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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生长的边城利川，也有个著名的地主叫李盖武。他在两省交界的深山里，留下了一座几近辉煌的庄园----大水井，现在有趣的成了国保文物单位。而他却在土改时，被架在火上活活烤死。李氏宗祠曾经是怎样的山中望族啊，现在当地却几无遗孑。我曾在农民的家中，片段地读到过李氏家训----多么道德善良的训条啊----这些世代传承维持了乡村秩序几千年的文化传统，我们终于彻底地弄丢了，再也难得找回。

二十

在我成长的岁月里，我的父亲从来不给我们讲述他的一切历史。他作为一个老党员，一个基层干部，因为出身的缘故，始终如履薄冰地拼命工作，仿佛还要为他的父亲向这个社会偿还债务。他不敢与老家联系，至死也不还乡，小心翼翼地回护着他心中的伤口。

1978年，二伯释放来到我家，我第一次看见一个酷似我父亲的老人竟有些惊异。三十年后，他们兄弟相见，一点也无劫后重逢的惊喜---他们的心已装得太多太深太沉，大悲和大喜竟然是一般的无言。两个老人的谈话依然回避着我们，我至今也无法知晓那卧室里的密谈曾经有过怎样的酸辛，我父亲的老泪是否第一次浸湿他的衣襟。

二伯独自回到了他的故乡，他幸存的儿女还在那深山的贫困线下挣扎。他已失去了土地，也没有了蜗居，他只好寄身于一个岩洞，放羊维持着他的风烛残年。然后早于家父一年悄然萎化。

父亲临去之前，曾说要等我出去后带我回老家。父亲走后，为他送终的我的一个堂外侄告诉我----我父亲希望我日后有出息时，一定要回老家，要去把祖父抛尸的那个天坑给填上，要我去为祖父修坟立碑。我终于从父亲的遗嘱里，窥见了他一生的悲苦内心。他对他父亲的歉疚，他所在的组织是不会允许他去表达的，他只能遗恨终身。

2005年9月，我第一次回到了老家，并找到了那个黑暗的深坑。我们姐弟终于完成父亲的遗愿，将那天坑盖上，并于其上勒石志墓。铭曰：

施南郑氏乃巴人五姓始祖苗裔。吾高祖何朝避隐是乡殊不可考。显祖振略公勤苦起家。薄有田宅。兴义学而衡民讼。亦乡绅贤长也。己丑鼎革阖家蒙祸。振公义不负辱。于辛卯四月投缳。伯仲父一瘐一流。妯娌皆自悬。吾父游学得免。族邻即藏尸于天穴。斯后合族乱离。经年苦寒。所幸天道不泯。祖德犹荫。宗祧复茂。族戚更兴。遂于兹移山勒石。以纪祖恩并偿父愿。祷云：巴山拱卫。夷水环滋。贵气代继。永葆孝思。

是非恩仇二十年：熊召政和我必须面对的末日审判

一

再过一个月，就是二十年。二十年了，我的孩子已经开始四处求职；而熊召政的儿子则早已移民加拿大——我们看来确实老了，老得都快淡忘恩仇了。这些年来，我常常质问自己——你真的不能宽恕他吗？你为何不能超然于伤痛，彻底遗忘你的所谓祖国和朋友对你的加害？一个不能释怀于仇恨的人，又怎能真正轻松和快乐起来？

今年两会时，一个湖北的巨商代表——我和熊召政当年共同的朋友，突然来电婉转对我说——你们还是和解吧，这么多年都过去了。虽然连办案的人都说是他负你，但作为你们共同的朋友，我还是希望大家能化解过去。

这位兄台的好意，我渐渐听明白——名利双收的熊召政，现在开始谋划要当全国政协代表了。他以为世人皆已淡忘二十年前的历史，但深知我不会。对我来说耿耿于怀的往事，想必对他而言也会如鲠在喉；也许他需要拔出这个刺了。

我对这位热心帮忙的兄台说——我和他，以及我和这个时代，都无法握手言和了。相逢一笑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我们每个人最终都将面对历史。刺已经扎进我们肉里，需要剥皮或许才能拔出。请转告他，干完脏活的人，没有如此轻松就能洗底的。只要想到我尸骨无存的母亲，我就不可能就此饶过这个长年卖友求荣的帮凶。

二

熊召政和我曾经是好朋友。80年代他是湖北的著名诗人，似乎还是省作协副主席，《长江文艺》的主编。我在湖北青年诗歌学会时，算他家的常客。在武大，他是高我一级的师兄。在社会上，我们是一个圈子的酒友。1988年我分配到海南警局时，他曾两次去玩。总之，在湖北文坛多数人都对他小心提防之时，我却算他过从较密的小兄弟。

1989年6月4日半夜，我泪如雨下地写好辞职报告——绝不做暴政鹰犬，次日上午递交局里。【事见拙文《革命时期的浪漫》，著名作家王梓夫和至今仍在警界的同事皆能作证】之后我辗转赶回武汉参与营救学运领袖。武汉高自联以武大学生为主，我和K君去动员其中的几个跟我们逃亡。后来李海涛由K君掩护两个月之后，准备移交到我的故乡深山。但是他却决定要去广州找他的漫画家舅舅廖冰兄，结果被捕判处三年，连带K君也失去武大学业。另外一个张建超不遵安排，自己竟然翻越喜马拉雅跑到了尼泊尔。可悲的是该国一向不敢得罪邻国，就在当年把他作为献俘，交给了前去访问的李鹏，之后随总理专机押回武汉坐牢。90年代中我和他劫后重逢在北京，犹自对此苦笑。

