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饭你想吃什么？”我问她。我问得有点大了，似乎自己是个无所不能的厨子，而实际上我做的饭通常都难以下咽。
“有什么吃什么吧。”她说着挽起袖子下厨房准备晚饭。
她的回答和行为让我松了一口气。
她忙着的时候，我觉得在厨房里干站着似乎太傻，就笨拙地帮她削土豆皮。趁牛排还在锅里烤着，我做了份沙拉，摆好餐具。
等晚饭准备好后，我们开始吃饭。
“闻着不错。”我指着她做的晚餐说。
“谢谢。”她接受了恭维。
我们静静地吃了一会儿。这种感觉因为陌生而有点不自在。不过，我们都不会因为沉默而难受。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们似乎很适合住在一起。
“你一直没有女朋友？”又过了一会儿，她问我。
“没有。”我老实回答。
“那你生病了谁照顾你？”
“我自己照顾。”
“你到底得了什么病？”她迟疑地问。
“难说，”我说。“心理医生说我是焦虑症，精神科医生说我是抑郁症。我看我快被他们折腾成精神病了。”
“呵呵。”她笑了。
吃过饭后，我们再度陷入了沉默。我一边洗盘子一边在考虑是把她留下来，还是把她送走。她突然也有了拘束，边收拾桌子边望着窗外，说外面的景色很美。
我朝窗外张望了一下，外面很黑，什么也看不见。雨变得小多了，下得安安静静，只能看到窗玻璃上水珠往下滑的痕迹。
“要不是有雨，我就可以带你去看那些雏菊，”我对她说。“是那个老头儿种的。”
“你好像很喜欢这种花。”
“我以前住的那个地方更多。我用了八年的时间才种满那个山坡。”
“你真有毅力。”她笑着说。我不知道她是在夸奖还是在嘲笑。
“秋天的时候，她会带上她的画夹，骑着一辆白色的自行车来这里画雏菊。”我说，“她就坐在那个山坡上，一画就是一天......”
“我发现你老是跟我提到‘她’，‘她’到底是谁？”她好奇地问道，“你妻子？”
“不是。”我摇摇头，“是另外一个女孩，我不认识她。”
她半晌不语，似乎沉浸在我的表达里，等我继续叙述。后来她蓦地握住了我的手。她的手小而硬，但很温暖。我大概是被自己的错觉欺骗了，觉得那手是那个画雏菊的女孩的手，不禁一阵眩晕。不过我知道，这只是适逢其会罢了。
有一片刻，她的眼睛对上了我的双眼。她大概想把头依在我的肩上，身子往我肩膀上靠。我关上门，转身面对她。此时房间里的温度、红酒，以及她脸上柔和的神情，似乎串通起来算计我，我再次感到一阵眩晕。我将嘴唇凑了过去，她并没有拒绝。这个时候门响了，有人敲门。
我只得走过去开门。我赌气似的猛地把门拉开，力道大得完全没有必要。门外站着两个陌生人，这让我感到非常意外。我的目光越过其中一个人的肩膀，看到了他们身后停着的一辆警车。
“你们是......”
“我们是市公安局的。”
“哦。”我看了看她，闪身让门外的人进来。
“这个......是我女朋友。”我指着她向来人介绍，“我们刚从街上回来，刚到家......”
“你这儿真不好找，”警察似乎对她的存在不感兴趣，其中一个警察招呼我坐下。“我们找你了解一点情况。哦，你不用紧张，我们只是随便聊聊。”
“哦。”我不安地坐了下来。
“你以前干过警察？”
“是。”我从抽屉里翻出照片递给他们，照片上的我穿着警服，看上去相当魁梧。
“你的情况我们知道，挺遗憾的。”
“谢谢。”我胡乱应答，不知道该说什么好。
“听说你和一些人来往比较频繁。你认识一个叫鲁献波的人吗？你们什么关系？”
“是。”我出了一头汗，“我们以前就认识，一般关系。”
“你什么时候和他认识的？”
“很早以前。”
“具体是什么时间？”
我紧张地思索着，极力去想我最好和鲁献波在什么时间认识，但脑子一片空白。
“别着急，好好想想。”警察安慰我，“是当警察的时候还是不干警察之后？”
“是在之前吧。”我说，“我那个时候是这个辖区的......片警，他被我抓了好几次。”
“为什么抓他？”另一个警察问我。
“什么？”我没听清。
“我是说他犯了什么事儿被你抓到？”
“我记不太清了......”
“有没有涉及到毒品之类的。”
“我不知道。”
“我的意思是他有没有参与贩毒。”
“好像没有。”我低头想了一会儿，“没有。”
看得出来，警察对我的说法持怀疑态度。他们不再就鲁献波是否贩毒向我提问，而是问我最近都做了些什么。
“我最近在养病，有时候和女朋友见见面，一块出去吃吃饭。”我搂了搂女孩的肩膀，以示我们清白，像平凡的大多数情侣一样。
警察不露声色，边抽烟边记录，时间长得可怕。警察和我闲聊一会儿突然问我：“吕成军这个人你认不认识？”
“不认识。”我愣了一下，然后斩钉截铁地答道。
“确定吗？”
“也可能认识吧？”我说，“主要是人和人名对不上号。”
警察凝神看了我一会儿，然后提笔继续记录。
“你们还没有吃饭吧？”我起身招呼她去做饭。她急忙站起来往厨房走，被警察摆手叫住。
“我们好像很面熟。”警察对她说。
“是吗......”她看了看我，局促不安地说。
“上次我们清查鑫龙酒店，抓了几个吸毒的，有一个女孩很像你......”
“我从来不沾那个。”她下巴一紧，但还是努力保持着恰如其分的微笑。
警察看了她一眼，没再说什么。
“据我们了解，你从公安局出来后找了份工作。”一个警察问我。
“是。”我慌忙答道，“我钱不够用，还得看病，所以......”
“是谁帮你找的？”
“是我自己找的。”
“你工作的那个单位叫什么名字？”
“华康化学制剂有限公司。”
“你平时都吃什么药？”另一个警察问。
“这些。”我从抽屉里拿出一个盒子，递给警察。“是治疗心理障碍的药。”
“这个是什么？”一个警察在盒子里翻看着，最后他注意到了两支针剂。
我立刻出了身冷汗，那是以前我父亲癌症晚期用剩下的两支杜冷丁，它竟然出现在不该出现的时间里，真要命！
“哌替啶。”我平静地说。
“哌替啶？”他捏着杜冷丁针剂，念着那上面的名字，又从桌上拿起注射器，“这个呢？”
“注射器。”我盯着警察回答。
拿药的警察看了看我，又看了看手里的药品，一脸狐疑。他和另一个警察递了个眼色，然后对我说：
“恐怕你得跟我们走一趟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