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切都像梦境一般，我在咖啡馆里等了一个多小时，一直到最后他也没有出现。这让我越来越感到焦虑不安，心脏几乎要跳到嗓子眼儿。他会不会出了什么事！他是不是受伤了？病了？死了？也许马上就有人将这一噩耗通知给我，或者就在天亮之后。
肚子被咖啡撑得难受，我伸手喊结账。服务员笑着走过来，她说她从来没见过我这么能喝咖啡的人，居然能喝掉11杯。
“一共多少钱？”我问她。
“您要了11杯咖啡，一共是715元。”她说。
“哦。”我点点头，去掏钱，结果我翻遍了所有的口袋，却发现钱不够，我顿时紧张起来。咖啡店正值生意兴隆，不时有人进进出出。我站在咖啡店，为自己付不了账而尴尬得面红耳赤。
“我......我今天带的钱不够......我能不能把这个押在这里？”我掏出身份证，“我......我明天一定奉还。”
“这个......我做不了主。”女孩扭脸看了看吧台的老板，“我得问我们老板。”
我顺着女孩的目光看过去，一个据她说是老板的女人坐在吧台一角，两眼注视着桌子上的电脑，对这边的情况毫无知觉。
“好的。”我说。
过了一会儿，女孩把一个中年男人领了过来。
“对不起先生，我们这里不欠账。”中年男人笑着对我说。
“我明天一定奉还。”我说。
“不好意思，我们这里从开业到现在还没赊过账。”他看了我一眼，漫不经心地看酒吧里进进出出的顾客，但是随后他又将目光收了回来，重新在我脸上锁定。这目光使我更加不安。
“对不起，”我连忙笑着向他解释，“我今天确实没准备喝这么多咖啡，但是......我......”
他并没听我的解释，一脸的恍然大悟，拍着我的肩膀说：“原来是你。”
这话令我非常迷茫。
“你可能不认识我。”他说，“我在电视和报纸上见过你，你搞过募捐对不对？你叫李......”
“李允明，”我尴尬地笑。“这咖啡店是你开的？”
“是我爱人开的，”他指了指服务台上那个女人笑着说。“坐吧。不用担心，11杯咖啡算我的。”
“那不行。您等一下，我女朋友一会儿就把钱送过来。”说完我掏出手机给琳琳打电话。
“您不必把这个放在心上。”他让服务员送过来两杯咖啡。这种所谓的“蓝山咖啡”味道很怪，酸味、甜味、苦味都有，但颇能提神。
“不喜欢这种咖啡？”他见我情绪不高，笑问。
“不是。”我指了指肚子。“今天喝得太多了。”
“你真的喝了11杯咖啡？”他吃惊地问我。
“加上这一杯，”我诚恳地说道，“应该是12杯了。”
“喝这么多，”他似乎对我很感兴趣，“是不是心情不好？还是别的什么原因？”
“我和一个人约好了，但他没来。”
“哦，”他点点头，“人家都是借酒浇愁，先生喝咖啡浇愁我还是第一次见。”
我们面对面地聊了起来，像阔别多年终又重逢的老朋友。他说他是一名律师，然后问我是不是在华康公司上班。
“不是。”我告诉他，“我是警察。”
“原来您是警察。”他的表情立刻带着崇敬，“这是个好职业。”
“都是跟法律打交道的。”我说，“律师也是挺神圣的职业。”
“呵呵......”他笑了，尴尬的笑。“我不觉得。”
“我觉得律师挺神气的。你们在法庭上很牛，一袭黑衣，戴着假发，为正义慷慨陈词......”