那个6月我在湖北奔忙之时，只听说湖北作协副主席祖慰【当年湖北最优秀的作家，现在已被遮蔽遗忘】宣布退党了，还听说熊召政也在他的激励下，跟着宣布退党。两人皆是我的兄长朋友，我当然高兴看见他们和我一样出于良知的选择。但是因为形势紧张，当时皆未与他们联系。祖慰后来是从深圳逃亡的，行前一刻尝给我电话。

7月我被找回到警局接收审查，顺便试图开辟从海上到越南的出境路线。这时，曾经在武汉活动而结识的王军涛，辗转潜入湖北，由朋友肖远以及民营大江科研所的老邬老蒋老童等人负责掩藏在乡下【这些人后来全部入狱，和我在“一所”成为了互相照顾的牢友】。肖远委派陈汉华南下找我，我将陈安排在我租来的一个村居里。我与一友联系后，香港“黄雀行动小组”派来的两个接应人员，在湛江被捕【事见当时新闻联播】。未几，我的村居在半夜被省厅警察包围，陈君被带回武汉羁押数月，【几乎死在里面，后来因病保外】我交给本局审查【当时围捕我们村居时，还有多个朋友在场，现在均可证明，恕不点名】。若干年后，我和肖远出狱在广州重逢，重新根据当年各个参与者被捕的日程排查，终于基本锁定告密者。而那时，被捕判刑十三年的王军涛，已经经由外交努力，被驱逐到美国了。现在这些人都还活着，历史终将大白于天下。

再说我在本局被停职审查期间，武汉住琼追逃小组曾在审讯时与我严重冲突，也就此结下了梁子。当时我的局长卢凯森【一个有良知的老大学生，现已去世】，被我的两封长信打动，暗中同意我在审查期间自寻生路，本局不再追查。那时全国追逃风声正紧，我自信故乡土苗山寨足以容我存身；于是自驾摩托，千里单骑潜回湖北避难【此行之艰险惊恐，另文再述】而政治处皆我同事，此后亦未再为难我。

几经死亡的山野逃亡，最后遍体鳞伤地在夏夜回到了大姐家。进屋立刻昏倒，大姐几乎无法辨认出我；她流泪用红花油帮我擦拭血迹伤口和满身尘灰。就这样我再次回到了故乡湖北，回到了一个精密的陷阱之中。

三

辗转回到故乡深山小城，因家父的旧部多在当地为官，而我也曾经在该县委工作，因此当地尚能容我倦足。次年烽火警笛渐稀，我的身份成为了利川卷烟厂的采购员；又得以自在逍遥地出入城市，采购香精、水松纸、醋酸纤维丝束之类卷烟材料。

那年的我27岁，血气方刚犹未放下心中的孤愤。当厂里为了方便，同意我长期驻汉工作后，我便开始公开出入并与同道联系了。而那时，已经知道熊召政并未逃亡，他和祖慰被登报公开开除出党【本来就是主动退的】。对此，我当然只能相信他是勇士，是敢于留下来的革命战友了。于是我们重新开始频繁交往，一起使酒骂座，一起关注海内外民运的动态。

他是大哥，据他说在省作协遭到许多人的揭发和迫害，但是工资仍然照发，似乎只是不负领导之责了。我那时赁居在黄鹤楼下的一个古肆里，他没事便经常来我这里小坐【现在武汉著名的茅总和我的诸多朋友皆可证明】。他是名流，信息很多，经常告诉我海外消息鼓励我的斗志。我本来对此恶世并未心甘，当他提议我们应该响应海外民运，也来成立组织开展地下活动之时，我自然是一拍即合，立马表示即刻行动。我们俩策划，先办一份地下报纸，宣传民运启蒙大众。办报纸要地下打字印刷所，要钱买设备且要租安全地方。他说他负责找钱，我负责找地方找人【这个时间段在1990年10月前后】。

武汉长江的下段，有个江中孤岛叫天心洲，住着一村农民。其中一家早已进城生活，祖宅老院子计划卖出。我看中了这个地方的隐蔽和便宜，他却说还在筹钱，希望我也帮他一起设法。也算是因缘凑合，注定我在劫难逃；就在我和他秘密筹划之时，我多年未见的一个老兄弟阿西忽然找来了。

阿西是军人子弟，在宜昌一个只有代号的单位做宣传工作。他忽然跑来问我和海外民运组织有没有联系，说他偷了一套秘密文件准备无偿捐给他们。我毕竟是做过警察的，问他为何要这样冒十年大牢的风险做这件事。他说他从小就想干情报工作，又支持学运，反正这个东西在他手中很危险，也许交给民运组织还能有用。我并未告诉他我和熊召政的计划，只是对他说，你别拿来，我来帮你联系试试，如果需要再说。

