傻桂英就不服气了，想了想，这死了的徐念东不就是个低保户吗，这是个反例，于是反驳道：“人家徐念东不就是个活生生的例子？他一个光棍，能有啥关系，也没听说过他的老爷姓毕，人家不照样吃上了低保？人家徐念东经常不是谝吗，说人家能说会道，一到了那里就被热情接待，二话没说，就把名额给了他”
“狗屁！他能说会道？说给鬼鬼都不信，说这话不怕老天爷笑话！嘿嘿，真是搬着腚上树，自己抽自己，说得天花乱坠，把老天爷说漏，狗肉包子上不了席！人家给他说跟媳妇，当着人家的面，跟着便秘似的，连个屁都放不出来，他还能说？傻娘抱个兔娃娃，人家不夸自己夸，谁不知道，自己说自己一百个好，不照人家说自己一个好，他能说？他能把旱蛤蟆说尿！吊死鬼提油钱，提得不凶闹得凶！”老刘一通说，把徐念东的老底揭开了。想当年，评选光棍委员会的主席，本该他当的，结果自己的故事不够好笑，败给了不用说本身就是个笑话的徐念东，想到这事儿，他就不平，他气徐念东，倒不是气他能说，正相反，是徐念东他不能说，不能说就不能说吧，结果人家本身就是个笑话，是个实干家，就恨这样的，啥也不用说，把好处都拿走了。他怨恨徐念东，而徐念东却浑然不觉，这更让他憋屈，像一拳头砸在了棉花上面。
“咋回事？老刘？你知道里面的蹊跷？我也怀疑徐念东就他这个怂样儿，头像个筐，脚像个夯，俩眼一瞪像个屎壳郎，能干成啥事儿？那到底是怎么弄到的，咱都稀罕不行，好歹一个月60块钱嘞不是？”傻桂英问道。
“许大吹，田大拉，加上东街刘大侃，赶不上西街徐念东能把那雪花说成棉花！”把鼻涕当粉条吃的老马，接过了话头。许大吹、田大拉、刘大侃都是他们当中能说会道的主儿，倒是一个徐念东，一般不说话，一说话就不着边际，东一锄头，西一耙子，能把死蛤蟆说活，老天爷说漏，让人不得不服。
“能咋样？还不是占人家徐华的光！徐念东像个黑窝窝，又黑又硬，他上辈子肯定是冤死的，冤种！村里给他开好了信，他拿着去民政局，人家都没人搭理他，排半天队，该着他了，他咕哝咕哝半天放出一个屁来，人家一看他不中，都刺达他。很明显别人都有人有关系，他一个膀子夹着一个头空着手去了，人家不给他办！说的话，啥以前跟民政局的哪个谁谁谁认识，有老交情，不着边！回来又去找村支书，村支书一听他就知道，他一没人，有没送礼，肯定没音儿，就让他去找徐华，没个会来事儿的人跟着哪里能行？”老刘说着，又点上一个烟，眯着眼，接着说：“人家徐华当年做买卖，也有得劲儿的人，让他三叔买了几十块钱的礼品给人家送过去，虽说徐华几年已经好几年不再做买卖了，但是人家下边就是大学生接班，现在人眼皮子又薄，几个大学生的老爹可得罪不得，谁不知道，前三十年看老子敬小子，后三十年看小子敬老子。一去，事儿立马就办成了。徐念东倒好，也不承人家徐华的情，对着外边的人就说，人家给民政局的局长认识，说人家好说话，啥的”
“那他真是跟民政局的局长认识？那咱几个不就有希望了？”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傻桂英像沾点光。
