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琳是北京人，嫁的老公是个台湾人，她的身份却不是如云芳一样的所谓大陆配偶，从国籍上来说，她是个美国人。萧琳1990年大学毕业后留学美国，上的加州伯克利，在那里遇上黄清泉。那是她到美国的第二个年头，刚刚跟相恋三年的男朋友分手，正值失恋情伤之际。男孩是她大学的同班同学，两个人都是一毕业就出来了，只不过萧琳上的伯克利，男孩去的是东部一个三流大学。这样长期两地分居肯定不行，俩人当然都想折腾到一起去，可是该谁将就谁呢？男孩要萧琳去东部，因为他的学校很破，比较容易申请，而且那里中国人多，热闹不说，英文好不好都能混得下去，他在那地儿混得非常轻松自在。萧琳光是听着他列出这些理由来就很窝火，心说一个大男人怎么能这么不求上进，才二十出头就这么只想着瞎混，要想混还来美国干嘛，在北京不更好混吗？因此她坚决不去东部，极力说服男孩往加州的学校申请，男孩勉强答应了，萧琳在这边使劲儿帮他，好不容易找到个教授愿意要他，但说好只免学费，第一个学期没有助学金。萧琳觉得已经很不错了，兴高采烈地打电话过去报喜，哪想到那边说不要过来，而且提出来分手，又列举了一大堆理由，归里包堆儿就是一句话，他配不上她。萧琳当然不甘心，再逼问下去，原来人家在那边早就已经跟一个他“配得上”的女孩住一块儿了。 萧琳这个伤心啊，这辈子长这么大还从来没有这么痛苦过。那一阵子她吃不下、睡不好，靠着天性里那份要强和自律勉强把功课撑下来。黄清泉就是在那样的一个黄昏里第一次见到萧琳的。那天是星期五，已经傍晚了，萧琳课上完了却不想回家，因为她的室友是一对热恋中的情人，俩人成天好得蜜里调油的，她受不了那个刺激。她背着书包在校园里晃来荡去，正好赶上清泉从办公室出来要回家，他后来跟她说的，当时看见空荡荡的校园里，一个神情憔悴的女孩站在夕照残阳中，一头长发被风吹起，他第一次理解了“楚楚可怜”这个成语的意境。清泉很自然地走上前去，关切地问萧琳需不需要搭便车回家。中文在这时候显示出它的魅力来。不知道为什么清泉想都没想就用中文问的，而萧琳只犹豫了一秒钟就跟着清泉走了──要不是一个说中国话的，萧琳十分肯定那天她不会跟着人上车就走的。
那晚清泉带着萧琳去了附近一间小餐馆，一顿晚饭直吃到十点钟餐馆打烊。萧琳实在太需要向人倾诉了，而清泉不知怎地就给她那么值得信任的感觉。一晚上都是她在跟他讲，当年在北京的校园里她和那个男孩怎么地相恋，怎么地爱得死去活来，怎么地一起努力到美国来，来了以后他又是怎么地变了心。最后萧琳伤心又愤慨地说，“我就死活想不明白，一个堂堂的大男人，假如真是觉得配不上人家，你就努力地去提高自己呀，怎么就只想着往下出溜？”
清泉静静地听她说完了，微微一笑，“道理很简单，他就是配不上你嘛。你应该感到庆幸才对，他主动放手对你来说是天大的好事。不过除了配不上你这点外，我其实蛮佩服他的──因为人最难的就是看清自己，而他年纪轻轻地就把自己看得这么清楚，而且非常明智地选择了对他最合适的。我不得不说，他的头脑很清楚。”
萧琳眼睛瞪得溜圆，冲清泉吼道，“你的意思是说我的头脑不清楚？”
清泉摇摇头又点点头，手托着下巴，那么坏坏地、似笑非笑地对她说一句，“我对你有信心，你很快就能清楚过来。”
萧琳不依不饶地叫道，“你还是在说我不清楚嘛。”
清泉伸过手来，抚慰地拍拍她搁在桌上的手，安慰她道，“一个女人最可爱之处，就是在这种时时的不清楚，要是那种从来不犯傻的女人，没有哪个男人敢要的。”
那天晚上躺床上，萧琳想想都不敢相信，怎么会跟一个刚认识的陌生男人，把自己前半辈子的事都连底儿抖落出去了？更可怪的是，这个人听得多、讲得少，可就是那么少少的几句话，把几个月来压在她心上的伤痛好像都说没了。她那天晚上睡了个难得的好觉。
第二天早上起来，萧琳收拾好了正打算去学校实验室干点活，清泉的电话就打来了，说他正在楼下等着呢。她吃了一惊，因为头天晚上清泉送她回来时并没有提起以后要怎样，她后来在床上还怅然若失地想，不知道这个男人会不会就是她生命中一个过客而已。她冲到窗口望出去，果然那辆黑色的轿车停在窗下，一身牛仔裤、Polo衫的黄清泉就那么神情闲适、意态潇洒地靠在车上，冲萧琳招手呢。她心里突然就踏实了──这个男人并不打算只当她生命中一个过客而已。