阿西走后，我还是迟疑着把这件事报告给了熊召政。他一听大喜，要我立即去取来。我当面应承了，但是以我的警察经验觉得此事太不靠谱，就根本未与阿西联系。刚过几天，他就跑来找我问拿回没有，我托故说联系了，我那朋友出差在外，暂时没法拿到。他怏怏走了，过几天电话约我去他家【中南电管局某宿舍一楼】，拉我到外面林荫道无人处中密语，要我三天之内拿到那个文件，赶赴广州流花宾馆和海外民运组织来人见面交割。他要我当场默记一个电话和联络暗语，说一旦对上就可以交付【我另有兄弟陪我去在外面等我，他没见到，现在均可旁证】。

我口头答应了，回来琢磨觉得他这个安排有点可疑。因为一旦出事，则意味着他完全没有责任，可以否定一切。联想到当初他在海南，为了巴结一个港商，竟然出卖他多年的老朋友杜欣，最后把杜欣抓捕了半年。要不是其父是湖北前政协主席，可能刑期还会更长【此人亦健在，可以佐证】。于是我还是按兵不动，不太愿单独赶这一趟浑水。

坦率地说，那时的我虽然一边参与他的提议和密约，一边还是在考察他的品质和可信度。因为在湖北文坛，其声誉原本不良，很多我们曾经共同的朋友，都渐渐疏远了他。但是他对我一直不错，我也很尊敬他，虽然内心存疑，但看到他能退党，我还是更趋于信任他的。又过了十来天，他电话问我去了广州没有，我说父亲癌症在住院，暂时没时间去。他可能揣摩出我的犹豫原因，下午专程跑来黄鹤楼对我说——你必须去拿来了，海外来了四个人，有专家来鉴定真伪。人家等了这么长时间，我们怎么能一开始就失去信誉呢？那以后怎么开展工作呢？你去取来交给我，我和你一起去广州。

话说到这个地步，看着他斩钉截铁的样子，我再怀疑犹豫，那就是我的人品有问题了。于是当夜我派出一个小兄弟阿华，赶赴宜昌去帮我取一个东西回来。两天后阿华带回一个密码箱，我直接拿去交给了熊召政。他让我先回去，下午又叫我赶去他家，他告诉我，他负责带其中的胶卷，明天出发去广州。要我带那个密封的档案袋，后天赶去广州。并约好在某个宾馆的前台去找他的房间，他会和“民阵”的人在那里等我。【此时大约是12月】

四

我带着两个人【两人均在世，可作证】如约赶去广州，按他的要求在那个宾馆见到了他，并把档案袋亲手交给了他，但是没有任何一个所谓“民阵”的人。他解释说他们暂时不见我，但是给我们一行提供了路费。说着他拿出一万元给我，我说我们三个人来往，不需要这么多，当场退给他三千。次日我便带着我的人回汉了。

几天后他回汉约我见面，说“民阵”将给我们提供一笔地下活动经费，他过几天就再去广州拿。就在和他见面后的第二天，我在大街上被一群便衣秘密逮捕到了宝丰路第一看守所。进去之后的轮班审讯，直接指向这批文件。我当时不知道阿西和熊召政的下落，不愿出卖朋友，一直拒绝交代。但几天之后，就从犯人之间的秘密渠道，知道这两位也进来了。至此我仍然拒绝回答问题，警方说人家都说了，你何必顽抗。我对他们说——我也是警察，我深知我进来了早晚都会开口，而且肯定几年出不去了。但是我必须清楚地知道我的朋友确实交代了，我再开口不迟。他们问为何要如此呢？我说我要是先招，那我以后会终生良心不安；而我选择后招，无非因为态度问题多判我一年；我不能因为这一年而让后半生抬不起头来。警察多少有些怜惜我是他们曾经的同行，最后只好把熊召政和阿西盖了指纹的交代拿给我看了关键的部分。然后我对他们笑道——游戏至此结束，你们开始问吧【这些事情办案人员皆有清晰记忆和口供旁证】。

我彻底交代了全部过程和动机，并公然表明我对独裁暴君的仇视。但是我还是没有想明白——我们到底在哪里出了问题以致被捕的？一个月之后，秘密渠道传来熊召政被释放的消息，我有所怀疑，但仍然不敢坚信。我和阿西被秘密关押了一年之后，终于要开庭了。法院不准我姐姐请律师，指定了一个他们的律师来和我谈话。我看见起诉书上没有熊召政的名字，觉得从法律上完全说不过去——因为密件既非我窃，也非我送出去，我只是奉熊召政之命中转了一下。如果他无罪，我也应该无罪，这是常识啊。我就此疑惑询之于律师，律师皱眉苦笑说——你不是警察么？这个你还不懂啊，自己想去吧。

我回到囚室还是想不通——虽然我熟知警局那一套特情、耳目甚至引蛇出洞之类手段，但是熊召政这样的名流，我和他无怨无仇且视同兄弟，他有可能来暗害我吗？我还是不能确信这一点。之后秘密开一庭，我和阿西终于无言见面。他对我说对不起，他先招了。我说不怪你，是我自己的选择。庭上检方的举证终于让我大惊失色也恍然大悟——原来根本不存在民运组织来人一说，文件也根本没有递送出去，【我此刻才知道他完全在虚构并欺骗我，可是他为何要这样做呢】检方说文件就寄存在广州的某人家里，现在全部在庭上出示给阿西鉴定。也是在庭上我才从保密局的证明中知道，他们鉴定的密级是秘密和机密两种，没有任何绝密件。

