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探索木牛流马奥秘的人，科学界仍时刻准备去否定——王湔发现，在正式的学术场合展示他的木牛流马，越来越如噩梦一般。有一阵子，木牛流马几乎成了“永动机迷信”的代称。各种门卫将他扫地出门。
说到这里，王湔想到司马南这个人，他虽未和他谋面，但直觉此人心智清明，又在“科学打假”方面颇为权威，是“否定界”难得的明白人，如能得到他的一丝认同，将是很有力的一步棋。“只是他已经改行做了主持人，不像前几年那么有影响”——王湔怀疑:是不是鉴别伪科学的事业本身已不再重要——“我们是否已被有关木牛流马的争论浪费了太多时间?其实没什么可争的，就是多一种可能性啊……”——我们本该有更多的时间来创造各种可能性。制造木牛流马的名声多少“套住了他”，据说他头脑中至少还有100种东西要去探索。
否定的力量依然强大。科学界倾向于将所有神秘的事物都归于一个朴实到毫无光彩的内幕，长白山天池的怪兽，被解释为水面的蛾子、游泳的水獭以及朝鲜小军舰合成的幻觉;而各地的UFO研究会，在飞碟探索方面毫无进展，只培养了一批热衷辨别录像带真伪的人，作为一个权力组织，它必然让幻想、猜测的劲头遭遇挫折。
正文 寻找木牛流马的幽灵（5）
中国科学史界目前基本确认范文澜、刘仙洲关于“木牛流马是独轮车”的写实主义的定论，你要么真的造一个永动机出来让他们完全傻眼，要么就将一个独轮车改造成牛马的样子陈列在博物馆，告诉大家不过尔尔，显示古人对自己平庸的发明多么大惊小怪。
李约瑟博士曾引用中国8世纪的道家著作《关尹子》的话来形容中国知识分子述而不作的传统:“只有那些得道的人，才能完成这些创造，但更为稳妥的是，虽然有创造的能力，却不付诸实践。”
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主流，逐渐完全依靠头脑和书面去保存对各种技术的记忆，只讲寓言故事，写伦理文章，研究经史诗，对理科知识仅仅从外部进行有关实用价值的评论——评论语言是对事实最不可靠的记忆，而且最容易立刻走向否定——却认为自己是用语言抓住了物性。
但这种书面或者口头积累的科研方式，犹如一个人企图继续梦到他人的梦一样希望渺茫，到最后，它完全没有实在的根基，无法积累，正如美国人类学家博厄斯所说，“纯粹想象的结果只能是一个类型化的理想物体——即使它再具体”。它并不真实，也缺乏细节。《庄子•天道》中有一个故事，当齐桓公看圣贤书，轮扁斫轮于堂下，轮扁说:“大王读的书里，没有真正的斫轮的技巧传授下来，书里写的，都是废话。而我之所以70岁了，还在干这行，就是想让它晚一点失传。”
他的意思其实是:巧匠精确的内心讲究，怎么可能用文科语言描述，怎么可能被书记录——而面对这些不专业的历史记录，后来的工程师也无从下手。
尽管王湔怀疑李约瑟的判断是对《关尹子》的误读，因为原文是“能克己，乃能成己；能胜物，乃能利物；能忘道，乃能有道。”——“意义太含糊了”但他也观察到:中国科技史研究者对古代机械的态度的确有问题:仅仅满足于知其原理，就不再去实践，不再去“真的将这件东西做出来”。
“外部因素影响了中国人发明的传统。”王湔最近在写一本书，试图探索木牛流马是如何失传的，我猜想，那会不会是一本类似《达芬奇密码》那样开头的书，一个秘密的形而上学或者科学俱乐部，如何在15世纪晚期因为一次意外的灭门断了它的传统。他最近在读一本名叫《锁侠》的小说，主人公既精通锁的奥秘，又是一个侠盗——“他太有激情了。”
“现在他们只研究原理，不是真正想实践，知道是怎么回事情就够了，而我想把它做出来，造出来。我总有冲动要去实践。我想到了什么，心里有了图景，就要立刻去实现它。”他说，“我从小就喜欢动手。我还记得我小学时第一次掌握了圆规的用法，当我会画圆了，我就觉得我从此可以造出一切。”
正文 寻找木牛流马的幽灵（6）
但他造出一种东西，却不怎么会把它说得天花乱坠。在博览会展示他的木牛流马是另一场噩梦。
“能自己走吗?”这总是人们的第一个问题。
“装了电池就可以。”但王湔最讨厌谈论电池了，电池给人生活中有无限的动力的假象。
“啥破玩意啊，不是永动机吗?”
“不是。”他已有几千次向人解释，祖冲之追忆木牛流马时所说的“不劳人力”，不是说不用人力，而是说不费劲。不过，即使是永动机也没什么——即使是研究永动机，也至少是在研究如何节能——这个本身需要宽容的人，当他老了，他自己仿佛对世上的“胡思乱想”显得更加宽容。
“那么能跳吗?”