果然后来天天清泉都来接送萧琳，俩人平时有时间也都想办法凑到一起，聊起来好像有说不完的话，没多久萧琳把清泉的身家也都搞得清清楚楚。清泉是台湾人，祖辈是从福建一带迁徙到台湾的闽南人，在台湾被称作本省人，有别于后来随国民党去台的外省人。他的家族经商致富，80年代初他父亲举家移民美国，家中兄弟姐妹六个，清泉是最小的，除了三哥还在台湾继承父亲留下的事业外，其余五个都在美国发展。清泉1981年从台大毕业，服了一年兵役后就到斯坦福念博士，博士毕业后到伯克利做了一年博士后，然后就留了下来，现在是他们系里最年轻的副教授之一，再等两、三年也许就能拿到终身教授的职位。
俩人这样来往了一个多月，然后有一天清泉就带萧琳到他家里去。清泉的家在学校附近一条僻静的街上，小小一栋两层楼的红砖房，掩映在一个绿荫如盖、花木扶疏的庭园里，环境十分清幽宜人。最让萧琳吃惊的是，完全看不出来这是一个单身汉的住处，这么大个房子，每间屋都收拾得干干净净，布置得有声有色，不奢华，但绝对舒适，像极了清泉本身的风格：不张扬，但绝对自信。
那天清泉是这样向萧琳表白的。
他说，“我跟你的前男友其实有一点蛮像的，就是我们都很清楚自己想要的是什么。比如说事业吧，我就喜欢学校相对单纯、清静的环境，喜欢搞搞自己感兴趣的学问，虽然不能挣大钱，但足够温饱，衣食无忧，所以我就选择留在学校，而且至今还没有任何改变心意的迹象。再比如说生活，我可能是男人里面很少见的能够不依赖女人而过得体体面面的人，这得益于我的家庭教育。我们家家境不错，家里一直都有佣人帮忙家事，但是我们每个孩子从小就被要求自己的事自己做、自己的东西自己收拾好，所以我在生活上从小就很独立，一个人也能过得很好。这就使我在选择生活方式上有较大的空间。你看我现在的单身生活，完全是我想要的生活方式：在学校我可以心无旁骛地专心于工作，回到家来是我最感到舒适、放松的环境，在这里我可以完完全全地做我自己。”
听到这里萧琳有点不乐意了，她撇撇嘴说，“看你说得那么好，难道你就从来没有觉得寂寞、孤独的时候吗？”
清泉微微一笑，“也不能说从来没有过，但很少，少得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你看我喜欢打桥牌，是学校桥牌俱乐部的资深会员，我们每周三个晚上都有牌局，有时还要出去打比赛，忙起来哪里还有时间来寂寞？我还喜欢下围棋，而且下得不错，大学时代当过台大围棋社的社长，要是哪天桥牌打烦了，我就再回去下围棋，我们当年的棋友还一天到晚等着我回头是岸呢。至于说到逢年过节，那就更不会孤单了，我爸妈跟大姐一家住在圣地亚哥，其余几个哥哥姐姐分布在东西海岸，每到节假日就是我最吃香的时候，所有的人都想要我去他们那里过节，因为我的那些侄儿侄女、外甥外甥女们都喜欢我──我会玩，又愿意陪着他们玩。你说我怎么会寂寞？”
萧琳的脸沉下来，心也跟着沉下来，要不是过去这一个多月来对清泉建立起的信任感，她可能当场就要拂袖而去了。
清泉也注意到了萧琳的脸色不好看，他拉起她的手，安慰她说，“别生气，听我说完好吗？”
然后他高举双手做投降状，正正经经地说，“萧琳小姐，我现在郑重地向你缴械投降，我愿意用我前面详加描述过的单纯而丰富、自由而快乐的单身汉生活，来换取你的一生相伴，你愿意吗？”
萧琳“哇”地一声叫起来，扑到他身上，捶打着他的胸脯。清泉一把抱住她，亲吻着她的如花娇颜，柔情似水地倾诉道，“说真的，琳，在你之前我也交过两个女朋友，可最后都是不了了之，因为我怎么都不舍得放弃自己的生活，我甚至想过也许这一辈子就会以一个快乐的单身汉终老呢。但是那天看见你，心里就开始动摇，再这一个多月和你相处下来，我就心甘情愿地愿意为你放弃一切。”
萧琳感动地说，“你放心，你过去爱做的事情以后还照样可以做，我不会要求你为我放弃自己的一切的。”
清泉脸上又露出那种坏坏的、仿佛洞悉一切的笑，他说，“我知道，所以我才敢这么大方嘛。”
他们在1992年年底结婚，黄清泉32岁，萧琳24岁。结婚后萧琳接着念博士，96年拿到博士学位，又到斯坦福去做了一年博士后。同时她通过结婚申请绿卡、美国公民，到97年终于入籍，拿了美国护照。这中间还忙里偷闲生了一个儿子，到98年他们举家搬回台湾时，儿子已经三岁半了。