我要律师代我质问为何熊召政免责无罪，而我要成为被告。律师根本不敢质问这一问题，于是我只好自己陈辞追问，但是卑怯心虚的检方和法官，没有任何一句回答——他们完全不碰这个话题，我只能无奈苦笑。我心中发誓，我必须终身追问这一秘密；谁知很快我就找到了机会。开完二庭后，书记员将整整一本案卷递给我，让我只看当庭的笔录之后签字画押。所有人都到外面抽烟去了，我根本不看当庭笔录，迅速翻阅前面的各个材料。很快就找到了武汉市公安局一处处长回答法庭庭长，关于为何不起诉熊召政的一个笔录——上面的罗庭长说：被告在法庭质疑为何没有起诉熊召政，我们对此也有疑惑，请问有何原因？处长含混地说，他是我们的人，有重大立功等等。【这个材料只有两页纸，装订在那一摞两寸厚的档案里，如果某天神秘失踪的话，那我只能佩服熊召政太大的能耐了，不过我相信曾经办案的各部门，总有天良未泯的人可以旁证这一切】。

对此结果，虽在料中，但仍然如雷轰顶。我想总有一天，我会要他亲口对我解释——为何要参与对我的谋害？他会有什么难言之隐吗？即使在那时，我还是宁愿往好处想他，认为他可能被胁迫，认为他总有一天要来给我忏悔。

五

判决下来，阿西以窃取机密罪判刑11年，我以泄露国家机密罪获刑6年。我问法官，文件都在你们手上，请问我泄密泄给了谁？谁看见了这些秘密？造成了什么样的后果？他们不回答，只是劝告我们不要上诉，说这是省政法委内定的案子，上诉也没用。我当然清楚这一套，于是选择了尽快去监狱——与世隔绝一年几个月了，我需要知道我那在武汉抢救的癌症父亲，是否还健在人间。

1992年初春，我和阿西分配到武昌监狱，之后警方来人干预，说不能把我俩放在一起，于是劳改局又把我调到他们的直属入监大队——当年著名的武昌起义门55号。在这里未久，我很快成为了二小队的“牢头狱霸”，官方说法叫大组长。在这里，我终于可以见到亲人和朋友了，我在心中还在暗自等待熊召政来主动探监，解释一切。

我在劳改队很快帮他们设计出一种工艺品，用篾条做装饰画投放市场。队里的管教统称“干部”，都很同情我的身世遭遇，对我十分友好。一天指导员【均可证明】来对我说，我看了你的档案，你的那个朋友熊召政，现在【1992年，多么华丽的成功转型啊】已经是武汉著名企业家，某高尔夫俱乐部的董事长。我带你去找他，请他帮我们买一点这些竹画吧。

其实那时已经有朋友告诉我，他正和湖北第一太子合作成了富翁。我当然想去看看他究竟对我如何解释，于是就同意了。指导员带着我第一次上街，找到了他的写字楼。但是他不在，秘书打电话给他，我平静地向他说明来意，希望一见，他支支吾吾托词说很忙，但很爽快地叫秘书立刻付款买下了我背去的20幅竹画，成交额一共400元。

他再也没有出现，而我开始漫长的等待。在艰难地熬过四年半之后，我终于活着提前出狱，而父亲则已病逝半年了。母亲陪我住了十天，之后跳江自杀【详见拙作《江上的母亲》】。我决定离开武汉这个伤心之地前，计划最后一次去找熊召政——我想再给我们自己一次机会，我还是不想从此结下深仇，最后覆尸二人流血五步。

我打探好了他的豪华办公室【洪山宾馆】和手机，亲眼看见了他从凯迪拉克下来进去，然后给他电话，告诉他我已到门口，只想见一面就走。他明显惊慌地说，好好，那我让秘书来接你。半晌秘书出来，把我带进了他的豪华大班台前对坐下来。秘书司机等人流连在屋，不肯出去。我知道他怕我行凶报复，我苦笑说我只是来看看你，一别五年，听你叙叙别况吧——我在给他最后陈述的机会。

他叫秘书给我拿来了一个盒饭，故作神秘地对我低语说——我出来了一直还被他们监视着的，你看外面坐着的那几个人，就是警局的便衣。我看他完全没有任何解释和道歉，反而还想吓唬小孩。只好对他说——既然这样，那我走了，你好自为之吧。他尴尬地送我到门口，强行给我衣袋里塞进一摞钱，然后关上了他的铁门。

我揣着他赏的1700元人民币，终于踏上了异乡之路。我们再也没有相问相见，直至十几年后的今天。

六

十几年来，家破人亡，我独自放逐在这个叫做祖国的土地上，从来没有选择出境或者流亡。我要远远地看着他发财，远远看着他托人四处打点以获矛盾文学奖，看着他这个被开除党籍的人，竟然再次苦苦地去竞争省作协副主席的爵位。我甚至还将看着他以民主人士身份去争当全国政协代表，去出席这个党的各种会议。最后，我将看着他慢慢地死去，他比我要老得多，他一定会死在我的前面。

