享乐奢望。这虽然是人的劣根，但也正是人的可爱之处。

但男女之防，由来已久，且中西皆然。把“色情”这一正常的人类欲求，贴上“黄色”的标签，并加以扫之限之，应该也算是西洋的发明。英国在1894年创刊的《黄杂志》，以及企鹅出版社推出的一套黄色封面的小说丛书，因其内容多涉两性，而被媒体嘲之为“黄色读物”。从此，黄色即等于色情，色情则视同罪恶，以至于我国政府发展出“扫黄办”这一机构，实在又是人类文明衍生的一道奇怪景观。

3

许多年来，文艺作品一旦被冠以“黄色”，后果则众所周知，但关于“黄色”的法律界定，却几乎从来模糊。只要某部门某领导稍觉面红发潮，即可定案，你要找谁翻案，竟也找不到适用律条辩诬――对一个文明法制国家来说，这就显得荒诞了。

还得要说美国人聪明，他们最先意识到这一模糊领域所造成的对人民的不公，于是决定修订司法解释。一群健康男女在一起研讨，比照自身的人性诉求，得出一致结论――淫秽为罪，色情非罪。这一界定可谓人类文明的又一伟大进步，它保证了广大正常成年男女的合法权利。就像伟大的“橡胶小雨伞”的发明一样，成为人民业余嗜好的法律安全套。于是，《花花公子》可以行销世界并成为支柱产业，三级片可以带动电影工业，红灯区可以成为多数文明国家的旅游胜地。这不是说洋人比咱更憋不住，如不开放他的人民就要“揭竿”而起，实在是因为所有的法理都必须顺乎“天道人心”，非此那就是“恶法”。

4

事情进化到此尚未完。前些年美国又出了个坏人，名叫拉里－弗林特。他来自底层，三代贫民，根红苗正，仇视资产阶级--------跟咱们的阶级立场一致。他认为《花花公子》只满足了中资产阶级的审美愉悦，而广大劳动人民却缺乏此类精神粮食-------你国家不能厚此薄彼呀。于是他办了个所谓蓝领色情杂志《娼妓》。既然读者定位是为工农兵服务，难免活儿就得糙一些，文图也得往延座讲话路子上走。于是市场奇好，却舆论大哗。

阿Q说“和尚摸得我也要摸”――你要摸过分了，和尚却也不答应。于是检察官将他告到了州法院，如果淫秽罪确定，那他小子就玩完了。陪审员来自有教养阶层，控辩双方大战，法官说了都不算，最后陪审员投票认定他有罪。不服没关系，上诉联邦最高法院。九名终审大法官一致判决――无罪。国为他只是色情的兜售者，因为看他的出版物法官都不能勃起，所以他不算淫秽。法官同时也认为此人确实下流，但我们宁可包容一条污浊的支流，却不能污染河水的源头，那源头就是伟大的宪法第一修正案――人民有言论出版的自由。此一判决进入联邦著名司法案例，并将为后世所援引。即使许多人上街游行抗议，甚至开枪打伤他，甚至拍出电影《人民公敌拉里－弗林特》，但他仍然是赢了------有史以来色情所获得的第一次胜利。

5

回头再说咱们的《黄客》和黄友会。

黄友会准确地说只是一个戏称，只因为人世间有一个孤独而好客的主人姓黄，有一个充满色香味的客厅容纳了五湖四海的倦足，大家邂逅相逢竟有故交萍聚的快慰，之后互相成了朋友，成了恋人，成了鸳侣，遂自谓黄友。此中有音乐家，画家，诗人作家，明星名导，也有工商巨子，思想家学者，种种艺术家，甚至官员，高僧名道，五行八作手艺人，三教九流苦寒生……一个小小的屋檐，几把破旧的桌椅，留住了一群老顽童和小妖精。大家消融了国界族姓，淡化了阶级贵贱，忘却了年龄性别。时相过从，大吃海喝，笙歌放谈，使这枯寂的世界多了几分春色，于是不肯在酒阑灯谢后怅然散去，便有了这份《黄客》纸品的创议。

称之为纸品，是因为我们尚处于一个不能注册的时代，因而它不叫刊。其存在仅为留住这一代风流人物的隽言丽影，不使风化于时间之流。本读物没有宗旨，没有定位，没有常务编辑，没有市场营销。大家轮流坐庄，按各自兴趣擅长，自行编印。举凡法律允许的所思所议所绘，均可入册。每期的执行主编为所欲为，完全个性化操作。

