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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人问：“你到底是哪个系的？”
另一人做答：“我猜他是政治系的，要不就是新闻系的。”
对于他们的自问自答我付之一笑。如果他们是心理学系的，或许，会这样交谈。
问：“米扬为何如此高效地写稿？”
答：“因为他想在众多美丽的女孩子面前表现自己的文采以博得青睐。”
问：“也不用交得如此频繁啊？攒起来一次交就可，何苦一天两次？”
答：“呵呵，这你观察就不够仔细了，新闻稿子都是直接送到播音室里去哦。”
问：“那又怎样？”
……
我觉得不必回答了，此刻我就站在播音室里，和陆妹妹以及马妹妹聊天，播音尚未开始。她们现在称呼我“大鼻子”，因为本人鼻子其实是有些宽阔的，成龙、张学友也赶这个时髦。
“大鼻子，你再说些故事来听？太有趣了。”陆妹妹这般说。
“大鼻子哥哥，你会说荤段子吗？”马妹妹这般问。
我绞尽脑汁，为的是让她们播音前的时间不至于太无聊，这是多么高尚的企图啊。
实际上，在我送稿到播音室的时光中我把自己库存的所有笑话全都翻了出来，那些女孩子，不管是长得美的还是丑的，不管是胖的还是瘦的，一概通吃。播音部很快花枝乱颤，我也声名远扬。
很多人都记住编辑部里有一个传播欢乐和笑声的大鼻子哥哥。
也有后遗症。
回到家，出门购物经过闹市，一个完美的音质从杂货铺的大喇叭里传出：“所有箱包，一律30元！一律30元！”和我刚才在播音室里听到的几乎一样。我怀疑是听觉疲劳造成了过敏。
30
集体组织郊游一直是我们学生时代的最爱。记得小学时代，出去郊游的头一天晚上往往会伴随着彻夜难眠，大人会准备很多诸如甜点鸡蛋类的东西让我们背去吃。去到公园里，立马分成几支队伍。司令、将军“火线任职”，游戏的战斗就开始了，其乐融融。只有那个特定的时期，战争在孩子们的眼里是忘我的快乐的。
中学时代，有点儿明白战争是什么意思，于是，所有战事偃旗息鼓，取而代之的是探险活动，当然，也包括对女孩子的集体“戏弄”。一点点兴奋，一点点刺激，没有人愿意解释，是身体的什么部位在悄然地改变着。
大学时代又要迎来久违了的郊游。这一次是广播台组织的，时间是星期六，地点是植物园，可带家属。
我这跳跃的思维又要把时针回拨一个月，在这个月里，我的笑话攻势将播音部弄得天翻地覆、日月无光（瞧，我总是喜爱这些词）。那些毒气弹很快释放出巨大的威力，至少有两个妹妹中了毒。一个姓马，叫马苏南，国贸系；一个姓艾，叫艾可（以后我都称呼她可儿），中文系。
马苏南爱笑，一副大大咧咧的样子，没事就会转到我们编辑部，见到谁都会问：“哎，米扬在不在？”她是无聊得很，听我的笑话听上瘾了。如果想要，我可以永远讲给她听啊。可儿则不同，她是很沉静的那种类型。总是站在一旁，静静地看我演说，然后含蓄地小心翼翼地现出笑容，像是怕被旁人看见似的，当然，我觉察出她对我有点儿意思。从她注视我的眼神里能读得出来，况且，她也是我的笑话听众里出勤率最高的一个人。
去植物园的前天晚上我做了个梦。梦里呈现一个五光十色的大花园，小鸟，蜜蜂，都在里边飞舞，我撒了欢地奔跑，惬意无比，天空忽然混沌，暴风卷挟着沙石，瞬间把这美景吹蚀得无影无踪。醒来后我直纳闷，大脑是怎么工作的？硬是把好端端的梦境给糟蹋了，空留下残败的结局。
梦里风残毕竟没法影响我现实的心情。第二天一大早，我喝了一杯牛奶，把傻瓜相机塞进兜里，就出发了。
去到坐车的集结地。嚯！人一下子多出一倍！那些女孩子们的身边雨后春笋般冒出一堆“花肥”（他们就是来给花朵施肥浇水的），令我好生失望。不幸中的万幸是：马苏南和可儿身边都没有“花肥”。是约好的吗？
几个广播台的同仁马上填补了这份“肥缺”。不急，他们的实力我是了解的。他们是帮我占个座而已，关键时刻，还靠我来定夺。
差不多到点了，台长黎丹清点一下，足有65人！是广播台人数乘以二加一。这是个奇怪的数字，要知道至少有七八个女生没带“家属”，难道还有人带“家属团”吗？不管怎样，校园巴士承载着一群心情迥异、浮想联翩的年轻人上路了。
有一个问题让我焦心，到底哪一个把握大，是马苏南还是可儿？
车很快驶到了植物园。
该园位于市区的北郊，四面青山环抱，绿树成荫。车开入园，往外张望，小草叶挂着露珠，正在呼吸清晨霭霭的雾气，那些不知名的色彩丰艳的花儿，早已千姿百态地立着要迎接这新的一天了。一袭香气在园子里盈盈地笑着，舞着。
我们也欢喜地从车上下来，嬉闹，开着无伤大雅的玩笑。我走在马苏南的旁边，又兜售自己的那些过期故事。她还是“咯咯”地笑，仿佛永远都笑不累。
这次我对她说的是《治病的故事》：
有个人得了一种怪病，老认为自己是一只老鼠，后来就去医院看医生，医生费尽心思，终于把他的病给治好了，医生说出去试试，刚出医院迎面就来了一只猫，那人哆嗦了一下，医生奇怪了，说你不是已经知道自己不是老鼠了吗？病人很无奈，说我当然知道了，可是猫它知道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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