当然在这个国家，还会有各种意外——也许我会走在他前面。但是写完了这一篇文章，我就不怕也无憾了。因为至少他不敢在我身后，再来歪曲历史，甚至再来怀念我们曾经的战斗友谊——因为他竟然好意思在他出版的旧体诗集里，还保留着赠送给我，赞美我“白眼青钱不受封”的两首律诗。

他和黄苗子冯亦代一样，都是著名的文人，一样的风雅和风度十足。他们在这个邪恶的国度，似乎也吃过亏，但最终是占尽风流。我会嫉妒他吗？不会。因为我比他活得轻松自由，活得毫无歉疚和罪恶感。我不敢想象他的每个深夜，扪心自问时是否有过汗颜，独自在途时，是否有过恐惧。我等了十几年，想看看这个天天写文章的人，是否会写一篇我们，是否会暗示一点歉意。哪怕只有一点，像冯亦代那样一点，那我也许还是会原谅。

因为我知道要谴责总督而不只是诅咒犹大，我知道强权体制决定的人性卑劣有时情有可原——我就是从体制走出来再到监狱的，无论警匪两道，我皆不陌生。但是当一个人欺骗了他的至交，竟然毫无愧怍之时，我确实做不到埋下斧头放弃仇恨。两月前，章诒和大姐知道冯亦代的事之后来信说——我泪流不止，我想到了你的受骗。但你时间短，而我们一家人却是被骗了一辈子。我不会沉默，除非杀了我。

她很快做到了，她将那些道貌岸然的君子绑上了耻辱柱。我深深地理解支持她，对于那些批评她没有恕道的人，我只想问——你们可曾有过这样的疼痛？在这个国家干脏活并不稀奇，但是干了你要承认，你要主动道歉。你连起码的良知和歉意都没有，凭什么历史要对你宽恕？别人受罪你受赏了，你就该主动灵魂下跪。

我已经被审判过一次了，总有一天，该轮到他来面对末日审判。如有人质疑我上述不实，请耐心等待一切解密的那一天，一切都在案卷里纪录着，就像东西德国合并后那样，到时人人皆可查阅。如果熊召政愿意起诉我诽谤，这次，我应该有权和他对簿公堂了——那将是我最高兴看到的一个时代和一天。

我等着，冬天已经到了。后面的话，我无须再说。

最后我要重复前人的话说——在一个邪恶的时代，我无意做任何英雄；我只是凭着良知，做了我该做的事，受了我该受的罪。谨以此文祭告我含恨死去的父母！谨以此文纪念那一年牺牲、流亡和受罪的的无辜人们！

卿本佳人 奈何做贼　

——我对熊召政的继续质疑

一

自《是非恩仇二十年》发出以来，除开收到无数声援之外，我还接到了两位朋友的斡旋电话——邀约我和熊召政相聚释疑握手言欢。其中一位是武林大兄辈人物，与熊我皆有深交。他担心我对熊的“为难”，可能给自己带来危险，因此应熊之请，愿意出面来促和。我对这位兄台说——江湖之重，乃因道义二字。熊某十八年来视我若无，不给解释，必是自信我拿他无可奈何。他有钱有势有官家保护，而我只有真实而刻骨的记忆。我已宣战，请他接招吧。天下人心是最大的江湖，敢在今年揭发，我岂会在意危险？请将此信转发给他。

我不知道熊召政是否读到，但是此前他通过这位朋友转告——他答应我的要求，可以由我邀约当年的师友，他当众给我道歉，但是不能具体解释当年缘由。我说如果这样，那就请他给我电邮道歉或解释吧。但他不愿留下文字记录，拒绝了我的要求。

这位朋友还是去武汉和他见了面，并希望我到时能接听一下熊召政的电话。于是在八号夜晚，熊召政用这位朋友的手机，给我来电。中途这位朋友对熊说——你们谈这些敏感问题，你用你自己的手机吧。再一小时后，熊又借了一个别人的手机给我打来，前后两段谈话共计半小时多。整理其话大致如下，随后我再展开质疑。

二

他说——对不起，野夫兄弟，不管你怎么样，这么多年来，我一直还是视你为最侠义的朋友兄弟。很抱歉，我没有你那么坚强，我进去三天之后就全部招了。我为你所受的苦表示歉意云云。

关于当年那个案子，你有很多怀疑，我也有很多疑点，其中的原因我现在还不能向你解释。等到我老了黄土埋脖的时候，我再来说明真相吧。

当年海外民阵确实来了人，但是我对警方一直没承认，因此最后只好释放了我；而为什么判了你的刑，我就不知道了。我确实去广州联系过几次，其中一次在机场被刘富道【湖北作协领导，著名作家】带人将我强行架回。而且警局后来拿出我和你以及其它所有人会面的照片给我看，说明我的一切行动都在监视之下。

我看了你的博客，你还是那么充满激情。我早就已经回归平淡了，94年我就皈依了佛门，有了很多禅悟。你不要以为现在的人们还像你一样关心社会，他们早就遗忘了这些，一切都没有意义。我们都是受害者，一个受害者何必要去伤害另一个受害者呢？你说我还竞争作协副主席，这是误会，我早就不掺合他们那些事了。