“不能。”
“能骑吗?”
“小孩行。”
“加个大人呢……一家三口呢。”
他的发明的性能是有限的，而且尚未完成，这更让他有口难辩，但为了推广产品，他仍然需要时不时地将不成熟的产品拿出来示人——这也是学术界最喜欢拿来说事的方面:他的牛马仍然没有解决负重的问题。
“我已经在头脑里感觉到了解决这个问题的可能性，但还需要实践，需要经费来搞实验。”但他现在完全没有钱，他从1980年开始，研究古机械，貌似连续的过程，其实充满了中断，大量的时间因为经费问题而陷入停顿。缺钱时他唯一能做的只有思考。
另一种他不喜欢的处境是他在街头，他的确讨厌带这些木家伙旅行，别人用论文、PowerPoint幻灯片、缩微胶片的方式来携带自己的成果，他则走到哪里，将他的牛和马扛到哪里。他抱着它们乘公共汽车，不愿轻易地将它们放下来推动行走，他不喜欢被围观。
正文 寻找木牛流马的幽灵（7）
只有少数美好的瞬间:有一次在汉中勉县的武侯祠搞演示的时候，一头前来看热闹的水牛，被木牛流马吓得后退五步——王湔相信，真水牛显然不是因为木牛粗糙的外型而产生“情敌一般”的畏惧，而是迷惑于它细腻的步态。牛不是从表象，而是从本质上接受了他的发明，这让他欣慰。
某一年，在天津，他扛着他的牛马无意中闯入一个波兰机械学教授的课堂，波兰人立刻为这头木制怪兽所吸引，中断讲课，与王湔在阳台谈了很久，从波兰人口中，王湔得知在欧洲，有个神秘的小国，国中有个木头小镇，东西全都是木头做的，镇长发明了一切，每天骑着一头类似的木头马在小镇招摇过市，和《搜神记》里的葛由一样。
“列支敦士登?”
“不，我查了好多种欧洲地图，没找到那个地方，后来这名字我干脆忘了。”
他也很少写论文，所以实际上仍然只是个副教授，因为他不写则已，要写就充满感情，他把所有的文章都写成自传——他在论文里写他的迷惘、不得志、他的抱怨，甚至自我否定的反思都在其中，完全无法适应职称论文自我辩护、自夸的需要。
只是现在年纪大了，他觉得自己毕竟不能像假设的那个用无限的个体生命去重演中国古机械史的人，所以，当他真的老了，他重新被迫地“述而不作”，他现在必须要写点东西，写自传。他必须对自己毕生的工作说出个所以然。我问他如果将来让他当老师，开门课，他会讲什么，他说他要开一门名叫“创造发明学”的课。“我年轻时没有育人之心。只顾自己那些发明，现在有了。”如此他倒也庆幸自己始终还有这么个教授的待遇，到老要真的用上一用吧。
“你肯定自己复原了古代的木牛流马?”一直以来的争论焦点正在于此:对考古意义上的确凿和唯一性的追求，多少有点让人觉得窒息。
“当然不能。那只是一种可能。肯定只是一种可能。我承认也有可能就是独轮车。但我永远为了更奇妙的那种可能性而工作。”
在重述了几段关键的历史文献之后，他补充说:“目前的文献不足以让人下任何结论，但有一点可以肯定，陈寿作为一个文人，竟然也专门提到木牛流马，这至少证明，它的确有特别奇特的地方。”他一辈子都在寻找这个“奇”。
正文 寻找木牛流马的幽灵（8）
机械发明史上，轮子的发展是显学，和飞机一样，是适应自然的发明，而另一脉，是仿生学，仿造人和动物，延伸它们的肢体。轮子当道之后，木牛流马代表的仿生学传统几乎就成了一种未曾发生的历史。
1953年，临死的俄罗斯“结构主义”之父符拉基米尔•塔特林仍执着于一个梦想:造一个“塔特林飞鸟机”，让人像天使一样飞翔。那听起来是一种像泳衣那样穿在身上的滑翔器——一副教你体验鸟的生活的假肢，而不是莱特兄弟的飞行机器。塔特林固执地认为，“乘飞机的人并不是在飞行，他们只是坐在飞机里。”——塔特林一生都被两个未完成的梦想所困扰:一个是将图纸上的乌托邦——“第三共产国际”纪念碑建成;另一个就是为人添上翅膀。
木牛流马则发展了牛马的肢体——“动物行走的方式比滚动有着更灵巧的潜力，通过连杆机构的高度发展，显示了仿生学的发展方向，如果现代的美国人，将他们研究微电子的精力分10%给机械学，世界就会是另一个样子。”我惊奇地发现，人类在许多方面的尝试，都已经停止了。
在王湔车间里的制图桌上，摆着各种关于机器人定义的资料卡片，包括利尔亚当、阿西莫夫、卡雷尔•卡佩克、森政弘与合田周平的定义，无非是在平衡机械与电子设备的比重——王湔自己对机器人的看法，由于机械功能占的比重过大而被否定，“大家现在都在搞电脑。”
“可如果我们更充分地发展机械本身的潜力，机器人的效率会提高很多倍。也能节约大量成本”——这与动物的机能一样，机械相当于肌肉，如果肌肉能够自己处理复杂的行为，心脏的负荷就会小很多。