天下没有这样一份杂种读物，上帝说要有光，于是便有了。

6

至于本期的主题设置，除开主编者的个人偏好，亦因我们的生活太过紧张严肃，因而需要一点轻松的话题，也需要一些无伤大雅的声色之娱。黄友们讨论严肃的事情，也热衷于快乐的生活，这正是我们可能区别于其他族类的地方。

前文说过，在一个健康文明的社会，色情不是罪过，讨论或抒情则更无可厚非。因此，本期的多数文章会显得有一点“淡黄”色。但正是这一抹淡黄，使我们可以远离血色围困的不安，从而聊添一丝会心的微笑。人民活得太累了，人民很憋气，于是就小黄一把吧！敬希各路君子贤士鉴谅之！

二十年来余一梦

——一个囚徒情诗集的后记

一

这种激情应该说不来自于这个炎热的夏季，但确确实实连我自己都能感到这些文字具有了这个季节特有的滚烫。原以为对全部世俗生活的兴趣，都会随着一场灾变而冷却；现在看来，我很难真正地摆脱对这个世界如此顽固的依恋，包含那些真实的高贵和善良、纯美的爱以及平凡岁月里的健康人性。

正是这样一些因素使得人们被命运绝弃于广大荒原时，犹不忍割断与生活的联系；在太多的冷酷之后尚自扮演一个多情少年。

二

这是为一个人所作的歌集。也就是说无论从动机到结果，它都可能仅仅因这一个人而具有存在的价值。但我仍想交待一下它之所以产生的本事及背景，也就是为有可能偶然读到这些文字的人，留下一把破译这个故事的钥匙。

90年代最初的冬天，我还过着一种自命潇洒的半逃亡式生活。一位始终关注我的朋友，来信向我推荐了一个女友。我想这是为了分担我母亲的忧愁，我不能拒绝这种善意。尽管对这个有可能接管我未来命运的人尚一无所知，我还是不假思索地同意了她的建议，表示愿惜缘而认识。现在看来，当时或者潜意识中还有一点对孤独漫游的厌倦，庸常幸福才体现出一线渺茫的诱惑。然而就在寄出这份希望之后的次日，我从光天化日之下失踪了。因为“反革命”而收审，以“泄密”而判罪，其间经过了一年多时间的完全与世隔绝。在那间狭暗的石室里面壁终日时，想到这件事便不免自嘲地笑——幸运之神才刚刚敲门就永远离去了！

时间到1992年，我在一座监狱开始了劳动改造生涯；还需要四年才能完成这一涅槃而新生的使命。这时才能写信向朋友致歉，很显然，只能为从前的允诺表示遗憾。基于现实的原因，不可能再抱奢望。很快有信来，在种种安慰之后还加了一句——那位小姐依旧关心着你。除开感激之外，我难以想象还存在什么其他意义。

然而，奇迹却在悄然而至，我很快收到了一封来自于一个遥远城市的陌生人的信。至此我才知道她的名字，其朴实的话语透露了这样一层涵义——我是可以等待的。多么单纯而友好的姑娘，但这件事本身，却似乎在真诚背后有着一种“等待戈多”似的荒诞。也就是说为一个素不相识的人承担这份牺牲有意义么？而我，有什么理由要让自己的刑期，形成对别人的惩罚？哪怕不出于起码的道德考虑，就这种承诺本身所具有的危险性，我也不能误人至深。因此回信是热情而婉拒的，尽管内心深处不忍放弃。之后，较长的时间我们互相都写了一些信，可是因为我的特殊情况或者其它什么难以想象的原因，大多没收到。再收到她转来的信及小照时，我发现我们已经难以分离了。于是，我开始了这本诗集。

三

要想向自由的人们解释囚禁生活的基本模式是困难而肤浅的。如果不因为一种纯粹的激情，我想我很难在这种背景下完成这些文字。也正是由于压抑之中所唤起的渴望才如此强烈、直率而粗糙，甚至完全忽略了诗本身应有的技术。如果它尚能让人卒读，可能仅仅是因为这件事本身太接近诗了——虚幻而美丽。总之，这里的每一篇作品都是一次成型的，没有草稿，没有修饰，也没有副本；像人类本身潜在的欲望一样原始而真实。

