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琳是至到周丽事件后才意识到自己是多么幸运，而那些同是来自大陆的姐妹们在台湾遭受到了多么不公平、不人道的待遇。她在美国跟清泉结婚后申请绿卡、公民的过程，基本上就是交了申请材料后耐心等待的过程，时间长短另说，等待期间她没有觉得任何的不方便或是有被不公平对待的感觉。她可以照样上学、出国旅行，假如需要工作的话她就可以工作，也没有任何的规定将她的权益与有否生孩子绑在一起等等。而台湾这个亲美崇美、政治人物天天将美国式的民主人权挂在嘴上的社会，在如何对待大陆配偶的议题上，却倒退到了毫无人权的蒙昧时代。
台湾当局关于大陆配偶的相关政策，除了前面云芳和周丽都遭遇过的极不合理、极不人道的种种之外，还有下面一系列令人匪夷所思的规定：
大陆配偶在拿到台湾的身份证之前，若是台籍配偶死亡，该大陆配偶继承遗产不得超过200万新台币；若该大陆配偶与台籍配偶没有亲生孩子的，在合法居留到期之后，即得马上离开台湾。
大陆配偶若是在拿身份证之前与台籍配偶离婚，除非能提供台籍配偶家暴、遗弃等等的证明，否则孩子监护权肯定拿不到，而且还在很短时间内必须离台，以后是否能再见到孩子，全看离婚的台籍配偶是否开恩申请她来台探视。
大陆配偶的大陆高等学历既不被承认，他们在拿到身份证之前也不能在台湾的大学继续深造，也就是说无论是多高学历的大陆女孩嫁来台湾，在经过漫长的至少八年的等待拿到身份证之后，他们都只能以高中学历在台湾社会立足。
大陆配偶要在拿到台湾身份证之后四个月，才能享受所谓的“全民健保”，之前生病就得承担高额的医疗费用，连怀孕做产检都要比别人多交1500元新台币。
大陆配偶在拿身份证之前不能在台置产，除非是全数从大陆带来的资金。也就是说两口子在台湾贷款买房子，却只能登记在台籍配偶名下，大陆配偶是一点没份的。
大陆配偶无法加入工会，没有结社、组党的权利。
林林总总，不一而足，总之一句话，台湾当局对大陆配偶，完全就是看着为部分台湾男人传宗接代的生育机器，至于他们的人权么，那是个什么玩意儿？
萧琳在搞清楚这些状况以后，简直是出离愤怒了，一腔无名火全撒在清泉头上，“这就是号称华人社会民主旗帜的台湾？这就是你们吹嘘了半天的人权立国？”
清泉比萧琳还愤怒，他痛苦地说，“我可以理解政府对新移民、外籍配偶的人数加以限制，毕竟台湾这么小，不可能承受庞大的移民人口；但是既然打开了大门，人家合法地来了，怎么能够这么残忍地对待这些远嫁他乡的女儿呢？”
他不说还好，一说萧琳更是火大，“你还别说什么新移民、外籍配偶的，外籍配偶在台湾是二等公民，而大陆配偶是等而下之的三等、四等公民。你看看这些明目张胆的对于大陆配偶的歧视性政策。”
外籍配偶结婚后来台，根本没有什么一年只能待三个月、六个月之说，而且三年依亲居留、一年连续居留，总共四年即可取得身份证，即入籍。而大陆配偶要至少八年才能取得身份证，而且前六年时间还得半年、一年就要大陆、台湾两边飞来飞去。
外籍配偶抵台后十五天即可取得居留证，拥有完整工作权，不需要申请什么工作证，当然更没有非法打工的问题。而大陆配偶要至少八年才能拥有完整工作权，之前非法打工即遭遣返。
外籍配偶申请居留、定居免保证人，而大陆配偶申请居留、定居需保证人。
外籍配偶高等学历被承认，而大陆配偶高等学历不被承认。
