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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即弯路 / 邹波 著 ]
书籍介绍:
现实即弯路,是一个虚幻的人迂回的现实感建立的过程。年轻人，被一些浮华的动机刺激，旅行，然后，如今，感觉到现实的切肤之痛，旅行开始发生变化。
文章按心理变化编排，本身又像一个小说。作者从对中国各地模糊的认识和感情出发，然后渐渐清楚自己感情的根源，祛魅，重生出更真实更深邃的新情感。旅行，生活，共鸣，成长。从“空中的梦想家”经过“大地上的事情”找回“真实的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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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自序（1）
自序
至少我兑现了上一本书的诺言：写作……要先去旅行、去现实里，再谋他图。
至少这些文章没有主动的谎言——即为“描述得更漂亮”而刻意歪曲事实，有些文字的确是内心活动连接成的，但我努力让事实如实镶嵌在这些白日梦中。
我逐渐成为记者，按职业要求，“自我”在工作稿中是不合法的，在最自我否定的时刻，我总想起荣格在哪说过：当一个人一心只有自我，他也只会在野外遇见自我。这瞎子的旅行是白白浪费时间。
我清晰记得这个过程中个人的变化：当生活终于扑面而来，我兴奋了一段，但不久，在我出差最频繁最熟悉中国地理的日子里，我曾写道：“旅行得越多，对中国天马行空的想象就越少。记忆之宫完全和中国地图重合，和村落街道的结构一样，当我闭上眼睛，一切都是确凿的，我不再能凭空思考……”
当感到“表象”重复出现，这简直是一种巨大的障碍，一种逆境，让人觉得它比一本坏书或者比阅读困难症更枯燥，尤其是在外表单调化的中国，逐渐，我去一个地方，不想写出任何东西，我的潜意识里只有厌倦，而旅行和采访，也仅仅是徘徊在那里，退缩一般地，权衡着，是真要从此“投身现象的世界”，还是回到自我，继续写读书笔记，回到内心的挖掘现场，担忧现实仅仅使人年轻而愚蠢，只想有一个早老的灵魂。这时我开始看重火车上铺的阅读；去上海则会住在机场边上的旅馆，从不进城，在旅馆房间里，将自己压迫进诗歌的幽闭状态；而有时即使是采访完成，也久久不愿再听那些令人窒息的采访录音。
但现在我逐渐明白，并不存在哪一种生活更正直更有效更强烈——向内还是向外——我们人生的大部分岁月，也许既没有充分地体验自我，也没有充分地体验现实，而只是一种混沌怯懦不去生活的状态。
也很可能，在选择了人生之后，还是落入一种顾此失彼瞻前顾后的生活。我们所面对的问题也还是：是否恐惧和厌倦任何一种单一的生活体验。在这一点上，内在经验与外在经验是平等的。
如果记者，以他工作的特权，在他的工作中，能有自我与客观世界的双重体验，也许是更丰富的人生，也好比将自己当成实验品，放到田野里看看会发生什么，其实也没什么大不了，你只不过是在尊重事实的同时，承认自己作为一个普通人对普通生活的普通体验，有时在弱者中，我只是更弱者，因此反而不需要过度表达同情。
正文 自序（2）
澄清记者自己的观察缺陷，总比宣称自己有限的观察是权威的要好，记者通过片面了解就掠夺了被访者的夸大的故事，遮蔽了他的自述，应该揭示这残缺，而如果能通过侧面采访，反而给被采访者提供一些额外的信息，帮助他知道自己的处境，那可能是唯一的补偿——“啊，原来是这么回事啊……”——这是我最喜欢听到的被采访者的话。当然，这也充满误导的危险，因此更加得如实转达信息给他。
列维-施特劳斯在《忧郁的热带》中写道：“16世纪的思想缺少某项比知识更为重要的要素……（使）16世纪的人对于宇宙的和谐安排不敏感……缺乏观察力……”，这导致了哥伦布在一路上充满了对事物的误认，并且是一种庸俗化的唯物眼光——甚至对明显的美丽而自然的事物也获得了怪异的印象，比如将母海牛迅速视为美人鱼的真相等等；而我们这几代人所受到的写作教育，新闻教育——政治浪漫主义与唯物现实主义，也都只将中国视为一个粗疏的现实，或粗疏的天堂、地狱。
