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铭文律师是清泉台大的校友兼棋友，后来也到美国留学，比清泉早几年回来台湾，因为兴趣相近、性情投合，俩人已是将近二十年的挚友。他虽然不是主攻移民法的，但对其向有涉猎，又是位人权律师，所以清泉一听萧琳说起周丽的事，马上就去找他来帮忙。他后来跟清泉说的，他对周丽能不被遣返根本不抱任何希望，原因很简单，没有过先例。但被遣返了还能够翻案吗？过去有过这样的先例吗？对于清泉的问题，江律师不做正面回答，而是充满信心地说，我们来创他个首例。
他几乎从一开始就在为此创首例的案子做准备。周丽被遣返当天在桃园机场与众人话别时，江律师知道按规定是不能录音、录像或是照像的，且屋里一直会有入出境管理局的人士在场监督，所以他早就跟清泉和永福两个人交代好了，到时要见机行事，掩护他录像。好在那天对方只有两个人，而且注意力全放在几个悲悲切切的女人和孩子身上，他们三个男人很容易地就把事情给办了。江律师基本上全程录下了那三十多分钟的情景，但他却把带子压下来，谁也不给看，清泉问他什么时候用得上，他说这是最后一手“杀手（jian，金+间）”，不到最后关头不能轻易出手。
江律师的第一步在周丽被送走前已经做了──向入出境管理局递交陈情状，说明周丽只是帮朋友忙，并没有在打工，因此不涉非法等等。过了几天他又交上去几份补充资料，就是云芳店里每天的收支明细、员工的工资簿、三名雇员的证明信等等，总之就是为了证明云芳没有把周丽作为一名雇员看待。等了两个多月，入出境管理局的答复下来了，不出大家预料的，当然是驳回。他们列举的理由是：第一，告发周丽的人士曾亲耳听见云芳的店员说过，周丽是在打工；第二，云芳的账簿里没有关于周丽的资料，并不能证明周丽没有在云芳店里工作；第三，三名雇员受雇于云芳，彼此有利害关系，因此他们的证词不具证据力。
孙敏生身体状况已经基本恢复，这时憋着一股劲儿全身心地投入了营救妻子的行动中。他和江律师在收到入出境管理局的驳回决议书的当天下午，就向台北地方法院提起告诉，控告入出境管理局执法不当。台北地院在三个月后开庭，传了包括孙敏生、曾云芳和云芳的雇员等若干名证人，最后的判决却是此案不成立，因为案件当事人及最重要证人周丽不能出庭应讯。这个结果把大家都气疯了，天底下还有如此荒唐的判决吗？唯有江律师仍是一如既往的冷静，他说他早已料到结果会是败诉，但是没想到却是案子不成立，而且是基于这么一个荒谬绝伦的理由。现在看来只有最后一条路可走了。
这条路就是新闻媒体。那天他们从法庭出来后就聚在清泉和萧琳的家中，江律师有备而来，第一次把周丽被遣返那一幕的录像带放给他们看，结果云芳和萧琳两个女人加上孙敏生是从头哭到尾，另外三个男人强撑着没有哭出来，却也是红着眼圈半天说不出话来。完了江律师问大家，“想像一下，这个场景在电视上向全台湾民众播出来，会是个什么效果？”
“你为什么不早点把这带子拿出来？”罗永福气哼哼地质问道。他这阵子觉得特别憋气──这股气从娶云芳起就憋着了，一直憋了这么多年──家里被罚二十万，云芳店里的生意受到影响，就连他自己都被人在背后指指点点，而这一切都为了什么？就是为了那些个不知人间疾苦的官老爷们定出来的荒唐、不人道的政策？
“原因很简单，利用新闻媒体是一柄双刃剑，我们希望达到我们想要的效果，但同时我们也要承担风险、付出代价”，江律师不疾不徐地说，“首先我录影就是不被允许的，是否违法还有可议之处，但违反了他们的规定是肯定的。其次这盘影带一旦公布出去，你们几家人也都被曝光了，你们的隐私就很容易被人侵犯。何况走这一步的效果如何，是完全没有保证的事，我们是想引起民众的关注，好借此给当局施压，但民意的走向如何，我真是觉得很难预料，所以这是万不得已的最后一步棋。现在我很郑重地声明，本人愿意承担违反规定录影的一切后果，你们愿意承担被曝光的一切后果吗？”
清泉和萧琳是从美国回来的，当然很重视自家隐私，也明白这件事的严重性，所以两个人对视着在心里权衡利弊，一时都没有说话。永福和云芳比较没有顾虑，而且这件事还和他们自身利益息息相关，没有什么犹豫地他们都说不怕曝光。大家都把眼光投向清泉夫妇俩，一会儿工夫他们已经达成默契，清泉说，“我们和大家共进退。”