“那是电影。”他说，“电影里的律师不仅可以站起来，还可以像欧美法系的律师那样四处溜达。”
他的话把我逗笑了。咖啡馆里又暖和又亮堂；一张张桌子都擦得亮光光的，有些桌子上铺着红白条子的桌布；还有些桌子铺着蓝白条子的桌布，所有桌子上都摆着糖、饼干和报纸。椅子是雕花的，木头座位虽旧，倒还舒服。
“在一个没有神的国家里，律师是很难做的。”他说。
“我觉得无非就是动动嘴、抬抬杠，挺容易的。”
“知易行难啊。”他说，“人家把案子交给你，你就不能辜负人家的信任。‘受人之托，忠人之事’是一个律师起码的职业操守，但是每个人对同一事物的认识不同，想法不同，思路不同，接下来的解决方法也可能不同。一个案件如同一块玉石毛胚，你可以把它雕刻成精美的艺术品，也可能把它做成废品。”
“这倒是。”我点点头。“不过，您这么一说，真没人敢请您了。”
“呵呵......”他笑了起来。“最难做的就是刑诉辩护律师，他要跟公权力相对抗，这是个什么概念？”
“跟公权力对抗？”
“对。法官、检察官、警官，甚至在法院做笔录的都被称为‘书记官’，全部都是当官的，他们是国家机器。而律师的身份只是一个民间人士。为了帮助委托人实现合法利益的最大化，律师是得罪不起这些‘官老爷’们的，只能低三下四，除非你牺牲委托人的合法权益。
“官本位思想。”
“这是几千年来形成的，没办法。大家都以有个一官半职为荣，一切都要与官衔相比，才能体出一个人的社会地位和社会价值。司法领域更是如此，法官、检察官、警官们总是对律师充满职业歧视，他们视律师为眼中钉，更有甚者在法庭上将律师赶出去。看着我的当事人无助的眼神，我常扪心自问，这就是你当年下定决心要为之奋斗终生的职业吗？仗义执言有什么用？”
“是啊。我甚至在网上看到他们居然把律师给铐了起来。”我说，“我觉得你们挺孤独。”
“没错。正是因为缺乏团队合作，所以只能孤军奋战。而且律师事务所与律师事务所之间、律师与律师之间也存在竞争，甚至在同一个律师事务所里面的律师也存在竞争。所以，律师其实和做生意一样，生意做得好的，有成千上万的收入；做得差的，糊口而已，有时糊口都难。加上国家对律师业的发展根本就不会去扶持和帮助，对律师的管理也只是处罚而少有鼓励，所以律师很难做。”
“明白了。”
“除了这些，律师调查取证也很难。有谁会买一个律师的账？大家都认为律师是个油腔滑调的家伙，靠耍耍嘴皮子就可以获得高收入。听说过这个行业有一个古老的、不太雅观的名词吗？”
“是什么？”
“讼棍。”
我们相视大笑。
“怎么样？”他用小勺搅着杯子里的咖啡问我。“干警察不错吧？”
“警察也不好干。”我说，“工作累，挣钱少，而且是最危险的职业，每年因公死亡的人数占有很大的比例，是一个在和平时期比军人还要危险的职业。”
我们继续聊着，那晚我们聊了很久。他让我觉得，他就是我的老朋友。我几乎痴迷在我们的谈话当中。我全神贯注在他的高谈阔论里，几乎忘了别的，忘了边慧成，忘了一切。琳琳推门而入时，我们已经聊了将近一个钟头。
“抱歉。有个朋友叫我。”我向他解释了一下向门口走去。
“你们认识？”琳琳问我。
“嗯。”我说，“一个律师。你怎么来这么晚？”
“路上又堵车了。”她说。
“下次再来少喝点咖啡，多带点人民币。”她从钱夹里抽出钱塞给了我，“快给人家吧。”
我接过钱，走回到他面前。他说什么也不接钱，再次强调算他请的。我们推来推去，最后他只好接着了。
之后我们又聊了一会儿关于警察和律师这两种职业的艰难，由于我肚子胀得难受，最后不得不向他告辞。
“欢迎再来。”他见我站起，忙说：“下次来我免费请您喝咖啡。”
我同他握手再见。他突然想到了什么，从口袋里掏出个东西递给了我，我打开包装，看到了一个U盘。