外籍配偶入籍后即可担任11职等以下公职，12职等以上需等10年。而大陆配偶入籍后需等10年才能担任任何职等的公职。
外籍配偶被判处1年以上有期徒刑，且属故意犯罪者，才遭受废止居留许可的处分，而大陆配偶犯任何轻罪即可被遣送出境。
“这些政策岂止是歧视，简直是把大陆配偶当贼一样地防着嘛”，隔天在一家咖啡馆里，萧琳义愤填膺地对云芳和周丽这样说。经过了上次的救援活动，三家人现在走得更近了，尤其是三个女人，彼此都认作是娘家姐妹，隔三差五地就要找名目聚在一起，吃个小吃，喝个下午茶什么的。这天什么名目都没有，就是萧琳下午有个会临时取消了，她突然多出来两个小时的空闲时间，就打电话找云芳跟周丽，约好到那家咖啡馆见面。云芳本来在餐馆忙着准备晚饭，周丽在自家店里，但是有什么比姊妹相聚更要紧的事呢？两个人都是毫不犹豫地就答应了，云芳把事情交给店员，周丽索性提前关店，都相跟着到了咖啡馆来。
“我最近也一直在想这些事情”，云芳啜一口咖啡，悠悠地开口说道，“我来台湾的年头最长，将近十年了。头些年都是为生存在奋斗，起早贪黑的，开餐馆、挣钱、还贷款、攒养老金、攒孩子的教育基金，这些目标现在有的达到了，有的还在努力，但起码一家人的温饱是没有问题了。我有时就问自己，人生在世，除了挣个温饱，总还得再挣点啥吧？再一问，还想挣点什么呢？我最想挣的就是要过上真正体面的生活，不仅是我自己，还包括所有像咱们这样嫁来台湾的姐妹。比如说结婚就是要跟老公孩子在一起，被迫的两地分居就不是我想过的体面生活。再比如说我是师范毕业的，想当老师，就能去找个老师的工作，而不会被人以没有身份证或是学历不被认可等等有的没有的理由而拒绝。”
“还有不用担心发生什么事情就会被强制遣返出境”，周丽触动伤心事，说着说着又红了眼圈，“我现在还时不常地会做恶梦，两个女儿以前已经能自己睡觉了，自从我回来，晚上非得要抱着我才能入睡，还经常从睡梦中吓醒过来，哭着喊着找妈妈。这种生活，不论在哪里我想都不能称得上是真正体面的生活。”
萧琳说，“美国最伟大的总统之一，罗斯福总统，曾经对现代民主社会的人权概念下过定义，他说所谓人权，就是人民有言论自由、信仰自由、免于匮乏的自由以及免于恐惧的自由。按照这个标准来看，台湾社会在对待我们大陆配偶的人权问题上，完全还处于蛮荒时代。我们一定要做点什么事情来改变这种状态。”
那要做什么事、怎么做呢？姐妹三个一时又陷入茫然。还没等讨论出个头绪来呢，时间又到了，该去学校接孩子去了。云芳临走兴奋地说，“咱们今天算是开个头，回去都好好地想想，咱们能做点什么？我还是那句话，人一辈子除了挣个温饱，总还得挣点别的啥才算对得起自己吧。”
三个人里面萧琳书读得最多，又是学理工科出身的，有个长于逻辑思维的头脑。她就想既然是要做点什么跟大陆配偶身份有关的事，那就从了解这个群体在台湾社会的现状着手吧。随后几天她有空就跑图书馆、书店、上网，发现这方面的信息资料真是少之又少，可见这个议题在台海两岸受关注的程度都非常低，但是就从这些非常稀少的统计数字、新闻报道里，也可以点滴看出大陆新娘的处境堪忧。
