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至今仍没有多余单位，除电信以及其他基础设施单位，基本没娱乐业，有些地方甚至没有医院，只有一两家药房充当救死扶伤的部门，营业员像大夫一样受尊敬，背后的墙上挂着隐居在木屋区的老郎中照片。老郎中的医术也不是土生的祖传的，年轻时只是林业工人半路出家的赤脚医生。
在澡堂，当我脱光了，搓背的师傅就会满有把握地断定:“你是来铺管线的吧，××局的吧。普京的合同。”
我庆幸自己仍有一副工人的骨架。然后，他谈起了冬泳，这里冰太厚，不能砸成片，只能砸个窟窿，所以，本地反而很少冬泳的人，因为钻窟窿，就很难出来。然后，师傅又形象地把话题引到铺管道方面来——森林里越往北，就越能感到地缘政治在起着作用，连大部分中国人可能都不曾注意，俄罗斯的电力已经往黑河地区输送了一两年，新的合同的确在继续谈判。关节是电价，总不能让老百姓感觉是在用外汇买外国的高价电，一个电闸，两个电闸……但这边境有多少是俄罗斯决定的?
如果伊勒呼里山的北坡再次遭遇大的火灾，俄罗斯也将始终是一个可以驰援的近邻，虽然边境还存在对俄罗斯人的厌恶情绪，仍然用很重的语气把他们称为“毛子”。查阅本地的《防火志》:更早一些时候，因为没有公路，北坡的火灾必须假道俄罗斯的水路迂回平息。解放初期，森林进行安全巡航的飞机，完全由苏联提供，配备了苏联飞行员，基地在内蒙古。当时在森林上空出现过的另一种外来飞机是美国人驾驶的，在抗美援朝的时候偷入中国境内，在森林里抛洒炭疽病毒，所幸并未造成人员伤害，毒素完全被树木吸收。这片森林实在也太靠近边疆了。
林区在秋天进入防火最紧张的时期，因为一直干燥，落叶松和桦树的叶子也完全脱落了，远远看去更纤细，遮不住任何东西——据说，大兴安岭的物种没有伊春的小兴安岭那么丰富，几乎仅仅是落叶松等两三种高大乔木加上一两种耐高寒的灌木吧……这也是造成本地林副业品种相对单调的一个原因——新林林业局的职工基本上都是当年从伊春林业局过来的移民工人，他们始终在比较着大、小兴安岭这两个森林之家的细微差别，对退休以后的去向犹豫不决……
正文 自由的森林（12）
后来当我去了伊春，发现那里并不像理想的故乡，故乡林业同样的衰落和人口流失的气氛让一个回老家的人重新更不安分起来，只是那里的老人也多些，离历史也更近，乡土气也重多了。
“林区干部也许会去秦皇岛买房子养老……”——这是东北人心目中温暖的南方，有海，与俄罗斯人视奥德萨为南方一样，那里总是打扮得像热带。
“可山东老家呢?”
“……那太久远了吧。故乡的故乡啊。可那里的土地比50年代我们出来的时候更少了，我听尚志那边种地的叔叔说。”——这位新林的林工在家是长孙，仍能继承尚志的土地和房子，但他仍然忧愁，因为自己的下岗，妻子的癫痫，女儿的内向和肥胖症。
10月上旬还是最严格的防火期——本来是最高级的戒严令，贮木场的旗帜多半是红色的，上书一个“火”字，是为最高级警戒标志，但因为国庆以后，突然降了今年头一场小雪，到处能看到很浅的雪国印象，同时，警戒也灵敏地降了一级，那天非常晴朗，橙色的旗帜飘起来之后，人们的心情放松了一些。
我来得不是时候，伐木要在年底大雪封山才能看到——那时防火的戒严令就完全解除了，森林又松了口气，当大雪覆盖了森林，火起不来了。森林通过雪的厚度和绵延重新获得了气势，砍伐了四十多年的森林就真的又会有点原始森林的气象——“你会看到，零下四十度的空气里，工人们周身冒着白气，喊着劳动号子，心里有啥都会告诉你。”宝刚对我说，“那才是当年装卸木头的场面。”
“那教我伐木怎样伐?”