“放他娘的十八弯子拐弯儿的狗臭屁，他给人家认十八弯子的亲家去吧！人家咋会认识他，真认识的话，那咱还都是大猩猩的子孙后代嘞！有倒是有这样的一个笑话，咋回事儿呀？人家那个民政局的局长他爹老王是咱们村的，当年文革闹得凶的时候，时任咱县县长的老王被打到了，成天被逼的东躲西藏，实在无处可藏了，就想呀，藏牛逼里边去吧，那个地方安生，结果进去了，一看徐念东在里面扎着，就大吃一惊，说：‘呀！你咋在里面！’这本是一个笑话，谁想到徐念东竟然拿着这个说事儿，跟人家攀关系去了，怪不得人家不给他办。”老刘一气说完，恨恨地吸了一口烟，唾了一口浓痰粘在墙上，不一会儿就冻成了冰棍儿。
一伙子吃饱了闲得蛋疼的光棍儿，也不顾是啥地方，捧腹大笑。徐家请来的吹打手已经在街口摆开了场子，一张八角桌，四条长凳，简单的配唱乐器，看来是要准备唱两嗓子，听戏看戏，现在已经不时兴了，年轻人喜欢热闹，讨厌依依呀呀的老戏，就算是办丧事也得“喜葬”，后人把先人欢天喜地地送走。要不是徐念东有这个听戏的爱好，也有多余出来的钱，才不会白花这钱。已经是腊月二十八了，大后天就是大年初一，街上的路灯都亮起来了，晕黄的路灯光洒在雪地上，闪耀着亮晶晶的光亮。亮白的雪映着街道、房屋，让人有一种置身于清晨的错觉，人的脸也被雪映得分明，五官也像是冻得没有感觉一样，只是挂在脸上。一两声清响的咳嗽声，在白雪掩护的门户里传出，接着是脚搓干地的跺鞋声，那是好事者的窥探。
刚刚吃饭的热劲儿已经散去，人再次被冰冷的气团包裹，但是他们还是不愿意散去，回去又是一个人，一个家人也没有，家徒四壁，凑在一块儿还热闹，不那么冷清。别看现在过年外面开不出啥气氛，但是老百姓的家里倒是热闹，这年头，热闹和快乐都是自己的，和别人无关，欢声笑语很少能走出家门。傻桂英搓了搓露在外面的双手，那手干裂的不成样子，上面长着一层黑色的皴，放到嘴边哈了两口热气，然后揣上了袄袖子，挑起了话头： “咱们也不是没有种不是？嘿嘿！还不是一个俩的，估计好几个，还不是一个娘生出来的”傻桂英没有人可以指望，老是想方设法的找安慰。
“那个不靠谱”老和尚第一个否决。
“欸，你还真别说，保不准！现在咱跟人家认种去，说不准人家认嘞！想当年咱也是出过大力气，要不是咱们，南乡到现在都绝种了！”老刘一脸兴奋地憧憬道。
三四十年代，打完了日本干老蒋，没几天太平日子，老百姓最遭殃了，那时候征兵，共产党征完，国民党征，兵役服个没完没了。在平川店的南边的一个地方，正好是打仗的前线，后来都称那里为“南乡”，那里的壮劳力都充军去了，那个时候也是因为穷，想跟着军队讨口饭吃，这些壮劳力大都跟在军队的后头，前边打得正欢，后边他们就组成担架队，给人家抬死伤的人，也有不少也命丧战场，所以后来南乡几乎没了男人，十家里八家是寡妇，闺女也嫁不出去，这时候，要是有个外乡人，做买卖从这里经过，夜里在这里过夜，那可都成香饽饽了。一到了晚上，大街上的寡妇就像孤魂野鬼似的到处乱窜，她们拖拉着鞋，装作谁也不认识谁，匆匆赶往外乡人住宿的地方。一看到，那个屋子门外没有鞋子，就赶紧敲门进去，还把自己脚上的鞋放到门口，别的女人一看就知道这里已经有人了，便不再来打扰，以便顺利借种。就这样，在没有男人的情况下，村里的女人们都先先后后地有了身孕，她们对此也心知肚明，谁也不瞧不起谁，见了面，相互指着对方的大肚子或者正在吃奶的孩子，问，你那个是那里的种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