从艺术角度而论，我并不认为这体现了我原有的风格，甚至也不符合我一向的实验和主张。在很长的时间里，我认为诗的抒情时代应该结束了，我很讨厌那些欺骗孩子们的矫情之作。可是今天我却这样做了，唯一支持我的理由，是因我这部诗集这仅仅是为她而写的，这是一个囚徒所能报答一种深情的唯一方式。需要她读懂此中的复杂心理，因此就完全可以忽略与此无关的评价。

四

直至今天，我依然不敢相信这件事的结果。这不是对具体的爱情的怀疑，而是对自己总体命运的把握。换句话说，同样浪漫的故事在上个世纪初的俄罗斯可以发生，但却很难在今天的社会得到再现。我所处的环境，使我见到了太多的人间戏剧，我不可能乐观地设计未来。

但这并不意味着我所严肃而认真创作的这些东西没有意义，我想真正永恒的正是这些过程中的美好。如果说它确实能使明天成为现实，那可以视作定情的礼仪。如果命运改变结局，那它也是今天的碑铭。

也许后代人们假设读到了它，有可能不是为了追索一次奇特的爱情，而是出于一种对历史的兴趣——为什么在二十世纪末的中国，还有过这样一件事？它所蕴涵的精神是什么？由于什么而支配着一个人如此嘶哑的独唱？当这样追问时，我已经觉得这不再是一束简单的情歌了。在感情上它属于一个人，在苦难反思时，它应该属于明天的社会！

五

很多时候，当你置身于生活的一些精巧格局中时，是很难怀疑“宿命”这一概念所包含的伟大力量的。今天，迟至今天的她的出现，使我不能不认为这是一种刻意地安排，其意义在于支撑一个人穿越他的厄运。这使我想起人类所经历过的那些苦难历史，真正引导人们跋涉向光明的可能并不是理性，而是某种天赋的激情。

应该说渐至中年的我，曾经因为激情支配下的抉择而蒙受了太多的伤害；就是今天，痛楚犹未消失。可是，无论怎样试图改变自己，都摆脱不了“钟情者正在我辈”这一古老公式。情之为物，成了我们存在的依据。纵观今日社会，当多数人们业已习惯利欲下的权衡时，我已无法区别由她和我进行的这些个人事件的幸与不幸。这种纯情行为在多大程度和时间内能够超脱于现实土壤，高蹈于时代精神之上，我们都不得而知。但不管如何，一件美好的事所造成的或苦或甜的命运，都足以让今天的我忘记其终极目的。

六

在以往的一些岁月里，我和我的一些弟兄们一直醉心于一种“波希米亚人”式的生活，常常梦想像金斯堡他们那样到某个丛林中去种植大麻或者粮食，以熬制一种真正可以减少人类苦难的良药。这种对自由的绝对向往，很容易带来对家这种结构的偏见，致使我们在很多时候有意回避着这一“魔沼”。但这并不能说明我们已根除了暗怀渴望，事实上，在一个人的黄昏，在饥饿的旅途，依旧可以轻易地为一曲《我想有个家》而悄然拭泪。

而且更多的朋友艰难地从一个门走出，终于又踏进另一个门去。古希腊哲人说“人不可能两次跨入同一条河流”；至少在婚恋这个问题，难以尽然。经过了这样一些曲折而终于获得善果的人们，得出的结论是——家，本身是人类共同甄别选择的最佳模式，问题还是在于成员及其操作艺术上。

而我真正强烈地感到家的诱惑，是在这场灾难中。我想这不需要解释理由，凡是曾经身陷绝境孤立无援的人，都会知道这种念头的必然。当我站在囚楼上看见隔墙的一家小院中，一个女人几乎花去了整个下午来梳洗长发，年轻的丈夫不断地用杯子往她头上浇水，仿佛是在灌溉一株名贵的花朵；而孩子把一根橡皮筋栓在两棵树之间，独自唱歌伴随舞蹈，小屁股在夕阳中闪烁——生活在这样一个平静的日子里，体现出它真正的幸福。我们为什么要拒绝这样的平淡从容中的甜蜜呢？我把这种来自于一个画面的觉悟，寄给了一位因家而苦恼的朋友——如果就是侥幸脱离了锅碗瓢盆的束缚，是不是就可以解开全部生活的绳扣？

