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说：“是张明明教授吧？”
“对。其实张教授人不错，也很有学术潜力，只是我们学校有规定，一年必须在核心期刊发两篇论文。当时他正在搞一个项目，实在抽不出时间，没办法，让自己带的研究生翻译了国外一篇文章，自己稍加修改，拿去发表，不成想就被抓住了，博导资格也没了，项目也换人了。现在整天闲在家里。这不是浪费吗？”
“可不是。这些个规定是挺扯蛋。我们这里还不是一样，要求科研教学两不误，既要带研究生，又要给本科生上课，还得自己跑项目、发文章。一个人哪里能忙的过来，我们又没跟孙猴子学过分身术，可是你不干又不行，制度在那里摆着呢，到时候就用这个卡你，整天忙的晕头转向。可是，要是一旦出了差池，那就是你自己活该倒霉。制度本来是为人服务的，怎么到了咱们这里就成了剥削人的周扒皮了呢？”
“这是我们的传统：可以容忍大家都过的不好，但绝不容忍少数人过的太好！你好，要么我逼死你，要么就捧杀你。”
“哈哈，真理。”
我们东拉西扯，不知不觉一个多小时过去了，访谈的事早被我们忘到了九霄云外。史处长一看表：“哎呀，时间不早了，就到这里吧，”说着，站起身，“今天和李院长聊得很愉快，希望以后有时间再多聊聊。”
我说：“欢迎史处长常来指导工作。”
接下来的每一天基本上就是第一天的复制：白天大家演戏，晚上吃饭、唱歌，活动有了规律，也就没那么累了。最后一天，我们又去过一次那间ktv包房，妹妹还在，聊得挺开心。临走时妹妹说，你这人嘴坏，心眼儿还行，留个电话吧，闷了找你去。
五天的评估就这么过去了，专家们的反馈意见还不错，对学校各方面评价很高，提到我的学院的时候，说是课程改革很有前瞻性，经验值得推广。我们像当年老百姓送知青回城一样，真心实意地送他们走人。上车之前，张教授还专门找到我，握着我的手说：什么时候到上海一定提前通知一声，也让我有机会尽地主之谊，你很实在，很愿意和你交朋友。我说，一定一定，也欢迎你经常来。小子，想在上海收拾我，琢磨什么呢！
专家们走后，大家普遍感到有些失重，可能是一下子放松下来还不适应。学校为了让大家恢复到以前那种懒散萎靡无所事事的状态，采取多种方式安排大家出去放松，有出去学习培训的，有出去旅游的，有参观考察的。经过了这一年的折磨，大家都想尽快离开这个校园，到外面去放放风，各系都在积极报名。我也在我们学院里传达了学校的精神，并鼓励大家参加，但报名的人并不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