当进入现实，获得了对世界的荒谬感、黑暗感，起码有50%的时候是在经验着自己的蒙昧，犬儒者所声称的“非正义”的体验，有时只是自我中心丧失时的失落感——当世界刺痛了一个人童贞般的洁癖，这是在经验一个自己无法驾驭的复杂世界时的失败感，我三天两头仍会陷入这样的战栗、对世界的敌意；另50%是世界真正的荒谬、黑暗，包括被客观化了的自我，这时严肃冷静的思想才真正从自我中被唤起——我想一个人读现实这本大书的过程，很大程度上也只是在区分这二者，正如读历史时区分哪些是人祸——政治之祸、恶之祸、愚蠢之祸，哪些是天祸。而在非虚构的现实写作中，他人的命运就是“天”，其他的黑暗就是我自己。
是啊，也许我仍然没有战胜我的工作，但我乐观地揣测：自我意识和对外部世界的现实感是硬币的两面——当你越在描述外部世界时尊重事实，你虚构时的想象力就越强劲。我多么希望人的智慧是在这貌似悖论的炼金术基础上运行的啊。
正文 后记：灵魂交给魔鬼
后记：灵魂交给魔鬼
“我把圣经留给费尔明，我把这些日记留给费利克斯，我把工资留给我的妻子……我把灵魂交给魔鬼。”
这是本哈明•库维洛斯遗嘱中的几行文字，他是一个26岁的哥伦比亚农民，他的遗骸是在热带丛林深处一座孤零零的简陋小屋子里被发现的，身旁放着一本《圣经》和一个笔记本。他的尸体是被劳尔利马、奥斯卡•里约和六个土著人发现的，这些人在森林里迷路了，一直折腾了三个月。
因为他们逗留太久，他们发现了更多隐居的人与尸体，他们感叹世界上竟然有这么多不为人知的遁世者，他们开始为那些人传递信件，为死者传递遗嘱，他们成了丛林的邮差，因为只有这伙迷路的人一个劲想走出丛林，如果死者没有遗嘱，他们就设法在附近树干上找到他们的名字。
后来本哈明•库维洛斯这段被邮差们救出的遗嘱广为流传，哥伦比亚甚至出现了一种专门写遗嘱的信纸，页脚印着一句话:“P.S.我把灵魂交给了魔鬼。”即使你临死时什么都不说、都不写，你也至少有了一句缺省的遗嘱。
唯一被这种做法侮辱的人，是写了完整体面的遗嘱的本哈明•库维洛斯——他发自肺腑的话成了其他人临死时的套话。又或者是你的陈词滥调、不该留存的轻薄语言，被印刷成迫使他人长久凝视的文字，这也是出版的后果之一。
正文 在云南继续写诗（1）
在云南继续写诗
整个旅途只有黎明在下雨，雨水让北天的孤星略显生锈，暴露了身份:原来是昆明上空的一颗气象卫星。
“我说嘛不会有那么矮亮的星星……”——朋友的妹妹议论最多的就是它的真伪。
在昆明采访时我借住在她们家，一间小房，门里的门，没有窗，白天采访诗人，夜晚不用来阅读他们的作品、准备提纲，而是试着也写些分行句子——类似记者为体验诗人状态而建立的“伪写作”状态。我假装自己也在写诗，我甚至逐渐喜欢上这种写法，无论好坏，它让人肃穆、慎独，暂时放弃絮叨，在深夜也有所敬畏、有所珍惜。
伯父偶尔从怒江回，这退休工人现在似乎大部分精力用来游历云南的高山大河了，他进门就大踏步地肯定说:“这颗星只有昆明有。”他看来相当熟悉天空。
为了看这颗星，沈家姐妹还计划买一架高倍望远镜，与翠湖边那两架差不多，有时昆明的阿姨们围着望远镜跳孔雀舞编的健美操……无论白天黑夜，总有些人对着云南的天空妄想，给人冷战仍在继续的错觉。
《滇池》杂志诗歌编辑、画家、诗人邹昆凌说:“云南人有一种宇宙观，越深入云南感觉越强烈，与日常生活放在一起，不是普通的比兴，是大开大合的诗……”
比如腾冲的人说话至今带有“来自未知世界的气场”，平常吵架往往变为哲学争论，“吹口哨也是大悲咒”;在尼汝有些村落，残留的没有去打工的老弱，都还在残存的儒家幌子下，按残存的星象作息。诗人于坚也曾解剖彝族阿细部落的思维方式:一本1958年由“民间文学调查队”翻成汉语的歌谣集《阿细的先基》吸引他去研究这些人语言里隐藏的世界地图。
“歌谣中时间不是前进……每次歌唱都是向大地之始后退，回溯到天地的创造、人的出生……”（于坚《大地记之一春天•荷马•山神的节日》）——所以每一桩新事儿、新闻，比如汽车、2008年奥运会、网络，都被陆续纳入这倒退又开放的史诗，每次都给阿细人重讲一次创世记的机会。
但阿细没有书面文学，汉族官方的整理只是“一只依据客厅要求被洗擦得干干净净的、消过毒的、远离泥巴之龌龊的水果。”
正文 在云南继续写诗（2）