“两个小时以前，有个人托我把这个交给你。”他说。
“他说了什么没有？”我问他。
“没有。”他摇摇头，“他说交给你就行了。”
我穿上大衣，我们走出了咖啡馆。这时候雨已经减弱成雾状，街上几乎没有什么车辆，行人掩面疾行。树木的枝叶在寒风中瑟抖，路灯透过树枝散出淡黄的光晕，看上去光怪陆离，更让我觉得我们那天晚上像是漂浮在色彩斑斓的夜空之中。她将手伸到我的大衣口袋里，我们拥在一起边走边前后看是否有出租车。
“明明不是警察，干吗非要跟人家说你是警察？”她埋怨我。
“我说了吗？什么时候说的？”我轻描淡写地问她。
“切！你不光跟他说，跟我说，你跟任何人都说。祥林嫂似的，几乎逢人便说。”
“我真这么说的？”我冒出了一身冷汗。
“对！”她说，“我就闹不明白你想干吗，想让全世界都知道你是假的？”
“我......”我不知道该怎么解释我的行为，“我只是想当警察而已，我觉得当个警察挺好。”
“这辈子说什么也晚了，下辈吧。不要生气，不是打击你，我说的是实话。”
“如果我有选择的机会，我愿意做警察。”
“做演员吧，你可以找吴宇森导演，他拍的警匪片多，有机会演警察哦。”
“小时候我的梦想就是当警察，每次在电视上看到警察把犯人抓起来绳之以法的时候，心里就羡慕得不得了。我天天缠着我爸给我买警察帽，还有塑料水枪。每次大人们问我‘长大以后想当什么’时，我就挺着胸脯骄傲地说我要当警察，我要为祖国做贡献。”
我们漫无边际地闲聊着。几乎快走完林阴道但还没有到达胜利广场之前，我们同时看见了边慧成。
“你看边慧成。”她说。“像不像便衣特务之类的。”
“你认识他？”我顺着她手指的方向望过去，看到边慧成紧靠着街边的巨型广告牌疾步向东走。他穿着他那套深蓝色西服，胸前那条他常使用的‘CK’牌领带被风吹得左右飘摆。他走路很快，而且非常沉稳。我目不转睛地盯着这个深蓝色的身影，心想这么晚了他出来干什么？为什么拒绝和我见面？莫非他预料到了危险，取消了这个约会？
“认识，以前他经常去我家。”琳琳说，“感觉有时候你们很像。”
“是吗？”我笑，未置可否。
“你们有个共同特点。”她说，“忧郁、孤独、疲惫。不过也有不同的地方，你比他病得厉害。他是静静的，仿佛并不存在似的，整天小心翼翼，走过去不落痕迹；你老兄是什么都不在乎，很颓废。还有，他比你优雅深邃，不过我很讨厌他的阴沉......”
“我的病是不是比以前更严重了？”我打断她，“我病的时候什么样子？”
“对什么都没有热情、盯着镜子一看就是一个钟头、天天往胜利广场跑、天天逛花店买什么雏菊。算了不说这个了，没劲。”她不愿意再聊这个话题。
“呵呵。”我笑，“还好，我觉得这也不算是什么特别严重的疾病。”
尚未等我把话说完，我们身后就传来砰砰的响声及刹车发出的尖锐的呼啸声，紧接着就是一片齐声尖叫。由于声音很响，把我们吓着了。
肯定又出车祸了。车祸现场离我们仅有几十米远。我担心边慧成出事，急忙往回跑。我拨开人群，看到了惊悚的一幕：一个黑糊糊的人影躺在地上，面目全非，周围很大的一摊血。肇事车撞完人就跑了，由于车速非常快，灯光下只能看到是辆黑色雪铁龙。
死者侧着身子躺在人行道上，像睡着了一样。由于街上的灯光很暗，使他看上去非常陌生。一霎时我忽略了他是一个死人，思忖他这样侧躺着一定很不舒服。后来我看到一条被血浸透的领带露出了一截，是那种麻纹的商务款，上面有“CK”标记。一种令人窒息的气氛深深地压抑着我，我的心头顿时掠过了一阵悲凉。我下意识地从口袋里掏出手机，拨打了边慧成的电话，一段熟悉的手机铃声立刻从死者身上响了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