当我知道在这些漫长惩罚的背后，有可能有一个家为我准备着时，内心深处充满了激情和勇气。我觉得，当这样一个少女在这种时刻献上她的爱，那么，我应该交出我的命运了！

七

这场爱情从一开始就陷入了一个悖论之中——拒绝是一种伤害，接受又是另一种伤害。时至此刻，彼此的姓名还是作为一个单纯的符号出现在心中。这已经不是一个简单的缘份问题，当事情以这样的方式开始之后，就意味着要投入若干年的等待而一定要收获幸福；相爱且必须永无怨悔成了今后岁月的使命。

现在我已知道她是一个美丽痴情的姑娘，获得这种建立在一个人的牺牲之上的爱，使我深感内疚。该要表达的感情在前面的诗中都已淋漓宣泄，我再难说什么了，只能更加强烈地希望早日结束这场劫难，去补偿她青春的损失。

每每当我想起但丁写在地狱之门前的那句话——到这里来的人们，应该放弃一切希望。就不禁怀疑这种感情是否适当，自己是不是利用了她的单纯和善良？我有什么理由还要对未来生活保持这份浓厚的痴情呢？当昨天的审判得以成立的时候，就基本决定了明天的黑暗仍难以解除。我多么担心让她无辜地步入深渊啊！但另一方面，我却充满信心，那就是高尚的牺牲终将赢得高尚的珍惜，无论历史和个人，都会体现这一规律。

八

除开朋友、书籍和个人的一些奇特经历之外，我几乎是一无所有了。造化没有赐予我任何桂冠却反而刻下了耻辱的红字，但这一切并不足以使自己懊悔。作为一个男人活着，承受始终应该大于享受。况且，在这么多的打击之下，我尚拥有爱与诗，这已是人生的最大慰藉。

在这样一些酷热的夜晚，没有草地和林荫；躺在狭窄的囚楼平台上仰望广阔的星空，面对这些永恒存在的宇宙风景，深感尘世的悲欢离合太渺小。一切都会过去的，流亡者将要归来，经过无数默默牺牲者的努力，必将重造一个什么也不驱逐的家园。

向一个陌生的女孩倾诉爱情，使我灵魂得到再一次净化；这是一种真正自新的过程。正是这样一些不假藻饰的词句，使我得以重回孩提时代。当我写完此页后，作为这部为一个人而编辑的诗集该要合幕了，但这，远远没有结束。爱，是一种事业，还需要两个人的共同缔造才能臻于最高的境界。我想起加缪说过的一段话——不，我们所受的最残酷的折磨总有一天要结束。一天早上，在经历了如此多的绝望之后，一种不可压抑的求生欲望将宣告一切已过去，痛苦并不比幸福具有更多的意义！

最后，我要说——关关，谢谢你给了我这种灵感和激情，你的善良将无愧于接受这本诗！

湖山一梦系平生

一

1978年我在鄂西利川一中应届毕业。半年前，这个国家刚刚恢复高考，每天仿佛都在发生大事。而在此之前，我还在考虑到何处下乡――而且开始情窦初开的悲惨早恋。那时的人似乎都很单纯，首先是女同学把我的情书上交给了学校，然后是天天写检讨到校办罚站，之后是父母责骂殴打，最后是我自杀未遂。

醒来后为了表示我仍是个不甘堕落的青年，更为了心中那点自尊和硬气，我确实咬破手指写了个血书。一行字――不考上武大此生誓不为人。

那年，我16岁。

结果通知书下来，全校文科只考取了我一个。但悲哀的是，仅被取到了华师恩施分院【改了四次名后，现在叫湖北民族学院】。于是，我拒绝去。家父怕我次年连这个也考不上，派人把我押解去了。因为与梦中的大学失之交臂，我很早就变得颓废而堕落。

三年的诗酒孟浪很快结束，毕业分回利川教育局。在山中小城打架结社，经常醉卧街头被清晨扫街的人喊醒。20岁左右的我，几乎很清醒地看见了我可悲的结局――从科员到副股长到股长到副科长到科长。最后的悼词是――该同志把一生献给了山中教育事业，享受副县级待遇埋进关山陵园。

那时，谁要提起武大二字，我就会生出腆脸赖活的羞愧。

二

应该说我的武大梦始于少年。那时虽然流行读书无用，全国在学张铁生和黄帅，但知书识礼的外婆却一直在对我进行理想教育。她来自江汉平原，也算书香门第，在那个知识有罪的年代，她似乎早已窥见了这个国家的未来。她所了解的只有武大，于是我也相信那就是唯一高贵的学府。更重要的是她的一个侄儿，我们唤作大伯的那个传说中的奇人，就在那里任教。准确地说正是这位大伯，更加激起了我对这所遥远大学的向往。