汉族诗人里，雷平阳的胡子给人邋遢的梁山好汉印象，但他也不敢碰“异族的胡子”，他的一手毛笔字日渐成了这里房产广告最吃香的招牌字，但他夸张他的畏惧:“我甚至不会为招待客人轻易杀这里的一只瓜……”他说他用“杀”这个词，因为这里到处都是别人的神，瓜也是。
在这个省长有着异教色彩、“文官而非商官主宰”的农业省，汉族诗人各有气质亲近的少数民族诗人朋友。先成功的道路上，汉族人往往对少数民族朋友有所提携，可毕竟是“两本完全不同的字典”，少数民族诗人在写“民族史诗内部的诗”，汉族诗人朋友只鼓励，并不介入。雷平阳说:你到一个地方，看到那些舞，激动后，发现“跟自己有关的太少了……”
我接触到的汉族诗人仍强调自己是移民后代——不准备动手写别人民族的“伪经”，相反，生活“越来越具体”，爱“越来越具体”，“世界逐渐缩小”——小到家庭和朋友成了“大地”的代名词——于是云南听起来仍是汉族流民、充军者彼此约定秘而不宣的世外桃源，对外人保持着偏僻的印象，连山上的公路也像伤口缝合线一样隐蔽。可我想来想去，这也许只是城市化与中产化的结果。
终究越来越不可能——会有人想充当诗歌中的云南王，写一个名叫“云南”的宏大文本。
雷平阳印象里，“云南诗人越来越散”，诗歌气氛已不如山东、甘肃、四川集中，很少人有热情再去多办一份民间刊物——在昆明，成名诗人大都找到了自己的世界，进入一个分头写作的状态，越来越互不重叠，在一起时甚至避谈诗歌。我说我来云南是想有更纯粹的交谈，不寒暄就能谈诗论文，但他们说:“这很难，尤其台下坐着群众，台上坐着领导，我们在中间时，博尔赫斯与萨瓦托那样的交谈很可笑……”
在1980年代激烈参与社会生活、与各种话语争执后，中国当代诗歌重新“回到写作本身”，封闭起来拒绝对话——有一次当我说明意图，那位在出版社工作的诗人戒备地先对我扫盲:“诗有两种……一种是主旋律……”——然后手指桌上文联老领导转来要帮看的校对稿不做声……“朗读会嘛”，有时也只为来客准备，喝酒、打麻将让诗人的摩擦越来越少。
80年代似乎是所有主流非主流的力量都混杂参与社会生活的年代，我记得，甚至生僻的阿细部落，因民族大团结的意识在汉族深入人心，与汉语诗歌一样，也参与了中国的世俗生活。
正文 在云南继续写诗（3）
起码它发明过一种跳，“阿细跳跃”这动作推广到全国的学校，作为一种健康的男女生露营时的集体舞。这种集体舞是男女生最可以接近的机会，手拉手，轮流向左右两侧有节奏地踢腿，想踢却又踢不着和我手拉着手的女生，整体看像绵延的n个小天鹅的纹样，我喜欢看穿裙子的女孩踢腿时的姿态，可她又去徒劳地踢她那一边的另一个男生——虽然这个部落不立文字，“这也是叙述，体操也是叙述”——于坚比划这些舞蹈动作说。
叙述无处不在，但现在各地污染的天空已暗淡得足以让本地作家写作时将其忽略，由于环境污染，许多东西从文学中退却了，这也是造成新小说苍白的观察的原因吧。
“精神的洁净”与浑浊的实际环境无法共存，使庄严变得丑陋可笑。云南的天空尚能像个大眼睛姑娘让你无法忽略去写她。一定要写她。这里有个诗人最近写过:谈恋爱时，害羞的人说完了话，不是低下头，而是抬头仰望星空。
昆明污染也在加剧，私家车数量激增，傍晚车轮卷起灰，大地被造物放弃，任人糟蹋。不过高原的风似乎尚能让云朵重新净化，仿佛有个清洗天空的过程，发生在昆明诗人竭力讴歌过的略干净的郊区，那是治理中的滇池，也是蔬菜基地、呈贡斗南的花卉市场。
我记得2005年秋天这里房价暂时还不高——一个二三线城市如果房价如此，大概贫富差异不大，还无太多暴发户，也无太多赤贫者。长途车上，我确曾听见昆明的大嫂简短回顾她的一生:“这一辈子，不太穷，不太富，不太饱，不太饿……”
这种不断修正的语气也许是这里人的习惯语法，无休止地讲一个琐事，藏着一种极强的“继续说”的能力:云南大学学生宿舍门前有条标语，写道:“要节约一粒米，一根线，一分钱……”——这是我在中国头一回看到带有省略号的标语——启发式的，而非命令。
昆明郊外，老诗人邹昆凌的写生画里，塞尚“古老”的笔触凝固起来，并没有在他身上发展成塞尚之后的后现代，画中破碎的城市前景与优美的自然背景有着正常人的常识一般的调子，而老人本身也奇迹般地一辈子没有中断过读和写，这在必经文革洗脑的中国人当中已属罕见——
他祖上殷实，可以不事产业，不需写诗出名。到文革，这地主家族据说因父亲和军队革委会的人有私交，才逃脱地主家族的杀身之祸——“这也是云南特色，杀起人来残酷，但地方上的土交情有时又温暖过革命”。
