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跳了几曲之后，胖教授高兴得什么似的，说要为大家献声。也不知他是哪里口音，他说献声听起来好像是要献身。妹妹坐到我身边，我给她点了支烟，她很优雅地吸了一口，问我，这位胖哥哥出来跳舞怎么裤兜里还揣着把枪啊。我问她枪口冲上还是冲下，她问这还有讲吗？我说，别和枪口冲下的人零距离接触，随时都有可能把你送进局子，和这种人在一起不安全。也别和枪口冲上的人负距离接触，防水没做好就更不安全。妹妹笑得歪在沙发上直抖。笑了好一会儿，妹妹才一边擦着眼泪一边坐直了，问我为什么不跳舞，我说，哥哥年轻那会儿管得严，几位同学因为跳舞进去了，就没敢再跳了。她说，跳舞也能进去啊？我说怎么不能，脱衣舞。妹妹佯装纯真地睁大了眼睛说，叔叔阿姨们那时候就这么不自重呢！我也瞪大了眼说：你们现在还这么不自重呢？！
第二天，深度访谈，也就是专家们和学校的教师及管理人员进行面对面交流，通过谈话，了解学校深层次的问。这种访谈最不好准备，因为我们每个专家的谈话习惯、想了解的层面、关注点都不同，所以，这个环节也是整个评估准备中最让人头疼，也最不好把握的。有一个学校曾经发生过这样一件事情：有一个专家在对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的访谈中，问了这样一个问题：“你们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有没有实践教学环节？”那位教师回答：“有。”问：“代实践课的老师有几位？”那位老师想了想说：“十七位。”问：“你们思想政治理论课一共多少老师？”答：“十七位。”专家笑了笑。在信息反馈会上，这位专家指出：按照教育部规定，思政课教师的师生比应该是1：300，而贵校政治理论课教师是1:450，严重不足。并把这个结论写进了报告，限期整改。结果这个学校不得不在一年中招聘了十好几位思政课教师，给学校带来了很大的压力。
深度访谈的对象是随机挑选的，一般是通过抽签决定。我被他们抽到了。
下午两点，院办通知我，深度访谈在我的办公室进行，不要离开，专家随时会来找我。电话中的语气非常正式、严肃、不容商量。也难怪，这次评估是本届领导班子遭遇的最严重考验，虽说五年前这帮人也参加过评估，不过，那时他们还只是计划的执行者——就像现在的我一样——还不是计划的制定者。因此，他们的紧张、烦躁也是可以理解的。
不一会儿，小孟来到我的办公室，还带了五六个花枝招展的小姑娘，一人手里捧着个果盘。小孟是院办的，科长，这次评估的校内接待由她负责。那几个姑娘是她的手下，有些是学生，有些是老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