自1987年台湾开放以来，随着越来越多的台湾民众到大陆探亲、旅游、经商、工作，两岸联姻的数目成级数增长。据大陆方面的统计，1988年在大陆登记的涉台婚姻有约100对，到1998年一年即达1万对，10年间长了100倍。台湾方面的统计，到1998年底截止，台湾的两岸配偶约有6万对，其中台籍一方90%属于社会弱势群体，不仅经济条件差、受教育程度低，有的还有身体残障和智障，而他们挑选的大陆新娘，则多数是年轻漂亮的女孩，有的还受过高等教育。这些婚姻打一开始两造双方的极度不平衡、不般配，便注定了失败的结局。比如说像贵娃这样的老荣民回乡娶亲的吧。想当年云芳和她娘因为不确定究竟是老的要续弦还是小的要娶媳妇而忧心忡忡，还真不是她们庸人自扰，有多少的老荣民离了婚、死了太太或是60、70岁了还从未娶过亲的，回乡一趟就带回来一个20来岁、如花似玉的女孩，甚至有80岁的老荣民娶18岁新娘的案例。这些老荣民在台湾，绝大多数都生活在社会最底层，虽然由于台湾当局优待荣民的一些福利政策，他们的基本生活、医疗等大多有保障，大部分人的温饱不成问题，但是像贵娃在家乡那样一掷千金的豪气，并因此而受到的礼遇与尊崇，却是这些老荣民一辈子都不曾享受过的。那种因为环境的转换而带来的突然而巨大的身份变化，是很容易让人昏了头脑的。据台媒的追踪报道，台湾宜兰县有9对这样的老夫少妻，已有3对离婚，2对正在打离婚官司，另有3对感情也亮起红灯，几乎可说是全军覆没。
还有更多年龄差距没有那么吓人的，却因为婚前接触时间短，互相了解少，对彼此的认知差距大，导致婚姻基础薄弱，婚后生活酿成悲剧。嘉义县37岁的蔡姓村民与28岁的广西莫姓女子，认识不到一个月就结婚，莫女来台后发现丈夫原来失业在家且贪杯如命，根本无法养家糊口，顿感受骗上当，但已为时晚矣。她只好偷偷到一家发廊打工，挣钱养家，回家来却见蔡男依旧是酒不离口，便郑重警告他要是再这样酗酒，不出去找工作，她就要和他同归于尽。但蔡男根本就是一个混混，哪里理会妻子的警告，结果有天俩人因故又起争执，怀孕三个月的莫女一气之下浇汽油自焚，造成一尸两命的惨剧。
1997年9、10间，连续发生三起悲剧。一名嫁到台湾才两年的大陆新娘，带着十一个月大的双胞胎，在新竹南寮渔港海边投海自杀。据说她老公对她很不好，一个月才给她五千块零用钱。一名住在中坜市的37岁大陆新娘，因与前夫发生争执，被连续砍杀六刀后死亡。还有一名38岁的大陆新娘，因为家庭失和而被婆家赶出家门，流落在宜兰街头。
在这些大大小小的婚姻困境、悲剧中，台湾当局对大陆配偶的种种不人道的歧视性政策，绝对是雪上加霜。别的不说，单说这个婚后六年要台海两岸飞来飞去、大陆配偶不能合法工作的恶法，就让多少原本就不富裕的家庭陷入举债维持基本生活的困顿之中，更不用说强大蛮横的国家机器人为造成的抛妻别子、骨肉离分。1998年，一名大陆新娘因为证实感染了爱滋病而被遣返大陆；另一名大陆新娘刘云香为了帮忙家计摆摊卖画，而被以非法打工强行遣返，留下因为生病不能工作的台湾老公一个人艰难度日。
最后的这个真实故事，更加坚定了萧琳要“做点什么”的决心。你看周丽和刘云香的情形非常相像，只是因为周丽运气好，结识了几个有良心、有热情的朋友，大家团结一心地做了点努力，结局就大为不同。萧琳在下次聚会时将她的这番研究心得向云芳和周丽做了汇报，俩人都大受启发，三个人讨论的结果是，人多力量大，一定要把有志于此的人召集起来，成立一个组织，才能为争取大陆配偶的权益努力。要成立一个组织，光是她们这些大陆配偶是不成的，萧琳对此也有研究，大陆配偶在台湾是没有组党、结社的自由的，还得把台籍的老公们拉下水。