正文 在云南继续写诗（4）
他一生未婚，思考诗时神情凝重，显得痛苦，但他的诗如在雪地划字，透着明朗的乐感和处子的洁净，以及学天体物理的人模仿文科生写作时的骄傲，当然也少不了冷水浴一般地显示男子气概，时不时大吼一声，调动云南的大山大河。
北京有诗人惊讶地向我打听:邹昆凌与米思及合编诗歌栏目的《滇池》杂志难道还在，这本杂志见证了中国当代诗歌的历史，海子等人未成名时总是成捆成捆寄来手稿……
这个诗歌编辑部认为:诗歌编辑的作用在于让好的句子比诗人更早到达读者。
在昆明邹昆凌是圈子里德高望重的老人，这还体现在他是联结一切人的枢纽，大家都买他的账，其他诗人都只彼此爱或恨着同类某个很小的侧面，有些人甚至不能共处一席，一些年轻人能为好诗，但还不具备自我解释把事说清的能力，几句不和就会翻脸动手，也很是下得狠手。我想起菲利浦•福雷形容小林一茶之后的日本俳人流派：“在公共广场，各派纷争论战，暗地里却相安无事”，只是这次我很难分辨昆明这些诗人是否还有“公共人”的一面。或者这一切虚虚实实已经压缩到了狭小的饭桌中。
当我在祥云，诗人洋子回忆当年与同学黑鸟、姚霏等在云大南门群殴，靠语言为生的人其实反而没什么共同语言。饭桌上各人肚里装满“自封的不可靠的知识”，谁也不比谁更有学问，谁也无法成为对方的知识，也因此，诗的才能最难学习和积累，它有它自己的命——灵感，人则因这偶然出现却又反复出现的东西耗尽了生命。诗人必须不厌倦地面对杂乱降临的灵感，就像记者不断拷问自己，中国地震你去过几回，同一种黑幕，你去揭过几回。
祥云的洋子内心仍藏着疯狂，和昭通情绪不稳定的诗人樊忠慰相似又不同，樊是完全内化的木讷的人，甚至有点“圣愚”，洋子则是个帅哥，在当地中学任音乐老师，仿佛是某个偶像剧的主人公:但主人公规定不能离开县城范围，但可以在这个范围内做任何疯狂浪漫的事……洋子与许多在偏远地方写诗的年轻人一样，靠互联网，反而对田园、乡土视而不见，追求最纯粹的西洋诗的境界，时而寂寞得发狂。
正文 在云南继续写诗（5）
祥云另一个继续写诗的是麦田——这个有着杜甫气质的现代青年，是我这次碰到的诗人中最谦逊的一个，在他的诗里，好句子总被有点不自信地说出，他总为同县的洋子最近的出格行为担忧，但麦田这个文联公务员仅仅是在深夜萧瑟而怪云低垂的祥云县城里散步，释放自己的叹息，就大大加重了这里压抑的气氛，但那天，在更偏远的象鼻村，他和我们一起寻访到一个让所有苦闷的诗歌青年都乐观起来的榜样——村小学的代课教师席政，这貌似古龙的人，40岁，已完全没有机会转正，收入只有正式教师五分之一——对教育他倒也并不特别投入，上课质量平淡无奇，目前只想把五年级的儿子带到六年级毕业，然后洗手不干去卖兰花。
席政高中毕业后参加过一个文学函授，苏叔阳是不见面的老师，函授最重要的结果是使席政自我单方面确认了自己作家的身份。
他家不像别家有完整的院子，其实他家是邻家屋子的附庸，自己只有三面墙，裸露在草丛的几间房，一个田野里的抽象环境——用于写作——对面是藏着金矿与“自然庙”（一种几乎野生的寺庙，由自发的僧人守护，民政部门无登记）的群山、晚霞和月亮，山边有水库轰鸣，除了这些阻碍视线的东西，他的家放眼望去像地图一样开阔，可以看到附近好几个村，看到少数民族服装的花纹在田野里时隐时现，还有南方人厚嘴唇老远就被看见的一开一合，甚至望见邻近的县，仿佛走几步田埂就能到，用不着去车站迂回……他挽着裤腿下课，仿佛刚从泥里来，他写武侠小说，搜集民谣，也写先锋派小小说，酿蜜，自称能制神秘草药……人生的劳动就是百无禁忌，什么都可能干。
但当我问席政“写作痛苦吗?”，他只说，“我为我的人物哭过三日三夜”。桌上放着眼药水，手指边的墙上贴着一张发黄的报上剪下的“午后提神诀窍”。
接着他就给我翻那个让他流泪的地方，那是他即将完稿的小说《古驿道大侠》，那页稿纸果然是湿润的，生了霉，那书里有武打和爱情，连性描写的字都写得很工整，武打的招数完全是他想象的，而爱情故事则来自对“村里女人们的聊天”的偷听，——谁知道，哪有这样乖巧的爱情作家……他爱梁羽生甚于金庸，前者似乎在“更严肃地写作”。“这也是严肃文学”——他说自己的书。用麦田的话说，这样的写作者，生活是“迷幻”的，像厚皮的河马，似乎感觉不到物质生活的痛苦与艰辛。