我从79年起，即开始了与独身的大伯的频繁通信。他结束右派生涯后调到武大主编《美国当代哲学研究》，不断地从武大图书馆给我借寄各种那时山里没有的书读。我工作后假期常去陪他，他是40年代初的武大地下党学生，苏雪林的弟子，谈起母校来自然如数家珍。那时，武大刚好进入辉煌的刘道玉时代，大伯不断给我讲学校的各种变化，鼓励我来考研。我知道我外语不行，大约是没有机会来传承大伯的衣钵了。

那时，祖慰写了个报告文学叫《快乐学院》，记录的正是刘校长和一群优秀学生的故事，确实读得我心潮澎湃充满艳羡。【那时真未想到几年后，我与这些神话般的人物，会有缘成为一生的知交】仿佛老天要帮我了此夙愿，85年大伯紧急来信，告诉我刘校长决定开招插班生，让我火速备考。浑浑噩噩的我，终于看见命运的转机在向我招手了。

考试是分为文化课和社会业绩。文化课我自然不怕，但业绩是比已经发表的作品。我是所谓“地下写作”的出身，变成铅字的有限，兼之只写诗，多半比不赢那些写小说的。幸好中文系主任白嶷岐先生和教务处领导於可训先生青眼相加，为我说项。86年，我终于成为中文系七个插班生之一，走进了珞珈梦乡。

三

所谓插班生，即按专科身份直接插进三年级，读两年，修满125个学分，拿武大本科学位。真正吸引人的是，一切享受同等待遇，档案调进学校，毕业重新分配――在那个年代，这就意味着是对人生洗牌再开新局的机会。否则，在人事和户籍制度奇严的当日，走出深山，还真只是一个遥远的梦。

插进三年级是指听课，在管理上则七个人单独编班，由丁忱先生做导师。丁先生是黄焯先生的关门博士弟子，章黄学派第四代传人，专治音韵训诂。我入学前在此方面有点基础，参与点校《黄焯文集》还能略尽微薄，所以先生对我则向来宽容。应该说，当时刘校长所形成的校风，即是自由和宽容。

80年代的武大，确显生机勃勃。各种讲座，各种学生社团活动，一大批活跃的中青年教师吸引着莘莘学子的眼球。今日已成名家博导的易中天、於可训、赵林、邓晓芒等，当时还都是讲师，由于我们可以跨年级跨专业选修，凡是好听的课，我们皆趋之若鹜。老师对我们这些已婚学生，多少有点法外开恩另眼相看――行动更显自由一些。那时的师生关系也比较好玩，似乎犹存民国大学的流风遗韵。比如赵林先生下午讲社会心理学，中午就跑到我寝室来，开个午餐肉，我们就对酌几两，然后再飘然去上课。樱花时节，导师会带我们六男一女去游湖，然后诗词唱和。有次我和丁先生的春游诗同时发表在晚报上，先生看见后，会专门跑来对我说――还是你写得更有诗味。

入学未久，我就受一家杂志委托，去随队采访长江漂流。一走个多月，镇日飘在江上，系里却豪不为难。我选修了沈祥林先生的古代文体学，只交作业，未去上一回课，同学告我，每次沈先生都会问――那个野夫来未？我有些惶恐，结业考试是各交一篇文言文或诗词，我决定去面交并请罪，结果先生却说――我只是想看看你，你是我执教二十几年来古代文体写得最好的学生。这样胸怀的老师，你无法不肃然起敬。

我有个师兄王梓夫来自北京人艺，我们俩同时选修了一门话剧艺术课，讲课的是位满头银发的老先生。因为讲课举例多采自人艺的剧目，老先生知道梓夫在，每堂课休息都要过来问――我讲得对不对，你多指点。这种大学者的虚怀若谷，害得梓夫不好意思再去听课。

於可训先生和易中天先生，那时就算是中文系的王牌讲师，却是一点架子没有。於先生经常邀我去家里喝酒，谈些课堂上不便讲的话题。他是治当代文学的，国内的名作家多与之过从甚密，儒雅的外表里，却有着十分的血性。易先生则对我知遇多年，两年寒窗，与这些师长结下的竟是一生的胜缘。