“不是你想的那种，斧头大砍特砍，很多时候，因为不能浪费，不能砍得太高，离地不能超过要求的高度，你必须坐在地上，弓着身子，用锯子小心地锯。”——这也让我想起我在青海看到那坐在地上耕种的农夫，也是那么弓着背坐在田里，他们采取那样的姿势则是为了更仔细地梳理土地。
但因为是那个姿势，还由于衣着笨重，有时放倒的树反弹过来，你来不及爬起，就被树干打伤甚至打死。
我找爱好摄影的周涌泉索要一些伐木的照片，但他说没有:“我们从不记录自己。”不过他告诉我，说起来还是春天的头一场雪，更好看，“那才叫沉呢……”
正文 自由的森林（13）
宝刚一直为我开车，有时因为要急着回场子，他在新林至塔源之间的公路上开到了100公里/小时，这条路看起来比一般的省道都要好，既无任何分道线又无等级标志，有时让你感觉不出在哪国，树枝的影子在秋夜里像几百年前一样逼近。
后来我知道，那条路是庄学义修的。那条路有60年代人力摔打出道影、继而由拖拉机轧出的基础，也有80年代，庄学义向省里争取来的经费做基础——它完全不在国家的路政规划之中，但是如此实用。
夏天，你会看到满山绿树，中国富饶美丽的大森林这时表露无遗，并且不再是表象，树被大团的映山红簇拥着，从根到梢，林坡的草甸子也开遍了野花，那时你还会看到一群真正的小孩子，爬树，下河。河里是白又大的鹅卵石，冷水鱼和它的影子从你手指间穿过。穿过河流，可以进林子里看到那些冬天遗留的夹子，有没有风干的野兽。孩子们在贮木场周围玩耍，他们将是这森林中的城市里的第五代人了吧。
20或30多年前，可能正是这样一个孩子，写下小学课本里那篇:“……我的故乡在祖国富饶美丽的兴安岭……”——那孩子的口气听起来似乎既体会不到父辈的艰辛，也觉察不到前途的复杂。他的口气也因没有写森林中任何具体的事件而永恒。在那篇课文里有四季，但感觉不到森林里有历史在流逝。宇宙不在天空，它藏在森林里。
周涌泉场长不到40岁，算是林区的第三代人中年轻的，周的孩子也已16岁了，在外地上学，因为本地素质好一些的老师以及年轻老师已经流失得差不多了——而周涌泉这辈人，在本地林区就受到良好的教育，据说这也得益于林区知青老师的影响。
更早时，知青不是以老师的身份，而是以工友的身份，一起劳动“促进了文化融合”——在这里，地志办的刘振中先生用了这个很学术的词——背后是这样的场面:他们来了之后，那些帐篷的窗户上出现了一些窗花，内部的空间也出现了很多细节和讲究，他们同时还促进了林区工地的卫生习惯，而江南的知青则学到全套的在北方森林里生存和劳动的本领，懂得了从粗粮中获得力气的秘密，最后什么都能自己动手实现——从房子到一个木头家具(最初他们只知道在帐篷里的树墩子上写信)，再到寻找森林里可以吃的一切，学会如何安全地取暖，习惯了睡在帐篷里用树干并排组成的大地上……
我在新林的技工学校里找到一位最终也没有返城的上海老知青张志义——整个新林只有两个知青没有回上海，另一个嫁在这里，成了劳模和榜样——我从张志义口中了解到上述情况，他毕业于上海黄埔区东昌中学，1970年代初期来林区，因为是一个孤儿，所以回上海意义不大，通过某种手续，他把返回的指标让给了他的儿子——儿子不再是孤儿了。张的妻子是东北姑娘。
正文 自由的森林（14）
张的年纪整50，老是淡漠地说:“在哪里生活都是一样。”然后就看着学校背后那片母树林，不说话。他头发很仔细地梳理着，三七开，还看得出年轻时上海英俊小生的模样，他不像当年的劳动模范，倒像怕吃苦的奶油小生，女孩子们外表嫌弃这样的青年，内心肯定喜爱他，但如今体格强健，多年在北方森林的生活只使他落下了轻微的心脏病——喝酒所致——“心脏病的感觉就是左边的胸膛痒得无法自持。”心本身就是一个不断开裂不断愈合的伤口。
我想在很短的时间里挖出他心里的故事，可他健康时的平静，让人不好打破，当然也可能花上1年时间，很缓和地来敲开他心里有可能冰封着的某个故事，在绝冷的地方，连爱情也可能没有了痛苦和悲伤……
张志义一边带我参观每一个教室，每一间木头教室里都存储着丰富温暖的阳光，就好像依山而建的布达拉宫每一个房间都储存着石头和峭壁。这些孩子在深秋穿得像初夏，他们学到一些演讲、歌唱、舞蹈和劳动的技术，都将到外地谋生。那些回城的上海知青是他们老师的老师。
“小上海”张志义的另一个口头禅是:“都淡忘了。”我什么都还没有问的时候，他就在说:“都淡忘了。”后来，那几乎成了他对我的追问。
从学校出来，我和稍胖的周涌泉继续一起晨跑，我问他:“到底哪里是伊勒呼里山?”