但与我一起采访完席政后，忧郁的文联干事麦田意外地快活起来，当时月亮非常圆，云朵梦一样流动，世界始终活着，水库的平面依稀有人——就是那儿——当我们在归途中再次遇到那个水坝广阔平缓的斜面，麦田告诉我:大跃进时曾经有几千参加建设的男女就那样人挨着人并排睡在月亮下，先睡觉，后相爱。后来我访问的农民老诗人吴奎南，年轻时就在这里第一次见识了女人的滋味。
正文 在云南继续写诗（6）
在我来云南的前几天，昆明城里几个诗人和文学编辑还爆发过一次无法解释的群殴，酒成为最终的解释，其中参与者有我的同乡，我采访的向导、诗人、报纸编辑余地。除酒之外，当事人想不出有什么理由会使人对诗歌这一抽象事物投下肉弹。但总有些迷离的月圆之夜，使诗里的暴行实现，在表面平和的生活之下，诗讲的寓言仍在推动一个个不可收拾的行为，时时有人实践，比如性、强暴、即兴的暴力，比如跳上墙头，跟随一只壁虎，然后吃掉它，或者在苍山的风里脱光衣服。有时只因那动作太疯狂，做完之后，“写一首诗还不够，要写上好几首”——一个体验过《丽江的柔软时光》中描绘的放纵生活的诗人这么说……“在那里谁都会崩溃，诗沦为简单的感官经验”——旅游书几乎都在教唆，“年轻人去丽江的目的已越来越单纯——找一夜情。”
虽说“诗的本质是行动”，但起码女诗人海男的诗是不可实践的，她用不可能在一起的词搭出不可能实现的动作，读她的诗让人感到憋闷，如鲠在喉的行动欲望总找不到切实可行的出口，也永远无法记住她任何句子，每次都像瑜伽中新学的古怪动作……
如此她一次次重述爱情和性，激情充溢却又无所作为，也让人无法接近，女诗人太纤细了，太私人化了，生活在独一无二的地址，不可能通过粗略的旅行、应酬式的谈话与宴饮寻找到，同样是在吃饭、睡觉，只是分头睡去。
短促的交谈中，我发现这个口吃的女诗人，只对灵魂和爱情的话题感兴趣，我错误地试图从社会学的一些角度去了解她的生活与创作，被当成八卦记者，这次采访计划可能是我年少时的傻事之一，我来云南，故意颠倒罗素的语言，结果也只是向维特根斯坦前进了几步，并没有接近诗，它机智而放荡，可那些能自如地写诗的人懂得真理内在的规矩，真理因它的规矩和词汇而丰富，而不是真理本身，真理只是一个复杂无比的复句，不能写诗的哑巴最多只能守卫它，却始终不能歌唱它。在云南，我多么希望学会歌唱，也忍不住想搅和其中，成为他们，于是我的语言也变得半文半白一般……可要到达诗歌形象之前必须建造一个语言的空中楼阁——太空漫步——这也许还是记者难以领悟的。
有许多问题这女诗人根本不屑回答，如名声，勇气，正义，社会现实，怎样去了解和探索他人……这女人、这杂志女编辑、这中国的女诗人多渴望更狂野的自由啊——
“这个时代……你是说，像一个记者那样去打听别人?记者总以为找到了别人的真相，就是找到了世界的真理。”——可海男像一个失明的人，眼神像旷野一样空洞，渐渐对我视而不见，她的语言使自己更强大，越说越强大——事实上，海男最符合我心目中诗人的形象，她最后像一个女王那样离开。在她的每一张照片里，她重复着她心目中理想的女诗人的姿态和表情。
正文 在云南继续写诗（7）
此后几天我大量读她的诗，使我自己的语言也一时自由，思想却并无进展，但又逐渐发现她的诗都是同一首诗，就放下了。
至今在昆明，如你拿着纸笔在翠湖边游荡，原本注视卖画青年的女孩仍会见异思迁地扭头看你，也许80年代的传统仍在湖边，文艺青年对诗人的崇拜犹在，至少是那么一小块地方，附近一些书店，甚至还有许多已断销多年的文学小册子，许多曾在80年代如此销魂的小册子依稀维持着类似格林尼治村的眩晕效应，另有一些“崇拜现场”如创库一带的酒吧以及周围的烧烤。
而在更偏远的县城，一下又没有了以时髦包装起来的旧气氛，反而只有纯粹的“停滞感”——那些继续写诗的青年，对艾伦•金斯堡和海子的崇拜，对那些戴着师范生眼镜的实习老师一样的青年诗人形象的崇拜也保留着——对他们来说，海子仍是时尚，仍然是小镇上的诗神。
历史中，昆明最奇的“崇拜现场”要数闻一多殉难处:狭长的斜坡上，诗人被枪杀，就在自己家门口，家门口现有块牌子，文物局立的，大意说经研究，诗人故居已被拆除，留下的是这个被害的现场。左右宽4米，道路上下延伸30米，是文物保护的范围，死亡被确认蔓延到这里。占地比故居狭长，但可以被继续当街道使用，所以才留下吧。人们边走边纪念一下他，地下没有死者，空洞的奇迹，唯一震撼人的是那斜坡本身，斜坡是让人眩晕的，据说德国有个大屠杀纪念馆也是建在斜坡上的……而当我们谈闻一多，又立刻陷入争论:龙云，龙云，这老家屋檐雕着地球经纬度的半知识分子半军阀的昭通彝人，当时到底在不在云南，到底在不在场……