于是分配工作：永福夫妇和敏生分头去找自家选区的民意代表──里长、议员等等，争取尽可能多的支持和帮助；江律师和清泉动用自己的社会关系，负责联系媒体，并且寻求体制内人士的支持。忙活了一个多月，台湾收视率最高的新闻台TVPS在晚上黄金时段播出了一段十五分钟的专题报道，将周丽被遣返事件进行了一番详细描述，其中有大约五分钟的镜头是从江律师偷录的影带里剪辑下来的，集中在最后周丽被俩女警反拉着双手往外拽，披头散发的她一次次地被拉开，又一次次地挣扎着冲回女儿身边来，以及云芳和萧琳怀中的两个女孩拼命地向周丽伸出双手，嘶喊“妈妈，妈妈”的场景。另有大约三分钟的内容是对孙敏生及双胞胎女儿的访谈，俩女孩一边一个坐在爸爸的腿上，记者问她们想妈妈吗，俩人都呆呆地不说话，只是点头，然后慢慢地四只大眼睛里闪出晶莹的泪光；敏生哽咽地说，这几个月来俩女儿天天晚上都是哭喊着要妈妈睡着的。
节目一播出来立时就震惊了台湾社会。那两天电视里铺天盖地都是周丽和两个女儿的镜头，政论节目打出大大的标题“我们台湾还是一个有人权的地方吗？”，观众Call in进来几乎是一面倒地谴责政府执法不当，残酷剥夺新移民的人权；江律师和清泉找到的几位政坛人物──在野党民进党的立委和党内大老，也频频露面，强烈抨击执政的国民党枉顾民情、草菅人命等等。更有甚者，正好那几天有一个区域性的人权会议在台北召开，东南亚十几个国家的学者、社会活动人士集聚一堂。这些国家向来都是将台湾看着人权楷模，没想到居然还发生这样的事，当即就有好几位参加会议的代表站出来表示遗憾，并以退会表达抗议。台湾当局一时间闹了个灰头土脸，行政院副院长终于出来表态说，会尽速责成相关部门介入调查，假如是执法不当，就要坚决纠正错误等等。相关部门知道这次篓子捅大了，动作飞快地找到江律师和孙敏生，也顾不上追查录影带怎么来了，只讨论这事如何善后。江律师代表孙敏生提出很简单的三点要求：第一立即让周丽回台；第二撤销周丽非法打工的记录，发给居留证，因为她原来排队等居留配额的时间已到；第三退还罗永福曾云芳夫妇被迫缴纳的二十万罚金。相关部门大大松了口气，还好他们没有提出要公开道歉或是哪个负责官员下台等等，于是很快答复说，三点要求全部同意。
就这样周丽在被遣返七个月后，终于风风光光地回到台湾，见到她日思夜想的女儿和丈夫。那天几家人倾巢而出，浩浩荡荡地直奔桃园机场，周丽一出海关就向着亲人飞奔而来，先把俩女儿在怀里抱了个痛快、哭了个痛快，然后逐个地向这些生死之交的朋友致谢，最后走到公公婆婆面前，突然跪了下来，向俩位老人叩了三个响头。
这是这次事件中唯一因祸得福的结果──周丽和公婆尽释前怨、重修旧好。她刚被遣返的那两天，敏生住在医院里，云芳和永福帮他带着俩女儿，萧琳忧心忡忡地说，这也不是长远之计呀。显然周丽也很清楚这点，朋友帮忙只能帮到一时，长远还得靠家人。她回到杭州娘家，马上做了两件事情。一件是跟高雄的公婆打了个电话，痛哭流涕地为自己过去的不孝向俩老认错，诚恳地希望公婆看在儿子和孙女的面上原谅她，帮他们一家渡过难关。第二件事是当初敏生娶她时给了他们家十万人民币的聘金，周丽是独女，家境不错，父母后来又把那笔钱当嫁妆还给了她；她留个心眼儿没把钱带到台湾，而是在老家的银行存了个定存，算是自己的私房钱，也有为自己留条后路的意思；现在这笔钱加上利息已有十四万，她把它提领出来，全数寄给了公婆。就是这么无比柔软又无比坚强的两手，将敏生父母的心收服，俩老不仅多年来积聚在胸中的闷气一扫而光，而且对这个媳妇的感觉全然改观。当初他们不喜欢周丽，表面的原因是说她不懂事、不守规矩、不尊重老人等等，其实骨子里还是瞧不起周丽是大陆女孩，认定她是为了钱才嫁来台湾的。周丽出事后，他们本来也就是要来帮敏生的，毕竟儿子和孙女都是自己的亲骨肉，自家人不帮还能靠谁帮？至于说媳妇嘛，本来就是外人，何况还是个不听话、不受教的媳妇，他们心里大概巴不得她再也不要回来才好呢。现在当然完全不一样了，老俩口连夜收拾行装北上，到敏生家安顿下来后就马上来云芳家里接孙女。云芳很有心，殷勤地招待两位老人喝茶吃点心，拉着周丽婆婆的手坐下来，细细地将当初周丽怎么感戴敏生对她好，真心地要回报他、替他分担家计的前情往事说了出来。周丽婆婆本来就已经原谅了周丽，要来帮她顾家带女儿的，现在更是对周丽心怀感激，庆幸儿子找了这么个多情多义、既能同甘又能共苦的媳妇。
就这样周丽回到家中的当天晚上，婆婆拿出一个存折来给她，上面有六十多万新台币，就是当初她寄回来的那笔钱，婆婆现在又全数还给她，说是她现在可以工作了，这是给她的创业基金。周丽没多久果然就靠那笔钱开了一家兼营二手精品的服饰店，第一批货就是自己衣橱里那些名牌衣服和Gucci、LV包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