在等待木牛流马经费的同时，他目前最大的兴趣已转移到机器人理论——对他，这也许是完全可以不需要钱来推动的研究:仅仅是思考，制图，计算。
他在凌乱的工作室里保持着计算的姿态。桌上有六把圆规，二十多年的信件都堆积在文件袋里，这其中有多少友谊的背叛、抛弃和机构组织冷酷的拒绝。柜子顶上摆着一排类似乐器埙的东西，正是孔子参观鲁庙时见过的“欹器”，这个类似沙漏的东西，灌的是水——中国最早的道德教具之一，它摆在庙堂里，并无实际用途，只是一种政治学的机械模型，置于座右警戒君主——灌水，空了就倾斜，不空不满就端正，满了就猛然翻倒。从周朝到汉朝，它始终被放置在君主的身边。
正文 寻找木牛流马的幽灵（9）
汉末丧乱时，这个东西和它的传统一起失落。晋武帝时，杜预试图恢复它的形状，献给政治头脑不发达的皇帝，但因这玩意描述的是没了根基的政治道德，没有被皇帝收下。于是流传的过程掉了链子，加上没有科学记载，即使后世又重新有了政治头脑，这东西再也无法复原……
这里许多家什都可能是一个因经费问题搁浅的发明。比如，洗脸盆就是由地动仪改造的，它几乎能让人在洗脸的时候感觉到大地的波动——此刻大地如此结实，安静，尤其是地下室里，人更接近大地，一切都不再是海市蜃楼。他感到安全、自在，“只要进了这个工作室，关上门，闻不到水泥，我就放松了。”
退休以后，他继续在这里思考，有时候需要动用车床，这两间屋子，一间像一个盛放思想的柔软的子宫，另一间则十分锋利，充满了各种锉刀、锯子，中央是一个车床，但他现在没有了那个车工助手。我还发现，他左手无名指断了半截，另外半截看起来没有及时找到、接上——但这里多年没有打扫过，我怀疑它还在脚下这些稿纸中，他看我偷偷摸摸地在车床周围搜索，就问找什么——
我看了看他那根断指。那里显然已经长不出新的指头来了。
“找它?……不在这里，在第一农机厂，70年代的事故，出事的时候我刚刚参加工作”——也正是因为这个残疾，系里才破例给他配了那个车床工，不是因为木牛流马，“手指，还有我那时候的很多小发明，当时丢了就丢了，不在乎，那时候精力真旺……不爱惜自己的身体，当时真是年轻啊……”
（2006年）
正文 自由的森林（1）
三、现实感
自由的森林
1、从大兴安岭到连云港
我在大兴安岭呆了好几天，后来却是在遥远的东海边、在连云港旧城里听庄学义讲北方森林的往事。
“您说话还挺像局长。”我本意是宽慰，也许听起来反而刺痛。森林曾有他的前途，他全部知识所在，他唯一工作过的地方。他一直寻求平反，所以更得刻意记住过去，这反而又使他不能畅想过去，尤其不轻易回忆火，怕弄乱辩护逻辑。头脑里始终有现场的沟回。
老庄已在老家连云港躲藏多年，多年被林区警察追捕——“现在总算堂堂正正地买个房”——房子全款买下，花光这几年的赔偿金，还好价不高，勉强够两代人住。连云港各银行都不愿给这家人贷款，因庄学义平反后工作关系仍在大兴安岭，作为普通退休工编制。64岁的局长庄学义目前在老家的信用度，可能还不及在此打一年工的外省青年。
“银行总不会还认为我有前科吧，也可能连云港和大兴安岭太遥远，不同步。”
2、平原列车
并非谁都知道大兴安岭的行政意义——它作为一个特区在东北——只知小学课本中讲到的那片模糊的森林。
车过齐齐哈尔我就开始留心树的密度。嫩江平原仍有烧荒的痕迹。仿佛刚刚还是大火的森林，雪一边下，一边给翻进黑土里，阳光也被犁过，火车上种地人的口气不是一亩亩，而是几十垧、几百亩，借债也要种。
我并不清楚地图线路，凭车窗外太阳高度和两边景色，略可判断这是去东北较靠西靠内蒙的一条路，没有经过大部分东北大城市就到达祖国最北，让我想起蒙古人进藏翻越唐古拉山最西的那条旧路，青藏铁路是靠它激发了灵感，解决了一些局部难题。我在湖北西部往陕南的旧路上也碰到推销员，这些小人物还走着过去的商路。他们的市场来自过去。
一些小人物也在去东北的车里，有许多人在火车上接到的电话都是从被窝里打来的，看来真的是突然降温了。
他们高谈各自在京遭遇，宽慰躲债的小伙儿。平原的东北人像一个民族，虽然只是山东人的后裔，却犹忠于自创的地方文化，高度共享移民之后生活和语言中的秘密，比四川人更甚。火车上不久就成一大家子，女人渐渐露着各色秋裤在过道里跑来跑去，年轻的女郎也像你嫂子问寒问暖，就是不接受你的爱，男人则装没事看着土地对你说:“今年那玩意会不会又卖不好，他们家可咋整?”