四

因为是刘校长改革创新招生制度，破格把我们从社会打捞出来的，所以许多人视我们为武大的“黄埔系”。当然，校长也有几分偏爱。每学期初，会集中各系的插班生开个座谈会，校长亲自来训话。其他系的人数更少，但更是人中龙凤，有的多是各地树立的自学成才楷模，能被校长改变命运，心中无不充满感激。从今天的发展来看，多数人皆成了高知高干或高管，应该说，没有武大，也许大家还在混迹于泥涂。

校长对我的关爱，则可用天高地厚来形容。毕业后有几年，我曾经堕入人生的真正底谷。校长不断来信给我鼓励，甚至带着几个博士来探看，赠书送药，救我于绝望之渊。

当然，学校也有少数员工师生，对插班生是略有微词的――尤其对中文系。他们的理论自然是认为大学并不需要培养作家，总觉得这些散漫无行的所谓文人，不过是来混文凭的。临到毕业，都要论文答辩，不免有人想看笑话。我的论文导师是白嶷岐先生，选题则是“周作人晚期思想管窥”――我为这个著名的汉奸做了篇翻案文章。我私下先拿给於可训先生评估，於师内心比较认同，但担心太偏离主流话语，是否会在答辩时被发难。但结果白先生竟然也认可，论文遂得以顺利通过，后来还公开发表在南方一个大学学报上，算是未负武大两年诸位恩师的错爱。

毕业分配时，正好海南建省。我因不想呆在湖北，同时也想赶所谓特区的潮流，便向系里提出要求，希望能分到琼岛，或者就是西藏。系里尽量成全我们的梦想，于是88年我又成了第一批赶海人。以后的命运则似波峰浪谷，几乎遍历了人间的五味百苦，此处就不再赘述了。但无论怎样的沮丧困顿，回忆起在武大结识的诸多师友，总觉得背后还有力量，还在支撑着我去面对悲苦人生。

在人艺看观众

除开在北京，话剧似乎已经不怎么存在了。在这样一个曾经小到乡镇都搭满了舞台的国度，观众仿佛一夜之间突然集体退场，使无数编导和演员们都一下子尴尬起来。所幸的是，也许由于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存在，使得一批真心爱好话剧艺术的人，便像某个荒岛上孓然的古老部落一样，依旧能够在王府井的一隅，保留这么一点近乎古旧的爱好。

自然，人艺从某种角度上说，大抵可以代表这个国家的一流表演艺术水平；这也是它所拥有的观众，不至于太多水土流失的原因。不过，这并不是一个庞大的群落；事实上，在这个繁华喧闹世界的诱惑下，仍然不醉心于KTV或迪厅之类而甘愿在此坐冷板凳的人，绝对不会众多。因而，人艺的观众越来越接近于一种俱乐部会员式，或者说，像一个沙龙。在其中，是常常可以感受到一些老派文明的。

在人艺看戏，常常令我倾倒的不仅是表演者本身以及导演独出心裁的诠释；同时，我也叹服于那些观众的集体风度。无论大剧场小剧场，大家安静地次第进去，不须对号入座却从无人为此争闹。演出过程中拥有手机的人都自觉关机；没有说笑，所有的人都小心翼翼地尽量不弄出一点响声。精彩之处，掌声和笑声都很及时且适可而止。演员谢幕，观众集体起立以长时间的掌声答谢，总会有鲜花恰到好处地奉上。然后，循序退场，无论中外男女，都显出一种与平日坊肆迥不相同的书卷气来。

这是这个时代日渐稀少的一种现象；当这种本属于正常且应有的表现还能残存于身边时，却往往反而让人感到诧异。实际上，在每个城市时至今日也并不缺乏优雅的各种艺术登台上演，但却较少看到如此整齐的集体教养。而在人艺，我并不相信台下的人们都是绅士淑女，或者多为具有高雅趣味的圈内人。但这些由各色人等所组合的这么大一个观众群，当坐进这个当年老舍、焦菊隐、曹禺等大师掌门过的小小首都剧场时，却都能唤起一种对艺术的尊重；浮躁心灵顿时获得一次宁静的洗礼；文明人类潜在的对高尚风范的追求和摹仿，也都即刻表现出来。这，也许正是精品文艺对民众潜移默化的另一种功用。