回台湾是黄清泉的心愿，他跟萧琳说的是，台湾正在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他不想当个局外人，还有就是当年台大的恩师要退休了，力邀他回去接班。清泉之所以一点都不耽搁地帮萧琳申请美国公民，就是为了好带她回台湾──拿着中国大陆的护照要进台湾是千难万难，美国护照却是签证都不需要。
清泉的三哥帮他们在台大附近、靠近台北市区最大的运动公园“大安森林公园”处买了一套房子，在一幢十四层的新楼盘里的顶楼一层，俯瞰大安公园，位置绝佳，是台湾人所称的“豪宅”。把家安置好，儿子送进托儿所，萧琳就开始满台北转着品尝各式各样的美食，一转就转到晴光商圈，而且第一次去就光顾的云芳的餐馆，因为牌子上写着“东北斤饼”，光看看就透着说不出的亲切。
这时候云芳的店已经不是两年前用自家房子改建的那个小铺子了，而是在隔壁几家的另一个店面，规模大了两倍，雇着三个员工，经营的项目也多了许多，其中还有萧琳最爱的牛肉面。她进得门来，和老板娘说没两句话，两个人都惊呼一声，你是大陆来的？然后就聊上了，聊得云芳都顾不上招呼别的客人了。
这真应了那句话，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云芳和萧琳两个人是一见如故，再见便如姐妹──可不是吗，在这台海之南相聚的一对北国姐妹。两个人身上都有一股北方女孩特有的大方和豪气，又都是贤妻良母型的人，所以很快发展出一种惺惺相惜的情愫来。云芳言谈里很是羡慕萧琳在国内上名牌大学，又在美国的名牌大学里拿博士，萧琳态度谦和而诚恳地说，“其实我只是比你运气好而已。要是你有我的家庭环境，一样能上大学、拿博士。不过看看你现在所拥有的，也不比上大学和拿博士差什么呀，更何况你俩弟弟不是都因为你的帮助上了大学吗？他们是替你圆了梦啊。”一席话说得云芳心里那块堵了多年的梗块都融化了。
云芳告诉萧琳说，这附近还有一个大陆来的女孩，漂亮得跟电影明星似的，叫周丽，也爱到她的餐馆来吃饭。后来有一次萧琳就遇上了，看那周丽果然是很抢眼的漂亮。云芳和萧琳也算得上漂亮，但她们那种漂亮还都是普通人的漂亮、情人眼里出西施的漂亮。周丽不同，她的漂亮有那种睥睨众生的气势，大约十个有九个女人在她面前都会自惭形秽。好在云芳跟她很熟了，萧琳又见过世面，而且两个人都不是心理自卑的人，所以聊起来也还很投契。
周丽和萧琳同岁，嫁来台湾四、五年了。她老公孙敏生是台湾客家人，祖上是从广东一带迁徙来台的。客家人有时被称作“台湾的犹太人”，有犹太人精明、能干、会理财的个性。这点在孙敏生身上体现得非常明显，他大学毕业后进入IT行业，赶上那几年台湾的高科技产业突飞猛进地发展，很快迈入所谓“科技新贵”的行列，年薪过二百万；他又很会投资，把钱投进股市里，眼看着几年就翻了好几番，三十出头的年纪已是上千万的身家。
孙敏生1992年加入一个旅游团去大陆游玩，在苏杭一带的导游就是周丽。周丽不仅漂亮，还伶牙俐齿，在西子湖边操着一口甜腻绵软的吴侬软语，把一车的台胞迷得醺醺然仿佛喝了陈年美酿。两天的行程结束，旅游团转去桂林，大家虽然都对漂亮的导游有些依依不舍，但想着前面还不知有什么美景等着呢，都打点精神上了火车。唯有敏生脱团留了下来，而且一直留到周丽点头答应嫁给他。
周丽来台湾后生下一对双胞胎女儿，敏生自认有美女缘，拥着娇妻幼女，只觉幸福无限。唯一美中不足的是，周丽和婆婆关系处得不好，让又想当孝子又要做贤夫的敏生受尽了夹板气。客家人规矩比较多，孙妈妈尤其讲排场，吃饭时座位怎么坐、碗筷怎么摆，有长辈在座晚辈就得站着等等等等，讲究大了去了。周丽呢，且不说大陆社会早就将这些个的规矩当“封资修”的东西毁去得干干净净，单说她自己，因为家境不错，又长得漂亮可人，从小是被捧大的，再遇上孙敏生也是个把她捧在手心上的主，难免有些恃宠而骄，哪里肯服那种小？所以几个回合下来，婆媳关系闹得很僵，到后来简直到了水火不容的地步。好在孙家爸妈住在高雄，平时难得北上，敏生周末带着孩子南下去看看阿公阿嬷，也算勉强敷衍过去。