“这绝对没有问题”，周丽兴奋地说，“我们家敏生自从遣返事件后，天天就琢磨着要怎么跟政府干仗呢，就是苦于对手太强大，咱们掰不过他们。组织起来是最好的办法，我现在就替敏生报个名，只要能够出了这口气，要他干啥都行。”
云芳看她说得好笑，逗她说，“你们过去是日子过得太好了不觉得，吃了亏才知道人间疾苦，我可是从踏上台湾这片土地的第一天起，就时时处处地吃着政府的苦头。不过话说回来，我最佩服、感激的是萧琳夫妻俩，我们是吃了苦头才要抗争，你们是真正的无私，因为你们并没有吃这些苦头，始终都是在为了别人的痛苦奔走。”
萧琳摇头说，“我跟你们并没有太大的区别，不能因为拿本美国护照就忘了自己从哪里来的。何况对别人的痛苦视而不见，说不好哪天痛苦就降临到自己头上来了呢，那时候再指望有别的人来帮自己，不就太晚了吗？”
过了没几天，三家人又聚在一起商量这事儿，果然孙敏生和罗永福两个人都是磨拳擦掌，但黄清泉却缺席没有来参加。萧琳解释说最近清泉都很忙，恐怕没有太多时间贡献出来，但他已表态大力支持，而且还说有钱出钱、有力出力，要是成立组织一定需要块固定的地盘，这场地的问题他来想办法解决。听这么一说才让大家都觉得这事不再是口头上说说而已，是真地要付诸行动了。于是就坐下来讨论个大概的分工，孙敏生负责跟政府机关打交道，看看要成立个组织又有哪些规章制度；萧琳负责宣传、文字方面的工作；云芳夫妇和周丽负责在全台湾召集发起人，因为台湾法律规定，要成立全台性质的社团，每个县市都必须有一位发起人。
清泉承包的场地问题很快得到落实。黄家在台北是大族，清泉父亲在举家移民美国之前在各处有好些房产，这些年都是清泉的三哥在管理，大部分都卖掉了，剩下的几处在出租。清泉去跟三哥商量，他三哥就说刚好有一间将近二十坪的店面，因为地处一条冷僻的小巷，很不容易租出去，已经闲置大半年了，既是清泉需要，就给他用好了。这可是解决了大问题，要知道在台北这个寸土寸金的都市，一间那样的店面一月租金起码上万，而云芳萧琳们完全是白手起家，不要说一月上万的租金，就是每次大家开会的便当钱，都是要自掏腰包的。大家伙都对清泉的慷慨感激不尽，只有萧琳知道他其实是因为歉疚才如此格外地想要有所补偿。他的歉疚一是觉得他们台湾人对不起这些远嫁来台的大陆女儿们，二是在这么重要的时刻他却不能出更多的力。
清泉最近在忙的事是他认为对整个台湾命运更为重要的事情。其时正是1999年年底，离2000年3月份的总统大选还有几个月时间。这是台湾史上第一次，有可能真正实现政党轮替；这也是清泉当初跟萧琳说的，台湾正在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而他不愿再做局外人，要回台湾来亲身参与的事情。国民党在1949年退守台湾之后，对台湾实行了将近三十年的戒严；1975年蒋介石去世，接班的蒋经国顺应潮流，渐进推动改革，于1987年7月宣布解除戒严，随后党禁、报禁等都相继解除；1988年蒋经国辞世，继任的李登辉持续推行蒋经国的民主化路线，于1992年终结“万年国会”，1996年第一次实施正副总统全民直选。那一次弱势的在野党──民进党没有能够打败国民党，政党轮替的梦想没能实现，在美国的清泉深为自己没有尽绵薄之力而愧疚，所以才发誓这一次再也不要错过了。他现在是民进党党外助选团台大教授分部的总干事，一天到晚忙得四脚朝天的，甚至还跟着民进党党主席林义雄先生去了一趟美国，向海外侨胞募集捐款。