正文 自由的森林（2）
“那玩意”是大豆。这几年许多人继续种，但开始赔钱，越来越冒险，“入世缓冲期”结束后，波动开始了。
“大不了自尽”，先在地头遣散子女——可说话人还是忐忑，怕回家发现谈的是自己。
三百年前山东的自耕农开始来东北，眼下这片地还完全是原始森林，从鼻子底下一直推到天边，不言自明的可耕面积将心撑大、撑破。巨大的自然经济塑造了无数内心的帝国。
但这里的无霜期那么短，土地很多时候也不过是荒着……森林或耕地，其下也终归是荒原的本来面目，哈代竟然这么说。
“哪怕只是一瞬间，也足可丰收那么些……”
过嫩江后，列车基本成了本地交通车，继续上人。来了些不知是否有票的拾荒者，一个大嫂直接坐我腿上。我一时不太能理解她们谈论的关于垃圾的学问，总之，似乎是在说有时候把东西从车皮上扔到了地上，却再也找不到它们，有时候又意外地拾到一些别人丢失的东西，总之是一个个说明刻舟求剑的小故事。她们传看着一根似乎是用铝制作的粗细不匀的项链，她们生活中肯定很少得到过馈赠，以至于有一个嫂子始终把一把根部还在脱落土壤的香菜拿得紧紧的，据说是有人送给她的，甜蜜得像爱，并问列车员和我要不要来点。她们的眼白里都是黑灰。
列车到一个叫大杨树的地方开始爬坡，车上那三个尼姑下了车，消失在铁路边的铁皮院子里，那里毫无隐修气氛，像个小型的集体农庄。只是铁路似乎变窄，树木更加迫近，但耕地不见了，车里车外勇敢的农民也一下不见了，只留下尼姑的一个热馒头在我手中。
尼姑的干粮很诱人，揣着，一路都像刚出炉。她们消失在农庄里，墙上写着“南无”等字，我赶紧把这个地方记下来，想以后有机会探访——“大杨树居士林”——但这时候旁边拾垃圾的嫂子们立刻凑拢了过来，一个说:“我最喜欢看人写字了。”
过去的旅行中我遇见不少需要帮助的人，但都没有成功帮到他们，大部分因我的无力，一小部分是因不能清晰表达自己的愿望。嫂子们的交谈缺乏逻辑，有很多矛盾之处，记性也差，口齿不清，让人不免归咎于没读过书，我在中国其他一些地区，也感受过没文化而给人造成的智力迟钝的结果，全然没有小说里那种纯真天然的乡村激情和智慧，那种耕牛一样的沉默和木讷，感受不到什么乐趣。许多人在性方面也需要最基本的教育，不能自己领悟出来。在北方我认识了一个农民，他不知道怎么爱女人，甚至当女人爬到他身上，他的哥哥把这归于“没上过学”的结果。
正文 自由的森林（3）
本地资料则说，本地人素质高，60年代开始，这个地区一共来了6万名知识青年，使得大兴安岭林区成为东北平均文化程度最高的地区之一。
“这已是大兴安岭”——农民、尼姑、拾荒者下车后，剩余的人说……一些连续的低矮丘陵，铁路沿线有一些小社区，有的是镇，有的是村，有的是屯，可我还希望看到大森林的深处。大兴安岭的主峰伊勒呼里山到底在哪儿?
在东北的森林和平原之间，骑马民族的强盛终未碰上农耕的繁荣时期。没有猎物。
但游牧者谈论森林是否也如农民掌握土地时的口气一样辽阔……可你也只能想象出鄂伦春的猎手在森林轻巧穿过的一瞬。谁在谁之中呢?