周丽在台湾的时间平时没事就是逛逛商场、带着一双女儿出来走走，有时走着走着就到了云芳店里。大陆人在台湾还是少，尤其是身份背景相同、又还谈得来的朋友就更是稀罕。可是来得多了，云芳心里不免有些烦，倒不是说怕耽搁自己做生意，而是周丽的作派有时让人很不舒服。她人漂亮，有钱有闲，过着标准少奶奶的生活，这些云芳都不在意，各人有各人的命，用不着去羡慕或是嫉妒人家。她烦的是周丽有意无意地总爱在她面前显卖，比如说她哪天买了个名牌包包，就要拉着云芳问好看不好看，跟她身上那套名牌套装配不配，或是Gucci和LV云芳更喜欢哪个牌子等等，把云芳搞得烦不胜烦。尤其是后来认识了萧琳，云芳更加觉得周丽浅薄。说起来人家萧琳也是正经八百的富家少奶奶，可平时从来都是一条牛仔裤、一件T恤衫，背的一个皮包连牌子都没有，问她她便大笑着告诉云芳，说是花十几块钱在旧金山渔人码头一印地安人的地摊上买的，背了好些年了可就是不坏，她又恋旧舍不得扔，所以就一直背着。还有人家从美国回来的博士，言谈举止却是自然亲切、诚恳大方，没有一点高高在上的姿态──那才真是大家闺秀的气派呢。相比之下，周丽一举一动都显出小家子气来。
不过烦是烦，真是周丽好久没来了，云芳心里又开始嘀咕，是不是哪次说话有点不耐烦，得罪人家了？算算她上次来已经是两个多月前的事了。正这么想着，那天周丽就来了，而且是一大早云芳还没开店就直接到家里来的。一照面，云芳大吓一跳，周丽脸色怎么这么难看？肿肿的也没化妆，眼睛红得像两只灯笼。她请她进来坐下，周丽还没开口眼泪儿先流了下来。好半天才听她说明白，原来是她老公孙敏生病了，肝上的毛病，是个富贵病，需要静养，这两个多月她都是在医院和家里两头跑，所以才这么久没来。
“嗨，这有多大个事儿，瞧把你愁成这样”，云芳安慰她说，“不就是生病了吗？台湾的医疗技术这么好，健保都管了，又不用你花多少钱，就慢慢地将养好了不就什么事儿都没有了吗？”
周丽吞吞吐吐地又说，“可是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养好啊。虽说现在公司还没让他走路，可他不上班就没有收入，我又不像你有自己的生意，老在家这么坐吃山空的怎么得了啊？”
“那怎么会呀？”云芳奇怪了，“你们家的家当那么厚，何至于几个月时间就空了？”
她不问还好，一问又把周丽的泪水给逼出来了。这才是她现在最悲伤恐惧的关键所在。她过去并不是吹牛的，他们家的家当的确是厚，可那是过去的旧话了。孙敏生把家当全投在股市里，他仗着自己聪明灵便，前些年很赚了点钱。哪想到去年来一场亚洲金融风暴，他的腰包马上缩水了三成多。他要那时收手都还好，可是玩股票的心态就跟赌徒差不多，哪里是说收手就能收得了的？反倒是红了眼，变本加厉地想把老本捞回来。这一耽搁，就没有逃过今年第二波的金融风暴，他现在几乎是血本无归。这些事他从来不跟周丽讲，自己一个人憋着生气难受，憋了一年生生把肝给憋坏了。
周丽是直到前几天才知道这事。他们家一个平时家用的账户，都是周丽在管账，每个月敏生的薪水直接进来，日常开销加周丽的名牌服饰都够了，遇上有大的花用，比如要买车什么的，才从敏生的投资账户里拨款。这两个多月敏生没上班，周丽的账上没有进项，眼看着就要空了，周丽叫敏生拨点钱过来，叫了几次他都答应着，可是却没有行动，周丽急了，俩人就吵了起来，吵到最后敏生才说了实话。这下对周丽来讲才真是天都要塌下来了。
云芳听得也是心惊胆战的。她从来没玩过股票，没有那个闲钱，也受不了那个刺激，上千万的钱怎么能说没就没了，在她是想像都没法想像的事。两个女人一筹莫展地坐在那里，云芳替周丽干着急道，“这可怎么办啊？”
周丽擦干眼泪说，“我已经有几夜没合眼了，我想了很多、很久。敏生是个好人，他有钱的时候从来没亏待过我，现在他有难了，我只有全心全意地帮他，才对得起他对我的这份情。我唯一怨他的是怎么不早点告诉我，要是早点跟我讲的话，我们一起分担，他也不至于憋出病来呀。他说是不想让我担心，还说怕我知道了会看不起他，因为我这么漂亮，天生就应该是过好日子的人，不该跟着他吃苦什么的。我最气他的就是这话，好像当初跟他就是为了他的钱。是，他有钱供我过好日子，我当然就要高高兴兴地过，可这不是我嫁他的原因啊──我嫁给他是因为他对我好啊。不过现在也不用去计较这些了，最重要的是我要换个活法过日子了。昨天我已经把家里的菲佣辞了，现在我要找工作，挣钱养家糊口。”