“早过了，在塔源附近，你就经过了它。”我的确感觉走了很久，甚至有点想回头，应该真是过了伊勒呼里山，但还是没有森林深处的感觉，树总是稀疏的，纤细的。那是后来重新一棵一棵克隆的次生林，虽然又长了好几年，许多人认为它将永远毫无趣味。人们仍然急于伐树，只是时候未到。“再等三年吧。”
“森林深处大概就是这样了。”他说。这和大杨树居士林一样，也不是能让人隐居的地方。我意识到，父亲爱唱的那首《走上这高高的兴安岭》从小灌输给我的印象也并不在这里，“可能在西坡，面对着蒙古草原，穿过草原，就是华北，中原，更开阔，唱起那首歌……”周涌泉宽慰道，实际上，歌里提到的昆都伦河，在内蒙古东部，在靠近包头的地方，它已经干涸了。
周原本是个文人，有过写作的梦，最初是写政府材料，但有了内心的波动，便不能在机关久呆。周说:“那些老工人私下问我，这个记者来这里到底想看什么，有点茫然。但是我明白你。”
正文 自由的森林（15）
我想起门房的老李师傅和我讲了一下午女人的事，大概是以为我来这里找媳妇——当年，林区工人住下来之后的几年里，有过一阵外地女人的移民潮——“到森林里来找对象，有的是平原来的农村妇女，有的是知青的姐姐或者妹妹……有很多在伊春有家的人都重新动了心，那时我们地位好……可是我没有动摇。”
“如果年底再来，我安排一个生产小组带你去森林里伐木，你带上我的儿子。”周似乎是在拜托我。在他和儿子之间，隔着生产小组、森林和我，算是代沟吗?或者，他为什么不干脆说:“你也带上我。”我的打扰不止一次地成为各地忙碌的人们的节日。
我和周最后把跑步的目的地定为一棵死了很久的老松树，我们看到我们喘出来的粗气，像火车头一样，那棵树夹杂在活着的树之中，但是很好辨认，因为它只剩下一根光光的主干在那里，但是仍然站着，那是死树，“我们叫站杆”——让人敬畏如神。
现在我至少能分辨活的树还是死的树了，死的树冷，生的树热，只要身临其境，看到它们，触摸它们就知道了。在你自己的森林里，“你熟悉生命的变化”——可美国人当年在陌生的越南丛林里，只有用“热成像”技术来分辨树之间热量的差别，找出伪装成树的越共军民。
只是1987年那场大火后，中国的专家们却没有兴致亲自去过火的森林走一走，只闭着眼说:那些树过了火之后，都死了，可以砍。
之后是“抢劫火烧木”的狂潮席卷了林区，当地有人以为，不是大火和早期的采伐，而是这次野蛮采伐才真正使大兴安岭的森林一下衰落了——“他们有了借口，树不分死活都砍掉……”——这些木材商来自各地，也把当时的加格达奇突然搞得像南方开放的商业口岸，现在则空留了许多当时的霓虹灯，色情的假相，如今这城市倒是恢复了森林城镇的干净，没了那么多陌生的南方商人，但城市里的森林比人少多了。
第二年春，幸存的火烧木发出绿芽。不知是自己的芽还是寄生出来的种子，从这些站着的土壤中发出——它们在大火和掠夺之后揭晓树木生死的谜底，这是森林的语言。
但专家始终没有回到大兴安岭来纠正谬论，也没有记者回来纠正视听。
正文 自由的森林（16）
6、自由的森林
这一路上，图强县林业局前局长庄学义的影子一直贯穿了森林，他命运的谜底直到2000年6月才逐渐揭开，庄学义在一份简要自传里写道:“那年春天……田纪云同志来到13年前他曾风尘仆仆亲临过的大兴安岭过火林区，实地听到了有关我的案情反映，明确指出，要搞实事求是，不搞实事求是那还叫共产党吗……”
接着是重新调查，但调查组发现不需重去森林里实地调查，走访——当初的庭审辩护和证据，都已是对庄学义最好的支持——他与当时为自己辩护的著名律师张思之先生和池英华女士同样相信:他们是雄辩的——直到宣判之前，他们都有十足的把握。庄学义说他在听到宣判的时候幽幽说了一句:“假作真时真亦假，真作假时假亦真。”
即使以再中立的记者口气评价，张思之先生也是正直的人，并“越老越锋利”，他总意味深长地说:“我打的官司没有打赢的”——但北京当代汉语研究所因他那些精彩的辩词将2003年度“当代汉语贡献奖”授予了他。
更年轻的池英华女士则把1987年那次黑白颠倒的庭审当成人生转折点:从此她坚定地当律师。在法庭上，你会为那辩护而激动，但紧接着，完全相反的宣判会更强烈地打击一下你的心……