3、地方志
我不是飞到这里，但大兴安岭地区还是很容易被想象为空中之城，连同树木、街道、城市和企业，人的身份悬浮在内蒙古自治区和黑龙江省之间，自1964年第三次开发建区后，它算直属国家林业局——当时的林业部——行政却仍归黑龙江省，同时地处内蒙古自治区的辖区范围，未来至今不明朗。
“恐怕国家林业局也快撤了……”——这是本地的谣言，扎根40多年的人仍在琢磨跨省“建制”，思考林区前途。40多年还没完全安顿下来，担心“天然林保护工程”对林区职工的补贴年限也快到了，仿佛公家又把债还清了，工资里又要永久地少一笔钱。
地区行署所在地加格达奇市地方志办公室里，刘振中先生说到编纂林区地方志的难处:先是政策，直到1990年代初才放开，之前规定“地区不得修志”——也即不能单独为这片森林写历史。
林区没什么老民，甚至缺乏真正的农民，也少了平原地区的乡土气，不大能听到二人转——这些移民工人到底也是东北人，可自己的历史也只能从别人的书里挖掘——基本只能从两省之间的某些县志里依稀读到一些关于它的记载，它如此孤立，甚至并没有与多数“北大荒”的故事连成一片。
正文 自由的森林（4）
“建国后大兴安岭也聚集了一段它自己的开荒史，如果不去写，就要被忽略、被忘记了……”此地自古是原始林，除森林边的呼玛、漠河等历史相对悠久的县，其他众多的新城镇，如行署所在地加格达奇、庄学义曾当林业局长的图强，到后文讲到的更小的森林社区——完全是几个林业局的移民工人长期在这里劳动、生活共同形成的家。这些还完全没有人写。我见过一些老林工，他们甚至叫不全调走的老工友的名字，只怪大家都很相像。
地方志办公室募集了一些退休的老人，曾是林业局书记、转业军人、森林警察、筑路队长、伐木工……现在不顾级别地一起工作——全都在编历史，用刘振中先生的话说是“从宏观走向微观”。
他曾是军人，为病重的母亲，要求转业到更艰苦但更近母亲的东北林区，但走到半路母亲就病故了，一时丧失了生活目的，在森林里徘徊，雪地被烟头烧黑了。后来他留在此当了汽车兵，最高官至地委宣传部部长，现在完全埋头历史，他说崇拜的人是李金镛——
这清朝官员将洋务运动引到中俄边境，重整漠河金矿，想巩固孤星一样的北疆一隅，最后病死在大雪里，慈禧拿到漠河的金子又想起他:“若非李大人，漠河的金子哪有这多能到我手……”——甚至到日俄战争爆发，朝廷还视东北为可用可不用的荒野，雅克萨战役争夺的只是边境，内地的农民去东北自己的国土，却仍怀着海外淘金的喜悦;日俄战争在中国领土进行，朝廷只是冷眼旁观，普通人则用模糊的亲切感和对胜利的预测去选要帮哪国军队，可悲的仙台医专录象为证，待战争结束，朝廷再想巩固东北主权和社会基础却已晚……只是李金镛活着时并未看到后来俄罗斯人与日本人“合法地”进占东北，他面对的始终是匪。
刘振中先生也是那类谈起比日俄战争又远隔数代的尼布楚条约还会热泪盈眶的人，他谈李金镛时也多少让我想起谈历史时的孟森，他们都由政治转向历史研究，最后你发现可以多么自由地和这些老官员交谈啊……每人心里都有部彻底狂野的野史。
刘先生将地志办的薛正民先生介绍我认识，他曾是新林林业局老书记，更早时，担任过著名的由女知青组成的女子采伐连的队长——据说，在中国当代建设史上，将女人的力量集合在一起，组成生产单位，这还是头一次，其初衷在于避免性侵害，但最终是创造了人类劳动力的奇迹。
薛正民先生还记得那年来了一个叫麦克斯维的西方女记者，“可能是想成为第二个埃德加•斯诺吧”——她好像刚刚为珍宝岛战役写了一篇正面文章，那次来连里参观采访，她曾说:“将来我要让我的女儿也来参加你们。”
正文 自由的森林（5）
不过，此后没有了下文，那个女记者可能在某个方面丧失了坚定的信念，消失了，她甚至不能像斯诺那样走到延安……老薛说:那时候他只是单纯地觉得，外国人适应不了那艰苦的生活——适应不了中国人的毅力。
谈毅力时，他终于把话题引向了庄学义这个人——
“应该找找他，大冤案。”
4、森林城
“这里土地充满种子，而且是松树……”——出租车每颠一下，司机便归咎马路下的树根——即使是加格达奇市区周围那些稀疏的松树，那些纤细的次生林，也非人工林，夸张地说，只需轻轻拨弄腐殖土，小松树就能自己冒出来……过度砍伐能毁灭一代树木，但毁不了种子与土地——除非真把土地用水泥完全替换。
果然没有农民，没有人在耕地。都是林区的职工在街上走，在森林边缘踯躅。