周丽这番话让云芳大大地吃了一惊，同时也很感动，真是没想到过去那个多少有些浅薄的周丽，原来是这么个品性的人，她为自己以前经常在心里烦她很是感到惭愧。她问周丽想找什么工作，周丽说过去在大陆干导游的，这个资历在台湾恐怕没用，现在她是什么工作都肯干。
云芳思量了一下，跟周丽说，“我倒是有个想法，你看看合适不合适。我店里的生意现在不错，尤其是中午，忙得我们四个人连喘气的时间都没有，我一直想再多添个人手。我知道你在我这小店做是委屈了，不过好处是时间比较灵活，你可以在孩子上托儿所那段时间来上班，你们家敏生有事你也可以随时离开。这样你看怎么样？”
周丽眼圈又红了，“云芳，我知道你是想帮我，不是真的差个人手。”
云芳诚恳地说，“咱们是互相帮助。你需要份工作，我需要个人手，我也不多付你钱，就跟他们三个人一样。”
周丽点点头说，“谢谢你云芳。你知道头两天刚知道真相后，我吓坏了，第一个就想到来找你，不是说要你帮忙什么的，而是感觉就好像你是我在这里唯一的娘家人──嫁出去的女儿不是有什么委屈就回娘家吗？”
一句话说得云芳也红了眼睛。
就这样周丽开始到云芳店里来打工。她做得很认真、很努力，一大早把孩子送进托儿所就来了，摘菜、洗菜、切肉、和面、洗碗刷盘，什么都做；中午客人多的时候，也跟那三个伙计一样不歇脚地穿梭在在厨房和店堂之间。他们都是等中午那拨儿忙过了，到两点才吃饭，云芳用现成的材料做两个菜，大家坐下来有说有笑地一起吃饭。周丽刚开始几天还有些拘谨，毕竟以前都是打扮得漂漂亮亮地来用餐，现在身份转变，一时还不容易适合。后来慢慢想开了，靠自己的劳动养家糊口，没什么丢脸的，再加上云芳实在是个好老板，不仅对她，对别的人也都是从来没有重话，大家相处得很和睦，周丽才放松下来，很快融合进来。她的孩子是下午三点放学，所以周丽每天吃完午饭就去接孩子，晚上就不再来了。
云芳细心，悄悄问过周丽，需不需要预支一、两个月的薪水，因为要到月底才发薪。周丽摇头说不用，还笑着跟云芳说，“我们家还好，还没到揭不开锅的地步，我现在主要是有个工作心里才踏实。”
云芳看周丽的精神状况比两个星期前明显好转，也替她高兴，终于迈过一道坎儿。她跟她开玩笑说，“也是，瘦死的骆驼比马大，你光那些名牌包包搜罗出来就值不少钱吧？”
周丽也笑，“是呀，说真话云芳，你有认识谁要买二手名牌包的吗？我光Gucci和LV就有十几个，全部半价出售。”
若是说这两个女人过去心里还互有芥蒂的话，至此已全然冰释。不过周丽到底没等到月底发薪水，就出事了。
那天刚好中午人最多的时候，突然来了两个身穿便服的男人，一进门就问谁叫周丽，谁是老板。云芳答应着指指周丽，两个人二话不说上前把周丽端着的盘子夺下来，从衣服兜里掏出一副手铐就把她的双手在胸前铐了起来，然后才对云芳说他们是入出境管理局的官员，接到举报说周丽在这里非法打工，其中一个掏出证件在云芳眼前晃了一晃，另外一个拿出两张纸交到云芳手上，说是她非法雇用人打工，要缴多少多少罚款，还有通知周丽的家属到传票上的地址来见人等等。整个过程大概持续了不到两分钟，周丽当即就吓哭了，云芳脑子也不转了，傻傻地呆在那里任两个人把周丽带走了。
半天云芳才醒过懵来，然后就开始浑身颤抖，抖得站都站不住了，打工的小妹扶她一把才坐下来。不过喝了一杯热茶后她就镇定下来，也顾不上店里的生意，抓住那两张纸就奔回家。回家后她坐下来仔细一读，一份是给她的罚单，二十万新台币，若不按期缴纳就要来查封她的餐馆；一份是说明为什么要抓走周丽的原因，还有接下来的处置过程，最关键的一点就是，四十个小时内就要将她遣返大陆。云芳吓得心都不跳了，她奔出去找到永福，几句话说清楚状况，然后两个人就开车去周丽家里通知孙敏生。敏生已经出院在家静养，每天还在吃药打针。见到他云芳心里开始打鼓，不知他怎么承受得起，他本来就是一副白白净净的书生模样，现在大病初愈，一张脸更是白得像纸。但是没有时间耽搁了，云芳尽量平静地跟他说明发生的事情，又把那纸说明给他看，敏生还没听完就瘫倒在床上，嘴唇哆嗦着一句话都说不出来。