在采访对象中，于坚仿佛最孤独，因他的名声，也因有人说他倒真想做诗界的“云南王”，还因他早睡早起的规律生活，有点被孤立，那天我知他很守时，特意在电话里和他对了表，结果当出租车接近创库时，我发现前面有人挡道，光头骑电动车，似乎缓慢精确地读秒前进，正是于坚，那一刻他就是时间，神秘的仪式感也突然降临在他周围——
我刚读过他在《大家》上发的一首题为《初中生》的诗，写他的宝贝女儿，采访完之后他就骑车穿过堵塞的车流，去接她放学，“天使……那些开汽车的家伙没有一个/会停下来让她们过街/有时还溅起脏水/猛按喇叭……”——我感到诗的诅咒正在我周围重建，诗在现实里突然具有一种行为准则的力，“别按喇叭，那是一个诗人……不要超他”我对司机说，黑黑的司机并未嘲笑我，而是马上反应过来——尖利的刹车声，仿佛在躲一场车祸，车在于坚车屁股后两三米的地方骤然减速到和他一样，我永远记得那个褐色的光脑袋，脖子后的脂肪与紧锁的皱纹，让人想起刑天肚皮上的凝重表情，他虽戴着助听器，却仍没有觉察——后面的路因他而堵塞，而且，那时候，他还不认识我，等认识的时候，他温和地否认诗对日常行为有任何指南作用:“当时你应该朝着约定的时间前进，超过去，而不是我的诗……”——他认为我当时应该超车，“摇滚一点嘛，年轻人，”他说，“人应正常地生活。”我们用一些马尔库塞和哈贝马斯的理论来讨论社会生活，中国的大工地，我在海男身上失效的一些提问，在于坚这里得到了认真严肃的回答，毕竟是男人的抱负吧。
正文 在云南继续写诗（8）
但于坚的理论显然无法概括他的诗歌，它不像那种能把文学说清楚的诗论，中国诗人的“理论武装”，可能也只是用来应付各种文化活动，应付时髦媒体那种西方思想框架的访问。有一种诗人想勉强跻身于思想界的尴尬感觉，后来我采访的《天涯》杂志，在结合中国作家与中国思想界方面，也有一些徒劳又可敬的努力。于坚因为他的名声和“全球身份”，比那些土作家在这方面要努力得多。
但当我问一些更年轻的诗人:“诗人有魅力吗?”他们教堂合唱一般地回答说:“诗人仍然猥琐。”
无论回答的人有多英俊，他都会这么说。
当诗人穿着旧毛衣，在报社、学校、文联、县委履行公务，他们并未随时代而变化，在人群中依然貌不惊人，仿佛包装不起来。但时代又有更多要求，现在他们也必须和同龄人一样，得学会网络聊天，偶尔见网友，开房，同时不告诉对方自己是写诗的；许多人逃避婚姻，因为没有适合成为妻子的女读者;造就过诗人的银杏文学社更多地负起诗歌爱好者毕业求职的跳板作用……
在云南我也遇见一些好坏难辨的诗歌，特别是密集地与诗人交谈之后，越来越多，我变得格外敏感，对任何他人的语言都感到又厌倦又陌生。于是我在朋友的房间里继续学写诗，开始想摆脱他人的语言。这是否反而是在接近真正的诗人的状态?
1990年代后中国新诗本身的价值重新处于一种悬疑的状态，当这种不稳定的文本继续成为生活的根基，诗人很容易为生活吞噬——体现在:名声很难建立，连续几次获得华文诗歌奖也无法让你特有名……缓慢调动、偶然停职、开除、生活作风问题、职称评定程序、经商的插曲以及婚姻变故仍快过诗名积累，成为生活更显性的脉络，所以某些人写了多年诗，却仍给人少年新人的印象。
另一日，当我与云南大学艺术学院副院长——诗人李森讨论在高校重建“诗学”教育，他毫不让人意外地抽着水烟，我见过的学院里的云南诗人都抽水烟，有一种蔑视权力的田园气质，糙话加上政治题材，是他的诗，像我中学碰到那个喜欢发牢骚的政治老师，90年代以后中国的愤怒者不是80年代那一批，90年代以后的犬儒正是政治的另一面，而且是当政治逐渐转为娱乐时才获得自由的批评者，他们从来没有真正的战场，不像60年代的西方……”他甚至也鼓励我写诗，就好像后来云南民族大学的人类学教授鼓励我搞田野调查，这些都是普通人随时能开始干的事情。这时该校某个主任来寒暄，《生活新报》的副刊编辑——诗人余地告诉我，那个主任很像某个诗人，我立刻开始深入地想:看看这里街上任何一个人，想象如果他写诗，会写出什么样的诗……这种民间写作的可能性果然得到印证——当我从《大家》杂志社常务副主编韩旭那里得知祥云米甸吴奎南的事——这个念过三年私塾的农民，最近刚自费出版了一本自传体叙事长诗《遮羞布》。