林业整体萎缩，这些小城镇也仍像在扩展，城市的意志本身，巨大的行署政府楼，体育大院的儿时玩伴成了政府里的同事，各方的照应，我在加格达奇2005年的规划中看到，城市将按20万人口的规模扩展，而1960年代中叶确定在这个森林中的三岔路口建立城市的时候，设计能容纳3万人生活——
最初口号是“先生产，后生活”，劳动压倒一切……甚至以为别处都没木材，全国都指望着大兴安岭……即使在文革高峰也坚持批斗完就生产，被斗的压抑着屈辱，批斗的压抑着狂躁，为完成国家生产计划干起活来，像什么都没发生，甚至被斗的又立刻恢复了组长身份，因为“习惯了那样配合。”在安排右派劳动时，革委会也无法衡量什么是最苦的，一切都已是最苦的。
奖还是惩……当年林区准入标准也矛盾:出身好的或优秀的会被推荐来此，最有问题的人也会以“推荐”方式调来，多年后才明白组织意图。尤其林彪事件后（林彪是一个很难的判断题，第一眼看去似左，第二眼看去似右，对他的问题赌博式的表态改变了许多人的命运），如见到有级别的军人孤身来这里当林工，那就肯定出了事，甚至有人复员被安排到农村，发现自己只是普通农民，甚至连地都种不上，才知是处分。
正文 自由的森林（6）
食物减化为盐、水、冻菜、粗粮等基本元素。原始森林可以一夜间产生一座几千顶帐篷组成的城市，像古代中亚的游牧营，竟也有卫生院。商店、监狱和图书馆，竟然也形成了固定的邮政地址。本地人仍记得，加格达奇帐篷城组建的起点是火车站附近那楼身镶嵌巨型温度计的宾馆的位置——当时是几户鄂伦春人小小的“仙人柱”定居点。40年前，入夜，当你走出帐篷去撒尿，回来时很容易找不到自己的家。帐篷好搭，却没有人想到一搭就是几年，几十年，才陆续为所谓“板加泥”的简陋房屋所替代。
如今新林那片木屋社区（算来这已是第三代木屋了吧，其中仍残存着一两间“板加泥”的老屋子），仅仅从外部看，仍保持着当时的平等，每户人家都是一样的木头栅栏，紧密地围起来，看不出尊卑，在清晨，它们的烟囱吐出相同规模的热气，和人的呼吸、森林中的雾混在一起，有时几个小学生像燕子斜穿出来，其他人中规中矩走着上班路线，北国小镇的一天就开始了……
清冷的早晨，混在住宅区的店铺并没有归入商业区，外人难以觉察，要走很近才能听见念书的声音，发现是个夜校，可能是有什么紧迫的考试，读书到黎明，门头用粉笔写着这间屋子在住家以外的社会功能。
要起得更早一点，才会发现另一户的营生，大约五点半，户外温度在秋天，达到了零下25度，老远看去，仿佛是一辆大卡车翻倒在地，却是一头还在冒着热气的牛，刚刚被屠宰，肢体悬空着，还保持着走路的姿态，但是正被分解为各种部分，气管还在舒张，似乎有话要说，半个小时以后，他们的牛肉生意就在街边上开张了——
“牛肉挺新鲜。”有些人停下来买牛肉，揣在怀里，一直到下班回家，可又不是南方人热炒的板栗在怀里，会不会伤了胃。
“就是。”每一块似乎都还在搏动，被分散的灵魂，但仍然活着，如果没有这样的求生欲，这里的一切都有自然冻成死疙瘩的趋势。D.H.劳伦斯曾说:“在北方，人们倾向于将太阳想象成蜡烛……某一天烛光会熄灭，北方的光和热是暂时的，是悲剧性的。”叶赛宁则始终用蜡烛来比喻白桦树，这祭坛边缘的东西，统一勾勒着中国北方森林，田野和道路的轮廓。
那家人的门头用粉笔写着蒙古文字，我才知道他们的来历——当年来开发大森林的队伍中，有一批内蒙古林业局的工人。
自地方志办老薛提到“五•六大火”，提到那冤案，我就始终想到庄学义，对与他有关的东西都很敏感。
正文 自由的森林（7）
庄学义当年招募的林区筑路总队那500名基本成员，就在这些内蒙古牧民当中，这支队伍替代了更早的铁道兵，开始继续在森林中修路。
庄学义刚大学毕业就能组织起这支队伍，他甚至没有在加格达奇的帐篷城停留一天，直接在没有道路的森林深处下了拖拉机，身后已经有了一支培训过的人马——
这股劲头很像当年头两次失败的森林开发，沿着黑龙江逆流上岸，没有任何道路可走，完全靠自己，有时以2000个步子为一个休整单位，先几次折返，把粮食给养背到那里，然后人再设法，走下一个2000步——队长反复叮嘱:“森林里到处是‘空山水’，切莫踏空了。”
1956年，他们开始一边防火巡逻一边试着采点木头，接着是1958年“大跃进”再次促使黑龙江省单独开发大森林——但这两次开发，都“踏空了”、没有站住脚，因为没有公路，给养最终没有接上，大量的木材开采之后无力运出，只有烂掉……