“当时有股唱《国际歌》的冲动”——观看庭审的老百姓这么想，他们座无虚席，那是和平年代少见的严肃场面、危急场面。后来几百人将律师护送到火车站，请他们继续奔走。
律师再好，辩论限于它的小逻辑，迫使律师“参加那伪命题”，最终把问题关键集中在庄学义在火势最猛烈的时候，到底是先选择去救育英林场的火，还是回图强林业局本部指挥救火，成为最后致命的判定——这还要加上一个重要的事实前提，这两个地方都遭遇着大火。
1987年春天，一个在大火扑救中忘我的人，不屑陷入这样的咬文嚼字……律师根本不需“煽情”，我也根本不需用文学语言来渲染认定的事实:
当时他从哈尔滨开会途中第一时间返回，曾三次在森林的火球包围中面临生命危险，屡屡返回火场救助群众。在图强林业局本部的时候，尚能在大火来临时清醒指挥:要求公安部门先保仓库，财务部门，先保账本(那已经是森林最基层的数据了，没有备份。这总让我想起周涌泉对每根木头拍摄的“户口照片”)。庄学义还在电力丧失的情况下，用各种土办法通知群众疏散。这一事实的前提则是:“漠河及其他方面都没有及时通知图强火情”，还是庄学义亲自爬上一座高山，看到了它背后的大火。
正文 自由的森林（17）
火起的最初一周他并不清楚老婆孩子的生死，只在大火临头的时候和家通过一次电话，因为家里的大衣里还有一把手枪，不能流失。
当时火已经烧到楼下，有些子弹还来不及找到，接着，庄太太听到了身后大火中的家里有颗粒般的爆裂声，才放心地带着孩子逃离。“这是这一生真正的家，”她说，“家里保存的照片尤其舍不得。”
但这压倒一切的事实被“先去救哪儿”的“辩论”偷换。关于此案有一份近似教科书的案例分析:此次火灾并没有对整个火情进行全面认定，而是摘取“不大的一个片段”——最后，所有远方的人都有了这样一个印象，“是庄学义放的火”，当年播新闻时我还小，但也对着新闻的话想，“是他毁了森林”——如今我明白这也是庄学义经受屈辱的夜晚——但对真正的火源——漠河林业部门却并未深究。
1955年4月13日，呼玛县鄂伦春人吴九九纳为发泄丧失世袭佐领身份的怨气，带着21根火柴，骑马点了21处火——那是建国以来北坡第一场特大火灾，吴九九纳实在是太狠，不但要放火，似乎还要包办它的蔓延，所以案情单纯、清晰，虽牵涉民族政策，破案也不含糊，最后吴九九纳受到惩处，救火的人得到了应有的嘉奖，而32年后的另一场特大火灾，最大的责任被偷换给了救火的人。
2001年，法院对庄学义重新调查的确很简单，仅仅是没有干扰地、用这些证据推导出一个正直的结论:“决定撤消原判，宣告庄学义无罪。”他始终是雄辩的，这当然也是他后来大胆出走的重要信心所在——有时庄的儿子会问:“爸，我们是逃犯吗?”
“绝不是，我们去找外地的法院。”父亲的手牵着两个儿子的手，有时小家伙冷得摆脱父亲，手蜷缩在口袋里，口袋里还有一些松针和硬币，逃亡的枯燥使人无意中搜集着路上的一切。由北方到南方，因为不能大声说话，愤怒被压抑成了耐心，生起气来也很迟钝了。父亲缓慢的语言无穷无尽，黑暗中，父亲的眼镜片在闪光，此时母亲一个人留在林区，作为家庭唯一的生活来源，母亲忍受着屈辱。黑暗中的芦苇显得高大、茂密，像树。
最初他以玩忽职守罪被判有期徒刑三年，成为“5•6大火”职务级别最高的罪犯，后办理合法的保外就医，但不同的执行部门重叠交叉干预此事，并不认可，继续追捕他到连云港……平反终于使这个故事像个样子了，“感谢毛主席”是庄学义的总结——也许，一个故事的毅力在于:总要努力讲到正直的结局才算结局吧。
“如果仍未平反呢?”
“这种‘野人’的生活始终使人警醒地等待。”
正文 自由的森林（18）
“现在到哪步?”在连云港他的新家里，我继续没着没落地问了句——理论上的“彻底平反”还没结束，那“逆过程”应该是:宣告无罪、办身份证（恢复公民身份，停止多年不明不白的迁移、避祸、流浪）、赔偿并同时恢复党籍、恢复基本编制、恢复领导级别，甚至……恢复权力，但最后是——“基督山伯爵”式的剧情吗?
“赔偿。但因我的案子是在1995年《国家赔偿法》以前执行的，不能按其中的规定来办。”——粗略地再次清点那账目，你会发现，权宜之计的赔偿方案仅是补回1987年以来的基本工资——包括错误的徒刑被执行的1年、保外就医后又被“重复追捕”的6年以及此后毫无经济来源的黑户生涯的“误工费”，此外并没有看出堪称“赔偿”的内容。
“下一步呢?”