正文 在云南继续写诗（9）
吴奎南是那种“学马列”真用了心的农民，结果产生了自己的思想，想用爱情去解释共产主义可行性，他的诗在落差极大的概念间奔走，颇有雄心，我注意到的与其说是他的理论，不如说是语言，杂合哲学语言与农民的日常用语的腔调，这种腔调令这中国老农民有了一种不知从何而来的高贵……他会突然对你倾诉:“我这一生就像在地狱挣扎……”
这人一辈子都在追求精神幸福，坦陈他对目前婚姻的不满，他始终爱着那书中的女主角蓝彩珍，是吴奎南在他乡村生活范围里，唯一遇见的能与他讨论哲学与信仰的美人，但吴奎南由于自己的地主出身，不想连累她，拒绝了她，彩珍另嫁，最终因在农村“太有思想”，受迫害，疯了，投井自杀。但我后来才知道，这种“不想连累”的说法，只是这地主儿子自己的怯懦的遮羞布。
我见到他时他蹲在宾馆外面的石头上，一见到我就申诉编辑破坏了他一贯到底的韵脚，旁边有个写小说的死党张继前始终跟着他。
吴68岁，是村里农民写作者的精神领袖，他那最早从文革的废墟中重建的豪宅，成为许多年轻写作者窗前的乌托邦——米甸是个奇特的地方，扫盲班及过去的私塾，仿佛都为了农民的写作欲望而准备;说书先生朗朗上口的《三国演义》加《金瓶梅》构成许多农民写作者内心的蓝本。
70年代他是本地头一个自己去山里探煤矿建私窑的人，一度相当富，不久就因安全以及股份等问题停产——吴的前妻在运煤时被压死，这个女人的重要性仅次于蓝彩珍，她虽不懂文学，但“非常爱我，我们吵了架，我躺在床上，她做好饭来叫我，我装做不动，她就把我抱着亲。她腰很细，从来不化妆不打扮，都是那么美……”
20多年，他凭鼻子（我后来发现其实是对所有大跃进劳动场所的惊人记忆力），又多次找到“新矿藏”，却因政策多变屡建屡败，他给当地人印象是:有时很穷有时很富……但他仍对自己的地质天赋很自信:“我找矿准，我老了，即使躺在床也能挣钱，动动嘴皮子也能挣钱。”
吴奎南已高度近视，写作时眼要紧贴着本子，众多孙子围着他，但没有一个显示出作家天赋，目光没有爷爷锐利，童稚是平庸的新一代的托词。吴奎南则依然专注于自己的精神生活，对自己现在的妻子视而不见，他仍然在家人中寻找精神上可以沟通的对象，他比较喜欢三女儿，作为一个诗人，他永远在寻找读者……
正文 在云南继续写诗（10）
现居北京的云南诗人施袁喜在最近一期的民间诗歌刊物《审视》中回忆当年在大理南涧写诗的生涯:“多年前当我终于发现诗歌这种体例，曾为此彻夜未眠。我在这种分行或不分行的文字中发现了事物安静而神秘的本质。我试图把它写下，先是照葫芦画样。后来是为自己画葫芦……”——这个青年至今也没找到北京与云南生活的任何相同之处。
南涧诗社“I部落”——目前只在网络里存在——这也正是帮助施袁喜发现诗歌的诗人群落，当年在这个偏僻小镇，在中学老师董桄福带领下，这些孩子煞有介事彼此修改诗，彼此阅读，互相鼓励，用祭祀一样神圣的态度，爬上太极顶，在风里做命题诗。诗这种在语法上不自然却最为接近内心的语言，一下子成为他们观察世界最正当的方法。
在大理南涧，在这个被“跳菜”歌舞无限拉长吃饭时间的彝族人聚居的县城，我见到了“I部落”诗社当年的成员:董如兆，杨训波，陈光业，张灵……在我追问下，走上县政仕途的董如兆表示自己已不再写诗——县委的文牍工作，因事关政策与老百姓疾苦，得非常用心去写，完全占了大脑，无暇写诗，但据说，这些都只是托词，现在他只是在更隐秘地继续写;中学教英语的杨训波则转而艰苦地写着自传体的小说——他总是回忆中学时“顽石文学社”的时代，他和施袁喜、吴云粒、邹文斌在水声清澈的环城路上的步行体验，七步成句，九步成诗……陈光业则在大理一个最无民俗感的商业区里卖着手机，他显得相当清醒:作为一个中文系毕业的人，能在这一行成为各大公司争相挖角的人，已属奋斗的结果:“中文系的人适应力最强，可以成为任何人”……繁忙的销售工作使他暂时很少写诗，题材也缩小了，局限于都市生活……但他相信自己最终会全力写“更宽广的诗”。