阅读大兴安岭开发史你会感觉“大跃进”成了重要的踢在屁股上的那脚，使许多懒汉从暖炕上下来，出门参加世界上最刻意的艰苦劳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这个词听起来，在寒冷的北方，至今仍让人不能平静，它完全是扩张的、爆发的，不进则退的，它意味着逆黑龙江而上去砍伐森林。
这种刻意劳动——“大跃进集体劳动的遗产”，现在有许多还在发挥作用，比现在许多耗资巨大的、层层寻租的招商来的项目更坚固、更耐用。
接着是“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再一次收缩，国家疲惫了，自然灾害加上运输跟不上，开拓者顺着寒冷和饥谨的方向，顺着黑龙江最自然的流向缩回去。这四个词在大兴安岭意味着第二次进山的失败，林业局超越内蒙和黑龙江两省建制的企图也暂时收缩成呼玛县旧时的范围，人们重新回到炕上，直到生产力在1964年再次爆发。
解放初各省自己创业的力量似乎仍是第一生产力，各省自我意识也极强，等国力再强盛一些，中央政府才组织起林业部和军队，这也才有了1964年的第三次成功的开发——人们发现，靠国家这压倒一切的力量才能修成并巩固那些林中的运输线。大兴安岭林区的这些小城镇就是从那时逐步建成的。
1982年，庄学义开始担任图强林业局总工程师，实践过一些系统的建设小城镇的经验和构想，引得外地人也跑来学习他的“系统经验”，这在1980年代初期，是非常超前的——如今，即使那些思路前卫的内地城市，谁敢说是按“系统思想”在发展——但庄学义那些计划，因为那场大火而夭折。他规划的图强新城也成了废墟。
正文 自由的森林（8）
“可连火也毁不了土地和种子”——不止一个年纪稍长的林区人这样说，“单凭火，可能连树都烧不死。”这说法听来新鲜，1987年那次特大森林火灾，在费翔那首歌唱过大约三个月之后，几天时间就剃头一样推平了漠河、阿木尔、铁路沿线的图强、育英、盘古和东部塔河地区的大森林。
5、在贮木场
塔源贮木场的场长周涌泉——那天是他带我去看新林那片樟子松，教会我辨认树的生死。
据说那是森林里最后一片樟子松的母树林，“加格达奇”这个名字在鄂伦春语里意思就是“有樟子松的地方”。那是一种更漂亮更罕见的松树，可起名字的时候肯定还漫山遍野都是吧……它的枝条在接近尖端的时候，完全是明亮的橙色，所以，即使在大雪前低沉的阴天，它的树身仍像保存着阳光一样。
在新林镇一幢新盖的居民楼的一面，肯定是模仿了凡高的笔触，有人囫囵用颜色涂满它，但仅根据颜色搭配，我还是能分辨画的是棵充满整个平面、充满平面里的天空、大地和山冈的大樟子松——画面里，树像普照之后的太阳完全失去了具体的形象，完全弥散成光和热。
“但什么是母树?”我问周，我以为树真的分雌雄，比如通过雪落下时一瞬间的震颤被区分。
“60年代，砍树砍到这儿，一个指挥说:‘停，总得留一小片原始林吧……’——这就是那时候的环保意识，而且，当时砍树的限制可多了，有那么好几十条，并且和你具体的劳动联系紧密，不容易忘……但后来，承包以后，谁管你什么‘阳坡造林，间伐为主’呢——森林的母亲，也就是种子的意思。叫种子林也可以吧。”可是，看那包围成公园保留地的趋势，这些母亲的种子似乎也不大可能继续向外扩散。
周涌泉一面说一面用我的相机给我拍照，他好摄影，这简易机器不能满足他要求。他和我一起在这片母树林边晨跑，难得地穿起一身运动装，平时他就在离新林50公里以南的塔源贮木场的办公楼里指挥场里大小事务。有时我从沙发上站起来，去看一看在群山之间迅速移动的夕阳——它所过之处使树变成火焰的颜色，但是太迅速了，就在那一瞬间，周涌泉处理完了三桩工作，并抄起他的宝贝相机跑到窗子前:“哎呀，晚了一步，光线就没了，爬到房顶上试试……”
正文 自由的森林（9）
这时职工们都在下面看他，就像小时候总有一群孩子看一个大胆孩子爬树。在不景气的年月里，贮木场的气氛还像个封闭自足的大户人家，有的职工一家两代都在这里工作，有的老人从当年的书记，一直干到门房的工作。
“我们没包袱，政企分开后，包袱都在镇上。”周的口气甚至还有一些得意——镇上也就是远处那片木头社区，政策像是在地图上被执行，我清晨就是从那木头社区过来，那里上班的气氛掩盖了下岗。
这个贮木场的一二把手，仍然是区人大代表的候选人，周涌泉的名字写在大红纸上的时候，却给写成“权力”的“权”。这又是一个孤独自保的企业大家庭。
