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锻炼学生“吃苦耐劳，艰苦奋斗”的精神，学校在九月的最后一个星期，组织我们高二学生到郊区去干农活，美名其曰：“学农。”我对此无所谓，好多人却很兴奋，出发前的那个晚上辗转反侧，就跟要去见未来的媳妇儿一样，真不知道是怎么想的。“大哥，我们是去干活，不是去旅游兼谈恋爱。”我还想在学校睡好最后一个晚上。
“我知道是去干活，咱不是没干过嘛！你说咱们都干什么呀？那儿的蚊子多吗？”
“到时候就知道了，想那么多干嘛！到时别嫌累就行，老师不会让咱们好受的。”真怕到时候又晒黑了，军训可是过了一个多月才缓过来，我有点担心。
第二天一早，又是收拾行李﹑打包，然后出发。
一个多小时后，我站在了我即将要在这学干活的地方，“北京市XX区学农教育基地”。看来为了培养我们艰苦朴素的作风，，国家可真是下了大力气呀！这样的地方绝不仅仅一个，按人口来算，要是为所有的北京高中生“服务”的话，恐怕不会少于一百个（事后才知道，这种地方只是为城区里的人“服务”的，郊区的学生根本不用学这个）。看着这个像农场一样的地方，大门口居然还有人站岗，应该主要是防止学生们溜出去的吧？我又为自己未来的一个星期担忧起来。
进去之后，第一件事还是分宿舍，大体上还是按照班级来分，我和杨杰﹑郭言分在了一块，不然我还得和别人换，省了不少麻烦。接下来的第一件事居然是收钱，叫作“学农教育费”，开玩笑吧！我们是给人干活来了，不给钱就算了，还让我们交钱？你怎么不抢劫去呀！那比这来钱快多了，还是一笔买卖。顿时，一阵阵的怀疑声响彻各个宿舍，但没办法，学校就是这个规定。不过有点让我们安慰的是，至少我们还知道交的钱是干嘛了，总比交完钱什么都不知道的强吧！就这点来说，学校还是比较诚实的。
随后，我们接到通知：每个人带着自己的小马扎去操场开会。当我们每个人拎着从宿舍各个角落搜刮出的或好或坏的马扎踏出宿舍门的一刹那，一阵眩晕袭上头来：太阳像个大火球一样挂在天上，刺得人睁不开眼睛。“学校也太没人性了，”坐下没两分钟我就已感到燥热难耐，汗已从全身各个毛孔渗透而出，宛如喜马拉雅山上融化的雪水一样汇聚成一条条“汹涌的大河”，一泻千里。学校领导和教育基地领导姗姗来迟，这么热的天气穿着西服不说，居然还客气有加，互相谦让着上台发言，这领导还真是有“领导”的样子。要我说谁先上不一样，反正一样不会有人听。
待两位领导长篇大论之后，看看时间，居然已过去了半个小时还多。现场“气氛”早已热得不行，最后学校领导的一句“解散”终于把气氛推向高潮，这恐怕是他今天说的最有意义的一句话了。以后大家不妨尝试一下，开会时只听最后几句，之前随便你干点什么，但一定要让领导觉得你在认真听（否则后果不堪设想，他会无限期的延长这次会议，把本来就已偏离的主题一偏再偏），这已足够让你领悟到这次会议的中心，越是高级别的会议越是如此，并且绝对是个减小“恐会症”的行之有效的方法。
本着“劳逸结合”的良好学习精神，学校对我们这一个星期的学农活动作了如下的大致安排：周一（正好第一天）上午：劳动学习，下午：上课；周二上午：劳动学习，下午：上课；周三：参观经济沟；周四上午：劳动学习，下午：上课；周五......用一句话来形容就是：上午干活，下午学习，果然是“劳”﹑“逸”结合！不得不说，学校真是有一套，把自己安慰的甚是满意。先说说每天每天下午的上课，不过是一个班的人坐在一个名义上可以叫做教室（实际就是一个大屋，再摆了若干套破破旧旧的桌椅）的屋子里，要么睡觉，要么发呆，要么聊天，这就是学校所谓的上课。下面着重来说说我们这几天的“劳动”：
第一天上午，基地的人把我们带到一个农户家里，指着堆满院子的玉米说“这就是我们上午的工作”。“剥棒子还用学？”回答他的是同学们的唏嘘声和嘲笑声。但他并没有再说任何话，而是直接消失在了我们的视线中。
“大家开始吧！”韩老师发话了。
“棒子虽然不少，但我们一班的人至少有三十多个，还用半天时间？”我有些纳闷。
“走吧，早干完了就玩呗！”大家三三两两的坐到一块，有的干脆做到棒子堆上，我们的第一次“学习劳动”就这么开始了。