卢梭似乎说过：城市需要戏剧，而堕落的市民却喜欢小说。也许卢翁的原意并不能用来论证我这里的观点，但姑且借用一说，也并无不可。也就是说，我所欣赏的人艺，已不仅在于精湛的话剧本身，同样，看观众也是一种享受，一种古典情怀式的醉心。在那种彬彬风度中，隐含着民族气质中那些高贵的部分。所以希望，这样的戏剧和观众不仅是博物馆式的陈列，而是扩展到每一个城市中去。

无边的门和一个诗人

一

在名城，在这样一个著名的年代，我赁居市井深巷的门被轰然撞开，一个诗人裹挟着二十世纪末代初春的黄昏滚滚而来。

他象金庸笔下的暗器名家一般不断从怀中腋下发射出二锅头、花生米、即食面、烟诸如此类足以击倒任何一个流浪汉的东西；而最终使我受伤的则是他的这本诗集——这致命的袖箭以最诡异的手法和刁钻的角度扑面而来，足以洞穿每一个猝不及防的英雄。

不宣而战，挑灯夜斗，仿佛中世纪的武士裸体对阵性命相搏，关于诗、关于文、关于青春革命醇酒妇人，竟至于一时间杀气弥天悲风四起……

在名城、在这样一个充满金属喧嚣的年代，我不知道除此之外更有几人还能这样陶然于草草杯盘和昏昏灯火中，去玄谈一些干卿鸟事的话题。诗人啊，这荒年中最丰盛的晚餐就这样开始罢！

二

人类的文明始自于门——在遥远的野蛮而又最本真的年代，那些巢居于莽林中不断自我放逐的初民们，当整个世界和他们都裸裎相对时，何曾需要门的卫护？那第一个在洞穴前结扎篱笆把爱情和财富深锁的人，必是人类罪恶的始祖——然而文明也正从此诞生。我们开始通过一扇菲薄的门认识父亲，我们在门上刻下了光荣的族徽和神性的脸谱。

只有在门的概念形成之后，才会诞生家、诞生爱、诞生隐秘、诞生杀伐与仇恨，最后诞生城堡以及无数动人的诗篇。在此一切之后，门不再是门，只是作为一个文化符号存在着，也只有灵性的诗人才拥有那解码的锁钥，才能穿过一扇扇不同形式的门抵达世界的深处。

三

全部历史就由这样一些城以及必不可少的门所构成。我们面对每一个时代、检索每一段汉帛秦简，无非都是在叩击那些语词背后的城门。

每个世纪都有它的巨匠，每个巨匠都用生命筑起了他自己特有的城门。每个城都让隔世的人感到高不可攀，每扇门都使异代的人觉得深不可测。

我们生得太晚，我们无法不去直面这些高山仰止的名城，无法绕开这些形而上的豪门去深入堂奥，无法不去反复推敲以期登堂入室。

四

门啊！使我想起无数催泪的典故——

望门投止的末路英雄；

立雪程门的求知书生；

大笑出门的蓬蒿高人；

重门深锁的深宫怨女……

无论门内或门外，人类都是如此尴尬、无奈和勉强。

五

在这样一册薄薄的诗卷里，他为这个时代和文化地图标出了一串值得造访的名城。他以他独有的密码敲打着这些高耸的门，然后推启，然后告诉我们在那木质的肢体之后隐藏着什么谜语。

我根本无意去重复他的发现。

他的语言烛照之处，是每一个具备眼睛的人，都能看到光明、美以及鲜活的生命的。事实上，永远有那么一些城门矗立在道路的尽头，成为芸芸众生始终不能破译的隐秘。

六

当他孜孜矻矻地摧毁着一些门时，却无意中又在树立起自己的城。我绝望地发现，一代复一代的跋涉，极少有人真正穿过卡夫卡的城堡，洞悉钱钟书的围城……

一切都象但丁在地狱之门前所刻下的那句话——到此来者，应该放弃一切希望。

一切都象金斯堡的哭喊——惠特曼啊，我们今夜将走向哪里？

太多的城太多的门使我们反而感到无路可走无枝可栖。

七

酒瓶罄尽时，我虚掩的门为风所开，他行走在月光下，越过道道重门将回到他的城——那是我尚未洞悉的世界，那里只有他，横行在大地上，诗一般地说着酒话……

1996年3月于朝内小街南拐棒胡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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