被大家公认“诗歌最有前途”的是张灵，也许因她内心最纯净，语言几乎完全生于内心的歌唱欲，当我们要离开南涧，她想和我们一起旅行——“走到哪儿算哪儿……也许丽江，也许北京……”“就当是一次离家出走的演习……”——这个内心不停地涌动旋律的小姑娘，在她的诗歌里，我这一路上碰到笨笨的男诗人的打击乐变为清脆的敲击，那是一个人开始写作时内心欢快的铃铛声，时间起跑的滴答声，那一蹦一跳的说话方式，几乎从不互连的词语，那些略显矜持的中断，仿佛都在暗示对一个更绵延更连续的外部世界的渴望——她每天从电力公司下班，骑着摩托车沿着南涧边上的公路飞驰，沿途的山村、天空、河流、飞鸟和人，已经被她简洁似颗粒的诗歌唱过无数次——后来我们发现:和她一起旅行是世上最愉快的事，与张灵的旅行，也使我终于放下模仿写诗的状态，停止解构它，开始纯粹是在欣赏一种艺术、一朵花———她像一个引号跟着我们，继而惊奇地发现邻近的县城竟然也有那么多同样孤独的诗人，她学习采访，观察采访对象，也观察我们，沿途写下一些速写般的诗，我们不知不觉走在一个被诗人审视的童话般的世界里——走在云南的天空下。
（2005年）
正文 致昆明诗人余地的信（1）
致昆明诗人余地的信
2007年过完国庆节，我得知2005年我在昆明采访时的向导——诗人、《生活新报》编辑余地自杀的消息，这立刻刺破了上文《在云南继续写诗》中那优游的感觉。
余地：
世间有向死的人，有继续活着的人。活着的人……活着的人单独运用智力，运用感情，运用诗，他们只是使用手头的一切，笼子寻找鸟，没有什么深刻的意图。不知谈哲学就是谈自己。不，那仍然不是生活的目的。
死者有死者生前的语言，活人有活人生前的语言。死者死于自己，生者死于命运。
你于2007年国庆自杀。自杀前分别简短描述了怀抱中三个月大的双胞胎：平平和安安，也是对他俩的赠言，告诉他俩，你俩小时候是这样的，“都将加入人类”，你妻子晚期的癌症在继续发展，你们在未来逐渐将落到一起。两个孩子独自生存，甚至分头生存，这是你的愿望。
朋友们对你情况一无所知，你妻子是身份不明的缉毒警，档案可能系伪造，为了保护她。
朋友们……为你送葬的人，联系烧你的人，能安抚他人——你父亲、能分享友谊的司马也在其中，他的手是否按青春的誓言，曾握入你火热的炉膛……曾与你一起喝酒的人，我只是其中的一个小瞬间，在昆明三天中的一个外地人，在酒杯夹缝中在车流中第一次见到你，但没有看到你描述的飞机肚子掠过昆明旧书摊的场面，那天我们赶飞机，昆明机场，孔雀展开机场，雷霆一样的起飞，我们在飞机之中，地上，你看来并不成熟，你写过，在地上，老鹰抓小鸡的队伍，风一吹就没了——
朋友们，他们，我们，全体也不想继续打听你。你父亲也不想。这么多年你在昆明写作，参加笔会，在报社加班，突然结婚生子还是双黄，他就知道这些。
“不是不想，不是敬畏，是厌倦，我们对死者，对死亡难道还不厌倦么？”附近有一个可怕的声音说。无知而厌倦。每个人疲惫的脸上，包括巫师一样的司马。探索什么呢。在地上找。
只有不断死去的诗人不断勤奋地提醒我们：要生活得更强烈。更坚定。活人也有活人的诗。活人的自由和勇气。
正文 致昆明诗人余地的信（2）
但你死时又过去了近两年，你就想写这么多。你已很成熟，想得比别人多，还思考了宇宙。在诗中你像已经领悟了的，但继续领悟，领悟是最可怕的修改的念头，推倒一部很漫长的小说，全部推倒，因这个下午的领悟，不杀了自己不行吧，这就是死。“死有很多种，和云南人的诗一样”，你会说。你先回忆了一次闪电，再割喉。
在刺客隐居的密林里，余音绕梁。
可真正的场面非常混乱，妻子在洗澡，菜刀在地上，是一瓣鲜红的瓜。那钝的一面仍给人一丝安慰。
你化为骨灰才能便携般地回湖北老家宜都，但你没有回到你辞职的小工厂，我辞职那年为何从没有也想到去昆明，而是去北京？昆明和北京都是中国的缩影，你归乡时我刚从武汉回北京，曾在棉花地扫过祖先的墓，他们接受我琐碎的仪式，也只是，拜了又拜……我曾暗喜故乡的丰收，饱满的棉桃，白生生，白云一样，是单独的物种，橘子要到腐烂时才能产生它的赝品，被摘取时还在长，纷纷洒在马路上，就成了一床被子，买棉花，一朵，或者一床，每家都有发票，政府的棉农，又是同族——以及这次终于知道自己身处的史诗写在哪里，那些墓碑上，有我的名字，汉川的石匠帮我刻的，我不在的年月里，汉江两岸，大雨之后还是热，夏天轻易回来，活着的农人在秋装里流汗，你则有腐烂的危险，需要大量的生姜和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