当所有人意识到已快到中午的时候，我才知道，“学习劳动”确实应该。看看现场，本来堆的挺整齐的棒子被弄得到处都是，剥完的跟没剥的混在一块，棒子皮仍的到处都是，而在我们看来那“挺小”的一堆，只少了表面的一层。再看同学们，个个还都很兴奋，有坐在树荫底下聊天的，有坐在棒子堆上侃大山的，还有的无聊把棒子扔着玩的，还有的干脆眯着眼晒太阳的，千姿百态，仿佛来到了动物世界。
走的时候我还在想：幸亏棒子主人不在，要是在的话看我们把他家院子糟蹋成那样，不得气吐血才怪。这时我恍惚意识到，我们交的钱可能是给我们“学习劳动”地方的主人的“损失费”，不然谁会准许别人把自己家的东西那样糟蹋，粮食可是农民的命根！
后来的几次“学习劳动”，我对自己的想法越来越确定。去地里掰玉米，没掰多少不说，还把棒子杆推倒许多；去拔草，把苗踩死许多。唯一说的过去的是挖红薯，红薯倒是挖出来不少，还做了当天我们的午餐，但红薯一个个惨不忍睹，没一个是完整的。
去地里掰棒子那次，我﹑郭言﹑杨杰作为运输人员，跟同地主（我们对他的称呼，这片地的主人）把棒子运回他家里，运输工具是“三蹦子”。地主开车，我们仨坐在后面的棒子堆上，车开快的时候耳边呼呼生风，除了有点颠，还真有点坐敞篷车的感觉。这一点颇让同学们嫉妒，但谁让我们有先见之明呢！
周三那天是一周中唯一不用上课的一天，早饭过后，基地的人就把我们带出教育基地，沿着马路，一路向北。我对这个“经济沟”很好奇，一路上不停的想它会是什么样子，还特意去问了韩老师，但她也不知道。走了两个多小时，周围都是山了，我想应该快到了吧！可谁知，前面一点没有停下来的意思，还在走。
“真他妈够远的，我脚都疼了，”我跟郭言说。
“废话，不远能叫经济沟嘛！”
“什么意思？”
“你看啊，咱们走这么长了，除了咱们一直没看见什么人吧！而且一路上也没看见任何有关“经济沟”这个地方的介绍，说明它肯定不是个景区。看看边上，咱们走的这条土路，夹在山中间，不就是个沟嘛！这是让咱们“磨脚”来了，什么时候走不动就到了“经济沟”了！”
“我操，原来是这么个意思。你丫可以呀，够仔细的。”
接下来果然跟郭言说的一样，直到中午我们才停了下来，连吃饭都要在这了，我有种上当受骗的感觉。再看大家，也是一脸愤愤的样子，想必对基地的态度很不满，地位一落再落。
回去的路上，大家也都知道了我们现在所处的地方就是所谓的“经济沟”，自然是不会再有丝毫期待，转而马路边的果园期待起来。只见一个个同学们神出鬼没，一会有人拿两个柿子回来，一会有人拿两个红薯回来…郭言也是其中之一，他回来时装了一口袋的酸枣，给我们分吃了，味道不错，在我们再三的“要挟“下，他不得已的去了第二次，第三次......
还没轮到第四次，我们的“要挟”不再管用了，郭言死活都不去了。恰好这时候已走出了山区，进入开阔地了，再想去摘枣也没有了。拖着疲惫的身体，走了三个小时，终于又回到了基地。脱鞋一看，左右脚上都各长了两个水泡，唉！这年头，连泡都一对一对的长，莫非在暗示我该加快行动了？这事可急不得，到时好事变坏事就得不偿失了。不过确实得有所表示了。
学农结束，马上又是十一长假了。当学生的好处之一就是假期多，尽管这可能是学生所能享受的最大好处了。
回家也无所事事，大家都各忙各的。我也忙我的，吃饭时忙着看电视，看电视忙着看不完；喝水时忙着玩电脑，玩电脑是忙着玩不完。
我虽然喜欢放假，但不喜欢放长假。假期只要一长，就该想上学了，因为只有在学校才能看见想见的人，才能一块干想干的事。学校虽然不比家里舒服，更没家里自由，还要处处受制于人，但凡事还要有个度好。也许正是因为不自由，我们玩起来才有感觉，突破不自由时才感到有更大的自由，据说好多人犯罪就是为了追求犯罪的快感，如果不把抢劫﹑杀人﹑放火等定义为犯罪，或许追求犯罪快感的人会少很多。但这是不可能的，因为不可能人人连上个街都要背着把AK-47，那场面就太暴力了。而上学的时候又会渴望赶紧放假，真是此一时彼一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