这里比镇上看起来更有田园色彩，这里的老人看起来也不像包袱，有几户老职工家养了一些驯鹿，但我发现，鹿这种瑞兽，比马似乎更不通人情，更狂野，也很难沟通，它们和年轻的树枝一样惊恐，因此也一定比猎犬更敏感于森林中的异常。
老金家里的鹿似乎总也养不熟。此地其实也并非驯鹿天然的故乡，因为太冷，长不出草料，需从更暖和的平原地区购买，这也增加了副业的成本。
贮木场里回荡着这些鹿用头撞击围栏的“咚咚”声……鹿鸣则传得更远。“等鹿茸长起来，它们就不会这么激烈了，它们将爱惜自己的角……和树一样。”
贮木是采木的后环节，这也使这个企业保持景气，他们垄断了这里木头的销售环节。
木头从山里通过仓库连通的那条铁路运来，堆积在院子里。鸟群有时在放倒堆积的木头上空盘旋一下，确认那到底是不是一片树林。森林大火也曾使它们数夜飞行却找不到栖身之地。森林脱落，萎缩，消失，但鸟的基因里曾先验地见过那么多那么浓密的远古的、近代的大森林。它们将在未来的荒芜上继续翱翔，寻找和过度地想象。
周涌泉喜欢动脑筋，如年轻时的庄学义，庄划右派后还连续搞了“高寒地区冷车启动”等三项科技成果，周则在30岁的时候，一人支撑起过一个几百人的问题企业，也曾是记者，“黑龙江优秀青年企业家”的奖杯还崭新地放在桌上。一年前，他在玩数码相机的时候产生了将之用于销售管理的念头——“为每根木头拍一张照片，有了一个户口照片”，这样就可以追踪每一根木头的命运了。
但周涌泉现在的企业，未来很可靠，比起他以前呆过的问题企业，甚至算是个“肥缺”，萧条的采伐业汇聚起的总量仍然足够企业生存，一个经理只需维持或者拓展市场就可以。他显得轻松，偶尔发表哲学、历史、社会变革、民族国家方面的感叹，总体像是一个顺境中的人。他已发福。
正文 自由的森林（10）
从周涌泉办公室的窗前能看到贮木场仓库的全景，但更远处一座不知名的山丘还有一座废弃的岗亭——那才是场子花两千元建的瞭望哨，在防火最紧张的月份里，他们曾希望能通过这个角度对仓库的安全一览无遗，但由于买不起足球场夜晚使用的大灯，在黑暗中那岗亭形同虚设，看不见火，也看不见强盗，还得靠门房辛勤巡夜——这里的人把门房一律叫做打更的，包括加格达奇最好的宾馆的保安——仿佛他们还是在深夜里为人们敲打出时间。
但贮木场巡夜的老师傅并不真弄出声响。今天当班师傅姓李，也是林区第一代建设者，当年冒充哥哥来这里，什么活都干，当过放映员，让故事在帐篷里的棉被闪动，所以他知道什么是黑暗中的戏剧——有时为麻痹小偷，故意将门房灯亮着，虚构自己的影子，接着从背后扑住被迷的小偷——这几年“连本地的小偷也少了”，小偷也出外谋生了。整个林业正在萎缩，你日常就能感觉到人口的减少，今天走了一个外甥，明天走了一个侄女，与城市规划设想的趋势相反。
况且这样的森林城镇，人口结构无非是林场的职工及家属，这样心知肚明，透明的社区，很难给小偷下手的余地——“主要是面子上过不去……”，油水也少。
森林的城镇里的确还是没什么闲杂人员，丁是丁，铆是铆，恨不能都在名字前加上工种，比如:“刨工老张”——1982年，苦闷的林区职工马建伟因为工资待遇问题，在加格达奇持枪接连制造几起血案，在当地人看来，完全像眼睁睁地看见自己的外甥或者舅舅在城里流窜，无处容身。
当年据说大家都从各种角度看见他，听见他，他无处不在，我访问的每个当地人都说见过他，只是“擦肩时假装不认识，或没看见，不和他对视……”——马建伟在这透明的小城像暴风雪控制了城市几天几夜。最后是在电影院等军队、警察和民兵从山上“成建制地”下来包围他，透过小窗口说了最后一句:“乡亲们趴下，我要突围了!”接着开枪自杀了。
直到1990年代后期，在林区，因工资或调动而杀领导的案件还时而出现，“……现在不再有人那么死心眼了，而且我光明磊落”——现在出路也多，普遍的不景气也使人不大容易将困境归咎于个别领导的腐败——“人家腐败为自己，也不是针对你，不是要整你”。
正文 自由的森林（11）
周涌泉之前的场长因整人而死，在与被整员工争吵时被扎死，就在我们吃饭的饭馆，这家饭馆每进来一个可疑的人，都像是准备重演杀人场面，但实际上只是一些被林场辞退后进入东北江湖的人，与我寒暄，打量我，行非常简短的酒令，谈着“刘”这个姓氏，谈肾病、酒、矿山、贮木厂的木材与江南的坏女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