萧琳对清泉的政治热情原本并不是十分理解。因为出生背景的缘故，她对政治向来不关心，中学时连共青团都没有入过，在大陆过了二十几年，从来没有投下过一张选票，好像也并没觉得有多大的欠缺；到美国后看那些政治人物整天为选票在台上口沫横飞，她更是一点感觉都没有，反正她也没有选举权；入美国籍后还没来得及培养出什么感觉呢，就跟着清泉回了台湾，又成了没有选举权的新移民。这辈子看来她是与政治无缘了。要不是认识了云芳和周丽，这个大陆配偶的遭遇问题又使她产生唇亡齿寒之感，她这辈子也不会想着要去组党结社什么的。她当然是希望清泉能全力地支持她，但清泉有他的梦想要去追逐，而结婚这么多年来萧琳一直信守着当初对他许下的承诺──不会要他为她放弃自己的生活──所以也只好任他去了。何况人家清泉为他们解决了场地问题，已经是功莫大焉了。
孙敏生的工作暂时还很闲，就把拾掇场馆的事接了下来，和周丽俩人一有空就往那间店面跑，打扫、简单的装潢、找人来装电话、水电等等，麻烦事也是一大堆，尤其是资金严重短缺，根本就是零。这事大家也已讨论过了，初步决议是先把钱的问题搁一边，反正最耗钱的场地问题已经解决，别的呢就谁办事谁掏钱，记好账以后再来一起算。 萧琳的宣传工作倒是不难，就是费时耗力。她制作了一批传单，上面罗列了台湾当局对于大陆配偶政策的种种不人道、不公平之处，以及与美国等先进国家移民政策的比较，说明了发起筹组社团的缘由，号召大陆配偶们踊跃报名参加，共襄盛举等等。然后有时间就叫上云芳、周丽以及几个和她关系比较亲密的学生，到入出境管理局、劳委会、海基会等几个大陆配偶经常出入地点的大门口去发放。
台北地区的工作进行起来比较容易，毕竟在自家门口，而且相对来讲北部民众思想比较开化一些。南部的情况孙敏生最熟悉，他从萧琳那里拿了一大叠传单，周末带着周丽和俩女儿回高雄去看父母，趁机跟爸妈宣讲了一番。自从遣返事件发生后，周丽跟公婆前嫌尽释，现在一家人关系融洽得不得了，几乎每个周末都要互相走动，过去从来不对外人明说自家儿媳妇是大陆人的公婆，现在见人就要提一句，“我那个大陆嫁过来的儿媳妇......”。当然他们对当局这么欺负他们的大陆儿媳妇早已心怀不满，于是满口答应要帮他们到高雄的境管局和海基会办事处去散发传单。另外还有罗家父子俩。他们因为卖菜已经卖了将近二十年，全台湾各地的菜农、菜贩都认识不少，那段时间见谁都塞给人家几张传单，拜托人家散发给认识的大陆配偶。
就这样忙活了几个月，萧琳制做的几万份传单都发放出去，每个县市至少一名的发起人终于找齐了，他们便在基本收拾齐整的新家里开了第一次发起人会议，并成立了筹备会，会上公推黄清泉、孙敏生、罗永福为筹委会召集人──这时民进党的陈水扁已当选总统，台湾实现第一次政党轮替，清泉的大事终于忙完──并由黄清泉负责草拟组织章程。然后清泉、敏生等人将申请书送交内政部审批，并多次与内政部就组织名称、章程等相关细节进行协商，最后终于于2000年5月挂牌成立“大陆配偶在台权益促进会”，票选出黄清泉、孙敏生、罗永福等五位常务理事，清泉为第一届理事长。私下里云芳萧琳周丽们，都喜欢把她们的组织称作娘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