云芳赶紧倒杯热水给他喝，床头柜上一堆的药瓶她也不敢乱给他药吃，永福急得抓耳挠腮地，心里直埋怨这个男人怎么这么没用。折腾了半天，敏生才说，要他们带他去诊所打针，打完针他的状况就会好很多，然后再去入出境管理局看周丽。于是就去平时打针的诊所，可是医生看敏生的状况不好，就不给他打，要他回原本看病的台大医院去检查；敏生不肯，差点跟医生吵起来，云芳看敏生脸色一片惨白，也不敢大意，和永福两个半劝半哄地把他拖到台大医院去。到了医院敏生又想起来该接孩子了，于是云芳又赶到学校去接周丽的双胞胎女儿，再把她们带回医院，却看见敏生已经住进病房，打起了点滴。
云芳从中午忙到现在，滴水未进，也不觉得饿，只是感到无边的恐惧。再一想周丽现在不知道被关在哪个不见天日的角落里，她的惶恐无助难道不更甚自己百倍千倍？她恨不能马上去见到周丽，抱着她说妹子别怕，一切都会没事的。说明书上讲了探视时间到下午五点止，云芳看看表，已经四点二十了，现在赶过去也许还来得及，可是见了她说什么呢？怎么会没事呢？而且怎么跟她解释为什么孙敏生不来呢？云芳果断地做出决定，跟永福交待要他把两个女孩带回家，跟他们自己的一双儿女一起吃饭睡觉，然后说她要去找人帮忙救周丽。
她要找的人是萧琳。云芳最近也是很久没见到萧琳了，因为她找到台湾师范大学助理教授的职位，刚刚开始上班，忙得没工夫出来闲逛了。就像周丽有事情了第一个想着找她一样，云芳要救周丽也是第一个想着找萧琳，不仅因为那种娘家人的感觉，还因为萧琳夫妇是她在台湾认识的人里面社会地位最高的，要是有谁能帮忙的话，也只有他们了，而且云芳肯定他们一定会倾全力帮忙的。她不知道萧琳家的具体地址，只记得她说过住在大安森林公园边上最高的一幢楼里。她打车绕着大安公园转了一圈，凭直觉找到那幢最高的楼，跟门口的保全一说，从美国回来的，黄先生在台大当教授，萧小姐在师大当教授，有一个三、四岁的儿子，住顶楼等等，门卫马上说知道知道，90号顶楼的黄先生和黄太太嘛。电话打上去找人，刚好萧琳在家，请云芳上去谈。云芳心里急得火烧火燎的，也没顾得上欣赏这传说中的豪宅那高贵典雅的装潢，赶着就坐电梯上了顶楼。
一见到萧琳，看见她亲切自然的笑容，云芳憋了半天的委屈和恐慌一下子都爆了出来，眼泪跟着就流了下来。萧琳吓一大跳，赶紧抱着她问怎么啦，等云芳告诉了她状况，萧琳也吓坏了，瞪大眼睛问，“你是说周丽就那么被他们抓走了？”
云芳点点头，“嗯，还铐上手铐抓走的，就跟电影里的镜头一样。”
萧琳摇摇头说，“这事儿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咱们得找清泉。”
她于是马上跟老公打电话。清泉刚开始说他还有个会要开，等开了会再说，但听萧琳说清原由后，马上说不去开会了，叫萧琳跟云芳在家等着他，不要轻举妄动，一切等他回来再说。说来也怪，打完电话两个女人马上觉得心里好过多了，尤其是云芳，好像千斤重担一下子卸下来八百斤。精神一放松立刻就觉出累和饿来，肚子跟着“咕咕”叫起来。她不好意思地说，早上喝了一碗豆浆、吃了一个烧饼，一直到现在还粒米未沾牙。萧琳便张罗着开饭，刚吃完饭清泉就回来了，还带了位朋友来，说是律师，很懂移民法，能帮得上她们的忙。
萧琳又要重新给他们开饭，被清泉的朋友江律师制止了，他说，“没时间了，我们得赶紧，他们说是四十个小时之内送人，有时候二十四个小时就动手了。”
这位江先生不愧是个大律师，举手投足间有一股沉着冷静的力道，让人自然而然地就会听从他的指挥。萧琳和云芳在餐桌旁坐下来，江律师坐在他们对面，面前摊开一本笔记本，开始问云芳的话。他说，“曾小姐，你现在把这件事从头到尾告诉我，要跟我讲实话，明白吗？”
云芳点点头，从周丽那天早上来找她开始讲起，一直讲到这天周丽被抓走了，她老公住进医院为止。江律师全神贯注地听着，不时在笔记本上写几个字，等云芳讲完了他马上问，“所以说你从来没有付过周小姐任何的钱，是吗？”
云芳说，“是，因为她才做两个多星期，我们都是月底才发薪。”
“那不重要，重要的是你从来没有付过她的钱。还有你在任何的文件上，比如记账本、员工名册上写下来过雇用周小姐、要支付她多少薪水之类的吗？”
云芳摇摇头说没有。