“下一步该给那7个干部平反。”——因在1987年结案之后为他鸣不平，这7个干部先后受到过不同形式的处分，有的丢失了政治前途，如果不平反，他们会是这宗冤案藏得更深的牺牲者——也算共患难的人，但很少见面，有的他不一定认识，因为当时是在更偏远地区的基层工作，但是也远远地用自己的人格替庄学义担保。
“七君子!”他这样抬高这些正直的人。
不过，1980年代后期涉及公职行为的“冤假错案”与文革时的还是有区别:后者造成的处境可能更残酷，但有种集体蒙难的感觉——同类俯拾即是，前者则可能完全孤独一人，“不足为外人道”，没有政策可以集体解决，只能“特事特办”，而那得靠运气，尽管量刑则会稍规范——当然也是以错误的定罪为前提。但庄说，他从没有因为孤独而想自杀，而且，先前有冤屈更大更苦的人如刘少奇。
关于“同类”，我听庄学义反复提到一个吉林省的老干部，他因被诬告贪污2000元公款而被剥夺了一切，女儿一直在为父亲的平反而奔走，始终不嫁，庄似乎也十分关心他们父女俩的命运。
他考虑到的人还包括自己的儿子。自老庄“黑下来”之后，兄弟俩总和爸爸一起，没有固定的住处，勉强念到高中就辍学了。若按林区干部子弟的正常发展轨迹，他们准能上大学，大兴安岭林区也会成为老庄一家真正的故乡——这两个孩子，后来却“不像城里人，也不像乡下人，也没有文凭……”老二目前在菜场摆个小摊，每天站到深夜，仍无力娶媳妇。
庄学义回忆逃亡:只要林区那边好人传来风声，说来抓——“有时一张电报写着:单位有事速归”——就要换地方住了，很少几个亲戚家、朋友家，最安全的地方是一个军队大院，而藏得最偏远的地方，不是大森林的深处，是连云港真正发源的县城——灌云。老家啊。他仍在这已没什么牵连的祖籍所在地找到安全感。乡亲啊。
正文 自由的森林（19）
灌云也是庄学义出生地，他生于1942年，但他出生才几个月，父亲就死了，几个哥哥姐姐先后参加了革命军队，去了延安，后来，家里这些战士，鼓励他好好读书，于是他一口气读了17年，读成南京林业大学的高材生，1965年，他毕业时志愿参加开发大兴安岭，一直到1988年左右像一个戴罪逃亡的野人离开林区。
“还会回林区养老吗?”
“我在那里一无所有，无法生活，当然，这没什么好说的，有些林区老职工比我条件差多了，我除了有冤情，没什么好说的。”
今年在远离大森林的老家，庄学义至少有了自己的房，不用那么大年纪还在租着别人的房子，像一个刚走入社会的人，“这样二小子就可以在春节完婚”——客厅地板上铺满了报纸，没有人走动也会自己沙沙地响，老庄夫妇俩和我，像在秋天，坐在落叶没脚踝的森林里，吃了一顿晚饭。我吃到了藕荚、豆虫、老鸭、海鱼——“连云港的特色”。
我发现，庄太太是个豪爽的人，年纪看来和老庄总也相差不远，很能整两口白酒，头发却是乌黑的，那一刻一点不像常年在忧郁中度过的女人啊……
“上午刚好染过。”——平反加上这几年的缓冲，使这顿饭吃得很平静。
“火烧得那么大，我都保持着理科的头脑”，但这清醒并未在救火的时候帮助他提防以后的陷害，“我平日很谨慎，可救火的时候顾不了那么多陷阱……”——而且庄学义并不在生人面前掩饰自己也曾精神几近崩溃，特别是坐牢的那一年，虽然连那些一同关押的盗窃犯、杀人犯和强奸犯都尊敬他，他们都曾是林区的职工。
那么两人都算白了头，据说都是1987年一年之间的变化——殉情一般，庄学义妻子的头发也在那时全白了，那一年过后，夫妇俩决定不再白白蹲这牢狱，所以那中年白头颇有些伍子胥过昭关的色彩……
他们的白发也让我想起我在林区小镇碰到的一个中年人，那天早晨他穿着全套劳保服，戴着帽子，像个牛仔，我向他问好，他下意识地回一句:“上班啊?”——10米外，他才发现不认识我，我觉得他黑黑的眉毛很英俊，可当我们谈起天来，我才知道他并不顺心，似乎为证明这一点，他取下帽子说:“你看我满头的白发。”