你坐牢我去看过你，还给了600元钱，你完全不提，你怎么忘记了？事实上我一直都说你好话的，你的电视剧本，湖北电视台还拿来我审稿，我都是对你大加赞赏的。我看你博客上的旧体诗词，觉得你还是像当年，有些字不合格律，我们要是从前，我还可以帮你圈点出来的。事实上我的儿子也没移民，他们【谁是他们？】不让，早就回来了。

三

整个对话，主要是他说我听，偶尔插话质问几句。最后我告诉他——你的解释没有诚意，我无法接受你的道歉。你说暂时不能说出的真相，我等待你早日说出——如果它确能还你清白的话。由于你没有解释清楚当年的骗局，我暂时也无法原谅。

放下电话，我开始再次反省我们的交谊，以及彼此曾经熟悉到骨头的半生——难道真的如他所说，我错怪了他吗？

仔细回想熊召政在湖北功成名就顺风顺水的一生，不得不感叹这就是个奇人。用当年他很好的一个哥们的话说——他确实聪明绝顶，仅仅靠这点聪明，已经足够他要雨得雨了。可惜这些都是小聪明，而没有修成大智慧。

1979年他大约是英山县复转安置在文化馆的小干事，读了当年著名军旅诗人叶文福的《将军，请不要这样做》之后，他很快学会了这种阶梯式政治抒情诗，审时度势写出了他得以成名的《举起森林般的手，制止》。这首诗发起了对前垮台县委书记的批判，他成了后县令的东床快婿。此中有无联系，我不得而知。

问题是湖北籍伟大诗人叶文福从此受压，20年前那一刻英勇走上广场，军服前胸挂“将军，请不要这样做”，后背悬“我是叶文福”——这是多么勇敢坚毅的画面啊，这才是诗人的荣耀——以致事变之后被开除军籍，至今在北京陋室过着贫病交加的生活。而熊召政呢？该诗获奖，获得省委书记和老作家徐迟的青睐，上调省作协，最后升官发财到今天。

他说我错了，他没有去角逐省作协领导职位。我确实错了，他现在是省文联副主席，是政协常委。我倒是不解，一个敢在那年六月退党的人，有谁还肯复出去做贰臣？这个党什么时候宽宏大量到不计较当年的叛党者了？比他成就大很多的祖慰先生，因为退党而流亡，几年前回来，一直过着隐姓埋名的寂寞清贫生活。他要是也能被“宽恕”，且愿卑躬折节前来角逐这一爵禄，无论成就和人气，还能有你熊召政的一席之地吗？那么当全国所有的六月“叛逆”都没有获得****和宽待之时，湖北真理部和礼部，怎么又敢破格任用他这个不仅退党，且身负“刑罪”的嫌疑人呢？

我见过无数当年仅仅参加游行和签名的人，现在想重用都要被某部门阻止；唯有大名鼎鼎的熊召政，却能独仰天恩，此中的秘密何在？他难道不能给历史一个合理解释吗？他向来以湖北名士自许，自命古典熏陶深厚。请问，自古文士讲名节，如真心退党，那何必重食周粟，再受周禄？如果是奉旨退党，以便隐秘建功，那么人各有志，各为其主，你只要昭告天下，那也无可厚非——因为那也是饭碗——只是你不能一边装民主义士，一边做党国功狗。两边都想讨好，左右都要逢源，你也确实太聪明了。

当官做僚的朋友同学，我也很多；虽然彼此主张不同，但我向来理解。谁都想吃一碗安稳饭，只要不为恶，谁都不能谴责。只是你别机会主义，别既要上青楼，还要入牌坊。我们共同爱戴的老校长刘道玉，那一年只是签名上书为学子呼吁，尚未主动退党；后来在党员重新登记运动中，拒绝检讨，放弃登记过关，从此赋闲不再出山，至今仍被官方压制排斥【见拙作《大德无言》】。连一代教育家都不能见容于当世，熊召政何德何能，竟能屡邀上宠？

四

我何以判断他的电话没有诚意，因为其一，他先说他进去就招了【如果因此而判我，我绝无怨言，我从来不要求个人在暴力机器面前的坚强】；后来又说他关键的问题没有承认，于是他得以释放。他这不仅是把我这个前警察当傻子，且是对武汉公检法智商的侮辱。连我都已坦白的问题，警员岂能不追索到底？如有追索，我有罪，你岂能脱罪？事关政治惊动刑部的大案，谁敢贪赃枉法私卖人情。

其二，他宣称他和海外民阵确有联系，民阵确实派人来过，以此证明他没有虚构骗我——众所周知，海外民阵不是地下组织，所有人皆真名实姓公开身份，国内也不会因为你认识其中某某而定罪于你，请说出当初与谁联系。民阵中也不乏我故交，我自可质证清楚。

其三，他说很多内情暂时不便公开，人之将死时再写出真相——这是最好的托词，是我唯一难以逼问的说法；但是也可能是又一个谎言。因为如果是一般的真相，现在即使公布出来，也早已过了追诉期，法律本身无从追究。如果是可耻的真相，今天尚不敢忏悔，那终身也未必敢直面曾经的罪过。我想我不会再期待任何解释了，历史注定的方向不会改变，时间终将风化所有的铁幕。

