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会以后，我的副书记和副院长跟着我回到办公室，我对他们说：“我看今晚不会有什么事，我自己在这里就行，用不着我们仨都在这里端着，你们回去吧。”
“李院，还是你回吧，我本来就是分管学生工作的，有些事李院不熟，还是你走吧。再说，我们也得照顾上了年纪的同志嘛！”副院长说。
“谢了！我不老，摇曳多姿含苞待放着呢！好了，别耗着了，其实谁在这里都一样。有些事还是我去找老爷子说比较方便。”
见我这么说，他们不再坚持，聊了两句就回去了。
我看了一下表，已经快十一点了，我给李敏打了一个电话，告诉她今晚不回去了，她问什么事，我简单说了一下情况，她说知道了。我听到她轻轻的叹了口气，我问是不是有事，李敏说：“没事，就是做了饭，以为你会回来的”。糟糕！早上忘告诉她了。
“你看，早上忘记告诉你。本来以为讲座完了以后就能回去的，没想到出了这事，一忙活就忘了。对不起。”
“没事，自己晚上注意点，睡在沙发上别着凉，要不要给你送条毯子去？”
“不用了，这里不冷。那就这样吧，你也早点睡吧。”
“嗯。”
我躺在沙发上，两眼望着昏暗模糊的天花板，一滩殷红的血迹在那里慢慢弥散，驱走了所有的睡意。
人的目的是什么？作为生命体，其本能性的要求是自身的存在与延续，存在与延续需要物质保障，植物张根于大地，鸟兽游走于四方，都是为了这个目的。作为人，其生命体的存在对外部条件的依赖性更强，因此也就更加脆弱，今晚，一块平整的水泥地轻易的接走了一个鲜活的生命。脆弱，激发出更加强烈的求生欲望。物质和精神资源的储备欲便是求生欲望的反映。在一个正态的社会，一个民众雇佣政府的社会，资源的储存在个人和家庭的外部进行，社会通过保障人们公平支配资源的权力来代替资源的实际拥有。这就是人的目的。人之所以为人，并不在于别的什么，而体现在其支配资源权力的拥有上。人的存在以权力的存在为前提。而在一个以统治为特征的社会，政府充当了资源的分配者，在这样的社会中，除分配者外，生存资源的保有要靠个体和家庭自我在内部完成。生存的压力让绝大多数人惶惶不可终日，为了生存，人们拼命生产，但是由于支配权力的缺失，更多的生产没有带来更多获得，反而消耗了更多的生命。在这样一个权力颠倒的社会里，可以称为“人”的个体是极少数。生产更多得到更少的矛盾使人产生了巨大的恐惧感和疑惑感。当内心的恐惧和疑惑不能在自身范围内得到解决的时候，人就会到外部世界去寻找一个更加坚实的依靠。英国哲学家罗素说，当我们处在致命危险当中时，我们就会寻找上帝的庇护。他们找到了上帝，把自己的一切奉献给了它。可是我们却没有找到属于我们的上帝，抑或我们更加无畏，将本来属神的权力授予了人。这样，我们就把自己分成了两个类别：惩戒者和被惩戒者。当西方人为着上帝的荣耀和权柄——后来转变为法的荣耀和权柄——而否定人的权威时，我们——我们全体，却匍匐在了人的权利面前。惩戒者被默许代替上帝行使权力，成了绝对和无限者，被惩戒者的一切——生存、发展、被尊敬等所有需要——皆来自于惩戒者的赏赐。生存的本能使我们在人的脚下颤栗，男孩子瑟瑟的双肩和杨院长的媚笑把我们的尊严击得粉碎。
尊严，是人独有的特征。什么是尊严？布克哈特说：在文艺复兴之前，人们一直“认为自己仅仅是种族、民族、集团、家族获团体中的一员”，到了文艺复兴时代，人们才认识到，人应该“成为一个精神的精灵，并认为自己就是这类精灵。”也只有到了这个时候，人才发现了自己，个性是尊严体现。当一个社会仍以各种借口虢夺个性时，人的尊严就不可能存在，人的内涵自然也就虚化了。
女孩跳了下去，撞到了水泥地上，或者是水泥地撞到了她？在一个民众拥有权力的社会，社会保障个人，人们可以卸下所有负重像蜜蜂一样在明媚的春天了轻灵飞舞。而在我们这个社会，人们不得不全副武装，像一架重型轰炸机一般笨重起飞，在重重迷雾中拼死向前，撞山坠毁是早晚的事。生命脆弱，何堪其重！女孩子的纵身一跃，不知是对生命的抛弃还是生命不堪负重的主动逃离。我也不知道该替她惋惜还是替她庆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