他清晨从木屋区走出来，不是去上班，而是去父亲家帮着清理近来的垃圾，作为林场第二代正式工，“算下岗”，可能也因没活可干——产量缩小，况且季节不到，而且“他们越来越喜欢用农民工，便宜且好管理，我们……不好管理”——他批评自己的劣根性，邀我去他父亲家里坐，父亲不在，已去街上拾荒了，可惜镇子社区不大，容不得几个垃圾收集者——他的家里完全是垃圾仓库，许多瓶子被脱去包装、像原始人的陶器一样被分类，墙上贴满了劳动奖状。但在北方，垃圾没有肮脏潮湿的感觉，也没有在内地旅行时闻到那股臭臭的味道……
正文 自由的森林（20）
恍惚间上来一盘小蘑菇，全国的超市都能买到它，但还是让人又想起了东北。
“今年的都柿价钱不错呢。也丰收。到处是收它们的人。”我那口气像林区老家来的人。可我甚至都没有亲眼见过森林中点缀如紫葡萄的果子，学名就是蓝莓。那可能是林区目前最挣钱的副业之一。采它的人比自己去种出大豆的人幸运多了。
“是啊，我也是那么听说。”那一刹那我觉得，关于东北大森林，他的消息不及我灵通了。
当庄学义和我重新谈论林区建设的时候，他的有些观点也已略微跟不上当地如今的情况，尤其是一些涉及到行政部门“内幕”式的新战略或者新政策，他几乎比我知道得更少，而多年前他曾踌躇满志计划实施的项目，也因1987年自己被判刑而中断。
他仍不忘那将林业工人改造成“季节工”的改制，用来应对1980年中期后开始减产但仍是计划经济体制的林业，“是企业从自身找路”。
1980年代中期，承包制刚过了“黄金时代”，开始出现一些灰色操作——那时，至少在林区，“盲流工”仍算非法廉价劳动力——也就是后来合法的“农民工”的前身。在之前的那些时代，农民与工人的结合，以及彼此转化，是革命喜剧，是乌托邦的蓝图，即使在反右时期，也是个好消息。当丁玲在黑龙江东南的密山见到失踪很久的丈夫，他见面第一句话就是:“亲爱的D，我现在是农工了……”丁玲则说，她是在流放令下达之前主动流放了自己，到北大荒，“在人民中间我觉得安全……这与当年投身延安没什么区别”。
1980年代中期的森林里，一些干部重新私募“农工”，这个年头再没什么人能从劳动中体验荣誉和安全了，这些劳动不仅用于正常的承包项目，还用于私采森林。这次广泛的承包之后的新自由激发了毫无节制的采伐，没有了当年开拓时的原则。到1980年代后期，在某些最隐蔽的森林深处，法律既跟不上，也几乎不起作用，甚至恢复了更原始更野蛮的劳动关系。
“奴隶?”我知道那口气像是对西周的社会制度进行考古。我刚从唐德刚的著作里听说中国历史上没有真正的奴隶制，中国的考古学界也对此表示怀疑。
他听了一愣，竟然笑了，那场面却是多么复古啊，还有鞭子飞舞吧，但最后他只说:“林区的人单纯，但个别坏人，坏起来特别的坏。”
正文 自由的森林（21）
当年因庄学义曾拒绝那些私采森林的干部的贿赂，并对那些森林中秘密的勾当逐一取证，那些人从此惦记着要“搞一搞他”。庄学义当时对此并不在意。直到那场世界震惊的大火平息，好像是就在第二天，有人将头探进他的办公室，说了句，“老庄，这下我们可以整倒你了……”
这触发了后来的陷害。“先是他们向上级提供伪造的材料诬告我，过后却对我说是上级的压力迫使他们来调查我……”
尽管庄学义以及当地公安机关此前曾在黑龙江边的森林里拍到了那些人的一些确凿的违法证据，但这些证据连同图强旧城，已在1987年那场火中化为灰。
然后庄学义好奇地问我:“那么，你在林区看到了些什么?”
“森林……还有你当年修过的路，当年你招募的那些内蒙古的老工人，他们的儿子下岗了，加格达奇那些还记得你的研究历史的人——老薛啊，老刘他们……他们为了那些事实写得很辛苦，要把你的平反也写进地方志里……还有和你现在口气差不多的上海老知青——只是他使劲地说，都快淡忘了——还有和你当年一样的年轻干部，他们成了企业家，半个商人……”但我并未提路上火车里碰到的荒野之人。
他很少谈牢狱生活，更愿意讲服刑期间干部们对他很好，“铁路监狱甚至比检察院的监狱对他更好”，铁路监狱甚至特许他更自由地散步，只要不越界，铁路监狱那一带也是一片森林，之外是围墙，铁路从围墙外穿过，铁轨两边的路基上，的确充满了种子，真的又顽强地继续长出一些松树——
“我去过那片森林，火车经过的时候，一些有铁丝网的地方。还有围墙……监狱不就是一个城堡的样子吗?”