江律师盯着云芳又问，“曾小姐，你好好想想有没有作过任何的书面记录，这点非常重要。”
云芳肯定地说，“没有，因为我根本没打算要把周丽作进账里。一来我当初主要是想帮她，打算从我自己的私房钱里拿钱出来给她；二来也觉得她不会做得长久，她老公身体养好了又能去工作，不会老让她在这儿做的。”
“好，曾小姐”，江律师微微一笑说，“这么说周小姐只是作为朋友来帮帮你的忙，根本不是在你的店里打工就对了，是吧？”
云芳一时没反应过来，心想明明是我帮周丽，怎么一下子成了她帮我了呢？萧琳在一旁却已听出眉目来，她捏捏云芳的胳膊，接着江律师的话说，“对，云芳，周丽就是来帮你的忙的，她压根儿就没有在工作，当然更谈不上非法不非法了。”
云芳恍然大悟，马上点头称是，然后还突兀地说，“我还有人证呢。”
“哦，什么人证？”
“是这样的”，云芳解释道，“那天周丽来找我的时候是早上，只有我一个人在，我们商量妥当以后，我想到周丽比较好面子，以前是富贵人家的太太，现在却到这种小吃店来打工，可能一时会觉得有点难堪。所以我就跟我店里的员工、隔壁店的老板、还有一些常客都说的是，她孩子上托儿所了，在家闲得发慌所以来我这里帮忙；我也跟周丽这么提过，她还很感激我的体贴，有人问起她也都这么跟人说的。至于说人家相信不相信，我不敢肯定，但至少我们都是这么跟别人说的。”
“好”，江律师合上笔记本，高兴地说，“曾小姐，你可真是帮了你朋友的大忙了。”
云芳顿时喜笑颜开，不敢相信地问，“这么说您能救周丽，她不会被遣返回大陆了？”
“哦，这个吗？恐怕不太可能。我大概能帮她的是让她能早点回台，而且不会留下非法打工的记录。至于遣返恐怕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入出境管理局有这样的权责，把他们认为是非法打工的外籍或陆籍移民遣返回国，而不需要一般的司法程序；只要他们是在打工现场抓到人，而这个人还没有拿到居留证和工作权，他们就可以认定是非法打工。周小姐还没有居留证吧？”
云芳失望地摇摇头说，“还没有，我也是今天下午才知道。她已经来了这么多年，我一直以为早就拿到了呢，所以也没问过她，今天下午她先生才说她还有半年拿到。”
江律师点点头，就事论事地说，“那就是这样了。现在我得赶紧去见见周小姐，有好多事要交代的。”
萧琳手脚麻利地收拾了一个小包裹，四个人赶去入出境管理局见周丽。本来江律师说他们都不用去了，因为已过探视时间，除了他别人也不让见，但云芳和萧琳都觉得还是跟着去的好，至少让周丽知道她们两个娘家人都在外面等着。去了果然只许江律师一个人进去见周丽，萧琳赶紧把那个包裹递给他，要他带给周丽，看门的人又说要打开来检查；打开来一看都是些女人的小零碎：洗漱用品、护肤用品、干净的小毛巾、小梳子、小内裤等等，没说什么就放行了。江律师进去了大约半个多小时，出来说一切都还好了，周丽本来情绪很糟糕，听他说了外面的状况，现在好些了，尤其是见到萧琳给她带的东西以后。
然后江律师说他要回去连夜写陈情的诉状，写好明天请周丽和她的家属过目后，就要赶紧递上去，他不指望能对周丽将被遣返的命运有什么帮助，但是尽人事而听天命，谁知道会不会有什么奇迹发生呢？几个人约好第二天的时间安排，江律师就告辞了。他一走萧琳就迫不急待地问清泉，“江律师他刚才最后几句话是什么意思？是不是说还是有可能不会被遣返？”
清泉沉吟着说，“我也在想这个问题。江铭文这个人我认识很多年了，说话做事都很谨慎，没有十分把握绝不会露半点口风，我想他是怕你们空抱不切实际的希望，到时又来失望。”
果然云芳和萧琳两个人就抱着希望回家了。第二天一大早云芳就跑到医院去，给孙敏生送去早饭，告诉他头天的进展。敏生一听周丽有希望可能不会被遣返，精神大振，把云芳送去的豆浆和鸡蛋饼吃个精光，说是等会儿跟医院告个假去探视周丽。一会儿江律师来了，把陈情状拿给孙敏生过目，跟他解释说主旨就是阐述周丽并没有在工作，因而非法打工的罪名不能成立等等。孙敏生没有异议，签了字算是正式委托江律师，然后客气地问起律师费用的问题。江律师摇摇头说，现在不用管这个，以后若有必要他会跟黄清泉交涉。