最后，我要纠正他的几个说法，谁去探监我的日记都有记载，监狱也有登记，我所有的管教也都记忆如初。我的电视剧与湖北各电视台毫无关系，也从未与他们任何人联系，且早就拿完稿酬；他带有恩赐似的所谓审稿意见，我既未听说，也无意感谢。

还想补充一句，无论新诗旧诗，他都还在扮演宗师——似乎运作出来的茅盾文学奖，真的给他带来了意淫的快乐。他也不想想，在这个扭曲的时代，他不惜血本拿下的这种官方奖励，正是后日之耻辱。当他沾沾自喜与这个时代额手称庆之时，他的同班同学胡发云以及诸多良心文人的著作却被官方点名封杀——同样是作家，在这个时代的悲欢际遇如此不同；天良也能区别的荣耻，自以为修为很高的他，难道恬不知道？

时至今日，他还认为在这个国家，诗人是以他出版过的诗集来命名。似乎我的过去以及现在，都要他的圈点认可。那么我们就各自拿出自己的新旧诗文，来交付当世或者历史品评吧，让大家看看各自的文格词气究竟如何，看看最终岁月将淘汰的是谁的废纸。

在崇尚诗歌的时代，他成了诗人；在崇尚金钱的时代，他成了款爷；在官人们喜欢研读权术的时代，他写出了一代权相《张居正》交结当朝新贵。他一步不拉地紧跟着这个堕落的时代，在体制内备享尊荣。这样的一个文化怪胎，竟然还要去谈佛论禅——古诗谓“翩然一只云中鹤，飞来飞去宰相衙——仿佛正是他的写照。正如海上文坛产出余秋雨，孔孟之乡生下王兆山，三楚文脉之中也配套冒出了熊召政。斯人而生于斯世，六根未尽又八面玲珑，确实是吾土的一道奇观。

只要想想湖北籍前辈文人聂绀弩、胡风、杨刚、曾卓等的遭遇，看看当世乡人胡发云、余世存、杨恒均、鄢烈山等的文章，我不知道熊召政老师是否汗颜。反正我面对这样一些挑战强权而又被迫害的名字时，我自觉惊惕惶恐而卑微。我真不知道，如果没有极权在背后帮他们撑腰、屏蔽和删帖，余王熊诸位是否还能在主席位上，活得这么安全而自得。就像余秋雨说他也是文革的受害者一样，熊召政指责我不应该伤害他这个同样的“受害者”。我倒想请天下士民一起来见证——在这个神奇国度，有活得如你一样名利权色兼收的“受害者”吗？

所幸我们都已看见了黎明，天亮之时，丧钟为我们每个人而鸣！

残忍教育

残忍教育 一　

残忍，对人而言，究竟是作为动物的天性，还是家族血统的遗传？是某个特殊社会的迫使，抑或是个人教育的缺欠。我们是不是可以套用托翁的一句名言－－所有的善良都基本相似，而残忍却各自不同。

许多年前，我还在禁中时，母亲来信说－－我的女儿【当时不到六岁，也不识生父】性格变得有点乖戾。比如，她会用一壶开水慢慢倒进小鱼缸，看那些鱼绝望挣扎又无路可逃，最后被烫死。母亲对此充满忧虑，老人在这一纯粹的孩提游戏事件里，看见了残忍。这使我忽然惊觫，我隐约意识到，几乎人类所有的残忍都具有一种游戏的表象，而多数的游戏中，都埋藏着一种残忍的本质。

当然，我不能不原谅我的女儿。一方面可以推诿她的幼小和父位缺失，尚未获得文明社会某些宗教式的护生教育，她只是在重复早期人类的原始野蛮。另一方面，我想起了我在那个边区小镇所度过的粗野童年，想起了我在这个国家所经受的全部残忍教育。当成人犹在主持或者默许各种变态的残忍游戏时，我实在羞于去谴责一个孩子。

我从四岁开始进入那个著名的十年，于是我天生就是个野孩子－－没有幼儿院的正规学前教育，自然也缺乏什么益智的娱乐。乡村大孩子带我学会的第一种游戏，就是去田野抓癞蛤蟆。然后用泥巴糊一个小窑，里面铺一层生石灰，将癞蛤蟆关进去用稀泥封闭，上留小孔再注入冷水。生石灰遇水则发散，产生极高的温度，蒸汽袅袅中，一阵阵“呱呱”的受刑惨号由强变弱。汽散声绝，扒开泥窑，但见癞蛤蟆的丑恶皮肤完全剥离，露出初生婴儿般的晶莹胴体，在死亡中显出一种纯净的美丽。

如此残忍的游戏，最初又是谁来发明的呢？游戏源于摹仿，孩子们到底在摹仿什么？

残忍教育二

若干年来，我几乎不断重复的一个梦境就是，我站在深秋的蓝天下，赤身裸体，抢着收集阳光过冬－－那时的冬天太冷了。我看见残阳越过高墙，把我的影子夸张地贴在对面墙上，而电网的投影恰好横过我的颈项，使我的头颅在墙的画面上，像悬挂在枯藤中的一只摇摇欲坠的野果。

我在那一刻开始知道，残酷的现实往往需要残忍的心灵去适应。这一曾经真实的场景，因其起点的令人不寒而栗，在往后的平淡生活中，被复制成了经久轮回的梦影。我在对往事的转顾中，力图去找到我对残忍竟能熟视无睹的源头－－我们从何时开始，把恶行和暴力视为情有可原且法无可惩的正常生活？