“是那个地方。我记得在森林里散步时，平生唯一一次看见了北极光。”
（2006年）
正文 河魂（1）
河魂
菊英嫂让人想上前去拥抱，她蹲在河边种树，像《苛政猛于虎》中的妇人，也像你的母亲，54岁——算起来眼下这几棵树又长了3年，前几天却再次给村中的顽童剥去了皮。她看起来就为了那么大点事情落着泪。
“丈夫死的那年我种下它们，剥一次皮就死一次……七年了……”——如此徒劳反复已进入第三个三年……她以此计算丈夫死后的岁月，悲伤不见减少，污染的河水也并未按上头那些“三年计划”、“五年规划”变清。
天快黑了她还不肯回家，只小声恨恨地说:“这次我要逮住那个剥树皮的小鬼。”村里不多的几个顽童远远窃笑。
他们在一个滩涂中央玩耍。他们有时蹲着看河水，一个矿泉水瓶子漂流了三天，才从10米外漂到跟前，他们欢呼了一下，却不去拾，有时是死鱼漂来，可能游了几下就死了，去年开始随波逐流、腐烂……鱼搁浅时，孩子就议论敌人到底是谁。
孩子们如今也非常懂得小心地跳过来跳过去，不让那毒水沾到自己身上，回家却又猛喝那井里的水……菊英嫂说:“就是那些不知好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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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多。”霍岱珊用TDS检测笔盛了一点老汉家的井水。一切都更明白……真相啊——可王家饥渴的傻孙子还在喝那井水。
他刚在河边耍得满头大汗，并没有人去制止他喝水，因为别无选择。
今天河里测的值是700多。30米深的井里的值是500多，8-10多米的井就更接近于河里的污水。
老霍随身带的这种TDS笔能简单测量水的导电性，对水的硬度进行初筛，这种简易的测量方法很容易让敌视的人抓住把柄，“正常是20以下，所以好几百的值，无论是什么离子都非常有害的……”这也就是村民每天喝的水。
“大家心里都已很明白……宣讲是多余……”——但明白了也得继续喝它，吃到肚子里也是红色的，富积起来，形成结石，化学物质在血液里又发生新的化学变化，拉肚子，拉肚子……拉空了，括约肌就无法再蠕动似的，癌就要填满那肚子。“那石头任怎么用药打也冲不走”——这是老乡推理的原理，他们也喜欢用石头来比喻癌，其实二者都在肚子里。
正文 河魂（2）
何况各家都有得癌的，癌在30年前是方圆30里才出一个、一辈子也听说不过一两回的东西，可这些年起每年都有那么多人陆续疼痛而死，各种癌最后的表现和艾滋病差不多，免疫系统完全崩溃了，只是癌不会传染，你可以拼命地亲近临死的亲人——人们曾分头喝水，同一家的人，各安天命。
本县也曾有一个作家，写过一本叫《黑匪》的小说。“匪”在豫南话里发音和“水”一样，人们就管污染的水叫“黑匪”，小说讲的是农民自发去报告水污染情况的斗智故事，“旱路走不了就走水路”，书中那个激进的农民儿子的原形就是此刻在测量水的老霍，老百姓已经将老霍“脸谱化”了，要让他去扮演一个讨说法的村长之子。
火葬开始推行的那几年，有时老霍又被临终的人当成干部——“我愿被你们烧，我吃了公家的药，就要遵纪守法。”老霍从未想到要去对这些弥留的人解释那些药的来源。那个病人带着一个理想社会的蓝图而死。这理想也是老霍的。
在北京空气污浊的街头，我看到的这个民间环保主义者既脆弱又敏感，时时咳嗽，使我们这些久居北京的人对自己神经的麻木感到惊奇。一位西方病理学家说过，癌病滋生于最麻木的人生阶段，所以它看不清根源。
这清瘦的人和那袜子庄河边种树的菊英嫂年纪相仿，今年也是54。
他也是农民，谁都是农民，尽管在镇上生活，镇的理想也就是变为城市，但过去镇上和村里没有区别，共饮一江水，政府楼曾经就在大闸边，污水熏黑了国徽，到北京配了一个，怕又熏黑，干脆在将金面涂满经脏的红油漆。在污染刚开始的80年代，干部下乡时，还会端起农民递到手中的水，一饮而尽，明知致癌，却如被敬酒一样，不能拒绝。那时有两个镇长连续死于癌，临终也自认为是水闹的。但他们无法为此而开除自己，这官僚制度缺乏自我审判、自我毁灭的机制，但此职位空缺了很长时间，以为不祥。书记的工作量增加了一倍，并从此下乡时自己背水。
我本以为污染问题压倒了一切，让下游所有的人同仇敌忾针对上游的企业，但实际情况是，各种各样的水分化了不同的人。政府已迁到开发区，槐店镇上的人口也以干部子弟和外来的公务员为主。小老板将子女送到城里喝水，机关吃上自来水还不够，要喝纯净水。2005年，河边的村民一下也多了几十口深层地下自来水井，这是天大的福音，但大部分村民还在直接喝着很浅的轧井水——那仍旧与直接喝工业污水差不多。
霍岱珊经常参照甘地，他目前在行事方面显得并不激进，并不像《黑匪》里写的，但他始终如此挑剔那被污染的水，环保者都是挑剔的人——但与当年的万人签名以及和企业对抗相比，他把这两年的工作已把分解为“清洁饮水救助”，“医疗卫生救助”。企业方面，他要更耐心地去谈判，国家对工业产品新的绿色环保要求也有可能迫使企业回到谈判桌上来……
