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学校，先和本学院的老师见个面，向大家道辛苦，安排一下开学前的准备工作，然后到其他各学院转转。今年真不错，同事们都还健在，一个都没见少。现在很怕开学，真的怕，一开学，大家最先聊到的往往就是那谁谁谁又殁了。我的这些“殁了”的同事们大都只有四十几岁的年纪，往往放假前还约好开学后如何相聚言欢，几天的功夫这位就在那边翘首期盼了。聊得心里一个劲儿的发紧。这次还好，大家都还活着（现在，能够活着，即便不能算作一个奇迹，至少也是一种偶然吧），却不知为什么就聊到了过劳死——“未知生 焉知死”，这样的境界恐怕没有几个人能做到，活着的人对“死”都充满了恐惧和好奇。有人说，二十年前，我们把日本人的“过劳死”和自杀率高看成是日本人心理变态的一个标志——心理上要享受压力，生理上又承受不了压力。最近几年，我们的几项技术指标大有赶超之势，不知我们是不是也到了变态的边缘了。我说，我们和日本的国情不同，具体问题还得具体分析：在日本，“过劳死”和自杀率高是他们的社会有问题，朝廷与企业沆瀣一气，鱼肉百姓，加之日本人生理上的缺陷，最终必然导致这样的结果。中国的情况不同，跳不跳楼、累不累死是个人兴趣爱好问题，与河蟹社会无关。我说到这里，几个人大笑，只有外语学院的两位老教授唉声叹气，一问才知道，被拆·迁了！拆·迁·费按六千一平方补偿，而周边的房子已经卖到一万二一平方。
“怎么办？”老教授苦着脸。
“怎么办？！既然他们抢我们的钱是合法的，那么我们抢来房子住也是合理的！”我说。
“唉！可是我们拿什么去抢啊。”
中国的老百姓真不容易，能囫囵个的活着，就算是最大的福了。当然，政·府更不容易，随时能扣到老百姓的命门，不让我们好好活着。他们先说接受高等教育是好的，于是，事就这样成了；他们又说人人都有房子是好的，于是，事就这样成了；他们还说生病是不好的，于是，事就这样成了。现在什么都不怕，就怕让他们知道我们还有余粮，只要我们还可称得上“有”，就免不了被盘剥的结局。所以，如果想在这个社会无牵无挂地活着，就得先把自己剥得一丝不挂。
各处都走完一遍以后，最后来到校长办公室。我敲了敲门，“请进”，是校长的声音，我推门往里进，正碰上几个二级学院的负责人往外走，他们抬头看见是我，眼神里都是神神秘秘的甜蜜。校长送走了他们，把我让进去。我先汇报了自己假期的状况，然后请校长指示。校长说工作的事先不急，等明天开会的时候再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