六岁，对，六岁时我是一年级的学生。1968年的初秋。放学集合，一个血气方刚的教师拆散大扫帚，给每个孩子发一根竹条。然后排队，去打强盗。当小街上走来我们这支武装童子军时，围着那个小偷的镇民们开始喝彩欢笑。小偷被罚站在一个水泥圆管上，衣衫褴褛，裤脚挽在膝盖上，似乎刚刚下田归来，脚下是一双草鞋。我深刻记得这些细节，是因为我们的高度只能够到他的踝骨。大人们不断吆喝“打，打”，于是小镇的狂欢节开始上演。

村小的孩子从六岁到十六岁不等，倚仗大人的鼓励第一次可以打大人，无不心花怒放。那个中年小偷被无数竹枝抽得像陀螺一般跳动，在水泥管上来回穿梭仿佛一场没有尽头的舞蹈。事实上他无处可逃，所到之处带动的只是更密集的鞭笞和喧嚣。我清晰地记得他的小腿－－那粗糙的还带着泥巴的皮肤，慢慢由红变紫，渐渐肿大发白一如半透明的萝卜。他不停的哀号，绝望地手舞足蹈，汗如雨下，双眼现出死亡的寒光。我挥了几下便因恐惧而悄然住手，而成人和孩子还沉浸在自己编织的绝妙游戏中。最后，我看见他喉咙嘶哑只剩鱼唇般的无声张合，身体摇晃如失去平衡的风筝，在极限的一击下砰然栽倒……

在围殴时我们已经从大人的咒骂中知道，他只是在试图偷裁缝铺的三尺布时被抓的，他是乡下来赶集的一个农民。在我成长的岁月里，我一直为此深深内疚。我总在想，他和我一样要面对人生的冬天，他的孩子还衣不蔽体，他实在没钱去给那个和我一样大的女儿增添一缕温暖，这时，他看见了那要命的三尺布。我每每想起这一画面时，内心的痛楚就在深化。走笔至此，我忽然泪流满面，我依稀可以确认，这，正是残忍教育的起点。

残忍教育三

残忍，许多时候是难以分清其善恶性质的。我们在一个充满蚊虫的房间，紧闭门窗，点燃毒气，彻底消灭害虫，没有人会质疑这样的行为。那么老鼠呢？它传播疾病，盗窃粮食，当然也应该灭绝。至于灭绝的手段，一般不会被追究。

我十岁左右时被母亲送到了煤矿，那时父亲正经受被打倒后的各种体罚。他的同僚不堪忍受而自杀，母亲担心他的绝望而将我送去作陪，于是我开始生活在真正的工人阶级之间。那时的煤矿老鼠很多，每天经历死亡的井下工人没有娱乐，灭鼠则成了他们的闲情逸致。

他们用各种智能的方式活捉老鼠，然后将生黄豆塞进其直肠，再将其肛门缝住。黄豆在体内发胀，痛不欲生的耗子在放生后开始疯狂乱窜，闯进它们熟悉的家撕咬同类，一场大规模的自相残杀壮观而刺激，比任何毒药更惨绝鼠寰。或者将鼠尾捆上浸透汽油的棉花，点燃后放手，再欣然观看那团狂奔的火球。我每每为此触目惊心的场景油然而生一种彻骨的恐惧，因为厌恶和仇恨，他们如此折磨鼠类－－是代表人类的正义吗？

那么人类自身的相互残杀呢？纳粹对于犹太人的厌恶以及导演的屠杀，与此无异自不用举例。我们曾经对所谓剥削阶级的仇恨，似乎也不亚于此。我的故乡有个大地主叫李盖武，在土改时被愤怒的农民装在笼中，架在火上烤死。我们可曾分担那种灼痛，那是怎样一种漫长煎熬的死亡啊。如果再看看我们的刑罚史，了解凌迟和幽闭等等的含义，我怎能相信族类的理性。

残忍教育四

我们从小所受到的教育就是——对敌人的温情就是对人民的残忍——这种政治伦理观一直主导着我们的社会生活。被党人奉为金科玉律的英雄格言要求我们——对同志要像春天般温暖，对敌人则要像秋风扫落叶一样无情。我们知道，情，是构成人性的基本元素之一，佛陀谓之有情众生。无情，则意味着我们只需要服从政治立场，摒除人之为人的底线思考和本能恻隐，对一切异己者【敌人】可以采用无所不用其极的惩处方式。

当自然界的益虫和害虫我们都难以真正分清时，那么我们如何又能正确区别同为人类的敌我呢？于是，最终的抉择和解释都只能归属于强权。最高当局宣称麻雀是害虫时，这些无辜的生灵就要被全体人民所驱逐。小鸟的天空骤然缩小，横遭屠杀，成群地累死于逃亡之路。鸟犹如此，人何以堪？平心回顾一下整个20世纪，所有曾经被我们命名为敌人的人，其中究有多少是十恶不赦的坏蛋。这些可怜的师尊、战友、亲人或邻居，随高深难问的天心喜怒而朝生夕死，有谁不曾体会过人世的残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