正文 河魂（3）
味精厂曾是亚洲最大的味精厂，如今味精本身在亚洲也受到抵制，日本人也撤资了，不过改组后的企业班子对环保的态度却也温和了许多，不硬来了，那个曾经上演排污“三十六计”的厂长被罢了，这也使老霍更好地接近这个企业和那些排污口——“也许是时机了，也许不是，企业衰败毕竟也不是好事，环保会增加成本，必须提高市场价，可价格又不是单方面能确定的……”——环境污染的代价一直维持着全行业低廉的成本和价格，如果有一个企业这样做，其他的味精企业也不得不效仿，最后也不得不牺牲他们周围的环境。
合资的项城莲花味精厂来此20多年，是中国最早的合资企业之一，它再衰落也不会轻易被取消，项城也逐渐成为污染的重大分界线，从周口东流至项城的河段要好些，项城向东向下到沈丘县的水又脏了许多倍，渐渐完全是黑的，有浓重的泡沫。这种泡沫一直流到安徽，进入淮河，水大时直接染黑了洪泽湖。
日本企业来中国很早，如今也忐忑于中国环保者的审视，战争时期日本军队在中国输入的各种灾害物种如今已繁殖成了相当的规模，投放的时候也没有预留任何解药，和战争一样，是不可撤消的行为。
前几年也几乎促成过日本企业家与日本环保学者在河边对质的场面，那个下午中国人几乎又成了旁观者，但真正的日本大老板终于没有露面。现在则听说日本人是去了四川，这个企业成了地道的本地土企业，但还是巨大，老乡们也没有心情求证，而且老百姓也明白不能将责任都推给日本人。其实这里的人们并不怎么怪日本人——因为即使没有日本人，情况也不会太乐观，因为污染在中国太普遍了，太容易了。
“但以后不会有对抗了。”——霍岱珊说，民间环保要有更科学的做法，他也不想硬来了，用技术协调关系，他可能也是指不会再被上游来的人殴打，当年那样野蛮的事情还是少多了，当年他的两个儿子就是为了保护父亲而辞职回家干起了志愿者的工作。
“一听说父亲被上游的恶棍打了，我们就回来了……从此就不让人近我爸的身。”
他们俩至今还是漂亮的少年，但时间过得很快，老大已经28岁，老二25岁。老大是计算机高手，每天更愿意面对机器，河流的命运对他来说像人一样复杂、悲惨和难以捉摸；老二是一个画家，曾经在郑州的一个玩具厂工作，一个小时可以画出四张设计图，每一款玩具都得到了几百万的单。在他们简陋的家里，唯一的装饰是客厅里的墙壁上，生生地沾着一个素描课用的石膏头像，但这家人并不认识，那是盲人荷马在日夜凝视着他们。
正文 河魂（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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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岱珊是拍照片出身，年轻时在洛阳的军队里学的，他现在仍然在用一个派出所拍犯人登记照报废的相机，那“监狱的眼睛”用了很长时间，快门的标记和真实的速度已经不同步了，只有他能用耳朵听出那细微差别，他照相的时候耳朵像盲人那样敏锐。
“眼睛使你避开喧嚣，耳朵帮你穿透黑夜。”……我们只有很少的时间谈到摄影艺术——后来他曾在《周口日报》拿到年薪好几万，最初他只想拍下母亲河，报社曾认为这毫无新闻价值，但后来发现新闻来了，河流被玷污了，他就跳到河里去救她，用手去堵那些排污口，用皮肤去封闭那些大渗坑——他无法忘记13岁那年，母亲背着他这个无法行走的病孩四处求医，母亲曾侧过脸来轻轻地问:“什么时候儿也成人，娘过后靠你背去……”难道那时她已对未来有什么不祥的预感。
后来霍岱珊长成小伙子，腿好了，他的母亲不久死于癌病，最后是他背她去。当时全县的癌病越来越多。他们家老屋的院子后面，有一口十几米深的井，通向沈丘老城的护城河。那时他还不明白，护城河里的水已经变了味道，当时他正在县里的统战杂志工作，有一天有一个医生模样的中年女人来反映情况，告诉他中原也有许多艾滋病人，那个阿姨名叫高耀洁。
“那是我第一次听说这样的病，这样的事情，在我的故乡，那时我还很年轻。我开始觉得环境里有邪恶的东西。”如今这条充满了泡沫的黑河，完全是一个有癌病的母亲。后来老霍也去过那样的村子——既是艾滋村，又是水污染严重的癌症高发村，那里的气氛“双倍的阴沉”。如果你看到墙上有“包治低烧不退”的广告，那可能就是艾滋村，如果是“包治拉肚子”，那就可能是未命名的癌症村。
午饭后我不记得老霍又列举出了多少理由，去解释他为何辞职去干“治理淮河水污染”的环保工作——我只觉得他的水污染知识越丰富，对故乡的历史越了解，对自己的生平反思得越多，他的理由也许就越多——“一个加拿大人不远万里来到中国……”——这是建国后最早也是最权威的一篇对志愿者形象的描述和解释。但什么是志愿者，在中国仍然不那么好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