江律师走了以后敏生便跟医生商量，医生说等他打完这几个小时的点滴，下午就可以出院了。云芳放下心来，跟敏生约好下午三点来医院跟他一起去看周丽，就回家准备开店了。哪想到不到十一点，就接到孙敏生的电话，他的口气大变，那么一个大男人，强忍痛苦哽咽得几乎话不成句。他说江律师刚打电话过来说，他已经得到正式通知，他们今天就要把周丽送走，下午四点多的班机飞香港，再由香港转上海。现在无论是谁都回天无力了，家属能做的就是赶紧帮她收拾一下需要带走的随身用品，下午赶到桃园机场去送她最后一程。云芳听完电话腿就软了，好像全身的力气一下子都泄走了，扶着墙角站了半天才恢复精神。她把永福叫回来，俩人商量着该怎么办，正好萧琳打电话过来，她刚上完一堂课出来就接到清泉的电话，知道了最新情况，所以打电话来问怎么办。最后大家商量还是先去医院汇合，因为一切都需要孙敏生作主。
到了医院，一看孙敏生跟早上比简直像换了个人，一张脸白得跟鬼似的。不过他人还很清醒，强撑着向大家道谢，把家里钥匙拿给云芳，拜托她和萧琳去帮周丽收拾两件行李。永福负责去托儿所把俩孩子接出来，下午好一起去机场跟妈妈道别。清泉没有分配到什么任务，萧琳说那你就在这里陪陪敏生吧。
云芳和萧琳俩人到了周丽家里，按孙敏生的指点找到两只行李箱，开始把周丽的衣服和一些日常用品打包装箱。萧琳问，“拿哪些衣服呢？是只拿现在穿的，还是四季的都要带呢？”说到最后声音里已带出哭腔。
云芳眼圈也红了，“就带两季的吧。江律师不是说他能让她早点回台吗？”
大概一个多小时俩人就收拾了满满当当的两件大行李，刚要出门，清泉却来了，还提着两只大大的购物袋。萧琳一看却是一堆的台湾土特产，什么乌鱼子、鲍鱼片、干贝、海参、高山茶、西洋参等等的，她刚要说这都什么时候了，又不是回家走亲戚，还带这些有的没有的，却被清泉的脸色吓住了。结婚这么多年，清泉从来都是像他们初见时那副从容自若的样子，萧琳还从来没有在他脸上看见过这么委顿的神情。他在沙发上坐下来，取下眼镜，掏出手帕擦拭着雾朦朦的镜片，一边喃喃自语道，“我们台湾人今天真是跟祖宗长脸了。人家那么娇贵的女儿，当初不知怎么看上我们的子弟，漂洋过海地嫁过来，我们却这样地对待人家的女儿、小台湾人的娘，......”他说不下去了，用手帕捂住了脸。
云芳和萧琳都呆住了，然后俩人坐下来，相跟着也哭了起来，哭得简直是肝肠寸断。清泉最先镇静下来，他把手帕递给萧琳，又找了一盒纸巾给云芳，然后自嘲地说，“唉，都怪我，一时情绪失控，真是百无一用是书生。我想说自己什么忙都帮不上，去买点土特产给周丽带回去吧，也好让她在娘家人面前不至於太难堪。我也不知道什么东西好，进了大卖场就跟售货员说，帮我拣几样最好、最贵的台湾土特产，结果她就帮我挑了这些。”
云芳和萧琳都没再说什么，起身把箱子又打开，拣出两只鞋盒、一件大衣、两件毛衣，把清泉买的那些东西全都塞了进去。然后三个人赶到医院，永福带着俩双胞胎女儿已经在那里了，一会儿江律师也到了，一行人开着两部车直奔桃园机场而去。进了机场江律师熟门熟路地带着他们去到一个特定的地方，等了一会儿就有两个入出境管理局的人出来，问清楚了他们是周丽的家属和律师，然后带他们进去一间像接待室的屋子，周丽就在里面。
不过一天时间而已，周丽简直换了一个人，平时两只水汪汪的大眼睛现在像抽干了水的深井，空洞得没有一丝活气。她一见两个女儿，便大叫一声“宝贝儿”，奔过来把孩子紧紧地搂在怀里。接下来就是一通昏天黑地的哭，周丽抱着孩子，母女三人哭成一团，孙敏生搂着周丽哭，云芳、萧琳、周丽三个女人抱头痛哭。江律师、黄清泉和罗永福三个男人倒是没哭，而是安安静静地待在一边，好像很默契地在干着一件什么事情。
最后分手的时候到了。云芳和萧琳一人抱着一个女孩，周丽死死地搂着俩女儿的头不肯撒手，孙敏生瘫坐在椅子上已经站不起来了，两个穿制服的女警站在周丽身后，一声比一声急迫地催着。最后看看实在不行，两个女警面无表情地一人拉着周丽一条胳膊，用力地把她从孩子身边拉开，往门口拽去。周丽使劲挣扎着，跟疯了似地大喊，“宝贝儿！我的宝贝儿！”，俩孩子声嘶力竭地叫着，“妈妈！妈妈！”，云芳和萧琳两个泪流满面地拼命搂紧孩子。
那真是一出用言语无法形容的人间惨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